发布时间：2023-05-29 16: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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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1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应致力于探讨图书馆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这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与分化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指出当前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图书馆哲学研究是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存在具有哲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精神是什么，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的知识观、学习观、价值观、人文观、科学观、管理观和发展观等问题。这类问题与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与图书馆人的前途和命运都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去探究和解决，因此我们选题为图书馆哲学的问题研究。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在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在我国图书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抽象概括，理解图书馆哲学概念及其内涵、明确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组织体系结构、把握相互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合理逻辑论证，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
2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2．1问题研究的特征
问题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图书馆哲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产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动力。问题是新知识的生长点，科学理论始于问题研究，其发展和完善在于不断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从未知达到已知，又从已知向往未知，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创新，从而获得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
问题研究具有导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它似触角伸向研究领域各个方面，探寻前进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扩展研究的范围，进行有序性、相关性和连贯性的研究活动，具有导向和系统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的进程是从一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导出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展现出问题的问题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系统。
问题研究具有建构性特征。它把研究对象、经验事实、理论观念、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等各种要素进行协调组织，把理论与实践、思维与经验、认识与发展等各种关系进行相互联结，在问题研究中发挥具有组织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项主动建构的认知活动。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对问题进行研究，采取观察判断、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反思评价、综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维方法，获得新的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实现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2问题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设计程序为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等四个阶段，形成组织有序性、连贯协调性、互动促进性、整体优化性的运行机制，具有阶段性、周期性和循环优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通过有目标地观察图书馆的现象，发现和提出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进行解析性思维，确立研究的主题，明确其核心概念。假说生成：根据科学原理和已知理论对问题的论题，进行假定性说明。开展理论陈述和逻辑推理活动，经过由抽象到具体、模糊到清晰、高层向低层进行分解、扩展和转化的过程，产生新的观念、理论和模型，是一项富有建构性的思维活动。检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生成的假说进行科学实践的检验和逻辑分析的验证过程。这需要搜集证据材料，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获取分析结果，正确和准确地表述生成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形成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结论，达到假说生成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完整性。应用发展：经过验证的假说，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断提高，上升为科学理论。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并且在应用中发展，以提高理论的高度、广度、精度和系统度，发挥建构和完善科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达到问题研究设定的目标。
3 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3．1本体论问题
图书馆哲学本体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属于认识论范畴，这是关系到图书馆哲学命题自身成立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图书馆哲学产生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关系作用。图书馆哲学生成是这两种需要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及其研究内容等问题，是解决本体论根本问题的有效的途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图书馆哲学思想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反映，经过认识的飞跃、理论化、抽象化和系统化而逐步形成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我国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联系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中，寻找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源头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清其思想观念，发挥其时代价值，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同时，哲学也需要各具体学科提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并且给予指导和关怀，出现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部门哲学学科群，这是哲学和具体学科互动发展、共同需要的结果。图书馆哲学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同属一类，都是哲学的部门哲学，具有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是各自具体学科及其含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在科学体系的层次上，它们都低于哲学层次而高于各自具体学科的层次。在学科功能上，它们对各自的学科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发挥特有的应用性功能作用，并在应用中自我发展和完善，同时为哲学母体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图书馆哲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动促进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3．2价值论问题
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物质价值、图书馆精神价值和图书馆人的价值关系作用的问题，它属于价值评价范畴。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满意程度是评价图书馆价值的标准。图书馆价值论是图书馆物质、精神和图书馆人的价值转化及其图书馆整体价值生成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图书馆人指具有图书馆相关的知识、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从事图书馆实践和科学认知活动的主体。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研究中，发挥着图书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转化和促进的中介作用，其价值具有潜在性特征，体现在开发组织文献知识和促进文献知识利用，转化为现实的个人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中。同时，树立图书馆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的取向，体现个体与群体、图书馆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图书馆物质、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相互关系作用的协调统一，形成图书馆价值转化运行机制，产生和提高图书馆整体的价值性，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3．3发展论问题
图书馆发展论是关于图书馆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发展论是根据图书馆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状况，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和思考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图书馆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图书馆发展论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观是图书馆发展论的重要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图书馆发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创新观念、明确目标，制定策略，逐步认识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和正确方向，逐步建立图书馆发展的科学理论。
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图书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图书馆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动力。图书馆发展要符合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时代精神，保持健康发展的状态，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图书馆发展趋势表现在图书馆文献以藏为主的“书本主义”向以用为主的“人本主义”观念发展，局部范围开放向社会全面开放发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协调化、资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务平等化、管理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应用化的方向发展。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知识与载体形态发展变化的关系问题，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的关系问题，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图书馆发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树立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做好可持续发展策略准备，以保证图书馆进入最佳的发展状态。
4 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4．1理论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标、性质、特征和内容，对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等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哲学原理、历史唯物观和科学发展观，论证图书馆哲学命题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明确了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观念和理论，采取“抽想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展现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应用型中文专业 美学课程 实践性教学 改革
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开设相关中文专业课程，如何发挥学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其课程的建设和改革都成为教育工作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也要适应应用型本科高校中文专业的办学特点，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与创新性人才。这就要求学生在接受专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主动地观察和获取知识及独立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教师来说，在教学过程中要训练和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动手能力，突出“应用性”。这些都要求美学课程在实践性上做出调整与改革，从而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美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产、生活条件、环境生态及精神文化产品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其审美活动及审美趣味也日益呈现出开放化、多元化的趋势。对于美学课程而言，其实践教学的提出与现实生活及美学学科发展的趋势相符合。美学研究由传统的哲学美学向实用美学和与多学科交叉的多元化转变，为美学的实践教学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如旅游美学、科技美学、生态美学等交叉学科都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性。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相关实践应用知识，方能体现美学学科发展的新走向。
美学课的教学方法与过程也同样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张玉能教授的“反思—实践式教学模式”要求对美学的主要理论问题能够结合审美对象包括艺术作品的实践过程进行内在的体验和深入的思考。从而在“问题—反思—运用—解决问题—理解原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实践应用的能力和水平。[1]而英国波兰尼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概念为美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 他认为，明确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是指那些通常意义上可以运用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来表达的知识；而默会知识则是指那些平时我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又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为的知识。默会知识需要各个人在自己参与的相关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取。[2]在美学课的教学过程中，对于许多“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审美体验只有通过亲身参与才能获得。
二、美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的具体办法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体现在课前预习，课堂教学，以及课外实践等主要的教学阶段中，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性，从而提高他们的实践应用能力，最终改善教学效果。
1.预习阶段
在每次上课前，教师可先布置一定的预习内容来体现实践性教学。如要求学生阅读欣赏与讲授内容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使他们在阅读实践中发现美、体验美、欣赏美。重视学生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和欣赏获得的原初感受。在上课时，可以让他们来谈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教师可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评价，这些都可以锻炼学生独立分析作品的能力。
另外关于一些理论问题，例如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也可以要求学生在上课前搜集、查阅关于“美是什么”的专家观点，并适当地做出自己的评价。这些做法不仅可以锻炼学生在文献搜集和研读方面的初步科研能力，而且能够让学生针对某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分析评价它们的合理性和片面性。
上课之前还可以适当布置一定的写作任务，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课堂上再进行交流讨论。比如关于形式美的主要规律问题，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审美体验和阅读经验做好整理总结，课上相互之间讨论、比较，看看自己有哪些独到的看法，又有哪些地方忽略了。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把自己的审美感受体验与别人的及教学大纲上知识点进行比较、印证，拓宽了思路，也锻炼了动手的能力。实践性教学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学生在做中学的良好学习习惯。
2.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考虑到美学课程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结合生活现象和实际问题来进行分析和思考，不空谈理论。譬如在学习“现实美”这一章节的时候，教师可以结合“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题争论，并联系当下社会中人们对衣食住行等方面普遍地提高质量和审美的要求来展开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快地把课堂学习和自己的平常生活结合起来。课堂内容中也补充了大量新鲜、生动的现实材料，不仅使学生有了较高的学习热情，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还可引导学生的审美趣味，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再如在讲授艺术门类的美学特征时，可让学生观看欣赏相关艺术作品的图片、音频、视频资料，并总结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课上可以组织讨论，从而锻炼学生的欣赏能力和语言的表达能力。
课堂教学中还需要考虑到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美学中关于审美趣味、审美风尚、民俗风情这些问题的研究就离不开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史、风俗史的研究成果。教学过程中要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理论吸收、应用到美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来。比如经验描述和心理分析的方法、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语言学和文化学的方法等，与此同时，还可将美学理论、知识，研究分析的方法等应用到其他学科中，以“美学的思维”来审视、思考其他学科的建设。如近几年新兴的一些应用美学学科，如生态美学、身体美学、技术美学等分支学科，都是美学实践性特点的具体体现。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上，学校针对不同的专业开设美学交叉课程，例如，针对广告专业可以开设广告美学或媒介美学，针对秘书专业开设秘书美学等交叉课程，这些都可以使美学课程的教学和专业人才的培养较好地结合起来。
美学课程的教学还通过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来改善教学效果。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直观、生动的图片与声音信息和各种视频片段，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的气氛，能够让学生在一个比较鲜活的情境氛围中领会掌握相关的教学内容。另外教师还在学校的相关网站上开设了基于网络进行教学的平台。教学网站上建立了内容丰富的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的大纲、翔实的授课教案和课件，以及本课程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参考选题，等等。教学当中涉及的各种参考资料，如各类别的艺术作品、相关学科的研究论著，网站上都提供了完整的资料或者链接的网址，学生可以通过这些网络资源查找资料。还提供了网络平台给学生自由讨论、发表意见，完成作业，帮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过程中来，实践应用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3.课后阶段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在课后阶段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深化，开展一定的课外审美实践活动尤为必要。可以安排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户外审美教育活动，如欣赏一些自然风景或人文景观，或对公共环境艺术、建筑雕塑或广告设计等进行分析和评价；引导学生关注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对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当中涉及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和讨论；还可以指导组织各种学生社团活动，如美学名著读书会、影视鉴赏沙龙、书画艺术协会、音乐协会、旅游美学协会、科技美学协会等；组织学生参观艺术展、博物馆，指导美学科研活动，邀请美学专家前来讲学等。这些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知识，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对诸如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态美学等一些学术研究前沿问题的理解也变得容易，美学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也愈加显著。
关于美学课程考查方式，教师也可以灵活多变，比如读书笔记、艺术评论、调研报告及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等采用多种形式来训练学生的观察研究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这些做法也是服务于应用型中文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特色和优势。
由此可见，美学课程中实践性教学的改革与落实体现于整个美学教学过程的过程当中。把预习、课堂、课后三者配合起来；把课堂内的审美实践活动和课堂外的审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把课程教学资源、实践活动资源乃至自然和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方能建构具有特色的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系统，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适应了应用型高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但也不能忽视美学课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人格塑造和培养方面的积极意义。美学课程在提高学生的诸项能力的同时，还引导学生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仅是知识丰富的人，更应是道德高尚的人，富有审美情趣和创新能力的人。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也曾说：“精神科学是随着教化一起产生的。”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化，如何在纷繁的社会现象中，坚守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就更加离不开审美的教育，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审美观。
所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注重对受教者进行能力的训练，而且注重人文素养的熏陶，尤其是素养提升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就需要将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与高校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的方向相一致。其改革的方向是形成学科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内容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和工作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使其应用能力和人文素养都能够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张玉能.“反思—实践”式美学教学模式初探》[J].文学教育（上），2007.12.
论文摘要:亚里斯多德在伦理哲学方面全面地概括了整个希腊时期科技伦理思想，肯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正确内容。他以自身科学的智德尺度，考察了众多科技领域，初步形成了他科技伦理的思想体系，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体系化的第一人。
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集大成者，在人类哲学和科学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成效卓著地研究了范围宽广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在伦理学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伦理思想在古希腊及整个西方伦理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最高阶段，也是整个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在科技伦理方面，他全面地概括了整个希腊时期科技伦理思想，肯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伦理的正确内容。他以自身科学的智德尺度，考察了众多科技领域，初步形成了他科技伦理的思想体系，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体系化的第一人。
一、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探索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是科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自古备受学者的讨论与争议。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和道德浑然一体。古希腊伦理学家则在很大程度上把道德问题的解决寄托给了知识:从道德的本原到道德内容和标准，从道德行为到道德修养的途径，无不贯穿着知识论倾向。最早从具体的科学知识中探求道德来源的是毕达哥拉斯，他认为道德源于数，是由数决定的，人们掌握了数学，也就有了道德。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认为科学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都是知识，人只要获得了善的本质的智慧，便获得了美德，也即是说，知识不仅是德行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它的充分条件。这表现为任何行为只有受德性知识指导，才可能是善的，如果不受德性知识指导便不可能为善，而且只要具备了有关道德的知识，人们就必然会做善的事情，真正有知的人必然会择善去恶。他强调道德与知识的统一，以真作为善的基础和前提，使德行与知识相一致。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善的理念统治着可知世界，灵魂的回忆即知识，这种知识即善德。人们只要通过回忆的方法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埋没、被忘却的知识，包括道德知识在内。公正、善良、正义等这些美德、知识在人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以后通过回忆就可以获得。从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出发，他在肯定知识就是善德的同时，把人的道德品质看成是天赋的。
亚里斯多德进一步研究了科学知识与美德形成的关系，指出了这些理论在肯定知识对于美德形成的意义和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理论缺陷，即它不能回答为什么有的知者并无善行，有些道德完善者并无多少知识、智慧。对于前辈的这个理论缺陷，他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态度出发，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知识”只是对善行的认识理解，还不是善行活动本身，还要加上行善的道德意志，人的善行既需要道德认识，更需要意志情感对人的行为的催化，使人达到知与行相统一的道德境界。美德的形成固然同掌握知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训练与实践而形成。这种关系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知识十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训练)二美德。它科学地阐述了道德与知识的辩证关系，表明道德是知情意行的统一。
亚里斯多德认为:“德性也要按照对灵魂的区分加以规定，其中一大类是理智的德性，另一大类是伦理的德性。智慧、理解以及明智都是理智德性，而大度与节制则是伦理德性。也就是说，人的美德是由智慧理解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两方面构成的，因而仅有知识是不够的，美德的形成还要依靠道德习惯。同时，伦理德性的形成与理智德性的形成也有不同的原因和方法，“理智德性大多数是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而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因此他指出:“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生成，也非反乎本性生成，自然给了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成熟则通过习惯而得以完成。”“我们必须先进行有关德性的现实活动，才能获得德性。所以，“道德习惯对于人的美德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另一方面，亚里斯多德也强调理智德性的作用，认为美德应该是知识和道德意志的结合，即理性认识加上自觉择定的道德行为。他举例说:“一个人做公正的事情，但如果不是通过他的明智选择，而是出于非自愿或无知或别有用心等，那么它仍然不是公正的。因此，“只有合乎明智，这种品质才是德性。明智是关于行动的正确原理，没有明智就不存在主要的善。知识明智犹如一副强壮躯体之视力，公正，勇敢，节制等这些生而具有的品质，如若没有理智引导，这些品质会成为有害的”。当然，与苏格拉底不同，亚里斯德在肯定知识明智对于德性之作用时，将知识明智作为德性所依循的原理，作为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将它作为德性本身。他指出:“苏格拉底的探索，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在他认为全部德性都是明智时，他是错误的，在他说德性离不开明智时，他就是完全正确的。”“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原理(因为全部德性都是知识)，而在我们看来德性伴随着原理。亚里斯多德关于无知识便不能构成主要道德，同时无道德选择和习惯训练也不能存在明智的思想，科学地阐述了道德与知识的辩证关系，为今天人们研究科技伦思想提供了最重要的思维依据和价值指南。
二、一切科学技术以善为目标
亚里斯多德认为，善是科学技术所追求的目标。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他指出:“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应以某种善为目标。”在此，他提出了一切科学技术以善为目标的科技道德原则。他所指的以善为目标的行为并不仅限于科学技术，还包括“一切实践和选择”都是以“某种善”(具体善)为目标。亚里斯多德对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他在善的问题上与柏拉图不同的看法。柏拉图强调，在一切具体事物和行为活动之上，存在一种作为终极原因和目的的“善”的理念，即至善，它是唯一真实的;否认物质生活幸福的道德意义，认为人们要达到幸福，就必须摒弃一切和现实生活的要求，去追求至善。这种善理念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亚里斯多德反对柏拉图的这种“善理念论”，提出了现实主义幸福论，他从现实的实际生活出发，主张一切具体的行动和职业活动，都是在追求某种目的，不能说只有一个善、所有的事物和行为活动只追求一个善。“至善”是我们作为目的本身而追求的一种目的。“如果在人的目的系列中存在着因自身的原因而被当作目的，人们追求它不再为着获得别的任何目的，并且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它，就一定存在着某种最高的善，这种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它必定是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并且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德行的活动达到的。人生的目的固然是追求“至善”，但这个“至善”不是抽象的、神秘的理念，而是现实的幸福，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理念世界里，而是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因此，在这里，“一切科学技术以善为目标”的思想表明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必须以实现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取向。它必然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对社会有价值的行为”。亚里斯多德指出:“实践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目的是船舶，战术目的是取胜，理财目的是致富，建筑术的目的是造房屋等。”这是由人们的多种多样的需求以及科技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决定的。而一切行为实践活动最终是为了达到“至善”即人类的幸福。他说:“行为的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这些各具不同目标的科技或实践活动，可区分为主导性目的与从属性目的。他认为:“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的目的，对从属的技术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目的。”而对于人们在科技活动中派生的该活动之外的其他目的，他认为因其远离科学本身主旨，“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技术活动的目的不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它们善的差别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善(即人的幸福)。他说:“如若在所有行为中存在着某一目的，它就是实践所要达到的善，如若有多种目的，那么这个善也就是它们的总和。”“亚里斯多德关于一切科技以善为目标的思想，揭示了科技的价值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人类史上的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学因此成为高尚的知识，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是高尚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们以揭示科学普遍规律为自己的目标和福社，把它作为人生不朽的精神价值来追求。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高尚活动之源泉的德性和理智不在权势之中”，而应在于“一生勤勤恳恳，含辛茹苦以终”的科学活动中。
三、科技“中道”论
“中道”是亚里斯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中道”作为他所崇尚的至善境界，同时也是他哲学的方法论，反映在其科技伦理观中，表现为适当地把握科学技术的“度”，以求达准确而适当的科技规律性。他认为，对于科技活动的“事实”来说，“中间就是真实的”，故而可以说，中道就是真实。“中道或中间既然是真实的，那它就应成为衡量科学成果的标准。”他指出:“人们对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太短。这就是说，过度和不及都是优美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如果每一种技艺或科学都注意于中道，并且使其工作达到中道的标准，那么他们一定会使它们的功能发挥很好。在此，“中”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表现为物质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和本质属性，“中道”作为符合事物存在及发展的规律，不仅是指导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指导人们德性修养和实践的有效途径。而且他指出:“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这种理性属于道德理性，它是通过理性涵养而使情感、意志、欲望都能体现理性的普遍性，使情感达到恰好，行为达到适宜，实现“中道”。对于科技活动而言，以“中道”为标准工作，意味着在自然操作和德性品行两个方面都达到“中道”，即德性，这就要求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服从理性或原理即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要服从伦理德性的规范约束，使之成为道德伦理的实践活动，实现善的目标。否则，过度和不及都会引起美德向恶行的转化。科学家的行为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使情感和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达到道德上的至善。此外，亚里斯多德把最高至善的“中道”境界，又视作科学家们的大度风格。他说:“恢宏大度的人便是这样，不及于此的人就不免卑躬过度，而有过于此的人则不免浮华不实。只有“不随便赞美”，“不说长道短”，“宁愿要美好但无利可图”，“徐行缓步”，“语调深沉以及谈吐平稳”，才是格守中道的表现。
四、科技工作者的道德修养
关于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修养，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以下几点。
首先，以求实作为科学原则。他提倡在科技活动中要做一个真实可敬的人，“像这样一个人，被认为是个正直的人，一个爱真理的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是求实的，而在差距悬殊的事务中就更为求实了。他唾弃虚假，不但因为它是可耻的，而且还唾弃他本身。这样的人是可称赞的”。他认为:“吹嘘和求实是相对立的，这是种坏品质。这种求实原则，体现在科技活动中，即科技求真，必须实事求是，摈弃虚假和追求科技的有用性。从求实的原则出发，亚里斯多德指出“寻求真理乃是一切理智的功能”，而“只有有所为的理智才是实践性的”，“一切创制活动都是为了某种目的的活动”。亚里斯多德认为，一切科学技术不是先有而后用，相反，是先用而后有的，是在有用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丰富的。他主张科技的有用性。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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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提出的文艺美学观点在多部论着中都有涉及，突出地体现在《诗学》，也散见于《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论着之中。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成为文艺理论研究“集前人之大成，奠后世之基石”的永恒丰碑。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 “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1]
亚里斯多德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发人深省的理论内涵，更是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亚里斯多德都是一部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失去风采的“经典文献”.反观两千多年来的学术历程，相关亚里斯多德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欣慰、值得骄傲，但所取得的经验更值得总结。概而论之，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逻辑学、美学以及文学等视角对其理论内涵进行分门别类的剖析阐释、赋予其理论以当代价值，其中也不乏有将对象聚焦于亚里斯多德文艺理论的研究。
即便这样，将焦点投向《诗学》文本，在我国可查的相关《诗学》文本研究着作在大陆有蓝天的译本( 1953 年) 、罗念生译本( 1962年) 、苗力田主编的《亚里斯多德全集》( 1990 年) 、陈中梅译本( 1998 年) 、王士仪的《论亚里斯多德〈创作学〉》( 2000 年) 、李平的《神祗时代的诗学》( 2004)等，在我国台湾地区以姚一苇的《诗学笺注》( 1993年) 最具代表。在国外，尤以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极具影响。翻译入我国的还有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年) 、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 等。此外截取“摹仿”、“美学观”、“悲剧观”、“诗学观”等关键词展开论述来揭示其理论内涵、影响以及进行国内外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的成果比比皆是，诸多西方美学史着作以及大量的研究论文之中都有所体现，不再赘述。
显然，这些都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范围，也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可资借鉴的观点。但是，对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问题却鲜有人问津。
笔者考虑到当时古希腊人各类文学艺术形态“互不分开、联为一体”的实际状况，认为亚里斯多德相关文艺美学的论述已经建构起早期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学科理论形态。故而文章从现代文艺美学学科观念的视角切入来审视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旨在全面地考察和客观地分析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理论内核，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其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为当下文艺美学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其人其事
亚里斯多德( Aristotélēs,公元前 384 年 - 前 322年) ,古希腊斯塔基拉人。古希腊着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弟子; 着名军事家、政治家，古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人、古希腊文明时期科学文化知识的集大成者，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作为哲学家，他宣称哲学是“研究真实宇宙原因的科学”,主张把哲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以及创造的科学，创立了哲学的重要分支---形式逻辑。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 作为科学家，其研究包罗万象，几乎涉猎古希腊所有学科，诸如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等。
并在许多研究领域留下了堪称经典的学术着作，如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的《政治学》、西方文学艺术理论的集大成论着《诗学》，自然哲学的代表作《物理学》《气象学》《论天》等。最早论证地球是球形，最早分析了社会、自然、思维与价值的多种形式，在科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不仅为后来的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也把古希腊好学深思的精神推向了发展的顶峰。作为教育家，他创办了吕克昂学校，建立了“逍遥学派”.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大源泉。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以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 马其顿国王) 最具代表。
在美学研究方面，与其说他是“美学的集大成者”,还不如说他是“文艺美学的始祖”.他着有西方文艺美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诗学》，也在《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作品中涉及文艺美学的诸多探讨。尽管从标题上看他的着作主要讨论的是具体的学科，具体内容如史诗、戏剧、音乐等具体的艺术门类，但他所提出的“命题”的意义却不仅限于具体艺术门类，他的基本观念具有更为宽泛的文艺理论内涵与价值。这与当时古希腊人认为“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是互不分开的，他们借助音乐和舞蹈联成一个整体”的观点相印证。[2]
亚里斯多德探讨这一“整体”的美学思考在当代学科视域中被称为文艺美学。而亚里斯多德的论述所“隐喻”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建构的理论体系，不仅统摄着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成为世界文艺领域研究的“法典”和“权威”.他的文艺美学研究“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3].马克思曾盛赞他是“伟大的研究家”[4],恩格斯也把他视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5].
二、思想基础
诚如恩格斯所言：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6]
一般，亚里斯多德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和那个时代历史、文化碰撞磨合的产物，是那个社会思想冲击与荡涤的结果，其文艺美学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继承前辈哲人之基础上凝练、创新的结晶。我们认为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基础不外乎如下四个方面。
从文化背景论，古希腊文明位于世界最为古老的四大文明之列，古希腊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繁盛，不论是建筑、绘画、雕塑，还是音乐、诗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其是在喜剧和悲剧上的成就更加卓越。以至于德国古典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形容。马克思也说： “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7]
博大的古希腊艺术，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8].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从理论渊源看，它批判地继承于前辈哲人; 亚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腊文学艺术由繁盛趋于衰落的关键点上，它是前辈古希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不论是早期从自然科学视角解读美学问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以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还是主张从社会科学角度去看待美学问题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的观点都能在亚氏的作品中找到影响因子。
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关于“美的客观基础”的言说，《诗学》第四章论述“文艺的心理根源”以及“文艺的社会功能”时就援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 “和谐论”.从思想来源说，他作为柏拉图的高徒，所受影响极大，其理论思想直接来源于柏拉图。“他继承了柏拉图的学说，又批判了他的学说，从历史上看，他批判和发展的部分比继承的部分更重要。”[9]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一章中论述文艺的本质在于“摹仿”时对柏拉图“理式论”的批判，赋予了“摹仿说”以滑动的表征; 再者，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文艺接受的心理效应问题上，抛弃了柏拉图“情感影响正常理智”的观点，分析了情感的后续效果，看到了文艺的“净化”功能。从研究方法说，他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统一起来认识问题，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同时主张运用其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如从生物学中借用“有机整体”概念来论诗与其他艺术的创作，提出“完整整一观”.从历史学中引来艺术起源与发展的观点，指出艺术起源于真实世界的摹仿。是他“用科学的方法替希腊文艺的辉煌成就作了精要的分析和扼要的总结，因而写成了两部有科学系统的有关美学思想的专着： 《诗学》和《修辞学》。”[10]
但是，对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完整的理论把握又不能局限于《诗学》和《修辞学》本身，而必须与亚里斯多德涉1论》以及《政治学》等建立起有机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解读他所建构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与理论内核。
三、思想内核
亚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腊文明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运用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 见《工具论》) 、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融入他个人的伦理观念和生命体验去解决文艺本源、文艺创作、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传播与文艺批评等问题，初步建构起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
( 一) 文艺本源思想关于文艺的本源与发生，亚里斯多德在《诗学》开篇明确指出，在研究诗的种类、功能、成分、结构之前，首先要阐明关于诗的本性的首要原理，即 “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郎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模仿。”[11]
“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学说，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独特创建，更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但却是理解亚里斯多德文艺本源观的核心概念。亚里斯多德正是以对当时这个在古希腊艺术理论界颇有影响的“摹仿说”的批评为其逻辑起点来建构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他生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人都曾有过“艺术起源于摹仿”的说法，只是未能形成系统的学说而已。德漠克利特就说过： “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 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12]
柏拉图也说： “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13]
显然，柏拉图也承认艺术是一种摹仿，但他竭力攻击这种对于物质感性世界的摹仿，认为艺术的摹仿是“镜子的镜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否认这种摹仿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摹仿艺术自身。从表象来看，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仍然是传统的延续，但实质上他赋予了“摹仿说”以新的阐释而具有了 “滑动”的深刻意义。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现实世界就是具有多维意义的真实存在; 诗摹仿真实存在的人的行动，在作品中创制的形象就是艺术的真实存在; “摹仿”不只是外在形象的再现，更是能动的反映人的本性与活动，显示人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的真实存在。并且，“摹仿”既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求知活动，它以形象的方式去探寻真理，形成关于人的创制知识; 艺术的“摹仿”并非只受感觉与欲望驱使，它也凭借“实践智慧”洞察人生，感悟艺术的灵魂，把握生命的真谛。因此，摹仿的艺术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首先，亚里斯多德论述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作为艺术门类划分的标准，实质上阐明了艺术对人的外在活动和内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人与艺术互为本体; 艺术以创制性的形象真实反映人的生活，艺术美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其次，从具体文艺体裁出发论证模仿艺术的本质规律。《诗学》第四章阐述了诗歌起源的两个原因，其一是人天生具有摹仿的本能，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 其二是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获得满足、体验到。二者皆本源于人类“摹仿”的天性。这种论证方法，就是主张从人类心理根源上去探寻模仿艺术的存在依据 ---“本能”与“”.
再次，亚里斯多德在其着作《气象学》中谈到艺术模仿自然时说，艺术是对自然本能的帮助和补救，但不能代替自然。而《诗学》认为摹仿的对象是真实世界中 “行动的人”( 是性格、情绪和动作的综合) ,这种由自然转向人生的巨大进步，使其文艺理论中灌注着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艺术对人生是一种完满、增补或矫形。
最后，亚氏认为诗人的职能不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描述处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发生的事，表现某种“类型”的人和事。可见，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观”指的是根据对现实生活的感性体验，通过创造性的想象，诉诸于典型化、形象化的概括方式来再现生活、创造生活，而不是机械、被动地照搬生活现象。
( 二) 文艺真实思想亚里斯多德以自身对文艺本源---摹仿观的论证为逻辑起点，详尽地说明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提出文艺真实观。
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的真实在于合乎情理的可信性，《诗学》第二十四章论道： “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编组故事不应用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有了……也要用别的技巧加以美化，使事情听得过去。”
[11]( P. 170)在这里，亚里斯多德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艺术真实观，使生活中不近情理的得合乎情理从而使人信以为真。一方面，主张艺术真实以生活真实为根据、为源泉。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艺术的虚构成分。他接着说： “诗的真不同于政治科学的真及其他技艺的真。”指出艺术的真实有别于其他科学的真实，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特殊规律。又指出艺术的真实性，比现实更真实。《诗学》第九章说：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11]( P. 81)这里亚里斯多德拿诗和历史的比较作了清楚的说明。《修辞学》第七节也说：“当你把描写得就像人们所做的那样，这一事实，就会使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你是信任得过的。因此，不管你所说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他们都会把它当成真的。”
[12]( P. 92)这里所说的虽然是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但却强调了艺术的真实性就在于合乎情理所造成的可信性。
此外，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真实观还体现在艺术模仿对象的客观真实上，他认为，艺术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反映现实世界事物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摹仿对象的选择，不仅要注重情节，而且要求“性格”的刻画也应如安排情节一样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 因此说，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真实观以客观真实的物质世界为前提和基础，以“模仿观”为理论基石，展现了“可信性”的精神内涵。
( 三) 文艺功能思想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历来都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问题，也是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之一。
所谓文艺的社会功能，指的是文艺的社会效应。简而言之，就是对“文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一追问的解读。
《诗学》第六章提出： “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净化。”指出了文艺的道德作用和教育作用。第九章谈到诗可以使人认识生活的本质：“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 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个目的。”第十四章谈到，“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属于美感的范畴，亚里斯多德的“说”指出了文艺的审美作用。亚里斯多德在论音乐时，更明确地指出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他说： “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
[10]( P.87 -88)这里的净化，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是“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概括地说，亚里斯多德从心理学的角度肯定了文艺能使人们潜藏的情绪得到宣泄，达到一种舒畅、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这实质上突出了审美活动中文学艺术对接受主体的心灵浸润和人格塑造作用。他提倡通过艺术的影响将受众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去，强调自由的、直接的情感表现与宣泄，使人的心理感官得到愉悦，心灵得到净化，进而使个体意识提到普遍性的伦理层面，创造出真、善、美的人生。可见，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具有教育、审美、娱乐的社会功用。
( 四) 文艺创作思想从文艺创作观的视角看，亚里斯多德借用生物学中“有机整体”的概念，从文艺创作( 主要是悲剧) 的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等艺术要素入手，从正面立论、深入探究来确立其文艺创作中的“完整统一观”.所谓完整，在他看来一方面体现为结构的完整，即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提到文艺摹仿现实，创造比生活中更真、更美、更善的人物和故事，必须符合有机整一的要求。作品中所描写的事件、刻划的人物，不仅表面看来是一个整体，而且在它们的内部，也存在着有机、必然的联系，表现出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必然趋势，事件的各个部分，人物的前后行动，甚至语言、细节，都应该是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不能是支离破碎、各自游离的历史或现实碎片。此外，还体现在人物形象刻画的典型上，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形象的每一句话、每一桩事、每一个行动，都必须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具有典型性。最后，亚里斯多德还指出文艺创作还要有光辉的思想。一出戏只要有光辉的思想，纵使它没有魅力、没有力量、没有技巧，但比起内容贫乏纵然响亮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更有吸引力和生命力。即使不通过表演，其魅力仍然不失。
如果说上述三点是亚里斯多德关于文艺创作的美学思考，那么具体的创作实践又如何操作呢? 以亚里斯多德论悲剧创作为例，六种决定悲剧创作的成分，在他看来主次分明，其中情节( 事件的组合) 最为重要，居于创作的首位，是灵魂。性格( 摹仿的对象，具有普遍性) 次之，思想( 创作的能力) 第三位，言语( 创作的手段，主要指用词表达) 居于第四，唱段第五，戏景第六。在《诗学》中说： “在作品中平缓松弛、不表现性格和思想的部分，诗人应当在言语上多下功夫，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太华丽的言语会模糊对性格和思想的表达。”[11]( P. 170)又说： “有人以为，只要写一个人的事，情节就会整一，其实不然。在一个人经历的许多，或者说无数的事件中，有的缺乏整一性。同样，一个人可以经历许多行动，但这些并不组成一个完整的行动。”[11]( P. 78)由此，亚里斯多德的文艺创作主张选择( 创造思维) 、取舍和凝练的“完整统一”.
( 五) 文艺传播思想所谓传播，确切地说它是人类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信息交换、交流的行为和过程，其中包含着语言传播、电子传播、口语交际和书面传播等多种理论形态，也包括人、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亚里斯多德的文艺传播理论，突出地体现在《修辞学》中，罗杰斯的《传播史》就把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作为传播学的源头之一。《修辞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语言表达或者说是传播效果的规律，研究创作者如何根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材料和表现手段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指导人们如何运用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来表现所要传达的内容，以达到预设的良好效果。亚里斯多德修辞理论的本质内容是，“劝说应建立在听众承认的真理上，只有了解听众的心理，才能达到劝说的目的”.显然这种本质与传播是人类通过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流期待发生相应的活动一样，只不过在《修辞学》中，这种活动更具体化仅限于演讲场合，期望发生的就是希望得到听众们的认可和赞同，达到传播与交流的目的。
从传播模式出发，传播的基本结构模式是： 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如果按照这种结构模式分析，修辞的结构模式也可以表达为修辞主体-内容-传播言词-交际对象-修辞效果，二者的结构模式，大部分相同，甚至整个过程也相同，只是在传播学和修辞学中运用的术语不同而已，并没有改变其本质上的相同点。《修辞学》第二章说到，演讲者要通过准确的用词来表达确切的意思，这里的“用词”应当是传播的手法。
回顾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其源头指向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其内在的原因在于《修辞学》研究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传播形态---面对面的传播。他说，“讲演者应当用合适的词语表现自己的性格，以争取听众的了解和支持”.在他看来，演说成功与否取决于三个要素---演说家、内容与听众。演说者其实就是传播学中的传播者，他对传播者的要求是具备权威性、可信性和可接近性的特点; 内容指的是传播的技巧与逻辑，《修辞学》中主要讲的技巧是“逻辑证明”,通过举例法和三段论来讨论，这些都和我们今天的传播技巧紧密相连; 《修辞学》中关于听众的研究涉及到听众的需要、接受动机和心理倾向的各个方面，这些理论的研究对于传播效果的提升和改进有着重要的意义。可见，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确立了“可信性”的三维文艺传播观，其一是传播者应具备值得受众信任的品质; 其二是传播者要用“逻辑的证明”或“科学的手段”向受众“显示”传播内容的“真实性”; 其三是传播者必须与受众有深切的情感交流和共鸣，才能感染受众，才能使受众动情。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奠定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雏形。
( 六) 文艺批评思想亚里斯多德相关文艺批评的论述，集中体现在批评的标准上。他指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不同于艺术标准，而艺术标准就是文艺作品的情感必须适度，适度可以保持作品的完美。《伦理学》第二卷第六章明确指出，“以适度为标准来衡量它的作品”.并在文中反复使用“适度”二字，可见他对“适度”这种中庸之道的推重与格守。其文艺批评观的核心思想便是“中庸之道”美学观的体现。首先，亚里斯多德肯定了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情感，而柏拉图反对艺术作品表达情感，亚里斯多德的“情感论”是对柏拉图“理式论”的否定。其次，亚里斯多德又接受了柏拉图“理性论”中的合理成分，并把它用于文艺批评，他所反对的是柏拉图的 “纯理性”,并非一概反对“理性”,因为理性指导情感乃是人的理智控制的表现，没有理性指导的不利于美感的产生，更不利于情感陶冶功能的实现，只有“适度”的情感表现才是最美的，此为亚里斯多德“中庸之美”伦理道德观念在文艺批评领域的运用。
四、结论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 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古希腊文学艺术高度繁盛的系统的总结，他首先从唯物主义哲学出发，开创了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结合的始端，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存在。并通过物理、生物等科学实验证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创立了艺术源于现实生活，而美是对现实生活“摹仿”( 再现、创造)的学说，赋予了“摹仿”说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正是他明确地回答了早期思想家们在文艺美学上留下的两大问题：
其一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延续柏拉图等人的观点，肯定文艺摹仿现实世界。但又是柏拉图否定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反叛，明确指出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艺术真实观”,有力地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式说”.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可以摹仿，所以文艺起源于摹仿。但这种摹仿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位移、照搬，而是要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律或必然律来再现和创新，这种再现和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比现实生活更真、更善、更美。
其二是文艺的社会功用，亚里斯多德结合具体艺术实践的心理分析肯定了文艺的认识功能、审美娱乐以及教育功能。就文艺创作，他从具体的艺术体裁出发阐述了文艺创作中的“整体统一观”和“形象典型论”,亚里斯多德的论述已经具备了后来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所提出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典型理论的雏型，后来的贺拉斯、布瓦罗等人的“类型论”,哥德、黑格尔等人的“艺术典型论”都可以在亚里斯多德这里找到“胚芽”.就文艺传播，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以及受众的三维视角提出了“可信性”的传播理念，奠定了文艺传播学的早期形态;就文艺批评，他首先指出文艺批评的两种( 政治与文艺) 形态，并提出文艺评判的标准是“适度”的情感表现。与此同时，他的这些观点与其他着作如《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关于“美的客观基础”的言说，论艺术与科学、形式与材料的关系; 《伦理学》( 第八卷) 探讨艺术创造、艺术家的修养等观点共同构筑起他较为系统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
尽管亚里斯多德的某些论点明显存在历史的和思想的局限性，如： 探讨各种具体类型的文艺体裁时过分地强调独立性，在对悲剧与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论述中，脱离了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成基础; 某些观点如《诗学》中认为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人才能做悲剧的主角，“现在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 第十三章) 等有失偏颇。诚然，亚里斯多德不是圣人，自然不会无所不知，但总还不至于沦落到孤陋寡闻的可悲境地。他研究问题的严密逻辑、多种科学方法的采用，及其提出的许多文艺美学观点不仅具有揭示文艺本质意义的永恒性，而且在揭示艺术实践规律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方面，更具有前瞻性的启示意义。其文艺理论内核所建构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给后世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带来的权威和推动作用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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