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11 09:22:0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审查调查措施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对立案审查的追问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的“立案”，是指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不包括或有意忽略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
刑事诉讼中的立案在侦查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有其内在的运作机制。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立案审查的行为内容、工作方式、手段、性质作出具体规定，因而对于侦查机关在立案审查中的行为内容及其法律属性、侦查机关审查中的权限等问题，不仅在理论界未能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因其运行失范偶有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现象的发生。
对立案审查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尤其是在立案审查中能否采取法律规定的侦查程序中的一些侦查行为以及强制措施行为如勘验、检查、鉴定、拘留等，学界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立案审查“是通过调查、询问甚至拘留、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等，审查控告、检举、自首的材料。”该观点进一步说明：公安司法人员在立案阶段对于立案材料的审查，一般是通过对材料本身的审查，然后针对不够清楚、不明确或无证据的事实进行一般的调查，如补充材料、进行访问等，在如暴力犯罪等案件性质比较特殊情况下，或者如交通肇事案等因情况紧急非用侦查措施不可的情况下，应当允许采用某些侦查措施。这种操作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部分规定中的“采取紧急措施”，有助于立案任务的完成和为侦查或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符合司法实际工作的需要。
该观点还认为，只要依法进行，在立案审查阶段对人身进行搜查也不违法。这是因为，在立案阶段的一般调查、审查中，发现嫌疑人身带凶器、可能隐藏危险物品、可能毁灭或转移犯罪证据时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并非违背立法本意，只是因情况紧急来不及办理立案手续，将立案后侦查中必须采用的搜查手段根据案件特殊需要提前进行。同样，立案审查阶段对现行犯、重大嫌疑人实行拘留也不属于违法行为。在立案审查中即在立案决定作出之前，是否可以采取某些侦查措施，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1]
从上可以看出，该观点所持的立案审查既包括对立案材料的静态、被动式审查，也包括对线索的动态、主动性的调查、侦查，甚至还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虽然该观点主要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论证了立案审查包含可以采取一些侦查行为甚至强制措施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是绝对程序主张者，从中又可以体味出法定立案程序可有可无或者补一个立案决定书即可的意思，因为法律未将立案程序中紧急措施的种类予以明示。侦查人员对在特殊情况下搜查、拘留的采取以及情况紧急的自行判断，使得侦查人员在此情况下侦查权启动的程序依据以及合目的性会遭受任何对侦查权行使保持警惕的人的合理怀疑。这种观点中的立案审查实际上和立案后侦查行为的内容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立案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审查行为方式、性质的遮蔽，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是否依照侦查程序启动的固有规律，立案程序本身有改造或废除的必要呢？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程序，因此，基于立案程序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立案前不应也不能采取侦查措施”，但“并不排除公、检、法三机关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活动，而且，根据司法实践经验，这种审查活动往往需要借助于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如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但是，需要采用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有质的区别。决定立案前采取的上述方法，其性质也只能是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活动。”[2]
这种观点一开始注意到了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审查手段的合法性依据问题，明确了决定立案前的审查不应也不能采取侦查措施，但随后的论述实质上是一种因制度设计缺陷与实际操作需要的矛盾所导致的欲要兼顾圆满但其论证又使人难以信服的一种文字游戏。立案审查除了对材料本身的审查，还可以采取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有质的区别但类似于侦查措施的方法，这种说法是为了迎合合法性的委曲求全呢？还是更好地为司法实践的操作辩护呢？如果方法类似而性质不同，那么立案审查中通过类似侦查措施方法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效力就不能及于侦查程序，这与刑事诉讼追求效率的目的不符，会导致侦查程序仍然重复立案阶段的工作。实践中，立案以后的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再进行立案前已经进行的相应的勘验、检查等活动，而是直接将立案前通过勘验、检查等活动获得的材料，不仅作为证明完成立案任务的材料使用，而且作为证明犯罪事实清楚的材料使用，已经使其具有了诉讼证据的属性。以立案前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活动获得的材料所承载的双重功能看，立案审查活动采取的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如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又有多大程度上的质的区别呢？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立案审查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可以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查询、鉴定、询问知情人等一般调查方法。公安司法机关在此时适用的一般调查方法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所规定那样，是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并且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通常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活动以及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活动均应在立案以后进行。[3](p.278)
这种观点谨遵立案是刑事诉讼（侦查程序）的启动基础，侦查应位于立案之后的立法意图，认为立案审查行为不仅包括对立案材料的静态、被动式审查，也包括对线索的动态、主动性的一般调查，但不能采取强制性侦查活动，或者说其主张立案审查行为的内容只应限于一种类似于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任意侦查行为，而不能是一种强制侦查行为。但是，这种一般调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效力能否直接及于侦查程序，该观点并未给出答案或者说不宜给出答案。
同时，“但通常情况下”的表述并未完全否定在特殊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在立案审查中采取某些侦查措施的可能。实际上，该观点的学者在同一著作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在紧急情况下，法律允许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决定立案的同时，采取某些诸如拘留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查、搜查、鉴定等强制措施或侦查方法。”只不过“这些诉讼活动的开展，仍然是为了完成立案的任务，即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且事先必须经过有关主管领导的批准，事后必须迅速补办立案手续。” [3](p.269)
在此，笔者追问的是：学界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否仅仅由于司法现实在立案程序中审查之客观需要？实际上，在公诉案件中，立案的决定权虽由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但因其权力的具体行使依托于追诉人员，人性弱点加上我国现实司法状况，意欲通过立案程序控制侦查权的行使以及侦查措施的扩张适用几乎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侦查手段可以用作立案审查手段适用的现实以及立案程序、侦查程序由同一机关负责的制度设计，已足以表明若想区分这两个程序中适用的调查手段是多么地困难。
是否所有的刑事案件仅凭一般的调查方法就能够解决立案审查中除了管辖权这一程序性审查之外的实质审查条件呢？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部分刑事案件往往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尤其是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更是如此。因此在现实中，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控告以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进行相应的现场勘验、物证检验、尸体检验、搜查扣押、调查访问（询问知情人）、围追堵截犯罪嫌疑人等一系列活动，否则稍有懈怠，就可能丧失搜集重要证据材料的机会，如有些痕迹物证因时间的推移所导致的可能丧失等等。固守本来就不合理的制度规范而忽视司法实践中符合侦查程序启动规律的操作现实的理论解说，是一种似乎具有合法性但已经偏离理论指导价值的自我循环。立案程序中审查方法的法律缺失，足以导致侦查机关决定立案前行为的各行其是，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的立案程序被虚置的事实，时时在拷问法定立案程序的设计缺陷。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些机关往往通过制定有关系统内文件、司法解释的方式，变相降低侦查程序启动的标准。
二、对初查模式的考察
从我国1979年以及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条文表述，是否作出立案决定是公、检、法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依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的结果，在立案程序中均没有初查的规定。简单地考察我国检察机关载有“初查”一词的一些主要的文件可以看出，现在的初查不仅承载了一般的立案审查功能，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彰显积极主动型的调查，甚至具备某些侦查措施属性的功能。
一、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
1．反补贴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重要措施
加入WTO之后，反补贴措施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反映了我国对WTO规则认识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变化。在传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主要运用关税等手段限制进口，以实现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的目的。WTO成立后，成员方的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拘束，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而使运用关税等手段达到限制进口的效果不断缩小。相应地，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逐渐演变成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秩序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到1994年年底，关贸总协定所受理的244个国际纠纷中，有46个与补贴或反补贴措施有关，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8．85％。自1995年WTO成立至2o01年3月23日，共提出反补贴案件38件，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6．67％，是WTO受理的纠纷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各主要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将进口补救作为外贸政策和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长期使用的关税和其他海关壁垒。例如，美国在从1979年到1995年期间共处理的反补贴案件多达440余件。J进口补救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实质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反倾销针对的是单个或几个企业的行为，具有比较强的灵活性；保障措施是非歧视地同时对所有出口成员实施；而反补贴则是直接涉及政府行为。事实上，补贴又经常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容易导致受补贴的产品向国外倾销。所以，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使用反倾销调查，而不是反补贴调查。但是，这不影响反补贴作为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的地位。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在2004年4月被修订)第五章规定，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家措施有三类：保障措施(第29条)，反倾销(第30条)，反补贴(第31条)。
2．司法审查标志着反补贴措施的法治化
司法审查在现代法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原因就在于其抑制行政专断的功能。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维护反补贴措施遵守必要的行政程序和公正标准的不可缺少的法律机制。从补贴制度的演变来看，随着《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其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规定开创了国际补贴和反补贴法的历史。[33《关贸总协定》第6条规定了征收反补贴税的问题，将“反补贴税”界定为：为了抵销任何产品在生产、制造或出口时直接间接给予补助或补贴的目的，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税。在第10条“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中，只是规定了对有关海关事项的管理行为，每个缔约方应保持或尽快设立司法、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所以说，它对反补贴的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不明确的。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反补贴守则》(正式名称叫《关于解释与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第23条的协议》)对司法审查也言之不详。1994年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此第一次作出了规定，凡是规定反补贴措施的成员方政府立法都应当规定司法审查制度。这一新规定为各成员方使用反补贴措施提供了一个司法制约机制，有利于防止反补贴措施的滥用，为受到反补贴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请求进口国提供司法救济确立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我国有关反补贴的法律规定首先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7年国务院根据该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这是我国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专门立法。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是2001年l1月国务院颁布的《反补贴条例》。该条例第52条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比较概括，只限于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和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事项。在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它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涉及受理范围、管辖、当事人、证据、审查内容、判决方式等问题，其中核心是法院对反补贴行政决定的审查范围和干预程度。法院应在何种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特别对反映行政管理专业特长的事实认定上，是确立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所在。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在成员方国(境)内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它的确立则是反补贴措施司法化的标志。
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定和语义诠释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反补贴守则，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作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列入WTO协定附件1A的。它结束了1979年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只约束其“签约方”的历史，对WTO所有成员均有强制约束力。WTO{反补贴协议》，广义上说，还包括(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反补贴部分、第16条、第23条以及相关的协议、决议、宣言、声明等。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司法审查”作出规定：“国内立法包含反补贴措施规定的成员均应设有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其目的特别包括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定的行政行为有关。且属第21条范围内的对裁定的审查。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及裁定或审查的主管机关，且应向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了解审查情况的机会。”该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这些内容就构成了成员方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应当履行的义务。
1．司法审查的主体
按照该条的规定，已经在国内法中包含了反补贴规定的每一成员方都应在其国(境)内针对反补贴措施的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这表明，还没有在国内法中规定反补贴措施内容的成员方不受该条款的拘束。该条规定的司法审查，在形式上包括由“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进行的审查，而不限于司法机关的审查。有人因此认为WTO协定中的司法审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司法审查，也可以是行政审查和仲裁。WTO协定之所以这样规定，实际上是由于各国法治水平不一，不能一概采取法院审查相互妥协的结果。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如果最初的上诉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应当提供选择向司法机关继续上诉的机会”。所以，我国采取的是将法院审查作为终局的审查方式。
2．司法审查的范围
该条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特别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以及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是指行政机关对反补贴案件的最终裁定，而非初步裁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裁定也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依据第21条，其审查范围包括：(1)反补贴税的时间和程度；(2)对反补贴税措施的复审；(3)对证据和程序规定的复审；(4)对承诺的规定。
3．司法审查的效率性
该条对司法审查的效率给予了重视，要求“迅速审查”，旨在防止有关当局或当事人滥用诉权拖延对反补贴作出裁决的t]J，-I司，避免司法审查制度流于表面而无助于利害关系人。反补贴措施在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裁定后即可实施，司法审查程序的启动不会阻止该项措施的执行，而这些反补贴措施又有可能给利害关系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司法审查程序一经提起就应该迅速地作出结论。一般认为，对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的时问不应超过成员方现有的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时间。
4．司法审查的独立性
该条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的独立性也提出了要求，即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裁定或审查机关。司法审查的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所要求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而且应该是实质上的独立。如果成员方设立的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机构或程序不能真正独立于作出反补贴措施决定的主管机关，得出的结论则有可能不公正。
5．司法审查的可参与性
该条规定应该向所有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提供参与机会，享有了解审查情况的知情权。这有利于确保司法审查的公正、公平及透明度。
三、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制度构建和创新
先后颁布的《反补贴条例》和《规定》，初步构建起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并有所创新，推动了我国涉及WTO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制度的建设，将对我国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公信力、司法观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资格
资格的有无及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司法救济的程度。一般来说，只有利害关系方才具有资格。《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规定，“利害关系方”应包括：1、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进口商，或大多数成员为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同业公会或商会；及2、进口成员中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或大多数成员在进口成员领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同业公会和商会。上述规定不妨碍成员允许国内或者国外其他各方被列为利害关系方。
我国的《反补贴条例》第52条未对享有诉权的人作出明确的界定，但第19条对利害关系方作了规定，即“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进口经营者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该规定是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相对应的。所以，具有原告资格的人原则上就是这些利害关系方。《规定》第2条将利害关系人更准确地界定为“向国务院主管机关提出反补贴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1：3经营者和进1：3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将司法审查的范围规定为“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该条对司法审查范围的规定是对成员方在国内法中确定司法审查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该规定将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最终裁决有关的行为。例如有关补贴和损害的最终裁决；一类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复审行为，此类复审是在实施反补贴税之后一定时间内，主管机关主动或应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对是否有必要继续征税进行的再审查。对于经复审作出的继续征税或终止征税的决定，利害关系方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按照我国《反补贴条例》第52条的规定，对下列决定可以提起司法审查：
(1)依照本条例第26条作出的终裁决定。即有关补贴和损害的终裁决定。该条例第26条规定：“初裁决定确定补贴、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商务部应当对补贴及补贴金额、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终裁决定，予以公告。”外经贸部对倾销及倾销幅度作出的终裁决定和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其性质均属于行政最终决定。
(2)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的决定。按该条例第四章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一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补贴税。二是否追溯征收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实存在实质损害，并在此之前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威胁，在先前不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将会导致后来作出实质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
(3)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这些复审决定包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建议作出的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补贴税的决定，或者由商务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的保留、修改或取消承诺的决定。《规定》第1条包括了上述三类决定，并在第四款作了开放式的规定，即还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的其他反补贴行政行为。”应该注意的是，例如临时反补贴税决定等临时措施、反补贴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的拒绝决定，以及终止反补贴调查决定目前尚不包括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内。
3．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的具体标准涉及到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包括对行政程序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的审查程度，甚至涉及是否对事实进行审查(是事实审，还是法律审)。审查的程度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尊重程度或者干预程度。
反补贴的案件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并且直接与国家的外贸政策相关。反补贴司法审查是采取法律审还是事实和法律一并审理，WTO各成员方当中存在不同的做法。我国在起草反补贴条例时，对是法律审还是事实与法律同时审进行过讨论。但是，在《反补贴条例》中未对审查标准作明文规定。因此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标准只能依行政诉讼法的一般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结合该法第54条理解，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是一种广义的审查，即不仅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还需要审查事实，审查事实又是通过认定事实的是否充分和确凿进行的。《规定》第l0条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明确规定包括五个方面：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行政法规是否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和是否。
4．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裁判方式
我国《反补贴条例》未对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判决方式特别规定。《规定》第10条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反补贴司法审查案件的判决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维持有关反补贴决定，即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维持；(2)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反补贴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3)依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可以作出其他判决。例如，如果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程序的行为可以提讼，法院在认定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成立时，可以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5．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创新与突破
(1)划分了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
《规定》第6条规定，法院对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在此之前，我国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划分。其意义在于法院可以对行政行为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采取不同的立场、方式进行审查，在事实问题的认定上可以给予行政机关更多的尊重。同时还表明，法院对反补贴行政行为可以进行全面审查，而不限于法律和程序上的审查。
(2)确立了案卷审查规则
案卷审查规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是指法院以被告的案卷记录作为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规定》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作出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它首次提出了“案卷记录”的概念。由于反补贴行政程序复杂，行政机关必须形成案卷，这样规定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完善案卷，认真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立场。
(3)肯定了最佳信息规则
对于纪检监察系统来说，“补短板建机制强能力见成效”活动是一项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活动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理论武装、提高思想认识，学习贯彻好中央省市县纪委全会精神的有力抓手；是聚焦提高案件质量，加强审查调查安全，做好审查调查措施使用等重点工作的依托；是强化自身建设，锻造经得起磨砺、顶得住压力、打得了硬仗的纪检监察铁军的契机；是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年工作任务落实见效的重要保障。重点要对照《**省纪检监察系统“补短板建机制强能力见成效”整改问题清单》和整改工作要求，抓好问题整改和落实。
要抓好对照检查。要对问题整改方案进行再学习，学深悟透精神，把握本质。按照先个人查找后集体对照的方式，结合工作分工，认真查找问题，全方位对照，确保问题找的实，契合点找的准。一是对照岗位职责查，深入查找自已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依规依纪依法、制度执行落实、确保审查调查安全、提升能力素质等六个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二是对照所办案件查，逐件对照问题清单，查找在六个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三是对照审理反馈查，对照上级审理部门对移送审理案件反馈的意见，认真查找在案件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四是对照安全通报查，对照上级案管部门关于审查调查安全的通报，举一反三，查找在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五是对照意见建议查，征求服务对象、乡镇和机关部门的意见建议，查找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要定好整改措施。在对照检查的基础上，实行逐个问题“会诊”，实施靶向治疗，精准制定措施，并对措施可行性进行分析，责任到人，严格整改标准和时限，确保去虚务实。针对前期整改落实情况，对监督执纪和审查调查等重点问题整改措施进行进一步调整，精准发力。
要抓好工作落实。问题整改工作，关键在于落实。针对梳理出来的各项问题，进行分类整理，建立台账，挂账销号，能够立说立改的，立即整改；需要限期整改的，设定时限，专人督办；需要长期解决的，建立长效机制。按照既定措施，逐条落实，有力有效推进问题整改工作落实。
同时要以“补短板建机制强能力见成效”问题整改为契机，进一步统一思想、把握方向，结合已排查出的问题和原因，细化整改措施，统筹并进逐项整改，推动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定岗定责、尽职免责、失职问责的信贷管理机制，促进审慎经营，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和资产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省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基本制度》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贷工作尽职是指在整个信贷业务流程中各岗位工作人员应尽的职责。
第三条 本办法是信贷人员履行职责和失职问责的依据，适用于全省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合作银行，下同）。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受理岗职责：负责受理客户申请和对客户的主体资格、借款资料、贷款条件等进行初审。
第五条 调查岗职责。调查岗包括信贷调查人员、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
（一）调查人员职责：负责调查评价工作，对调查报告和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二）调查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审核调查报告，对调查程序的合规性、公正性、合理性和评价方法的正确性负责。同时应直接参与辖内大额信贷业务的调查评价工作。
（三）分管领导职责：负责审定信贷调查报告，对调查报告的整体质量负责。同时应组织或直接参与辖内集团客户和重大项目的信贷调查评价工作。
第六条 审查岗职责。审查岗包括信贷审查人员、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和信贷审查专员。
（一）信贷审查人员职责：负责按规定的审查内容对信贷业务的合规合法性、可行性和资料完整性进行审查，有效识别和充分揭示风险，提出是否同意支持的意见和防范控制风险的措施。
（二）审查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审核审查报告，对审查程序的合规性、公正性、合理性和审查方法的正确性负责。同时应直接参与对大额信贷业务的审查工作。
（三）分管领导职责：负责审定信贷审查报告，对审查报告的整体质量负责。
（四）信贷审查专员职责：负责按规定的审查内容对信贷业务的合规合法性、可行性和资料完整性进行独立审查，有效识别和充分揭示风险，提出是否同意支持的意见和防范控制风险的措施。
第七条 信贷审批岗职责。信贷审批岗包括信贷审批委员会（以下简称贷审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以及有权作出信贷决策的其他人员。
（一）贷审会委员职责：负责审议信贷业务，并对信贷业务进行表决。
（二）贷审会主任委员职责：负责贷审会工作，按规定审议信贷业务。
（三）联社理事长职责：负责行使一票否决权。
信用社信贷审批小组组长及成员职责比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八条 放款操作岗职责。放款操作岗包括放款操作人员、法律审查人员、会计人员和放款部门负责人。
（一）放款操作人员职责：负责按照要求落实贷前条件和用款条件，办理放款手续，登记录入人行征信系统，收集、整理和移交客户档案资料。
（二）法律事务岗职责：负责在放款前对信贷业务的合同文本、法律文书及相关凭证等资料，进行合法性、合规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审查。
（三）会计岗职责：负责依据信贷审批表和放款通知书，审核信贷人员办理的信贷业务是否经有权部门批准，按规定对信贷业务进行账务处理。
（四）放款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组织和管理放款环节的相关工作。
第九条 贷后检查岗职责。贷后检查岗包括贷后检查人员和部门负责人。
（一）贷后检查岗人员职责：负责按规定的频率和内容对借款人、担保人、抵（质）押物进行贷后检查，对贷后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或提出处理建议报告部门负责人；按时发送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及时收回贷款本息和确保诉讼时效。
（二）贷后检查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组织和管理贷后检查工作，对贷后检查人员报告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同时应直接参与大额信贷业务的贷后检查工作。
第十条 风险管理岗职责。风险管理岗包括风险管理人员和部门负责人。
（一）风险管理人员职责：负责对贷后检查部门发现的风险预警信号进行识别，并提出化解风险建议。
（二）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对风险管理人员提出的化解建议及时进行处理或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决策。
第十一条 资产保全岗职责。资产保全岗包括资产保全人员和部门负责人。
（一）资产保全人员职责：负责对不良信贷客户的管理，对问题类客户的法律诉讼；负责接收、管理和处置抵债资产。
（二）资产保全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资产保全工作，重大资产保全事项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决策。
第十二条 档案管理岗 职责：档案管理岗包括档案管理人员和部门负责人。
（一）档案管理人员职责：负责接收、登记信贷业务资料和整理、装订、保管、交接信贷档案，对信贷档案的完整性负责。
（二）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组织和督促档案管理人员按照规定进行收集、整理、保管、借阅和移交信贷档案。
第十三条 尽职调查岗职责。尽职调查岗包括尽职调查人员和尽职调查部门负责人。
（一）尽职调查人员职责：负责对信贷工作人员在办理信贷业务工作中是否尽职进行调查，并提出责任认定建议。
（二）部门负责人主要职责：负责审核尽职调查报告，并提出初步认定意见。同时应直接参与大额信贷业务的尽职调查。
第十四条 本章规定的职责，如果由同一部门或人员履行多个部门或多个岗位的职责，则由其部门负责人和岗位责任人承担相应职责。
第三章 尽职调查
第十五条 当信贷业务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尽职调查。
（一）当贷款劣变时（进入不良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除外），应对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和贷后管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
（二）当对贷款进行以资抵债处理时，应对贷后管理、风险管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
（三）当贷款进入损失形态时，应对风险管理、抵债资产管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
当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进入损失形态时，应对调查、审查、评级授信、放款、贷后管理等各环节进行尽职调查；
（四）当核销贷款时，应对损失贷款的管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
（五）在信贷业务合规性检查工作中，发现有违规行为的，必须进行尽职调查。
第十六条 通过调查，对存在未尽职行为的，应进行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
第四章 责任类型及责任认定
第十七条 责任类型
（一）完全责任：故意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操作规程，并由于其个体行为致使其他当事人做出错误判断、无法预见或控制信贷业务风险的；
（二）主要责任：在信贷业务操作中严重失职或非故意违规，对存在的风险未能识别的；
（三）次要责任：因工作疏忽等原因未能识别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风险。
第十八条 责任认定
（一）调查、审查与审批
1．调查人员未按规定完整收集借款人资料的；对收集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未进行调查核实的；调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2．调查人员未对借款人申请贷款的必要性、用途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的，调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3．调查人员未对保证人进行实地核保，对保证人的代偿能力、资信情况了解、分析不彻底，造成第二还款来源无法得到保障的；调查人员未调查核实抵（质）押物的权属、价值及实现抵（质）押权的可行性、合法性，造成第二还款来源无法得到保障的，调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4．调查评价报告中未反映和充分揭示集团客户及关联客户的有关信息的，调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5．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完整、分析方法不正确、调查结论不准确的，调查人员、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6．调查人员按领导授意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的，调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明知属按领导授意调查的，与调查人员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7．调查报告未按规定反映客户的主要风险点和提出风险防范措施的，调查人员、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8．调查人员与客户弄虚作假而形成调查报告误导审查和审批决策的，调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应发现而未发现问题的，承担主要责任；若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明知是弄虚作假形成调查报告的，与调查人员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9．调查环节的相关人员在调查报告上签注的意见不明确的，视同同意上一岗位的所有意见，共同承担相应责任。
10．审查人员未按规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审查的，审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11．审查报告未按规定全面反映审查内容的，或审查报告的分析方法不正确、审查结论不准确的，审查人员、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12．审查同意了不符合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和信贷基本条件的信贷业务；审查人员、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13．审查人员按领导授意进行审查的，审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明知属按领导授意进行审查的，与审查人员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14．审查人员故意提供虚假审查报告的，审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应发现而未发现问题的，承担主要责任；若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明知是弄虚作假形成的审查报告，与审查人员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15．信贷审查专员未按规定的程序和内容对信贷业务进行审查的，承担主要责任。
16．信贷审查专员审查同意了不符合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或不符合信贷基本条件的信贷业务，承担完全责任。
17．信贷审查专员故意提供虚假审查报告，或按领导授意进行审查并形成审查报告的，承担完全责任。
18．审查环节各相关人员对所审查信贷业务的审查意见不明确的，视同同意上一岗位信贷人员的所有意见，共同承担相应责任。
19．超权限、超比例审批信贷业务的，或通过对关联方提供授信的方式化整为零超权限、超比例提供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包括联社贷审会和信用社贷审小组投同意票人员，下同）承担完全责任。
20．对不符合信贷政策和信贷基本条件的借款人同意授信或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1．在借款人还未取得相关批准文件的情况下，同意授信或发放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2．在担保人不具备担保资格或担保实力的情况下同意授信或发放贷款的，以及不按抵（质）押折扣率确定贷款额度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3．违反国家有关不得以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规定，同意贷款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和增资扩股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4．违反国家有关不得以贷款从事股票、期货、金融衍生产品等投资规定，同意贷款从事股票、期货、金融衍生产品等投资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5．违规决策发放跨区域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6．违反信贷审批程序或减少审批程序、逆程序同意授信或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7．指示、授意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违规办理信贷业务，或以个别谈话等方式影响有关信贷人员或贷审会委员独立发表意见的，指示、授意人承担完全责任。
28．联社理事长未按规定行使一票否决权的，承担完全责任。
29．未按照上级管理部门的风险提示意见办理信贷业务的，由有权同意人和具体经办人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二）放款程序
1．在不满足“审批结论”设定的放款条件下办理了放款手续的，放款人员与放款部门负责人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2．办理担保贷款手续不合规、不合法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或者部份无效的，放款人员承担主要责任，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3．对借款合同、法律文件及相关凭证审查不严，致使存在的法律瑕疵危及农村信用社债权行使的，法律审查岗承担主要责任，放款人员承担次要责任。
4．未按规定及时办理抵（质）押权利凭证的入库保管手续，或违反有关规定办理释放抵（质）押品手续的，同意人和具体经办人承担完全责任。
5．放款人员按照领导授意, 不按规定落实贷前和用信条件而办理信贷业务手续的，放款人员、部门负责人与授意领导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三）贷后检查
1．未按规定的内容和频率进行贷后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2．贷后检查报告未反映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变化情况，未分析其变化情况对农村信用社信贷资产的影响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3．对于发生影响客户风险级别及还款能力的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4．对保证人的保证能力发生变化，抵押物出现转移、毁损、变质等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未及时进行书面报告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5．未按规定保管抵押物、质押物的权利凭证，或未按规定保管质押物，致使有关权利凭证或质押物毁损、遗失的，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
6．未及时向借款人及保证人发送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导致诉讼时效丧失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7．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掩盖资产质量导致风险进一步加大的，相关人员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8．贷后检查人员故意隐瞒借款人、担保人发生的重大变化情况的，或编造虚假贷后检查报告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部门负责人应发现而未发现问题的，承担主要责任。
9．按领导授意不真实反映信贷资产风险的，贷后检查人员和授意领导共同承担主要责任。部门负责人明知属领导授意而未阻止的，承担主要责任。
10．贷后检查部门未及时将出现风险预警信号的信贷业务报告风险管理部门的，贷后检查部门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
11．未对贷后检查部门报告的风险预警信号进行风险识别并及时制定处置方案进行处理，或未按规定程序报告的，风险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人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12．未按风险管理部门意见及时进行处置的，贷后管理人员或资产保全人员及其部门负责人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四）资产保全
1．以资抵债申请材料（包括申请报告、债权债务合同或协议、抵债资产权属凭证等）不真实、不完整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2．未按规定接收抵债资产的，资产保全人员、审查人员和审批人员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3．接收抵债资产违反审批程序或超权限审批的，审批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4．取得抵债资产过程中与借款人、担保人串通，使抵债资产价值高估、难以变现或变现损失巨大的，直接责任人承担完全责任。
5．未按规定办理抵债资产过户手续，导致抵债资产权属出现争议或其他影响抵债资产处置的，根据当时未办理手续的具体原因，分别界定相关人员的责任，属内部原因造成的，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
6．取得抵债资产后未及时建立台账，或保管的档案资料发生缺损的，经办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7．保管人员未按规定对抵债资产定期进行检查、核对，导致帐实不符，抵债资产出现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8．处置抵债资产违反审批程序或超权限审批的，审批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9．未按规定程序和要求处置抵债资产而损失农村信用社利益的，经办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10．对经法院判决后债务人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因未及时申请强制执行导致丧失执行时效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五）资产损失核销
1．在借款人或担保人仍具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追偿，导致债权核销的，相关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2．对未认定责任或未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的资产损失进行核销的，相关的核销审查与审批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3．采用编造、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的方式对不具备核销条件的资产申请核销的，经办人承担完全责任；审查与审批人员未能对相关资料进行有效甄别，导致核销申请通过的，审查与审批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4．为逃避责任追究，对资产损失隐瞒不报、长期挂帐的，相关信贷人员、部门负责人及决策人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5．对追索类已核销资产未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导致未及时发现债务人资产线索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追索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6．对追索类已核销资产，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因未采取有效的催收措施，导致追索权丧失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7．对已核销资产的台账未按规定及时进行更新的，管户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六）档案管理
1．相关部门的经办人员未按规定时间移交信贷资料的，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
2．未按规定对信贷资料进行归档、登记、装订、移交和管理的，相关人员承担主要责任；部门负责人未督促移交和按规定进行监交的，承担主要责任。
3．未按规定进行档案管理，造成信贷档案资料遗失或有档案涂改、拆换、损毁和遗失等问题的，档案管理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对失职行为的处罚方式：
（一）经济处罚。包括罚款、赔偿损失等。
（二）纪律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
（三）其他处理。包括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批评教育主要包括口头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等；组织处理主要包括调离原岗位、解聘职务、解聘专业技术职务、取消授信资格、停止信贷审批权、停职离岗收贷、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
第二十条 处罚标准
（一）对承担次要责任的，给予责任人200－500元(以每笔计算，下同)的经济处罚，同时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组织处理。情节严重或损失较大的，给予责任人纪律处分。
（二）对承担主要责任的，给予责任人500－1000元的经济处罚和记大过以上纪律处分，情节严重或损失较大的，给予责任人开除留用以上纪律处分。
（三）对承担完全责任的，给予责任人1000-20xx元的经济处罚和开除留用以上纪律处分，情节严重或损失较大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对以下未尽职行为,给予责任人100－1000元的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进行组织处理。
（一）受理岗无正当理由拒绝客户申请的；对客户的主体资格、借款资料、贷款条件等未进行初审的；对收集的客户资料未按规定加盖相关印章的；
（二）受理、调查、审查等各部门负责人未及时安排人员或直接从事相应工作，造成各环节超过规定时间的；
（三）未按规定程序和方式擅自出具或不出具信贷业务退件通知的；
（四）未按规定移交信贷资料的。
第二十二条 具体处罚由稽核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省农村信用社稽核处罚办法（试行）》、《***省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和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性刑罚理念；审查逮捕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1-0078-02
众所周知，逮捕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仍是实行逮捕羁押一体制，检察机关一旦决定批准逮捕，就意味着可以将犯罪嫌疑人采取长达14天、37天甚至两个月的持续羁押。未成年人基于身心正处于成长发育期，易受外界的感化和教育，对其采取审前羁押，会使他们受到巨大的刺激而在心灵深处烙上“坐牢”的烙印，引起他们强烈的叛逆反抗心理，不利于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教育感化目的的实现。另外，较高的逮捕适用比例与我国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性刑罚理念相违背。如何从未成年人的身心利益出发，建立以“教育感化为主，强制羁押为辅”的未成年人案件审查逮捕制度，笔者建议：
一、从严制定未成年人案件逮捕证据证明标准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把原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中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放宽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以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虽然国家六机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作出相关的解释，但该解释并没有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案件，各地检察机关根据本地区的司法实践形成或宽或严的证据证明标准，不利于公正执法和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鉴于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在审查批捕时应掌握严于成年人案件的逮捕证据证明标准，建议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标准。
二、严格界定未成年人案件“有逮捕必要”的范围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3条规定了几种可以做出不批准逮捕的情形，但该规定仍体现“不逮捕为例外”的精神，尚未从帮教感化出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特殊司法保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案件“有逮捕必要”范围的界定，应立足于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特殊需要。建议对那些涉嫌严重暴力刑事犯罪、可能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共同犯罪中的主犯、首要分子、主观恶性深、无悔罪表现、多次犯罪而屡教不改、无帮教条件及采取其他措施会导致窜供、毁灭证据等妨碍刑事诉讼进行的情形，认定为“有逮捕必要”，继而严格限制案件经办人的主观臆断，才能改变目前未成年人案件“构罪即捕”的局面，朝着“以强制羁押为例外”的良好态势发展。
三、全面主动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关信息
1．审查事实时应做到“七必查清”。一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必须查清；二是在共同犯罪中是否系主犯、从犯、胁从犯必须查清；三是是否存在教唆犯、传授犯罪方法或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必须查清；四是是否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必须查清；五是女性未成年人是否怀孕必须查清；六是是否初犯、偶犯必须查清；七是合法权益在侦查期间是否受到保护必须查清。七个必须查清的事实中最为关键是刑事责任年龄，其涉及罪与非罪，特别应严格审查刑事年龄临界案件，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2．适时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建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行调查制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行情况是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以及再犯可能性的重要依据，对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审查逮捕决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办案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只重视案件证据的移送，而忽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品行调查的采集，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审查逮捕的期限只有七天，为了有效地开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调查，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适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在介入侦查中做好对未成年人的品行调查。对此，审查批捕部门应建立品行调查制度，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精神状态、知识水平、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在校表现、社区评价、犯罪原因、前科情况等等列为需调查的内容，为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提供重要的材料，也为检察机关依法做出是否批捕和逮捕决定提供参考。此外，案件移送审查时，审查批捕部门应及时提供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品行调查情况，为审查部门做出是否及是否建议法院判处缓刑提供参考。
3．设立未成年人案件人性化提审制度。审查批捕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所设的第一道监督关卡，对未成年人案件每案提审，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有利于查清侦查机关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的情况，有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有利于正确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但由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刚刚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心理抵触性强，如何消除其紧张、敌对情绪，使审查逮捕程序中的提审制度真正起到查实证据、教育感化的作用，抓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心理的人性化提审至关重要。对未成年人讯问应至少有一名女检察官在场，讯问人员不穿检察制服，讯问前通知其监护人或法定人到场，并与他们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采集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行特征，拟定针对性的讯问提纲。开始讯问前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并告知其诉讼权利，采取准确易懂、亲切平和的用语，以谈心的方式进行讯问，帮助他们分析犯罪根源，找出症结，使其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及违法性，同时充分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辩解的权利，使其明白检察机关不是将其往牢里推，而是维护其权利的法律监督机关。
四、捕后严把超期羁押关，适时变更强制措施
超期羁押已成为刑事诉讼的痼疾，成为司法与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不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而是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附带性后果。“超期羁押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能容忍的现象。”说这句话的不是普通人士，而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我国侦查机关和羁押机关没有分设，公安机关是主要侦查机关，羁押机关也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为方便侦查工作的进行，在捕后往往以各种理由向侦查监督部门提请批准延长犯罪嫌疑人的侦查羁押期限。对此，侦查监督部门的审查往往也是采取走过场的形式，并没有针对案件的性质及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等情况对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进行实质审查，造成侦查机关变相的超 期羁押情况，从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而言，超期羁押或变相超期羁押对其尚未成熟的人格及其今后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为充分体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方针，侦查监督部门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审查提请延押报告，要求侦查机关充分说明延押的理由，向原批准逮捕部门了解案件的性质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行情况，在批准延押后做好备案监督工作，督促侦查机关及时办结。针对在校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羁押现状等情况，本着在不影响诉讼进行的前提下，如无继续羁押的必要，适时监督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
五、建立不捕回访制度，积极落实帮教措施
研究WTO《反倾销协定》关于损害认定的纪律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有助于我们评估和判断我国采取反倾销措施中的损害认定究竟是否存在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地方；有助于提升我国调查机关对产生损害的认定水平。其次，在我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应诉中，搞清楚WTO规则对损害认定方面的要求和纪律，我们的企业可以把它当作有力的法律武器进行有效抗辩，更好地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
对于产业损害的确定，WTO反倾销协定规定了调查当局分析国内产业损害必须考察的15项指标：销售、利润、产量、市场份额、生产率、投资收益、设备利用能力、国内价格、倾销幅度、现金流动量、库存、就业、工资、增长、筹资或投资能力。对于损害的判定，调查机关要对15个指标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评定，任何一项或几项指标均不能判定损害的存在。
如果调查证明国内产业存在损害，那么还要做的就是因果关系的认定：损害的发生是否是由倾销进口引起的。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倾销并不是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唯一原因，但只要倾销是国内产业损害的原因之一，因果关系就成立。
《反倾销协定》第3条包含8个款目。第3．1款规定，在决定损害是否存在时，必须斟酌进口数量、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以及进口对国内产业所造成的影响，且其认定必须依照肯定性证据(positiveevidence)，并以客观之方式加以审查(objective examination)，第3．2款规定了倾销进口产品数量的确定以及倾销的进口产品对价格影响的确定问题；第3．3款规定了损害的累积评估问题：第3．4款规定了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影响的审查问题，第3．5款规定了倾销进口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第3．6款规定了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评估问题；第3．7款和第3．8款则针对“实质损害威胁”的确定规定了特别的纪律，以防止反倾销措施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工具。
现结合相关WTO案件对上述各款分而述之：
损害认定的基础性和实质性义务：肯定性证据和客观审查
第3．1款是统领整个第3条诸条款的一般性条款，规定了成员在反倾销调查中关于损害认定的基础性和实质性义务，即认定产业损害应当基于肯定性证据，并且应当进行客观审查。
“肯定性证据” (positive evidence)
“肯定性证据”要求，指调查机关在做出损害的认定时应当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须为有关联的和可靠的证据，不应当凭任何主观臆断。在墨西哥一牛肉大米反倾销案中，墨主管部门将调查期间确定在立案之日前15个月的前3年的时间里。而墨西哥在反倾销调查时和书面陈述时，均未采用更近阶段的数据(即立案前15个月之内的数据)，也未提供合理的解释。专家组认为，15个月的空挡会发生很多变化。由于对间断期的事实存在不确定性，专家组认为墨西哥的行为不符合“肯定性证据”和“客观调查”的要求。上诉机构支持了专家组的这一认定。
但是，“肯定性证据”是否意味着调查机关仅可依据公开信息?在泰国一H型钢铁案中，专家组认定，损害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只能限于在调查期间向当事方披露的公开信息。但上诉机构却认为，反倾销调查涉及企业的商业行为，反倾销调查不仅包括对公开信息的搜集和评估，也包括对机密信息的搜集和评估。依据第3条做出损害认定，必须依据所有事实。第3．1款允许调查机关使用机密信息。
观审查(objective examination)
在美国热轧钢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客观审查”要求是指，对国内产业和倾销进口的影响的调查应当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进行，不得偏袒任何利害关系方，也不得偏袒利益方的群体。
在泰国一H型钢铁案中，专家组强调，第3．4款关于“评估所有相关因素”(evaluation Of all relevant factors)的规定应当结合第3．1款关于肯定性证据和客观审查的规定加以解读。对影响损害的相关因素的评估同样应当以可靠的事实为依据，应当客观审查，不得有任何偏袒和主观臆断。
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the effect ofdumped imporm)
第3．1款规定，调查机关在做损害认定时，应当对(a)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和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及(b)这些进口产品随之对此类产品国内生产者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评估。认定损害，首先要确定“倾销进口产品”和“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
(1)倾销进口产品(dumpedimports)
在欧共体―床单案中，印度主张第3．1款项下的“倾销进口产品”仅限于那些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交易。专家组驳回了这一主张并指出，倾销是关于特定生产商／出口商的涉案产品的一种认定，并不是关于个别交易的认定。也就是说，倾销认定是在审查特定生产商／出口商的产品交易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来自特定生产商／出口商的产品存在倾销，则这一结论适用于所有来自这一来源的进口产品。因而，调查机关有权审查所有的进口产品。该案的专家组认为，将倾销进口产品界定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交易所涉及的进口产品，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以抽样方式进行倾销调查是《反倾销协定》所允许的，但抽样方式的反倾销调查，不可能准确地确定归因于“倾销交易”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同样地，如果倾销是以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比较的方式加以确定的，由于不存在单个交易的比较问题，则无法将进口产品区分为“倾销”和“非倾销”两个类别。
(2)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the el-fect of dumped imports)
在危地马拉一水泥案Ⅱ中，墨西哥主张危地马拉调查机关没有审查其他进口水泥的影响，从而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3．1款和第3．2款。墨西哥认为，危地马拉调查机关在调查中错误地排除某些进口产品会导致以下后果：(i)调查中得出的进口产品的总体数量变得更低；(ii)被控倾销的进口产品占所有进口产品的比重被人为地抬高了；(iii)由于所有进口产品数量统计的不完整和错误，导致了扭曲的消费量，(iv)由于消费量数据的错误，进口产品增加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结论最终是错误 的。专家组在此问题上，以危地马拉未对此进行反驳为由，认为危地马拉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的3．1和3．2款。另鉴于本案未上诉，故专家组意见属于终局裁决。
确定损害的重要依据：进口产品数量及对价格影响的确定
《反倾销协定》第3．2款规定，调查主管机关应考虑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相对于生产或消费的数量是否有大幅增加。关于倾销产品对进口国价格的影响，调查主管机关应将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与进口国的同类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看倾销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大幅削低价格，或大幅压低价格，或是否抑制了本应发生的价格增长。
确定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以及倾销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是进行产业损害调查的一个重要环节。
选择分析方法
正确确定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以及倾销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首先存在一个分析方法的选择问题。在泰国－H型钢铁案中，专家组指出，由于第3条没有对使用何种分析方法做出规定，进口国的调查机关应决定在调查过程中使用何种调查方法。但对调查方法的选择上，并不是任意的。
上诉机构在欧共体一床单案中指出，尽管《反倾销协定》第3条的第1段和第2段没有针对调查机关计算倾销进口产品规定特定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赋予了调查机关毫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因而，无论是调查机关在确定倾销进口产品数量时采用何种方法，如果不能确保在肯定性证据的基础上做出，不能确保对倾销进口产品进行了客观审查，就不能认为符合第3．1款和第3．2款的规定。
损害调查期
确定倾销进口产品数量以及倾销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应以何期限为限，也是一个问题。《反倾销协定》第3条也没有规定。在危地马拉一水泥案Ⅱ中，专家组指出，反倾销实践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Anti-Dumping Practices)最近的一项建议要求WTO成员至少采用三年的调查期限，并在该期间内收集相关数据。据此，使用1年的调查期限收集数据，就不符合第3．2款的要求。
倾销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the effectOf the dumped imports On prices)
《反倾销协定》第3．2款第2句规定，关于倾销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调查主管机关应考虑倾销的进口产品对进口成员同类产品是否存在大幅削价，或大幅压价，或是否存在抑制价格增长的问题。
在危地马拉一水泥案Ⅱ中，墨西哥主张危地马拉调查机关没有正确审查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销售价格的影响，因而不符第3．2款的规定。专家组指出，基于价格的降低以及不能达成既定的价格水平、并且与进口低价同时发生的事实，调查机关可以合理地得出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价格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结论。据此，墨西哥的主张被驳回。本案中，墨西哥还主张，危地马拉调查机关只是在地区层次工：审查倾销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而没有从全国层面上进行审查，因而违反了第32款。专家组驳回了墨西哥的这一诉请，指出，鉴于危地马拉只有一个水泥生产商，即使倾销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的审查只是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地区(该生产商所属的地区)，仍然可以认为对该生产商造成了损害。
损害的累积评估(Cumulaiveassessment)
第3．3款规定，如来自一个以上国家的相似产品的进口同时接受反倾销调查，则调查主管机关只有在确定以下内容后，方可累积评估此类进口产品的影响：(a)对来自每一国家的进口产品确定的倾销幅度大于第5．8款定义的微量倾销幅度，且自每一国家的进口量并非可忽略不计；及(b)根据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和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对进口产品的影响所作的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在欧共体一钢管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尽管进口产品来自不同的国家，国内产业面临着整个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这一认识是进行累积分析的逻辑前提。例如，如果来自一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数量不大，但价格却在降低，完全依靠国别分析并不能确定倾销进口产品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专家组认为，依《反倾销协定》第3．3款的规定，可以进行累积评估。协定的谈判者已经意识到国内产业面临来自不同国家进口产品的累积所造成的损害，而仅进行国别分析并不能充分考虑这些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被赋予了行政监督者的标签，而且地位在整个反倾销的程序中越发显得重要起来。然而，在我国，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是随着入世的客观存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行政案件。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还处于初创阶段，相关法律规定尚不具体和完善，实践中也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和WTO的要求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还有相当的差距。正因如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WTO的要求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立法经验）。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大难题。
反倾销措施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
在美国，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国会规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及法律而言。取得对政府机关反倾销行政权利的司法审查权利是在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才得以确定的。《1979年贸易协定法》和1984年的法律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且在1981年才开始真正运作。之后，经过不断的法律的修改和补充，并通过司法实践积累，才形成目前的司法审查体制。现在美国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范主要规定于《美国法典》第19章第1516节（1990）。
我国主要依据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法律文本及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等国际法律专门规定，以及根据这一协议颁布的一系列国内法律法规。首先关于反倾销的司法审查的程序性依据，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法中。相关的具体审查标准和审查的范围等在《反倾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所体现。
反倾销措施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管辖机构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具有当然的、独占的管辖权。但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权是有限度的，只有当诉讼直接或间接针对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定中的事实情况或法律结果，并且这种裁定又必须是美国贸易法中直接指明可进行司法审查的裁决时，国际贸易法院才予以受理并审查。反倾销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对国际贸易法院反倾销裁决不服，可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这个法院是根据1982年的联邦法院改进法而设立的，是一个专门的法院，管辖范围主要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院上诉案件等。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司法解释》），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管辖机构是这样规定的：“第一审反倾销诉讼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我国反倾销主管机构都在北京，因此反倾销诉讼案件一审管辖法院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及其指定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是北京高院或者最高院。
由此可见，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与行政诉讼是同一概念，所以属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而在美国，却没有专门的这一法律部门。而把这种类型的案件，归于国际贸易法院所审查的民事案件当中。所以自然在程序方面有着对比我国完全不同的规定。
审查的范围
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范围是指各国的司法机关对本国政府或政府各部门的哪些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它规定司法机关在哪些方面对行政主体行为进行监督，也是司法机关解决行政争议、实施司法审查案件的权限分工和受案的法律依据。
根据美国关税法的规定,国际贸易法院对两类裁决具有管辖权：第一，不发起反倾销程序的裁决即由商务部作出的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存在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妨碍的合理征象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审查基于情势变迁的裁决的决定。第二，已公布的最终裁决。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作出的所有肯定性或否定性最终裁决；商务部作出的中止调查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依美国法典第19卷作出的损害影响裁决；由商务部作出的有关货品在反倾销令所规定的一类或一种货品之内的决定。
我国法律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是根据《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依照本条例第25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美国行政法规定了“成熟原则”，即“指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有法院审理的阶段，即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序，才允许进行司法审查。”将行政行为划分为不成熟行政行为与成熟行政行为本是美国司法审查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成熟原则的意义在于保证行政机关在作出最后决定且行政决定对当事人产生具体影响之前不受法院干涉,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且能够避免法院过早地作出裁判,陷入抽象行政政策的争论之中。成熟原则在美国反倾销法律和司法审查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在美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导致调查程序终结的行政决定,如不立案决定、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损害作出的否定性初裁决定，以及商务部接受出口商价格承诺的决定，均在审查的行为之列，因为它们是成熟的行政行为。而商务部对倾销作出的否定性初裁决定则不可审查，因为其只是一个预备性的行为，要等到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倾销损害作出否定时，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这一做法，根据成熟原则来决定哪些反倾销行政行为具备可诉性。可诉性行政行为应当是主管部门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的对利害关系方的实体权益产生最终确定性影响的决定，而不应包括预备性和中间性的决定(例如立案决定、肯定性的初裁决定)。对这些预备性和中间性的决定不予审查，利害关系人完全可以在最终决定作出后寻求司法救济，不会对其造成难以克服的或不可挽回的困难。而将不立案决定、否定性初裁决定、中止或终止调查决定等成熟的行政行为列入受案范围，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则，会更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又可以称为司法审查的深度，是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问题。确立审查程度，实际上就是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进行权利和责任的分配，并以判决的方式影响行政活动的效率和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所以，审查标准的深浅取决于所采用的审查标准。
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国际贸易法院在对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实施司法审查时，并不对案件相关的基本事实展开调查，除非国际贸易法院认为行政裁决的理由不充分或不具备充足的事实根据。如果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行为因“武断、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原因导致与法律上的规定不相符”，或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其裁决不能提供足够的“实质性证据”而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或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事实裁定根本没有证据支持，以至于达到了法院必须重新审理的程度，则国际贸易法院可重新整理事实，在此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在法律问题上，基本上采用正确性标准，但是自谢弗朗案件以来有不断向合理性审查标准靠拢的趋势。即如果根据法律对某一法律概念的解释有明确的规定，而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其解释将被。但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审查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解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法院有不同的解释意见，仍判定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认定有效。法院不能无视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解释的存在，用自己的意见代替行政机关的合理解释。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是法律与事实同时审查。但笔者认为，审查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必须有轻有重。不能“两手都抓，两手都硬”。反倾销领域不比一般的行政行为。就现阶段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状况而言，因为我国没有完善的行政实体法规定和严密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加上行政机关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政府本位意识强烈而依法行政的意识薄弱，在实践中不规范、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屡见不鲜。面对这种现状，有必要设定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权行使的效率。
而反倾销司法审查领域则有所不同。外经贸委、国家经贸委等国务院主管机关都具有较高的行政专业水平。在有关程序的操作方面也比较熟悉。面对繁杂的事实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法官不可能对这些事实做出全方位的认定和解读。另外，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不允许法官在反倾销案件上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再者，反倾销措施是与国家的经贸政策，国家间的经济博弈密切相关的，如果要法官在这方面考虑的面面俱到，也是很难做到的。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效
一、关注案情发展，适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
对于被羁押的案件，需要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只是个案，除有关部门及犯罪嫌疑人亲属、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外，该院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点放在未成年人案件、交通肇事案件、故意伤害案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情况）等其它特殊案件上（犯罪嫌疑人的健康状况等），从维护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将严重暴力犯罪和重大经济犯罪、犯罪等六类犯罪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对案情的发展进行重点关注。在有关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赔偿到位、犯罪嫌疑人对所犯罪行认识到位以及身体病情出现变数等情况后，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去年一名在看守所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因急性阑尾炎急需动手术，该院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在认定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口供一致的情况后，考虑到出所后对其治疗疾病，亲属护理等对犯罪嫌疑人有利因素，该院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对其变更了强制措施。其经及时治疗后，不仅脱离了生命危险，而且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做好案件的诉讼和审判工作。
二、加强沟通协作，顺利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
羁押必要性审查，不仅涉及到侦监、公诉、监所部门，而且与公安侦查部门以及案件的双方都有关联。该院在审查中，能充分听取承办人对案情的分析和意见，积极争取内部部门的支持和外单位的理解；并与区法院形成意见，在一审、二审阶段发现有不需要继续羁押情形的，及时通报有关情况，进行后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确保羁押必要性审查顺利开展。为切实维护在押人员的权益，该院还积极与上级院业务处加强沟通和联系，通过泰州市看守所驻所检察人员反馈信息掌握本辖区在押人的情况，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
三、开展风险评估，严格把握羁押必要性审查尺度
该院在审查有关案卷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向有关社区矫正机构等部门发出《诉（审）前调查函》，征询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召集办案部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以及被害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公开听证，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全面评估。对每一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都会根据当事人的和解赔偿情况、犯罪嫌疑人的日常行为表现、悔罪态度、或健康状态以及出所后对社会、诉讼的影响等进行风险评估，确保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后不致发生问题。在风险评估、各方意见统一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交院领导研究审核。该院在办理一因邻里纠纷故意伤害的案件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朱某一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且朱某也认识到错误，对自己的冲动悔恨不已。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过程中，该院在进行风险评估后召开了由承办人、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社区干部和群众及双方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在充分听取了各方的意见的基础上建议本院公诉部门对其变更强制措施。朱某出所后，不但主动登门向被害人道歉，而且按约定赔偿了医疗等各项费用10万元，两家20多年的矛盾就此化解。经过评估变更强制措施后判处缓刑在社区服刑人员，至今未发生违纪违法行为，都能遵守社区矫正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管。
四、制定《实施意见》，着力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
该院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与区公安分局、法院、司法局共同会签了《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意见（试行）》，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和方式作出了细化规定。限定了审查范围、明确了启动程序、限定了审查时限、赋予了救济措施，并建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系统，采取对犯罪嫌疑人风险评估打分的方法，确定是否需要提出对其变更强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