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2-06 03:03:4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货币危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核心货币的基础，在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遭遇衰退的背景下，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利益纠葛复杂，2008年11月9日和10日的G20会议并没有对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形式形成建设性想法。市场对未来核心货币的选择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有观点提倡回归金本位，有观点提倡让欧元取代美元，有观点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如此背景之下，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提出四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力图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寻觅发展方向和道路。
一、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
国内外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无法亲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但在这些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从57.16万亿美元骤减至30.76万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46.19％，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价值坚挺，从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黄金在危机动荡中身价徒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地讲，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1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2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3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RoyA，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4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年至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所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08年9月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二、单极还是多极
既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头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内寻求变革。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几个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
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随后该理论被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在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主导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机的急速蔓延。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指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stabilizer)，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的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用他的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
随后，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单一霸权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国的个体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公共商品，这种公共商品意指和平、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霸权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过主导性决策统一无序的分散性个体行为，让世界经济保持有序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吉尔平等国际关系学者则丰富了霸权稳定论的体系，并将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把霸权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吉尔平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霸权稳定论存在于特定国际社会背景和世界经济环境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
其一，单极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任何单一经济体在经济领域都难以具有绝对霸权地位，根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则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发达经济体28年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有所放缓。
其二，单极体系本身存在较大缺陷。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将导致危机从局部扩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动摇霸权国的霸权地位。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从本质上看，单极体系不具备在长期内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能力。
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为政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剧”，霸权国的存在将改变博弈结构，并可能引导博弈均衡向集体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因此，单极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
总之，霸权稳定论已经不合时宜，单极体系难以担负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
三、多极还是多元
既然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多极?与前两个问题一样，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
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
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简单的多极，“多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层次性，简单的多极只是一个平面，而多元则是立体的，区域货币是统一货币区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而以这些区域货币为基础构建的世界性货币则是全球范围内、统一货币区间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对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世界性货币受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任何一个经济体、甚至是货币区的财政和储备状况都没有绝对的决定力，这不仅避免了霸权带来的非理性选择，还减小了区域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冲击。二是秩序性，简单的多极意味着任何单一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货币选择问题，全球性经济、金融往来一团散沙，而多元则带来了秩序性，对于同一货币区内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仅涉及两种货币的选择(本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对于不同货币区间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则仅涉及三种货币的选择(各自的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而所有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选择也并非十分繁杂，仅需要在少量的几种区域性货币(这些区域性货币大概有三到四种)和世界性货币间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见，简单的多极和有层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优劣相差甚远，关键在于多元非常强调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亚太地区的货币区域化发展以及更进一步的统一货币区建设尤为重要。
四、激进还是渐进
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美元资产“绝对增持、相对减持”的趋势和美元汇率“先扬后抑”的未来走势分析，次贷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货币基础，但美元在危机时刻发挥的核心作用不减反增，在次贷危机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货币超越和取代，国际货币体系迅速抛弃美元的结果将是更大的混乱和更长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尚不牢固，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尚大，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深远发展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以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其三，多元化每一个单位“元”的建设都是渐进性的，区域货币联盟的实现以及更高层次区域统一货币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而国际性协调和制约机构的强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 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 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Some Linear 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 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成本会更大。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 Obstfeld、Gerardo Esquivel和Felipe 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 of Cur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
除了这类主流理论外，另有少数学者认为货币危机可能根本不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受冲击国家所出现的宏观经济的种种问题是投机行为带来的结果而非投机行为的原因。总的说来，这类文献对危机的解释一般从两个角度出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羊群行为和传染效应。
1.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提出由于市场参与者在信息不对称下行为的非理性而使市场不完全有效(这是该理论与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以及第二代货币危机的主流理论的区别所在，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与第二代货币危机的主流理论均假定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信息，从而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和市场的收益与惩罚的不对称容易造成羊群行为。由于存在信息成本，投资者的行为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投资者各有其信息优势，投资者对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包括谣言)的敏感度极高，任何一个信号的出现都可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花车效应会导致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没有问题的经济遭受突然的货币冲击；同时，花车效应会人为地创造出热钱(hot money)，加剧危机。另外，市场收益和惩罚的不对称会造成投资基金人消权规避风险，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会导致羊群行为。政府在考虑是否保卫固定汇率制时应充分估计到这一点。
2.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主要从国家间的关联角度出发解释危机。由于全球一体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后者，因此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依存度逐渐增高，危机将首先在经济依存度高的国家之间扩散。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会给出一定的市场信号，改变投资者对与其经济依存度高或者与其经济特征相类似国家的货币的信心，加大这些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甚至导致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式危机的发生。
经济学家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市场操纵(market manipulation)。不论是在由理性预期导致的自我实现的危机或非理性的羊群行为造成的危机中，都存在着大投机者操纵市场从而获利的可能，大投机者利用羊群行为使热钱剧增，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危机的深度与危害。
概括起来，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注重危机的“自我实现”性质，该理论认为仅仅依靠稳健的国内经济政策是不足以抵御货币危机的，固定汇率制的先天不足使其易受投机冲击，选择固定汇率制，必须配之以资本管制或限制资本市场交易。
三、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货币危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Kaminsky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这并非一场“新”危机，原有的理论成果具有说服力。而另一些学者，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则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在传染的广度与深度、转移及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与以往的货币危机均有显著的区别，原有的货币理论解释力不足，应有所突破。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因此产生。
克鲁格曼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对于远在千里之外、彼此联系很少的经济都造成影响，因此多重均衡是存在的，某些经济对于公众的信心的敏感度很高，这些经济的货币危机可能由外部的与自己关联并不大的经济中发生的货币危机所带来的公众信心问题而诱发。东南亚经济经常账户逆转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机中货币大幅度贬值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进口大量减少，因此，存在一个转移问题，这是为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所忽略的。在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中，模型的构造者将注意力放在投资行为而非实际经济上，单商品的假定中忽视了贸易和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货币理论模型的中心应该讨论由于实际贬值或者是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经常账户逆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流动逆转的需求问题。他认为，这场货币危机的关健问题并不是银行，而在于，本币贬值、高利率以及销售的下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削弱了企业财务状况，这一问题并非银行本身的问题。即使银行重组对金融状况大大恶化了的公司来说也是于事无补的。克鲁格曼在单商品的假定之下，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克鲁格曼增加了商品对进口商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了贸易及实际汇率汇率变动的影响与效应。总的说来，克鲁格曼在他的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中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克鲁格曼在东南亚危机发生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金融过度的概念(financial excess)，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金融中介机构而言的。在金融机构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时，过度的投资需求并不导致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而是市场利率的升高。当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出国际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冒险会转化成为证券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过度积累，这就是金融过度。金融过度加剧了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外部条件合适时，将导致泡沫破裂，发生危机。
2.亲缘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些国家表面上健康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有大量的隐合赤字存在：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道德冒险的可能性，它们的不良资产就反映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东南亚国家持续了几十年的亲缘政治使国家在90年代大规模的对外借款中处于一种金融崩溃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来自于他们采用的准固定汇率贬值的可能性。
3.类似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其关键在于企业，由于销售疲软、利息升高和本币贬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财务困难，这种困难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的财务困难还包括了由前期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实际汇率变化的。这一表面看是论述货币贬值对企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在危机爆发前投资者的行为函数里可能已经包含了对这种变化的预期，这就加强了他们抛售本币的决心，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现象。
4.克鲁格曼模型表明存在三个均衡，中间均衡是不稳定的，可以不用考虑另外两个均衡是本国回报率等于外国回报率的高水平均衡及低水平均衡。在这种低水平均衡上，贷款者不相信本国企业有任何担保，对它们不提供贷款，这一行为意味着实际汇率将可能贬值，实际汇率的不利影响意味着企业的破产，而这又从实际中对先前的悲观态度作出了佐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克鲁格曼认为，金融体系在货币危机中发生崩溃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资行为失误，而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发生崩溃的因素有：高债务因素，低边际进口倾向和相对出口而言大规模的外币债务。
5.保持汇率的稳定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保持汇率的稳定是在关闭一条潜在的引发金融崩溃的渠道的同时打开了另外一个。如果债务较大，杠杆效应较明显，维持实际汇率的成本就是产出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自我加强的。这对企业而言，仍然会带来相同的不良后果。
6.克鲁格曼的理论模型分析所蕴合的政策建议有三部分：
(1)预防措施。克鲁格曼认为银行的道德冒险并不足以解释危机，一个谨慎的银行体系并不足以保持开放经济不受自我加强式金融崩溃的风险的威胁。而当一国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时，对短期债务加以限制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短期债务只是众多的资本外逃方式下的一种。即使外债全是长期的，如果公众预期将发生货币危机，国内的短期债务的债权人拒绝将信贷延期也会导致汇率贬值，带来企业破产。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企业不持有任何期限的外币债务，因为对于与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来说，国际融资存在着外部不经济，它会放大实际汇率变动的负面冲击影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2)对付危机。克鲁格曼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紧急贷款条款，紧急贷款的额度必须要足够大以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另一种是实施紧急资本管制，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外逃。
(3)危机后重建经济。克鲁格曼认为关键在于恢复企业和企业家的投资能力。可以在私人部门实施一定的计划，以帮助本国的企业家或者培养新的企业家，或者两者同时实施。培养新的企业家有一个迅速有效的办法，这就是通过引进FDI引进企业家。
四、三代货币理论的比较
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都是在单商品的假定下展开的，的侧重面各有不同。
第一代着重讨论经济基本面，第二代的重点放在危机本身的性质、信息与公众的信心上，而到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焦点则是金融体系与私人部门，特别是企业。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和汇率制度的崩溃使由于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这一论解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美”式货币危机最有说服力，对1998年以来俄罗斯与巴西由财政引发的货币波动同样适用。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政府在固定汇率制上始终存在动机冲突，公众认识到政府的摇摆不定，如果公众丧失信心，金融市场并非天生有效的，存在种种缺陷；这时，市场投机以及羊群行为会使固定汇率制崩溃，政府保卫固定汇率制的代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第二论于实践的最好的例证是1992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情况。
史安娜，女，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
摘要：现有的关于货币错配的研究一般只关注贬值预期下存在净外币负债的情况。本文分析了汇率预期与货币错配的关系，指出贬值预期与净外币负债的货币错配相互促进，而升值预期则与净外币资产的货币错配相互促进。然后，对我国当前升值预期下货币错配的规模和程度进行了估计，表明我国存在较高的货币错配规模和程度。最后，分析了我国升值预期下货币错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货币错配；升值预期；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9-0009-04
一、引言
所谓货币错配，根据Goldstein &Turner(2005）所下的定义，是指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从本质上来说，货币错配所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是汇率风险问题，即汇率波动对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资产净值等)和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根据上述定义，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净外币头寸为负的情况(净外币负债)和净外币头寸为正的情况(净外币资产)。学者们通过对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发生的货币危机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经济主体存在大规模净外币负债的情况下如果遭受不利的外部冲击(如汇率贬值预期等)，可能会由于资产负债表效应(balance-sheet effect)而引发货币危机的严重后果，因此，现有的关于货币错配的研究一般只关注贬值预期下存在净外币负债的情况，然而对于升值预期下存在巨额净外币资产的情况所进行的研究则很少。
在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会影响经济主体的净值或净收入，从而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主体对汇率的不同预期会影响其资产组合选择及政府的政策选择，从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状况，并导致货币错配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同。本文在讨论汇率预期与货币错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当前升值预期下货币错配的状况及其经济效应。
二、汇率预期与货币错配
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预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不仅影响着经济中所有参与者的行为，而且还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理性预期理论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强调了在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中预期的重要性，认为理性经济人对国家的政策干预所产生的理性预期可能会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失效。虽然目前理性预期理论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大，但其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因而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市场对政府行为的不同预期会产生多重均衡的结果，而多重均衡存在的基础是“自我实现的(self-fulfilling)预期”。这类模型认为，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并不存在实际政策的不一致，而是危机本身导致了政策的变化，从而使得危机是自我实现的。因此，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了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Krugman ＆Obstfeld(2002）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预期汇率的上升会使当前的汇率上升，同样预期汇率下降会导致当前的汇率下降。李天栋等(2005)证明了汇率预期具有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但预期自我实现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资本账户开放。因此，汇率预期对汇率的形成从而对有关经济变量及政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主体对汇率的不同预期会诱发不同的微观市场行为，并造成不同的经济后果。在贬值预期下，政府需要在货币贬值和维持固定汇率之间进行抉择。当市场投机者认为保持固定汇率的成本较高时，他们就会通过卖出本币对固定汇率发动攻击，逐渐消耗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直到货币当局无力维持钉住汇率水平，引发货币危机。外汇储备的逐渐下降导致一国外币资产下降，使得货币错配程度进一步加深而表现为大量的净外币负债。大规模的净外币债务会使市场主体产生贬值预期，而贬值预期反过来又会促使货币错配规模的不断扩大。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亚货币危机爆发前，这些国家正是由于存在大量的以外币计值的外债，即存在着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导致产生本币贬值预期，进而出现资本外逃或投机攻击，贬值预期自我实现，最后导致危机自我实现。
升值预期主要来自于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以及有关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一旦升值预期形成，国际投机资本会大量流入，造成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带来本币持续的升值压力。因此，升值预期也会自我强化，并造成以净外币资产不断增加为特征的货币错配程度不断加深，而其表现则是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2002年以来，人民币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和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升值预期自我强化的特征及其与货币错配之间的关系。
三、升值预期下我国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及货币错配估计
200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常项目盈余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外汇储备激增(如表1所示)。从增长速度来看，2001年到2005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年均增速为31％。我国外汇储备水平的大幅上升带来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国际社会的炒作和施压则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国际投机资本（即所谓的“热钱”)大量流入。根据有关专家分析，近几年外汇储备的增量中每年都存在着巨额的无法与经济数据挂钩的部分，这可能就是预期人民币升值而以投机为目的流入的国际资本。一个粗略计算国际投机资本流入量的方法是将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盈余、再减去FDI的余额(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据此可计算近几年流入我国的热钱规模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一直存在着资本流出，这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社会预期人民币将会贬值所造成的；但是，2003年这种情况发生逆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热钱流入，而这正是2002年以来人民币强烈的升值预期形成之际。而且，热钱流入规模呈上升趋势。
根据货币错配的定义，我国的货币错配规模可根据我国的对外净资产进行估计，而货币错配程度可用对外净资产与广义货币M2的比值进行估计。在这里，假设对外净资产都以外币形式存在。我国对外净资产包括人民银行所公布的货币概览中国外净资产和金融机构外汇信贷收支表中各项存款。因此，可估计我国的货币错配规模和程度如表2所示。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从2002年以来，货币错配规模大幅增加，货币错配程度较为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我国当前货币错配规模的大幅增加和货币错配程度的不断加深是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出现相伴随的。
四、我国货币错配的经济效应
一般来说，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不管是净外币资产还是净外币负债)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存在巨额的净外币负债时，在贬值预期下货币错配会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和产出等方面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甚至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Mishkin，1996；Ize ＆Yeyati，1998；Allen et a1．，2002；Bunda，2003；Rancière et al．，2003；Bussière et a1．，2004；Cowan et a1．，2005；Goldstein ＆ Turner，2005)。相比之下，一国如果持有大量的净外币资产，会导致本币升值预期，这时货币错配引起货币危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有利于提高金融安全。但是，由于升值预期和货币错配会相互促进，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攀升，而规模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不可避免地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给宏观经济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甚至也有可能导致危机。
首先，升值预期下资本流入所导致的货币错配加剧会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在结售汇制度下，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我国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逐年增加，并已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1997年以来，基于外汇占款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一直保持在40％以上，而2005年达到90％左右的历史最高记录。在没有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或者对冲不充分的情况下，外汇占款的增加必然引起基础货币和M2增加过快，从而国内需求增加，并最终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和造成经济过热。
其次，升值预期下货币错配的不断加剧会压缩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间，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调控能力。我国央行对外汇占款下基础货币投放量的被动增加所采取的措施是对冲操作，但是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规模有限，不可能对巨额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完全进行对冲，而且对冲需要支付成本，并且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对冲操作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外汇储备的持续大幅增加将逐步削弱央行采取冲销操作干预货币市场的能力，使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影响和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效果，最终将威胁到我国的金融稳定。
第三，以巨额净外币资产为特征的货币错配会带来高额的成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机会成本。巨额的外汇储备导致资源闲置而不能用来投资于国内其他收益较高的项目，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同时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2)利息损失。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时要被强加风险溢价，从而必须支付高昂的利息，与此同时我国每年还发行大量的国债。我国的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以美国国债为主，其收益率很低，因此在国内外的借贷过程中，潜在的利息损失不容忽视，最终外汇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可能为负数。(3)冲销成本。为了冲消外汇占款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大量发行票据回收流动性，大幅增长的票据发行使其成本不断上升。据中金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从2004年1月6日到2005年3月10日为止，央行共发行了208585亿元的央行票据。为此央行需付出59064亿元利息支出，相当于GDP的043％。(4)贬值损失。巨额的净外汇资产造成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以人民币计值的净外汇资产大幅缩水。根据2005年6月底我国的净外汇资产总额，可以简单地测算出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所造成的汇兑损失净额高达1600亿元人民币。从银行体系来看，由于我国以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以补充资本金，使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大幅增长，因而人民币升值给商业银行也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四，净外币资产不断大幅增加所导致货币错配程度的不断上升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冲突。如前所述，升值预期与货币错配会相互促进，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水平不断攀升，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形成恶性循环。为维持设定的人民币汇率波动范围和市场及时出清，央行被迫增加基础货币的非自主性投放，这与国内经济状况所要求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冲突。为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采取冲销干预来协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如果外汇储备增长势头不减，由于冲销干预的不可持续性，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将极大地影响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而间接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五、以巨额净外币资产为特征的货币错配会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并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意味着物质资源的净输出，是以高昂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因而会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外汇和外资政策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同时又担心由此可能引起美元贬值和本币升值而影响国际出口竞争力，因而被迫更多地增加美元储备，从而陷入“高储蓄两难综合症”的困境所谓“高储蓄两难综合症”(c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是指随着美元债权存量的增多，国内美元资产持有者会争相持有本币，迫使本币升值，而一旦将美元资产变为本币资产的风潮发动，政府就会左右为难――一方面，本币升值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出口企业失去竞争力，经济最终将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如不让本币升值，外国也会威胁实行贸易制裁(McKinnon，2005)。。其结果是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重，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内外发展失衡，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损害。
最后，升值预期与货币错配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会引起脆弱性上升，并有可能导致危机。陈晓莉(2005)构建了本币升值冲击通过银行的资产负债渠道引起银行危机的模型，表明在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及其客户存在相当多的净外币资产所形成的货币错配，有可能引起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危机。赵伟和杨会臣(2005)认为升值预期会充实外汇储备，增加本币需求量而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从而不断抑制经济基本面的增长，使得政府不得不在保持经济增长与维持钉住汇率制度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引发政策不一致预期，动摇钉住汇率的可持续性。而且，良好的经济基本面状态会激发投机者的投机欲望，从近几年来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况可略见一斑。李波(2005)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当一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机者预期到政府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同时预期本币升值，于是将大额外汇换成本币，造成外汇储备水平激增，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导致货币升值危机，最终导致脆弱性上升，从而对宏观稳定产生负面冲击。而且，随着经济过热和脆弱性上升，经济总体风险在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引起资本大量外逃，恶化国际收支平衡，从而产生危机。
五、结束语
根据针对不断加剧的货币错配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所进行的分析，我国应针对当前货币错配形成的深层原因，调整相关的外汇管理和外资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以对货币错配进行有效调控，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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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呈现自由化发展，相当规模的国际资本也流入我国境内，在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运行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本文主要从自21世纪以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我国的原因、途径、影响过程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管理的政策建议。
0 引言
短期资本一般是指具有较强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例如短期外债、贸易融资(如预收货款、延期付汇)和其他一些带有投机性质的资金等，都可以算作短期资本。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具有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将对一国宏观经济造成冲击。2002年以来，一些短期资本通过各种形式涌入我国，给我国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较大压力。
1 短期资本流入我国的原因
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入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是紧密联系的，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1 政策条件良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飞速发展，国内市场对资本的需求不断扩大，我国的外汇管制和利用外资的相关审批逐步放松，这些在制度层面上为资本的流入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资本项目的持续开放，外资通过经常项目、直接投资、QFII、地下兑换等各种形式流入国内。
1.2 人民币升值预期。2002年以来，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高额的外汇储备，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升值压力，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前，短期资本已经开始大量涌入境内。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兑人民币交易价格由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改革后的初期，人民币小幅升值反而被看成持续升值的前奏，给投机资本以无风险套利的较大遐想空间。此后人民币开始了升值过程。三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16%。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为大量的短期资本进入中国进行套利提供了条件。
1.3 A股市场的发展。2000年以后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10%，带动了证券市场的繁荣。在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投资者发现只要持有人民币资产，在获取股价上涨的资本利得的同时，还能获取锁定汇率风险的人民币升值收益。这种无风险套利的环境，进一步鼓励各种渠道的境外非贸易资本向资本市场流入。
1.4 房地产市场的高回报。2003年以来， 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国内房地产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保守估计投资回报率有3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仅为7%。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刚性发展，将促使国际资本可以通过投机国内房地产和汇率，赚取双重利润，并且会进一步导致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2 短期资本流入我国的途径
短期资本以趋利目的千方百计地进入我国，其主要渠道目前有以下几种:
2.1 虚假贸易。国际资本利用我国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流入境内，其形式有，例如一些企业通过增大预收款、加快出口而放慢进口、高报出口价格以及低报进口价格等操作方式形成了一部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国际短期资金。
2.2 混入个人外汇汇款。国际资本通过个人外汇汇款将资本项下的资金混入经常项目下的“服务”、“收益”等项目流入境内，例如境内居民将在外投资本金以非贸易外汇形式汇入境内结汇、外商投资企业国外投资总公司以个人捐赠款等名义将资金汇入国内外资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董事会成员，并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结汇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等操作。
2.3 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等资本和金融项入境，而这部分境外资金入境后并未直接进入实业投资领域。例如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共527.43亿美元，约合4367 亿元人民币，当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达4.3202万亿元人民币，但当年FDI流入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不到10%，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中有一部分资金暂时闲置在外资企业的账户上，并且以现金管理等名义进入中国市场[1]。而在外资企业内部，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以股东贷款方式进行对外短期借款并结汇或境内外资企业与境外关联企业相互配合，以暂收应付款、预收货款及延迟出口等方式，为境外资金入境提供便利。
2.4 地下钱庄。当国际短期资本找不到合适渠道进入我国时，则可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的境外账户，地下钱庄再将等值人民币打入境外投资者的中国境内账户，这样国际资本就以地下钱庄为中介进入我国。
2.5 外汇贷款并结汇。境内企业利用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的离岸贷款业务，由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离岸部门对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发放短期外汇贷款后，外方再转借给境内企业，办理结汇，从而绕开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外汇贷款不能结汇的管制。
3 国际短期资本对输入国的影响
由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大、停留时间短、脆弱性高和破坏性强，更容易对一国有限弹性的盯住汇率制度或固定汇率制发起冲击，甚至从而引发货币危机，对一国经济金融产生的冲击会更大。
3.1 对资本输入国的正面影响
3.1.1 有利于满足对短期资金的需求。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使国内经济部门能够以更低的融资成本和交易费用获取外部资金，融资条件得到改善，便于获得发展经济所急需的境外资金支持，尤其是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外汇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加速资本形成，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
3.1.2 有利于金融深化。银行体系自身引进大量的外国资本，对外总负债增加，银行体系资产规模也将扩大。同时伴随外汇储备的积累，各国中央银行外汇资产上升，在国内金融市场投放大量本币资产，导致国内金融资产的进一步扩张。而大量证券资本的进入以及外国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也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不断完善交易制度、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改善信息可获得性，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 转贴于
3.2 对资本输入国的负面影响
3.2.1 削弱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在固定汇率制下，资本流入会造成一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的变化，一国会采用法定贬值或法定升值的手段调整汇率。若采用法定贬值，外汇储备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银行要向流通领域注入更多的本国货币，从而对货币供应量造成很大影响。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入往往导致本币升值，作为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在一定水平必会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外汇，投放基础货币，进而也导致货币供给的扩张，使国内利率下降、投资膨胀，从而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3.2.2 影响国内汇率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净流入表现为外汇供给增加，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本币名义汇率会上升。本币汇率的上升，将损害本国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经常项目赤字，GDP 增长率会下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虽然名义汇率保持稳定，但外汇供给增加最终转化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使本币汇率高估，也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3.2.3 加大金融体系风险。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维持汇率水平，本币高估，这将造成固定汇率制难以维持，货币危机可能会发生。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大量流入和流出，汇率波动幅度过大也可能发生货币危机。货币危机会动摇外商的投资信心，引发投资逆转，进而危及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金融体系风险的扩大也将加大汇率管理和各方面金融监管的难度。
4 对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的利弊分析，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尽量避免和缓解短期资本流入的负面效应，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对于稳定我国经济金融市场是很必要的。
4.1 推进汇率市场化进程。可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对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的弹性，允许更多企业进入外汇市场，这样可以使外汇供给过剩大大改观，使一级市场的价格比以前更能准确反映真实的外汇供求状况，从而逐步形成市场化汇率。同时，进一步扩大外汇远期市场的规模、品种和交易范围，大力发展汇率
避险工具，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汇率稳定目标的压力，降低国际套利资本的获利空间。
4.2 完善外汇管理政策。建立健全立法和执法体系，加强执法检查，加大对违规资本流动打击力度，打击“地下钱庄”、外汇黑市交易、现钞非法携带出入境等破坏外汇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全面梳理现行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同时建立系统全面的外汇资金跨境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对异常资金流动的全方位监控。
4.3 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外利率水平对我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力会加大，我国的利率政策应考虑本国经济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资金供求状况，同时又要兼顾国际利率关系。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将使利率工具与汇率工具更加协调配合，使它们成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有力手段，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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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着重从金融监管制度缺陷、超前消费陷阱和对自由经济理论的过度迷信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对如何维护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爆发，房地产业严重衰退，造成一连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国政府托管“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购、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等，由此引发全球股市大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也跌穿2000点。全球金融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美国金融系统，无论是发达程度、透明度、监管力度，还是融资规模、金融产品多样化等都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目前出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呢？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监管制度缺陷
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内部管理机制失误造成的。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推出了许多金融衍生产品，这对繁荣金融市场和市场经济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衍生产品太多，加大了投机风险，而与此有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及防范措施却未能跟上，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美国本轮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
在各种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可能是较为严重的一个危机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所采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长期的低利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一是扭曲了信贷市场和房贷市场，二是减少了居民储蓄，三是加剧了美元的贬值。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开始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庞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弥补，结果是美国的资本账户逆差大幅度增长，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引起外资撤离，美国就难免陷入一场金融危机。
二、超前消费陷阱
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费，使得经济基本面发生了问题。为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鼓励寅吃卯粮、疯狂消费，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为普通民众的借贷超前消费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费，而这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但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涨势只是稍稍趋缓和下降，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消费太多，则会使得储蓄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资本积累，导致投资不足，影响经济的下一轮发展。而美国正是消费的过于旺盛，挤占了投资，坐吃山空，经济迟早会出现问题的。
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迷信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把“双刃剑”，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华尔街，而在于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推行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的经济政策等。客观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
但任何理论都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而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无休止地把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推向极端，必然会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威胁和破坏。大量金融证券机构置国家经济安全于不顾，利用宽松的环境肆意进行投机，并因此获取巨额利润，导致投机过度，尤其是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比如：互联网和房地产等，严重损害市场稳定的基础，产生严重的泡沫风险。近几届美国政府没有意识到美国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状况，过于迷信自由经济理论，终于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失衡、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是一场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危机。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但我国存在着许多类似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公齐: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金融危机成因解析[J].现代财经,2008,28(8):25～28
关键词：商业银行 金融危机 银行会计风险
2009年的一天美国股票交易市场上那一秒钟出现的跌幅，如果不是因为急救措施来得及时，全世界恐怕都很难预料到它所带来的影响有多么的大！那就相当于全世界1/2的交易市场突然失去了所有现金供应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宋鸿兵先生在最新的著作《货币战争3》中的一章里，如实并带有某些夸张、俏皮色彩的文字让人入木三分。不同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发展现状下的国家，是否真的都会因为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而造成本国经济运转秩序的巨大缺失，我们不得而知。但实际情况已经能够看到一些实事了：在美国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过去2年以后，中国的物价在继续飞涨，2009年下半年乃至2010年全年，中国人民更多关注的民生和社会问题，正是物价和房价两项严重超标的指标。
熟悉金融史的人都知道，金融危机在近两个世纪，爆发最严重的莫过于3次：1929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1997年由泰铢出现严重通胀而引起的亚洲金融风暴；2009年直接导致雷曼兄弟股份公司和AIG美国保险公司倒闭并使全球循环经济体都跟之遭受严重影响的美国第二次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已过百年的历史中，1929年那场让全世界都刻骨铭心、让金融和经济的研究方针彻底进入了正史的研究视野的特大海啸已经渐渐远离了我们，切身的感受已经不再具有，而是还能从历史课本中找到相关的论文题目，让我们通过它清晰看到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远影响了。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力并不足够，中国在时任中央政府的有力领导下也很快平息了货币贬值带来的压力，此后10年多中国的物价水平依旧保持较为平稳的趋势，没有造成大面积经济秩序的瘫痪。但2009年的美国金融海啸影响之深、波及范围之大、控制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三个世界国家政府和人民纷纷加入了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金融危机之中，力图从无法改变的客观因子中，挽救能够救出的财产。这也是时间最近的一次，值得后人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接下来，我们就将先以09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主要背景，针对银行会计风险的应对措施，展开较为实质的讨论。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
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 金融危机下防范商业银行会计风险的措施
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
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
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
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
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参考文献：
[1]范俏燕.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D].财经科学.2008年第7期
一、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理论及演变
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影响下，二次大战后国际储备缓解一国外部脆弱性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一国出口变动性作为计算各国份额的五个因素之一，这是国际组织将一国对外贸易与国际储备联系起来的最早的实践。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一国的储备规模应该与贸易量呈线形挂钩，储备/进口比（以下为R/I）应成为规模适度性的衡量指标。IMF于1953年应联合国要求首次计算储备规模的适度水平，其研究人员指出一国储备规模适度性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关系，而是与国际信贷体系有效性、汇率模式、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合理程度、政策目标及国家发展程度相关联。1958年，IMF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由于对外贸易是国际收支中最重要的项目，储备规模首先应与贸易额相联系，并且通过比较总结出各国倾向于将R/I比保持在30%-50%的水平上。特里芬认为30%底限太低，建议将最低比例提高到35%。1966年Heller首次在储备规模适度性分析上引用边际效用及边际成本的方法，即一国为了拥有在出现收支赤字时具有稳定消费及产出的效用必须付出机会成本（即储备收益率与资本收益率之差），储备规模应为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但是由于各国中央银行毫无例外的属于风险规避型，关于机会成本的研究缺乏实证支持。总之，关于国际储备规模适度性的研究并没有定论，也没有各国应该保持多少储备才合适的统一指标。
在实践中，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储备额由于简单明了、易于计算和衡量而被普遍采用。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完美的衡量指标。随着国际收支内容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及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金融机构和学术界不断提出补充性意见，试图找出度量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新方法或新模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带来了经验教训，让各国看到通过合理的资产及负债匹配管理降低一国资本抽逃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国际储备规模性研究的又一次。格林斯潘（1999年）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必须考虑到资本流动的重要性，储备必须包括短期外债的数量。Bussiere和Mulder（1999）通过对IMF早期预警系统（EarlyWarningSystems，EWS）的分析得出保持高的流动性将降低当国内经济出现危机时抵御外部袭击的脆弱性，主张储备数至少得保证能偿还短期外债。Feldstein（1999）认为以进口来衡量储备规模的传统观点忽略了货币危机是由资本流动引起而不是贸易融资引起的事实，而大量的储备能降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提高公众对货币的信心；当一国货币高估，该国应持有更大数量的储备。许多货币危机有力地证明了持有大量储备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抗冲击的能力较强。
前阿根廷财政部长PabloGuidotti提议各国将自身的外部资产和外债进行比配管理，即储备需能保证偿还在一年内需要偿还的外债。格林斯潘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建议，建议学习商业银行的风险流动性方法，即计算在所有外部资产及债务的组合之下一国外部流动性状况，选择有95%可能性保证近一年内外部流动性能满足需求的储备水平。两人分析的落脚点是对一国储备的外部需求。
二、储备量适度规模分析模型
对一国储备的需求有来自外部的，如外债及利润汇回，也有内部的，如境内机构资金外逃。在考察了各种储备理论后，我们认为以进口、短期外债、M2三个指标来衡量储备适度规模较为合理。
第一个是R/I比。尽管储备至少满足3个月进口额的衡量标准并不完美，但仍是一个广泛被采用的比例。进口会带来对外偿付义务，的确是未来消耗储备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考虑储备规模大小时，应该考虑进口状况。现在一般认为，外汇储备能满足3-6月的进口额为宜。
第二个因素是储备与短期外债比（R/STED）。短期外债是一国在近期需偿还的外部债务，为了保持必要的对外偿债能力，持有相应数量的储备是必须的。许多关于20世纪90年代危机预测的实证研究得出短期外债与储备比是决定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重要因素，太低的比例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该比例较低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均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其中韩国1996年持有的储备仅为短期外债的54%。危机之后，韩国开始重视增加外汇储备，当前韩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四，为2050亿美元。以R/STED衡量国际储备规模的做法已获得广泛认可，实践上也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一般认为储备至少应该满足短期外债数。从实际情况来看，实行管理浮动及固定汇率的国家中该比例较浮动汇率国家高，以1999年底为例，前者比例是283%，后者比例是159%。
第三个指标是储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在EWS中储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作为一个金融危机预测指标。由于M2代表着境内机构及个人提供了购买国外资产的必要国内流动性，因此M2的大小隐含着国内企业或个人资产转移的潜在风险。当公众对一国货币的信心下降，资本外逃就会增长。虽然为了防止资本外逃时对储备的过度消耗，理论上最理想是持有与M2等量的储备，但是考虑到储备具有持续上升的边际成本的特点，最佳储备量不并需要满足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对于实施盯住汇率及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这个比例控制在10%-20%即可；对于浮动汇率国家，在5%-10%之间即可。不过，对于经济状况良好、金融运行稳健及政治稳定的国家，资本转移的可能性较小，这个比例可以相应下调。
三、将模型用于分析我国的储备需求
我们认为对我国储备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因素，以上三个比例基本能反映了这两种需求量。现以2004年度有关数据来测量我国需要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
据海关统计，我国2004年全年进口额为5614亿美元，按3-6个月进口量计算得出1403.5-2807亿美元。
2004年末我国M2为25.32万亿元，采归档：金融证券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2-269:40:00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研究字体大小:小大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研究
用M2的10%-20%比例计算得出3059.3-6118.6亿美元，再考虑到我国国家风险0.43[1]，得出1315.5-2631.0亿美元。鉴于我国实施资本管制，资本外逃的数量较低。从最常采用的反映资本外逃数的净误差与遗漏数来看，我国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资本外逃平均为147.5亿美元。在1997年人民币面对巨大贬值压力时资本外逃也不过为169亿美元。因此，结合近几年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指标我国可以取下限，即1315.5亿美元。
2004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1043.1亿美元，未来1年内到期的中长期转短期余额为74.35亿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资收益汇出为226.8亿美元，应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润中外方享有部分为328亿美元（此指标为2003年末统计数，2004年末数据未获得，考虑对整体影响不大，可替用），几项加总为1672.25亿美元。
以上三项合计为4391.25-5794.75亿美元。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我国为了保证正常对外流动性所必须持有的较为适度的储备规模。这个数字也许会引起争议，不过它的计算思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四、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并未明显过剩
2004年的实际外汇储备额6099亿美元与以上根据2004年度的有关数据测算出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相比，可以发现虽然要多些但并未明显的过多。
我们认为，考察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情况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须放在整个国际环境下进行，单单考虑我国自身情况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认识。
1．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势头。二战后初期，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几乎没有外汇储备，根本谈不上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储备规模。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经济恢复，全球外汇储备开始逐步增长，到1960年，全球储备资产（除去黄金储备，下同）达到220.64亿美元，刚好能满足两个月的进口，工业化国家持有153.01亿美元，能满足2.09个月的进口额，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仅能满足1.77个月。到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上升到满足2.36个月的进口量，而发达国家则微幅下降为2.05个月。到1990年，全球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规模，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能满足4.25个月进口，发达国家为2.71个月。到1995年，全体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量首次超过工业化国家，储备规模为5.07个月进口额，工业化国家仅为2.53个月。到2003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能满足8.52个月的进口，而工业化国家仅为2.98个月。整体上来看，自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在2-3个月进口量的规模，变化不大（如果不考虑日本在内，整个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净下降的）；而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则从不到2个月进口水平，上升至能满足近9个月的进口，规模增加了近5倍。
2．横向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在高储备国家中位置居中。从2004年末的外汇储备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能满足13个月的进口，而日本是22个月，中国台湾省为17.3个月，俄罗斯为13个月，印度为16.5个月，韩国为10.5个月。从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为37%，日本为17.6%，俄罗斯为17.6%，印度为19.8%，韩国为29.2%，中国台湾省为79.2%，新加坡为120%。综合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在高储备国家中居于中间位置，还不能说是严重过剩。
3．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表明，按满足3个月进口之需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已经不再适用。在1996年，泰国持有外汇储备能够满足7月进口之需，印度尼西亚能够满足5个月，马来西亚也能满足4个多月，但是他们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危机首先在外汇储备相对更充足的泰国发生。尽管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未能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在国际上仍一直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充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和适度，除了考虑进口因素外，也要考虑债务特别是到期债务量、国外投资者收益汇出及未分配利润、潜在的资本外逃等因素。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看，尽管外汇储备能够满足超过3个月的进口额，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上因素，则都显不足了，这也就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具体到我国，尽管我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为弥补或防止贸易逆差的外汇储备似乎并无实际需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借有大量的外债，每年还本付息的负担较重；另外，经过多年的利用外资，在我国的外资存量已超过2000亿美元，外商投资每年获得的投资利润以及未分配都比较客观；此外，由于众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潜在的资本外逃对外汇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对于如何衡量我国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时绝不能单看进口规模，而实际上我国外汇储备需要应对的可能不是贸易逆差时进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流出。
总之，尽管从理论上难以确定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具体金额，但是毫无疑问，我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是与有关国家相比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算严重过剩，从存量来看，外汇储备的少量过剩不会引起较严重问题；二是今年7月21日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改变了过去单一盯住美元的做法，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实行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并逐渐引导市场的预期向供求均衡方向发展，央行也能从维护人民币对美元固定汇率中渐进抽身，从而最终遏制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
参考文献：
1．Flood，RobertandNancyMarion，2002，“HoldingInternationlReservesinanEraofHighCapitalMobility”,IMFWorking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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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eller,Robert,1966,“OptimalInternationalReserves”,EconomicJournal&nbs
当前是减税的最好时机
《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安体富
减税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有：1.应对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各国通过减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世界性的经济下滑，减税作为刺激需求和扩大投资的重要手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但宏观税负水平却在不断提高。保守估计，税负总体负担占GDP的比例超过25％，远远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除了税费总负担偏重，税负的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别和不公平现象。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从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来看，中国应该采取完善税制、适度减税政策，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和完善。而且，当前是减税的最好时机。
入世与资本输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入世与资本输出”研讨会会议论文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 徐滇庆等
资本输出并不一定是富国的专利。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输出的阶段。入世以后，中国的跨国公司应当迅速走向世界。
跨国投资的竞争力取决于比较优势和开拓市场的可能性。按照世界各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排序，最容易合作的国家也许就是在这个排列中比较靠近的那些国家。这可以称为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地区应当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中国仅仅差半拍的国家和地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在东欧和中亚未必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中国的资本输出既可以在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开展，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生产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也可以在下游环节突破，充分发挥商品营销的功能。
中国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沿海的夕阳产业不仅可以向内地转移，也可以向那些发展程度尚且不如中国的地区转移。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前提条件是产权清晰。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表现出很强的竞争能力，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应当有计划地扶植民营企业，在金融、咨询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组织协作，鼓励更多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走向世界。中国资本输出的主力军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
金融
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趋势
《资本市场》2002年第2期
中信实业银行行长 窦建中
混业经营是全球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从历史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现状也将是最终走向金融混业的一个过渡性阶段。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及其它非银行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和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入世后外资银行大多是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基金等于一体，其产品和服务的综合性和不可分性，将对现有的监管要求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对中资银行的服务和产品会形成巨大的挑战。
对中资银行来说，一步跨入混业经营时代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理性的选择并加强与金融同业的合作才能增强自身竞争能力。虽然从合作内容上看，多数合作尚属框架性的，甚至合作机制尚未落实，但可以肯定，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合作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得到深化和发展。
亚洲如何开展金融合作
《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余永定
亚洲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1.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2.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3.固定的汇率区；4.单一货币区。目前对于亚洲国家，最重要的是如何防范新的危机发生，因此建立紧急的救援安排和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对东亚国家尤其重要。在21世纪的前十几年，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很可能将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救援安排。当某个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出现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2.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东亚国家和经济的汇率制度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恢复美元本位制和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提高其中日元的权重。短期看，钉住美元是一种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政策，但长期看将不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所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启示
《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