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14 16:21: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金融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引言
对经济领域的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理论与实践在经济转型中也占据着主要地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金融体系能够将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发展规律呈现出来，给未来经济发展的预判提供条件，还能够体现出当前经济市场发展的势头，为一些金融股票的价格波动作出实时的体现，体现实体经济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状态。
1、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基本概念
1.1金融体系的概念
金融体系的的概念主要是反映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包含经济领域的各种经济活动状况。此外，虽然金融体系大多是为了反映一个国家当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发展模式，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并不相同，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消费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导致不同国家的金融经济体系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金融体系从宏观价值来看，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框架，由许多因素共同组成，企业想要谋求较好的发展就必须要对经济框架的形成有一个十分透彻的了解，方便全局的发展。
1.2实体经济的概念
在我国现在的发展中，虽然给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较好的条件，但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依然还是国民生活中的主体经济。它包含的领域颇多，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等，以物易物或是金钱的正当交易等等，对人们日常的生活需要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并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中，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物质享受。
2、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发展现状
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给经济的发展与形式转变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也转变了原本轨迹中的经济发展，影响；额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由分离状态逐渐转变为融合。从深层面来看，其实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因为其中所包含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就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实体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有了较好的发展苗头，通过与金融体系的完美融合，将二者的优势完全激发出来，推动我国金融经济的不断进步。但是由于目前的金融信贷的发展又渐渐的开始导致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向分离状态，因此还需要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的不断完善，不断磨合，达到完美融合。
3、促进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有效措施
3.1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准备
在经济的发展中主要就是以市场的经济需求为主要发展导向的，因此，实体经济在其中充当的作用是主要的，而金融体系的健全就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稳步快速的发展。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需要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健全来作为发展的根本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将实体经济不断发展的资金投入金融体系中，一方面扩展金融体系的规模，另一方面还能够壮大实体经济的发展实力，激发市场中的金融需求，推动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也给国民经济带来可持续发展。
3.2发挥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需要实体经济将自身的发展能动性和积极性全面的体现出来，在充实金融体系的同时活跃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推动金融体系的稳步发展，相互促进。另外，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时刻注意经济需求的转变，时刻准备转型发展。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中还应该与时代的发展接轨，激发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更进一步的促进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完美结合。在国民经济的不断运转过程中，要想完善金融体系的结构就需要实体经济充分的发挥自身创造经济收益的能力，不断的壮大金融体系的力量，从根本上解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缺乏的问题，利用资金累积的方法来拓宽实体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领域，为金融体系的融资手段做出贡献，创新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3.3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改革
对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改革能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增进自身体系的同时也能够更进一步的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进行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也是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稳定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动实体经济的进步，从而提高实体经济带给社会的经济收益，增加我国的经济实力。
3.4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
资本市场的改革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实是较为重要的，它能够带动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摒弃自身的缺点，发挥自身的长处，推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稳定波动的经济市场，给以后经济市场的发展前景提供方向，推动经济的整体发展，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摘 要：从全球的视角出发，近些年来，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情况日趋严重，在金融经济发展水平和地位提升的条件下，金融经济发展步伐会加快，同时也给社会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当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会给国内以及世界的实体经济带来阻碍作用，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其次论述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危害和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 ：金融经济 实体经济 分离 原因及对策
目前，金融行业中出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当这两种经济分离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那么会给我国的金融乃至世界金融带来危害。这些危害主要体现在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由此可见，仔细研究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表现，并对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危害进行探析，提出解决的对策，对于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正常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
（一）金融企业不断扩大兼并行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表现之一是金融企业兼并行为的不断扩大，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金融企业的大量兼并使得企业集中化程度变高，这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如果不加强约束，金融企业管理人员会面临道德风险的发生。在充满诱惑力的经济利益面前，有些金融企业管理人员会完全忘记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而且即便真的出现金融风险，他们也一点不担心，认为政府最后会来解决，最终使得金融企业渐渐地放松对金融风险防范的警惕和监督。
（二）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随着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中的很多交易行为都离不开金融行业，在金融领域中的众多交易都是投机行为，这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投机行为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亚健康状态。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调当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比例上出现差异、发生比例不一致的情况时，社会中的众多资金都会流入到金融经济中，这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就受到掩盖，经济发展呈现出低落的面貌，然而金融经济的发展面貌却刚好相反，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局面，实际上这种繁荣局面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价格指数能够体现出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但是在这样的虚假繁荣背景下，价格原有的导向作用不复存在。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分离情况不能太严重，否则就会出现负面影响。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好处体现在，很大一部分社会资金流入到金融经济中，那么金融经济的发展步伐就会得到加快，金融经济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是当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过于严重时，就会带来消极影响。具体体现在阻碍了实体经济的顺利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要想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掌握好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状况，把握好度，根据影响两者分离的因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
纵观全世界，金融经济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以及带来的影响等各方面都要超过实体经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受到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金融管制的影响，这三种因素的影响。下文对此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一）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金融经济的发展要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经济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发展，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在对接中少不了外汇，这就决定了金融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当金融经济遇到金融风险时，势必会影响到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实体经济，继而导致实体经济出现风险。
（二）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信息的革新，金融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越来越便捷，发展速度也逐渐加快，交易范围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面貌，如今的金融经济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特点，这就是金融经济逐渐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技术因素。另外在制度因素的影响方面，由于我国的金融经济风险制度不够全面，使得金融经济钻了制度的漏洞，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跟风行为和投机行为。因此，在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双重影响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速度会逐渐加快。
（三）金融管制的影响。除了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和技术及制度因素的影响之外，金融管制的影响也是促使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加快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在金融管理这方面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加上金融自由化都加快了两种经济的分离速度。另外，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全球各个国家的金融管制都加深了彼此的联系，资本流通速度日益加快，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全球的金融交易量迅速增多，当金融交易情况变得糟糕时，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
综上所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三种因素分别是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技术与制度因素的影响以及金融管制的影响。面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危害，我国的政府部门一定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针对以上提到的三种因素进行仔细地分析、研究和讨论，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切实做好对实体经济的保护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有序发展。
四、解决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措施
从近年来频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在世界范围内，金融经济的发展都严重地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金融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持，继而出现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金融机构与金融企业表现出一种自我满足的倾向，这不仅不利于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就深刻的地印证了这一点。实际上，世界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经济，更加离不开实体经济，从某种层面而言，金融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金融经济的繁荣也是取决于实体经济的繁荣，实体经济是全球经济的基础，也是重中之重，为了遏制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必须要对金融经济进行正确的定位。 除此之外，政府部门也要制定好相关的政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必备的支持，发挥出金融经济的服务性作用，促进实体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参考文献：
[1]王姗姗. 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的探索[J].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4,09:30.
一、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表现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型金融企业发展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兼并，出现了经济发展过于集中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容易引发金融机构发展的道德风险，表现在这些大规模的企业认为当自己发展规模给过大，甚至出现风险的时候有政府进行承担，从而放松了自己对风险的防范，为了经济效益的实现做出一些危险性的风险经营行为。第二，金融经济领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活动频繁，会将原有单纯的投机行为转变为更多的关联性活动，导致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发展的弱化。第三，金融市场的价格指数失去了原有国民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作用。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影响下，一些社会资本从原来的实体经济领域转移到回报较大的金融领域，金融发展逐渐被虚假繁荣经济覆盖，不能如实地反映出实体经济发展情况。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原因
实体经济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产品价值需要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的环节中来体现，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无法保证实体经济发展效益的实现。而金融经济发展本质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高收益、高风险、投资周期短的特点，基于这些特点也吸引力大量的闲散资金。在金融高回报的影响下，很多实体经济转向金融市场发展。在金融部门逐渐增多的同时，金融发展规模样也得到了扩展，由此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无论是在数量下，还是在规模上都发生了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受到了金融经济的冲击，金融经济从原来的辅助地位转变成现在的主导地位，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影响，成为一种发展的主流。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影响
（一）积极影响
伴随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逐渐突出，由此导致很多社会资源发展向金融经济的范围内倾斜。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金融经济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在社会资源配置和资源调度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消极影响
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逐渐失衡的影响下， 导致金融经济本身的社会约束力逐渐减弱，甚至出现了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局面，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从本质上看，金融经济的发展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但是当今的形势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分离，实体经济发展本身受到了破坏，需要建立一种二者制衡机制来保证两种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衡的解决对策
（一）加快发展实体经济，为金融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支持
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是金融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键。为此，需要有关人员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具体需要做好以下几点内容：第一，优化实体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出实体经济发展中利于金融经济发展的因素。第二，实体经济发展要实现不断的创新和升级，提升本身对金融经济发展的吸引力。
（二）金融经济发展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
金融经济的发展要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进行，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发展。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演进在本质上是对实体经济发展能力提升和改进的过程。由此可见，金融经济的发展要能够服务实体经济，不管是在信贷市场发展和证券市场，还是在金融衍生品发展领域，都需要根据实际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来进行相关的发展创新。另外，有关人员还需要认识到实体经济本身发展的局限，采取措施对实体经济进行创新，从而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发展的更好融合。
（三）加强对金融经济发展的监管，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加强对金融经济发展的监管，防范各种金融风险需要建立严谨的金融市场监控发展机构和体系，通过技术支持掌握最新的金融监管手段，建立金融经济发展预警系统，加强对经济运行中各种情况的了解，通过完善金融监管披露制度严格控制金融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偏离。
关键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
一、引言
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加速，金融产业的日益强大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强。但是，金融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金融泡沫化、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产业空心化以及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当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金融要素投入能否高效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关系①，中国金融信贷的“输血”工程必须重新审视。基于效率维度，重拾并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是现阶段的占优策略（谢家智、王文涛，2013a）。因此，全面测评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准确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解决金融乏力困境和调整实体经济结构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直接研究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常少。M60n和Weill（2010）基于47个国家1980-199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金融中介发展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Gheeraert和Weill等（2015）基于7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伊斯兰银行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国内也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比如：Suo和Wang（2009）运用DEA方法测算了金融支持在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效率问题；熊正德等（2011）将DEA和Logit模型相结合，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周智和万洪斌（2013）测算了1980-2011年温州信贷资金投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效率；张海波（2014）利用DEA方法测算了内蒙古12个盟市2009-2012年的金融效率。孙爱军等（2011）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10年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并细分到三大产业，结果发现金融在不同省份所发挥的效率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俞立平（2012）利用DEA非径向超效率模型测算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果发现中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绝对效率较低，相对效率较高。谢家智和王文涛（2013a，2013b）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传递机理，前者发现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可以提升金融创新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同时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二元经济结构会降低金融配置效率，政府信贷干预会冲抵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后者发现中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变，金融创新效率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控制程度影响金融创新效率，金融创新效率不足制约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停留在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相关研究都更多的是关注金融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鲜有文献专门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蒋智陶（2014）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3-2012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及其省际差异，但其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他所使用的同期Malmquist指数以同期的生产技术为参考，不具有可传递性特征，且在利用线性规划求解混合时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可能存在无可行性解问题；二是他仅选用了实体经济融资额和总产值的单投入单产出指标，忽略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另外，在“内陆经济崛起”的新区域经济格局下，研究区域实体经济增长问题采用“新三大区域”方案，即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张毓峰等，2014）来进行区域划分可能更为科学①。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研究方法，将首先同时利用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此进行省际横向和时间纵向的比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沿海、沿边、内陆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借助M戕DEA Pro 6.0软件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及效率变化情况。为了比较，本文同时测算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同期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
（一）基于省际平均的分析
总体来看，各年间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各不相同，但其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如下图1所示。1999-2015年间，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全局全要素生产率（MGc）平均增长率为-0.9%，同期全要素生产率（Mc）平均增长率为-1.6%。分阶段来看，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在2000-2005年均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负增长；在2004-2008年间，两个指数均大于1（2006年除外），说明这段时间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提升；在2009年，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均出现大幅下降，分别达到最小值0.776和0.720，可能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所致；2009年以后，两个指数均又大幅增长，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1.179和1.168，这可能与中国金融危机后的40000亿投资计划有关；2011年开始，两个指数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13年分别下降到0.832和0.767。
下图2显示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总体来看，EC、SC、PC三个分解指数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稳，波动较小，而BPC指数和TP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特别是2003-2005年间和2008-2014年间。从全局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的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平均增长率为-0.2%，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由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共同下降所致，且以效率的下降为主导；从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指数（TP）的平均增长率为-0.8%，纯技术效率指数（PC）的平均增长率为-0.5%，规模效率指数（sC）的平均增长率为-0.3%，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也是由技术进步指数（TP）、纯技术效率（PC）和规模效率（SC）的下降共同所致，但以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为主导。
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年份中，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5年、2007年和2015年，说明这三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的提高所贡献；相反，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的年份有2000年、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这些年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的上升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年份中，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的年份有2001年、2002年、2012年和2013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步下降；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g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4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的下降。
（二）基于时间平均的分析
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肜）的均值分别为1.007、0.982和0.985，同期Malmquist指数（Mc）分别为1.021、0.961和0.977，这说明在1999-2015年间，沿海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增长趋势，服务效率最高，而沿边地区与内陆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内陆地区的服务效率最低。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的全局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同期技术进步指数（TP）、规模效率指数（SC）均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和纯效率指数（PC）均小于1，说明沿海地区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断提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两个Malmquist指数及各分解指数的均值都小于1，说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下降由技术效率的下降、规模效率的下降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而成。
Malmquist指数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下降，大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上升。分省市来看，沿海地区中辽宁和福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小于1，而其他8省的则大于等于1；内陆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省市仅有宁夏，其他12个省市全部小于1；沿边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有吉林、内蒙古和新疆三省，其他5省的也全部小于1。同期Malmquist指数也具有相似的省际分布情况，沿海地区除河北和福建以外的其他8省、内陆地区的青海和宁夏2省、沿边地区的吉林、内蒙古和新疆3省的同期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省份的指数全部小1。
综合各省市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来看，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省份中，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和内蒙古5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变化指数（BPCc）同时大于1，说明这5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北京、河北和新疆等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均大于1，说明这3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贡献；江苏、山东、宁夏和吉林4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效率改进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省份中，福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黑龙江、广西、云南和共1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说明这13个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下降；湖北、湖南、陕西、青海4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但其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下降而非技术效率下降；相反，辽宁和海南2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说明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由技术效率下降所致。
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本文将分别以前文测算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所有可能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Y1和Y2分别为各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MGc指数和”指数；a为截距项，β为K*1维的参数系数向量，xij.为1*K维的影响因素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εij为随机扰动项。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将从金融产业、实体经济、宏观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指标选择。
在金融产业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产业规模、金融体系结构、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等。金融产业规模（FSC），采用各省金融业增加值来代替，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金融体系结构（FST），采用各省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代替。本文综合李树、鲁钊阳（2014）和张林等（2014）的方法，各省市金融总资产由各省流通中的现金（M0乘以各省市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值、保费收入等加总计算得到，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直接融资比重（DF），采用实体经济直接融资额占融资总额的比重代替。2000-2012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数据来源于各省市2005-2006和2012年的《金融运行报告》，2013-2015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采用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总额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来代替。
在实体经济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等。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采用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SOE），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宏观环境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度、信息化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政府干预程度（FIS），采用各省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代替。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代替。信息化水平（INF），采用各省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产值占GDP比重代替。劳动力素质（EDU），采用各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针对面板数据，理论上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面板估计模型：混合效（P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样本数据特征选择合适的估计模型，具体的选择过程为：以F检验确定是选择POLS模型还是FE模型，F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确定是选择POIS模型还是RE模型，LM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豪斯曼（H）检验确定是选择RE模型还是FE模型，H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优”。如果F检验和LM检验均不显著，则说明应该选择POLS模型；如果二者中有一个显著则进行H检验，当H检验显著时选择FE模型，反之用RE模型。确定好面板估计模型以后，还需要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如果选定的估计模型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则需要改用可行广义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消除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利用Statal4.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限于篇幅，全国及各地区的模型检验结果均未列出，以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未列出。下表2显示了以全局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的背景下，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反而起到阻碍作用。这与蒋智陶（2014）和李强、徐康宁（2013）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前者也发现金融业的规模扩大阻碍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后者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金融业自身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出现这种明显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突出，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某种门槛效应，同时说明推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在绝大部分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少数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越大，说明金融体系结构越趋于合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实证结果与理论刚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直接金融的发展，但直接金融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的滞后和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向影响，因此出现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总额占比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反而越低。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显著为负，在其他地区不显著。这说明直接融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效率，从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直接融资比重在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总量中的占比还非常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非常高，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和不健全使得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利用效率较低。
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显著。这说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第二产业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的快速成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吸引了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金融资源也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不显著，说明经济性质并不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金融部门在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金融服务时，特别是在信贷审批发放过程中会全面评估实体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不会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
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即政府干预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这说明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快经济市场化发展。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东部及沿海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其他地区不显著。不难理解，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国际贸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其他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实体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在全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显著。信息化水平（INF）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各省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发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截止当前，全国各省的交通运输业都相对较发达，交通运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劳动者素质（EDU）的回归系数在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部分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劳动是每个经济系统的主要投入要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特别是金融业这种知识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素质越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回归结果中出现部分模型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对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较小。
（三）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实际上是均值回归，并不能体现解释变量x对整个条件分布的y x影响。因此，本文拟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QR）方法来进一步分析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各影响因素对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方向、大小及趋势等综合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了全国样本模型回归的系数表和中位数回归的分位数图，如下表3和图5所示。
综合表3和图5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在各分位点上全部显著为负，这与前文的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说明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在长期内将显著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实体融资比重的适度提升会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都为正，但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中位点上系数最大且显著性水平也最高，在0.1和0.25分位点上不显著，这说明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在实体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必须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0.1和0.2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显著为负，在0.5分位点上不显著，说明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上升，民营经济所占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将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也间接说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上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信息化水平（INF）和劳动者素质（EDU）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负，且不显著，这跟前文静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别。为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后重新做了回归，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以本文列举的是包含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回归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本文拟从以下3个方面做稳健性检验：（1）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法、以LP为代表的半参数法和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法。为了检验不同方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SFA、LP半参数法（Levinsohn、Petrin，2003）和窗式DEA（李谷成等，2013）方法来重新估算。首先，本文利用上文所选定的投入产出变量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采用SF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然后采用LP半参数法和窗式DE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同样进行了r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发现，虽然有不少年份或地区的测算结果有细微变化，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不断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和东高西低的区域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相关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论文也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利用SFA、LP和窗式DEA所测算的结果，选取上文同样的影响因素及替代指标，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更换影响因素的替代指标，比如用金融总资产替换金融规模（FSC），用金融市场效率（金融机构贷存比）替换金融市场结构（FST），用服务业规模（除金融和房地产以外所有服务业的产值总和）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替换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去掉在大多数模型中均不显著的变量“信息化水平（INF）”。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七个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度有细微差别，但其系数的正负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说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实体经济 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金融是以各种常见的互联网工具（多指大数据技术、搜索引擎工具、移动互联技术等）为依托开展的创新型金融模式，具体应用形式多样，包括信息中介服务、资金融通服务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务等。互联网金融通过实现金融领域与互联网工具的有机融合，体现了经济发展中的开放性、平等性、协作性以及分享性特点，达到了创新并延伸传统金融理念的目的，从而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因此，互联网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理念与模式的创新形式，势必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如何利用互联网金融助力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是业内人士高度重视的一项课题。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对于我国而言，实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首先，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大，实体经济亏损面有所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GDP同比增长率以及环比增长率均有所下滑。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我国名义GDP呈现出下滑趋势。虽然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但根据以往历史数据来看，名义GDP增长率下滑，甚至低于实际GDP增长速度，可能会导致实体经济陷入困境。
其次，我国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不足，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截至2015年，虽然全国范围内小微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但资金缺口以及融资缺口不断增加，导致大量小微企业的成长受到融资问题的影响。从实体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小微企业多具有轻资产性的特点，企业的财务数据不够完备，加之针对小微企业的社会征信机制不健全，因此传统银行难以为小微企业提供充足的贷款资金支持。总体来说，受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削弱，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受阻。
再次，受到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影响，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环境恶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相对不利。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债务规模较大，可持续举债能力并不理想，货币政策以及财政环境过于宽松，难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扩张，因而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严重不足。从这一因素出发，一些国家与地区尝试通过贸易保护措施以及汇率等方式干预外贸行业的发展，反而导致了国内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相互促进
在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首先，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具有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互联网金融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传统金融模式的创新，对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模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其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目标仍然是高度一致的。简单来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必须始终将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与归宿，以提高社会的金融服务水平为最终目标，并在规模、结构、质量等方面体现出一致性。
其次，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存在着正面的促进效应。互联网金融产生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传统金融向着民主化、普惠化方向发展，进而产生对实体经济的正面促进效应。互联网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有一定驱动意义，在加快实体经济的产出速度、提高流通速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还能对社会再生产活动产生刺激性影响，以健全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互联网金融驱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
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更好地利用互联网金融工具，积极驱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未来的关键在于健全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标准，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环境进行优化，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资金向实体经济转移等几个方面，具体战略措施如下：
健全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健全的市场准入标准能够促进互联网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对改善互联网金融行业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有积极意义。首先，当将牌照制度引入互联网金融市场中。以网络借贷平台所引入的信用评级工作机制为范本，构建适宜于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牌照模式，一方面可提高互联网金融平台统计管理的便捷度，另一方面能够明显提高互联网金融市场进入企业的资质水平。其次，应规范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注册资本金。政府部门应发挥宏观监管职能，在P2P平台中引入最低注册资本金制度，利用资金支持加强平台对各类风险的抵御能力，以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
构建可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政策环境。互联网金融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实体金融模式相比较，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将互联网理念与互联网技术手段高度融合，但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本质仍然在于“金融”两字。因此，互联网金融必须将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根本目标。在对互联网金融发展进行监管与引导的过程中，应关注如下问题：首先，应将互联网金融相关知识作为企业领导层培训范畴中的重要内容，使其领悟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的意义与价值；其次，对于我国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应当尽可能实现实体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的协同、适应，通过政策环境下的一系列利好措施，促进我国金融结构的转换。
政策引导互联网金融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开拓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融资渠道与途径，解决融资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保障小微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在政府部门对互联网金融行业进行宏观引导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政府部门应通过税收优惠或专项财政补贴的方式对信贷资源配置进行优化调整，引导互联网金融市场贷款资金逐步向实体经济流动。其次，要限制资金补贴对象数量。政策扶持的对象不得过于宽泛，应当将中型和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对企业交易规模作出明确限制，并根据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交易增长率、信用等级以及注册资本等关键数据，采取不同等级的奖励或补贴措施。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①刘焕蕊：《互联网金融支持产城融合发展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年第5期。
②陆岷峰、杨亮：《我国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关系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8期。
③陆岷峰、杨亮：《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关系及驱动思路研究》，《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36期。
④皮天雷、杨萍、刘子荣等：《金融新常态约束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演变与革新》，《经济问题》，2015年第10期。
[关键词] 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泡沫风险 经济预警系统
虚拟经济是指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企业利用虚拟资本、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进行交易活动所引进的各种经济形态的总称，是以虚拟性为基本特征的 ，独立于实体经济，同时又必须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经济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金融深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其结果是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创新。由于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活动，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的产值迅速增长，形成规模不断扩张的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机制运行效率的提高，均与虚拟经济的扩张发展密切相关。
一、虚拟经济的特征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四个方面。
1.高度流动性。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正是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象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3.高风险性。由于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无常，不遵循一定之规，且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交易规模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使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驾驽，非专业人士受专业知识、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资金、时间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虚拟资本投资成为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大量投机性资金的介入，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
4.高投机性。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虽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也离不开投机行为，这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虚拟资本交易均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越是在新兴和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监管能力越差，防范和应对高度投机行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具有更高的投机性，投机性游资也越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达到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目的。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电子货币、股票、债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
但是，我们应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以EdwardS.Shaw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金融深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片面的。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目前均已大幅度超过本国的GDP，但在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GDP并没有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欧洲还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的货币危机，在日本则产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虚拟经济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对本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损害，还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形成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
三、虚拟经济的功能及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使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自身产值的增加本身即促进了GDP的增长，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具体而言，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破坏性的损害，主要是使国民经济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
(1)增强资本营运功能。虚拟资本的运作能有效地提高资本运营能力。虚拟资本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国际大公司乐于采用的经济手段，即利用票券、期货、期权以及其他金融衍生物。这些资本在持有和交易过程中形成的经济活动又称为资本经济。当企业从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 ，并逐步转变为资本运营型时，企业大量利用并购手段来扩大资本，提高资本运作能力，就已经逐步使用了虚拟资本方式，如投资股票、债券、期货、期权以及其他衍生物金融工具，如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利率上限合约等手段。一方面扩大企业资本运作范围，另一方面扩大资本筹集能力、资本增殖能力。充分发挥资本的增殖手段是虚拟资本的主要功能。扩大企业利用虚拟资本参与竞争能力是目前国有大型企业研究的重要课题。增殖是资本生存和合法性的依据，它也同样是作为资本特殊存在形式的剩余资本从事虚拟经济的直接手段和目的。
(2)扩大经营能力功能。虚拟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其虚拟性，而虚拟性经济表现为经济形态的虚拟性、经营形式的 虚拟性、过程控制的虚拟性几个方面，其主要作用在于扩大经营能力，借助外部实体经营企业发挥其运作功能。
(3)调节资源配置功能。虚拟经济的资源调节功能表现在运用虚拟经营的企业往往具有优秀的品牌，优质的关键资源和良好的管理经验，往往对某一类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和专项控制，并能充分利用各项资源 进行有效的加工、生产、营销，从而达到合理配置有限资源，调节生产机能，实现资源优化组合。
(4)提高风险报酬的功能。虚拟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高风险性，最突出的是金融泡沫的形成、网络风险的产生等， 而高风险与高报酬是相辅相承的，高报酬的产生决定着风险报酬的高低，所以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形成高报酬，从而提高了虚拟经济的创造风险报酬的能力。
2.虚拟经济也会对实体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破坏性的损害。
主要表现在:
(1)虚拟货币的过量发行和银行信贷呆坏账的大幅增多，会动摇实体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和信用基础。
(2)虚拟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虚拟货币一旦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进入生产或服务系统的循环，虚拟经济就进入了实体经济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3)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减少了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从总体上来说，虚拟经济的适度和正常发展，是有助于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和提供融资支持的。但是，当虚拟经济发展到过度膨胀时，在一定时期或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其作用就会走向反面。
(4)虚拟经济的扩张可能出现经济泡沫过度，引发泡沫经济的产生，导致对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
(5)虚拟经济的跨国扩张严重危及世界经济安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和金融业务国际化、自由化，使国际资本流动急剧增长和快速扩张。特别是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以各种对冲基金为主的国际投机资本也应运而生，并迅速增长。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虚拟经济问题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1.充分认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虚拟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因为它们有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或金融动荡而取消之。应该认识到，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高级化。
2.对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等理论要深思和慎行。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格利和肖曾反复论证了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好处，这一理论一度影响深广，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盛行。但自从爆发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对其理论进行反思，提出了“三化”理论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质疑，以及在何种程度和哪些阶段实行的建议。一般地说，从经验来看，贸易自由化是没有问题的，而资本自由化则是有很大风险的。目前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全面推进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的条件，还存在着多种体制和机制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金融国际化势在必行。
3.正确处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关系，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虚拟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泡沫经济。只有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才会出现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投机虽然是重要的原因和导火线，但实体经济的内在失衡才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投机是泡沫破裂乃至引发金融危机的催化剂，是外在原因；而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才是内在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牢实体经济的基础，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4.注意防范和控制我国经济的泡沫风险，抓紧化解已形成的过度经济泡沫 我国实体经济运行的泡沫风险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股市。客观地说，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拟过度问题。二是房地产泡沫。三是由于实体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国有企业较大面积亏损造成的泡沫。它集中反映在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上。对已经形成的经济泡沫，要采取有力措施抓紧化解。
5.建立经济预警系统，增强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完善市场法规，加强金融监管为了使虚拟经济更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运行的监督与管理，控制其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使虚拟经济形成的资产、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对应从发散变为收敛，促进与实体经济运行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德]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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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iferding, R.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10
关键词：流动性配置；虚拟经济；金融危机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同时对流动性存在需求，实体经济以吸纳流动性为主，虚拟经济吸纳流动性的同时创造流动性，流动性的需求和供给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联动。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流动性在配置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过程中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存，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政策效果错觉，造成新一轮的流动性扩张和重新配置。本文旨在分析流动性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配置失调问题以及论证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据此探讨对我国流动性配置问题及危机管理问题的政策启示。
一、流动性配置失调使“虚实非均衡”成为一种常态
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渠道和金融支持。虚拟经济通过多种形式大量吸纳流动性的同时又创造流动性，其快速发展导致流动性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配置失调，同时流动性配置失调又进一步推动了虚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价格灵敏是古典经济的理想情况，此时货币中性，流动性的配置只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当价格粘性存在，流动性在配置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滞存，形成政策效果偏误，导致新一轮的流动性发放和重新配置。实体经济的产业链条相对固定，短期内流动性配置比例和滞存数量变化不大。随着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虚拟经济中的资本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资产证券化水平提高，信用体系不断完善，金融衍生产品大量涌现，虚拟经济链条变长，流动性配给比例大、增长快速，流动性配置比例和滞存数量远大于实体经济。
二、虚拟经济中的流动性由过剩到崩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由于流动性配置的严重失调，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非常规发展，吸纳了超出实体经济承受范围的过多流动性，虚拟经济中的资产泡沫不断滋生、膨胀，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我们将流动性配置失调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虚拟经济中流动性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此处理论传导路径的源头。若虚拟经济产业链条中的某一环信用出现问题，丧失偿付能力，由于金融产品之间的高度关联性。相互交叉、复杂纠结，某一节点的偿付能力丧失会导致产业链条的断裂甚至瘫痪，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出于一种处理危机的惯性选择，虚拟经济中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会选择逃离或者持有高流动性资产以避免冲击带来的更大损失，虚拟经济的流动性瞬时从过剩变为不足，甚至崩溃，金融危机爆发。如果实体经济无法承受大于自身几倍比例的流动性变化，萧条、失业现象产生，那么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综上所述，政府在整个传导过程中不进行调控的前提下，流动性配置失调的最终后果将会是虚拟经济中的流动性由过剩到不足、再到崩溃，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流动性配置管理的路径选择
流动性配置失调问题无疑是金融领域的问题，需要用宏观调控的政策加以解决。但金融领域的问题是实体经济中结构和制度上的深层问题的集中反映。货币政策可以治标，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就必须加快改革，从更深层次上加强和改进流动性管理。
1 流动性配置问题应以“虚实均衡”为前提
虚拟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融资渠道和金融支持。但随着虚拟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似乎正在减弱。至少从短期上来看，虚拟经济中的经济活动已经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形成了其固有的一种价值运动形式，这将导致虚拟经济脱离于实体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成为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性的直接原因是流动性配置失调。因此，如何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发展，流动性配置问题是关键。在无法有效督导资金流向的环境下，投放或者回收流动性很难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反而会继续造成风险与收益不对等的窘境。只有让流动性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实现主动联动，才能达到真正的高效配置，只有实现了流动性配置均衡，虚拟经济才能够真正实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作用。
2 从根本上治理流动性配置问题必须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随着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改革继续深化，金融领域开放不断扩大，金融运行日益复杂，金融监管任务越来越重。我们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分业监管的协调机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部门在加强对金融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监管的同时，一定要做好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监管，强化金融监管手段，对重大金融活动和交易行为实行严密监测，提高检查效率；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不断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完善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制度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只有真正完善了金融监管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流动性在虚拟经济中的过度扩张。
[关键词]金融中心 金融生态 金融窖藏 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1）06-0049-04
[作者简介]刘国宏（1980－），河北灵寿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就职于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金融生态是指以金融主体（包括金融组织以及家庭和非金融商业组织）生存发展状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生态系统，具体可定义为：金融主体与社会环境之间所进行的货币流动、智力循环和信息传递过程而形成的动态系统。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共同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能量流动推动了物质循环，物质循环带动了能量流动，同时存在着信息的双向传递。同样，金融生态系统货币流动、智力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金融生态系统运行过程，货币流动推动了智力循环，智力循环带动了货币流动，同时金融相关信息发挥重要生态运动的触媒作用。
一、金融生态概念模型
（一）金融生态概念模型构建
根据金融生态系统构成要素，金融生态是可由实体经济两类部门和虚拟经济两类组织共同构成，具有货币流动、智力循环和信息传递三大功能，形成自我进化发展的能力。实体经济两类部门主要为家庭部门和非金融商业部门，虚拟经济两类组织主要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类金融组织和以证券公司为核心的投资类金融组织。
一是家庭部门通过工资、存贷款、直接投资以及间接投资获得工资收入、存贷本息净额、红利收入和证券投资收益，同时提供了进入金融生态循环的智力资本，是推动金融生态良性运转的动力之源。
二是非金融商业部门通过组织生产、提供服务，最终由家庭部门消费获得销售收入，同时进行存贷款、证券投资，获得存贷本息净额、证券投资收益，实现扣除工资支付、成本折旧后利润。非金融商业部门利润率高低是推动金融生态是否良性运转的最基本信息。
三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组织通过出售存单、贷款等证券工具，交易金融资源和促进资金流通。实体经济体中或虚拟经济中的实际资金供应方和资金需求方之间并不直接形成相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分别通过与商业银行的信用交易达成实质上资金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关系。
四是以证券公司为核心的金融组织既可以自营商的身份在金融市场买卖股票、债券获取价差收益，又可通过经济人身份为非金融企业的证券融资提供交易服务。此时，资金盈余部门作为投资者购买资金短缺部门发行的直接证券，将资金转移至资金短缺部门。与证券公司功能相类似的金融产业组织还有投资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评级机构等。
（二）金融生态平衡自我调节
自然生态系统依靠自我调节常常趋向达到一种稳态或平衡状态，其中负反馈是实现自我调节的重要手段，结果是抑制和减弱最初发生变化的那种成分所发生的变化，使生态系统达到和保持平衡和稳态。当然，自然生态系统也存在正反馈，即生态系统中的某一成分变化所引起的其他一系列变化，反过来不是抑制而是加速最初发生变化的成分发生变化，进而使生态系统远离平衡状态和稳态。金融生态系统同样存在自我调节的能力以及负反馈和正反馈现象，能够克服或强化外部干扰。
一是负反馈。从货币流动看，非金融商业部门投资利润率提升，促使虚拟经济窖藏货币解封进入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流通资金不断增加将改变实体经济中资本稀缺性，又使实体经济中投资利润率下降，进而阻止了虚拟经济窖藏货币解封，再次达到一种稳定状态；反之亦然。从智力循环看，在同一外部环境中，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决定了社会人才流向，虚拟经济领域人才过度集聚将造成人才竞争加剧和收入总水平的下降，促使人才流向人才相对匮乏实体经济领域，最终达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工作状态和收入水平彼此相互匹配。从信息传递看，人才市场、商品市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等各类市场信号促使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和智力有序流动。
二是正反馈。从长远看，生态系统中负反馈起到主要作用，但在短期正反馈常常造成非常严重后果。例如，虚拟经济领域，由于货币大量流入提升了金融资产价格，即提高了持有金融资产投资主体收益，进而引发更多货币流入虚拟经济，进一步提升金融资产价格，再次提高了持有金融资产投资主体收益，这样循环下去与金融资产相匹配的实体资产收益预期信号功能完全丧失作用。失去实体资产收益预期支撑的金融资产终究将由于背离跨时间、跨空间资源配置内在逻辑而轰然倒塌。
三是外部干扰。金融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自我货币创造能力，但同时受资金货币政策、利用外资政策以及对外投资政策等外部影响。智力跨国别、跨区域流动越来越普遍，集聚和培育智力对推动金融生态良性运转更加重要。信息传递变革也使得金融生态的空间范围扩大不断成为现实，一些专业金融中心开始出现。
二、金融中心形成机制
金融中心的形成受外部环境影响和自我演替规律作用，其类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实体经济需求拉动型、虚拟经济引导推动型、金融生态系统延伸发展型。
1. 实体经济需求拉动型。伴随着城市或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家庭部门和商业部门数量或规模扩大，区域性经济贸易中心开始出现，对金融服务产生巨大实际需求，经过借贷利率、金融投资收益率等价格信号作用，拉动了金融人才、金融资本不断集聚，带来金融市场不断扩张，同时创造和提供更多更优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伴随着大规模、重复性金融交易博弈，金融制度和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推动区域金融交易进一步集聚，城市或区域金融生态基本形成。
2. 虚拟经济引导推动型。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尚未拥有自然形成金融中心的条件时，利用优越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某些领域优势和国内外金融市场调整发展的机遇，依托政府部门人为设计、强力支持，在短时间内吸引金融人才，集聚金融资本和信息，超常规建设和发展金融中心，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先导作用，促进实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3. 金融生态系统延伸型。一个城市或地区金融生态中的某些金融主体向更适宜生存的城市或地区转移，形成在更大空间范围的更大金融生态系统和专业性的金融中心。
三、深圳金融中心的形成
1. 城市飞速发展产生庞大金融需求。深圳在金融领域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创造了上百个全国第一，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组织体系、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支持了经济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本文以深圳1980年至2009年30年的贷款额增速与GDP增速作为时间序列数据，用Stata做格兰杰因果检验。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贷款额增速单位根检验表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GDP增速单位根的Dickey-Fuller检验和Phillips-Perron检验均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对此，对GDP增速进行一阶差分后单位根检验通过。然后，对贷款额增速与GDP增速一阶差分时间序列做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GDP增速一阶差分是贷款额增速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即全市经济发展趋势变化直接影响了贷款额度的增速，验证了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发展产生资金需求，进而带动了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2. 金融生态系统不断得以健全完善。在城市资金需求带动下，深圳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不断发展，金融生态主体不断健全、完善和多元化。1979年以来，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步提升，1991年达到高峰后，受国家经济“软着陆”影响，又出现大幅下降；后再到1994年开始回升，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出现长达8年持续下降；2006年触底后反弹，一直到2010年仍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其影响并未体现。这表明随着深圳金融生态系统完善，金融的金融窖藏能力、金融集聚能力已经增强，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3. 金融业发展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崛起。深圳多元化资金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先行一步的保险市场均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条件。从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散点图可以看出（图3），深圳金融业在90年代后期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第一支柱产业，为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近年来金融业增加值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有所放缓。
四、对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启示
从金融生态视角看，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外部引导也将起到促进作用，然而所有不同的形成机理均要遵循金融生态发展的规律，通过建立和完善金融生态自我调节和发展功能，同时防范金融生态自我调节机制的系统风险，使得金融中心的建设真正服务和引导城市或地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要发挥金融生态主体作用。结合城市或地区的优势条件和战略方向，创造条件，营造氛围，大力发展非金融商业部门，改善和提高家庭部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准，积极培育发展国有、民营、外资、混合等多元化金融组织，以及大中小各类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多类型金融组织，开展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广泛合作，通过金融生态主体之间货币流动、智力循环和信息传递逐步形成一个有机组合和良好系统。
二是防范金融生态系统风险。由于生态系统存在正反馈现象，完全任由生态系统自我发展也可能会造成生态危机，尤其是伴随着金融生态链条不断延伸，如果金融信息传递滞后或虚假，日积月累将造成巨大破坏力，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在金融中心建设中，必须规范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增强金融信息透明度、及时性，引导金融主体良性竞争、合作和发展。
三是创造金融生态良好环境。首先，要充分认识到金融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和发展功能。其次，要充分给予金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发展空间。例如，对民间信贷更多地应监督规范，而不是禁止其发展以防范风险，进而造成生态系统性缺陷和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第三，要充分增加金融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能使得金融生态主体自行提前调整运行状态，而不是开展赌徒式博弈，避免生态系统非理性背离均衡的大幅波动，使之向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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