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04 09:45:2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新文化价值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特色化发展———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形式及内涵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邯郸市十六个县(市)的民风习俗各有不同，反映在文化形态也各有特色，生长于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各具浓郁的地域烙印和民俗风格。其中，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萌生之初到流延至今，始终根植于农村的沃土之中，存续于农民的繁衍之中，与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表达着农民的情感，寄托了农民的祈愿，以其特有的形式长久地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能够自然地架构起农民群众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亲切感。这从邯郸市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人员大都来自本乡本土，每次演出全村群众几近倾巢而出观看，外出务工人员也从千里之外赶回家乡参与其中，即可见一斑。比如，每年的元宵节，永年县的国家级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抬花桌”，采取传统的舞蹈技巧，在鼓乐伴奏下，艺术氛围浓郁，演出气势壮观，使得围观者人山人海，喝彩不断。这种兴始于唐代初期、不断丰富完善、传承下来的民间舞蹈艺术，在永年县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更加彰显了地域特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从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进行特色文化建设的思考中可以看到，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各县(市)将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特色文化建设，既贴近农民的生活，符合农民的文化习俗，还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利于农民群众自主地发挥创造性。这是因为，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文化遗产从产生到流传，千百年来生长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农民群众对身边这些“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耳闻能详，极易掌握并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赋予其时代新内容。其次，农民群众对反映当地民风民俗、表演技能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厚情感。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靠着口传身教一代代地传承、光大，并不断地植入自身理解、情感和信仰，久而久之，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一种精神寄托，这就从思想与情感上为农民群众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提供了源动力。农民群众主动地发挥其创造性，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使其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思想与观念，并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保障了主体的培养，而这种积极主动参与的主体力量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和动力。各级政府对此给予积极引导和资金支持，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创造良好条件，不仅有利于在农村中建设文化艺术团体与培养农民文化人才，有利于活跃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生活，还能突出各县(市)带有厚重地域色彩的文化特色，无疑是宣传本地优势、提高本地知名度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传承形式的完善———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契机，加强农民文化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依靠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得以保护、延续的特点。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如果未能在传承人的有生之年将文化遗产给予全面有效地保护并传承下去，就会发生人亡艺绝的现象，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可弥补的损失。这就启发我们，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将农村的主人———农民放在首位，建设起一支来自于农民、服务于农民的文化队伍，让他们在承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接受新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树立起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与文化活动来丰富自身生活。而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具有与农民之间距离较近且易于为农民所掌握的特点，故将其元素和组合纳入农民文化队伍的建设与培养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首先，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建设一支农民自己的文化队伍。我们现在对于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主要采取的是“帮扶”政策，鼓励专业演艺人员、创作人员走入农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通过举办文艺展演、组织培训等形式帮助建设与培养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接受益的只是占农民少数的文化队伍，况且“文化下乡”活动不能长期不间断地在农民身边，内容也缺少地域性、民间性。而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在农村，乡土气息浓郁，具有贴近农民生活的强大优势，只需传承人教授、政府组织就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创新，这样就便于建立、发展一支农民自己的留得住的文化队伍。其次，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筑和谐社会。每逢农村传统庙会、集市节日或国家法定节假日，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出现在农村的固定地点进行表演，极大吸引了本乡本土村民及三乡五里乡民前来观赏。农民的这种高昂热情有利于将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推广，农闲时期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练习、交流、创新和排演，节庆时期则进行演出，并在传授、交流、演出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联系乡民情感的纽带，既是对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再者，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农民群众发挥自我能动性。农民对于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耳濡目染，如数家珍，在表演现场浓烈的氛围中，往往能和着民间乐器的旋律、伴着表演队伍的舞动而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来、唱起来、舞起来。这种认知和参与程度正是农民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顺应这种大势，政府给予积极的帮扶政策，专业人士给予有力的艺术指导，充分展示农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其能动性将会得以极大发挥，并在继承过程中自觉为古老的文化遗产输入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注入新活力。这种政府引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会从根本上使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文化队伍和农民文化生活更加兴旺发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以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主人———农民群众之间的纽带，在其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来加强对农民群众的培养，使他们在思想、行动及观念上奋发向上，以达到提高农民整体思想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构筑和谐社会的目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与农民生活联系紧密、群众参与性广、受众感染性强等特点，有着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主动参与的优势，在保护与传承中有利于建设、培养一支农民自己的文化队伍，在政府帮扶政策和专业人士指导下，农民可以自主发挥创造性，形成与时俱进、积极向上并具有新内涵与新形式的新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避免了“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冲突，无疑是对其予以保护与传承的一种有效措施。
本文作者：王冉郑扬工作单位：邯郸学院
Abstract： As a folk art prevail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Huaihe River，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has artistic features of rich contents， complex forms and enthusiastic styles of performance. Moreover， it has a trans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contains cultural viewpoints of free and unfettered Taoist adaptability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Rich in multi-factors in nature，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art reflects the local people’s unique lifestyle， morality， mentality，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ich is deeply loved and highly culturally identified there. Therefore，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folk valu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Anhui Flower Drum Lantern； regional culture；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rtistic value
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随着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消费和现代高科技媒体的猛烈冲击，花鼓灯艺术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淹没于滔滔的现代艺术洪流之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抢救和保护，虽成学界共识，但其现实境遇却依然面临尴尬；继承传统文化，为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尤其是地方农村文化建设服务，更是谈不到。只有真正认识到花鼓灯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才能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去自觉地保护和传承。
一、花鼓灯艺术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拥有3 700多年农耕历史的文明国度，地理辽阔，地貌不同，人们的饮食起居习俗也不一样，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地区，同时兼具南北方过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灯艺术的美学精神集中展现出道家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的逍遥人生观与文化观，体现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
（一）花鼓灯艺术的播布区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
自然环境往往会决定人的生存形式，影响人的生活形态，从而也影响一个区域的文化景观。自古以来，河流区域几乎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全长1 000多公里。在安徽境内的是淮河中游地区，淮河北岸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峦，这里季风显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气团交替频繁，常常造成水旱灾害。历史上的淮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疆域归属不稳定，既受南下的齐鲁礼乐文明之风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吴文化也曾在这里积淀，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构成对安徽花鼓灯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花鼓灯是人们在单调枯燥的生产劳动之余创造出来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种地方民间艺术。人们通过沿途卖唱、广场演艺、半路拦歌、对歌抒怀、小戏压场、抵灯竞技等形式，敲锣打鼓，唱歌跳舞，通过优美的动作和民歌小调，缓解疲劳，自娱自乐。“玩灯的共有千千万，都是淮河两岸人”这一花鼓灯灯歌唱词，进一步表明了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性特征。
（二）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地域过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过渡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线的南北交融与过渡。淮河地处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与秦岭一起，是我国划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线。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长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筛选、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长；二是历史上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头桐柏地区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区乃是蔡楚文化的发祥地。据记载公元前493年蔡昭侯从河南上蔡迁都州来国（今凤台县）。加之吴楚大战的反复争夺，淮河流域就有了长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从江南移民14万，以充实中都府（今凤阳以及淮河一带）。这实际上也把江南的经济――文化成分带至淮河两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东瓯、闽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吴越文化之影响，淮河下游的北部又与齐鲁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过贸易、战争等途径对淮河沿岸有所影响；北方历朝历代的战争与征伐，都让人民生灵涂炭。为求生存，人们只能四处逃避以躲战乱，纷纷迁移于淮河两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两岸杂居共存，进行商贸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区也得以集结交融，终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无论是“北歌南灯”，还是“东伞西鼓”，地处东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灯，则是“扇绢”并用、“伞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刚劲爽朗的特点，又有南方灵巧柔美的风韵，兼容南北风韵，并蓄东西优长，具有独特创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灯集歌舞、杂技、武术、戏曲、锣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热情奔放的旋律节奏，丰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现手法，集中体现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现形式、丰富的舞蹈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安徽花鼓灯舞蹈成为汉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间舞蹈[1]。
（三）花鼓灯艺术的文化基因与美学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朴道家思想的影响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种文化的内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其他别的社会所没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灯文化亦是如此。人们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单位中成长，通过他们使得花鼓灯文化世代流传，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运行形态和现象。安徽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主要是在水灾频患的淮河中游，高频率、无规律的洪涝灾害，是自古以来淮河两岸具有明显特点的自然现象，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的人们，一直面临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却又无法摆脱荒年过后的不同寻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贫瘠，带给人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凝结了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皆诞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则成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当然的精神资源和食粮。这种精神信仰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态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淮南子》一书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灯播布区，道家这种的逍遥、洒脱与昂扬、欢腾的花鼓灯的即兴性、娱乐性等艺术风貌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农耕文化下汉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灯艺人敬神拜神的传统和灯歌叙事抒情、劝诫说理的价值取向，花鼓灯音乐望风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贴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现手法，都是花鼓灯艺术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体现[3]。正是在这种结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里反复孕育，催生出花鼓灯艺术悲中涵喜、苦中取乐的美学精神气质。淮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长期的求生存斗争中，既直面严酷现实又以坚韧不拔品格不断实现着精神的超越，最终创造出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又激情迸发的独特的花鼓灯艺术。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遥，是悲剧人生中的憧憬；艺术地展现出苦难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这样说，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其铿锵的节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犷中的细腻、坚毅里的豪迈，已经悄然融进了淮河人的血液，成为这里民众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铸为淮河文化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对花鼓灯艺术的文化认同
花鼓灯艺术是安徽沿淮地区民间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发展与传承过程始终是围绕着这条河流，一直传递着沿淮人民的喜怒哀乐，蕴涵着淮河两岸普通百姓的内心精神诉求，花鼓灯原始朴素的灯歌、灵活洒脱的舞蹈、遒劲豪迈的锣鼓，体现出淮河流域浓厚生活气息的文化属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钟爱，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基础。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花鼓灯是在淮河流域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种古老地方民间艺术，它发源于淮河中游的河湾乡村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草根艺术。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两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艺术形式表现着淮河儿女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活信念。虽然花鼓灯的流传遍及苏鲁豫皖四省，但却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内的凤台、怀远、颖上等淮河中游地区，并产生过红极一时的影响人物，如凤台陈敬芝，艺名人称“一条线”，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畅淋漓；怀远冯国佩，艺名人称“小金莲”，他的舞蹈花团锦簇，舒展大方；颍上郑九如，艺名人称“小白鞋”，他的舞蹈潇洒飘逸、优美动人。他们从小就在淮河岸边长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响，痴迷并喜欢上了花鼓灯，发展并呈现出来自身独特的风格。正是由于人们需要寻找一种相同的文化“次生态系统”， 才使得花鼓灯艺术，能够在淮河流域得到流传，赢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爱，造就了安徽花鼓灯这样一种长盛不衰的文化生态景观。
从审美内涵层面来看，花鼓灯艺术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其演出对象是农民，主要表现农民的耕种收作、婚丧嫁娶、情感及娱乐形式、审美理想等人生内涵，蕴含着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灯常将艺术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场景如插秧、拾棉花、摇船，端针匾、单挎篮、割麦花、踏车步、推车步等，都纳入表演的内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这些大量取材于民间的体裁，让人们在欣赏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唤起亲切的历史记忆，找到精神的归宿。
从接受心理层面来看，花鼓灯的“花”，是女性的象征，过去却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灯的“鼓”，是最核心的乐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灯的“灯”，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儿女心中永不磨灭的希望之光。这是获得收成的民众向上苍感恩和礼拜的象征物，更是民众的审美心理的外化形式。这种心理的形成同样是来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说，安徽花鼓灯舞体审美意识的选择乃是花鼓灯艺术传衍的根基，是农民朋友们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对美好爱情、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是对新时代精神与花鼓灯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互动与联系在安徽花鼓灯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发生学上说，花鼓灯的起源或许与早期民间驱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祷天地的巫术和民俗宗教有关[4]。
三、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又开始实施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须正视的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还比较滞后，不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对村庄集体文化的解构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严重冲击，导致农村现有的传统历史文化民间特色文化日渐消亡，一些传统的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
花鼓灯作为一种农民自娱自乐、存活在农村的原生态地方民间艺术，它艺术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们的的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两岸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所传承下来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凝聚着淮河流域农民群众的文化认同，这更加有力地显示了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6]。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艺术可以增强民族文化文化认同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7]。
第一，历史民俗的价值。自华夏民族形成以来，花鼓灯始终伴随着华夏民族的繁衍而传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积淀的产物，是共同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灯的艺术形式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劳动、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风情的记忆，承载着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花鼓灯艺术里面包孕着淮河流域劳动人民的情感与性格，是淮河儿女用艺术来呈现认识世界畅想未来的一种灵活的继承方式，这种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人文价值[8]。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方民间艺术，很接地气，深得农民朋友的喜爱，千百年来，他们通过自我结社的形式，在田间地头、宗庙村庄演出，通过灯歌的演唱，对内具有疏导思想、缓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对外具有鞭挞假恶丑社会现象，抨击歪风邪气、树立社会正气，有效避免因为思想差异和冲突而引发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花鼓灯艺术通过特定歌舞语汇与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古老中国土地上纯朴民众的诗意人生观与旷达人生哲学，体现着乡村社区以仁义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识及其伦理道德风尚，以及这两者完美结合所呈现出来的纯朴而潇洒、自尊而爱人的文化精神。这一传统文化精神正与当前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通，在民间文化艺术复兴的背景下，许多民间艺人创作的花鼓灯艺术作品正悄然实现着传统文化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灯歌唱词中依据地方风俗习惯选材，很多内容宣扬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针对社会出现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导着农村群众的是非与价值判断。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决定了淮河流域人们对花鼓灯的热爱与迷恋，深受百姓的喜欢，成为农村文明的一种风尚，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别从人类文化学理论建构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对各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以民间文化艺术尤其是民风民俗为基石的。由此可见，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花鼓灯艺术在当前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
第二，文化传承的价值。安徽花鼓灯艺术是汉民族地方民间艺术，已经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农民所传唱，深得人们的喜爱。花鼓灯艺术中舞蹈、灯歌、 锣鼓等多种艺术的完美结合，已经把生活变得艺术化起来，让江淮儿女诗意生活。花鼓灯艺术中对情感的细致描绘，对人物性格外貌的动作呈示，泼辣中有细腻、粗犷中有妩媚、嬉笑中含真情，体现出淮河南北文化刚柔相济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俗。安徽花鼓灯在艺术领域沉淀的审美观念也日益鲜明独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亲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艺术符号。花鼓灯艺术要求必须扎根于广漠的农村，接触土地上纯粹的农民，才能延续和继承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这些传统文化形式贴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它淳朴、优美、热情、欢快，富有活力和渗透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要的就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原汁原味、接地气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价值。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四百多个舞蹈语汇，五十多种基本形态步法，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标志着汉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高度。节奏鲜明自成体系的花鼓灯“锣鼓”，抒情优美、幽默俏皮、即兴演唱的花鼓灯“灯歌”，拧倾的舞姿形态、溜刹的步伐动律的花鼓灯“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灯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时尚文化的强力冲击，安徽花鼓灯这一本土民间原生态艺术瑰宝与其他民间文化艺术一样，正在快速消亡，这一长期活跃在田间地头、农民家门口的民间艺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与当代文化新思维交织碰撞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和样态实现“现代性转化”、焕发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已经成为安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只有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指导和改造，在花鼓灯艺术的表演套路、服装道具
等进行改造，提高其品质型、观赏性和艺术性，使之成为农民所享用的丰富精神财富。我们更要重视民间传统艺术人才的发掘，他们是淮河流域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作为活态传承人，保护和传承大量地方民间文化，让灿烂的地方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总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地方民间文化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社会发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灯艺术需要创新传承，它不仅能够使安徽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还能够极大地丰富农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广大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实质性的丰富和提升。尤其是，作为极具代表性和艺术水准的汉族民间艺术，花鼓灯是淮河流域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基石。离开了传统，特别是脱离了民间文化传统，任何新文化建设都难以避免走向“底气不足”乃至呈现“空中楼阁”态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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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核心价值观是法院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法院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为其特有的、共同遵循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以及与之关联的外在表现的总和。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感性的、肉眼可见、感觉可知的物质文化；第二等级是法院主体感性的行为文化；第三等级为理性的法院管理文化；第四等级是最深层次的理性的法院精神文化，包括司法理念、职业道德等。法院文化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其核心是内在化的精神，即法院群体的思想认识、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模式等，也可以称为“精神文化”，其他的如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等都可以理解为内在精神的外在表象。二是它与法律文化、组织文化密切联系。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法院群体思维方式的逻辑性、行为方式的程序性、道德良知的崇高性等都体现了法律文化的特色。同时，不同法院的领导层通过不同的管理行为而塑造出不同的法院文化，所以法院文化又反映出组织文化的某些特点。作为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集合体，文化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帮助在某种共同性基础上存在的群体找到自我认同，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理性上的一致认识。
（二）司法核心价值观是法院文化的重要内容
“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是人民法官这一特殊的司法职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最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灵魂，是法院群体活力的内在力量，是增强法官职业归属感和尊崇感的精神根源。因此，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就是要强化干警对司法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以先进文化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努力使法院队伍切实担当起建设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
多年来，法院文化建设特别是法官队伍共同价值观念的培育，得到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就法院文化建设作出重要批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因此，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法院文化在提升队伍思想境界、改善队伍精神面貌、凝聚队伍向心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法官队伍始终保持公正、廉洁、为民的本色。
二、深化法院文化建设，牢固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
（一）坚持理念先行，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导向功能
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建立起法院群体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标准，必然对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但使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和衡量逐渐趋同于共同的认知，而且使成员以共同的认知为参照，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乃至整个精神世界。因此，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朝阳法院注重将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向个体的心灵深处灌输与传导，增进干警对法院文化的感情认同，努力使其变成法院群体的思想共识和步调一致的行动。
针对法院队伍日趋年轻化、规模不断扩大的特点，朝阳法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题学习、召开报告会、开展征文演讲活动等方式，引导广大干警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三个至上”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提高自觉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加强“朝法精神”的灌输，在新录用人员岗前培训、新任命助理审判员业务培训、新任命中层助理履职培训中引入法院文化的内容，增强干警对“朝法文化”的了解和理解，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中干警的参与度，举办才艺展示大赛、原创节目大赛，制作《朝阳法苑》《朝霞》等内部刊物，激发队伍的创造力；深入贯彻“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的工作思路，积极开展争创“五好党支部”活动，组织“支部书记党课评比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始终将审判质量和审判效果作为重要的检验标准，在社会影响大、舆论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涉民生纠纷与群体矛盾的调处化解工作中，检验党员的先进性和思想教育的成效。
（二）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规范功能
法官的个体行为不仅取决于心理的需求与动机，而且还取决于其所在的法官群体的心理与需求。法院文化通过微妙的心理活动渗透和感染每一个成员，从而形成一种无形的、理性的约束，使个体能够按照群体价值目标的指导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多年来，朝阳法院主要在建立和落实制度两个层面积极开展工作。
一方面，坚持内部自觉与外部约束并举，突出制度的驱动作用，将司法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固化为各种规章制度、工作标准、岗位规则等。出台《工作人员着装、仪表规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规范干警的言行举止，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出台《民事案件审限内结案管理规定（试行）》《司法建议工作规则》等，加强审判执行工作管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出台《关于干警业外活动的基本要求》《关于履职诫勉谈话暂行规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大力倡导文明、廉洁的司法作风。近5年来，经过“废”“改”“立”工作，朝阳法院现有各类内部制度百余项，已初步建立起符合政策规定、符合工作实际、符合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这成为法院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在健全完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朝阳法院狠抓制度机制落实。抓司法作风，定期对工作人员日常文明用语、接待和庭审行为、仪容装束等进行检查，确保从细节上体现良好的司法形象；抓司法公开，完善新闻制度，增加庭审网络直播次数，坚持开展人民法庭开放日活动，拓宽民意沟通渠道，不断提高司法活动的透明度；抓廉政监督，查找容易滋生违纪违法问题的风险点，制定防范措施、加大查处力度；自觉接受人大及社会各界的监督，自觉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确保人民法官公正廉洁的形象深入群众心中。
（三）积极开展宣传，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激励功能
法院文化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动力。它可以激发每名法官奋发进取、争创一流的精神，充分调动大家的主观能动性，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投身到司法审判与司法服务中去。为进一步营造浓郁的法院文化氛围，朝阳法院加强对法院文化的宣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作用，强化法官的法治信念。
大力弘扬“朝法精神”。为使法院精神深入人心，积极推动“朝法魂”凝练活动，以“朝法魂”凝练活动为抓手，努力发挥文化建设“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用，营造氛围、凝聚人心，使干警自觉将“朝法精神”烙于心中、见于行动；充分发挥内部网站、宣传专栏、荣誉室、报纸刊物等宣传阵地的作用，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广泛传播、展示法官文化和朝法特色文化，增强干警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发挥先进典型的引路作用。朝阳法院坚持以“宝塔式”的结构选树和储备先进典型，突出先进典型培养宣传的梯次化、持续性和多样性。多年来，涌现出以“中国十佳人民法庭”“全国优秀人民法庭”双桥法庭和“全国优秀女法官”“中国法官十杰”钟蔚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在法院文化建设中，坚持用典型的示范作用和精神力量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通过事迹报告会、专刊图册、实践活动、专项表彰等形式宣传先进，积极开展区“十佳法官（法院工作者）”“钟蔚莉审判质量奖”、青年法官裁判文书评比等多项评选活动，在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院干警见贤思齐，追求自我完善，已经形成了学先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
（四）优化工作环境，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熏陶功能
法院文化不但抽象为共同的司法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言行举止，而且体现在法院的物质环境中。当一名新的成员加入法院集体时，物质环境会成为法院文化传播的载体，使新成员在耳濡目染中尽快地了解并融入这一集体。同时，法官的内心养成尤其是为民意识等职业特色的形成也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为进一步营造具有文化感染力的工作氛围，朝阳法院从硬件、软件方面齐入手，精心打造了具有朝法特色的工作环境。
倾心打造职业特色环境。在积极加强羽毛球馆、篮球场、网球场等文化活动场所建设的基础上，突出环境建设的职业特色，如各派出法庭成立“家”“恕”“诚”等不同主题的和解室，促进婚姻家庭类、侵权类、合同类案件的有效化解；在人民法庭显著位置悬挂庭训，切实把干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公正、廉洁、为民”的要求上来；法庭建设突出主题性，如奥运村法庭以“中华法文化”为主题，在走廊墙壁上悬挂古代契约实物、古代法典图画，精心建造“法”字墙等，这些举措在增强干警的职业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倾力构建便民利民体系。从立案、审判、执行、审务等各方面入手，积极探索丰富便民利民举措。在立案大厅、审判场所设立绿色通道，配备诉讼指南、添置取号机、饮水机、复印机等设施，创造温馨的诉讼环境；以当事人无障碍参加审判进程为切入点，推行诉讼权利告知、类型案件指引等做法，强化法官的服务意识；实行执行全天候备勤制度，提供执行信息查询等，保障执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抓住重大节日等关键时点，通过“法律六进”活动、“法庭开放日”、妇女儿童维权热线等方式，确保“当事人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官司”。
（五）打造朝法品牌，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辐射功能
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法院群体思维方式的逻辑性、行为方式的程序性、道德良知的崇高性等都体现了法律文化的特色，而且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产生影响。先进的法院文化能够增进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理解、信任和支持，从而提升法院形象、树立司法权威。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朝阳法院注重文化品牌的培育，努力使法院特色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塑造有形的“和解”文化。积极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之路，构建起包括庭前调解“三项制度”、诉前和解“三种机制”、判后答疑制度在内的调解和解工作体系，同时在7个派出法庭全面设置立案点，设置导诉台，探索有效的诉调对接机制；加强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建立了全国法院系统首个和解大厅，和解室不挂国徽，不设法台，营造温馨优雅的和解环境；成立专门的和解文化展览室，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和宣传法院和解工作经验和成果，使“和”文化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朝阳法院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
创新法院文化传播载体。为激励干警斗志，凝聚队伍力量，朝阳法院干警自己创作了《我们是光荣的朝阳法官》《和解之歌》两首曲目。歌曲生动再现了人民法官面对繁重的审判压力，勇挑审判重担、锐意改革进取、倾心司法为民的责任感和自豪感，“神圣使命牢记心间，为民解忧没有终点”等词句成为“朝法精神”的形象诠释。2008年成立了管乐队后，还将《我们是光荣的朝阳法官》改编为管乐合奏，在政法系统多次进行汇报表演，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各级领导的好评，逐步成为宣传法院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朝阳法院文化建设的又一特色品牌。
三、对进一步深化法院文化建设、牢固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通过以上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朝阳法院的文化建设焕发了勃勃生机，取得喜人成绩：先后被评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并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但是，法院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综合性工程，在法院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层次性、专题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应深入总结分析当前的形势和挑战，加强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构建开放、科学、富有特色的法院文化建设体系。
一要结合需求，找准思路。法院文化的内在本质是法院的精神文化，它是法院文化的根和脊梁。精神文化的培育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与区域发展形势相适应，要考虑到辖区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期待以及群众的文化素养，有意识地引导和塑造法院干警的价值观及精神追求；二是要与法院工作发展相适应，要在全面分析客观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开展，科学地、有针对性地确定思路、目标、步骤和任务；三要充分调动干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集思广益；四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对多年来法院工作中形成的先进文化进行总结、提炼、继承和发扬，做到与时俱进。
二要加强组织，长远规划。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应加大法院文化建设的力度，开展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引导；要牢固树立“全院一盘棋”的思想，充分发挥党委、团委、工会等组织的优势及合力；要坚持循序渐进，在制定总体目标的同时，拟定阶段性计划，将营造和谐的法院文化环境和任务当作系统性、长期性任务来抓，将干警司法理念的树立、职业道德的提升、司法作风的改进以及法院精神的培育等持续推进，使法院文化建设稳扎稳打地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 区域文化 高校核心价值观 教育方式
当前，全国高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如何在大学生中践行核心价值观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需要[1]。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区域文化与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联系有一定创新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既可以丰富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又能促进加深对社会转型、历史变迁、文化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从实践层面看，高校将特色区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有助于区域群体和个体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更好地为地方发展服务，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导价值观在人们社会实践中的统摄、驱动、定向和凝聚等作用。
一、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区域文化的关系
我国区域文化资源在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思想内涵，与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密切联系。
1.区域文化与高校核心价值教育的关系。
区域文化是在一定区域内因其自然条件、人文条件或者具有其他特殊背景而形成的不同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它反映了本地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因此区域文化具有地域性、典型性、独特性。区域文化的独特性使高校核心价值教育的方式不拘一泥，不断地创新发展。
大学地处区域文化所在的包围中，区域文化对大学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渗透性。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文化，反世俗成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2]。有了大学文化背景的支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有利于区域文化的创新，融入更多的其他文化，使区域文化得到更多的发展。
通过高等院校的建设，融入更多的区域文化特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方式和内容不断丰富，为特色大学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同时，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有利于区域文化的传承，还能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2.区域文化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价值。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文化各具特色，每一种文化都催生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这些价值观凝练出来。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是地区人民共同的情感纽带，也是激发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精神力量。区域文化资源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价值，
首先是价值观认同。高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绝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科学的认知和转化过程，是个体将科学思想理论体系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意识、观念和语言的动态认知与内化过程。借助区域文化资源进行价值观落实或驾驭，能更好地符合人们的认知偏好，切合人们的文化心理。其次，有利于价值观教育的大众化。当区域文化资源成为价值教育和传递载体后，以高校学生熟悉、理解和认同的方式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大众化。最后，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区域文化基于区域内相对稳定的传统、习惯及风俗人情，表现为性格和心理特质的一致性，为增进本区域民众的思想认同、同化本区域民众的精神诉求提供力量源泉。
3.区域文化与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的可能。
区域自主创新文化理念与高校教育理念吻合。如昆山提倡“共谋科学发展，共建和谐家园，同享全面小康”。高校是提倡的知识创新、和谐友爱、全面发展理念与之不谋而合。在教育观念、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校园文化等方面大多围绕这一主题进行。
区域价值观思想与高校传承的道德不谋而合。如在共谋科学发展，共建和谐家园表述基础上，昆山衍生出富民、亲商、高效、廉洁的政府价值观，守法、诚信、履责、创新的企业价值观和包容、进取、友爱、奉献的市民价值观。廉洁、守法、诚信、进取、友爱、奉献等价值观与高校的道德要求如出一辙。
区域全方位营造以文化人、尊重人才、崇尚学习和创新创业的风尚与高校文化育人不谋而合。昆山以“文化+科技”为特色，推进昆山“创意城市”建设。高校整合资源、精炼优质高效的教学，强调以文化促进素质教育，不断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与区域文化提倡异曲同工。
二、区域文化视阈下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既然区域文化与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能互相促进，就应掌握这一规律，根据社会转型的特点，探讨区域文化特色视阈下高校社会主义核价值观教育方式。
1.发掘区域文化精髓，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
大学生思维活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以新颖的方式进行。根据昆山区域的孝道、奉献、吃苦耐劳等文化精髓，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利用学工四大品牌结合区域文化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
品牌访谈节目《非常零距离》邀请特级教师、优秀校友、优秀学生与在校生做交流，以感恩、孝道、和谐、爱国、拼搏等为主体，通过访谈的方式，宣传核心价值观。如，第十五期主题“怀孝心，践孝行――传承孝道文化”邀请在校教师、下企业同学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告诉大学生人生有三件事不能等待――读书，行善，尽孝。
品牌校刊《登云学工》，专设“校园故事”、“榜样故事”、“学子心声”等栏目，重点选模范学生事迹报道。如校园故事“小主传”讲的是院学生会主席、社团联合主席、系部学生会主席的奉献精神，他们把业余时间都奉献了给学校和社会，为老师分忧，为同学解难，在社会做义工，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
累计开设300余场讲座的品牌人文素养讲座，内容涉及传统文化、道德教育、核心价值观、国际形势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讲座得以充分展现，如讲座“国际形势分析”，使学生认识我国当前局势，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品牌诚信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建立诚信意识和习惯。借助诚信平台，对学生经济诚信、学习诚信、生活诚信等方面展开全方面评价，促进学生不断自我提升。
2.借助区域传统文化，构建^域――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平台。
积极推动区域传统文化、区域精神进校园，使大学生认同区域文化，从而真正接受核心价值观。昆山从实践区域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之初便开展各种有地区特色的文化活动。“日知讲坛”，取昆山先贤顾炎武《日知录》的原意，聘请专家讲健康、讲国学，讲党史，吸引一大批爱好听课的年轻人。周庄“吃讲茶”（古时为调解邻里街坊事务纠纷的方式）为深化基层思想道德建设“三讲三评”活动的创新讲坛，在弘扬社会正能量方面发挥作用。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与昆山先进文化教育积极对接。“弘扬祖冲之科学创新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劳模精神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昆山“日知讲坛”科普讲座等进校园。这些活动围绕昆山文化开展，宣传昆山古今文化精神，如题目为“玉出昆冈・昆山文化漫谈”的讲座，围绕“百戏之祖”昆曲、“马背上的学者”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内容，形象生动地讲述了昆山的历史文化。通过区域――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平台的建立，师生深入了解区域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汲取人文精神的营养，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作用。
3.发挥区域价值观的作用，构造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制度。
高校思想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的制订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根据昆山地区“共谋科学发展”的理念，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通过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模式和制定规章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
昆山科技职业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一套科学模式。一方面，突出思想教育主线，夯实学生公寓、日常管理两大阵地，建设好辅导员队伍、宿舍管理队伍、学生干部队伍，抓好感恩教育、诚信教育、责任教育、入学教育、岗前教育;创立了“四有建设工程”（辅导员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学生有道德、有梦想、有技能、有体魄）。根据这些科学理论指导，学院先后编制《学生手册》、《学生行为规范手册》《大学生文化活动卡》、《大学生德育考评手册》等，这些规章制度均是紧跟时代进行创新，并从规范管理、以人为本的角度制订的，各项内容具备一定的科学性，目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三、结语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区域文化之中，贯穿区域传统文化、经济转型、城市现代化建设等各领域，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根据时代需要采取新的方式教育，在大学生核心价值教育过程中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真正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才能使学生真正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发《关于做好201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了要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强化创新创业实践，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普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关于做好2016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对全体学生开发开设创新思维、创业基础、就业创业指导等必修课和选修课，并纳入学分管理。这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的积淀，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其蕴含的高尚的爱国情感、正确的人生理念、浓厚的人文精神不仅应成为当代大学生宝贵的文化品格，更能为现代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文化来源，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条件和环境。分析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有助于夯实创新创业文化基础、增加创新创业文化力量、深化创新创业文化责任、构建创新创业文化核心，有利于国家、政府、高校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指导理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1遴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遴选出适合引入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1.1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和合思想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有“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早已渗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它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是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这里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归结到人的身上，反映的是一种既能洞察自然规律又能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人格。
在当今商业领域当中，要求人们在创造利益的同时，也要注意维护他人、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便是启发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中要实现和谐发展的问题。这种思想鼓励学生以宽容之心来对待他人，提高自我修养，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以及团队精神的发挥；以顺应之心来对待社会，完成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及责任，有利于企业在社会中的顺势而为；以敬畏之心来对待自然，有利于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维护企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1.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图强思想
《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发愤图强的优良传统，强调的是君子的自我反思并不断突破自我的态度，强调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一切事物。自强是指人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认识自身的不足及有待改进的地方，然后充分调动自身的力量去奋发图强，无惧艰难险阻，不断提升自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取，包含了自强、上进、奋发等优良的精神品格，与我们现代所要求的创新创业精神的内涵一致。
我们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方面的要求中，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等品质是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这一品质是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如果一个想要创业的学生缺乏自强不息的精神，做事缺乏恒心和耐心，遇到点困难便停滞不前，那想必他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是很难坚持下来取得成功的。为理想而不懈奋斗、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积极的人生观，有利于大学生在进行创新创业项目中，不断激励自己，明确努力目标，激发潜能，自主学习，提高实践能力。
1.3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
《日知录・正始》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强调个人价值的同时，更加强调人的社会性以及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只有在社会群体之中，依靠团体的协作，人类改造自然的创造才能够发挥作用。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就是要求我们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整体利益着想，把个人目标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将自己的理想抱负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为，追求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在创业中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项目的现实利益，尤其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个别学生以自身利益为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缺乏对集体或社会的奉献精神，忽视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应当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大学生将创业与创造最大社会价值并回馈社会的伟大理想联系起来，将创业与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与个人共同发展的目标。
1.4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诚信思想
《增广贤文》有“君子爱，取之有道”。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重义轻利”是作为君子必不可少的高尚品格。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这里所谓的"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是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但是前人所推崇的“义”，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摒弃“利”，比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肯定人们对“利”的追求，但更加强调的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诚信是商人立身创业之根本，这已经被古今中外成功商人的实践所证明。一名优秀的创业者，除了具备相应的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外，更应具备诚实守信、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对君子的要求，今天，它同样也可以成为大学生创业精神中的重要品质。大力弘扬和发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有助于大学生创业精神及能力的提高。
2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结合的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具有积极作用，探讨通过何种途径将两者有机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建设，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2.1 加强文化宣传，启蒙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是启发和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重要一课。但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大学生在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较为欠缺，接受教育的途径比较有限。因此，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广播、展板、刊物等传媒平台，积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将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渗透到各种校园景观当中，设计具有传统文化韵味的校园雕塑、亭台轩榭、书画长廊等人文景观，这样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当教育者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创新创业的课堂教学中，启发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时，学生自然而然就会增强认同感，认可其中深刻的含义，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启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2 整合课程资源，编写针对性创新创业教材
目前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专门引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一章节的教材非常少。在很多高校，师生使用的教材大多只是涉及到创业实用基础类的知识，在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培育上较为缺乏理论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创新创业教育值得借鉴的内容，因此，高校可以结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将最能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和人生价值取向的文化知识、能够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内容编入教材。同时，要注意所选文化知识的可读性，使篇幅和内容短小精悍，根据不同学科特点采用不同的编制形式，科学合理搭配，也可以结合高校所在地区实际，合理开发和利用地域性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3 加强师资建设，将人文社科类教师纳入队伍
随着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的兴起，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成为了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高校开始重视对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选送了一批教师参加“创业指导师培训班”，成为学生的创业指导教师。这批教师大多是高校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创业部门的教师，由于专业所限，他们在给学生授课或为学生指导时，更多的是在实践操作层面，较少涉及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培育。因此，建议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学科专业资源，聘请部分人文社科类专业教师担任创新创业课程的授课讲师，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渗透和贯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培养大学生成功创业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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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阚兴辉.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J].中国职工教育，2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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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电厂是一个有着48年历史的老厂，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__电厂就着手企业文化建设，经历了形象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3个阶段。其中形象文化建设以“双达标”为切入点，使__电厂从此摆脱了“脏、乱、差”的局面，历史性地跨入了文明、安全生产阶段；制度文化建设以“创一流”为切入点，告别了传统的陈旧管理模式，走上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管理轨道；精神文化建设以“网厂分开、竞价上网”的电力体制为切入点，打破了计划经济管理思维的束缚，进入了体制、机制及管理创新阶段。企业也由此实现了3步实质性的跨越。从20__年开始，__电厂企业文化建设进入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总结、提炼出了“以管理为核心的厂区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社区文化，以美学为核心的家庭文化”的“三维立体”企业文化体系构架，形成了具有企业特色的“三维立体”的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但是，企业文化建设有两项重点工程，一是建立起科学规范的企业文化体系；二是形成企业共同价值观。这两项工作完成了，企业文化建设才算搞好，文化管理的形态才能形成。目前__电厂完成了第一项工程，企业文化的第二大工程，也就是形成企业共同价值观问题，既是所有企业遇到的难点、焦点问题，也是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问题，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再看目前__电厂的现状，从外部环境看，电力企业发展形成了新的格局：抢市场、抢能源、扩规模、求发展，竞争日趋激烈。__电厂在发展空间、赢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上已不占优势。煤炭紧缺、煤价上扬、环保成本逐年增加，企业在负重前行。再看企业内部，7炉8机，设备老化，运行多年的设备健康状况差，安全生产压力大；人员严重超编。同时，作为一个老企业历史的包袱还很沉重，5、6号机组的上网价在全国一直都是最低的，造成了连年亏损。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物质基础。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要在这个物质基础上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安全生产，这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他工作都做不好，这是企业文化的根。在稳定住安全生产的同时，还要想办法解决发展问题，就是要“纲举目张”，要发展。我们的思路是先对机组进行设备置换，以大代小，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然后争取济阳项目，分流人员，解决企业人员超编问题，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迈上新的台阶。在这个过程中，要体现出__电厂的企业文化来，靠文化的价值导向、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支撑企业发展。
首先要普及核心价值观。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灵魂，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坚持不懈、核心团队身体力行、全体员工都信奉的精神准则，它的培育和形成，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精髓。一个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相匹配的企业核心理念体系的创建和完善，对企业未来的影响是深远的。__电厂自建厂第一天起，就坚持“安全第一、效益至上”的价值观，48年来，不论企业处于什么时期，这一理念始终是全体干部职工笃定恪守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听许多老职工讲，__电厂的职工对安全生产是最为关心的，那时候，职工在家里不管干什么，一听到安全门放汽，就自觉往厂里跑。这种价值观念影响了一代代职工。到目前，每逢遇到恶劣天气，生产系统的干部职工不管白天黑夜都往厂里跑，很多家住市里的职工也趟着水往厂里赶。作为企业来说，安全生产是基础，但不是为安全而安全，安全生产的目的是经济效益，这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核心的价值观念。除了“安全第一、效益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以外，其他理念我们也要大力普及，如“效益论英雄，结果定成败”的企业理念，“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认真办正确的事，努力正确的办事”的工作理念，“安全是最基本的福祉”的职工福利观，“安全记录处于动态，要时刻如履薄冰”的安全成绩观等等。这些理念一旦被广大职工认同并附诸于工作实践中，对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加快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形成，要靠制度、靠政策。企业共同价值观来自于企业的管理政策，尤其是企业的用人分配制度。试想，如果企业用人不合理，分配不公平，员工离心离德，还有什么共同价值观可言？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厂的很多制度都很好地体现了“安全第一、效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但是员工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程度永无止境，尤其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说明对我们的企业文化进行完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一种企业文化，必须要得到大多数职工的认同，没有职工的认同，企业文化就是形式主义。而在企业共同价值观上有所进展，就必须实施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大量的企业文化工作，是在企业的管理方针、政策、制度中体现的，它既是一种宏观文化意识，又是一种微观的管理方式。因此，下一步我们的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人员要逐渐适应用文化管理的思路和手段进行管理。
关键词：文化秩序；新闻传播；社会事件
新闻传播不仅是社会信息在人群之间的传递，还是对该社会的社会文化的传播。新闻传播中要牢牢把握现实的文化秩序，因为文化秩序是社会和谐稳定必不可少的因素。这样才能表现出新闻传播最根本的价值，满足人们各方面的渴望。文化秩序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所必须遵守的，是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必要的行为。
一、文化秩序的含义［1］
社会文化秩序是维持该社会和谐稳定必不可少的东西。它是由社会很长时间累积的文化价值所表现出来的人们行为上的规范。文化秩序作为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必不可少的因素，所具有的约束力也凌驾于该社会人们的自我思想之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秩序要比法律更具有规范人文思想、行为的作用。它是社会特有的文化产物，是衡量地区不同人思想行为的一个准则。一个良好的文化秩序能够带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也是提高该地区社会文化价值不可缺少的因素。
二、倾向性的新闻传播行为
倾向性的新闻传播行为是指新闻传播方在进行新闻传播时把传播内容按照自我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识进行报道。这种传播行为某种程度上会扭曲事件本身的现实情况，而且会诱导人们对新闻事件不同方向的认识。一个倾向性的新闻传播行为不仅会扭曲新闻传播的意义，而且会为社会文化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一）对人物的倾向性传播
对人物的倾向性传播是指新闻媒体主观意识塑造出的新闻人物。新闻媒体根据自我的意识给予人物的不同评判，更有甚者为了让自我意识在人物上体现得更形象具体，而刻意隐藏或夸大新闻事实。虽然人物行为没有受到最根本的改变，但阅读人群在阅读这些新闻时会带着新闻媒体赋予的主观意识，从而会导致阅读人群忽略人物的行为本质等。夸大和减小人物行为，加大或减轻人物罪恶，是常见的倾向性新闻传播之一。例如，在传播某一人物的不良行为时，并不对人物行为做出公正的概述，而是不断强调罪恶感以及人物行为带来的恶劣影响。这容易导致阅读者也受到这种思想的侵蚀，不能正确地对人物行为本身进行评定。
（二）对社会事件的倾向性传播
对社会事件的倾向性传播也是倾向性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对社会事件的倾向性传播主要是指在进行社会事件报道时，附带传播方自我的感彩，对社会事件进行主观意识上的评价，从不同方面上来扭曲社会事件的本质，给社会文化秩序带来破坏。在对社会事件进行倾向性传播时，真正报道社会事件本身真实情况的少之又少。传播方通常为了利益以及自身思想，夸大事实。就阅读者而言，他们期待的社会事件的报道是有现实意义的，是真实还原社会事件本身的，而不是附带强烈感彩的报道。
三、在对新闻的期待中把握现实的文化秩序
（一）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未决所形成的期待［2］
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未决所形成的期待是指人们期待那些关乎自身的社会重大问题的发展，但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很长的周期。新闻媒体报道时要把握现实的文化秩序，不能凭借自身的主观意识来对这些社会重大问题加以评判。这种期待从某种角度来说加强了人们对自身的思考、对社会现象的总结和对未来的憧憬。
（二）因人的感知和想象所形成的对艺术信息的期待
人的感知和想象随着人类漫长的发展已经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它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慰藉。对艺术信息的期待是因人的感知和想象的发展所形成的行为。通常来说，人渴望得到精神层次的交流，并且通过感受不同的艺术信息来达到自身的精神需求。新闻传播要把握现实的文化秩序，为人们提供不断创新的艺术表达形式。要结合该社会的精神文化，给人带来精神层次的享受。
（三）渴望对他民族社会的理解所构成的期待［3］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不仅渴望了解自身的社会文化，还渴望了解他社会的文化，这样也形成了一种期待行为。人渴望得到精神的交往，不局限于自我社会人员的交流，更渴望和世界其他社会进行交流，了解其他社会的文化和社会事件。在进行新闻传播时，需要还原他社会事件的本质，描述他社会的文化秩序。只有客观地分析其他社会的社会秩序，才能给自身和其他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合作带来帮助。
四、结语
新闻传播是为了满足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渴望。在新闻传播中，一些不正当的带有倾向性的传播行为会影响到人对社会事件和人物行为的直观看法，阻碍阅读者了解事物本质，影响人对事物的判断等。新闻传播要把握社会的文化秩序，在满足社会文化秩序的前提下进行传播。这样不仅可以还原社会事件的真实情况，还会对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而且把握现实的文化秩序进行新闻传播还可以满足人们对社会重大事件、艺术信息的期待，为社会的人文发展以及思想程度的提高带来重大帮助。
参考文献：
［1］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2-14.
［2］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50-51.
[关键词] 新闻价值 观念 文化学
新闻传播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新闻事实的取舍与报道的不同角度。中西新闻工作者在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几个新闻价值要素――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然而，中西方以相近价值观指导出的新闻传播实践却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无视中国国情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媒体报道忽视了对人权、公民知情权与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国际传播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沟通交流。本文将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来审视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闻价值观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传播新秩序构建，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新闻传播功能的发挥。
一、“同”――对“人”的共性、新闻事实本体和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
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是中西方新闻信息交流和沟通对话的基础。学者赵莉在《从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统计发现，“2002年美联社和新华社所评的十大国际新闻中，有四条是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中美新闻价值观中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1]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共通心理与思维习惯。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环境。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具有共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价值选择。
其次，客观发生的事实对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闻事实――其中蕴含着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特定属性。这些特定内涵和属性决定了中西新闻价值观相同的一面。
考察新闻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历史就能证明中西方“同”的一面。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源远流长。1690年，德国人托比亚斯・朴瑟在一份关于报纸的论文中提出，为了在数不胜数的新闻事件中作出选择，应该把那些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挑选出来加以公开报道。他列举了他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涉及到了选择新闻的异常性和重要性等标准问题。这是西方新闻史上最早提出的新闻价值观念。后来，德国学者卡斯帕・斯蒂勒又在1695年提出了新闻价值的新鲜性、接近性、显要性和消极性等。[2]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伴随着美国政党报刊的逐渐衰落和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报业竞争中，西方各报社老板和主编为扩大报纸发行量，十分重视对新闻事实的选择。20世纪初，美国、日本的一些新闻学者把新闻事实的选择标准统一到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上。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他明确提到突发事件、地缘接近、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再一次掀起探讨新闻价值观念的。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基（Mari Ruge）。他们考察了“事件”变成“新闻”的奥秘，并论述了新闻的12个要素。[3]
关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西方新闻学者少则有5因素说，如麦道格尔；多则有20因素说，如英国汤姆森基金会专为第三世界新闻工作者编写的新闻教科书等。尽管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标准的具体表述上有多有少、有轻有重、有先有后，但他们在主要标准的确定上还是相当一致，其中包括：影响力、接近性、异常性、显要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4]
实践的需要与向外的学习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诠释，形成了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价值观要素。徐宝璜在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认为，“新闻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并明确提出了新闻价值的三个要素，“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高之新闻。次要之最近事实，仅能引起较少人数与较浅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低之新闻。”“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成反比例。此相隔时间愈短，则新闻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不仅随时而异，又大抵随地而有别也。吾人所注意之事，大抵以己为中心，渐推及于己所熟悉之人及事。故现虽处交通便利之世，所最注意者，大抵仍为本埠之事，及本埠之人。”[5]
邵飘萍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新闻学教授格兰特・赫德对新闻价值标准的概括：爱读者之数；时机之适当与否；距离远近之关系；性味集中之变迁。格兰特・赫德分析新闻价值减少的原因是：含有广告的意味者；揭发人之阴私者；有害社会之风者。[6]
20世纪40年代，萨空了在其《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新闻价值“两个条件、两个要素”的观点。他把新鲜、真实列为新闻价值要素，而把新闻与人类“有关”、“有益”作为新闻价值的基础，体现了新闻价值的“有益性”原则。这种阐释对新闻价值理论有所突破，回归了新闻价值的本意，但他未对新闻价值的内涵作出详述。[7]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新闻价值理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价值理论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广泛汲取和积极消化的基础上，对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包括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8]
对中西方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地区，在人的共通性基础上，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新闻价值观念。
二、“异”――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审视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实践中不同的选择上。
西方新闻价值观尤其是传统新闻观往往强调反常、冲突、矛盾，定位于媒体是社会和政府的监督者，习惯“多报忧少报喜”；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往往注重正面、健康、和谐，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着力于反映光明面，“多报喜少报忧”。西方新闻价值观注重以受众为本位，强调以受众的兴趣与需要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则习惯传者为本位，将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9]由此，在诸多新闻价值要素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更注重“趣味性”，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更强调“重要性”。
为什么在基本要素认同的基础上，中西方仍对新闻价值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实践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呢？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取舍，是形成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对新闻价值作出判断的主体，即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也是造成新闻价值不同的关键因素。
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者心目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0]人从出生起就在进行社会化，其中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11]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许多不同，在此文化生态环境下生活的“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观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应地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模式可简单地概括为：“安土地，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12]
钱兆和先生在《西方文化精讲》一书中阐述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为求知而不是为实用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热衷于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注重理性思维和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法治传统源远流长，热衷于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注重对知识的检验和论证。[13]
从以上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特点的梳理可以看到，中西新闻价值观的不同，是与双方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完全一致。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较多个人主义取向，中国文化较多集体主义取向；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理性，中国文化重人情伦理；西方文化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这些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在新闻传播中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选择。
三、文化学阐释下的新闻价值观的意义
由文化的维度看待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1．有的放矢，有效传播。
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肯定行不通。我们既要通过国际传播了解国际动态，以做好准确定位；又要借助国际传播，构筑自己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的前提是国际传播要达到“传通”的效果。分析以往国际新闻传播产生纷争，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价值观的指导偏向，传播主体往往是从“我”的角度去思考报道新闻事件。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双方都要考虑不同之处，即清晰认识“异”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用“他”的视角报道，分析和了解对外传播对象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做到有的放矢。
2．，和谐传播。
国际传播旧秩序指的是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现象。此时，信息的流向是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流向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发生事件的偏向和误解性的报道。这其中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原因外，文化理解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文化的视野看待全球新闻传播，使我们认识到每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其优点和特点，在全球传播中要，互相尊重，以共同致力于全球和谐传播秩序的构建。
3．文化立足，融洽沟通。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
这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最大语境。我们的新闻工作应该从这一语境去思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努力做好两个方面工作。对内，要发挥凝聚力向心力作用，从传统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自己的工作，努力达到“传通”效果。对外，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充分考虑国外的文化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开展信息传播，有针对性地向外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尊重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相互理解，融洽沟通。
注释：
[1]赵莉：《从〈今日美国〉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青年记者》[J]，2002年第4期
[2][3][4]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 ，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徐宝璜：《新闻学》[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6]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9]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今传媒》[J]，2010年第8期
[8]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13]钱兆和：《西方文化精讲》[M]，华龄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