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12 16:01:5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间文学的特点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非遗视角 民间文学 创新路径
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歌谣、童谣，经过了上百年的时光淘洗，纯粹，美好，朗朗上口，启蒙滋润着我们人生最初始的阶段。
万建中在《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中提出：“我国传统道德思想，相当部分存在于民间文学之中，并借助民间文学得以传播。”黄萍在《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独创性研究》还提出民间文学不仅是艺术的、情感的、鉴赏和审美的，更是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和传统的。可见民间文学在当代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关于国家级、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项目的研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内容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传统技艺、传统中医药等十个项目，民间文学位于第一项。笔者依据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山东省第一、第二批非遗名录内容，特制《山东省鲁中地区民间文学非遗代表性项目表》如下：
由上述可以看出，第一，民间文学尽管在非遗名录中位居第一项，但是所占比例总体上并未达到各类非遗项目的平均水平。第二，自2006年至2014年期间，民间文学项目的总体比例是呈上升态势的。第三，在国家级项目中，山东省作为文化强省、文化大省，民间文学的占比优势不明显。第四，鲁中地区民间文学在省级乃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上成果明显，成绩突出。
因此，我们须继续认真搜集、整理和挖掘鲁中地区优秀的民间文学素材、口头故事和传说，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同时注重实践和研究，多方合作，深入探索，不断开拓思路，创新路径，为推动鲁中地区乃至全省全国民间文学的优质持续发展努力。
二、我省鲁中地区民间文学的生存现状
我省鲁中地区有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如已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成功的《孟姜女传说》、《牛郎织女的传说》和《泰山传说》等，再如省级非遗名录民间文学项目中《闵子骞孝亲的故事》、《颜文姜传说》和《公冶长传说》等，还有济南关于逄丑父的传说，潍坊关于范仲淹、李清照和郑板桥的传说，莱芜关于伍子胥的传说等。
首先，八十年代以来，各地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①，发掘和整理出的民间故事数以万计，我省鲁中地区除1981出版的《泰山故事大全》，1998年出版的《莱芜民间故事精选》，2005年出版的《淄博民间故事大全》，2010年出版的《济南民间传说》、《东营民间文学》，2011年出版的《潍坊民间故事》，至此，鲁中地区“三套集成”的工作基本完成，但这些已公开发行出版的故事集销量和流传度并不尽如人意，并且通过搜索引擎，这些书籍大多只能通过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和了解。
其次，我省民间文学编纂整理工作没有形成强大合力，各地区民间文学集出版时间有早有晚，阵线太长，故事内容有重复冗余，成果也参差不齐。对于民间文学文本和素材的宣传、整理和介绍，只有零散的网页信息，并未建立省市级专业系统的网站和规范有序的搜索引擎，这在网络文化盛行的当下十分有碍民间文学的继承和传播。
再次，在民间文学领域没有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将民间文学素材进行采集整理的多是一些爱好民间文学的志愿人士自筹经费的义务劳动，没有报酬和补偿，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从事这项工作的多为年逾古稀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这就使得民间文学在传承上存在很大的隐忧[1]。
三、山东省鲁中地区民间文学发展现状
2012年山东画院组织“美丽的传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中国画展”工程，将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41项民间文学故事以中国画的形式直观形象加以展示，通过画展，推广民间文学。潍坊市也推出“潍水流韵――潍坊民间传说年画大展”，以年画形式展出潍坊地区的民间文学故事内容。诸如此类的大型活动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间文学的发展。
各地区还做了很多相关的尝试，如临沂市的民间传说集锦网站和琅琊网文化视频栏目《琅琊故事会》，潍坊日报数字报刊连载潍坊本土民间故事，鲁中网论坛刊载大量张店民间文化故事，烟台胶东在线网对城市民间文学专题进行数字化整理等，由此，笔者整理了《山东省鲁中地区优秀民间文学素材及传播途径调研统计表》。
山东省鲁中地区优秀民间文学素材及传播途径调研统计表
四、山东省鲁中地区民间文学创新发展路径探索
1.重新审视非遗时代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
鲁迅说：“时数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祝颂，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汉文学史纲要》）西方民俗学的引入使得国内对民间文学的定位出现了“差错”，但我们坚信“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是不同时代里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积累叠加起来的一种文化，应着时代的需要，不断的淘汰，不断地叠加，它跨越人类不同社会阶段而代代传习下来，并依然在民众生活中发挥着文化的功能，那就理应是我们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
2.注重发掘民间文学精华及其作为根文化的当代意义
民间文学蕴含丰富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认知价值，文学价值是其根本价值。民间文学最根本的特点是集体创造、集体传承、集体消费，在这一过程中，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底层民众的思想观念、伦理意识、情感好恶、生存智慧和审美趣味，它活泼自由、拥抱生活，它吸纳了民众的精神元气[3]，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它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也维护了人类精神生态平衡的高度。
3.促进民间文学与当代科技和文化建设的融合
民间文学的发展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更需要合作共建，将带有鲜明地域民间文化特色的民间文学加以改编加工，建立民间文学博物馆或主题公园、民间文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或充分挖掘和利用民间文学的现代性元素，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4]，与其他文化产业，如绘画、剪纸、皮影戏、现代技术和新媒体相结合，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对故事的历史文化背景，做适当整理加工，编成专题纪录片，改编成绘本、动画、影视作品、网络文学，既可以提高大众流传度，又可以对当前群众文化建设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
4.积极挖掘民间文学内涵正能量的当代道德教化功能
以民间文学为素材，开发儿童启蒙绘本、读物和动漫产品，扩大民间文学的少儿受众群体;挖掘民间文学优秀的道德教育素材，开展中小学生德育教育，提高民间文学在思想教育领域的正能量。对于具有启蒙教育意义，内容浅显，哲思巧妙，适合少年儿童欣赏阅读的民间文学，可以改编为儿童读物、动画片和动漫作品，如《二十四孝》图文故事书、动画片《牛郎织女故事》。蕴含山东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道德精神品质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各地区流传下来奇闻轶事、名人事迹―逄丑父为人的忠义、郑板桥治政的机智、颜文姜侍亲的孝顺等，都可充分搜集挖掘，作为对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美育教育的素材。
5.重视民间文学的国际化发展探索
我们应重视地区民间文学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化发展，要深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前国际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跨国文化交流也越发紧密频繁，我国孔子学院在全球开展汉语语言文化推广和交流，我省教育厅和地方高校致力于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民间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应在汉语言文化国际化发展的大潮中一显身手。
五、结语
笔者希望通过对民间文学生存现状与发展路径的研究，第一，能够引导公众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民间文学，理性看待植根民间的民间文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传承民间文学沉淀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内涵;第二，能够推动抢救保护濒危的民间文学，并寻找传统和现代的契合点，整理编撰加工出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重新激活民间文学的强大生命力;第三，希望以此为契机，对民间文学中具有正能量的德育、美育资源进行挖掘和利用，辅助儿童启蒙教育、中小学生道德教育和大学生文化审美教育，推动当代教育事业发展;第四，能够丰富国家文化交流项目内容，推动民间文学走向国际，让其他国家和民族了解我们的民间文化，继而喜欢我们的传统遗产，也欢迎和接纳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注释：
①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内地进行大规模采录并陆续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
参考文献：
[1]米海萍.非物质文化视野下对民间文学文本的传承与尊重――以青藏地区民间文本为例[J].青藏高原论坛，2013（4）.
[2]刘锡诚.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代使命[J].民间文学，2013.1.
关键词：民间文学语文教学外国民间文学
一.民间文学融入语文教学的意义
季羡林先生曾说“只要有民间，几乎就都有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作为由民间百姓口口相传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我国文学界一颗璀灿的明珠。民间文学有“夸父逐日”这样的神话，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传说，故事、民谣、谚语民间戏曲等更是数不胜数。虽然民间文学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在语文的课堂教学上却不被重视。由于民间文学的价值在于历史的记忆以及民间传统的传承，民间文学所潜藏的历史和传统与现代化的21世纪格格不入，使得这两项基本功能被大大削弱。加之对历史的不尊重各种有意或无意篡改民间文学的案例层出不穷。如在00后群体中最火爆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中，就曾把荆轲的名字运用在游戏角色中，并且还是一个女性角色，这种违背历史的篡改不仅是对民间文学的不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虽然这一问题在《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下得到了整改，但对民间文学的肆意篡改和不尊重却依然在民间弥漫。民间文学作为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理应由语文教师等从小就进行积极引导和教学，以树立学生正确的历史观。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在各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逐渐由年轻教师所替代，年轻教师有快速学习并运用新的教学方式以及更理解现代学生内心的优势。但他们的习惯更贴近现代互联网生活，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学在这些年轻教师的脑海里分量很轻。民间文学融入语文教学的意义首先是要让这些教师深刻认识和理解民间文学的价值，尊重民间文学，只有教师个人对民间文学待以尊重，学生才会争相效仿。民间文学的价值除了传承历史记忆和民间传统以及娱乐与教育功能外，还有唤醒民族意识的功能。这点在个人教学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时深有体会，那层层递进的三声“起来”的确振聋发聩。在2016年结合南海危局背景的国歌教学中，看得出很多学生在轻声吟唱时眼含泪水。这种唤醒民族精神的伟力潜藏于民间文学的各个角落，口口相传中并不引入注意，但一旦和具体事件联系起来却能迅速引发共鸣。唤醒民族精神，唤醒学生内心的归属感，屈辱感以及奋斗精神是民间文学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之一，其他如传达“谦让”“尊师”“忠诚”等优秀中华美德的故事更数不胜数。
二.从国歌教学入手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国家的象征之一，不仅蕴含着国家的尊严，也记录了国家的奋斗历程。每当与百姓相关的重大的事件发生时，《义勇军进行曲》都能给人们以精神上的共鸣和激励。无论是“5.12大地震”或者“利比亚撤侨”，无论是“奥运摘金”还是“国庆阅兵”，听到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时，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心潮澎湃。对于学生，在《小学生守则》第一条中就要求都要会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固然是这一要求的原因之一，但就《义勇军进行曲》本身而言，她民间歌谣的表现形式以及从歌词内容和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都有非常重要的教学意义。因为《义勇军进行曲》是历经磨难，通过无数次的推敲才产生的。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有让学生了解中华人民的苦难历史以及艰苦奋斗历程的作用，能够让学生认识到和平与幸福的不易，同时也能够在他们心里埋下爱国主义以及艰苦奋斗的种子。让学生从小就树立崇高的信念，在长大后回报祖国。从民间文学的基本定义来看，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有口口相传，传承历史记忆的特点，并且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是最经典也最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能仅因为他有作者署名而把她排除在民间文学之外。由此入手，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民间文学的接受，也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现，尤其是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阴影下，对国歌的教学更能够唤醒学生的自强精神，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国歌的教学不应只是简单地对创作人物和背景进行介绍，而应结合时代背景与国情进行教学，引导学生集体完成国歌的演唱。在国歌教学中，侧重点始终应该是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而不是国歌在创作手法上的表现，这其中的主次需要得到把握。
三.从外国民间文学入手
外国民间文学在中国较知名的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等，其不同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故事传承和设计能够给中国学生新的思想和精神冲击。如在对格林童话中“灰姑娘”的故事教学中可以对“灰姑娘”在嘲讽、刁难之下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进行歌颂，但也正因为其来源不是中国，也能够更正当地对其中以貌取人等负面行为进行合理批判，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再如，在对《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教学中，小女孩最初的寒冷与最后划火柴的刹那温暖相对比，学生更能够认识的人间冷暖，珍惜自己来自家庭的关怀和温暖。在对外国民间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尤其是那些有启示意义的寓言故事的教学中，非常适合作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素材，是语文教学“立人”的重要方式之一。外国民间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对比教学也有很大的实践教学意义。如《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可以和中国《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进行对比教学，这两个故事都有警醒世人对恶人不要心慈手软的作用，但进一步看两个故事中东郭先生还活着而农夫却被蛇咬死。从结局对比来看，中国的民间文学依然暗示着好人有好报，能够引人向善，而农夫的死却有暗示“祸害遗千年”的可能，会使得故事的本意被曲解。类似的民间文学对比更有利于民间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融入，学生也更有学习兴趣。由于很多民间文学学生在口口相传中接触过，因此，民间文学在语文教学中往往缺乏新意，学生对老生常谈且显而易见的启示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但在与国外类似作品的对比中却可以使得学生发现新的东西，从而对民间文学有更多的学习兴趣和认识。
四.回归“口口相传”的本质
民间文学的本质是口口相传，但在语文教学中却从思想上及价值上做出了过多的摄入，对于故事本身演绎所带来的戏剧效果却没有过多的涉及。民间文学的本质是口口相传，在语文教学中，应尽可能还原口口相传的过程，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合作演绎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以及故事，如在《木兰诗》的教学中，“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文字表现是非常有渲染力的，但如果能够在让学生进行演绎却会变得十分风趣。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并不少见，但教师往往限于维护课堂纪律，不愿放手让学生以表演的形式参与到民间文学“口口相传”之中，这既限制了民间文学的表现力，也减少了很多课堂乐趣。再如，在经历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教学中，教师也会限于题材而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一笔带过，在给学生留下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类似于“好兄弟”的朋友关系的错觉。口口相传是民间文学的本质，其中很多以谚语歇后语以及歌谣等形式存在，由于在考试中很少涉及，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常常被一笔带过。如“二十四节气歌”等常见谚语其实带有很强的经验传承作用，指导了五千年来中国多代人的农业劳作和生活。再如，《三字经》《弟子规》等的传播，为中国多代青年培养良好学习、待人的习惯有着重要作用。“融四岁，能让梨”宣扬了友爱精神，“玉不琢，不成器”宣扬了艰苦学习的精神，其中的例子还有很多，有着极强的教学意义。
刘锡诚在年轻时代就曾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和宣传，出版过《苏联民间文学四十年》等著作。今天，七十多岁的他又以亲历者的身份，含辛茹苦，埋头数年，厚积薄发，出版了这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及时而详细梳理了从20世纪初叶到20世纪末这一漫长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文学如何从近代学者的文化启蒙的知识体系中受到梁启超、鲁迅他们的青睐，又如何成为新史学的重要材料，继而影响到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新文学，特别是在民族独立与解放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示了这一学科在科学与民主思想发展中的非凡品格。刘锡诚完整而清晰地勾勒了这一渐进与突变的过程，揭示了许多学术现象的实质问题，让世人不仅看到了民间文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奋斗历程，而且能让人深切感受到这个学科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从清理学术史的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福音。这部著作给人最深的感受有两点，一是史料的翔实完备，一是史识的卓见。
史料无论是哪一种史著都是必须的，然而对于民间文学学术史而言，史料的挖掘、钩沉、辨析与甄别、厘定的意义又更为特殊。刘锡诚是新时期以来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亲历者和重要领导组织者，他不仅留下了对一些重要事件记述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对这个学科的曲折发展深入思索，进行了艰辛的史料甄别与细致的搜集整理。回顾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民间文学卷》等著述，便可看到这一切并不突兀，包括他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史料的保存，对薛汕、程憬等人对民间文学的贡献的论述，都是一种发现。我们的新文学研究包括民间文学研究，历来重视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大阵营的学者与作家的贡献，二元对立的学术立场使许多问题庸俗化、简单化；刘锡诚不惟从某一个方面来论述，而是正视文化发展的多元事实，耐心梳理出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真实历程，总结出不同阶段的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关键词：旅游 京族 民间文学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课题“中国京族民间文学旅游开发研究”，项目编号：YCW2012061
京族是中国的跨国民族之一，16世纪开始陆续从越南迁徙至中国广西东兴，京族①人口虽然不多，在中国定居的时间也不算长，但聪慧的京族人创造了灿烂的民间文学。从数量上看，仅《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防城县民间故事集》收录了140篇京族民间文学。从分类上看，苏维光、过伟和韦坚平在《京族文学》中将京族民间文学分动植物故事、海岛传说和自然寓言、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和现代歌谣等五大类。从质量上看，京族民间文学被大量地收录在国家级、省级的民间文学集成中。可见，京族民间文学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旅游业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产业，几乎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影响着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并将每个区域的原生文化卷入旅游文化语境中。
一、旅游语境下的广西京族民间文学――以“哈节”为例
目前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会涉及京族民间文学。一是导游在介绍旅游景点时利用民间文学吸引旅游者。二是京族嘲戏的传统剧目主要为民间文学。三是游客参与和民间文学紧密相关的节日，如哈节。以上方式只是旅游业对民间文学较为粗浅的利用，若能深入地挖掘开发，或许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球。哈节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京族最重大的节日，是展示京族民间文化的最佳场所，具有典型性，透过哈节可管窥旅游语境下的京族民间文学的生存状态。
（一）民间文学的借用
哈节是与京族民间文学密切相关的节日，因为哈节上所演唱的内容主要为《琴仙》、《十三哥买鬼》、《宋珍与陈》、《金桃姑娘》、《刘平杨礼结义》、《金仲和阿翘》等民间叙事诗和民间诗。京族的故事家们在不任意歪曲、篡改原作品的基础上，将民间文学作品成功改编，融合自然环境、民俗和音乐等，以舞台表演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可以说是维持并发扬其生命力的手段之一。
哈节中，“哈妹”的“唱哈词”一般经过了精心的改编。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琴仙》、《十三哥卖鬼》、《宋珍和陈》、《刘平杨礼》、《金仲和阿翘》等汉文古典诗歌、民间叙事诗或被译成京语，或被借用了诗歌当中的诗意编新词，进而再以“唱哈词”的曲调进行演唱。
（二）独弦琴的借用
在哈节上，“哈妹”在唱歌或者跳舞过程中，亦使用大量的乐器，打击乐器主要以大鼓、大锣、小鼓、小锣、镲等为主，而其中最独特的乐器要数独弦琴。独弦琴是广西京族人迁徙时从越南带来的。关于独弦琴的来历，广西京族地区流传着许多版本的民间故事。如《氏风独弦琴》、《善翁的故事》、《盲人艺术的始祖和独弦琴》、《独弦琴的来历》、《独弦琴的声音》、《龙王七公主》、《琴仙》、《独弦琴的神效》和《阮柳和碧桃》。京族人为独弦琴倾注了深情的艺术幻想，结合自身生活的环境，创作了各种与独弦琴有关的民间故事。独弦琴大量吸取了京族民歌的曲调，如《过桥风吹》、《摇篮曲》、《唱哈调》等，曲调较为丰富。据独弦琴传承人苏春发介绍常见的独弦琴乐谱内容较为广泛，其中不乏一些由京族民间文学改编的乐谱，通过独弦琴的演奏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接受京族的文化。
（三）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 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 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 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 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注释
① 笔者注：文章中提及的京族特指中国少数民族――京族.
② 法拉格.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与礼俗[A]//文论集[C].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7-9.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一、融欣赏、创作于一体的民间美术环境
创设民间美术环境以引导幼儿自觉地关注它、欣赏它、评价它，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来充分感受民间美术作品的色彩、构图、形象等等，让幼儿感受民间美术的艺术美、色彩美、从中获得美的感受和实际运用的经验，激发创作愿望。
在一楼、二楼过道和楼道展示着本园农民画家唐翠萍老师以及本地部分老师的农民画作。这些农民画色彩艳丽、构图热烈，富有生活气息，它不仅在构图、色彩、造型、图案设计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民俗风情，而且在巧妙的构想下营造出舒展、夸张，姿态含蓄、寓意深邃的形象，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钟情，体现出民间美术特殊的魅力，给人以一种审美上的冲击和愉悦。在三楼的走廊以竹制的筛子为特色进行装饰，通过在竹筛上彩绘、编织等加强美感；以棕叶为扇子，利用剪纸装饰的方法加以渲染，突出色彩对比。在班级里竹帘与幼儿的草编作品组合带来了浓浓的田园气息，环绕四周的家乡风土人情照片赋予浓郁的乡土气息。创意与民间艺术的巧妙结合，让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感受到民间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收集民间美术作品，如海贝工艺、蓝印花布系列作品、中国结、京剧脸谱、虎头鞋、福娃、年画等在艺术长廊上展示，让幼儿在欣赏那些美不胜收、目不暇接、乡土味极浓的民间美术作品的同时，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培养审美情趣。各年龄班教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结合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幼儿欣赏这些作品，鼓励和引导幼儿热情探寻农民画和民间艺术作品的创造的经历和作画的方法、过程等，感受民间美术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获得有关构图、色彩、图案变化等方面的初步的审美体验及认识，然后组织幼儿深入生活，观察动植物以及人们的活动，在绘画比赛和兴趣小组活动中进行大胆创作，激发幼儿学习、模仿、创造的愿望。
在欣赏、感受民间艺术的同时，我们充分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蕴藏许多审美教育资源和材料，进行创作。如春天的小草、秋天的落叶、造型奇特的树木、各种鸟鸣声、各种各样的种子，社会生活中的建筑物造型、节日的大街等蕴涵着的美。组织幼儿收集利用身边的物品和废旧材料来创造美化生活的环境，如收集落叶、种子，放置胶水、彩纸、各种油画棒、水彩笔、水粉颜料、旧报纸、饮料瓶等供幼儿进行自由地艺术创作，一幅幅树叶贴画、种子粘贴造型便成为孩子们再现的民间艺术，我们经常更换这些材料，使幼儿保持持久的兴趣。
同时，让家长也来观看这一幅幅构思独特、色彩绚丽的画和艺术作品，在羡慕、赞叹、敬佩之余得到美的享受和熏陶，幼儿园组织的亲子绘画大赛、亲子龙灯制作展演、亲子民间艺术作品评比等活动中大显身手，营造浓浓的家园一体化的教育氛围，推动家园共育走向新的高度。
二、融视觉、听觉于一体的民间文学环境
民间文学包括民间传说、神话、成语、儿歌、绕口令、谜语等，各班教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筛选出相应的文学作品并组织、引导幼儿欣赏。通过民间文学作品对幼儿的熏陶和浸染，让幼儿了解民间灿烂悠久的文化，萌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通过朗诵、讲述、改编、谈话等形式，培养幼儿初步表现和创造民间文学作品的能力等。幼儿园还从视觉和听觉两个层面来创设与教育教学相适应的环境，让幼儿体验民间文学的丰富与优美。在视觉层面，幼儿园创设了贯通一楼到三楼走廊的民间故事壁画，有古典神话故事《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有民间童话壁画《老鼠嫁女》《哪吒闹海》；有《三字经》、成语故事；有《春晓》《咏鹅》等著名的古诗，幼儿在餐后散步和入园、离园经过时都可以通过壁画熟悉的角色形象，萌发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喜爱。在听觉层面上，老师们选取了生动活泼、朗朗上口的民间童谣、绕口令，如《拉大锯》《小熊过桥》《悯农》等，通过园内广播系统在幼儿入园、离园、餐前、就餐时播放，让幼儿在不知不觉中熟悉、理解并喜欢这些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
如东方言具有强烈的幽默感和韵律美，让孩子学说家乡的语言，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如故事《如东鱼米香》“如东县好地方，南北短东西长；海边上是盐场，海洋里是渔场；圆头鱼烧鲜汤，踩蛤子如抓痒；挖文蛤动船装，挖蛤蜊手脚忙；吃肉子卖贝壳，钩竹蛏动作快；北是海，南是江，旱涝保收鱼米香。”中乡土语言就极具幽默感和诙谐感。歌谣《十二月儿鲜》中乡土语言极具韵律美，念起来朗朗上口。因此在实践活动中，我们尽量用如东方言来朗读歌谣和讲述故事，孩子们学习积极性很高，活动中充满了孩子们由衷的欢笑声，感受着民间文学的魅力。
三、融乐曲、舞蹈于一体的民间音乐教育环境
[关键词] 动漫；民间文学；叙事模式
动漫艺术是现代新兴的一种特殊叙事艺术，它借助变形、夸张等艺术手法来表现虚拟的时空现象，具有假想性、幻想性、娱乐性等特点。传统的民间叙事文学通过假想、幻想等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它与动漫艺术异常接近。然而，动漫艺术历史非常短暂，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而民间叙事文学在几千年的民间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喜爱的经典叙事模式，这正弥补了动漫先天上艺术性缺失的不足。大量动漫作品有意无意地借鉴和吸纳着众多民间叙事模式为自己所用，从而大大提升了动漫的艺术水平。
动漫作品开端和结局的民间叙事策略
（一）故事起始时间的不确定性
罗伯特·肖尔斯说：“小说的艺术就在于能使故事素材变成情节的时间顺序的人为安排上。时间对于小说是至关重要的。”①小说在情节安排上需要时间的左右，其实，以叙事为中心的故事类作品都是如此。时间是故事创作的重要手段，对时间的弹性操作可以大大发挥故事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比如，我们可以让故事发生在若干年前的奇幻世界，也可以让故事发生在当今的现实世界，更可以通过若干年后的故事假设来预测和想象人类的未来世界。在民间叙事中，时间更是发挥着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其内容大都通过幻想性、虚构性、假设性极强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表现民间认可的“永恒规律”，这种规律是民间要表达的重要主题，是作品创作的主要目的。为了能让这些规律得到听众的普遍认可，虚幻的故事内容就必须能给听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就是让听众感觉真实可信，要达到这种效果，叙事者往往会在时间上讲究一些技巧。这种技巧主要表现在对时间不确定性的把握上。
大量民间叙事文学的故事起始时间往往这样设定：“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有个……”“很多年以前，这儿有……”“在古时候……”等等，这些时间明显不是具体的，它给听众以极大的时间模糊感。这就促使听众无法也不能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段时间和空间的实际生活与故事内容相对照，这时，讲述者就可以放开手脚，无所顾忌地任意联想和想象来表现自己意念中的人物、环境、事件等因素。不管故事的内容是如何荒诞不经，如何超越现实、超越自然，听众都难以与现实相比较进行真假的评判。
动漫艺术在表现内容上与民间叙事文学极为类似，大都属于虚幻的故事情节，同时，动漫的目的更多的也是为了突出主题思想，讲述“永恒的规律”，它的关注点不在时间、空间等外在的因素上，而在于故事事理、角色的人格魅力等深层次内涵的表达上。这促使它在叙事时间上大量借鉴了民间文学起始时间的模糊化技巧。不确定的时间因素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动漫的叙事之中。如我国的动画电影《金色的海螺》《小猫钓鱼》《小蝌蚪找妈妈》等，这些动漫作品在故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几乎都没有提及人物出现的准确的历史时间，故事只是在因果逻辑关系中不断地进行演绎。
（二）故事结局的“大团圆”叙事模式
在民间叙事文学中，大团圆结局是各类故事情节经常运用的叙事模式之一。从中外早期的神话传说到后来的民间故事，民间叙事者大都遵循着这样的创作模式。西方的《白雪公主》《灰姑娘》《六只天鹅》等无不演绎着公主（或女主人公）与王子摆脱了各种艰难险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而《狼和七只小羊》《小红帽》等民间作品也都以善良的势力战胜了恶势力而结束了整篇故事的叙述。
弗莱说：“喜剧通常总是朝美满结局发展，而观众对美满结局的一般反应是“应该这样。”②民间叙事中大团圆结局的设定，归其原因在于民间百姓朴素的审美需要及民间文学的表演属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惩善扬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朴素的审美观念是民间百姓的情感主流。这种情感观念是他们在长期的现实生活中潜意识的迫切需要，寄托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尤其在社会早期阶级不平等的关系中，民间百姓的生活充满了坎坷与磨难，他们便把内心朴素的道德愿望在文学叙事之中加以表现。我国民间“长工与地主”的故事类型往往表现了这样的主题，百姓不满的情绪在故事的结局“地主得到惩治”中得以发泄。另一方面，民间叙事文学是民间文化、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带有表演性质，这种表演性是在民间讲述者和聆听者之间完成的，带有相当成分的“狂欢”性质。俄国学者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的文化行为。③老百姓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文化的颠覆，情感得到了彻底的宣泄和表达。而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叙事文学的故事结局显得异常重要，它往往能够决定故事聆听者的情绪。大团圆的结局不仅赋予了听故事人以特殊的快乐感，而且实现了他们极具颠覆性的民间想象。
动漫艺术与其他的艺术形式相比较，它以制造欢快、幽默、愉悦等轻松效果为目的，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这种审美要求与民间叙事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民间叙事文学在民间的讲述也是希望激发起聆听者聆听的兴趣。正因为这样，民间文学中的“大团圆”叙事方式在动漫艺术中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和发挥。如《千与千寻》中千寻在经历灵异世界的痛苦和迷茫之后终于救出了自己的父母，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狮子王》中狮子辛巴在中了叔父奸计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并远走他乡之后，经历了迷离和逃避，最后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勇敢地面对现实，杀死了篡权夺位的叔叔，担负起了狮子王国的重任；《葫芦兄弟》中葫芦兄弟最后通过彼此的团结打败了妖精；《金色的海螺》中青年男子通过了海神娘娘的重重考验，与海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这些动画片的大团圆情节模式不仅契合了主要受众群体儿童的本真的心理需求，向他们展示了未来生活的光明与美好，而且对广大成人而言，艺术欣赏的畅快与轻松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动漫艺术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民间文学中的故事情节往往会出现类型化的倾向，其中的母题、人物、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类同性的特点。这就造成了程式化的民间文学叙事特点，这一程式化因素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口头程式理论”学派的代表性学者艾伯特·洛德曾说：“程式的丰富积累会导致更高水准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变异；主题和故事的积累会导致限度之内产生大量同类变体。”④这应该是民间叙事文学中情节内容大量出现类型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是民间叙事文学类型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它主要指故事中的形象塑造多体现出“二元对立”的状态。即故事中的人物一般会呈现出两个极端、两种对立的品性，如一好一坏，一善一恶，一忠一奸，一正一邪等。由此导致故事在人物身上所给予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出两极结构，如美与丑、勤劳与懒惰、诚实与虚伪、勇敢与怯懦、憨厚与狡诈、谦虚与骄傲、正直与无私等。如格林童话中《白雪公主》中白雪公主的纯洁善良与皇后的恶毒形成对立；《小红帽》中小红帽的单纯与狼的狡猾形成对立；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战》中黄帝的正义与蚩尤的邪恶形成对立；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无辜、懂礼与婆婆的刁难形成对立，等等。这些作品主要以两种形象的对立为核心，在二者的冲突中推动故事情节的演绎和发展，可以说这两类人物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故事叙事的主线。
“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民间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简单化、类型化的特点，其中充溢了夸张和幻想，而这种特点正好符合了儿童独特的思维方式。儿童是特殊的群体，与成人相比较，他们比较单纯，理解问题往往比较直观和简单。在他们的思维中，人是由好人和坏人两种类型构成的，也就是人“非好即坏”，他们不能理解复杂的人物性格。因而适合他们的作品往往呈现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尽管性格鲜明，但并不立体和丰满，作者通过这种简单化的人物最终想传达给儿童一些普遍性的道理。
动漫艺术的主要接受群体是儿童，因此在叙事结构上也往往采用“二元对立”的民间叙事风格。如我国的动画电影《葫芦兄弟》中善良、富有正义感的葫芦兄弟与邪恶的、危害百姓的妖怪蛇精等的对立；《金色的海螺》中善良、执著的青年男子同海螺纯洁的爱情与冷酷的海神娘娘之间的对立；《喜羊羊与灰太狼》中弱小但机智、善良、勇敢的喜羊羊与邪恶、贪婪的灰太狼之间的对立；美国的《猫和老鼠》中聪明、可爱的老鼠杰利与滑稽、笨拙的汤姆猫之间的对立。“二元对立”叙事结构在动漫作品中不仅表现为传统民间化了两种类型人物的对立，而且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适当的升华，还表现为人物性格在时间上前后形成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故事情节发展变化，人物形象塑造愈加丰满立体。前者的对立主要是表现在空间上，后者则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日本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可以说是融这两种“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于一体的典范之作。《千与千寻》主要讲述一个叫千寻的女孩误入灵异世界而发生的一连串奇异的事情。从故事内容来看，千寻由一个胆小、懦弱的女孩最终成为一个坚持不懈、勇于奋斗、顽强不屈的完美性格的人这样的成长过程构成了故事的纵向线索。人物性格在时间上前后对比异常鲜明。而在灵异世界这个空间范围内，正邪势力又构成了另一种“二元”叙事结构。善良、弱小的千寻、富有正义感的小白龙、淳朴善良的钱婆婆、热心的锅炉爷爷等与利欲熏心、麻木不仁的汤婆婆之间形成了矛盾对立。故事正是在这纵向与横向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中不断地进行演绎和发展。但正因为这种多重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促使这部动画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异常成功，传统的民间的单一、简单化、类型化人物性格在故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进。但与此同时，多元的叙事结构也造成故事叙事的复杂性，对于儿童而言，理解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从中，我们却能发现动漫艺术在扩大它的接受群体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注释：
① [美]罗伯特·肖尔斯：《结构主义与文学》，孙秋秋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②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③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④ 朝戈金：《“口头程式理论”与史诗“创编”问题》，《中国民俗学年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参考文献]
[1] 万建中.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7（06）.
[2]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苏州评弹；传承；变异
民间文学在流传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地发生变异，另一方面也将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保留下来。这种存在于民间文学作品中相对稳定的特征就叫做传承性。苏州评弹的传承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在内容上，苏州评弹中有一些经久不衰的情节母题和故事类型。②在形式上，苏州评弹有许多艺术技巧和形式在民间文学作品中传承下来。
民间文学传承性的具体表现在：它一直保持着前代现实主义传统和民俗文化传统，沿用某些形象保持着质朴、刚健、清新的风格，在艺术形式上常常有其固定的讲述格式，一般不会有巨大改变。传承性虽然不是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却是最能标志着民间文学艺术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一种活的语言艺术，但它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民间文学的这种不断变化的特征就叫做变异性。苏州评弹的变异性常常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烙印。例如南方有句俗话，叫“脚踏两只船”，常常用来形容那些目标不专一的人，而这句话到了北方，就变成了“一只脚踏镫，一只脚踩地”。显然，这些俗语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为南方人多用船，北方人多骑马，这是“南船北马”的交通习俗在俗语中的体现。同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民间文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民间文学有很多体裁，民间故事、神话、史诗等。集体性和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两个主导性的特征，变异性和传承性是由集体性和口头性派生出来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反映着民间文学的本质。总体说来，苏州评弹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笔者的家乡就在美丽的苏州，有着世界闻名的苏州评弹。笔者很荣幸是一位评弹演员。苏州评弹起源于明末清初，又称说书或南词，是评话和弹词两种曲艺形式的合称，流行于江南地区，以苏州话表演。评话的演出内容和表演风格比较粗犷豪放，所以又称“大书”，表演者以男艺人居多，一般只说不唱，类似北方的评书。演出内容大都是以历代兴亡的英雄史诗和侠义公案为题材。主要书目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英烈传》《隋唐英雄传》和《七侠五义》等。弹词的题材比评话要小，表演风格也比评话纤细柔和，所以又称“小书”。是一种散韵文体结合，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的苏州方言说唱艺术，并以轻便灵活的形式、优美动听的音乐、生动传神的说表、引人入胜的内容博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之一。一般为二人组合，一人弹奏三弦，另一人弹奏琵琶。也有单人演出或者三人组合，说唱相间。题材大多是家族兴衰和爱情故事，传统剧目有《珍珠塔》《描金凤》《玉蜻蜓》《三笑》等。演出形式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两人的双档，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主要曲调为能演唱不同风格内容的〔书调〕，同时也吸收许多曲牌及民歌小调，如〔费伽调〕〔乱鸡啼〕等。〔书调〕是各种流派唱腔发展的基础，它通过不同艺人演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流派唱腔。
评弹用的语言是苏州方言，它的表演，分为说、噱、弹、唱、演五个方面。说，是演员通过语言来讲述故事、描述环境、制造气氛和刻画人物。噱，是书中的笑料，以引起听众对演出的兴趣。弹和唱就是评弹的音乐部分。演，主要包括“手面”和“起角色”两个方面。“手面”是指手的动作运用和面部表情。“起角色”是指演员模仿书中人物的音容笑貌，使听众在视觉上和听觉上，对书中角色有一个具体生动的印象。评弹演出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长篇评弹：这是评弹艺术的主要演出类型。演员将一个情节曲折跌宕的故事，分成几十段乃至数百段，每一段称为“一回书”，每回书约有一万至两万字，可演四十分钟至一百分钟不等。在每一部长篇中，都有不少激动人心的故事，称为“关子”。“关子”与“关子”环环相扣，以吸引听众连续聆听。一档演员（约一至三人）每天演唱一回。有的从头至尾演完整部长篇，有的只演其中精彩部分。 中篇评弹：是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分成三四回书，由演员多人，在两三个小时内全部说完的评弹演出类型。中篇往往有评话演员和弹词演员同台演出，各展所长；中篇评弹大多是有说有唱，仅有说表而无弹唱的称为中篇评话。中篇有单独一集的，也有上、下两集和上、中、下三集的，更有多集的称为连续中篇。短篇评弹：是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一小时内说完的评弹演出类型。演员少至一两人，多至三四人。有说有唱的节目称为短篇弹词；有说无唱的称为短篇评话。短篇评弹以现代题材为多，也有少数历史题材作品。
评弹选回：是将长篇和中篇中内容较好的段子，加工而成的书回。一般每个选回演一小时左右。选回不仅具有内容的完整性，还是最能反映原书风貌的精彩片段。苏州弹词的艺术传统非常深厚，技艺十分发达，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苏州弹词讲求“理、味、趣、细、技”。“理者，贯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颐也。细者，典雅也。技者，工夫也”。
评弹作为曲艺艺术，在表演上最大的特点是“一人多角”，不仅是如布莱希特所说的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跳进跳出，在演员与角色之间还有不同的空间，还有种种已跳未跳的表演地带和角度。与戏曲“于现身中说法”不同的是，评弹是“于说法中现身”，即所谓“说书说书以说为主”，演员在台上演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现各种人物的表情、动作、眼神、身段等都必须借助于说表的功能。苏州评弹首先是门语言艺术。评弹语言分为说书人（即叙述人）语言和角色（即人物）语言两部分。评弹语言叙述是灵活多变的，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叙述视角。苏州方言俗语反应在评弹艺术中是最原汁原味的，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极富感染力，例：棺材里伸手――死要铜钱，药罐的枣子――苦胖等诸如此类的方言俗语在评弹中广泛运用，大做文章，产生了不少的噱头和笑料。苏州弹词是一门说唱艺术，就要求它的演唱必须做到以字行腔，字正方能腔圆，从而达到音乐和语言的完美结合。加上说唱相间，叙事与代言互为一体的特点，从而达到它描写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刻画逼真的人物形象。苏州弹词的唱词格式归属于七言诗赞体，即有一定的格律又显得相对的自由，可谓雅俗共赏，文野并存。唱词对平仄，韵辙也有一定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一段唱词都是一韵到底。平仄安排上以七言律诗为基础，但比较自由，只要求在首句的末一字和偶句的末一字为平声，同时四三分逗中的第四字，二五分逗中的第二字、第六字为平声即可。
评弹的传承过去与现在变异最大的是旧时评弹艺人的传承依赖的是个体技艺的自然传承，而现在是效率更高的学校教育传承体系。评弹技艺的传承途径，主要区分为与书目同步的技艺传承和与书目不同步的技艺传承等基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