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31 15:00: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闽南文化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闽南话;普通话;播音
中图分类号:H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0-0134-02
一、闽南话的由来与传播
闽南话是汉语方言中很重要的一种方言,它与汉语的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历史最久,时间最长,文化积淀最深的一种方言,所以闽南话又被人称为语言的“活化石”。那闽南话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说是‘福佬话’也有人说是‘貉獠话’。它是闽南、台湾等地传承文化的语言,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先祖在面对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仍然坚持完整地保留两汉时代的古汉音,也就是中原标准音。[1]
二、与普通话相比,闽南话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闽南话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
普通话几经改变,成为了现代汉语,它已经放弃了很多古音,但是闽南话却还是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比如普通话“咖啡”的“啡”,闽南话是bi,b就是古音的保留。从古书上的一些音注里也可以看出今天普通话里有f的字,在闽南话里大量念成b或p的音,比如“吠”闽南话中读bui,“负”读pnai,“富”读成bu 。还有普通话的卷舌音zh、 ch 、sh,在闽南话里有一部分会读成d或t 。换句话说,其实在闽南话发音中是没有平翘舌之分的,所以这也是闽南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语音错误。比如“伫”闽南话读“du” ,“迟”闽南话读di ,这在普通话里都是zh 、ch 的音,我们现在还保留d 、t 的读音,这也是古音的保留。还有“月亮”的“月”,闽南话读gguat ,gg是古音,大概是上古的音,一直保留到中古,到元朝以后才消失,而闽南话还保留着这个音。连gguat里的at是代表上古时ggua这个音的一个重要读音现在依然还保留着。由于闽南话保留了很多古音,所以很多研究闽南话的学者都说闽南话是古音的化石,当然其他方言也有,只不过没有闽南话这么多、这么系统。
(二)一字多音
而一字多音则是闽南话的另一大特点。“闽南话历史悠久,它是我们中原的汉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北方来到福建,带来不同时期的读音,所以闽南话就成为不同时期汉语读音的大汇合,其中有些音是古音,有一些音是唐朝的音,有一些音是宋朝的音,有些音是现代的音,这样汇合起来,一个字就读很多音。所以普通话的读音,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读音,而闽南话却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8个读音。
比如成功的“成”,普通话就一个读音cheng,呈报的“呈”、呈文的“呈”、呈请的“呈”,通通都念 cheng 。而闽南话却有3个读音,呈报的“呈”读ting,呈文的“呈”读dnia,“呈请”的“呈”读tnia。据统计,汉语常用字有3500字,其中有1800字闽南话都是有2个或2个以上读音。有的读音属于文读音,有的是白读音,因为有这么多的读音,构成闽南话的音韵特别丰富,光韵母就有80几个,声调有8个,音节2300多个,表达音非常丰富。所以有一个语言学家说闽南话保留文白读音的系统是汉语所有方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闽南话的特点。
(三)变音很多
普通话中虽然也有很多多音字,但是在单字所对应的词汇当中,是有其固定的读音的,但是闽南话中单字是一种读法,词又是一种读法,比如“天理”连起来读,“天”字就要变音,“这种变调在闽南话里相当丰富,这就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语音汇合的层次的变化,构成闽南话一个丰富的语音和词汇系统。” [2]
(四)闽南话的一些语法也保留了古汉语的构词特点
普通话播音讲究语法语序,一般是“主语+介词或者动词+谓语+形容词+宾语”,而闽南话就保留一些古汉语构词特点,会出现在古文中常见的“倒置”的现象,这也是闽南话的特点。比如:“我比你大”,闽南话是“我较大你”。闽南话在造词、语音、语法等方面与其他方言及普通话相比较,有很多是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这是闽南话的一个特殊之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闽南话比外语更难懂难学,甚至有人将几种方言作比较,最后闽南话入围了“十大难学的方言”中的三甲。而且普通话有很多词是口音词,是从口发音的,而闽南话有些词是口和鼻子同时发音的,这也是许多外地人认为闽南话与众不同的地方 ,光鼻韵母就有几十个,这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入声字也没有的,所以闽南话语音很丰富。
三、从普通话播音看闽南话播音的特殊之处
那么是不是说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其实不然。因为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一样是用声音传递情感、传播知识,是一门播音主持艺术。“在播音中主持人依然是节目的核心,他需要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有采访、评述能力且思维敏捷,有一定创造性的节目锦上添花,相反会使节目黯然失色。而且在播音时必须做到‘有搞锦上添花,无稿出口成章’。”[3]这些都是与普通话播音相通的地方,但是作为特殊的方言节目不同的是,由于受众群的不同,在主持的语言和风格上,闽南话播音又有其特殊的地方。正是由于闽南话自身诸多有别于普通话的特点,从而也会让播音员在播音时遇到一些困难。
(一)方言的萎缩
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大力倡导普通话。铺天盖地的普通话对于闽南话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无可避免的冲击,压缩了方言使用空间,而闽南话往往只是家庭日常范畴上的用语,更缺乏古代府城官方的正音。由此导致方言的不断错乱和式微甚至断层,年轻一代的闽南人甚至有许多不会说闽南话的。而一些古老通俗的谚语词汇更是失传,只能从一些老人那里得知,这对于播音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一样需要“字正腔圆”,一些词汇如果说得不对,或者是夹杂了普通话的发音就会导致节目质量下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闽南话和普通话一样都有字典,但是发音和拼读却完全是两码事,如“波浪”中的“波”字普通话中的拼音为“bo”,但是在闽南话的字典中它的注音为“ph”,闽南话采用的是罗马拼音,有一整套特殊的拼读法,没有系统的学习,闽南话的字典就无从下手,无法拼读。而且在叙述时要更贴切地使用“文”、“白”读法,讲究通俗易懂。如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黄连”读如“honglian”,实际应读为nglhi。虽“黄连”读作honglianbok,但作为中药应读作“hia”;又如“细腻猫踏破瓦,细腻查某走过社”,“瓦”读为“碗”(wa),实应读为“hia”。前指方音色彩,在“数尾”读如“suma”且提醒不是“数码”,其实,应读作“siaubak”;而谈到“尾巴”不如用“尾溜”、“煞尾”或者“后尾”更通俗些。
(二)播音的难点
方言节目存在着再译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巧妙地用口语化的方言准确表达节目的内容,不仅要生动,而且应该贴切易懂。这就类似于普通话播音的“说新闻”,只是闽南话的再译更为通俗罢了。在普通话看来有时候是一句简单的话,在闽南话表达中就不那么简单了。举个例子,如“我们制定国家法”,这句话中的“我们”一词在闽南话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用“wen”,二是用“lan”,就这句话来理解这个“阮”,其所指的是中国大陆,而“lan”所指的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巨大的差别,如果运用的不贴切就容易造成大差错,误导听众,使其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另外,备稿并不是简单的读顺句子或者查字音读法,而应该充分理解吃透稿件内容。
(三)发音用词标准的统一
在闽南话播音当中是以厦门话作为标准音的。其原因是因为泉州腔的闽南话语音声调较轻,一些发音更倾向于古音,一些词汇也是局限于泉州地区使用,与如今渐渐发生变化的闽南话有了一些不同,而相较于语音声调较重的漳州腔闽南话也有了很多不一样,虽然在台湾地区有70%左右的台胞祖籍都在泉州,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混居,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些许变化。而厦门腔闽南话较之泉漳两地的闽南话,其发音声调居中,不轻不重,且其语言面貌能让闽南地区各地的民众都听得懂,所以,在播音中来自闽南各地区的播音员都要尽量克服“九腔十八调”向厦门音靠拢。而且有些话语是漳泉两地特有的语言,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能理解它的。例如:“是谁啊?”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在泉州口中是“si xiong a”,而在漳州人口中它是“xi zua a ”,不仅两地人互相不明白彼此的意思,在厦门人听来,一个说的是“熊”(音同),一个说的是“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按厦门音读为“ si xiang a ”这样就可以让所有听众都听得懂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所有非厦门人的播音员都尽力向厦门音靠。所以这就需要通过与频道里的其他播音员多交流表达出彼此间的方言存在的差异,并经常交流各自对某一个词语的读音,来达到发音用词的标准和统一。
播音主持是一门讲究实践的学科,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前提帮助下,多多的实践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实践中要做一个有心人,除了不断加强锻炼自己的基本功外,同样重要的是向前辈学习,特别是在遇到自己从未接触过的播音领域,而且最关键的是要正视自己的弱点与不足才能有进步。最后用一位前辈的话结束我的论文――“一个再好的节目、再好的主持人都难免有点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节目才能真正受到欢迎”。
参考文献: .
[1] 闽南方言谚语 [EB/OL],2007-6-12
关键词：闽南；客家；中元节；仪式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5-0160-02
闽南和客家这两个民系都是在闽地形成的，目前传统的闽南人居住区中，大多是闽客杂处的，闽南客家民俗礼仪自然有这许多共同之处。中元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事象，其表现形式与仪式内容反映人民的生活、文化中具有传承性的意识形态和习俗惯例。
中元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是我国各族人民传统的节日之一，它源于祖先崇拜，后来触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某些思想，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为我们今日的民俗活动――中元节。
笔者来自福建省永安市的一个闽南移民村，我们村每年的七月半都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整个村子都在忙于招待客人，热闹非凡。笔者已经将这视为理所应当，认为每年鬼节请客是非常正常的事。但当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提出时，他们都非常的好奇，怎么会有人在中元节这一天请客的呢？因此，笔者就产生了通过比较闽南与客家中元民俗仪式的念头，以期解决闽南地区中元节请客原由。
一、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历史渊源
同为中原移民后代的客家人与闽南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为中原移民的缘故，无论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传承着中原文化的最基本与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①所以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历史渊源同为中华民族中元节的历史渊源。
中国中元节的历史渊源。在古汉语中，“元”与“圆”相通，中元节，乃是基于“三元”之说，所谓“三元”指的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三个月圆之日。商代以“天干”计时，周代以“圭表”测影计时，并进一步明确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具体时间，还定出了“朔日”与二十四节气同时并行的节日。即以月的朔望圆缺为记，朔为“上日”、为月之初，又称“元日”，正月的朔日谓之“元旦”系一年之初第一个传统节日。望日月圆，为月之十五日，称之为“上元节”，系年之第一个望日，大庆大祭，后来发展成“元宵节”，盛夏的月圆望日为“中元节”（夏历七月十五），初冬月圆望日为“下元节”（夏历十月十五日）。中元节的萌芽期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代甚至到远古。远古时期，人们崇拜月亮，视月亮为时间、生命女神或男神，每逢月圆之夜都要载歌载舞举行庆典，也就是“跳月”，除了“三元”之外，我国八月中秋节也源于“跳月”。中元节还与我国上古时期迎四时之气、四时祭享先祖的礼俗有关。
《礼记・月令》载：七月“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迎秋时、秋气，颁祭秋季主神――刑杀之神（死神），故郑玄注曰：“迎秋者，祭白帝（少）白招据于西郊之兆也。”立秋属于农历七月的节气，其时间与十五日相近。四时祭享又称四时常祭或时祭、时享，《管子・幼官图》云：“修春秋冬夏之常祭。”《春秋外传》云：“祖祢则日祭，高曾则月祀，三祧则时享。”《春秋繁露・四祭》云：“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时之生熟，而祭其祖先父母也。春曰祠，夏曰，秋曰尝，冬曰，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礼记・月令》云：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即指的是“秋尝”。又《王制》云：“春曰，夏曰，秋曰尝，冬曰。”郑注云：“此夏殷之制，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以为殷祭。”可见七月十五在古时为“秋尝”，四时之享中是唯一的夏商周三代不改之制，有着深厚的民俗基础和悠久的传承源头。②
二、闽南客家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一）闽南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中元节食品与仪式。闽南人在七月半多做粽子和油炸食品过节，有的地方也做各种米或糕仔。是日也有祭祀活动，人们通常会准备丰盛的菜肴，如三牲或五牲、菜碗、果品、茶酒等和大量的香楮等。中午时分，在厅堂中祭祀神灵、土地、地基主与列主列宗，并给祖先等烧大量的金银纸，有的地方还要分成一包一包的，上写明给某位祖先。到傍晚，还需要在本宅大门口再摆上一席，菜肴美酒俱全，以孝敬祖先之外的孤魂野鬼，然后少一些银纸、冥钞与经衣或服纸等给他们，让他们也不至于空手而回。
放水灯。在河边的城镇与村落，有的还有在晚上放水灯的习俗。在大田县，城关下桥人在七月半的夜晚，会在均溪河边放水灯，其意为超度亡魂野鬼，以求乡里太平。此外，大田还有“七月半，插香钱”的习俗，即点着香从门口一直插到路口，俗称“迎香线龙”。
在闽南，七月初一称“开鬼门”或“开地狱门”。这天几乎家家户户要在大门口设席祭祀无主的孤魂野鬼，主人焚香祝告，请诸位“好兄弟”来享用，并祈求他们勿骚扰家人，保佑合家平安，等等；然后烧冥钞、经衣等，以供“好兄弟”照路用，到月底关鬼门后才收起来。
民俗仪式。过去村落的庙宇在七月前要举行“收兵”仪式，即将村庙神灵派出镇守在村落四界阻挡孤魂野鬼入村作祟的五营神兵神将收回来，并封上庙门，让这些孤魂野鬼可以安心地进入村落，接受人们的祭祀与供奉。在七月初一还要在庙前竖起高高的灯篙或招魂幡，此俗称“起灯脚”或“竖旗”，以此向四面八方的孤魂野鬼昭告，在七月这个月里，阳间将逐日有人供奉食品与用品，并祝愿鬼魂早日脱离苦海或轮回转世。这以后，则轮流在村落与城镇的每个角落或街道做一场正式的“普施”仪式。轮到某个村落或角落普度时，其他地方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凑热闹，由于每家都可能由许多客人，所以家家几乎都要杀一头猪，才有足够的肉来招待客人，也因此，普度日祭祀时，人们常常会把刚杀好的生猪先拿去当祭品，以至于在有的村庄的普度场上，可以看到用几十头或上百头生猪和丰盛的供品祭祀普度公（亦称“大士爷”，纸扎的、头顶上有一尊观音大士神像的青面獠牙的神灵，据说是观音的化身之一）、村神和孤魂野鬼的壮观场面，以及歌仔戏、高甲戏（九甲戏）、梨园戏、打城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木偶戏、铁枝木偶戏、竹马戏等拼戏的热闹场面。另外，傍晚时分各家在门口都要敬孤魂野鬼，供品丰盛，三牲，五果，六斋及各种熟菜全有，并且还有生米、面干、面线、清水，以及盥洗用品等，且每碗上插一支香，祭祀者要呼请孤魂野鬼来享用，待香燃得差不多时，还得烧银、烧经衣或服钱（在五色纸上印一些衣裤及日常用品的纸钱），让孤魂野鬼吃饱喝足，并带些回去，然后放鞭炮表示“祭拜”仪式结束。当然这种普度日，也需祭祀祖先，但一般在上午进行。中午、晚上则是各家宴请来客的时候。③
（二）客家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中元节食物。客家的“”（ban）是把大米加工成粉面后做成的食物。主要以糯米为主，也会用籼米、大禾米，一般把浸软的大米磨成浆，压干水即为米薤（脆），它可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农历七月十五过七月节（中元节），吃是肯定的，晒干的金桃娘树烧成灰，滤汁浸米，磨成米浆，入油锅加热搅拌黏稠成，在簸箕内揣到韧性十足后，用印印出美丽的花纹，一个个小圆，金灿灿，香喷喷，蘸漏水糖，吃起来香味十足。
“七月十四”过中元节的客家人。客家地区多以七月十五为“鬼节”。有些地方都要提早一天过节，谓“七月十四人过节，七月十五鬼过节”。一说是宋代末年人们正准备过节时，元兵突然入侵，因此只好提前一天祭祀祖先、普度，以避兵扰。从那以后，人们就习惯于七月十四这天过节。二说是因为客家人大多是外来的移民，本地人欺负外来移民，不允许移民和他们同在一天过节，在过节的那天也不卖东西给外来移民，移民没有办法也就只好提前一天过了。三说是因为客家人本为北方移民，因南北方之间路途遥远，要提前一天烧冥纸，那些冥钱才能按时到达先人手中。
各地客家中元节特色。井冈山地区客家土籍居民出嫁之女不得回娘家，亲戚朋友不得登门拜访。旧时过七月半，以五色纸剪成衣裤，以金纸银纸做成金锭银锭，于那日晚上在门外焚烧，及在路旁、河边烧香烛、泼水饭，以赐“野鬼”。福建宁化客家中元节为两天，旧时十四日吃荤，十五日吃素。为何提前一天食荤过节？传说宋末有次中元节，风闻元兵将至，百姓便提前一天过节，于是沿袭下来。宁化地区的客家人，不但为祖先准备了丰富的祭品，而且也为自己的家人置办了美味佳肴。浆丸子（宁化方言直译而来），这是鬼节这天宁化客家人必须的而且是这个节日所特有的祭品。但是为什么只有“鬼节”这天才要做浆丸子呢？宁化地区的客家人大都是宋朝时期迁徙过来的，古时宁化客家人为了庆祝丰收和感谢长途迁徙的先祖，于是就把刚刚收获的稻谷做成丸子的形状，在七月鬼节这天祭祀祖先。宁化客家人认为七月半鬼门打开，鬼魂遍野，于是形成了中元节不出远门、小孩晚上不出门的习俗。赣州市崇义县乡村，中元节这天，家家杀公鸭，以公鸭血沾于纸钱袋上，一起烧给先人，据说是由于当地百姓认为先人来取纸钱时，要渡过多条河流，而以公鸭善于游泳，能尽快与先人灵魂沟通。当地人于当日吃饭前会安排儿童站在门两边，喊自己去世的长辈回来吃饭，家中长辈会将桌子上摆满碗筷，一边倒酒，一边唤家中亡故亲人的名字回来吃饭喝酒。
三、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异同
闽南人和客家人同为中原移民，只不过闽人为先期到达的中原移民，客家是后期到达的北方移民。同为中原移民后代的客家人与闽南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为中原移民的缘故，无论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传承着中原文化的最基本与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④因此，中元节的民俗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由于闽南人与客家人同居闽地，在准备中元节节日食品时都以糯米为主。同为中原移民，闽南客家中元节都有祭祖、迎祖、送祖等活动，都存在灵魂信仰，对人死后的魂念念不忘，由于敬畏之心，定期对其祭拜。
但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闽南与客家中元节在诸多方面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节日时间差异。闽南地区把整个夏历七月都当做鬼月，七月初一这天几乎家家户户要在大门口设席祭祀无主的孤魂野鬼，主人焚香祝告，请诸位“好兄弟”来享用，并祈求他们勿骚扰家人，保佑合家平安，等等；然后烧冥钞、经衣等，以供“好兄弟”照路用，到月底关鬼门后才收起来。客家地区为七月十五这天才为鬼节，甚至有的客家地区提前一天于七月十四过，谓“七月十四人过节，七月十五鬼过节”。
在鬼节这天的习俗。客家地区在中元节这一天，亲戚朋友不得登门拜访。然而闽南地区却可在这天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亲戚朋友们也带着自己的礼物上门。农历七月，闽南地区重要的民俗活动为“中元普度”。“普度”又称“普渡”，最早源自佛教“慈航普渡”的说法，即有普遍超度无祀孤魂之意。而“普度”成为一种民俗，既与佛教的盂兰盆会有密切关系，又与道教的中元节有着深厚的渊源。普度这天，每家每户都会请亲朋好友来家吃饭，闽南民间还戏称“普度”为“普肚”，可见普度己经成为联络感情的一种有效方式。
普度之日，家家户户备花果酒撰，设厉坛，点冥灯，烧纸马，燃放爆竹与烟花，于傍晚时分祭祀阴公。入夜，大办酒席宴客，猜拳行令，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贫困人家借钱负债深受其苦。每逢普度日，大街小巷，人群拥挤，交通堵塞，滋事扰乱社会治安时有发生，有时候相邻村落之间争相攀比，酿成械斗等等。普度仪式结束后，每家每户就开始着手准备饭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有的地方还把请客人数的多少看成是今年生意或事业红火的程度，所以每每到普度的时候，闽南百姓都毫不客气地到亲朋好友家吃喝聊天，气氛很愉快。
“中元普度”期间邀亲唤友来“吃普渡”是闽南地区特有的风俗。通常是在“普度日”祭祀仪式结束后，邀请亲戚朋友来吃饭喝酒，常常是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也常常是刚吃完这家，又赶到那家去吃。不拘城乡，热闹的“吃普度”成为闽南地区普度全过程的一个高峰。有人说，各家各户请很多客人是为了吓跑那些鬼魂，但事实上“吃普度”表现出今日的普度活动兼有很大的社交功能。由于轮流做普度，使人们有更多互访机会以及参加“吃普度”的自由度高，普度时节的社交圈大于春节，这也是闽南“中元普度”的一大特色。⑤
由此可知，闽南地区中元节请客吃饭主要包含了一下几个功能：首先，在这一天请客吃饭有着人丁旺盛、家业兴旺之意；其次，由于闽南人好客经常宴请宾客，这有助于加强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扩大社交圈子。再次，由于七月十五为鬼节地官赦罪之时，阴间的鬼魂都会到阳间来，宴请亲戚朋友可使家里多点人气以抵御阴气。
注释：
①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②张君.神秘的节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56、157页.
③陈支平，徐泓，石奕龙，余光弘.闽南乡土民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④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⑤郑晓君.闽南“中元普渡”民俗浅析.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年6月.
参考文献：
[1]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2]李明华.中日中元民俗仪式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杨思民.论中元节的形成、发展及文化价值.贵州文史丛刊.
[4]张君.神秘的节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5]陈支平，徐泓，石奕龙，余光弘.闽南乡土民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6]林贤明.闽南普度民俗信仰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关键词]汪毅夫；妇女史；福建；台湾
汪毅夫先生著作等身，三十年来已达两百万字之巨。他长期致力于闽台地方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6年9月至2009年9月，汪毅夫先生在“闽台妇女史研究”的论题下，陆续写作了八篇论文，先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后交由海风出版社结集为《闽台妇女史研究》一书，2011年12月出版并在海峡两岸发行。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汪先生闽台妇女史研究的成果与特色。
一、汪毅夫先生闽台妇女史研究的成果
第一，《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写于2006年9月3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为本书第一章。本文罗列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之相关史料，并论述其相关问题：上承的历史传统、因应的社会问题、早期的推展状况、官方的主导作用以及祀神、侨捐、贺钱、抄产等特殊事项。
第二，《赤脚婢、奶丫头及其他――从晚清诗文看闽台两地的锢婢之风》，写于2006年10月1日至5日，发表于《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为本书第二章。本文翻检晚清时期（道光朝至宣统朝）刘家谋、陶浚宣，以及陈盛韶、梁章钜、姚莹、王凯泰、马子翊、范克承、郑、邱逢甲、唐景崧、郑珍甫等人的相关诗文，记取闽、台两地锢婢之风的若干情况：“赤脚”与“执役”，“婢作夫人”与“执役依然”，“野合生子”与“去子留母”，“身属君家”与“去母留子”，“为女不为妇”与“未嫁若未亡”，以及官、绅诫禁锢婢之风的良善举措。
第三，《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婚俗》，写于2006年11月25日，发表于《东南学术》2007年第2期，为本书第三章。本文选辑和摘录清代福建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和育婴堂“条规”或“规条”一类历史文件。本文认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风的主要措施；“童养”和“育婴”相配套，曾经是救济女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听从民便”；然而，当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时，预先（而不待其年届婚龄）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童养婚俗亦是侵犯女权的陋俗。
第四，《从闽南方言俗语看闽、台婚姻旧俗――札记》，写于2007年4月8日，发表于《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为本书第四章。本文认为，《闽南话漳腔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版）是方言志、亦是民俗志著作；“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是方言学、亦是民俗学之道。本文从《闽南话漳腔辞典》收录的闽南方言俗语及其释义部分举例取证，描述或补述闽、台婚姻旧俗之若干情节，说明和证明闽、台两地民俗文化的共同性。
第五，《闽台冥婚旧俗之研究》，写于2007年5月1日至7日，发表于《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3期，为本书第五章。本文以录自福建（包括台湾）方志和谱牒的明、清、民国时期之冥婚案例为据，就迁葬与归葬、嫁殇和嫁于殇而言之，描述和论述闽、台冥婚旧俗之种种情况：尸归夫家、身死夫家而葬之，上门守贞、望门守贞，从安排死者联姻到包办生者与死者缔婚，以及合丧、苗媳守贞、过门待嫁而嫁于殇、延婿入赘而嫁于殇、夫家移柩从于女而合葬等特殊事例。本文认为，归葬和嫁于殇专以未婚女性的性命和幸福为牺牲，是冥婚旧俗极端劣质化的产物。
第六，《性别压迫：“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闽、台两地的部分证言、证物和案例》，写于2007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二日，发表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收入《闽台妇女史研究》时，更名为《性别压迫：“典卖其妻”及其他――闽、台两地的部分证言、证物和案例》，为本书第七章。本文辑录并分析闽、台两地有关“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等性别压迫现象之证言、证物和案例。本文指出，在此等性别压迫现象里，妻子、养女和媳妇被视为有价商品或有用物品，被迫接受不由自主的婚配，其情感和意愿则遭到蔑视；闽、台两地替媳妇招婚（包括“买女赘婿”和依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婚”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婚）和“大儿失业出外谋事经年无好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分别是招赘婚俗和转房婚俗的特例，宜为中国妇女史研究者注意。
第七，《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婢女救济及其绩效》，写于2008年7月19日，发表于《东南学术》2008年第6期，为本书第八章。本文记录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官、绅和基督教界有关婢女救济的若干事例，披露1944―1948年间福建各县县长报告的有关“蓄婢情形”的问卷，并评估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本文认为，婢女的生存状况涉及了人口买卖等多方面的问题，清代官、绅只对其中的性禁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而几乎不及其余；民国时期政府有关婢女救济的法令和教会禁婢的戒律均缺乏效力；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可用“略有小补，无济于事”一语概括之；福建的婢女问题在1949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
第八，《闽台妇女史札记》，写于2009年9月12至13日。部分内容曾以《闽台妇女史研究三题》为题发表于《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为本书第五章。本文研究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台湾地方文献关于男女比例问题的记录；描述了1934―1937年间福建新生活运动的性别压迫倾向；抄录了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二文社之相关资料；记录了殉节、转房、纳妾等闽台妇女史实。
二、汪毅夫先生闽台妇女史研究的特色
首先，是汪先生独特的研究视角。近年来，妇女史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引起中外学界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所涉主题较为分散。汪先生独辟蹊径，紧扣“下层女性的地位与权利”这一问题，对闽台妇女史进行梳理。以问题为中心，一方面可以增强研究的系统性，使读者能够从系列论文中看出问题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可以突破以往从断代史的角度研究妇女史的局限。如在征引史料方面，作者虽以清代和民国为主，但也会根据情况上溯到明中叶。在较大时间范围内选取材料，有利于说明研究对象的流变。
其次，是汪先生占有丰富的史料。契约、碑铭等民间文书，因为能反映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运作情况，近年来日益受到史学研究者的重视。汪先生在治学中一贯重视发掘这类边缘史料，并将它们与地方史志等互相参照、多重验证。如在《性别压迫：“典卖其妻”及其他》一文中，他就综合运用地方志、档案资料、民间契约，考察了闽台两地典妻、“买女赘婿”和转房婚等性别压迫现象。
最后，是汪先生展现的人文关怀。传统史学常被诟病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本书中《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赤脚婢、奶丫头及其他》、《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婚俗》、《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婢女救济及其绩效》等篇目，只观文题，便知所涉及的研究对象都是旧社会毫无话语权、备受欺凌的下层女性。汪先生对她们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无限同情，在行文中不时流露出悲愤之情。他在《闽台冥婚旧俗之研究》一文的结尾写道：“写作过程中，几次读鲁迅先生的《我之节烈观》，不觉泪下！想想历史上那么多的女孩子当其十四五岁、二十余岁的妙龄，就接受了冥婚的安排，接受了悲苦的生或者悲苦的死，心中颇为难受。”[1]108如此博爱之情怀，使本书在学术价值之外，更兼具了不凡的社会价值。
总的说来，汪毅夫先生的闽台妇女史研究，是在占有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闽台妇女生存与生活的真实画卷，弥补了由官方主导、士人编撰的传世文献对于相关问题的忽略，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站在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立场上观察、思考相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汪先生所做的工作正应了曹聚仁所说的一句话：“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2]1
参考文献：
[1]汪毅夫.闽台妇女史研究[M].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
[2]章太炎.国学概论[M].曹聚仁，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3.
关键词：借词;柬埔寨语;汉语
一、柬埔寨语简介
柬埔寨语又叫作高棉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高棉文是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字，最初来源于印度南部。公元1世纪柬埔寨建国以后，在帕拉瓦文字的基础上改造成古高棉文。同时周边国家吸收了当时文化高度发达的高棉文而创制了自己的文字。高棉语是柬埔寨使用的官方语言，以金边音为标准音。除柬埔寨境内的一千五百多万人口使用柬埔寨语，在越南、泰国及老挝也有大概两百万人在使用高棉语。柬埔寨语在东南亚国家辐射范围广，与国内佤语、德昂语、布朗语等有密切的亲属关系。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原因和人文交往，致使柬埔寨语中引入了很多外来词汇，也称为借词。柬埔寨语中包含了巴利语、梵语、泰语、老挝语、越南语、汉语、英语和法语等词汇中国。
二、借词的定义
借词又称为外来词，在语言的接触中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词汇来使用。借词的形式主要包括：音译、音译加表意、音译与意译结合、直接借用与纯意译五种主要形式。
三、柬埔寨语中汉语借词的来源
在柬埔寨日常生活用语中夹杂着很多汉语词汇，懂得闽南语的人会很感到很耳熟悉。现在柬埔寨全国各地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华人华侨，中国华侨历史上下南洋的故事屡见不鲜，现在在柬埔寨生活的华侨已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在柬埔寨的华人主要有五种：潮州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福建人。长期以来勤劳的侨民在柬埔寨的土地上生产生活，繁衍生息，逐渐自立自强，在经济等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因此语言交流中逐渐融入了这五种语言。
四、柬埔寨语中的汉语借词分类
在收集到的193个汉语借词（不包含合成词）中，从词类上看，有名词（171）、动词（17个）、量词（2个）、代词（3个）、数词（1个）、形容词或副词（6个）六类。
从内容上可分为：
1. 家庭称谓词汇
如：[ko?] 公公，爷爷 [k?β?] 伯伯;姑妈
[k.m] 舅舅，舅母 [c?k] 叔叔，叔父
2.职业称谓
如： [ku? li?] 苦工 [c?n sa?] 中医
[co? ph??] 厨师 真腊（旧时中国对柬埔寨的称呼）
3.商业词汇
如： [lo? co?] 全部亏损的 [h?n] 股份
[ha?] 大商行，货栈 [ha? che??] 行情
4.食物、蔬菜、植物，烹调方式
如：[k?j ti?β?] @条[khat na?][khat na?]甘蓝
[ta?] 茶，茶叶 [cha?]炒
5.日常生活用品
如： [ka? j?k] 膏药 [ka? ?j] 椅子
[kha?] 裤 [phu?j] 被子
6.度量衡
如：[li?]里[b?? ki?] 簸箕
7.传统乐器、艺术和游戏
如：[kh?m] 【乐】竖琴[?i??β?] 中国戏;中国舞蹈
[cha?b] 【乐】钹 [thu?] 中国游戏名
五、柬埔寨语中汉语借词的借用方式
在193个汉语借词预料中，94%的词汇属于音译词，另外也有少量音译加表意的词汇。
（一）音译
按照借词原本的读音转写。
如：[ka? la?]高楼[kh? cha?j] 芹菜
（二）音译加表意
如： [ch?e? m?e?] 清明节清明节
六、柬埔寨语中汉语借词的构词方式
（一）并列式
如： [n?m pa?β?] 包子 [n?m] 点心+ [pa?β?] 包子
（二）偏正式
如： [ti? khvaj]烤鸭 [ti?]鸭子+[ khvaj]烤制的
（三）动宾式
如： [cho? ta?]冲茶 [cho?] 冲+ [ta?] 茶
（四）述补式
如：[pan ta?]茶壶 [pan ] 壶+[ta?]茶
借词的借用情况反映了历史交往问题，还有华人华侨在当地的生活和工作状况。随着柬埔寨和中国的交往日益加深，语言接触也会日益密切和频繁，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共用词汇，当然借词的借用特点也会增多。
参考文献：
[1]邓淑碧，彭晖：《柬埔寨语语法》[M]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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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淑碧，彭晖：《柬汉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4]钟楠，卢军军：《柬埔寨语语法》，[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0年.
[5] 张家益.语言接触下老缅语中汉语借词研究[D].六盘水师范学院学，2014.
[6] 何丽英.泰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7] 汪榕培，常骏跃.英语词汇中汉语借词的来源[D].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
旅游研究
(1)江永“三千文化”特色旅游产业深度开发探讨 伏六明
(5)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扶贫绩效模糊评价 向延平
(8)海峡西岸经济区旅游业发展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谢新? 郑立文 吕群超 谢新丽
(14)内生式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行动者解读研究——以长沙市桃花岭村“农家乐”为例 罗芬 方妮 周琴
(19)基于ahp法的旅游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乔海燕
(23)广西入?a href=""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陈糜吻?蚍⒄共钜旆治?姜尧 谭丽林
(28)旅游景区形象测量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吴雪飞 邱宏亮
(33)基于ahp分析的民族旅游地竞争力研究——以大寨瑶族梯田景区为例 冯雅力 吴忠军
(38)导游职业倦怠与职业压力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向前 刘衔华
经济研究
(41)林业专业合作社盈余利益分配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陈建敏 黄森慰 张春霞 谢志忠
(45)湖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测评与对策研究——基于2008-201o年面版数据的dea分析 李言规
(49)论高校经济责任审计 黎克双
哲学·公共管理
(52)重温小平“九二”及对当下我国改革的哲学思考 朱雯云
(56)中国人的儒道互补人格及其内在变动机制 涂阳军
(61)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难点及其突破 秦勃
(66)就反式脂肪酸的管理浅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优化 孙勋 曹建康 李红勋
(70)男性青少年犯大五人格特征分析 陈利君 孟红
法学研究
(73)关于我国专利奖励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喻少如 曾祥昌
(77)企业防范核事故风险的法律责任分析——以日本“福岛核事故”为视角 诸江 叶胜宇
(81)完善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考 姜淑明 李炯
(86)慈善捐赠：现状、成因及改进思路 周艳
生态与文化
(89)林业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万世之基——论绿色发展的林业观 谢朝柱
(94)长沙市洋湖垸湿地公园的功能定位与建设经验 汤伟 李珍贵 朱青松 龚胜辉
(96)长沙市湿地资源现状及保护管理对策 宋平 刘华 贺彬
(100)专家对19世纪上半期德国交通政策的影响分析 罗衡林
(104)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文化价值批判 黄汀
(109)当代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变革及其发展趋势 李雄华
(114)汉族情歌的人类学解读 白志艺
(116)论社科科研
才评价的主体 邹颠
(120)《经济林研究》品牌期刊发展之路探析 闻丽
语言文学
(123)湘西南苗瑶平话的代际传承研究 胡萍 吴萍
(127)从语音特点看吴语区的谐音习俗 唐七元
(130)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生态审美视野下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海棠 杨灿
(134)论沈从文创作中的音乐性元素 唐旭君
(138)兰斯顿·休斯小说《并非没有笑声》的意象叙事 林娟 欧阳凤
(141)不再沉默——从欧茨笔下的莫琳形象看女性话语权 崔金燕
(144)《钗头凤》英译中“隐”、“秀”美学风格的传译 蔡爱春 申丹
(148)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角度看中医学中“脏腑”术语的英译 张小云
艺术设计
(151)闽南建筑的红砖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解构传承——以福建泉州蔡资深故居中红砖艺术为例 林阳
(155)基于模仿创新的产品设计 叶剑虹
(157)对人性化网站设计的探讨 杨亦艺
体育
(160)篮球运动员身体协调性训练研究 马丽娟
(163)博弈视角下的难度动作推进武术套路国际化价值探析 陈红梅 龙佩林
(166)湖南省体育院系体操普修课教学现状与改革研究 李军
(169)第26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攻防技战术指标与比赛成绩的关联分析 王恩东 刘毅
(174)中华武术散打之局部力量与整体力量解读 马景卫
教育研究
(177)新时期高校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思考 李春燕
(180)当代大学生信仰问题管窥 吴锦波 唐鼐
(183)当代大学生爱情观教育的几点思考 黄文胜
(187)大学生农村创业基地建设理论与实践 胡清华
(191)法律本科生团队式司法实践模式研究——以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漾翅法律实践团队为例 蒋先福 黄捷 王朝
(194)物流类本科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分析 李义华 庞燕 王忠伟
(198)《绿色食品》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彭湘莲 付
(201)环境工程专业实验教学内容改革探析 潘璐璐
(204)略论高校散文鉴赏教学中的形象感染 孙际垠
(207)从语言模因论探究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优化 钟玲俐 刘胡英
(210)合作学习打破大学英语课堂沉默的有效性研究 何凌霄
(214)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分析 白玲
(217)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模型构建研究 杨培涛 谭骏珊 王帅 苏慧
书评
(221)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再认识——读罗建文教授《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 孙伟平 温
航亮
(223)2012年总目次 无
关键词： 历史博物馆 人文素养 丰泽区
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文化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泉州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看，在丰泽区行政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其中之一包括历史博物馆。开发和利用历史博物馆的资源，形成学校的历史教材和适合素质教育的历史教学模式，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人格健全，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现代意识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一代新人，由此促进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一、丰泽区历史博物馆的概况
丰泽区历史渊源流长，文化积淀深厚，所在地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同时丰泽区本身又集闽南金三角开放区、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于一体。因而在丰泽区内有着众多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清源山风景区、灵山圣墓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个、省级文物37个，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大量珍贵的中外文化瑰宝，以及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在众多的博物馆中，主要的历史博物馆有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博物馆及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等。
这些历史博物馆，不仅展品丰富多彩，而且各馆都有鲜明的展示主题，能够从多个角度展示泉州的历史文化风貌，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开发和利用历史博物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历史博物馆的资源引入历史课程，开展相关的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对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的意义。
二、开发历史博物馆资源的途径
新一轮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提出了“课程资源”概念，强调改变关门办学、重知识传授轻人的发展现状，强调通过开发校外课程资源、通过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健康情感、交往能力、合作能力、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学习能力、信息素养和环境意识等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而校外课程资源的开发是实现教育与社会、学生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教师要强化历史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有效利用各种课程资源。要利用历史遗迹、遗址，遗迹博物馆、展览馆等，增强直观的历史感受。”那么，如何利用历史博物馆资源促进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实践。
1.利用历史博物馆开展历史综合实践活动
历史综合实践活动是历史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它不仅弥补了课堂教学中教师语言、教具等方面的不足，而且发挥了任何资料和方式都无可代替的教育教学作用，更给学生提供了实践、创新的场所和机会，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中学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丰泽区的历史博物馆不仅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而且能够提供给学生实践的场所，是历史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的独特的资源。丰泽区所属的历史博物馆展示内容相关的主题都可以作为历史实践活动的对象，比如：闽台历史渊源、探秘泉州华侨、闽南传统建筑的特色、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探访东亚文化之都等。
案例一：
活动主题：闽台一家亲。
活动目的：让学生了解闽台之间的五缘关系以及闽台关系的历史渊源，体会闽台之间深厚的历史情缘，使学生深刻认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团结协作的意识。
活动过程：
（1）将学生分为5个小组，各组分别从闽台五缘关系中选择一个主题，进行探究。
（2）组织学生参观闽台缘博物馆，并给予参观方法的指导，必要时进行解说。
（3）根据对闽台缘博物馆的参观，以及搜集的资料，各组成员进行讨论，并以小组的主题设计一个PPT，并写好解说词。
（4）各小组分别对自己的探究成果进行展示，并开展小组交流活动，讨论在实践活动中的收获。
（5）教师根据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进行评价。
活动小结：通过闽台缘博物馆展示的实物、图片、视频及文字等资源，让学生更直观、生动、形象地了解闽台之间的五缘关系，深深体会闽台一家亲的深厚情缘，培养学生爱乡爱国的思想感情。通过实践活动环节的设计，学生既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又可以培养相互协作的能力。
2.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历史博物馆的资源
历史具有过去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特点，因此，学生在学习历史课程时，不免觉得时间久远，枯燥无味。但是地方历史是学生在生活环境中可以直接感知到的，也是大多数学生有所了解却又不甚清楚、比较有兴趣了解的。如果在课堂教学中穿插地方史的内容，引入历史博物馆中相关的实物图片等资料，不仅可以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还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案例二：
教学内容：北师大版七年级下册《第14课元帝国拓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基业》。
教学过程：（1）在本课讲到民族融合的部分，讲述元朝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同汉、蒙等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这一知识点时，利用多媒体展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图片资料，穿插介绍泉州地区的回族历史。（2）在作业布置环节，让学生参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3.利用历史博物馆的资源开设校本课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我国实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三级管理，这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实际生活，开设形式多样校本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增强课程对学生的适应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丰泽区丰富的历史博物馆资源，可以为本校的校本课程开发提供学习资料和场所。如开设《博物馆里的泉州》的校本课程，从介绍博物馆的馆藏展品入手进而讲述泉州的历史文化；开设《小小志愿者》的校本课程，培训学生介绍馆藏文物，然后到博物馆实习。
三、开发历史博物馆资源对提升中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重要作用。通过开发历史博物馆资源，使其可以在历史课题教学、历史实践活动及开发历史校本课程中发挥作用，让学生直观、生动、有趣地了解泉州的历史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提高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1.文明基本素养得到培养
文明基本素养的内容非常宽泛，主要包括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协作交流能力等多个方面。在开发历史博物馆资源的实践中，学生在学习中获得乐趣，在活动中学会互相帮助，理解协作的意义，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使学生的现代文明基本素养得到培养。
2.民族精神教育得到加强
在实践中，教师在利用博物馆宝贵的实物图片资料进行知识介绍的基础上，让学生分小组分工合作，进行地方历史的调查研究、实地参观博物馆等活动，这样可改变学生的历史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史兴趣，让学生在充满兴趣的氛围下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人文素养的培育，加深学生对民族的理解，提高民族精神。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师院校 音乐教育特色 人才培养模式
2004年底，国家教育部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在此方案中，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培养方案提出了加大地方和学校特色化课程建设的要求。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第四部分提到，要“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专门人才”。为此，要发挥高等院校在特色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依托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培养特色专业人才，为地域音乐文化培养传承和保护的接班人。
一、形成地方高师院校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特色的重要意义
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民族、风土人情等的艺术化再现，也是当地特色文化的重要表现。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古老而又丰富的各地民间音乐反映了中国民族音乐艺术文化对大自然和人文情怀的无限崇尚，也反映了中国艺术文化的一种民族精神，至今仍然保留着中华民族生存过程中最基本、最精练的文化信息。
在地方高师院校音乐专业开设介绍本地民间音乐的课程，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将区域特色文化艺术引入到高校艺术教育的学科体制，通过高等艺术教育，建立一套相对完善规范的区域特色文化艺术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一大批能从事区域文化艺术工作和实践的高素质人才，既可为当地的社会文化、教育、经济事业服务，又可以使我国各区域宝贵的文化资源和遗产得以抢救和保护，进而发扬光大，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有特色的文化艺术。
地方高师院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就业大致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会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担负起传播祖国优秀民族音乐文化、培养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另一部分人将会成为群众文化事业的管理者或传播者，肩负着保护、挖掘和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因此培养音乐专业学生尊重和自觉保护、传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重要意识，让他们深入了解并掌握其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既是专业的需要也是素养的必备。地方高师院校在音乐人才培养模式上虽几经改革，但仍旧不能脱离专业音乐院校培养模式的窠臼，在“地方和学校特色”方面尚未形成体系。我省有高等师范院校近10所，但是他们在目前的研究方向和特色课程建设上，都没有形成对科尔沁音乐文化的专门研究，从而使得此方面人才的培养在我省高校中尤显欠缺。
目前在我国，已有部分音乐专业院校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如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泉州师范学院等，已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民族音乐专业人才。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遵循“借鉴当代世界优秀的音乐教育体系，依托云南独有的民族音乐资源，传承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弘扬中国传统音乐，培养21世纪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复合型音乐艺术人才”的办学理念，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抓住音乐教育的基点、特点、热点建立专业学科，弘扬中国传统音乐，走民族音乐本土化教育的路子。泉州师范学院也成功地培养出了首批“南音”方向的本科专业人才。他们的教程除了介绍“南音”的乐学理论、乐事活动、音乐流布、音乐构成等，最突显的特点是强调把“南音”置于泉州乃至闽南文化发展的脉络中传承、认识、研究，立足于本地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就近取材，为“南音”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的贡献，为当地的文化传承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二、科尔沁草原音乐资源现状分析
(一)独特的草原历史
白城师范学院地处科尔沁草原，坐落在素有鹤乡之称的白城市，是吉林省西部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白城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嫩江平原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部。东南与吉林省松原市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乾安县接壤；南与吉林省松原市的长岭县毗邻；西北与的科尔沁右翼中旗、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相连；东北与黑龙江省泰来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肇源县隔江相望。这里不仅地理环境优越、资源丰富，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蒙、满、回、朝、锡伯等29个少数民族。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使得这里的音乐文化也异常丰富多彩。
白城市历史悠久，经考古调查和历史文献记载，在旧石器晚期境内已有人类生活。商周至秦时期为东胡游牧之地。汉、南北朝时期，为鲜卑、夫余所居。隋唐时，为契丹族游牧之地。辽时，在这里设长春州，治所在今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四家子古城。金承安三年(1198年)又在此复设泰州，城址仍在四家子古城。蒙元时期，先属成吉思汗四弟斡赤斤封地，后属辽阳行省泰宁路、泰宁府，治所仍在四家子古城。明朝时期，隶属奴尔干都司所辖泰宁卫。清朝时期，属蒙古科尔沁部。悠久的蒙古族历史也为研究和传承地域音乐文化——科尔沁蒙古族音乐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丰富的草原音乐资源
在蒙古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中，科尔沁文化是独具魅力的。在科尔沁这片沃土上，文化遗产富聚，文化形态多样，乌力格尔、科尔沁民歌、马头琴音乐、四胡音乐、蒙古族安代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中鸟力格尔、科尔沁长篇叙事歌、马头琴音乐、四胡音乐等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科尔沁蒙古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音乐艺术种类都经历了种种流变与整合的发展过程，并与蒙古高原各地区的诸部音乐文化交相辉映，与丰富多彩的各部落民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现今风格各异的独特艺术形式。
(三)特色鲜明的培养方向
本土文化的丰厚绵长，特色资源的得天独厚，为我们构建特色课程提供了独特的有利条件。其生源很多都来自内蒙古通辽、赤峰，吉林白城、松原等地区，他们占总生源的50％以上。学生学习本土音乐文化有着对特定内容的理解、风格把握和语言运用上的优势。在毕业以后，他们大部分回到自己的家乡，扎根于当地的音乐教育事业，承担起收集、整理、保护、发展、创新和传承蒙古族音乐文化的重任。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有助于师生进一步了解社会、了解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民间丰富的风俗民情，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增强为当地音乐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同时又能更好地促进地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以地域音乐文化为载体。推进高师院校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蒙古族民间音乐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然而蒙古族民间音乐教育的缺失，却是地方音乐教育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其表现：一是教师本身对蒙古族音乐的了解不够；二是缺乏蒙古族民间音乐传播的途径。为此，从发挥高校资源优势、加强人才培养出发，推进高师院校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要加强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的蒙古族地区音乐环境；二是要加快蒙古族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加强蒙古族音乐理论研究；三是要丰富蒙古族音乐教育活动的形式，加快教材的建设，改进音乐课程的考试评价标准；四是针对大学生的特点，提高教师对蒙古族音乐的认知水平及教学水平，调整教学侧重点。
(一)增设地域特色音乐史课程
在学科体系中，我们应该高度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观念，进行课程有效资源的利用。在现有的“中国音乐史课程”基础上，将蒙古族音乐理论研究成果以及蒙古族音乐中的“活性”资源向教材建设、课程改革和师资培训上转化，增加诸如“蒙古族民族器乐史”、“蒙古族民歌与说唱史”、“科尔沁蒙古族民俗与音乐史”等课程，以便使学生在理论知识方面得到有益的补充，使在人文素养有效提高的基础上，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地方特色音乐的深厚文化内涵。
(二)增设地域特色音乐作品赏析课程
高师音乐教育引入地域特色音乐，首先应在音乐赏析方面增加本土音乐的比重。现阶段高师的音乐欣赏课主要以欣赏西方古典音乐、近现代音乐为主，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相对较少，地域特色音乐几乎没有。而地域音乐无论在体裁、形式，还是音调、风格上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因此，可以先从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歌、舞蹈、戏曲、器乐曲等方面研究人手，进而扩展到地方音乐的其他领域。
民歌是民族音乐的母语，倘若丢掉了母语，这个民族的文化也是残缺的。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原生态民歌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为了使科尔沁蒙古民歌得到保护并能传承下去，可以结合授课的实际情况，开设“科尔沁民歌与表演艺术”、“胡仁乌力格尔与表演艺术”、“科尔沁民俗与科尔沁民歌”等课程，使学生在与地域特色音乐的“零距离”接触中真正地感悟和体会到地域音乐独特的美感与魅力。
(三)增设地域特色演唱、演奏技巧课程
地域特色音乐的教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开设相关理论与作品赏析课程之后，应该增设民歌演唱、马头琴、四胡演奏技巧等课程。教师要尽可能多选用一些传统的民间歌曲进行训练，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对不同风格作品表现方法的掌握和情感的处理，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条件选择不同的作品进行训练，使他们自身的音乐潜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还应该掌握因材施教的原则，根据学生的声音条件、演唱演奏水平，采用集体课与个别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之上更快地提升演唱和演奏技巧。如果师资力量缺乏，也可以聘请擅长地域特色音乐的表演专家进行授课，以培养音乐人才。
(四)强化地域特色音乐教育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