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01 03:46:3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烟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堂生动有趣而效率颇高的语文课，是否能在导入上扣人心弦至关重要。而与现实生活相隔颇远的文言文的导入，更值得语文教师掏空心思去仔细揣摩。回顾自己的教学经历，我觉得至少有五种导入方式较为有效。1、背诵与课文相关的已学内容，借此活跃课堂气氛。。此种导入方式不仅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更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他们“说”的能力。2、借用古诗词、对联，增加学生兴趣。我们知道，古代诗歌、词曲和对联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语言简约的典范，通俗易懂，记诵起来挺容易。利用它们引入课文的讲析，适合学生的口味，有易于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敬慕之情。3、借用历史人物典故，在类比中开拓学生视野，丰富其文化底蕴。4、名言警句是浓缩的思想精华，导入以此开篇，利于突出文章主旨，让学生眼前一亮，做到心中有数。5、结合时事热点，有针对性，易于学生有话可说，积极参与。
二、讲解的精彩，能使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有了好的开头，还要有切中要害的讲解，使学生真正学有所获。不容置疑，课文讲析在时间上所占比重较大，自然头绪繁多。首要问题是解决好“读”。现代文需要通过朗读来披文入情，文字艰深的古文更应讲究读的技巧与方法。要想弄懂文言文的大意，“读”是不可省略的一环；切不可把“读”视为填充课堂时间可有可无的步骤，至少要做到粗读——听读——精读——赏读。粗读应安排在接触课文之前，学生在自由朗读的过程中明确字词的读音，将有疑问的字音、句读做上标记。紧接着，进入听读阶段（可采用放录音或教师范读）。学生一边听，一边采用默读方式，在文中标注正确的字音、停顿。然后，结合课文的翻译，采用精读，令学生在诵读中体会行文的妙处。如在《寡人之于国也》的教学中，我先指派一名学生用声音来演绎梁惠王，再让他挑选自己中意的同学扮演能言善辩的孟子。这种情景式的阅读很受学生欢避，不仅很多人愿意重新演绎君臣间的智力对决，而且，让他们在多次诵读中明确了各组的优势，利于人物形象的分析。整篇课文串讲完后，一定要注意最后的赏读。所谓“赏读”是在学生理解文意的基础上用心来品读，以便巩固对文章的印象1．逐段翻译法。先让学生参照课下注释，口头翻译，再指定若干名学生当堂串讲。好处是使篇幅长的课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目标，不足则是学生“动”的面不广。2．故事演绎法。针对《鸿门宴》、《柳毅传》等情节性强的文章，不必搞句句直译，只要学生大致理解内容即可。相关的重点实词、虚词及重点句式可在“归纳总结”阶段进行。3逐句接龙法。这种方法类似于游戏中的“击鼓传花”，但我们传递的不是美丽的花儿，而是翻译一句文言的小任务。此类活动有利于课堂上学生集中注意力，活动面大：但比较耗时，适用于篇幅短小、内容深奥的文言文。
当然，无论朗读、翻译或归纳总结，这些细节都必须以具体文本为基础。而一些重要文本更应牢记在心，这就要注重背诵。不过，在这里我所提到的背诵一定要强调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即边记边写，理解之后方能记忆牢固。为了提高学生背诵的积极性，除了课内外的检查外，有时候，我也会开展一些小活动，例如翻译时的“接龙”竞赛，也常常应用在背诵的抽查中。可学生最感兴趣的是我与他们的背诵“打擂”。学生作为擂主，他们背诵一定篇幅，再由老师顺势接上。这种做法不仅减轻了学生的侵难心理，一定程度上也拉近了教师与学生心灵的距离。
我国传统烟草农业现状分析
（一）传统烟草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精髓是精耕细作，农事的动力以人畜力为主，对农田的地势地貌改造很少，农田道路不畅通，水利设施不配套，电力、机械利用率低，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均较原始农业大有提高。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传统农业从奴隶社会起，经封建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甚至现在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历来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实行轮作、复种，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以及农牧结合等。
（二）零星分散的种植方式限制了机械的使用
我国人均耕地少，较小的户均种植规模对现代烟草农业的限制作用是很大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是按照土地的肥力等级分田到户的，一家的土地不在一块，农田的条块分割零碎，给烟叶的连片成方带来很大难度。故现在虽有不少的绿肥翻压深耕机、施肥起垄机、覆膜机、移栽机、中耕机、喷雾机等，但不易使用。现阶段农民播种、收割多已实现机械化，降低了农事操作的劳动强度，给农民提供了较多的务工机会。烟叶生产环节多，工序复杂，烟农也渴望使用机械，但是条件不具备，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生产技术到位率低限制了烟叶整体生产水平的提高
品种是烟叶生产的主要限制性因素之一。K326、NC89、G80、RG17、红花大金元等品种的香气质量好，可满足卷烟工业的要求。但在烟叶单产、抗逆性和易烤性方面有限制性，烟农不愿种植。云烟85、中烟100等自育品种的增质潜力低，但其易烤性、相对抗病性和亩产值较高，烟农乐意种植。卷烟工业为了满足原料量的需要，无奈之下也只好接受这些不尽人意的品种。红花大金元是云南省自选品种，具有良好的香气质和香气量，工业反映很好。
（四）烟农的技术素质普遍较低
现阶段烟农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多数烟农只知道烟草公司发的是这种肥料，就让用这么多，不知道是什么肥料，为什么这样施。而对于如何提高烟叶的田间耐熟性和烤后叶的成熟度就更难理解了。这种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化的烟叶生产必须提高烟农文化和技术素质，让他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在遇到反常条件时应变出准确的解决问题办法。现代烟草农业所要求的电气化、集约化、智能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均需要烟农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素质。
（五）信息化水平较低
把烟区气候、土壤因素，烟农种植情况造册登记、输入电脑，仅仅是有了信息化的基础。要实现根据生态因子对每个农户提出烟叶生产技术的专家决策意见，现阶段还做不到。根据烟叶的质量特色和市场走向，实现信息化服务，更是处于预期阶段。
我国实现烟草农业现代化模式探讨
（一）烟叶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满足重点骨干卷烟品牌配方需求
现阶段烟叶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进口烟叶的需求量大于供应量，地区之间、烟叶等级之间供需不平衡。随卷烟结构的不断调整，一、二类卷烟的产量将不断增大，进口烟叶的需求量也会增加。就全球烟叶生产的大趋势来看，美国、津巴布韦烟叶总产量持续下滑，满足我国优质烟叶需求量的可能性不大。立足自主创新，以“优质烟叶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和“烟叶标准化示范县建设”为平台，以“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项目为抓手，大规模、大幅度提高国产烟叶质量，力争达到国产烟叶质量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满足卷烟工业企业对优质烟叶需求的大趋势和必然选择。在项目进展过程中，每年的评吸评价逐步显现出全国产区中具有不同质量特色的烟叶产品，这是我国烟叶原料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二）做大烟叶产区，为重点骨干卷烟品牌提供持续丰裕原料
在我国烟草行业“实施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战略的推动下，重点骨干卷烟品牌扩张要求原料基地的供货量大幅度增加，烟叶产区的商品量必须与之相适应。全国百万担分公司已达11个，他们在行业中的支柱地位逐渐提高。烟叶生产的本质就是满足卷烟配方原料质和量的需要，产区应在满足2-4年轮作制度的条件下，满足市场对烟叶量的需求。同时，不断淘汰不适宜产区和限制不适销烟叶的生产。根据国家局领导的要求，烟叶规模种植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户均种植规模达10亩以上，鼓励和培育种烟大户和科技户，创新烟叶生产组织形式，为机械化铺平道路。选择并确定宜烟区域，规划基本烟田规模，逐级建立基本烟田档案，通过政策或立法的办法将基本烟田固定下来。基本烟田定位之后要建立保护制度，改善烟区土壤生态环境，树立烟区所有的轮作方式都是为了生产优质烟叶的理念，推行以烟为主的耕作制度。加强烟叶质量特色研究，实现土地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三）改善优质烟叶生产环境，牢固现代烟草农业的基础条件
最基本的烟田建设是机械道路和水利设施，其次是烟田地貌改造，第三是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状的优化。借助于国家国土资源整理、沃土工程等农业工程项目经费，以及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近年来烟区已经改变了面貌。湖南省浏阳市鸭头村自2002年以来的烟田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了有史以来无序嵌合形的地边埂，变成了方格田，实现了稻草回田和拖拉机深耕，烟叶质量大幅度提高。优化土壤丰产性能，除选择适宜产区外，主要是种植绿肥、秸秆还田改良土壤；加深耕层，协调全量矿质营养；提高微生物种群数量，促进烟草根系发育，奠定优质烟叶质量形成的基础。土壤生态条件好了，对病虫害的抗性和种烟保险系数随之提高。过去几十年以石油化学农业为标志的化肥、农药、激素、塑料薄膜、农用液体能源等技术的使用，造成了土地板结、肥力下降，土地、水源、食品污染，对其他动植物也造成了危害，对生态环境和烟叶安全形成了破坏。因此，烟草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动石油化学农业向生态农业与现代生物工程农业的转型，一方面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产，一方面通过科技进步减少现代化农业的危害，提高烟叶质量。
（四）实施精准农业技术，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
精准农业是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机电一体化的技术体系，利用卫星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准确传递信息，把决策技术指标以机电一体化的方法施用于农田。实施精准农业技术，精确施用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利用水肥耦合效应充分挖掘土壤生产力，以最低的投入获取最高的烟叶质量和效益。利用土壤的矿质营养均衡性和动态平衡吸收，调节烟株各部位叶片厚度和烟碱含量的均衡性，促进叶片内含物的积累，在保持烟碱含量适中的条件下，提高单叶重和单产。要提高预测预报的准确度，提高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技术贡献率，把病虫害损失率降低到5%以下。烟叶烘烤过程中，利用智能化和自动化把温湿度的精准度控制在0.5℃以内，把田间形成的烟叶质量完全烤出来。
（五）强调集约化和标准化，建造烟草农业现代化形式
解决技术复杂问题，让农民相对简单种烟，生产设施是实现种烟现代化的基础。近年来集约化育苗、节水灌溉设施、密集式烤房等烟叶生产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大幅度提高了烟叶生产水平。国家烟草专卖局从2005年起，出台了前所未有的烟叶扶持政策，烟水配套、密集式烤房补贴都很高。平原区的井灌已经得到较快发展，缓岗丘陵区的水库、溢流坝水源，配套喷灌设施，山区的水窖等，均发挥了较好作用。利用塑料大棚实施的集约化育苗，商品化供应，减少了投工、缩短了育苗时间，提高了烟苗质量。密集式烤房的集中建造，使烘烤逐步实现专业化。标准化烟叶收购站建设，不仅具有收购烟叶的功能，配套的图书室、远程教育、培训教室等，为烟农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技术推广的速度还远远跟不上市场对烟叶质量的要求，以及烟草农业现代化对设施规模的要求，应加大步伐。
（六）开发烟用机械，提高生产效率
烟叶生产机械化是烟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种烟大户、烟草农场在我国悄然兴起，土地流转使烟草种植向种烟能手集中，种烟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现象也是烟叶生产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转变。在此情况下烟农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渴望从种植到烘烤的成套机械设备。目前，限于我国整体机械化程度较低，用于烟田的动力牵引机械和生产机械以小型和简易为主要特征，应开发利用现有较大型设备。大型拖拉机耕翻土地，施肥起垄机、中耕机、农药喷洒机、移动式喷灌机，在部分产区已进行良好尝试。对千亩以上规模的承包大户和农场，还要开发移栽机、采收机设备。五十万担以上烟叶产量的分公司，都应该开展烟叶生产现代化技术研发工作，从育苗设施、田间作业到密集式烤房，进行一系列技术和产品研发，满足生产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我国很多地区的农业机械研究所和个人，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效，密集式烤房的研发已经做到斤烟消耗斤煤，斤烟消耗0.12度电的节能指标，且就烘烤质量提高即可亩增收150元，经济效益显著。
（七）构建高效的组织方式，提高专业化水平
现代农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国外种烟大多是农场制，农业工人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烟叶质量仍然很好，原因就是农艺师掌握了种烟的全部技术，而农业工人只要从事简单的操作性劳动就可以了。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对农民的要求很高，他们既要育苗，又要管理，还要懂得生产全过程的技术，会施肥、植保、烘烤、分等分级，实际上是要求烟农变成全能的人。这种做法限制了技术到位率的提高。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烟叶生产经验，通过专业化分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复杂的技术问题留给烟叶生产技术员和专业技术队伍；利用社会力量，组织专家来研究解决技术问题，把农民从复杂的技术要求中解脱出来。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烟叶生产的显著特点是户均种植规模过小，近年来烟叶种植大户、专业化农场不断涌现，烟农协会、烟草合作社等群众团体也有较多发展，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水平。解决烟叶“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必须通过生产模式创新，通过产业化的链条，通过各种新型的合作社等烟农自己的组织，将农户与市场更好地连接起来。
（八）提高烟农文化水平，建立健全信息化服务体系
信息化是烟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打造一支知识化的队伍也是现代农业对烟叶生产发展的要求。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上，进行烟叶生产技术的专家决策管理，烟叶收购、原级原调、配打复烤、定向调运等的流通管理，以及整个烟叶生产供应的过程管理，在烟叶链条上实现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光谱技术是现代物理中有效测定物质组成和含量的方法，该方法在物理学，考古学等领域都有极大的运用，而将其利用到临床，也能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物质检测技术。光谱分析技术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最常用的技术。该技术主要是利用物质对特定的光谱具有吸收或者发射或者散射的能力，来通过检测光谱对物质的种类和含量进行分析。按照物质发射光谱的能力进行临床检验的方法有火焰光度法、原子发射光谱法和荧光光谱法，分别检验特定物质发射的光谱来确定该物质的种类和量，其中火焰分析法，利用物质被电弧或者火花的作用，产生高温气态时变成等离子体，检测其激发的光谱，来确定物质组分和含量。按照物质吸收光谱的能力构建的检验方法是最为常见的光谱分析法，主要分为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红外光谱法和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法，该类方法需发射特定的光线对相关物质进行照射，获取其吸收光谱数据，再确定物质种类和数量。按照散射光谱分析的方法主要有比浊法。
2电化学分析技术
化学电池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而在检验物质组分时，电能的量可以逆向地确定化学物质的种类和含量，利用该思想的检验方法即为电化学分析技术。电化学技术利用了物质的电性质来获取其组成成分和含量大小，物质的电化学性质有电流、电导、电阻等，通过检测这些性质，可以较为精确地获取物质的含量和种类，在精确度上，可以非常的高，同时使用仪器和检测方法简单。电化学检验通常会用待检测的溶液构成一个化学电池，检测该电池的电性质，即可确定物质量。以待检测液浓度在实验条件下的电性质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最普通的电化学检验法，该类方法有电位分析法，电阻分析法，库伦分析法和伏安特性分析法。第二类方法是对待检测液进行滴定分析，以在突变时对物理量的变化进行分析，常见的有电位滴定、电导滴定、电流滴定。第三类方法是将待测液中的某成分通过电极转换为固相，由电极上析出固体的质量来分析组成成分的量，该法为电解分析法。目前较为常用的是离子选择电位分析法，该方法利用了电极的电位和待检测液中物质活性的区别进行检测，该方法灵敏度较高，操作简单，但是运行成本较高。电化学方法对离子层次的物质定量分析有较强的效果。
3生物芯片技术
前述的方法都是传统的临床检验，基于个体待检测数据，获取疾病的信息，而在未来，生理信息的检测数据量越来越大，尤其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出现之后，大规模高通量的基因检测的需求摆在科学工作者和临床医生面前，传统仪器昂贵而单一，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检测和收集，同时，需要经验丰富的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也极大影响了大规模高通量的生物化学检测[3]。生物芯片技术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检测方法，该方法结合了生物科学的大分子反应和集成电路、微流控方面的技术，将分子化学的反应集成到芯片上，进行分析，可以实现高速大容量的检测分析，生物芯片可以分为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细胞芯片和组织芯片，该方法的大规模检测能力十分突出。生物芯片将大量的大分子集成固化到芯片表面，形成一定排列，然后让待检测物通过芯片，对排列产生的信息进行分析，可以迅速获取物质种类和量，生物芯片目前得到最多利用的地方在基因检测上，生物芯片高通量大规模的特点对基因检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生物芯片为生物化学检测走出单一的分子组分检测，提供了一条新路，在基因遗传领域，即时检测也成为可能。
4总结
在《演化的意识胚释义》一文中，我们把“意识胚”界定为以脑活动为生理基础的意识本体的存在，明确了对它的研究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探索其结构功能的奥秘；二是在内外关系的整体中思考和把握意识之产生与演变。
使脑活动超越其生理属性而构成意识的本体基础之关键是：脑活动总是处在内外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因此，“脑活动如何在内外关系的建构中演变成为意识本体基础的存在？”，这一问题也就成了探讨意识胚演化的中心问题。
一、意识胚演化的起点：先天能力
将不同的意识事件放在演化的时间进程上考察，不难发现意识的结构与功能经历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个体意识胚是在借助生物遗传渠道得来的潜能素质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后天因素形成的。在人的本质属性中复合着先天属性与社会属性。
1、首先，我们在观念上肯定先天综合能力的存在。这种能力的出现在时间上先于经验，而且从逻辑上看，先天综合能力构成经验形成，更一般地，意识胚演化的基础。先天能力的出现并不需要求助于经验的解释，反倒需要用它解释经验。但要对“先天”做更准确的描述，解答“什么是先天性能力？哪些能力是先天存在的？这些能力的存在状态怎样？它又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后天经验的构成？”等问题，还有许多要做的工作。从心理发生的角度看，应该把“先天能力”限定为：意识胚活动的早期就可以或者实际表现出的某种能力（可以通过行为观察等方法发现这种能力的存在）。比如说空间能力：当一个尚不具备行走和语言的能力的婴儿要求大人抱他上街时，它能用手准确指向街的“抽象”方向，而不是指向每次都要实际经历的向左转、向右转的环节。（如果按他指的方向走直线，恐怕需要跳窗。）这说明他的大脑已经对走过的路线进行了某种抽象的计算。无独有偶的是，对蜜蜂、蚂蚁的实验观察也发现了这种空间计算能力。这似乎说明空间能力是先天的。在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中，也的确把“空间”（以及“时间”，诸“范畴”等）归结为先验的。但是，严格地看来，这样的归类未免失之简单化。人的空间能力并不是先天完善的。实际上，远比这样的婴儿大几岁的孩子还不能正确地区分左右，表现为对q与p的识别与书写混淆，常常把2写成其镜像的形状等。
与唯心主义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空间确实是物质基本的存在方式，但与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区别，物体在空间中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神经系统先验地具备识别这种空间的能力。空间能力的发展必须依赖后天的经验过程完善。
2、每一种意识机能的出现都总是以前一阶段发展起来的机制为先导的。事实上，也只有以已经初步形成的系统化水平为基础，才可能使新的意识成分一经产生就立即被赋予内外关系的含义。对意识起源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追问“认识的起点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正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便难有一个确切的解答，逆着演化进程向上追溯，也难以为意识找到一个绝对可靠的开端。
3、先天综合能力是由基因表达所控制的神经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分化产生了包括非条件反射在内的各种先天能力的存在，这些能力的存在为经验的生成准备了生理基础。即使刚出生，尚未通过其感官接触世界的婴儿，其大脑也已经通过生理上的分化为意识的产生准备了生理机制的前提。如果把先天能力的产生放在生物进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说，意识胚的结构、功能是生物进化、社会历史及个体后天行为履践三重作用的结果。而生物演化与人类历史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既通过遗传物质的改变和积累塑造人的潜能素质结构（新近的研究表明大脑基因处在加速进化过程中，这种加速拉大了人种之间智力水平的差异）；也通过外显的社会生活方式、习俗、文化传统的塑造影响个体意识。在学习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各种意识机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意识胚的演化既是种系发展的自然延续，也是带有社会实践色彩的接受历史文化熏陶的“人化”过程。个体意识胚是在借助生物遗传渠道得来的潜能素质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后天因素形成的。作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意识胚似乎先验地具备与人体的生理环境及外在环境契合的潜能。
意识活动既有其隶属于不同个体的个性特点，也有其类的共同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处在共时与历时关系中的各种意识成份间的相互作用与不同个体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内在同构的。
4、对意识胚的演化过程的研究必须自觉克服遗传决定论的影响。遗传决定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天赋论的观点，认为心理发展是遗传因素自我表露的过程,人脑严格受遗传物质的控制,按照固有的程序与阶段逐渐成熟；如，先验论的观点，把认识看成是主体内部生成的结构强加于客体的过程。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从根本上否认外在因素对意识本体建构过程的影响，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同时，这种观点也缺乏生理发育的或者心理发展方面的证据。实际上，单纯依赖包蕴在遗传物质中的结构程序很难应付后天遇到的复杂环境。人的先天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肌体发育不成熟，更重要的在于意识胚本身的结构功能是不完善的。先天能力的表现常常只能应付简单的情境，能力是不稳定、摇摆的，还需要在学习中完善。对意识胚的演化而言，最重要的先验能力恐怕就是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5、意识发展实际上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意识胚的演化是在先天人脑提供的质料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过程。生物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心理发展的作用体现了可能性与现实性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实现着不同机能的各种意识胚结构的存在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具体的意识机能只能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才能发生。缺乏与之匹配的环境条件,实践活动难以展开,相应的能力便至多是潜伏在脑中的生理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识胚内在的结构提供了演化的可能性,却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这一进程。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依赖环境条件。
另一方面，环境对意识的影响必须通过意识胚的内在机制或能力结构才能发生作用。虽然意识经验的过去并不必然地决定其未来，但我们又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先入之见来观察和思考世界的。
6、主体意识和能力是从先天能力的综合性方面开始萌芽的，但不能假定意识胚的演化起源于一个有完整自我意识的主体。意识胚的演化进程不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儿童早期的活动显示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分化的特点：既不能在活动中区分想望的东西和外部给与的东西，也缺乏稳定的自我意识特征。各种活动最初是自发地、孤立地进行，活动之间还没有整体地彼此协调，因而基本上是无意识水平的。同时，由于缺乏规则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各种活动通常以自己的感官或行动为中心，似乎主体认为自己处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中心，把自发产生的想法当成了普遍的规范到处引用，具有自我中心色彩。
尽管内在与外在都对统一的生理基础产生影响，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是在经验了内外关系中的冲突和挫折，通过意识胚调节自己的活动方式，从心理上祛除自我中心的蒙昧和从规范上祛除自我中心的主观随意性之后才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能以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与自发产生的各种主观意向。
与那种手段和目的尚未分化的杂乱无章的活动比较，真正的主体将对客体的认识、运动程序的编制、手段、目的等方面协调起来，代表着一种新的活动方式。主体把自己看作是处于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中的客体世界的一员，在内外关系意义上对其自身进行调节。主体所有的态度、思想、行为的变化都应在意识的内外关系的背景下理解。
个体接受历史文化影响的“人化”过程要广泛地借助第二信号系统，借助皮层联合区的活动自发地,或自觉地整合各种因素,并把意志、目的实现在实践过程中。这样，意识层次的活动便在广泛的脑活动中产生主导性影响，体现出意识胚的主体性特点。
二、早期经验与意识胚编码机制的形成
1、大量的意识功能是在环境中随着活动的展开而分化出来的。观察表明，初生的婴儿还处在无外无内，无物无我的混沌状态。它并不能仅凭视觉就能看到了那个离我多远，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物体。对他而言，所有的世界只是这样或那样的刺激。如果说对成熟意识，刺激是代表着某种对象，意识胚的反应是特定的有针对性的，那么在最初的经验中，由于缺乏视觉编码机制的支持，缺乏区分快慢反应的机制基础，刺激的影响更多地具泛经验特征。婴儿最初的行为只是一种由刺激直接引发的反应。较为鲜艳、突出的、新异的刺激（而不是代表某种物体的刺激形式）容易诱导婴儿的行为。
、神经生物学对动物神经发育的“敏感期”研究表明，如果在发育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缺乏相关刺激的诱导，可能造成视听觉编码机制对常态的严重偏离，而且这种偏离是以后的经验所无法补救的。在这个阶段，环境刺激的主要作用是推动与编码相关的各种要素的平衡分布。基于动物学实验，我们进一步推测：如果在人的早期经验中缺乏某种因素，也会使编码机制偏离常态——比如造成色盲，或者空间透视能力的缺失。有文献报道：从小生活在丛林中和圆形建筑中的人群（注意把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现代人所熟悉的建筑、道路的方正结构进行比较），其视觉的空间透视能力、距离感较差。同样也可以设想，让一个现代人到丛林中生活会比自小生活在山林中的人更容易失去空间判断能力。所以，教育心理学一般强调给予婴幼儿的刺激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丰富多彩而又相对宽松平和的环境显然更有利于神经布线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形成多元的智力结构。
缺乏知觉编码机制的支持使意识胚早期活动并非建立在知觉与对象严格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而意识胚第一阶段的演化成果，主要是在的视听觉通道、感觉区和运动区形成稳定的可重复使用并具有一定拓展能力的编码机制。这个阶段与主观努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以神经系统的发育、分化为主导，带有很强的生理决定论色彩。但，在这个阶段外在刺激的影响同样必不可少。
由于不可逆转的基因的表达过程的深刻影响,演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3、在儿童成长的某个阶段，会自然地只专心于某一项事物而拒绝接受其它事物．或者毫无理由地对某种行为产生强烈的兴趣而不厌其烦地重复，一直到突然爆发某种新的机能。心理学家也把这些阶段们称为心理上的敏感期。在敏感期内，把握适当的时机给儿童以必要的引导和帮助，往往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儿童在敏感期内的许多表现又与顿悟的创造性思维过程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只对特定类型信息敏感，多角度、重复性地针对同一主题展开活动，在不定的时刻豁然开朗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把创造性思维称为“童真的思维”。对创造性思维的诱导要抛开习惯性思维的消极影响。
4、意识胚演化的第一阶段为神经机制的平衡过程所推动，这个过程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的循环：。首先是刺激引起原始意识胚活动的不平衡——随着相关的对该刺激的视觉经验的形成，最初引起强烈兴趣的刺激不再是新异的，造成暂时的平衡态——一种新的刺激类型加入引发新的不平衡的——产生新的视觉经验。在特定阶段上，视觉机制究竟对哪一种刺激敏感，这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最后形成的视觉编码机制却不受形成过程细节的影响。随着经验的累积，视觉最终发展到能对各种刺激同时性地发生反应，并依据刺激本身的特点编码信息。（这种情况如同初到一个陌生的房间，我们的视觉实际是对房间各处的信息随机地采样，但我们对房间所形成的整体印象却是一致的。）这样，意识胚的活动由只能注意对比强烈的刺激，逐步过渡到对各种信息刺激进行综合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对对象的识别也由模糊逐步清晰。
编码机制的出现使感知觉成为可能，而从此以后经感觉通道进入意识中心的将不再是简单刺激，实际上是为视象、知觉、知识等概念所反映的意识胚本体存在，而意识胚对外在的反应也转为针对刺激所反映的对象。
三、感性活动与动作思维
1、对于最初既无所谓主体也无所谓客体，而能在其中孕育主、客二分的意识胚结构功能的演化，我们确实需要寻找一个内在与外在的联结点。尽管人们常常把感知觉作为认识世界的开端，但考虑到知觉部分地依赖于整体活动，我们宁可认为一开始起中介作用的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活动本身广泛地包括着感知觉、行为、主体意识等方面。在活动中，意识胚调动起所有的能动性与世界进行广泛的接触，促使各种要素在观念中构成相互协调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因果关系及内外在关系等的整体。活动本身推动了包括感知觉编码机制的形成和行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意识胚机制的演化。
2、最初的行为只是一种本能性质的反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针对具体对象的的感。在感性活动中已经孕育着思维的萌芽，而思维的原始形态应该追溯到一种部分地带有自主活动特征，并且能从多角度综合处理信息的过程。这种思维形态实际上就是动作思维。研究表明在种系或个体的思维发展中，最初产生的就是动作思维或者直观行动思维。动作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思维的直接性和行动性。这时，思维的产生、过程和结果直接与当前感知到的对象相联系，问题和问题的解决不是凭借表象与概念，而是借助实际动作和想象的推动。动作思维的自主性部分地由行为过程的自主性来维持，思维在动作中进行，动作停止，思维即终止。同时，自主活动的意识胚本体也把行为引起的视角的变化，物移的变化进行综合，使其超出当下刺激的给予。动作思维凭借对物体的直观感知和自身的动作来“思考”外界事物。动作思维与感知觉编码相互促进，推动知觉稳定的编码机制和刺激与表象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建立。
随着感性活动的发展，本体成份的分化加剧。尤其是以语言为代表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广泛使用，不仅使意识胚发展了借助语言进行概括、比较的能力，而且使第二信号系统调节感知觉与反应之间联结的作用得到加强，思维逐渐发展到可以借助语言自主进行。在语言使用中建立起的守恒，使个体能够借助概念对物体特征进行概括。这样，以已有表象为基础，在相对成熟的意识中，思维可以不必依赖运动而借助于感知觉表象和语词概念认识事物。思维也就开始了向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过渡。
思维的初级形式由各种意义下的联想组成，可以用联想的规律进行描述。联想有多种形式：比如，由一种对象、情景的出现激活表征另外的对象和情景；对一种行为模式，解答方法的反观激活另外一种程式，等等。参照感知觉情景选择相应的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联想。联想中的发散与聚合效应使解决问题的过程表现为在情境和反应之间的“试错”过程和通过情境改组产生“顿悟”的过程。先天已有的刺激——反应联结,是教育和后天学习的起点,而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保持或消除某些联结,改变和利用另一些联结。
3、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最初表现在实际活动中，以对实物的操作和游戏中个体之间的分工、合作的形式出现。只有在日常生活、游戏、劳动和学习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而使本体的各种操作性活动具备了稳定性、守恒性、可逆性的基础后，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才逐步内化成自主的智力活动。
四、从历史的观点和结构的观点看意识胚机制的演化。
1、用历史的观点或结构观点考察意识机能会得到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结论。一方面，从历史的观点看，各种意识成分的产生归于个体在生活、学习及在语言使用中形成的经验。——如果个体没有对狗及用“狗”指示那种四足动物的经验,人们怎么能对狗形成正确的识别呢?凭借记忆,过去发生的意识事件影响当前,并为各种成分打上意义的烙印,使行为成为有目的。（当然，狭隘经验论的观点企图通过历史地描绘某个信念的起源来代替理性的证明，则是完全错误的。）传统经验主义虽把认识的起源归为经验的积累，但对于经验的获得本身又常常以“事实本就如此，我理应认为它是如此”为借口，忽视探讨经验获得过程的意义，其实质是把认识看作是为客体预先存在的特性所决定的过程。从意识本体存在的独立性方面考虑，意识胚的演化进程既不是为客体所决定，也并非为意识胚的内部结构所决定——各种认识起因于一个主动的、能动的建构过程。失去了这样的建构过程，各种本体成分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解释。本体成分的建构把客体结合到内外关系的广阔背景中，使认识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另一方面，在结构主义看来，外在因素必须通过意识胚的内在机制才能产生影响。意识机能的实现依赖于大脑的内部复杂联系的多层次网络系统。认识对象只有通过主体的加工改造,通过意识胚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能被认识和把握。。各种经验的作用必须依赖先于特定经验的结构框架：既然个体意识并不先天地具有支配、使用语言的能力，那么没有意识结构的高度复杂化与分化,没有一定的积累与训练,单向度的演化过程也就无从谈起。结构不仅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水平上理解、把握对象的依据和模式,是人们思维能力的反映,也是对主体的需要和目的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机能到高级机能,由直接的感知到间接的虚拟表明意识演化是总结经验的结构完善过程。
一定的思想内容、知识成份按照某种需要、目的组织起来,并以某种标准进行修正和评价,便形成一种思维结构。当然，在意识的表象之下运行的意识胚结构可能是隐含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结果和过程的反思窥见活动结构，重组和超越这些结构。静态地看，结构上的差异是功能上，包括个体性格、思维特点等方面差异的基础。意识本体结构的系统性差异决定着人们如何感知外来信息，充当着对信息进行选择和筛选的内在参照。
意识胚的结构生成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先积累局部知识,然后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和掌握结构性的东西。二是先自上而下地掌握结构框架,然后在生活、学习过程中向这个框架填充一些具体内容。
2、意识本体为适应新环境不断发展，分生出实现着多元功能的结构体系。在一定的功能框架的支持下，新的刺激可能被同化到已有的结构中，产生与经验相同或相似的反应，但也可能出现已有结构并不能有效地同化新信息的情况。此时，推动了最初的结构生成的各种“调节因素”发生作用，引起结构的重组，促进意识胚结构布局的分化（这中间当然包括分生出一些既有所继承而呈现出部分新特征的亚结构），调整原有的布局或建立新的布局。新的思维结构一旦形成,进而会对原有的知识内容进行划分和重组,构成新的基础,反过来制约和限制思维方式。因此，意识胚的演化不仅能表现为对经验的引用,又可表现为对经验的超越。通过意识胚不断适应新环境和任务要求时的同化和顺应作用，意识胚的演化表现为一个结构、功能分化的过程。
小结
综上所述，个体意识胚的演化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来认识：第一阶段是先天潜能素质系统的展开过程。在这一阶段外在刺激借助神经系统生理发育的力量，促进了感知觉编码的平衡机制，主体意识初步萌芽。第二阶段为感性活动阶段。感性活动阶段的认知表现为模拟编码和形象思维。个体行为直接地针对实物对象展开，主体意识初步确立。在意识胚演化的第三个阶段，第二信号系统的广泛使用催生了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符号编码出现并深刻改变着意识活动方式，抽象思维得到长足的发展，主体意识不断完善。
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意识胚分化出以主体性活动为中心的各功能区分层活动、分工合作的功能构筑。而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活动促进了脑功能的侧化。一般来说，这三个阶段是循序出现的，后一个阶段的出现要以前一阶段的能力积淀为基础。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绝对的时间界限。而且，后一阶段的出现又总是能包容前一阶段形成的功能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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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李秀林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3
主张从多种视角来研究电视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
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
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
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
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艺术文化视角：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僭越导致了电视文化的市场化、反艺术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视电视文化的艺术特性。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并且，电视文化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形态，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自身。例如电视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样式——电视剧：中国的电视文化和电视剧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同年6月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文化和电视剧的发展史；中国老百姓普遍接触电视也是从看电视剧开始的，这个现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统计，我国已有电视机5000万台，两亿多观众，该年电视剧产量已上百部。）；而电视令万人空巷应该说还是与电视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现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明文学穿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乐是借助旋律节奏作用于听觉神经，造成空间虚幻感的时间艺术，而绘画艺术则是借助画面作用于视觉神经，造成对时间想象的空间艺术，电视文化正是借助它们的各有所长，把本来单方面满足于人的听觉艺术或视觉艺术转化为电视文化的视听艺术，创造出一种综合时空的威力。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大量面临着被破坏甚至被毁灭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问题。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陶立璠先生就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大量民俗文化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和有效的保护而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毁灭的现象，列举了一大串典型的事例。比如天津老街的改建、赵紫晨故居的拆除、定海古城的毁灭、东岳庙及观音街过街楼的失于保护等等。这些现象伴随着大开发的呼声而凸现于祖国辽阔大地的角角落落。对于专门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从而对民俗文化的每一笔无论多么细小的遗产都视若锱铢的民俗文化工作者来说，这的确让人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去抢救，如何去保护？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吕微先生提出了两个保护的途径：一是开发它的实用性，二是把它旧有的实用性转化为审美性。而苑利先生则提出，应主要依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作用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他们并且都列举了大量亲自调查的生动事例来对自我主张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不可否认，每一种主张的确有它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这些主张一旦施诸于现实，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果？我们暂且放下这个疑问不提，先来关注一下这次研讨会中所存在的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争议，即有另一部分学者跳出“如何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圈子，对所谓的“保护”产生了怀疑。我们所竭力主张的保护究竟给原著民带来了什么？他们是否就因此而感受到了幸福？这是户晓晖先生提出的质疑。
的确，对于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民俗遗产，从实物形式到观念形态，都可谓是奇珍。因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民俗物质中凝聚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够反映这个民俗主体的群体结构、社会习俗、精神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真是敝帚千金。然而对于民俗主体来讲，他们却不一定就这样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居住了几代人的破房子，再也不能住下去；那走了无数代的小巷子或羊肠小道已恶劣到极点。他们已对那陈旧的习俗、繁缛的礼仪、落后的观念等所产生的束缚感到窒息。他们要发展，他们要打破这个旧有的世界。他们也渴望和向往城市里宽阔平整的大马路、高大舒适的现代住房、快捷便利的现代交通及通讯设施、丰富奇妙的现代娱乐生活等。一旦他们打开自己的眼界，发现在他们那狭小、孤陋的世界之外还有这么一个奇妙而精彩的世界时，心里难免会产生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就再也不愿意囿于原先那个在他们现在看来如此落后甚至丑陋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走出了原先居住地而到外面学习、工作甚至定居的人，正在逐渐摆脱甚至完全摆脱了其原有的观念和习俗特征，而变得与现代城市人无异了。
由此，希冀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是不可靠的。当然，在一定时期，他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前提是他们对外界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还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们的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旦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视野拓宽，从而被融入现代化生活的大潮中时，利益的驱使会使他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拿陶立璠先生所举日本某村的“花祭”来说吧，当这个村子里的人在外面从事各种层次各种行业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性质比较特别，或者性质虽比较一般，但社会地位较低，工作的获得来之不易等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他们不能随便脱离岗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工作、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显得比参加祭祀活动重要的多，于是，他们就可能不会或不能来参加祭祀活动，如果这样的情形多了，久而久之，这项祭祀活动也就会被忽略，最后甚至被遗忘了。再如苑利先生所举的依靠传统观念中的咒语禁令来保护一片森林的原始性状态而不被破坏。然而，一旦这个群体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因受了外界的影响，产生商品利益的观念而发生动摇时，他或他们可能会感到惊喜--祖先竟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宝藏，等待他们去开发。于是一切所谓的咒语保护禁令也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苑利先生所感叹的那样，大开发就意味着大破坏，哪儿开发就意味着哪儿破坏。但是，又有谁能阻止大开发的浪潮呢？谁又能阻止发展的动力大车甚至包括民俗主体他们自身的发展欲望与要求呢？
人要生存，就无法最终摆脱利益的驱使。我们看到落后民族在他们落后的民俗生活方式中辛勤地劳动着，为了什么呢？不也象我们所有人所追求渴望的那样，希图过得幸福、美好、舒服些吗？他们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固守传统的习俗与礼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的阻隔，还没有体会到高文化所能带来的另一种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罢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苑利先生所说，就给他们一点实惠吧，让他们意识到保护好民俗文化就能挣到钱。怎么利用他们手中的这一点资本去挣钱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吕微先生所说的重新开发其内在的实用性，如发展旅游业等。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民俗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再度复兴吗？比如戏曲、泥陶、剪纸艺术，再比如现代商品生产与开发中所谓的祖传配方、秘方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实用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这的确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然而，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体都能够这么幸运。举个例子，在我的家乡襄阳一带，留有多处民俗文化遗迹，象三国时期留下的刘秀墓、庞统宅、跃马檀溪处和米公祠、鹿门山、鱼梁洲等等，很多都是与一定民俗文化包括传说、故事和习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分布特点是，绝大部分都很偏僻而且很分散。这样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开发旅游的价值呢？我想不太可能。因为不具备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和优势。试想一下，有谁愿意花费很大的代价包括时间、金钱、精力去那里观光旅游呢？再如，小时侯曾看到乡下不少婴幼儿的脚上都穿着老祖母给做的“虎头鞋”，象征着一种吉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吉祥的含义，甚而认为它丑陋的，或者即使仍然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也很少有人会做了。改革开放后，受政府的提倡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少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重操旧业。也许是一定时期内传统文化思潮的回归，小孩儿穿“虎头鞋”或收藏了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那些制作这种——商品的人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使得这种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出现了“中兴”。然而，这种“中兴”就如“时髦”一词自身所表达的含义那样，稍瞬即逝。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也仍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办法。
另有一部分人也想自觉去维护传统习俗，比如苑利先生所举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我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些。然而，不光是民俗工作者，就连我们民俗者本身也感觉是越来越假。其原因就在于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活动，它们的传承是靠口耳相传的，很多后来有资格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组织这种活动时，也不过是根据早先的见闻和经验，因而导致的讹传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换个角度说，就算我们在一定条件一定时期内，勉强把它保存下来，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赵紫晨先生的故居，落落“寡居”于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能够与周围的环境和气氛相协调吗？能够产生很好的观光旅游价值吗？如此种种都保存下来，那真如鲁迅当年所说的“国故”，可是多了，但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就难说了。更多的只是起了一个博物馆展览古旧之物--供人看上几眼、发几声感叹的作用。由此可见，政府的决策、开发商的选择，也未尝不有它的理由。
再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有些民俗是不得不改变的，比如祷神祈雨、驱鬼祛病等。我们可以不说它是迷信，但它的确是不科学的。究竟科学不科学，其争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关键在于这种民俗会给民俗者本身造成损坏和伤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些落后民族的“割礼”带给女性的伤害、跳神延误人的性命等，这种民俗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和风俗，倒不如说成是一种愚昧。由于固守某种群体的、习俗的观念而造成自我戕害的悲剧，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辽阔的大地上也不知发生了多少起。按照的观点，对人的尊重是在懂得了人的价值后建立起来的，我们习俗中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民俗工作者在研究民俗文化、呼吁保护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时还应作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区别。
如上种种，给予了我们从事民俗研究的工作者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当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发生变化时，一定程度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演变的进程是无法阻止的。演变中总会有发展和淘汰；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演变是一种进步。事物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就如人类在地球上的生长繁息，最初因为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繁衍受到限制；等社会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时，人口数量也急剧膨胀，直到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扰攘纷繁的世界。然而，不管人口数量的膨胀相对于有限的生存空间来说，矛盾趋于怎样的激烈，人类自然有它解决的办法。房子不是越做越高吗？立交桥也达到了好几层。地下还有地铁，海底也有了隧道，甚至还到宇宙中去探索生存空间。真是上天下地，无所不尽其极。再不行了，还有一个条件可以扼制，那就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代价。现在不是普遍认识到一个人从小到大培养经费的巨大吗？尤其是在城市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所以独生子女成为一种需要，单身也成为一种时尚。可见，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危机时，总有它自行解决的办法。
总之，无论是自然的因素也好，还是社会的、人为的因素也罢，当我们一旦面对变化与发展这个自然规律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的民俗工作者会感到心里轻松一些，好受一些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俗文化就不需要保护和研究了，否则就犯了“虚无主义”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力图保护那些民俗文化时，心中还要有一种理念。正如王娟先生在会中引用邓迪斯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民俗本来就是变化的东西；消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我们在试图对一种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要保护。这自然是因为它有价值。弄清了它的价值后，再把这种价值营养提取出来，用以构建更高层的人类文化。至于原有的东西，无论是实物形式还是观念形态，都可以通过综合权衡后再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了。
其实，说到底，我们之所以对每一种东西都割舍不得，是因为民俗工作者所特有的某种“情结”在起作用，这种情结可以称之为——“恋旧”情结——在我们民俗工作者的眼中，任何一种代表了一定民俗文化的东西一旦消失，就意味着永远不再存在。所以，它们都是宝贝啊。然而，任何迷恋太深的情结都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般而言，每部电影作品均包蕴一定的文化阐释价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电影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电影作品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也是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的。如同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90年代就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陈凯歌一如既往沉缅于民族历史，热衷于人性建构，从早期《黄土地》起步，途经《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直至《荆轲刺秦王》。他电影创作的基调一直是那种和中国血缘关系断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终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忧愤，强调历史哲学的表达，他的个人艺术行为和电影文本皆成为文化苦旅的代名。张艺谋则愈加显示出一个形式主义者的轻盈，他认为中国（大陆）电影过于注重政治、社会、文化等形而上意义，固然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却缺乏生动具体的人性描写。他的表白实际上再次证明了他与陈凯歌在电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无论是表现现代化遭遇传统中国的《秋菊打官司》，还是纪录乡村文化撞击都市文明的《一个都不能少》，他都在或过去、或现在，或农村、或城市的景观中，把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现出来。黄建新则又不同于“陈张”，他的《站直luō＠①，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等一批内在涵义陈陈相因的影片均紧扣当代主题，展现了此时此刻的人间百态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会情绪，透过历史的踪迹和传统的力量，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诞生时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以及在现代化炼狱中翻滚挣扎的当代华夏。此外夏钢的平和温情、孙周的忧郁恬淡、李少红的直面生活和宁瀛的理性风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现出独特风貌的文化形态和内涵。而90年代的周晓文更是积极多变，时而畅想都市青春，时而影像乡土《二嫫》，时而涉足远古《秦颂》，一个人，三种影片类型，三种表达格调，三种文化想象。
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一般来讲，文化价值是包括认识属性、审美属性在内的总体化的价值属性，因而，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学价值、社会历史学价值、生命学价值以及哲学价值、宗教价值之外，还有认知价值、审美价值等，电影文化自身的丰富性也为观众阐释电影文化价值提供了丰富性。正因为电影作品具有丰富的可供阐释的文化价值，方才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当代奇观：在电影诞生刚过百年的短短时间内，观赏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了。
徽文化积淀深厚,普通旅游者对很多徽州文化旅游景点捉摸不透,走马观花看“热闹”,看不出多少“门道”。导游员作为传播文化的大使和桥梁,应该对徽州文化系列景点了如指掌,并能以科学为依据,就每一景物娓娓道来,经得起旅游者的“追根溯源”,既不走“神话加传说”的老路,也不只重视其娱乐功能而忽视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徽文化旅游资源的讲解离不开对徽文化的涵义、精神内涵、现代价值的准确把握。
(一)徽文化的涵义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思想为核心内容,产生于徽州,以明、清最为鼎盛和典型的影响遍及全国并流传于今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徽商的发展为经济基础,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人物、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方方面面[1]。
导游认识徽文化,还要意识到徽文化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会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二)徽文化的精神内涵
要想向游客讲清楚徽文化,导游首先必须明确徽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
关于徽文化的精神内涵,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给予不同的阐述。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这是需要坚决摒弃的。
(三)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产,但其中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导游在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时应明确:徽文化的讲解应当是有关徽文化的解说和其现代价值的传播,其目的是发挥徽文化的旅游教育功能而非徽文化中封建礼教的传播,导游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
导游在讲解中要弘扬徽州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徽州对教育的极端重视,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因此,造就了科举场上的空前盛况,其中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有“一科同郡两元”者,更有备受称颂的“同胞翰林”及“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2]。
2.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中,导游还要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介绍给客人,弘扬徽州孝悌仁爱、急公好义的传统,使其在构建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3.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导游在徽文化讲解中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徽骆驼精神”就是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商在商海中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徽商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导游讲解徽商,弘扬“徽骆驼精神”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影响和感染,进入人性升华的境界,使旅游的教育功能达到极高境界。
4.徽州文化崇尚自然、注重环保的精神
旅游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让旅游者从行为上成为自觉维护旅游环境、遵守旅游规范、坚持文明旅游的表率。导游在徽文化的讲解中,导游引领旅游者去欣赏徽州村落和民居建筑的选址和布局;引导旅游者去发现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具有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特点。导游借此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环保意识,在古徽州的官府碑文和民间族规家法中都有许多禁止乱砍滥伐、开山凿石、破坏水土的环境保护的内容,启示旅游者在旅游和以后的生活中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对于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正确运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原则
虽然导游讲解的方法千差万别,各人在运用时又千变万化,然而,各种方法和技巧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徽文化导游在导游活动中也必须遵循如下三个原则:
(一)客观现实为依托的原则
徽文化导游在进行导游讲解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技巧,都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景观为依托,传递正确的徽文化,切忌张冠李戴,杜撰史实。
(二)针对性原则
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接待方式、服务形式、导游内容、语言运用、讲解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有所不同。
(三)灵活性原则
导游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大自然又千变万化,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徽文化导游必须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三、创新徽文化的导游讲解手段
导游员在领悟了徽文化的内涵和把握其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要使游客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导游员还要善于根据徽文化的特点从以下几方面创新传统的导游讲解技巧:
(一)善于确定专题
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包罗万象,要针对不同的旅游动机、不同期望值、不同特点的旅游群体或个体,选好徽文化导游专题。如徽商创业发迹专题、徽州民俗风情专题、徽派古建专题、徽州文房四宝专题,而不同的专题又需不同文化重点。例如,对于古建筑考察旅游团,首选是黟县宏村的承志堂。就规模、布局、结构、设施、装饰艺术综合评价,承志堂不仅是徽州古民居中最恢弘、华美的徽派建筑,而且堪称中国古民居中的精华和瑰宝。其建筑、布局、雕刻集中展示了大盐商汪宝贵“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贵富延绵”和“读书进仕”的全部内涵和思想。
(二)善于挖掘徽文化内涵
对于选中的题目,导游人员要善于挖掘其内部深层次的徽文化内涵。比如,在宏村承志堂中门西侧边门的上方,精雕有一个硕大的“商”字形图案,许多人须从“商”字下走入。为什么在这儿刻一个“商”字,很多旅游者可能很难理解。其实,屋主汪定贵于清道光年间外出经商,后以贬运海盐为主业,短短几年一跃而成为徽商中屈指可数的巨富,但是,“富而不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实乃不孝,汪定贵在盐业发财后,花钱捐了个“五品同知”官衔。汪定贵虽然经商发了财,而且捐了官,但经商在古代仍是一种划分在九流之外的贱业,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说从边门出入的人,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到我家来,都要从我“商人”的脚下过,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矛盾心理。
(三)善于因人(时、地)而异
导游对徽文化的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大自然又千变万化、阴晴不定,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3],徽文化导游必须根据季节的变化,时间、对象的不同,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四)善于借题发挥
徽州文化积淀深厚,导游在讲解中对于所见景物,如果就事论事,泛泛而谈,徽文化的潜在价值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导游要准确把握徽文化导游的切入点,善于借题发挥是讲解的关键。在黄山市及其周边地区,成百上千的徽州古村落是徽文化的“天然”博物馆,是形象化、可观性的徽文化,导游在讲解中要善于借助这些向客人讲解徽州文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展示其文化内涵。从而让客人去认识了解徽文化。
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传播徽文化,导游人员还要勤于学习和思考,善于创新,把徽文化讲深讲透。
参考文献:
[1]高寿仙.徽州文化[M].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3,182-211.
[2]徽州文化[EB/OL]./article/huixueyanjiu/2008-05-28.
[3]杜炜,张建梅.导游业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