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13 16:21: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活动的特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主要是利用会计本身特有的方法，将复杂的经济活动通过归集、整理、分析，从而形成一系列有效的数据，为管理者提供财务信息。它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会计主要是从数量方面反映各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通过一定的核算方法，为经济管理提供数据资料。第二，反映职能应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反映，即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事前反映主要是提供有关预测未来经济活动效果的数据资料，以便于对经营管理做出决策和采取措施；事中反映是通过核算和监督相结合的方法，对日常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使其按计划或预期的目标进行；事后反映则是通过算账、报账，提供能综合反映经济活动现状的核算指标。第三，会计对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要以凭证为依据，要有完整的和连续的记录，并按经济管理的要求，提供系统的数据资料，以便于全面掌握经济活动情况，考核经济效果。
二、监督职能
会计监督主要是利用会计资料和信息反馈对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加以控制和指导，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会计监督除货币监督，还有实物监督。会计监督的内容，是从本单位经济效益出发，对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合法性、真实性、正确性、有效性进行的全面监督。会计监督必须根据计划、预算、定额以及各种有关规章制度等，通过对经济、业务的核算，分析和检查来实现。会计监督的目的在于改善经营或预算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合理使用资金，促进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
三、预测职能
对过程进行控制，首先要对经济活动进行预测做出规划。提出控制目标，做出规划（包括计划和预算），进行目标管理，是“过程的控制”的基本要求。由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变化，预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人们要制定发展规划，筹划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重大问题的决策，都需要进行事先的周密考虑和科学的预见，而预测正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它可以对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各种决策可能造成的结果，做出估计或判断，为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预测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
会计预测是会计人员对会计对象未来发展的一种预先反映。会计人员不仅可以对资金运动这一客观存在的过去和现在进行反映，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预测其未来。会计预测所获取知识便成为一种独立能力，走在实践前面，指导经济活动。
四、分析职能
有了控制目标，还要在计划或预算的执行过程之中和执行之后，把控制目标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矛盾、找差距、挖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因此，进行会计分析，挖掘内部潜力，是“过程的控制”的核心。会计分析方法包括：定性分析：是指分析人员运用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企业的资金成本、利润等方面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定量分析：是指运用统计技术，考察事物的规定性，从而把握事物性质的一种分析方法；静态分析：它是对已发生的经济活动成果，进行综合性的对比分析的一种分析方法；动态分析：它是对企业正在进行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预测分析：它是对企业经济活动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
五、决策职能
所谓决策，就是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出最优方案，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决策在现代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确的决策可以使企业获得最大效益，决策失误将会造成重大损失与浪费。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而预测与决策都需要掌握大量的财务信息，这些资料都必须依靠会计来提供。因此，为企业取得最大经济效益奠定基础的参与决策的职能，是会计的一项重要职能。运用各项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分析，做出最优决策，是“观念总结”的集中表现。决策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它是缜密的计算和有根据的预测的有机结合。决策需要会计参与，这是由会计工作的对象和作用所决定的。会计反映经济活动过程和成果，只有会计参与了决策，决策才不会陷入盲目性。
六、信息职能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网络语言；经济功能；经济活动
语言与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语言能为经济效益而服务。随着新媒体时代传播技术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语言科技得以快速发展，语言功能不断拓宽，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针对语言“商品化”现象的理解也有了不同层面的认知。网络对现代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网络语言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也逐渐增加。除了可以将网络语言作为语言信号，它还具备资源属性，且蕴含深厚的经济价值，参与经济活动可体现出经济功能的作用。
一、网络语言的经济性
网络语言具有经济性特点，根据已经掌握的网络语言的要素和内涵，经济性是应用网络语言的必要前提。网络语言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在网络中进行沟通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这与传统语言的句法、内容、表达能力、表述水平存在区别。根据对网络语言的认知，网络语言和传统语言相比，网络语言具有的经济性是其非常明显的优势，而且凭借此特点也加强了网络语言的表达力。新媒体环境下，广大网民对网络语言的依赖性提高，成为现代网络语言发展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也优化了网络语言实际使用效果。基于此，网络语言的经济性是其非常重要的特征，可以从这一点着手深入了解网络语言。第一，网络语言经济性在句法上直接体现。要想更加全面地理解网络语言经济性，必须正确认识网络语言的句法特征。网络语言为了实现经济性，句法简略是非常常见的手法，尽管整体句法简略，却并不影响实际表达含义，也可以满足网络语言应用需求。在这一方面对网络语言特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促进网络语言的相关研究。句法方面，网络语言经济性对句法进行了优化与调整，从而可以正确地理解网络语言经济性，掌握句法特征使网络语言经济性效果达到最佳。第二，网络语言经济性的实际效果。网络语言的经济功能，在运用网络语言时也会考虑经济性特征，提升网络语言实际应用效果，有利于拓宽网络语言的使用范畴。基于这一特点，网络语言实际使用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而且将网络语言经济性特征作为着手点，可使最终使用效果更为理想，与网络应用需求相符。鉴于此，网络语言的经济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点，深入探讨与了解网络语言经济性可保证最后的研究成效。
二、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语言经济功能的体现
（一）网络语言的经济成本支出
网络语言在参与经济活动过程需要支出经济成本，也可直接理解为网络语言自身的成本、经济活动条件下网络语言投入成本。从网络语言自身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其中涉及语言形成与后期使用、普及等环节的资源投入，例如：人力资源、设备资源与时间投入等。互联网技术是形成网络语言形成的基础条件，这就意味着网络语言形成必须要有成本投入。创造、使用网络语言的主体为群众，尽管很多网络语言的产生，是为了节约时间与更便捷的交流创造，实际上使用语言表达含义如果被限定，那么语言作为网络用语，可能广大网民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进行了解、应用，对原本的语言形式进行改造后再在网络范围内进行传播。比较常见的“仿词”，在网络语言中按照语言表达需求，可以结合不同语言使用环境进行再创造，例如：新闻时事、经济、文化等，在形成网络语言之后难免会投入大量的经济成本。经济体将网络语言应用在各个行业领域，伴随着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投入。例如一些品牌会在设计产品外包装时应用到一些网络语言作为装饰元素，使产品更为时尚，吸引青年消费者。那么产品设计的创新，除了要在新包装设计上投入成本，网络语言与字体设计、前期市场调查、网络语言选择等也需要成本投入才能够达到预期设计效果。
（二）网络语言带来的经济效用
网络语言具有经济效用，可以理解为经济主体应用网络语言取得经济效益及其满意程度。新媒体时代下传播网络语言，网民是主要的受众与影响对象。例如一些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内卷”“夺笋”等，都可以直接反映当代网名的内心情绪及社会上人们关注的现象与问题等。在互联网中针对一定现象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使用，可以引起其他网民的同感，这是网络语言经济效用得以体现最为有效的途径。“内卷”这一网络语言最初在网络上出现，一些网民不能完全理解含义与使用场景，但是在逐渐得到普及之后，网民开始透过这个词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并且在心理上达成了认同，体现出经济效用。关于经济体内网络语言效用的体现，要注意适度性，按照实际特点、消费对象、语境等做出正确选择，应用网络语言传达信息，必须要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用。最关键的是要借助网络与新媒体，吸引到更多群体的关注，从而拓宽消费群体、增加经济效益。组织市场调研期间，针对性的分析消费对象与背景，作为选择网络语言的参考标准，以此来增加经济效用。
（三）网络语言得到的经济效益
网络语言具有经济效益，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网络语言的收益性特征。语言本身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与经济价值，特别体现在利用、语言资源开发等方面。实现语言的产业化、商品化，从各个途径实现效益最大化。不管经济活动最终效果如何，效益都是作为关键的一项检验标准，以往采用的经营理念也在新媒体时代下发生变化，现代化经营方式与互联网融合之后更加迅速与快捷。网络语言具有经济效益，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网络经济体对网民消费情况、想法等更加重视，网络语言作为信息传递载体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网络经济体注重网络语言的采集、处理与传递，而且在这三个方面加大成本投入，不仅可以体现出网络语言效用，也有利于实现网络语言经济效益最大化。例如新闻编辑为了增加浏览量，使新闻在社会环境内的影响力、传播范围更大，有时便会借助一些网络语言，获得网络语言经济效益。除此之外，网络语言的形式比较独特且新颖，在表达语义上十分深刻，可以满足语言传播的预期效果以及广大网民的好奇心理。互联网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便会有与之相关的网络语言自动联想，为网友搜索提供方便。作为经济体，不仅要掌握时代特征，还要剖析消费者与网友的心理，使网络语言与经济活动充分融合，为产品推广拓宽渠道，也可以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站在网络语言使用者的角度，要想更加熟练且准确地应用网络语言，达到语言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需紧跟新媒体在信息化时代下的发展步伐，体现网络语言经济功能优势，带动社会发展。
三、新媒体时代网络语言经济功能的应用与实践
（一）提高网络语言经济功能资源利用率
网络语言是语言资源的一种，而且具有经济资源属性，为网络语言应用过程中经济功能体现开辟了渠道。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促使网络思想观念不断变化，而且对网络语言的语言资源、经济资源属性也可以有全新的理解。“资源”本身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效益与可发展事物。如果将网络语言作为语言资源，在传播与应用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完善语言结构系统，为人们的社会交际提供丰富的资源。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部分群体可以接受语言结构系统，而且会在网络与社会交际中应用。第二，网络语言是在传统语言基础上与网络融合之后发生变化，属于系统性的语言结构，利用网络传递形式各异的语言内容，而且网络语言本身具有创新性、个性化和规约性特点，是虚拟世界非常重要的社会交际服务。换言之，网络语言属于网络空间，是在互联网中进行交流的重要语言资源，如果在经济活动中加以应用，可以为生产、分配、交换、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资源支撑，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体现出语言资源的价值。如果网络语言是以经济资源的形式存在与应用，代表人类社会建设、行业发展与生产所需要的选择性资源，而且这一类资源带有稀缺性、可开发性与可利用性。网络语言凭借特殊语言特点、传播体系，在经济活动中也逐渐实现了普及，而且得到更多经济主体的关注，在经济活动生产、开发等各个环节都有所应用，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例如“夺笋”本来是“多损”的谐音表达方式，但是在网络上突然受到网络的关注与喜爱后，开始作为网络语言应用。随后有一些笋制品的商家将其作为宣传的切入点，而且也会有装饰品品牌制作相关概念的产品，获得年轻群体的青睐。立足于经济视角，这一前提下的“夺笋”除了是传递信息的语言资源之外，也是经济主体开发出的一种商品概念，作为经济资源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不仅可以减少经济成本投入，还可实现网络语言经济效益的提升。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网络语言经济功能营销方案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参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需要有切实可行的营销策略，才能够帮助经济主体提高市场竞争力。作为经济主体，面对市场环境与消费者心理的变化，不仅要凸显产品优势，还要从营销方式着手展开全面分析，创新市场营销语言。不仅可以理解为客服、推销人员为了取得消费者信任，最终达成交易所采用的言语行为，还是产品宣传、包装等环节应用的语言。现阶段经济市场在网络经济推动下实现了飞速发展，而且也促使网络经济产业越来越多元化。例如：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我国2011年网络购物交易金额仅为0.8万亿元，但是2020年达到11.76万亿元，而且网络购物与电商平台越来越多，除了淘宝、京东、唯品会之外，各大企业与品牌开始有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为消费者购物提供了极大便利。所以，消费者在网络消费这一层面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网络购物实现普及，甚至成为人们消费与购物的主要形式。电子商务的商家也非常注重产品的价格与质量的宣传。为了更加便捷地和消费者沟通、交流，通过新颖的广告语、文案等，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利用网络语言营造和谐的语言环境，达到销售商品的效果，网络购物在新媒体环境下也衍生出一些特有的语言形式，如“亲”“……的呢”等，作为网络语言传播与使用，不仅可以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还可以在网络购物这种虚拟环境中增加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感。换言之，经济主体在新媒体和网络的推动下，思维与营销模式不断创新，在当前时代形势下总结消费者需求，对经济活动进行预测与指导，而且可以制定可行的决策，发挥网络语言经济功能与商品营销推广融合。
（三）借助媒体渠道传播网络语言经济功能
媒体是信息化环境下最为有利的推广、信息传播渠道，网络语言经济功能可以利用该渠道达到传播的目的。网民平时利用媒体传递信息，作为媒介的一种，主要体现为传统报告与广播、现代化社交平台等，例如微信、微博与移动互联网，为广大网民与用户传递不同类型的信息、娱乐服务，体现出交互性、即时性、共享性、个性化的特点。与此同时，新媒体属于信息化时代下的主流媒体，其本身具有话语权，而且在社会环境下还有一定影响力，关系到社会经济活动开展、经济目标实现。网络语言是在新媒体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语言形式，带有网络特征且可以用于人们信息传递的关键性工具，存在诸多影响因素，其中便包括媒体传播。例如“奥利给”是从“给力”基础上进行延伸，用于感言、赞美、加油打气等语境，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渠道的广泛传播下，使用范围也相继拓宽，逐渐地出现在各大节目，受到网民的热烈追捧。其后传播媒介也发挥出在信息传播这一方面的优势，在人们的网络交际、日常社会交际中出现，成为社会流行语，入选“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由此可见，经济活动范围内采用媒体传播的方式体现网络语言经济功能，其推动效果非常显著。
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进程中，新媒体成为信息传播最为有利的途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网络语言在人们社会交际中的应用更加广泛。网络语言具有经济功能，不仅可以作为语言资源得到应用，也可被当作经济资源，为社会发展、经济活动的展开奠定基础。在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语言使用范围将会更加广泛，且会凭借其经济性与经济功能，为各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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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经济信息的概念
经济信息是反映经济活动实况和特征的各种消息、情报、资料、指令等的统称。它以研究信息的产生、收集、加工、传递和应用的理论与方法，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企业经济信息则是以企业的经济活动为依托，是对企业经济活动及其属性的一种客观描述，是企业经济状况变化和特征的真实反映，是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状况和特征的信息资料。它是以研究企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信息生产、收集、加工、分析，从而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以期实现企业既定目标为目的的。
2 企业经济信息分析的内涵
经济信息分析即针对经济工作或用户的特定需要，通过文献调查和实际调查，搜集大量相关的经济信息，经过分析、评价、研究、综合，形成新的、增值的研究报告，为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智能化劳动。它是对经济信息有目的地进行深度加工，它的最终成果应是新的增值的信息，可以是一种背景或判断，也可以是一种思想、建议或方案，能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
3 企业经济信息分析的内容
企业经济信息主要分为外部经济信息和内部经济信息。那么，企业经济信息分析可以分为企业外部经济信息分析和企业内部经济信息分析。
3.1 企业外部经济信息分析。企业外部经济信息分析主要分析对手竞争能力的强弱，企业管理层决策和管理能力，企业外部经济上、技术上的机会和威胁以及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其主要内容有：一、产业环境分析。企业在确定自身发展战略时，要考虑进入何种产业领域以及要进入的产业领域的竞争程度、发展潜力如何。二、竞争对手分析。根据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而知，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利益相关群体有：现有竞争者、潜在竞争者、替代者、买方、供应者。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经济信息分析，实力以及动向分析，对企业的自身战略制定是非常重要的。
现以郑航宾馆为例对企业外部经济信息进行分析。郑航宾馆以餐饮业为主，所处市场环境稳定简单，不确定程度低，并且技术简单，市场竞争压力较小。再者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情况和居民收入相对稳定为其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条件。郑航宾馆主要面向师生员工和社会人员，消费人群相对稳定。其竞争对手主要是周边的餐饮企业，但是周边餐饮企业规模较小，利润小，竞争力弱，故对郑航宾馆的冲击很小。经过对上述产业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分析，郑航宾馆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是维持现有规模和消费群体，适当扩大服务范围，增加服务特色，维系现有的竞争地位与竞争优势。
3.2 企业内部经济信息分析。企业内部经济信息分析主要包括：企业形象分析，即企业的文化理念如何，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如何，市场对企业的评价如何，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等，同时还要根据企业历史的及当前的经济活动状况分析企业的发展趋势。产品竞争力分析，即产品是否有特色，是否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规模，等等。政策环境分析，即企业发展是否受政府部门关注，是否属重点企业、政策上有哪些优惠，环境上有什么干扰，要对相关政策、法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对政府部门意见作多方揣摸，进而从政策角度得以保证。
现以海尔为例对企业的内部经济信息进行分析。海尔集团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也是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在智能家居集成、网络家电、数字化、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等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国际市场也彰显出发展实力。受良好的企业文化的长期熏陶，海尔员工的素质相对较高。“创新驱动”型的海尔集团致力于向全球消费者提供满足需求的解决方案，实现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双赢，赢得了用户的广泛赞誉，同时也在公众心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此外，海尔集团坚持全面实施国际化战略，以自创品牌的方式进军国际市场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经过对其企业形象、产品竞争力和政策环境的分析，可知伴随着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海尔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海尔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转移，即在海外建厂、办公司；实现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做到前端设计，后端服务。以此来创造世界名牌。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关键词：地下经济 官方经济 估计方法
一、地下经济的定义及特征
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也称影子经济(shadoweconomy)、隐藏经济(hidden economy)或非正式经济(inor-mal economy)等，它是相对于地上经济(即被官方统计所观察到的经济)而言的。关于地下经济的概念，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不论哪一种定义，地下经济有如下特征：(1)生产性。这种经济活动虽为非法，但在经济意义上属于生产活动，诸如的制造和销售、等。(2)非法性。法律禁止销售、分配或持有货物和服务的生产。(3)隐蔽性。这类活动为了逃避政府的控制，不公开进行。
二、地下经济发展的原因
(一)税收负担：逃避税收是地下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因，因而促使个人或家庭转入“无申报、无纳税”的地下经济或在官方经济工作时数之外从事地下经济活动
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在地下经济劳动力供给的均衡模型中，边际个人所得税和间接税的上升会导致地下经济劳动力供给上升，而官方经济中的工资率上升后，就会引起税后收入增加，这样就会减少地下经济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减少地下经济的规模。
(二)劳动力市场监管程度：如有关每周工作时数、法定退休年龄、营业执照，都会缩小个人在官方经济中的选择空间，同时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因此。监管使劳动力供求双方都产生了转入地下经济的动机。西方经济学家对76个发展中转型及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1)劳动力市场监管较严的国家(地区)其地下经济规模比数都高于监管较弱的国家(地区)；(2)当一国(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监管水平每上一级(共五级，第―级为极弱监管，第五级为极强监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地下经济规模将平均上升&1％；(3)对官方经济地下化影响最直接的不是劳动力市场条例本身的多少，而是执法的严格程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条例再多，如果执法乏力，那么这些人就会借此机会进行地下经济活动，进而产生官方经济地下化的扩大。
(三)社会转移支付：社会转移支竹就是政府单方面的资金支付。包括补助、捐赠等
与地下经济发展相关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失业救济类支付。由于失业人口一旦重新就业并进入官方经济就不能再领取救济，因此当失业救济的金额较大时，失业人员领取救济并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总收入要比进行官方经济活动的收入要大。所以说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还是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原因之一。
(四)公共服务质量：这里的公共服务既指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也指政府机构的运转与服务
当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比如公共设施破旧失修，政府行政部门官僚作风导致办事效率下降，贪污、摊派与收受贿赂增加时，企业和个人就倾向于转入地下经济以逃避腐败和行政低效带来的额外成本，这往往会导致一国税收减少。
三、地下经济统计的必要性
由于地下经济的滋生和蔓延，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法准确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这就造成了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降低(或失真)，使经济增长率被低估和失业人数被高估，从而导致传统经济理论在说明经济现象时的失灵。
(一)统计地下经济有利于正确的反映经济发展状况
自1978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人们就发现我国存在了一定规模的地下经济活动。如：1999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比1995年失业人数增长了10.6％。而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比1995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了30.1％，两者的矛盾是否意味着一部分失业人员可能有隐性就业收入呢?若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就意味着地下经济可能存在。目前生产法GDP是根据地上经济层层申报的资料计算的，由于地下经济不可能向政府申报收入，因此生产法GDP反映的只是地上经济生产的最终成果。但是人们从事地下经济所获得的收入或多或少总要以公开支出方式来购买消费品、投资品和服务。这意味着支出法GDP可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地下经济性质的收入。当然，人们的地下经济收入，也可能以储蓄存款形式存入银行，或用来购买债券、股票等，或以手持现金形式存放在家中。日益发展的地下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应加强对地下经济的测算，进而调整GDP。
1、地下经济为GDP的加项类：这类地下经济活动主要是指缝隙经济活动。它主要包括第二职业、无证经营、家教、保姆等。由于这类地下经济小规模零散进行，GDP还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其中。但是它们又确实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劳务产品，增加了GDP。
2、地下经济为GDP的减项类：这类地下经济活动主要是指犯罪经济活动，它主要包括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毒等。由于这类地下经济活动对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冲击民族工业发展，因此它们所带来的“成果”还不是以补偿其浪费的资源和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类地下经济活动是使GDP减少。
3、地下经济对GDP的不影响类：这类地下经济活动主要是指黑市交易活动，它主要包括寻租、贪污盗窃和拖欠借款等。这类地下经济活动只是收入的再分配，是财富的转移，因而不构成GDP的增减。
(二)进行地下经济统计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客观要求
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要对管理对象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反映。国民经济统计就是为了满足管理当局的要求，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资料，但它只能提供那些合法、公开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对非法、非公开的经济活动的数据则不能提供。而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地下经济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全面的资料导致宏观管理者对宏观对象评价不正确，不客观，影响有效管理。
(三)忽略地下经济因素，不适应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的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往往互有交叉，很难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这是因为，合法单位或个人可能在进行合法活动的同时，又进行谋取非法收入的活动。正是因为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地将地下经济排除在生产范围之外，便是对现实经济的扭曲。产生的扭曲信息常常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四、地下经济的预测方法
国外测定地下经济主要从两个方面人手，其一是测定
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从业人员人数，其二是测定地下经济的活动规模(估计地下经济的产出与GDP的比率)，并提出不少相应的测算方法。每种方法各有特点和假设条件，适合在不同情况下采用，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测算地下经济方法，对地下经济测算方法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必须抓紧研究，在吸收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寻求地下经济测算的合适方法。
(一)关于收支差异法：收支差异法是一种立足于收支平衡这一原理来估算地下经济规模的方法
经济学家们认为人们一般会隐瞒收入，而不会隐瞒支出，地下经济的存在将会使收支两个方面结果出现不一致。所以采用支出法GDP减少收入法GDP来估算地下经济规模。用这种方法估算地下经济规模必须满足如下要求：(1)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国民收入应等于国民总支出。(2)从收入方和支出方分别所做的统计应该是相互独立的。(3)从官方统计的收入方观测不到地下经济规模，而且从收入方和支出方统计的结果会不一致。(4)地下经济活动的收入完全会以支出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方法直观易懂、操作简单，但是如果加以应用，至少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支出法GDP是否一定大于收入法GDP；第二，地下经济活动收入是否一定会以支出方式公开表现出来。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人们喜欢手中持有大量现金，以利交易。这部分地下收入会表现为“失踪货币”。说明这种估算力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正是很必要的。
(二)关于现金比率法：现金比率法是一种基于货币分析原理来估算地下经济规模的方法
用该法估算必须满足如下要求：(1)现金是地下经济活动的唯一交易媒介。(2)不存在地下经济时，现金与活期存款的比率保持不变；存在地下经济，则该期的现金比率会与不存在地下经济时期的现金比率不一致。这样，可用实际现金持有量减去按无地下经济时期的现金比率估算的本期地上经济的现金持有量得到地下经济现金持有量。(3)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具有相同的货币流通速度。这样，可用地下经济现金持有量乘以地上经济货币流通速度估算地下经济规模。问题是：用这种方法估算地下经济规模时，经济的实际运行很难满足上述要求。
(三)直接调查法：直接调查法是一种综合运用抽样调查和随机化问答技术来直接搜集地下经济有关资料的方法
它要求设计一套(或多套)特殊的问答片或调查问卷，由被调查者随机抽取并在调查者不知道所抽是何问题的情况下无故意地如实回答地下经济活动的资料，然后运用概率的有关原理，根据样本资料估计从事地下经济的人数和地下经济规模。
综上所述，尽管地下经济是隐蔽的，但是可以估算的。上述各种估算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对内蒙古的经济核算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方法应用场合不同，假设条件又有所差异。我认为直接调查法与收支差异法相结合，对内蒙古地下经济规模进行估计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利用直接调查法着重调查人们的非法支出资料。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设计一套问卷，问卷着重调查人们的非法性支出资料。但不要太明显，以消除被调查者的戒备心理。
论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影响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运用分析叙事法和比较法，对东西部民营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早的温州和临夏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传统社会非正式制度、社会关系网络与传统经营模式之间的相互选择机制。西部地区企业成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属于强势制度，一些尚未实现的潜在收益不能对非正式制度选择产生激励，难以形成企业成长的社会资本，很难实现原有经营模式的转变。在特殊地区，技术变迁应该先于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应该实行相机而动的跟进策略。
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外围经济的增长快于传统的经济中心地区，如广东对于中国，温州对于浙江。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贫困地区，改革后，在没有国家投资条件下，依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机、低压电器等领域发展出了许多“制造中心”，形成了产业聚集，成就了“浙商”经济。
临夏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地区，是以回族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麦加”之称。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先生誉之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但是，临夏非公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呈现逆向运行态势，如表1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非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背景下，临夏的非公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
对此现象，有人提出以温州为样本发展临夏的非公经济。“温州模式”是否可以模仿?马津龙、朱康对、张仁寿、蔡克骄等认识到，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现象，更是特定区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现象，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
本文试图从两个地区非正式制度差异，非正式制度与经济活动的依存关系，地域性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分析西部企业成长乏力的问题所在。
一、两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差异
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响或限制集体行动，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转。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诺思通过对制度演进的分析，论证出不同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强调产权安排等正式规则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认为借鉴新的正式规则只有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青木昌彦从博弈论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所谓的“共有信念”涵盖了正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维系性说明制度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
1.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特征
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闭塞所存在大量中国传统习俗;二是伊斯兰文化与当地经济相结合所产生的生活禁忌习俗等社会特征。
邹东涛指出，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短暂和传统势力的强大，存在基于“群体文化氛围”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临夏社会深居内陆，地理空间形成该地区接受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小，穆斯林群体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中国西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相叠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响到穆斯林群体的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经济活动。
临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体现在回族习惯法，它产生于本民族的历史发展，通过口头、行为和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主要是靠民族内部成员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具有形成的自发性、运作的内控性。川诚如回族学者白寿彝先生所言:“对回族来说，伊斯兰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临夏不仅是一种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动，直接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从历史时间顺序上来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兰教的形成，这使伊斯兰教发挥其影响成为可能。同时其影响的发挥使回族文化颇具宗教性。”回族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属于“历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宗旨的经堂教育更是将其规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区拥有受到严格宗教活动训练且具有极强伊斯兰文化意识的中国穆斯林群体。
临夏地区特殊的文化结构，导致地区经济社会活动中伊斯兰习惯法非正式制度处于强势制度，它具有固化传统、维系旧习惯长期存在的功能。临夏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视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文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二是空间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农牧经济、商贩经济和地区传统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锁定，在制度选择活动中面临“囚徒困境”难题。
2.温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温州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浙东文化传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二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经济社会的影响。
金祥荣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种行为约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内化到自身的价值观体系时，便成为经济当事人自发行为的引擎，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在温州，文化动因是解释温州较全国其他地区率先推进制度变迁的基石之一。浙江学者研究，温州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主流大陆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温州一面临海、三面临江，与内地联系的交通条件恶劣，自身陆地资源的短缺铸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积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挤压，闽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温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精神，重商主义倾向渗透在血液里。金祥荣指出，“温州域内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都属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边缘地区，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诱导因素。关键问题是，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能否在特定时间、空间寻求到获利机会，诱导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传统思想惯性约束，实现企业的成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
1.临夏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空间经济上，临夏地区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农业和牧业两个经济地带的交汇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汉藏贸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结合地带，在唐宋以来造就了茶马互市商贸经济繁荣。由于整个地区生态条件比较差，地貌丘陵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严酷，加上过度的人口增长，区域文化具有从事商贸经济的传统，临夏商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绰号折射出临夏商业活动的影子，这里的民间商业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也一直没有间断，临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称。
改革开放以来，临夏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轨迹，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完善，市场信息的传递加快，市场准人资格的不断开放，临夏没能形成早发优势，没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经营模式，使其在适应市场环境、管理体制深刻变化时，表现为企业数量增加缓慢，就业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业0. 19万户，从业人员2. 63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不足14人。1990企业数量增长到2. 08万户，从业人员为10.58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下降到5人多一点。90年代以后，企业增长数量和从业人员出现增长缓慢甚至下滑的态势。1990年企业数量有2. 08万户，1995年增长到2. 51万户，达到最高，以后一直处于下滑状况，2002年为1. 40万户，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一直维持在5~6人左右。
临夏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逆向运行，印证出西部地区企业成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的贫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变迁缺乏内在激励，没能形成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传统、习俗、道德、意识形态等。临夏地区的社会变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整个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维系系统的祸合程度高低，以及它们所发挥的效率;二是原有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惯性，及其与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问题。
在以临夏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当地以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社会、临夏商人小商贩经济和传统的伊斯兰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励，产生了原有经济模式和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温床(见图1)，也造成了经济社会面临社会变迁时，制度选择上的“囚徒困境”难题。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宗教信仰、群体行为选择模式与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模式之间的关系。中国穆斯林的经济活动模式根植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个穆斯林对信仰虔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能够格守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一直延续到各种饮食禁忌。中国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地带，与其说是商贸经济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种根植于伊斯兰信仰的文化选择。虔诚的穆斯林将建立一个清真寺作为一个人一生重要的功课，回民多围绕清真寺而居，一个清真寺就形成一处“教坊”，“教坊”集伊斯兰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体经济功能为一体。临夏地区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结构，体现出对内的开放性和对外的封闭性、对内的传统倾向和对外的现代追求并存。伊斯兰禁忌约束下的关系网络的封闭性，既维系着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又对其它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会传统习俗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延续，导致穆斯林的群体利益在很多时候超越个体的自身利益，内在制度变迁的阻力比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问题，对该地传统社会资本的价值发掘不够，没能够诱导其实现向现代社会变迁。
2.温州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金祥荣指出，“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这种变迁的初始动力既有经济空间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动，而后者是关键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文化“包含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意义”，并可以分为“有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选择所形成的传统或习惯)与“无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伦理规范所确立的传统或习惯)。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现实社会伦理，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州地区的滨海地理环境和耕地稀缺的资源结构，经济活动向海洋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温州具有移民的传统，历史上福建人的迁人和近代温州人向国外的移民，不仅将其经济活动与外部(特别是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且培养了“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承包飞机的个人，出现了第一条地方集资修建的铁路。在改革开放后，不仅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有“温州城”、“温州村”，就是在欧美的许多温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现了“温州街”。温州具有崇尚加工的传统，号称“百工之乡”，历史上海上商业活动和近代的通商活动，造就了对市场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开放后的行商活动，在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这一点很像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工商业对市场和国际形势变化信息的掌握优先于政府的情况，也和当时一样，产生于民间的商业活动和工业加工活动互相激励，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中小企业族群发展的互相促进，推动商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
温州地区亚文化，从南宋“永嘉学派”叶适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到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黄宗羲等人，一脉相承地强调经世致用，对儒家正统思想重义轻利、重农抑商价值观念进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重商主义精神成为社会群体的共识，而商业活动的成功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在中国虽然很长时间受到正式制度的压制，但是它一直顽强地生存着，一旦外部条件宽松就显示出强大的商业力量。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是其内在的动力。(见图2)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商业活动规则和组织模式，在深层次受特定文化结构(尤其是亚文化)的影响，地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造成他们对新制度规则的认知和理性识别的差异，造就了两个地区商业活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三、结论与启示
对两个地区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和临夏地区亚文化都具有重商主义精神;计划经济时期都一直保持着地下私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起步都比较早;都获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企业快速成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临夏则止步不前，主要是两个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异。
温州经济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实用主义原则下，温州人积极进取，跨越国内外的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在全球的温州商人和大量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构筑了基于地缘、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网络，使其可以同外界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些推动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临夏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状态，由于历史原因，临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它和外界的交换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约束导致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汉藏交汇地区，而这一地区经济主要以传统经济为主，它所获得的信息、物质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术、制度上都很难突破对传统商贩经济的依赖。单调的商贩活动和地区农牧经济，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条件下，本地区有限的力量很难产生突破性的活动，经济社会变化十分缓慢。
这两个地区的差异，在某一点上可以代表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对西部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1一个地区企业的成长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励的结果
谢富胜、乔兆刚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而变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变化速度悬殊过大，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文化冲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观经济主体原有的重商主义精神，使两个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转变早的优势，激励他们最先进人当时限制繁杂的市场，获得了市场经济进人的早发优势。当时的短缺经济和某些领域实行的双轨制，为其早期商业资金积累提供了市场空间。在中国放权让利改革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为具有“准竞争性组织”，温州政府“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铺路搭桥，企业成长也带来了地方财政收人增长。财政“分灶吃饭”使温州市预算内地方财政收人超过中央财政收人。
临夏地区穆斯林一般遵守传统宗教文化，传统上不愿意从事借贷金融活动，私人相互之间的合作契约达成成本比较高，难以建立合作经济，绝大多数依靠自身的积累发展企业，就是家族化经营也是阶段性的经营模式，更不用说出现南存辉革“正泰”家族化经营命形式的企业组织变革。当地穆斯林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动消耗了一部分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社会发展的资金积累。加之，当地商贩经济活动很多是现金交易，政府获取的收益有限，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加剧，商业活动、公共服务没能建立相互之间的激励关系。
2.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
道格拉斯·诺斯将非正式制度作为一个影响人类活动的社会资源予以重视，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即收人分配之间的过滤器。”认为人类社会商业活动的控制结构差不多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兰诺维特提出，企业的发展嵌人在一定社会资本中。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弱关系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
孔径源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新的意识形态有助于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唐寿宁认为在传统社会，合约的达成建立于长期交往活动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熟识人”社会)，因此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对这些法律无法予以规制，“行为的”或隐含的非正规合约就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这种非正规合约在非正规市场中进行的交易活动是可以带来效率增进的制度调整的。
临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既有西部地区的区域文化系统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统特征。临夏地区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导致它陷人传统社会制度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相互锁定，表现为虽然有商贸活动，但不能形成市场经济;虽然地区文化拥有商业传统，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第一批民营企业，但企业成长困难。
3.信息化是诱导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从对两个地区企业成长差异比较分析可知，培养现代商业精神是西部企业成长的关键。
雍少宏从现代化视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这种传统的心理状态，影响了回族对异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认可与吸纳，不利于回族群体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化的大趋势，甚至会影响回族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回族群体心理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传统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内核，现代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外壳;传统性是回族群体的精神支柱，现代性是回族群体适应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回族的宗教信仰活动之中，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和追求知识的过程之中。
临夏地区不同于其他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它具有传统的商业意识、吃苦耐劳精神和市场竞争意识，长期的商贸经济积累出一定的商业经验和商业网络资源。由于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临夏商人缺乏开放的观念，没能够像温州人一样，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加广泛的空间上组织经济要素，实现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长期困守在商贸经济的活动中，形成小农经济和商贸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通读全书，我们认为，《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整治地下经济问题的一部新的力作，具有时代特征性强、创新性突出和学术价值高等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抓住了地下经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主要是运用相关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的地下经济整治问题，编者结合我国地下经济历史变迁的四个阶段，以及我国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地下生产、地下流通、地下分配、地下消费的客观现实，分别运用现金比率法和收支差异法衡量了我国各个时期地下经济的规模，并揭示出了我国地下经济的地区分布状况，同时对我国的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传销、走私、洗钱、交易等地下经济的整治进行了分类研究。同时，该书的研究也突出了时代主题：在考察我国地下经济存在状况和特点时，比较详细的考察了21世纪以来我国地下经济的新特点；对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传销、走私、洗钱、交易等地下经济问题整治的研究，主要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数据可信，结论可靠；对征信体系建设的探讨也抓住了时代特征，据《经济参考报》2012年3月30日报道，国家级信用体系规划出台，要求建立统一信用信息平台，加强对失信的惩处力度。《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中关于温州地下金融的分析则体现了地下经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特别是关于地下金融禁止、限制和正确合理引导相结合的措施的提出，与国家关于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相关措施是相吻合的。
第二，角度多样，分析系统。从总体研究方法看，《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除了一般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外，还采用了伦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分析方法，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此外，在具体问题研究中还体现了多维的视角，如对假冒伪劣商品存在原因的研究中，分别从经济人行为、信息不对称、制度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对非法传销的经济学分析也从社会资本与资源获得、社会资本的出售、经济博弈、信息不对称等多个角度展开的。《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的系统性，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构架的系统性，从一般理论的分析，到具体地下经济形式的整治，再到适用于整个地下经济问题整治的长效机制——诚信规制的探讨，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二是对各个地下经济问题的分析比较系统，从概念、特点到原因、危害性，再到具体整治措施，结构紧凑，分析完备。
第三，逻辑严谨，思辩性强。《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抓住地下经济问题具有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进行分析，从分析地下经济理论到具体地下经济活动，再从对地下经济活动的分析上升到理论上对地下经济活动存在原因和整治措施的探讨，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再由具体到抽象的深入剖析过程；从对地下经济活动本身的整治到对“经济人”诚信的规制，体现了对地下经济问题追本溯源，标本兼治措施的深入分析。同时，《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体现了辩证分析的观点。从总体上来看，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对不同的地下经济形式要区别对待，其中包含了辩证的观点；在对地下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时，不仅辩证地考察其外部性，也考察了其内部性，并分析了地下经济具有负大于正的内部性和外部性，据此提出对地下经济的整治要区别对待，提出了将禁止、限制和正确合理引导结合起来。
第四，抓住源头，标本兼治。《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提出整治地下经济的方法，除采取一般措施外，还从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诚信人手，抓住地下经济的源头。地下经济是在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指导下的经济活动，编者将地下经济溯源到地下经济行为，把对地下经济的治理转换为对地下经济行为的规制，这是与很多学者主要针对地下经济活动本身提出整治措施的理念的不同之处，这也是本书创新之一。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具有“经济人”的特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主要特征，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和负内部性。因此必须要求“经济人”具有诚信的道德，将自利的“经济人”和道德的“经济人”结合进来，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规制地下经济行为的要求。编者从“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人手研究地下经济的整治问题，确立了源头的治理理念。“源头”治理理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抓住地下经济活动的源头，地下经济活动实际上是“经济人”（经济主体）的一种经济行为，矫正了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就规范了；二是抓住产生经济行为的“经济人”这个源头，通过“经济人”现代诚信的重建，整治地下经济。
[摘 要]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迄今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围绕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对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具体内容、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开创中国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建议，主张对先秦以来中国货币制度中长期存在的货币地域性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On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Key Words: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historic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 study in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a so far.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is a very significant endeavour. We have delineated the object， concrete cont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is study with other related studies of the monet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have carried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ith such problems as the interreaction of other disciplineses， research approach， etc.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establis- hing monetary geography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of China， of carrying on the regional problem of the currency that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existed in medium or long term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overallly and systematically.
一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
历史货币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因流通而产生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产生以来，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说货币的流通覆盖了人类商品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行业环节和人类商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单元，因此凡是有货币流通和货币经济活动所贯穿覆盖的任何地域单元都可以被视为货币区域，而这一区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任何空间之中。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货币的地理性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探索货币的地理性就是以历史时期中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把对任何货币问题的讨论都放在地理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一定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空间状态的最基本的因素，以研究空间背景下的货币为内容，发现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与货币及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青铜布币的流通和使用就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目前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布币是在今山西南部地区汾涑流域一带出土的，这证明，这一地区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布钱流通区域。为什么汾涑流域会成为布钱流通和使用的最早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耕条件优越，作为农具耒是此区人们劳动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耒为取象而铸造的耸肩尖足布成为农耕经济类型为主的地理环境中流通使用的货币，适应了人们对农具的依赖心理，显示了在农耕区域综合环境条件下，地理因素与货币及其流通区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样的情况还见之于长江流域的楚国。楚人生活在南方产龟地区，龟在楚人生活区内用途极广，且属楚国征赋之物。《国语·楚语下》记载楚王孙圉聘于晋时称：“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1](p210)而楚国的金币多是龟形，龟形金币在此区域的流通使用正显示了地理环境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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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课题资助。
除了上述对货币的地理性探讨以外，在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中，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与区域演变相关的货币流通方向以及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也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实际上就是某一层次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不同类型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由于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关联的程度不同，表现出来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就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如同为刀币流通区域的燕刀流通区域与齐刀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特征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燕刀流通区域之内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燕人受游牧民族日月崇拜习俗的影响非常深刻，铸造了反映北方游牧民族宗教信仰特点的燕日月刀币。这种刀币广泛地分布于燕国北部的游牧地区，反映在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即是使燕刀的流通主要集中在北方燕赵长城南北的民族错居之地。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齐人对海洋的开发有关，故其流通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多集中在齐国的沿海地区，呈现出浓郁的海洋风貌。因此尽管燕刀与齐刀同为刀币系统铸币，但其流通区域内地理环境不同，使货币流通区域所呈现出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大相径庭．这种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地域分异现象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货币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差异也可以通过不同区域内货币流通的空间拓展方向表现出来。货币的空间拓展的流通方向，基本上代表了货币流通区域演变的发展过程。我们仍以燕刀、齐刀流通区域为例，说明货币流通区域的演变过程与货币流通拓展方向之间的密切关系。譬如燕国刀币流通区域内货币的流通方向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较强，在流通方向上呈现出由南而北，从易水流域的“易燕”逐渐向北发展，在占据燕山南北地区之后并继之向东北地区扩展的态势。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内的流通方向则截然不同，今莱州湾沿岸地区是齐国刀币最早流通的区域，也是齐刀流通的原生区域所在，此区刀币的铸行与齐人在此最早的经济开发活动有关。随着齐国货币经济的发展，齐国的货币经济区开始从最早的以．临淄为中心的莱州湾沿岸地区向其东的沿海和环胶州湾地区扩展，齐刀币的流通也随之而东，呈现出与燕刀流通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向。形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空间拓展的因素尽管较为复杂，但其确应是货币流通区域内整体结构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除了上述对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和货币流通方向的研究以外，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指任何层面上货币流通区域由于空间或地理的缘故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所谓的依存与影响关系其实是指由于地域邻近的缘故，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的货币往往出现相互影响、相互使用的现象。这方面刀币的渊源承继关系与刀布复合流通区域的产生就是典型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流通使用的刀币是由太行山以西的戎狄族在接受晋南汾涑流域的农耕货币文化——布币的影响后而铸造并投入使用的。后来随着游牧民族的迁徙而在太行山以东的戎狄中山国境内(即今石家庄、保定)一带形成了最早的刀币流通区域——戎狄尖首刀流通区域。由于地域相邻而形成的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使戎狄尖首刀币很快影响到了东南的齐国刀币系统和其东北的燕国刀币系统，使齐国铸造了具有海洋风格的齐刀币，使燕国铸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日月刀币。因此齐国的刀币与燕国的刀币都是受戎狄尖首刀币影响而流通使用的货币类型，而他们各自相应的流通区域也是在受到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影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说尖首刀流通区域、齐刀流通区域与燕刀流通区域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之间存在着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应被视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对象的重要范畴之一。
在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在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同时，人类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古代货币的铸造首先要选择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地区，之后的开山采矿，伐薪引水，架炉铸币会给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货币经济活动究竟能否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所承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货币的流通往往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人文地理的环境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言而喻有着重大的影响。货币政策一经作出就要付出实施，而其实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地理环境施加影响的过程，在适宜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而竭泽而渔式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因此，这种人类特定空间条件下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诸多对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总之，人类社会的货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就是以这种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探讨地理环境对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为实现货币流通在空间配置上的最佳布局，获致人类货币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借鉴与帮助。
二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 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 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 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 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 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
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 总结历史经验，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