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14 16:21:0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实践直观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关键词： 实践观 哲学研究
实践观是哲学的核心观点，与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的实践观贯穿了哲学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找出了费尔巴哈实践观点中存在的不足，从主、客体角度对实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认为实践是以人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但是一直以来，我国的大多数理论家在对实践的理解上都有所偏差，所以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观，弄清实践具体的哲学意义，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一、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起源
马克思的实践观脱离于费尔巴哈实践观，是对费尔巴哈的实践观点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对以往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这些哲学观点普遍存在一个缺点：过于重视事物活动中客体的作用，而忽略了主体作用，因此并不能对实践产生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提出标志着新唯物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从唯物辩证的角度对实践观进行了改革和完善，弥补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不足，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与实践的观点相结合，推动了历史观和认识论的重大变革。马克思以过去所有的实践观点中的优秀成分为基础，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发展出了独特的实践理论体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己对实践作用的认识，但是还没突出实践的中心地位;在之后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具体阐述了实践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却依旧没有把实践概念当成重点内容解释。直到《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出现，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理论体系，突出了实践概念在哲学理论中的重要作用，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本质展开了全面研究，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牢固的实践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实践观的基本观点
1.实践的主要形式
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实践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活动及科学实验活动等。其中，物质生产属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人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力，使用一些特殊的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中的事物进行改造，从而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满足自己对物质条件的需求。生产活动是维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能够实现有效能量与信息之间的交互，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共同发展，是社会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生产活动的性质对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处理这些社会关系的活动也是实践活动的一种，主要包括政治性活动、社会变革活动等。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阶级关系，由阶级关系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是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就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主要实践活动。人们亲近自然、探索自然，并将从自然中发现的规律运用到社会改造活动中。科学实验就是人们进行社会改革活动的前提条件。人们为了解释某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揭示其中的规律，特意创造某种条件达到观察其变化及结果的目的。科学实验以生产时间活动为研究基础，既包括对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又涵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2.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把实践定义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并且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需要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真理，这是真理本质和实践特征的共同要求。真理即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检验真理就是验证人的主观思想与客观事实是否具有一致性。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将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弄清楚其是否是真理。人的主观思维本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并不能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尺。所以，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功地确定真理。此外，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实践的物质活动，这就意味着人类可以在某种认识的引导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将主观的思想转变为客观存在。通常情况下，若是这个实践活动与理想中的结果相一致，那么说明引导该实践的认识是科学合理的。因此，实践以其直接现实性的优点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实践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提倡以实践的角度认识和改造社会，实践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所有社会现象都是经过社会实践之后才能发现其中的科学规律。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探索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活是人们进行各项社会活动的总和。首先，实践是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条件。社会基本关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与意识的关系。实践涵盖了所有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其次，实践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形成，人们利用实践活动促进了社会变革，加速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形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范围，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践决定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实践还是实现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发展历史，最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源泉。
三、结语
实践是以人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但是只有能够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才属于对象性活动。对象性是实践活动的最重要属性，是实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脱离了对象性实践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手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哲学观的主要体现。
参考文献：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一）从抽象理性向实践理性的变革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首先存在于对传统哲学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扬弃批判，尤其是针对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更加彻底，在形而上学和抽象思维的变革上形成以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主要力量的科学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不应该是强加先验规则给对象而来，而是必须是现实本身，从现实中探索思路。马克思还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有关现代性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意即国家从本质来说不应该是被规定出来的，而是应该在市民社会中找寻，不用在意理性，市民社会成为其现代化思想确立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解构人类的视野和意识，将抽象理性转化为变化的实践理性的世界，从而使其现代性思想确立了实践理性的理论立场。
（二）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
克思把人的本质问题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尺。一方面，马克思把人看作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人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先验主体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在现实社会中逐渐消解。在另一方面，黑格尔把劳动作为人类自我保障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批判黑格尔将劳动作为一个抽象的精神劳动，明确了关于劳动的精华。此外，明确反对费尔巴哈有关宗教的本质，费氏的观点是出于人的本性，而马克思除了批评它的历史，还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人的错误观点的现实，“人本身是其单一的个体抽象的精髓；在其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从资本的现代性转向人类解放的现代性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逻辑发展起来的。他立足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剖析。马克思在《资本论》这本书中阐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的逻辑，导致了现代役。由于资本占据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地位，这使得在资本的奴役下的劳动者成为生产工具的轴向位置；使科学和技术也渗透到资本的意志中，发挥了“思想”的作用；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资本的附属物。
总之，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局限性，提出建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的现代性。
二、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秩序危机
（一）“马太效应”凸显
现代性在中国的加速推进，是以市场经济为契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市场法则的普遍盛行使得“马太效应”日趋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化为最多数人民的福利而是流向了少数人，这种经济上的“马太效应”也引起了社会问题的突出。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试图利用国家意志将自己的利益固定下来，与广大的利益受损群体隔开，独享经济发展的果实。阶层开始固化，社会流通渠道逐渐堵塞，弱势群体开始由“经济贫困”转向“社会贫困”，从而导致社会风险的骤然增加。各种越轨行为的频繁出现，社会不满情绪的泛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工具理性僭越
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现代工具理性意味着胜利是不理性的。我们从目前来看社会，工具理性被价值理性的扩张掩蔽了光芒，使其变得日益模糊。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工具理性统治的人成为工具，降低了自身的价值存在属性，成为了机器没有感情。将自身降低到和材料相同的水平，人的主体被忽略，并悬浮，人类价值最终归沦为和物相同的价值。当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试图使理性走向反人类发展的“反理性”时，就会引起人的异化。在工具逻辑的主导下，功利主义猛烈冲刷和侵蚀着人性向善的根基，它造成了人的扭曲和“异化”，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
（三）道德危机蔓延
在现代视野，意识和个人主义的亮点无疑是现代社会个人自由最显著的特点大致经历了一个“身份”到“契约”革命性的变化，彻底打破了对个人约束和监管的传统社区。个人主义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意识，情感荒漠化的整个结构为成为现代的标签。个人主义的快速扩张逐渐消解人与人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系，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齐尔格特?鲍曼曾说过：“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处流行着陌生人，同时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普遍陌生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陌生人之间一个陌生人，也是我们自己。“熟人社会的相对温暖，陌生人在很大的关系上疏离普遍紧张和情感层面充当了社会更多的性能。
三、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三重维度
（一）信任是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
反观当下的中国，随着“熟人社会”的解体，严峻的信任危机正在整个社会空间弥散，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一是社会的诚信，二是政府的公信力。是近年来尤其糟糕的是，伴随着一系列公共事件，许多地方政府正在不断受到公众信任的质疑，造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政府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信任墙”。诚信在社会中的损失，对社会是很危险的：政府将缺乏公信力，社会凝聚力将会丢失，人们将在相互猜疑的恶性循环互害。缺乏政府的公信力，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充满重重困难，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重建的全过程，甚至威胁政治稳定。关键的一步，政府应该首先努力建设公开透明的公信力，并带领百姓进入“社会的信任。”
（二）共识是社会秩序重建的软环境
麦金太尔指出：“一致性的损失是现代性最深刻，最危险的危机。”共识反映了社会大多数人追求的具体价值，它是维护社会的精神支柱，让社会良性运转。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混乱，歪风邪气的现代化之旅，是缺乏对外部表现形式的社会共识。我们要团结在社会共识前，防范社会失范，重塑传统的现代价值非常重要。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为全体中国人提供形而上学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如李光耀说：“迅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探讨未来，而不是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与过去决裂，我们应当有一个深深的焦虑，传统的丧失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精神发展的文化意识“，构建了新的共识。
（三）制度是社会秩序重建的根本
关键词：主体；主体性；实践
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主体性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从来没有终止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问题，人本身成了人们探索和研究的对象。人开始关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关注对自身行为的调控及其行为后果的预见，关注对自然和社会的把握，这一系列关注都是以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的认识和发挥为基础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它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过程中也暴露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主体和人的主体性以生成性的内涵，科学地揭示了主体性的本质，实现了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根本变革。
一、对马克思之前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考察
（一）古希腊哲学中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实体主体论
从哲学上说，主体和客体是对人与世界本质关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将主体、主体性与人联系起来则是近代哲学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学中，人与主体是相分离的，无所谓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
在古希腊哲学中，第一个使用“主体”这一范畴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主体并不是一个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而是一种同属性相对应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主体的，他认为主体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的“存在者”，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体、实体、主体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人是一个“主体”，一只小狗、一块石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也可以成为一个“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古希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概念，也没有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性思想。
古希腊哲学大体上只是处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幼年时期，这时的哲学思维还未将人类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与自我加以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处于原始的统一状态之中。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探讨，也只是局限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问。当处在追求终极根源本体论思维方式之中时，主体作为一个表达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造成主体与人相分离的理论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学中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主体论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变化，人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主体，主体概念开始同人统一起来，人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归于理性，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为主体，人只有作为理性的人才能认识自然的规律，发展科学，获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学就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将对主体性的理解囿于认识论范畴。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开创了认知主体哲学的先河，开创了对主体、主体性的研究。在这一命题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则，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为在笛卡儿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唯独“我思”是不能怀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确实可靠的知识来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儿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维的主体和主体的思维被当作是一回事，这样，先验的逻辑理性就成为人类主体性的化身，形成了绝对的权威。尽管笛卡儿突出了主体的自由、能动的特点，但是他是以认识的形式来表达人的主体性特征，因此，这种主体性是经验的，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主体哲学也必然导致主客二分。
面对这种困境，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于是康德用无限的先验意识取代了笛卡儿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个体理性，大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康德把人的本质即理性归于主体的先验构造，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完成了自我意识向先验意识的转化，使认知主体哲学得到真正的确立。
人的主体性原则到后来的黑格尔那里则被推到了极端，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把主体性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从而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本体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1]。这样“绝对理念”就成为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体，而自我作为一种执行认识功能的先验的理性精神也就获得了绝对性和至上性。尽管黑格尔通过在本体论上把世界精神化，解决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体完全绝对化了，这也就意味着理性主义面临着危机。
（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以人的生存为基础的生命主体论
近代哲学家们将“人的理性”变为“理性的人”，将人唯一化、单向度化为抽象的观念人，这引起了以叔本华为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们的猛烈攻击。他们以体验的非理性主义的新维度去重新诠释人的主体性，重新恢复人的现实存在，使哲学回归于人的生存的价值领域。叔本华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比认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认知只不过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这一概念，用以说明人的存在、活动、认知的内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学对主体和人的研究从认知层面转向了生存的价值、目的层面，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生命主体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对生命的压抑，弘扬主体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赋予主体以激情、冲动、永不停息的扩张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呐喊和“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展开了对理性哲学的批判。在尼采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发挥，即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释放，是充满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创造，是人的自主、自觉的自我实现。现代主体哲学理解的主体都是过程和历史发展，而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从这个角度说，尼采哲学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的根基。人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哲学家赋予了人的主体性不同的内涵。无论是古代哲学中对主体性的超验的理解、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抽象的发展，还是现代哲学仍以意识为基础从生命的活动来理解人的主体性，都将主体性理论陷入了理论困境。马克思正是在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生成性的变革，科学地阐明了主体性的内涵。
二、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对西方主体性理论的扬弃与变革
主体性原则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哲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在于高扬了人能动的本质，认识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主体范畴作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使得主体性原则、人的能动性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被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成性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变革。
首先，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进行了科学的规定。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回答主体是什么。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主体与人统一起来，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作出了先验的、抽象的理解，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也仅仅局限在认识论领域。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或等同于“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观点，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主体人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物。”[3]同时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无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还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人是实际活动和实践创造着的现实主体。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和关系中，才能现实地确立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才能现实地确立人对感性世界的主体地位，才能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社会存在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所以，人的主体性正是在从事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主体的人不是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客观存在的、能动的人。这样，作为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体性学说的基石，也是人的主体性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认为主体性作为人的特性，其根源、实质应到人的本质中去寻找。劳动、实践是人的类特征、类本质，因此劳动、实践造就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并非“天赋之物”，它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以劳动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明，随着劳动实践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形成并不断发展和提高，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得以辩证发展。主体性的存在是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如果离开了主客体关系也就无所谓人的主体性，而实践是主客体关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实践就成了主体性存在的依据。实践不仅是主客体分化的标志，也是其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人与自然界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正是由于以生产劳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从与周围环境的原本统一中分化出来，提升成为现实的、自为的主体；与此相对应，自然物也就成了现实的客体。因此，有了实践，才有主体，主体性才有了依托和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是主体性生成的现实根据是十分贴切的。
最后，马克思将“历史”维度引入主体性思想之中，强调了主体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性时说：“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人的实践活动虽然表面上看来是逗留于“现在”，但它必定要源于“过去”并着眼于“未来”。换言之，“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并存而把实践活动迎面带给人，由此彰显人生存的历史性维度，因此必须把人的主体性置于历史的发展中来加以考察。主体性的生成以历史为载体，得以世代延续，不断创新，不断地“成为其所是”。同时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由于各种因素的全面影响，主体性的生成也获得了历史的相对确定性和保障，从而在能动与受动、继承与创造、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中实现和发展。
三、结语
就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来看，由于他把实践作为考察人的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使自己的主体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体是感性的个人主体，关心的是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强调的是主体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会的主体，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体；既注重人类的主体性，又注重个体的主体性；既强调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又注重主体实际意义上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以主体人的实践为内在灵魂和本质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实现了主体性理论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开启和引导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志伟,欧阳谦.西方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7.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学；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14-04
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经济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发展。直到今天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时代和实践的变革进程中，它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匈牙利的思想家卢卡奇也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因此，我们在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
方法论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非是现代经济学家对其研究范式的重新构建。这当然有个基本原则坚持的问题：一是要以马克思基本方法为基础，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为借鉴，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综合范式；三是要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上的三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对其批判性的继承，保证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以西方经济学优势方法为借鉴，构建经济学综合范式，这是横向式兼收并蓄所带来的范式转变。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为导向，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又是构建与发展现代经济学所必须。在这三原则指导下，中国化进程中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有以下三种路向。
一、批判式的继承：从基本方法到五个命题的提出
托马斯·库恩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他于20世纪60年下的被誉为新时代科技哲学“圣经”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书，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技哲学的新时期。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认为范式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他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在库恩看来，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便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因为，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这样的范式不仅能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它竞争模式，而且能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再者，还因其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能够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
“范式”概念是库恩科学哲学观的核心，在不同著作中他对“范式”概念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解释。概念的不明确使库恩受到别人的批评。为了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库恩接受了“范式”需要更加精炼的建议，他把所有范式的不同方面整合在“原理矩阵”的概念之中。这个矩阵不仅包含了科学家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与模型，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的世界观。
经济学要发展，首先应该坚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方面，应该坚持的是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这一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当然坚持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应该批判式的继承。批判式的继承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线索。马克思正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批判式继承也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哲学基础。列宁曾说过，“在辨证唯物主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他面前，除了生存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首先应该坚持它“原理矩阵”里面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批判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体系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果”，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种唯物史观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经济学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马克主义经济学的辩证分析方法是继承在黑格尔的基础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认为自己研究《资本论》所使用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还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评的和革命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运用这一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史过程”,把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当做过渡的形态，当做运动变化的方式，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以及必然灭亡、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同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种种前景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任何的结论都不足取。
第三个层次还包括一些具体研究的方法。包括科学抽象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等。抽象法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所依据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体事实或材料中发现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抽象力发挥作用：叙述方法是一种按照逻辑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作为研究结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而它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矛盾发展、解决的演进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动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嘲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历史的起点就是思想进程的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实际上，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对历史发展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张宇、林岗批判式的继承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他发展了以下五个方面：(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命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命题1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经济学说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依据。命题2主张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下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是一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命题3要求把握生产关系中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从产权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4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产生的经济原因，也是从制度起源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5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强调经济学的实践性。上述第一个命题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
二、对比来的借鉴：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的纳入
库恩的范式理论在方法论上主张采用多元对话,认可多元现实,认为任何方法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都不优于另外的理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同样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劣，我们不能想当然的下结论。两者互有优劣，经济学由于其偏重于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在定性研究，跨时期研究，经济本质的研究上，有其天然的优势。同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其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两面。在深化与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借鉴、参考后者,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实现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比下的借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一方面要求研究形式的科学化，这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实证研究中越来越数学化与模型化，在分析人们之间经济关系时博弈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在创新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数学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明显的一大趋势，波普把经济学数学化看成经济学中的一场“牛顿革命”。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数学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也由此派生了数理方法与计量方法。借助数学的分析范式，数学方法不断被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之中。严格定量、可计算、可模型化、可计量、可逻辑证明'这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也表明了现代经济学日趋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时借助于数学的分析范式。可以准确地估算不同变量之间的精确的规律性关系,也可以对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力作出合理的检验。数学方法的运用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这一点在发展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由于革命经济学的阶级任务，重视“抽象分析法”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也用到数量分析和实证方法，但基本的方法还是规范分析。而马克思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在《资本论》中只使用了简单的数学。但他并不排斥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他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后来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过程中，也表现出引进数学方法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比如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就曾说过：“边际计算、线性规划、数学等都是合理活动效果学的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辅助科学。”mJ另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明兹虽然在此问题上保守一点，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数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至少他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数学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依从关系时，才使用数学形式。”
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让位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比规范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而这离开数学的运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作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在这方面正是经济学的借鉴之所在，也是经济学完善发展自己所必需。
严格来讲，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都涉及到博弈论。只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上运用最广泛最成功。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特别是动态博弈理论的发展贡献最大，大家才把博弈论的方法归结在主流经济研
究方法的范围内。博弈论又名对策论，顾名思义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及其决策的均衡问题。因为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原则规定的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行为，而且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个人的最优策略也取决于他对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预期。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并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它最核心部分毕竟还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着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经济人基于个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却也深刻反映了关系论的某些特点。博弈论的演化、动态、重复过程，更加贴近了经济现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主体在相互接触中不断学习进而达到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人类智慧正是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其中孕育的博弈规则趋势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独立的个人研究转向重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转向标志着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把博弈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博弈分析大有用武之地。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物质内涵就表现为物质利益。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其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阶级之间的博弈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如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包含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些博弈关系。现阶段我们研究分配问题，中央与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系问题，干群关系问题，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我们要创新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体系的革新，必须把博弈理论也纳入进去，以实现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更大的适应性。
三、实践中的发展：实验与制度方法的“拿来”
库恩认为范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来看，它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历史的可变性。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正是范式的这种发展性和变革性，别无选择地影响了并影响着在这个领域内实践着的团体的结构，亦即当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第一次产生出一种综合，并能吸引大多数后来者的实践时，较旧的学派就逐渐消失了。“范式”转变的过程一般都是带来科学发展的过程。为此，随着剧变，新老自由主义泛滥，社会主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艰难转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也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实践中发展创新出来两种研究的方法也应该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
一种是“实验的方法”。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科学实验条件下可能是准确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曾经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存在的市场系统的学科，所以实验对经济学家来说几乎毫无用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到：“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方法就是通过被控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的重要因素。因而无法进行类似于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观察的手段。”然而当今，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经济学实验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一种相当成熟的工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史密斯因为在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实验经济学方法虽然首先由西方经济学家首创，但由于产生的环境，实验的过程，实验的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西方实验经济学的实验一般在大学课堂上，或者经济实验室进行，在一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让参与者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选择。而我国的经济实验，是为了消除改革的盲目性，在局部的地区或者针对特定的经济主体进行的试验。例如当年国有企业扩大自在四川的试验，改革开放在经济特区的试验等等。其次，实验过程上来看，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一般都要经过五个步骤。从选择课题一实验设计—选择参与者一实验控制一实验结果及分析。而我国的经济实验可以看成渐进性改革的试验，先是国家从宏观大方向上把握全局，然后各地方各经济主体结合自己的实际，推出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最后通过成本收入的比较评价政策绩效。比如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各地创造出来的不同模式。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北京顺义的“反租到包”；广东南海的“土地入股”；陕北“四荒的拍卖”等等。再次。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从目的上看，主要用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检验。如“阿莱悖论”实验对个人选择理论的检验；“囚徒困境”实验对博弈理论的建议；“拍卖理论”对市场理论的检验。我国进行的经济实验主要用于构建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服务。如经济特区在深圳的设立的实验，首先中央拍板在濒临港澳的深圳实行优费的政策，招商引资。通过几年的发展经验，国家给予成本收益的评估。最后下结论，上升为理论与政策，把开放的格局由点到面的推行下去。
另一种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就是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西方经济学界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更有发展的最好土壤。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成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范式创新。制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偏重于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出发，个人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强调解释，这种方法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经济学方法论。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进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这种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观的实用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比如说，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博士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提出一种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看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看成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周其仁撰写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范。
四、结论
库恩理论的“范式”概念里，方法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库恩的“范式”与“范式转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演进。基于库恩理论的分析表明。中国化进程中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外非以下三种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继承,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对比来的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的方法群里：三是实践中的发展,用实验与制度的方法分析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实经济学的方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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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性；实践；反思；超越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047-02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在各种变化之中存在着恒久不变的时代主题，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有理性、实践、反思、超越。
一、哲学——关于理性的学说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它是在东方、巴比伦、埃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按照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考证和说法，古希腊早期思想家赫拉特里克最早使用“爱智慧”一词并用它来描述对于真理、智慧的追求。按现今可见的古代史料，第一个对哲学有明确自觉的哲学家大概是毕达哥拉斯。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叙：“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爱好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总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认为“认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就要撇开偏见，细心怀疑我们之前所承认的意见知道重新考察之后发现他是真的，才能同意它们。”黑格尔在肯定和赞赏柏拉图关于哲学以把握普遍性概念理念为自己的任务时说：“认识理念就是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即使在经院哲学时期，在基督教的教义所划定的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智，只要同既定的真理没有矛盾，人类理性可以随意的解释世界。经院哲学并非根本否认理性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发法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出事实。它在运用理性、思维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维护理性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逐渐摆脱了哲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哲学与科学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哲学发展的阶段性与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是相适应的。
我们可以看到，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对于哲学都抱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追寻世界的答案。从古希腊以来，不同哲学家对于理性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对于这一问题大家的意见却相对一致，普遍将这种理性理解为是一种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即不借助于神的或者是其他一切不可知的力量，也不迷信于任何未知的力量，对于世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哲学为什么是所有学科之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哲学的历史沿革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高扬理性主义的精神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只有立足于理性，将所有问题都放在理性的视阈下来思考，哲学才具有真正的气度。
二、哲学——关于实践的学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认识到了自古希腊以来大部分哲学家都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实践的问题。这种局限性始终制约着哲学的发展，只有马克思才找到了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实践的方法。实践这一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早就引起思想家们的注意。在哲学产生以前，很多哲学家都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阐述过实践问题。不过由于哲学立场和阶级立场的局限，包括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旧哲学多没有解决好什么是实践的问题，没有正确理解实践的内容，实践的本质及实践的作用等各方面的科学内涵。
科学实践观的建立，是既批判了以往各派哲学在实践观上的片面性和错误，又吸取了其有关的合理思想的结果。而这一切同辩证而又唯物的理解社会历史，即唯物史观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哲学发现了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对实践内容的理解上突破了旧哲学的狭隘眼界。为了正确揭示实践的本质和作用奠定了基础。当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产作为实践首要的、决定性的形式和实践的最基本的内容时，他们所理解的实践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自觉的社会性过程。它不仅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人类同自然界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基本形式。第二，的创始人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这一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当中，找到了使物质性、现实性与能动性、创造性统一的基础。从而把两者辩证的综合起来。哲学所理解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因为物质生产活动不仅仅是使对象发生改变，同时还意味这人把目的性的因素注入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中，使自然界的因果链条按照同样可观的“人类本性”发生运转。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类活动动物化、自然化的错误。第三，哲学的创始人正确揭示了实践对世界的革命改造作用，指出“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实践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物质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功能，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一切只诉诸感性直观的观点，指出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有诉诸实践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当然，哲学主张对现存事物进行“实践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任何现实的实践都是合理的。要求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使“理论的批判”转化为“现实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列宁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的“交错的=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的观点。则进一步把实践看做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些都从唯物观和认识论等方面深化了对实践的科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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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事实；客观事实；科学事实
[中图分类号]B80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3
自然事实是指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客观事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是指天然事实，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就是指日常事实。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自然事实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它们与实践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凡是与实践内在相关并保持敏感性的事实，就构成实践性的客观事实；凡是与实践外在相关、或根本无缘的，就是日常事实或者天然事实。而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也同样是有区别的，它们的重大差别在于：究竟其可靠性是取决于它与描述体系的一致性抑或是与实践的一致性。本文拟从概念解析入手，弄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尊重事实、研究事实，进而以事实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建构科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我们以事实为基础，与从狭隘经验出发“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的经验主义[1]和从本本出发在主观观念中虚构事实的主观主义划清界限，提高认识能力、推进科学发展，也极具理论意义。
一、自然事实及其非实践性
自然事实（天然事实或日常事实）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客观事物和人的生存性状，即客观事物本身或者人的非本真存在，包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存在之物和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万象，它是与客观存在或客观实在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对于人及其活动而言，自然事实既是先在的又是外在的，是自然而然、自在而在的。当纯然外在的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尚未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时，它还只是自存自在的“物自身”，只有当它与主体发生认识—实践之关系，即发生反映与被反映或者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时，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这种自在之物才转化为“为我之物”，具有认识对象或者实践客体的意义，才成为我们认识—实践的客观事实。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是偶然的和无限多样的，它具有自主性、自在性、自因性。在人类认识—实践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上，纷然杂陈的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只有一部分能够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认识—实践的客体。随着人类认识—实践能力水平的进步和提高，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越来越多地向认识客体转化。促使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并向认识客体转化的根本力量，是人们客观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无疑是任何一个理论得以确立的经验基础，是判断该理论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真理性的生活基础。尊重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的实在性、真实性、唯一性，是从事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出发，进而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是保证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不从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客观事实本身及其真实的相互关系出发而从想当然出发的研究者，以及以主观臆造的联系替代真实的关系的研究者，都很难在科学上有所收获。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人们永远也腾飞不起来；没有事实，人们的一切“理论”都是在枉费苦心。中国古代人们为了长生而进行的炼丹术和巫术活动，西方历史上进行的视灵者的实验和以太实验等，最终都被证明是荒诞的、背离科学本性的，其关键就在于没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二、客观事实及其实践性
哲学上的事实是指特定的、真实的事件，它是已被正确认识到的客观事物、事件、现象、关系、性质、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总称。客观事实就是认识论上所说的客体，但并非指所有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指可诉诸实践的事物，是一种实践性的事实或者基于实践而确立起来的事实。客观事实的客观实在性是由客观物质世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本性所决定的。物质性或先在性只是客观事实的自然前提或本体论基础，而非本质性要素和决定性环节，构成其本质内涵与决定环节的只能是社会实践。因为，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是属于人的事实、打上人活动印记的事实，哲学上所说的自然是第二自然、属人的自然。马克思讲，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2]。我们总是生活于人化自然中，没有留下人化印记的天然事实或者自在自然已很难寻觅。自然同社会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都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实践是整个感性世界的物质基础。单纯外在性的自然，对人说来是“无”——它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意义。换言之，客观事实之所以能成为客体，从根本上说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性和先在性，而是取决于它的对象性或指向性，取决于它能否及如何进入人们的实践活动范围并被人们的实践所捕捉而成为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因此，认识—实践客体的广度和深度，依赖于主体及其能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状况，认识—实践客体的界限也取决于主体的探索手段、能力与范围。在此意义上，客体是指在主体之对象性的认识—实践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活动的两极并发生了相互作用之功能关系的外部事物或客观事物，它是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实际指向的对象。马克思认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3]质言之，人不可能创造或消灭客观事实，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予以改造。而那些在实践活动中被改造并打上主体烙印的客观事实，只不过是改变了物质的表现形态而已，其客观性并未因此而消解。客体首先属于客观世界，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着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客观世界都是当下意义上的现实客体，只有被主体纳入其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那部分，才能从潜在意义上的客体变成现实意义上的客体，从天然之物变成人化之物。
旧唯物主义者仅仅把客观事物当做直观意义上的客观事实，把直观对象等同于客观事实，没有从主体的能动的本质力量和实践活动方面和相对于主体及其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并把握客观事实的客观规定性，因而陷入了唯客体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泥潭。正如马克思所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哲学的对象是感性的人及其自然，自然和人都在直观意义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基础，一切非思维的存在都是人的现成的客观事实；进而，他们从“唯物”的角度出发，认为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于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是自在自因的，而思维只是这种存在的主观映像。旧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实就是与“思维”相对应的“存在”，即它是作为人的感性对象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非思维的存在。
旧唯物主义事实观的一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不是从与实践的关系上区别客观事物与客观事实的，而是从与思维的关系上来区分两者的，他把客观世界看做人的感觉、直观反映的对象，没有看到客观世界是人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的对象，即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旧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看起来很‘唯物’，实际上完全不了解自然界的真正本性。”[5]譬如，费尔巴哈，他虽然强调人属于自然，却没有看到人也能动地改变自然，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的主体，他对客观世界只是从客体的角度或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和实践方面去理解。换言之，费尔巴哈只是对事实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而没有同时对之作实践的理解，在他对事实的理解中并没有实践的位置，他没有看到实践作为客观事实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的重要意义，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事实并非从来就有、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离开现存世界的物质性实践，就不能真正理解已经在实践的作用下改变了的自然事实，也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历史事实。
三、科学事实及其经验性
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既不是指那种普遍存在的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亦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指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并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描述体系对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进行判定所形成的单称命题或者经验事实。可见，科学事实是与个体存在相对应的主观陈述和经验事实，这一特点说明科学事实描述的是个体经验而不是个体所属的类的经验。科学事实强调的就是认识特殊事物的感性活动及其经验内涵，而不是由特殊到一般的理性活动及其抽象表达。凡是经验事实都应有可复核、可重现的特点，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对同一现象再次经验并且对认识结果的陈述是相同的。那种不可重复、不能复核的事件都不是科学事实，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探讨它们的真实性。凡是经验事实都应该具有精确性和系统性，人们可以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对之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不能进行系统描述和精准测量的事实构不成科学事实。
经验事实的客观性，不是取决于事实本身或者实践需要，而是取决于获取经验事实的手段本身是否科学，取决于通过观察和实验等科学实践活动获得的关于经验事实的信息是否可靠，还取决于以什么样的科学语言来对经验事实进行表达。在科学活动中，人们要描述自己观察到的事实，就必须使用特殊的话语，这些特殊的话语总是属于特定的理论体系，而人们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的过程，也就是该事实获得理论解释并使之转化为科学事实的过程。仅仅成为客观事实的，并不能被直接视为科学事实，它只有得到一定的理论解释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事实。当然，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由于人们解释它的方式方法不同，所获得的科学事实也不相同。
四、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区别和联系1.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根本差别
科学事实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件。哲学上的客观事实本质上属于实践性事实，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过程，是一个从属于实践意义上的范畴，无所谓对错之分。[6]客观事实一旦被人类所认识并用语言对其描述而做出经验陈述或观察判断，它就转变成科学哲学所说的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范畴，它的形成经过了人类大脑的加工，有对错之分。科学事实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它的内容虽然是客观的，然而它的形式却是主观的，因而其认识—实践结果就具有可错性。因此，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是存在误差的。引起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实验方法、思维方式和人文环境的制约。一个科学事实往往是先通过观察，然后通过推断，紧接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验证和应用才被人所承认。这期间当然要受到人文环境以及实验手段的制约，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只能说它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而且，科学事实由于受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主体极有可能歪曲事实，它作为描述物质现象与过程的经验事实，其真理性有待于科学共同体的进一步审查。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系统鉴定的事实，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事实。但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也受各方面的限制，因而即使是公认的科学事实也是相对的、可错的。
科学事实描述的都是个别事件，形成的都是单称判断，极其复杂的综合事件及其全称命题不属于科学事实，而只能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科学事实是否具有可重复性，需要科学共同体来确定，“非科学人员的‘重复’，甚至是行政当局、新闻报界的大肆鼓吹，即使一时得逞，最终仍不能确认为科学事实”[7]。科学事实需要精准检验，在定性与定量上都需要高度准确，而这非常不易。当代混沌学认为，由于混沌系统初始条件的极度敏感性，初始条件的细小变化就会带来整个系统未来性状的极大差异，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科学上的真实要靠事实来验证，科学事实是任何理论获得确立的基础，离开足够多的科学事实的支撑，再优美的理论也不能成为科学真理。科学事实既可以出现在科学理论之前，亦可以出现在它之后。在当代，科学假说就常常走在科学事实之前，当它遭受质疑与反驳时，就需借助更多的科学事实来验证，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2.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统一
古典经验主义者如弗兰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纯粹性的观察，认为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对它的观察不能携带任何主观因素，观察不能受任何理论的污染，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感官反映活动，要像镜子那样直观地映现事实，反对主体的先见（前理解）对事实的构建作用。正如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所说：“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坐在事实面前，准备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恭恭敬敬地照着大自然指的路走。否则，就将一无所得。”[8]现代经验主义者如鲁道夫·卡尔纳普、莫里茨·石里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中性的观察，认为客观事实与语言描述相联系，凡是通过语言规则系统与观察事实发生关联，就可从中获得经验蕴含[9]。只有保持科学观察的中性，才能保持科学事实的中性。要防止主体先见的无端介入，就必须使自己的观察要么直面事实本身、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因素；要么依据特定的、大家公认的逻辑规则进行客观性的描述，以确立公认的经验命题。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取决于观察的逻辑蕴含、逻辑规则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者如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无自性观察”（又叫“零度观察”、“零支点观察”），认为观察纯粹是随意的、任性的、毫无目的的。观察就是观察，理论就是理论，二者互不相扰，一切都停留于当下。观察不为任何理论提供经验基础，也不接受任何逻辑规则的检验，更不顾及实践的需要，它仅仅与人的那种无限延异、无穷解构的情绪内在相关。后现代经验主义试图任何带有整体性、主体性踪迹的客观性描述，认为回到事实本身就是仅仅切问碎片与泡沫，事实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都应被纳入解构环节之中。——连一切科学理论都被解构了，哪里还管什么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别和联系呢？
其实，在我们看来，观察与理论是辩证统一的，观察是理论的基础又不断推进并检验着理论，而理论则导引着观察并使之日益延拓和深化。二者之间良性的循环发展，就会使错误的观察得以矫正、使错误的理论得到淘汰，逐步实现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一致，促进科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当然，二者获得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而不可能是主观虚构或者逻辑表征。
五、结语
总之，科学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和自然事实，科学理论及其使用都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因为科学理论、科学真理都是可错的，“科学至上”与“科学万能”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当代形态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万能的东西不是科学”[10]。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被反驳、被质疑、被充实和被修正的历史，也是错误的理论内容与方法不断被发现被纠正的历史。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一个理论的科学标准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可错性，该理论“不管曾获得何等的成功，也不管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的”[11]。波普尔“唯有可错的才是科学的”的观点可能有点极端，但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即不能把科学理论等同于真理，更不能把科学事实认定为客观事实，否则就会把科学绝对化、神圣化，造成科学迷信和科学崇拜，这非但不能推动科学前进反而会束缚它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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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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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前，李淮春，杨耕.实践唯物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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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7.
[8][英]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M].陈捷，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53.
[9]张灏.意义与事实——对逻辑经验主义意义理论的质疑[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