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1 09:07:1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文献综述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加强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文献阅读，在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兴趣，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学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是用有趣的经济活动故事和浅显活泼的语言，通俗易懂地讲述经济学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行为及市场有效运行的经济机制。例如，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撰写的《铅笔的故事》，从制作一支铅笔需要的各种原材料（木材、石墨、油漆、铁皮、橡胶等）的来源，娓娓道来，讲述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厂商如何把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所生产的产品（制造铅笔的各种材料）从市场购买来，然后在工厂进行资源配置，生产出各种铅笔，再通过市场把铅笔卖给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铅笔的故事很好地向刚入门的经济学初学者，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即市场在经济活动及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使学生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经济学理论。
第二，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的思想演化脉络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前沿，使学生在学习中更好地拓展视野、增长知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的教学本身也应承担起人类文明传承的重任。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综述和述评一类的经济学文献，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国际贸易等大量的标题为Survey或Review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是在某一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撰写的，其共同点在于系统梳理了经济学各个研究领域的思想发展脉络、近期或目前研究的重点问题及新的研究前沿和新的研究进展，同时也会指出各个研究领域中遇到的研究难题和局限，指出本研究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可能的重点突破领域。加强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有助于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引导学生去追踪学术研究的前沿，为本科生今后深造，特别是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打下比较宽阔和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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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商业 发展模式 综述 研究框架
在关于中国绿色商业模式及发展趋势研究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关于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研究文献极少，然而关于绿色商业和商业模式的文献和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将关于绿色商业和商业模式两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关于绿色商业研究的现状综述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一百提出“发展绿色商业”并创建了“绿色商业发展基金会”，开始了我国“绿色商业”的新纪元，“绿色商业”成为商业的时尚。自此，“绿色商业”的研究拉开了帷幕，曹静（2000）进行了“商业绿色营销市场分析”；吉福林（2002）做出“论商业企业的绿色经营”的思考，熊凯（2004）明确提出“绿色商业”的内涵，从商品及商业配套设施、商流与物流、营销三方面进行分析。此后柴艳萍等（2006）从环境伦理和商业的角度提出构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商业的构想，朱成钢（2006）指出应该“建立与绿色消费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业”；特别是2006年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与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联合组织“中国绿色商业发展战略”课题的研究，引起了学者和业界的广泛关注。
刘建湖（2007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提出构建“以绿色商业为核心的产业生态体系”，强调了绿色商业的产业经济生态功能，沈小静、宋超（2010）对我国商业绿色采购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商业绿色采购的概念，认为商业的绿色采购主要是在商业流通过程中，以批发和零售为主要业态的商业流通企业应采取对环境最小化的不良行为，从外部获取商业企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即商业流通企业以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方式从外部获取绿色产品和服务用于销售和自身使用的行为；在2007年第二届中国绿色商业发展高峰论坛学术交流中，高观分析了“绿色商业发战略问题”，周殿昆论证了“构筑绿色商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等学术观点，这些研究成果和观点从宏观视觉论证和诠释了绿色商业对我国的商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并从理论上探讨了绿色商业事业在我国商业经济实践中的发展前景、机制构建和实现路径。2010年首届中国绿色商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论坛会议全面总结了我国绿色商业创新发展经验和成就，通过行业论坛峰会巨大推力，进一步提升了一批优秀绿色商业企业的品牌形象，为中国绿色商业创新发展树立了标杆，促进了商业企业绿色品牌的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部分学者还对我国绿色商业的发展障碍进行了深刻分析和论证。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企业缺乏绿色营销运作的的动力和能力使得绿色商业难以推广；绿色商业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错位；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滞后；绿色市场秩序混乱、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规范等制约着绿色商业的发展进程。宁薛平、文启湘（2007）对绿色消费障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绿色消费模型，提出绿色消费障碍类型，诸如市场需求障碍、价格障碍、消费环境障碍。
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现状
商业模式概念的提出最早出现在1957年，但对于商业模式的研究直到2000年才引起国外研究者的广泛重视，2005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商业模式的研究掀起热潮。目前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日渐成熟。Osterwalder等提出了商业模式演化的五个阶段。目前，有关商业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商业模式的概念、要素和类型。王伟毅、李乾文从创业视觉对商业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商业模式是创业者创意开发的最终成果，对商业模式的本质进行了研究（2005）。Michael Morris等（2003）指出，商业模式具有生命周期，包括规范期、强化巩固期、适应期、修正期和再造期。何骏对上海社区商业进行研究，把上海社区商业发展模式归纳居住区商业模式、街坊型商业模式（2007）。2005年商务部颁布了《关于加快我国社区商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侧重点，对我国城市社区商业发展模式的现状和改革作了深刻、独到的分析。陈红华（2005）分析了国内外社区商业的差异性：国外社区商业以购物中心为主，一般通过政府合理规划，布局经过严格设计；而中国社区商业以住宅底商为主，往往是开发商独立操作，布局随意性很强。李曼（2006）从社区商业发展的优势进行了研究，提出社区商业具有的优势在于它是整个城市商业信心相容的基础，是未来商业重要的投资对象和商业地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途径。张晓娜（2008）对社区商业选择的商业模式进行了研究。梁云（2009）对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城乡市场网络化模式、供应链网连接模式、产业联动模式、小城镇商业模式、龙头企业（市场）带动模式，并以重庆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绿色商业的研究和商业模式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不够系统，鲜有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深入研究。研究方法大都停留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模型分析不够，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较多，缺乏多学科的理论支持，理论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对我国绿色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研究非常必要。
中国绿色商业模式及发展趋势研究框架设计
以中国的绿色商业模式为研究对象，以多学科理论为依据、构建绿色商业模式体系，转变商业业态类型以引导和培育我国消费市场，提升我国商业的国际竞争力，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中国绿色商业模式及发展趋势研究的主要内容及重点、难点。首先，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新的研究视觉、研究思路和方法，分析中国绿色商业发展模式及发展趋势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对相关概念、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主体进行界定，并对管理控制理论进行阐述。
其次，为中国绿色商业发展模式体系进行构建，这是该研究的核心内容。共分为四部分：第一，运用商业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理论，深入分析绿色商业的特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的有效结合，明确中国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趋势。第二，分别从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出发，研究绿色商业体系的构建及相应商业模式的设计，结合政府推动、企业自主行为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发展趋势，构建出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评价体系，从而建立起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控制平台。第三，为政府绿色商业发展的合理规划及企业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建设性意见。第四，从外部评价和自我评价两个层次，建立科学的管理评价体系，通过实时的评价、反馈，使我国绿色商业发展模式得以规范，不断修正管理控制体系，更好地推动我国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广泛运用。
再次，在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理论研究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结合实际案例对绿色商业发展模式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成功经验，查找问题，给出建议。
实证研究工作量很大，费时费力，调研数据的取得有一定难度，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的构成要素庞杂，梳理取舍困难，确定绿色商业模式评价体系要素和标准复杂，构建评价体系难度大。
中国绿色商业模式及发展趋势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理论框架设计。研究方法方面：首先，运用多学科交叉分析法，如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系统论等多学科理论对绿色商业发展模式进行探讨；其次，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理论和模型相结合，在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选取多个省份有代表性的城市、社区、城镇绿色商业进行访谈、问卷、实地考察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第三，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传统商业模式和绿色商业模式，总结绿色商业模式的发展趋势；第四，典型案例法，选取有代表性的绿色商业企业，设计相应的研究框架进行剖析，提出改进建议。
研究思路方面：在相关文献梳理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多学科理论为依据，以绿色商业为主线，以绿色商业发展模式研究为目标，充分分析绿色商业的体系构建，归纳出绿色商业模式的评价体系，并设计科学的评价体系对绿色商业模式的发展进行实时评价、反馈、修正和动态优化。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和具体案例，为政府和企业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1980年代；“美的规律”；综述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早期关于经济学和哲学的一部未完的读书笔记，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什么是“美的规律”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这在1980年代就引发了的美学学者的不同理解。关于“美的规律”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如何认识马克思的“美的规律”。其二是对与“美的规律”相关的“内在的尺度”与“物种的尺度”的理解。
如何认识马克思的“美的规律”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美的规律”是客观的。蔡仪从“美的规律”就是美的本质、“美的本质就是典型”而推导出“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的结论。蔡仪的观点得到了王善忠、张国民等人的赞同。王善忠在《也谈“美的规律”》中指出了“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认为“美在于客观事物本身，或者说，在客观事物中存在着规定事物之所以美的客观规律”。张国民在《如何认识马克思的“美的规律”论》中认为马克思发现了客观的“美的规律”，“并作了理论概括”。与蔡仪等人观点相反的一方认为，“美的规律”与主体、人的“实践”相联系。朱光潜和李泽厚都没有直接解释什么是“美的规律”，但他们都是从生产劳动的角度理解“美的规律”的。朱光潜把“美的规律”理解为主观需要和客观属性的统一，这种看法符合他关于美是主客统一论的观点；李泽厚认为“人是依照美的尺度来生产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是人改造自然的胜利，是人的自由的实现。马奇认为美的规律离不开人的实践，“正是在这种自由、自觉地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人还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美的规律”就是“在真和善的基础上，以真、善为内容的形式的规律。美的规律就是关于形式、美的形式、造型的规律”。蒋孔阳认为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的特点能让人类“依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美的规律应当是：人类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按照客观世界不同事物的规律性，结合人们富有个性的特征的目的和愿望，来改造客观世界；不仅引起客观世界外在形态的变化，而且能够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把这一本质力量具体地转化为能够令人愉快和观赏的形象”。 陈望衡认为“‘美的规律’应该包含人的自由天性怎样得到体现的内容”，陈望衡通过对“自由”与“自觉”的分析，得出“美的规律指的是：通过恰当的感性形象充分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显示人的本质力量。它是客体的感性形象与主体的自由而自觉的类的特性的完美统一”。周来祥认为“人类的劳动，是把客观规律性和人的目的性辩证的、生动的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现实的客观的凝结在对象化的世界——劳动产品中，美的规律也就是这种客观必然性和人的目的性和谐统一的规律”。朱狄认为马克思是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讲“美的规律”的，这里的生产指物质生产，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基础，所以人才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的重点都是在讲主体而并非客体。
在与“美的规律”相关的“内在尺度”与“物种尺度”的看法上，一方观点认为“内在尺度”与“物种尺度”指的都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尺度。如朱光潜认为“内在尺度”与“物种的尺度”指的都是对象本身的标准。蔡仪认为两个尺度都是属于物的特征，张国民、严昭柱都支持蔡仪的这一观点。陆梅林在《美学的崛起》中也认为“内在固有的尺度”“显然指客体”。程代熙在《关于美的规律——马克思美学思想学习札记》中，认为尺度和规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治造不出任何一种对象的“尺度”，“马克思说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这句话的真谛，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办事”。与以上观点相反的一方认为，“内在尺度”指的是主体的尺度，“物种尺度”指的是客体的尺度。此种观点，在李泽厚的《美学三议题》、刘纲纪的《马克思怎样论美》和《关于马克思论美》、朱狄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陈望衡的《马克思“美的规律”说初探》和《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邓晓芒的《劳动异化与其根源》等文章中均有体现。另外，在围绕“内在的尺度”的翻译和归属问题上，程代熙和墨哲兰还展开了一次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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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实证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较经济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即使是哈耶克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律，而非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科尔奈等重点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和隐性通货膨胀)，没有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运用文化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因和绩效。
事实上，经济学早期的大师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约翰・穆勒也认为，文化有时候比追逐个人利益更重要，马克思则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说明文化的来源。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的时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文化也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较经济学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由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的观念所决定的。
文化被经济学家冷落，却在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马克斯・韦伯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新教精神的渊源，剖析了新教在促进16－18世纪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勤奋节俭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本菲尔德认为，文化是解释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发达，就是因为意大利南方人狭隘的自利主义文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尔德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经历过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国家积累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兰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价值观等联系起来，并认为信念、价值观影响了经济绩效，虽然他列举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宽容程度、诚实守信等内容，但他把信念、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途径的思想，对施莱佛(Shleifer)、津加莱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研究的一类重要内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日本帝国快速崛起而后走向灭亡的文化动因。文化比较研究强调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经济、政治体制的塑造作用，这种思路及其研究结果对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较经济学一度相信，造成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差异，而比较经济学家并没有深究经济体制的由来。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绩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急剧下滑。转轨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已经不能仅仅用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解释，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稳定性。人们被动地从父母、社群等处获得文化的熏陶，一般会接受自小获得的文化并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样的机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文化基本是稳定不变的，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只能被动地适应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学者将文化纳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中来，形成了比较经济学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另一种以津加莱斯、基尔索等为代表。罗斯菲尔德对比较经济学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模式，他对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如本尼迪克特等关于日本文化的学说)，崇尚基于历史和统计资料的具体分析而非数理或计量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历史研究”，津加莱斯等认为文化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对于罗斯菲尔德而言，基尔索、津加莱斯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他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简明模型，依据跨国调查的数据，选择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称这种进路为“实证研究”。
本文在这里首先将阐述“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然后对比两种研究进路的特点，并作评论，最后本文指出比较经济学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斯菲尔德。罗斯菲尔德首先定义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被社群赞赏的经久持续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会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为法律提供基础，但又超越现时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它对制度的塑造和对经济活动方式的调整来实现的。文化影响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一个国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这些体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团的偏好)来运作，文化还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稳定，使得“较差的体系并不必然被优势体系扫地出门”。
罗斯菲尔德指出，人们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们过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却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限制个人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行为。罗斯菲尔德进一步发展出文化的复杂系统观，他认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混合体，文化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被放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等概念中，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各种要素的复杂混合物，不能简单地贴上“集体主义”之类的标签。罗斯菲尔德关于文化的这种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来演绎文化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是具体而细微地探索每一个经济体中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
罗斯菲尔德认为，现实经济体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对待个人在黄金定律(即个体公平竞争中互不侵害的原则)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态度。如果一个经济体能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是来自于竞争自发产生的规范(即“自我规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最高经济效率的普适性经济体，罗
斯菲尔德称之为A类体系。但是，现实的主要经济体都不是A类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独特文化的不完美体系，罗斯菲尔德称它们为B类体系。B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受独特文化的规范，文化会限制黄金定律发挥作用，或者取代黄金定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对个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会限制自由竞争、鼓励社会优先考虑一些目标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目标和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经济体的参与人为实现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断地扭曲竞争体系，这就导致权力发挥作用。文化规范下的经济体会出现垄断、寻租等现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现实的经济体系全是B类体系，在文化和权力的规范下，各个经济体实际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权者更偏好的经济体。文化和权力集团扭曲市场规律(主要是供求法则和凯恩斯法则)的程度，决定了各个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潜力。罗斯菲尔德为了比较各经济体的相对优劣，选择了A类体系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标杆。A类体系具有最高的绩效，而B类体系的文化规范则修改了A类体系下企业和市场的运作规则，改变了A类体系下的组织模式(A类体系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是完全竞争厂商)，也改变了供求定律或凯恩斯宏观经济规律背后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发生扭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A类体系相对比，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确定各种文化规范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相对绩效。
罗斯菲尔德比较了五个经济体(美国、西欧、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运行模式、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研究发现，这五种经济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还是美国，中国也会有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欧陆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滞、中国和俄国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转型理论方面，罗斯菲尔德认为，俄国由于威权主义的持续影响，还远未转型成“正常国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要优于俄国的休克疗法。因为各国都是文化规范型的经济体，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很多偶然事件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性，经济系统也不能简化成某种原则，一个制度则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罗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传统的”，因此转型开始时人们不会知道最佳路径是什么，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转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实验，需要从干中学。
总的来看，罗斯菲尔德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以个人规范的经济体为最有效率的标杆，而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视为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文化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理念、目标与方式，再通过经济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改变平等竞争权力方面的活动)影响消费品市场供求、劳动力市场均衡、投资决策以及利率、货币和对外贸易等宏观经济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化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这样，罗斯菲尔德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体制影响的完整解释。
三、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实证研究”
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领军人物如施莱佛、津加莱斯等也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尔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莱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框架。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可代际传承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因此，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变作为中介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总结起来，“实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
依据上述范式，基尔索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要选取适用于计量方法的可量化变量。由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实证研究必须挑选不受经济波动和制度变更等短期因素影响的文化变量。基尔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这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不随短期经济绩效和经济体制影响，也较容易在问卷调查中量化。在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方面，基尔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这是因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学者证实，信任行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研究。经济绩效则用具体的经济行为或人们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来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的储蓄额、进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范式也就变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经济行为范式。
基尔索等首先进行了关于文化和经济活动态度的实证研究。文化的变量是宗教，而宗教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经济活动的态度，它们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对待政府的态度、对妇女工作的态度、合法性规则(Legal Rules)、勤俭(Thfifti－ness)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看法。程度采用种类、是否自小就处于宗教环境中、是否经常去教堂或参加宗教活动等来衡量。结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别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规范，无神论者正好相反。有的人总体上更支持勤俭持家，更支持市场经济，认同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个人应该承担责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种宗教中，越是从小在宗教氛围里成长，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宽容程度正相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宽容，但它们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倾向于私有产权，伊斯兰教比较不喜欢私有产权。新教显著倾向于用公平换激励，只有天主教显著主张应该教育孩子们勤俭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认为人们是懒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条的改变也促进了信徒经济态度的变迁，以天主教梵二会议(1962)为转折点的实证分析发现，出生在梵二会议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宽容，更尊重妇女权益，但却更反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
基尔索等首次按间接影响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的范式，是分段进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对信念或偏好的影响，再考察信念与偏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证实文化对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文化主要选用宗教和地域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节俭的意愿作为代表，经济绩效主要用人们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储蓄以及再分配意愿为代表，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美国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对信任有正向影响，欧洲国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勤俭持家的偏好对国家储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亚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尔索等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差异对经济绩效(主要是国际贸易和FDI)的间接影响，样本来自欧洲国家。基尔索等先考察了欧洲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继而考察了信任对进出口贸易和FDI
的影响。在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尔索等考虑了相同程度、地理距离、对该国的了解程度(用一国报纸上关于该国的新闻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是否来自同一古代语言、法律根源和类型是否相同、两国历史上是否交战、两国人长相是否类似(主要是头发的颜色)、两国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结果发现，和法律渊源接近、语言出自同一语系的国家相互之间更信任，而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之间较不信任，长相和基因接近也对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响。两国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力度也越高。
基尔索等还研究了文化对人力资源禀赋的影响。2008年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考察男女经济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识水平(主要是数学水平和阅读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男女经济平等程度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来衡量，该指数越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文化则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问题是：“当工作机会有限时，你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吗?”妇女活跃程度用参加工作的适龄妇女劳动力数量，还有一个指标是妇女政治参与度，也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里，男女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数学能力上，而且在阅读能力上都有提高。当然，男性的数学分数仍然高于女性，但这种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不再明显而且和GGI指数无关。
上述四个方面是近年来基尔索等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证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文化对经济活动态度有直接影响，对经济绩效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偏好和信念，具体来说则是信任和经济生活态度。实际上，基尔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氛围也更利于经济增长。
四、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主要特点与评价
罗斯菲尔德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基本范畴、研究范式和结论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基本范畴方面，个人规范、文化规范的概念是罗斯菲尔德框架所独有的，也是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个人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区别，突出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个人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毫无拘束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会规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来源和性质决定了个人活动的范围和结果，也决定了经济体系整体结果。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没有对人性做出基本假设，没有引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没有建立一些可以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其范畴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对现实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描述。历史研究范式没有演绎推理，更没有数理模型。罗斯菲尔德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逻辑和可证伪的假设的体系，而是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描述或者说思想实验。在对比研究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时，历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际资料，对经济体的各个维度逐项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
基尔索和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则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保持一致。他们提出的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线性传导机制非常容易形式化，虽然基尔索等还没有建立一个数理模型，但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确定文化对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后，基尔索等人提出了可证伪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文化、经济绩效、信任等概念较难量化，基尔索等采用了变量，利用变量之间的计量关系推断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比较来看，“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鲜明的区别。“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论，再进行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信文化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存在几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历史研究”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实证研究”则竭力把文化范畴的内涵缩小到一两个维度以便把握。其次，“历史研究”中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而“实证研究”则仅限于若干种可能的传导机制。再次，“历史研究”不进行实证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存在一个和被比较体系维度一样的最有效体系作为标杆，而“实证研究”是去寻找间接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不对现实进行描述，看重数量关系，且没有一个标杆。
虽然都能发现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两种研究思路还是各有优劣。“历史研究”非常具体，并且贴近现实，能对现状进行直观的考察。“历史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英美、西欧、日本、俄国。我们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现实，也能利用其描述而进一步分析。但是，“历史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抽象的演绎理论体系，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规律、各种要素对文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另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罗斯菲尔德坚持用新古典框架作为标杆，而不采用现代制度分析理论，这使他的学说遗漏了很多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等，而这些正是文化发挥作用的途径。“实证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文化影响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进一步影响经济绩效的理论，为继续探索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机制开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尔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还太狭窄，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变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偏颇之嫌，不能具体看到不同经济体中文化影响的真实场景。基尔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但近现代以来经济发达、经济观念较先进的社会本身就是欧美基督教社会，所以文化因素和经济绩效容易产生自相关问题，在研究设计上还值得商榷。
五、结论与展望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5）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大部分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留守妇女群体，她们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独特产物。以武汉市远城区留守妇女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该群体面临的困难及其原因，并积极寻找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 ：留守妇女；城乡二元体制；社会保障；劳动技能培训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0．04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会工作协同社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3BSH088）；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文科基地课题“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项目编号：HBNPO2012ZD005)。
作者简介：彭惠青（1963-），女，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治理、社会工作；江绿荣（1989-），女，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收稿日期：2015－03－16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以及城镇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和加速，农村经济结构及基本状态的变化也随之发生，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也不合理，农民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居住、教育、医疗条件，开始尝试离开家，流入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些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因此，伴随农民进城务工、实现劳动力转移，妻子被迫留在家里，担负起照顾家庭老人与孩子的重任，这种现象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很普遍，人们称此群体为“留守妇女”，“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
1 留守妇女面临的困境
1．1 生产生活劳动强度大
对武汉市远城区留守妇女承受的劳动强度情况，笔者分别从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当此地留守妇女被问及“家务活主要由谁承担？”这一问题时，有318人表示全部由自己做，占54．45％；226人表示由自己和老人、子女分担，占38．70％。
对远城区留守妇女生产劳动强度的调查，有333人选择全部由自己做，占57．02％（占首位）；由留守妇女自己、老人、子女共同分担做”的有190人，占32．53％；还有63人表示所有的生产劳动全部由老人或子女一起完成，占10．79％。留守妇女独自承担生产劳动，劳动强度大，不堪重负。
1．2 留守妇女对子女教育负担重大
调查发现，留守妇女家庭多为核心家庭，半数以上为独生子女家庭。因为所调查的武汉市远城区是大城市的近郊，父母、公婆、兄弟姐妹往往都同住一个村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有照应。调查结果显示，62．67％的留守妇女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其原因为现在的养儿成本巨大，新的生育观念已经被认同。大部分留守妇女家庭虽然只有一个孩子，但是仍然有比较大的困难存在于子女教育这一块。在对武汉市远城区留守妇女子女教育情况调查时，有21．06％的人认为学费贵，家庭经济压力大，有62．84％的人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不够，无能力辅导孩子学习，还有30．82％的人觉得自己时间有限，没有精力教育孩子，普遍面临重大的子女教育负担。
1．3 缺乏安全感
随着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治安的防范力量逐渐减弱，影响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加，孩子、家庭财产以及留守妇女自身都会受到不同的安全威胁，留守妇女遭遇性骚扰的案件经常发生。在对武汉市远城区的调查中发现，认为辖区治安状况一般的留守妇女有57．19％，认为辖区治安状况良好的只占36．13％，而认为辖区治安状况较差的也有6．68％。为了了解远城区留守妇女生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进一步调查发现留守妇女中有56．51％对孩子的安全感到担忧，有21．92％的人担心家庭财物被盗，还有6．34％的人担心遭遇性骚扰，缺乏安全感。
2 造成留守妇女困境的原因
2．1 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留守妇女劳动量大
首先，在工业、农业、服务业三大产业中，政府对农业产业（第一产业）的投入比例偏小。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程度还不太高，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农业产值低、农民增收难、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农民还是停留在依靠传统人力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对于留守妇女而言，撒种、除草、喷农药、收割等农活经常靠自己一个人完成，生产任务多，劳动量大。农业基础设施落后，远城区道路交通建设落后，无法承载大型商贸、建筑车辆，经济发展受限。
其次，当前低下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阻碍远城区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如传统锄头和耙现在还是农村主要的生产工具，“农业靠天吃饭”的现象在该地区存在较为普遍。
2．2 子女教育费用贵，成长缺乏关怀
留守妇女家庭地处农村，经济来源单一，供养孩子上学成为她们主要的负担。在辅导孩子学业方面，留守妇女倍感压力，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留守在家的妇女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对孩子的学习教育感到非常吃力，加上上有父母需要照顾，还有家务需要处理，外有农活需要料理，留守妇女根本没时间过问儿女的学习情况。
2．3 治安防范体系不完善
由于武汉市远城区偏离主城区，治安防范基础设施投入滞后，无业游民较多，武汉市远城区留守妇女家里被盗窃的情况时有发生，每当遇到老人或孩子生病或者家庭成员与邻里发生纠纷时，留守妇女就会感到束手无策，特别是当有些留守妇女遭遇社区男性的性骚扰等突况的时候等，留守妇女很缺乏安全感。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远城区群众整体防卫能力减退。二是远城区的普法宣传教育不到位，留守妇女的法律意识淡薄。
3 解决武汉市远城区留守妇女问题的对策
3．1 改善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要改变政策，使政府福利政策更趋向于重投入而不是“甩包袱”。首先，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投入，起到财政资金的政策导向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关注农村的社会保障，加快推进和完善当前以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慈善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其次，要大力宣传新农合政策，确保党与政府的好政策能让村民切实的知道并熟练掌握。增强主动服务意识，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协助解决困难家庭的参合缴费问题，让新农合政策在农村应享尽享，尤其是所有“留守”家庭成员都要享受到。
3．2 发展地方经济
发展远城区的经济是妥善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出路，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外宣传，优化远城区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使大中型企业落户该地，最好是引进一些农产品加工行业的龙头产业，这样既可以新增就业岗位，又可以带动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农民增收创造途径；引进大型企业，将可以平整的土地进行平整，加大土地流转进程，在农民参加该企业工作的同时，又可以享受到自家土地流转的红利；鼓励全民创业，在国家刺激内需、鼓励消费的大环境下，支持农民就近、就地创业，可以多开发创新一些休闲产品、旅游产品等。只有通过这种离地不离乡的就业模式，丈夫才能帮助分担家庭责任，减轻留守妇女家庭的压力。
3．3 发挥妇联组织作用
妇联在妇女群众和党之间主要起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工作中，妇联应该始终以创建“平安家庭”为重点，为农村地区建立完善的治安防范体制贡献力量，努力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提供留守妇女情感倾诉渠道，解除她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从软硬件方面加大远城区留守妇女的法律意识，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并发挥自身组织优势，定期组织体检、心理疏导、提供法律咨询等；在尊重留守妇女意愿的基础之上，鼓励她们组建互助组织，搭建留守妇女内部情感倾诉桥梁，在互帮互助的基础上，谋求共同进步。
3．4 完善农民工探亲休假制度
由于劳动就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在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了保证“饭碗”，没有机会回家探亲，一些企业对于国家规定的探亲休假制度置若罔闻，农民工家庭情感无法维系。自1995年《劳动法》以及2008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以来，明文规定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在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后可以享受带薪休假。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缺乏带薪探亲休假立法，而是存在一些部门和企业有法不依。要保证农民工合法权益，首先是要保证有法必依，有关部门应该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进行一定的经济制裁。同时，广大农民工要提高维权意识，加强农民工内部联合，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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