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2 09:32:1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房地产开发市场规模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近年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西安市建设改造的进程也逐步推进，为房地产业的深层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市场呈现出诸多新的发展特征。国家先后出台的政策促使着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健康有序地发展。本文结合详尽可靠的数据对西安地区房地产市场及其信贷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目前西安市房地产市场运行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因素分析，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以寻求新的发展契机。
200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先后从金融、税收、土地等多个方面对房地产市场加以规范和引导。近年，西安市作为西部开放后的龙头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政配套建设迅速跟进为房地产行业快速扩展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持。房地产业开始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行调整。
经济开发区、浐灞生态区、西咸共建区、长安区、郭杜等区域随着几年来区域规划建设的推进，已经成为地产发展的热点区域。2007年由于股市过热，国家为防止房地产风险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加以调控，作为二线市场的西安市总体有小幅波动，但丝毫没有影响西安房地产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一、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
1、全国房地产市场现状
200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缓慢回升，房屋销售回温，经济适用房投资表现出加速增长的势头，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谋求多元化融资渠道，利用外资增速发展。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0亿元，同比增长30.2%。全国商品住宅竣工面积4.7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5%；销售面积6.9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4.7%。西安市房地产市场及其信贷现状分析与启示区域经济区域经济西安市房地产市场及其信贷现状分析与启示
房价总体涨幅较大，上海等热点城市房价在下半年有一定回落，波动较大。尽管国家调控政策意图明显，但是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二手住房的销售价格持续走高。房价上涨过程中，多种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投资和投机需求大量入市。
2、西安市房地产市场现状
2007年，西安市房地产市场在宏观经济环境良性运行、城市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之下得到了多方面的提升，国家政策调控的影响逐步显现，西安房地产市场发展愈趋健康、成熟。
（1）运行状况。近年来，西安市房地产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房地产开发市场中企业、楼盘品质逐步提升，居民消费理念越来越为成熟。
①土地交易市场。2007年，西安市公开拍卖土地5136.57亩，其中住宅用地3789.7亩，商业性用地499.61亩。成交土地5083.53亩，其中住宅用地3781.31亩，商业性用地454.96亩。
②商品房供应市场。从商品房投资额看，近年来的西安市商品房完成投资增幅逐年提高，除2005年增速放缓外，2006－2007年均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2007年，商品房完成投资额1474022万元，较2006年增长37.84%。从商品房供应量来看，近年来年均保持30%以上的增幅。从商品房投资资金来源看，自有资金所占比例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占比最大的仍是借贷资金，较去年上升7.16个百分点，实际完成投资额为509371万元。
③商品房销售市场。2007年，西安商品房年销售面积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较去年相比增幅38%左右，同时，销售金额方面超过了去年45%。全年商品房销售量达到了9580125平米，较去年增加了40.67%，创商品房销售量历史新高。
（2）运行特点。商品房开发和交易市场异常火热，开发投资额和房屋销售额屡创新高，全年房地产市场总体运行速度明显加快。政府土地市场调控能力增强，市场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小宗地块将成为西安土地主要供应形式。市场开发继续稳定增长，市场竞争由产品竞争向品牌、服务竞争升级。投资型住房需求有所回落，大户型市场产品运作将更为精益求精，住宅价格增长回归平稳。
二、房地产信贷现状分析
1、全国房地产信贷现状
2007年对于中国房地产业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安全，国务院24号文《廉租房管理办法》、《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相继出台。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仍有所加快。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其中商品住宅投资18010亿元，增长32.1%。商品房竣工面积58236万平方米，增长4.3%。商品房销售面积76193万平方米，增长23.2%。这些数字都显示，尽管宏观形势、政策环境与过去几年相比严峻很多，中国房地产业整体上还是呈现投资和销售双双兴旺的局面。
央行年内6次加息，房地产宏观融资环境明显紧缩。政府不仅希望保护居民合理性的住房消费需求，更希望发挥住房公积金在这中间的调解作用。同时央行大力加强住房消费信贷安全管理，更多从“窗口指导”、严格信贷资质条件和紧缩信贷额度入手。借助2007年股市的行情和政策的扶持，房地产业有效扩宽了融资渠道，融资结构得到相对优化。
2、西安市房地产信贷现状
（1）运行状况。2007年以来，西安市金融机构房地产信贷增速明显加快，个人住房贷款成为拉动房地产信贷的绝对因素。截止12月底，全市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491.85亿元，同比增长20.44%，增加了18.89个百分点，其中个人购房贷款余额289.50亿元，同比增长35.94％，增加了33.43个百分点。
房地产信贷增长呈现加快趋势，个人住房贷款增长态势明显。2007年各月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增速较快，增速比较明显的是四季度，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均呈现正V字形。
房地产开发贷款保持小幅增长趋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持续下滑。2007年以来，西安市房地产开发贷款呈现小幅增长态势，截至12月末，房地产开发贷款201.42亿元，同比增长3.80％，年内基本保持小幅增长趋势，其中地产开发贷款43.52亿元，同比增长13.42％；房产开发贷款157.91亿元，同比增长9.84％。
信贷情况以农业银行陕西分行为例。截至12月末，营业部房地产类余额399895万元，占营业部贷款总额的23.4％，房地产贷款较年初增加152315万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79207万元，比年初增加26088万元；开发贷款320688万元，较年初增加126227万元。
（2）运行特点。宏观调控措施对房地产市场中资金供给影响较大，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资源和银行开发信贷资金获取难度增加，将导致房地产行业快速整合资源，优胜劣汰加剧。同时住房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今后银行的房贷利率水平有可能上升1.3-1.5个百分点，无疑将明显加重房贷者负担。房贷的违约风险可能性加大，继而引发的更大风险将会波及整个宏观经济金融体系。
三、西安房地产市场存在问题的因素分析
西安地区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凸现出诸多特征，也包含了很多问题。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关键原因分析如下：
1、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和相对于资产价格的货币贬值进一步加剧了购房需求，推动房价继续攀升。物价和房价是互为联系的，资产价格强烈地受到未来的预期回报的影响，而未来的预期回报则受到未来经济是否景气，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预期的影响。物价上涨造成了通胀预期的加重，这将加大对具有保值能力的房地产的需求，在供给增加一定的情况下，将推动房价的继续上扬。2、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需求产生结构化的影响，抑制了中低收入者自住需求的支付能力，刺激了高收入者投资投机需求的积极入市。不断的加息增加了购房者的成本，这对潜在购房者的购房需求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投资回报率仍远高于资金成本，这种小幅的加息，对抑制投资、投机作用有限。
3、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呈扩张趋势。由于国内房价保持上涨势头，投资房地产可以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加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国际游资流入国内，房地产成为重要的投资途径。外资投资房地产已经开始逐步向一些二三线城市扩张，西安也在其中。
四、西安房地产发展相关启示
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加以深化、完善。根据现状分析得出以下启示：
1.继续加大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
保持住宅尤其是中小户型住宅的投资规模为重中之重。为了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保证广大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必须继续加大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保持适度的住宅投资规模和住宅供应量。
2．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减轻中低收入居民购房负担
住房保障是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未来政府的工作重心应更多放在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上。对于商品房的房价问题，则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在2008年两会期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政府用于廉租房制度建设的资金将为68亿元，比去年增加了17亿元。
3．择机开征物业税，稳定房价
从国外的经验看，物业税不仅有利于打击房地产投机、稳定房价，而且有助于改善地方税收结构、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对西安政府而言，物业税是永久的可持续的税收收入，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收来源，有助于解决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难题。物业税随着当地房价上涨而增加，而当地房价的变动又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环境、公共设施的完备情况等，这就可以有效引导当地政府重视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重视长期规划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4．建立科学的住房消费模式，提倡“租购并举”
要引导居民树立“购买和租赁并举”的二元消费观念。着力培育租赁市场，完善房屋租赁的配套设施。通过舆论，促成新的理性住房消费，开展“结婚不买房，住套房娶娇娘”观点的讨论，引导国民合理调整家庭消费结构，避免民众超前住房消费。
5．加强信息体系建设，引导房地产合理生产和消费
通过完善的房地产信息系统和定期公告制度，有助于合理引导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虽然这需要国家统一设计实施，但是做为西安市也可以进行区域范围内的尝试，以保障房地产行业有序健康地发展。
6.创新房地产信贷产品，拓宽融资渠道
商业银行要不断创新房地产信贷产品，拓宽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一的融资渠道，分散房地产信贷风险。针对部分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的信贷需求，加强信贷产品的创新工作。引导开发企业转变观念，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增资扩股，通过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来增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能力。这样不仅提高了西安市房地产业开发主体的质量，而且有利于西安市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五、结束语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调控，西安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西安房地产市场经过多年的稳步快速发展，已逐步进入盘整期，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其累积影响效应和市场长期发展走向将于今后得以显现，所以我们相信西安房地产必将成为西安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王有志，郭勇.西安房地产发展与其他同等城市的比较分析[J].山西建筑，2007，（31）.
[2]刘文婷.西安房地产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大众科技，2007，（5）.
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用法律形式确立的金融体系结构，以及组成这一体系的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责分工和相互联系，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复杂而又脉络清晰的生态系统。信贷、利率和贷款担保制度是我国金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信贷与利率制度是影响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宏观金融政策因素。由于我国宏观金融政策存在不足，信贷与利率成为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风险交叉传染的两个重要渠道;互保联保措施是目前我国江浙地区商业银行贷款担保的普遍做法，由于其存在着先天不足，也成为这两个市场风险交叉传染的一个重要渠道。下面将通过分析三个渠道对房价的影响来归纳风险在两个市场中的交叉传染机制。
(一)信贷渠道
信贷手段是央行最重要的数量型工具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直接紧缩或扩张银行的贷款供给数量，继而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进而迅速影响住房需求状况，最终引起房价波动。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例，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对开发商与购房人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增加投资和增强购买力将风险传染到楼市，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情况来看，一般会导致楼市繁荣，量价齐升的同时泡沫膨胀［7］。1．从房地产开发商角度来看，扩张的信贷政策将使其得以扩大投资规模，一方面增加市场供应，弥补供需缺口而平抑房价;但另一方面，充裕的流动性也使得其能够高价竞拍土地而推高地价从而推高房价，而且房价上涨预期将会带动大量投机投资者入市购房，进一步推高房价。从经济学原理上讲，长期中只要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房价会因为供给增加占优而受到抑制。但是房地产开发本身有别于一般工业品市场:一是存在开发周期会导致短期供需失衡:二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是有着较强垄断性的市场，因此信贷扩张将推动房价上行。2．从购房人的角度看，信贷扩张也将推高房价，在短期内尤其如此。扩张性信贷政策将使居民的购房贷款可获得性增加，使房产需求增多，交易量增加推高房价;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房地产开发周期，短期内增加的购买力与存量房数量有限形成矛盾，从而推高房价。不过长期中，由于新开发的房产不断入市、刚需不断减少，加上房价越高购房人越减少，不断攀升的房价将会受到抑制而下跌。另外，房地产有着投资属性，因此其有投资品的正反馈效应。一旦房价产生上涨预期，各种投机投资者入市将推动房价迅速单边上扬，也会激起刚性需求者的恐慌而使其被迫高价购房。但是央行不会任由房地产泡沫膨胀，在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风险加剧将会触发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信贷紧缩将导致楼市转头向下。房地产市场的正反馈效应再次启动将导致房价单边下跌。这两种正反馈效应对房价的影响都非常强烈，信贷扩张将可能导致房价先扬后抑剧烈波动，使风险加大。从上述影响分析可见，风险通过信贷渠道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交叉传染的机制可以归纳为: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金涌入推高地价，开发周期长供需失衡———多因素推动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吸引刚需和其他各种投资投机性资金入市———资金继续涌入与房价持续上涨相互强化导致楼市泡沫膨胀———风险加剧触发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信贷紧缩，楼市失血———房企坏账加上按揭断供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攀升———房地产金融危机爆发。
(二)利率渠道
利率手段是央行最重要的价格型工具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市场化、基础性、传递性，中央银行通过基准利率所发出的调控信号，能有效传递到各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价格上，从而对整个社会的金融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利率渠道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要从供需两方面来考虑。同样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例进行分析:从供给角度来看，利率是资金的使用成本，全面影响开发商的建筑成本、财务成本和利润等。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利率将下降，使得开发商贷款成本降低，加上对未来预期乐观，因此开发商会增加贷款投入从而在未来增加房产供给。但是由于短期的房价更多地取决于短期内房产供需状况，而房地产市场存在开发周期，短期的房产供给取决于存量多少。［8］从需求角度考察，对自住型购房人来说，利率下降意味着房贷成本降低，必然会有部分潜在刚性需求者选择出手购房，使住房的有效需求增加;对于投资投机型购房人来说，利率下降使其投资成本降低，预期收益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下降往往会使房价上涨，因此理性的投资者会迅速增加房产购买投资。而且由于房产供给受到开发周期的影响，短期内难以增加，如果存量有限将会导致供求失衡，因此利率下降将使房价上升。［9］利率下降导致的房价上升不会长期持续。在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使金融经济风险加剧的时候，央行将会通过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掉头向下。从上述影响分析可见，风险通过利率渠道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叉传染机制可以归纳为:宽松信贷政策降低贷款利率———房地产开发和按揭买房成本降低，带动刚需和投机投资资金入市购房———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导致供需失衡，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带动更多购房人入市，楼市繁荣进一步推高房价，楼市泡沫膨胀———风险加剧触发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利率上升增加购房成本，减少购房需求;新房供应大量增加———供求再次失衡导致房价下跌———房企坏账加上按揭断供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攀升———房地产金融危机爆发。综合上述两种渠道的影响机制可见，宏观金融政策应该要有持续性、前瞻性和可控性，短期内波动不宜过于剧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启动4万亿投资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应急措施，投放天量信贷，同时不断调低利率，使温州市许多资质不符合银行规定要求的企业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其中很多企业并没有产能扩张的计划，而是将贷款投入来钱快、利润高的房地产市场，导致温州楼市的非理性繁荣，房价从2009年1月的13000元每平米上涨到2011年2月的34000元每平米，涨幅高达161．54%，泡沫膨胀。①时隔仅仅1年(以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标志)，在无论是房企还是实体企业的一个投资周期远未完成之时，央行货币政策就回归稳健，银行收紧银根，风格切换过于频繁且幅度过大导致许多企业资金链断裂，并引发金融经济的剧烈连锁反应。
(三)贷款担保渠道
互保联保是我国江浙地区商业银行贷款担保的常规做法，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贷款普遍采用这种担保方式，经济蓬勃发展时期这种模式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互保联保的做法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根据温州市金融机构贷款的一般做法，企业申请贷款时，首先将自有厂房作为抵押物评估，以评估价格的50%获得贷款金额;对于不足部分，银行则要求贷款企业提供1～5家企业进行担保。我们在2013年调查中显示，平均每家中小企业有3家互保关系。由此，如果1家企业倒闭，就有2～5家企业会遭殃;而如果5家企业倒闭，将会有20家左右企业受到牵涉。温州市浙江沪洋电气有限公司企业主“跑路”，就涉及到直接为其提供担保的5家企业，还有更多的企业受到间接的牵连。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温州制造业利润逐渐微薄，急需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高房价带来高利润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众多制造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其中大量的资金来自互保联保的担保贷款。而一旦楼市出问题，银行将会自我保护紧急抽贷，银根紧缩导致涉房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将通过担保链迅速放大和传染，一家有难将变成集体受难，平时救急，危时要命，具有集群性、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互保联保渠道与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房地产市场巨大利润的吸引力紧密相关。风险通过这一渠道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中的交叉传染机制可以归纳为:互保联保措施使得企业获得过量贷款———制造业萧条和投机高收益吸引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推高地价房价———楼市繁荣吸引更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价与投融资相互强化导致房地产泡沫膨胀，风险加剧触发宏观审慎政策———银根紧缩使楼市失血戳破房地产市场泡沫———涉房企业倒闭———担保链上的其他企业倒闭形成企业倒闭潮———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引爆房地产金融危机，风险由此在多个市场中交叉传染，并可能迅速扩大到整个金融经济体系。
二、民间借贷在风险交叉传染机制中的作用
民间借贷作为温州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直处于活跃期。据温州银监分局最近的一次调查，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当年全市银行贷款的20%;其中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约220亿元，占比约为20%。这包括一些人以融资中介的名义，或者由多家融资中介联手，在社会上筹集资金，用于外地房地产项目投资，也包括一些个人在亲友中集资炒房。［10］同一年(2010年)温州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仅为270．5亿元②，由此测算流入房地产项目的民间融资占当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例高达81．33%。可见高息民间借贷在温州市房价泡沫膨胀和破裂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非常高，本身有着巨大的风险，通过开发商参与民间借贷，将风险传递到房地产市场;随着楼市的崩盘，风险迅速传染到民间借贷市场。由此，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之间交叉传染，并进一步扩散到更大范围的金融市场。我们通过调查分析认为，民间借贷在风险交叉传染机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民间高利贷放大了风险的程度。由于流入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资金中包括大量的高利贷，只有更高收益才能弥补这种高利息，因此民间高利贷通过推高房地产开发成本进而推高房价，使得温州房价上涨速度和幅度均高于国内其他三线城市。而在楼市崩盘的过程中又加剧了金融恐慌，导致房价下跌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给房地产市场崩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民间高利贷加快了风险传染的速度。宏观金融政策的剧烈波动导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于是开发商求助于民间高利贷。然而房价持续下跌导致民间高利贷本金和利息无法及时偿还，债务人跑路使得风险迅速向民间借贷市场传导，恐慌加剧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在短时间内崩盘，风险传播速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和高利润、宏观金融政策变化过快是高利贷进入的诱因，也是催生高利贷的土壤。但是如果没有温州楼市的畸形发展以及宏观金融政策大起大落，次贷危机之后温州民间高利贷市场不会如此繁荣，也不会形成目前这种严重后果，可以说高利贷介入是温州楼市加速崩盘的催化剂。除了上述三种原因导致风险在两个市场之间交叉传染，民间借贷推波助澜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导致温州市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加剧与扩散，如不合理的土地供应政策等。2013年温州市总共出让土地9698亩①，是2007～2011年温州市区的供地总和的3倍;2013年温州市区商品房新增供应量将近80万平米，再加上2012年年底80多万平米的库存，市场供应量将达160万平米，而2006～2011年温州市区商品住宅销售量共计362．05万平米，年均仅60万平米。②庞大的土地出让量和新增商品房供应对温州房价形成了重压，供需严重失衡也是导致温州房价持续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三、温州市房地产金融市场危机的解决对策
2009年银行业发展状况
银行信贷猛增推动经济复苏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的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逐步实施的带动下,随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银行配套资金的大量释放,信贷狂潮持续了整个2009年前半年。据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创历史纪录高达9.59万亿元,全年信贷增速高达34%。其中,1月、2月、3月、6月为贷款新增的高峰期,四个月新增贷款合计为6.14万亿元,占总新增贷款比例的64.63%。
2009年商业银行的巨量信贷投放改善了全社会及企业的流动性状况,助推了企业生产的企稳回暖,提升了企业景气和企业家信心程度。银行信贷资金在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拉动了国内GDP的增长。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拉动占比为80%。毫无疑问,银行杠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复苏的最大功臣。
以量补价难以遏制利润增速下滑
由于执行反危机的降息政策,银行整体息差水平比2008年显著缩小。中国内地人民币业务净息差为2.21%,较上年下降0.49 个百分点;中国内地外币业务净息差为1.44%,较上年下降1.45 个百分点,但与上半年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净息差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1)人民币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大幅下降。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降息,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降了1.89和2.1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存贷款利差收窄。基准利率下调对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利率水平的影响在2009年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大幅下行。2009年,人民币七天SHIBOR利率平均值为1.24%,较上年下降1.68个百分点。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平均值为1.50%,较上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外币市场利率大幅下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市场利率震荡走低。2009年,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目标区间,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英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截至2009年末,六个月美元LIBOR为0.43%,较上年末下降1.32个百分点,六个月EURIBOR为0.99%,较上年末下降1.9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变化显著,贷款收益有所下降。―是2008年下半年起贷款基准利率快速下调,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贷款收益水平的提升。二是新增贷款结构欠佳,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低收益的票据贴现占比达到23%。虽然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不足以弥补贴现对贷款收益率的影响。三是市场流动性充裕,机构间竞争更趋激烈,贷款定价水平达到历史低位。这些因素使得银行净利差刚性收窄,银行不得不采取“以量补价”策略,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以努力实现银行收入水平、利润水平的增长。银监会2009年年报显示,200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资本利润率16.2%,资产利润率0.9%,利润结构中净利息收入占到了63%。可以得知支撑盈利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信贷规模接近34%的增速扩张。从各大银行年报数据中可以看到,银行以量补价的策略未能奏效,利润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进入统计数据的17家银行中,工行、中行、华夏、深发展、兴业、民生、浙商、渤海这8家银行2009年资产利润率较2008年获得提升,广发基本持平,其余都是略有下降。从全行业来看,净利润增速从2008年的32.85%下降到14.36%,以量补价难以遏制住利润下滑。
银行资本充足率快速降低,补充资本压力巨大
2009年上半年银行业“以量补价”策略的实施,使得部分资本状况一般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指标方面下滑明显,接近监管底线。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各银行的贷存款比例处于高位,大部分银行接近75%的监管上限,小部分银行比如中信、光大、深发展、民生已经超出监管范围之外,分别为79.62%, 80.35%,79.14%,76.56%。
天量信贷投放使得各银行资本消耗严重、未来资本补充压力较大。在对17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进行对比考察后发现,各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2008年相比,工行下降0.85%,农行下降0.49%,中行下降1.74%,建行下降0.86%,交行下降1.39%,分别降至9.9%、7.55%、9.07%、9.31%、8.15%。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和浦发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27%和5.06%,接近监管红线;而渤海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从2008年高水平的13.17%下降到2009年的7.43%。
2009年各类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以补充附属资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合计发行规模2655.5亿元;两家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合计发行规模100亿元。其中发行量最大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发行量占到了77.10%。建设银行2009年分别于2月、8月、12月发行三期次级债,合计发行规模800亿元,是2009年发行债券规模最高的商业银行。
由于银监会于2009年10月下发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余额不得超过其核心资本的20%的规定,并对银行间存量互持的次级债采取以7月1日为红线的“新老划断”方式扣减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次级债券和混合资本债券的需求量,使得商业银行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补充资本,包括二级市场配售、定向增发、引入战略投资者、H股上市等。
2010年中国大型银行的资本缺口压力仍然很大,纷纷宣布了筹集新资本以充实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计划(表1)。上市银行增发无疑会成为2010年资本市场的重头戏。然而,上市银行增发仍然蕴含着风险。就银行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行并不完全是真的资金紧张,而是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因为,2009年的天量信贷,绝大多数都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开发商,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等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在这样的信贷结构下,银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很难发挥,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很难牢固。因此,大规模的融资完成以后,银行能否给实体经济以最大力度的支持呢?如果银行继续按照现在的经营思路,继续把信贷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开发商,那么,融资不仅不能化解银行的风险,反而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监管政策收紧,银行疲于应付
伴随着银行贷款的高速投放,为防范风险,2009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提高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结构以及新业务开拓等方面,银监会进一步提高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加强了监管力度,以防潜在风险,特别是《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是很大的。
资本新规具体包括:将资本充足率达到10%作为审批商业银行新业务、新机构准入及提升监管评级时的硬性指标要求;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行为有所限制;对银行间交叉持有的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进行更严格的限定。在将次级债计入该银行附属资本的过程中,将2009年7月1日定为标准时点,按照“新老有别”的原则将银行交叉持有的新发行次级债从附属资本中扣除等。上述监管新规,将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受到资本充足率硬性约束限制的程度,并将影响其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银监会监管收紧对于银行业的影响非常大,银行拨备覆盖率明显提升。从各大行2009年年报可以看到,17家银行中除了农行和中信没有达标之外,其余全部达到了150%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44.1%,比年初上升22.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除了资本监管加强外,贷款新规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面临着经营和监管的双重挤压。中国银监会2009年出台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以及2010年2月正式颁布实施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业界被统称为贷款新规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都使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符合监管要求的过程中显得左右为难。这些新规的出台,在帮助银行实行贷款全流程管理、规范贷款操作行为、防范潜在信用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同时,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观念更新、管理措施跟进、目标客户维护以及人员素质提升等提出了严峻考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初衷在于通过加强贷款支付的管理,强化贷款用途管理,减少贷款挪用风险,避免银行贷款进入股市、楼市而非实体经济领域。而大客户的接受度不高,这给银行维护客户关系、推进《办法》的实施带来了困扰。银行试图通过用流动资金贷款代替固定资产贷款,以及化整为零的变通方法也在《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下再一次受阻。
后危机时代银行业风险分析
存款活期化,贷款中长期化,错配风险集聚
存款活期化。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活跃和经济的企稳回升,存款进一步活期化的趋势明显。从储蓄存款的定、活期结构来看,2009年居民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下半年活期存款新增额高于定期存款新增额。说明储蓄存款的稳定性趋于下降,存款活期化趋势日益明显,流动性风险加大。
新增贷款长期化。2009年上半年,在投资结构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票据融资占比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与前期相比,显示流动性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通过对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2009年贷款构成的研究发现,从2009年7月贷款构成中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达到了当月新增贷款规模的2.38倍,9月份更是达到3.41倍,新增贷款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和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密切相关,因为绝大部分中长期贷款投向了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但是在20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为支持宏观经济持续回升,银行新增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必须得以保证,因此,商业银行将面临较为严重的资金流错配风险。
从中长期贷款的部门流向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多地集中在了企业部门。目前,企业部门获得的中长期贷款占76.2%,从2007年底流向居民部门的中长期贷款比重持续下降,直至2009年二季度之后有所回升。
再观察企业和居民消费两个部类中长期贷款的占比。首先,居民消费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了绝对的份额,虽然近年来持续下降,但仍高达88%。居民消费性贷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其比重如此之高与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的欠发达有关,但居民消费性贷款如此高比重集中在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贷款上,实际上大大压抑了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其次,企业部门的贷款快速的向中长期贷款集中。2005年第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的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只占34.5%,到2009年四季度这一比重上升到了50%。企业获取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购置等,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中时,会有大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企业部门贷款中如此高比例的中长期贷款实际上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信贷投放集中。观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投向不同行业的比重发现,中长期贷款集中配置在制造业、交通运输行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以及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行业,这五大行业所占的中长期贷款比重分别为17.1%、20.8%、32.2%、16.7%以及8.1%,共占中长期贷款的94.8%。如果将交通运输、电力和水的生产以及水利算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话,这部分中长期贷款占到总的中长期贷款的45.6%。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度地集中在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行业,这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中长期贷款的风险。
中国银行体系中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过快,与存款期限匹配性差,同时,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这些都系统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制约了下一年度中长期贷款份额的上升空间。反思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的投放特征,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模式的风险。
中国经济虽然呈现了高速的增长,但我们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这都系统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增长速度越快,风险就越大。同时,中国目前间接融资规模过大的金融结构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上述提到的中长期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占比过高,中长期贷款投向过度集中。因此,要系统性地降低中长期贷款的风险,依靠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是不够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最终的转变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贷款主体“亲政府化”,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激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现
在贷款向市政建设、公共事业项目集中的同时,贷款主体自2008年末和整个2009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贷款主体向国有大型客户集中,二是2009年以来的新增贷款中的主要投向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于当前国内信贷业务具有的较高收益能力以及国内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各商业银行对于信贷市场的争夺非常激烈,信贷市场占比仍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地位的核心指标之一。在中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自然不能错过通过信贷扩张改变竞争地位的机遇。政府融资平台一方面具有政府信用背景,另一方面,融资平台涉及的工程中不少是地方的重点项目和投资热点,所以加大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贷款就成为银行必然的选择。
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大国企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向中小客户倾斜,但是出于对规模、成本和资产质量的考虑,大部分商业银行仍把信贷资金向大客户集中。从各大银行2009年年报数据可以看出,华夏、广发、深发展、兴业、民生、恒丰、浙商的客户集中度都比较高,其中广发在图11中比较显眼,单一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10.2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56.43%,全都超过了监管要求,贷款集中性风险较高。
从本次投资增长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增加,相反,民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反而出现下滑,因此贷款集中度大幅增加。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政府刺激计划,短期内在应对危机上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操作失当也可能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居民部门作为最终消费者其收入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不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能不能切实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
地方政府过度融资把银行引入风险境地
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扩大融资、投资的重要机遇期。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猛增2倍以上,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大部分是在过去一年形成的。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来自中国监管部门的资料显示,2009年末,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超过3000多家融资平台获取的各项银行贷款余额已经累计7.38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3.05万亿元,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各行一般贷款余额较大的比例,如图12,2009年末光大银行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一般贷款余额的33.1%,兴业银行为29.4%,平台贷款集中度比较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冲动下,基本没有考虑本级政府实际可承受能力。由于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项目,大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用项目本身产生的效益来归还银行贷款,要用当地本级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归还。巨大的还款压力对一些相对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诸多影响,引发各种风险因素。短期来说,由于投资和信贷政策的收紧,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可能难以继续融资,从而导致工程烂尾,进而造成银行的坏账;中长期来说,地方政府融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资一般都有回收期长而且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特点,即项目本身的还款能力相当弱,主要靠财政收入偿还,而地方财政收入又是不稳定的,不仅对经济周期敏感,而且因土地收入已占20%以上,直接受着房地产市场冷热的影响。此外,极端情况下,某些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近年地方政府较普遍的以财政对借贷进行担保的做法,严格地说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些情况有可能成为银行体系信贷质量方面的长期隐患。
多数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25%,兴业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60%,比较突出。如此高的集中度可能会提升银行未来的不良贷款率,进而影响盈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多为中长期的基建类贷款,而建设周期通常长达2〜3年,因此在随后两年有进一步融资需求,当偿还本金高峰来临时,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对银行业2012〜2014年的盈利将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将在目前7.38万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直到2011年达到峰值,为9.8万亿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为4.9万亿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从2012年起偿还本金的金额显著上升,2013年达到峰值,为2.3万亿元。假设2013年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为3.36%,关注类贷款比率为13.45%,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拨备比例为100%,对关注类贷款拨备比例为5%,则2013年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将分别达到2359亿元和9437亿元。如果商业银行将这些不良贷款在2010〜2012年提前拨备,则需拨备2831亿元,相当于银行业2010〜2012年拨备前利润的6.6%,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影响为7.9%。如果累计超过地方政府偿债率警戒线的还本付息金额全部变为不良贷款的假设,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最大影响为33.1%之间(如表2)。
房地产信贷激增,房地产及与之相连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如图14),与房地产相关的银行信贷规模也在大幅上升。一直以来,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自2006年以来银行贷款在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平均达到21%)。截至2009年底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达到2.5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32%,同比增长29.75%。2009年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5796亿元,占各项新增人民币贷款的6.02%。2009年房地产开发市场显示出比2007年更火爆的状况。与房地产景气度同向发展的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住房个贷余额达到4.7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1.91%,同比增长41%;新增个人住房贷款1.4万亿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14.5%。
金融过度支持有可能会激化房地产业危机,特别是长期宽松的信贷政策,过低的利率政策会不断刺激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增加房地产的消费性需求。从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房价上涨,继而出现风险,基本都与银行的进入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房价短期内快速飙升,基本上都是银行金融支持的结果。可见,银行信贷的非理性扩张和收缩会严重影响房地产资金供应,致使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给房地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储备贷款存在隐性风险。1997〜2009年随着我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土地开发面积也在快速增长,但土地购置面积一直大于开发面积,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而这些闲置土地大量囤积在部分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第二,销售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开发贷款面临极大风险,经济繁荣时期销售猛增,一旦经济衰退销量会大幅下滑。以2008年为例,房地产市场的突出表现是销售非常低迷,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全部下降。开发商销售不畅,资金回笼减缓,资金链趋于紧张,现金流量情况恶化,短期偿债能力下降。由于房地产市场风险转化为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蕴含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第三,高房价收入比使个人住房消费信贷违约风险开始上升。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以2009年北京房产均价13224元和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26378元为例,一个三口之家,两个成人的全部年收入来购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22年,购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20年,购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需要17年。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迅速增长,可能居民房价收入比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下降,但目前高企的高房价收入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使得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潜在的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脱媒”压力下银行理财产品疯长,资产表外化潜藏风险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资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对传统的银行经营带来挑战,银行存款减少,分流向资本市场的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居民和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面对脱媒的压力,银行不得不寻找新业务途径,而理财业务从2004年上市后就成为各行竞相角逐的市场。2006〜2008年间,银行理财产品发售数量一路上涨,到2009年更达到了7566款,募集资金达到了5万亿元,2010年1〜4月信托理财产品发行规模高达1.88万亿元,银行理财业务呈现“井喷”式发展。
在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初创期,投资方向基本为银行间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初期的外币理财产品相比,人民币理财产品则更为规范,客户资金与银行自有资金相互隔离。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理财产品属于商业银行熟悉、专注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依靠银行自身的平台就可以完成产品销售、资产配置、投资决策、清算分配等职能。
此后,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走低以及资本市场的走强,商业银行纷纷探索新的理财产品运作模式。一是借助信托平台进入股票市场、产业投资市场。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将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则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股票和实业投资。在这种投资路径打通后,理财产品形式上的创新层出不穷,比如新股申购、信托收益权转让以及由债券、股票、信托融资等产品组合而成的资产配置产品等。二是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结构性理财产品,实现覆盖全球市场的投资管理。尤其是QDII的推出,打通了人民币海外投资的通道,扩大了资源配置的半径,理财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利率、汇率、股指挂钩的产品。
自2008年二季度开始,风险相对较低、收益相对稳定的信托贷款类产品大幅增加,占主导地位。进入2009年三季度以后,一系列紧缩资金流动性的宏观政策让银行“钱包”收紧,加息即通胀预期又让投资者对存款缺乏兴趣,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大幅增加,并保持快速增长,2009年11月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到了1600亿元。其中,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份额占全部理财产品市场的80%左右。在信贷规模紧缩时期,商业银行借助信托平台实现了对企业的变相贷款,通过与信托公司的合作,盘活了存量贷款或分流了增量贷款,间接地使信贷规模得以扩大。据了解,多家开发商直接走贷款通道屡屡受阻,很多银行通过信托贷款的方式,用理财产品将资金引到房地产领域。这已成为不少银行贷款以外盈利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开发商曲线获得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
此外,银信合作理财也成为银行间信贷腾挪的手段。2010年对信贷投放节奏控制严格,四个季度的比例基本控制为3∶3∶2∶2,因此银行必须对信贷投放做好充分计划,比如有哪些信贷马上要发放,有哪些资金可以回收,碰到额度紧张时,就会向总行申请进行信贷资产转移。不过,除了额度控制的因素外,银行还可以进行结构调整。现在信贷利率较高,所以一般转移出去的信贷利率会比较低,比如下浮10%,这样银行就可以用腾挪出的信贷额度投向利率较高的信贷。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规避资本监管、计提拨备等要求,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等转出表外。虽然贷款已转出资产负债表,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却因此减少资本要求,并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不容忽视的是,一旦理财产品未来出现支付风险,银行就会对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这样看似风险低的表外融资立即转为表内,构成商业银行的一大隐形风险。尽管理财产品背后的运作采取银信合作模式,但客户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其视为银行行为,因此一旦信托公司不按照信托协议管理、运用信托资金而出现问题,银行则会面临极大的声誉风险。
可以看到,银行理财在我国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同质化、大众化特征较为突出,部分银行在理财业务上一味追求业务规模而忽视风险管理。例如产品研发上,未能按照利益和风险适应性原则设计产品,没有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进行投资组合,没有运用科学合理的测算方法预测收益率;在产品销售上,没有进行客户风险偏好评估或评估流于形式,没有准确了解客户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及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在风险管理上,没有设置科学的风险监测指标并建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
然而,从长远来看,理财业务将会随着国内居民财富迅速扩张而产生巨大的需求,也与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相符,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理财业务发展的特点建立与完善理财业务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宽货币、紧信贷下催生债券市场泡沫,银行体系集聚巨大利率风险
“宽货币、紧信贷”是2009年下半年到现在金融运行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货币供给较为宽松,人民币贷款则持续收缩;银行资产非贷款化倾向加剧,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债券市场。由于货币不进行实质性紧缩,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宏观问题,宽货币、紧信贷下银行体系孕育着巨大的利率风险。
外汇占款投放过多导致“宽货币”,银行资金面宽裕。外汇占款是我国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们可以根据央行编制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分析货币的投放情况。“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有:国外资产及国内信贷。负债方则是储备货币、发行债券和政府存款。通过考察2009年以来“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我们发现在国外净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则一直上升。如图16,2009年12月,国外净资产占比已经达到82%,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这说明,随着国内信贷收缩,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并相应投放外汇占款已经成为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框架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在结售汇制度下,为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只要国际收支双顺差稳定扩大,企业、居民不断结售汇,银行就要不断收购外汇资产,发放本币。
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政府通过紧缩信贷的方式调控宏观经济。受制于现行的汇率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给银行体系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也同时提高了银行信贷投放的能力,促成了2009年银行信贷猛增。到下半年,政府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流动性过剩对于宏观经济的危险性,宏观调控开始转向。
然而,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达到引导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央行票据进行对冲银行过剩流动性,但随着央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冲效果正在不断减弱,而且,庞大的央票发行规模也给人民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成本。除发行央行票据外,人民银行还可以通过调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达到锁定银行过剩流动性的目的,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始终会有一个上限,在目前已经高达16%的水平上,进一步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目前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依然充裕,2009年末,银行业整体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维持在3%左右。另外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调整,或许可以在缓解通货膨胀预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信贷投放所能起的影响比较微弱。而且,在目前经济复苏前景尚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的大幅升息恐怕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由以上分析看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很难实现引导货币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和窗口指导、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等银行信贷紧缩手段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09年以来,监管当局在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资本结构以及计算方法的管理。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能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约。其次则是通过窗口指导,对各行实行贷款限额控制,从而直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
宽货币紧信贷下大量资金涌入债券市场,银行业积聚利率风险。在人民币流动性总体较为宽松、贷款增速受限的情况下,银行资产非贷款倾向加强,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加大人民币债券投资力度,把大量资金投资投向国债及央票。以广州银行为例,2009年投资收益占到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投资收益全部来源于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2010年年初以来中国债市能形成一波牛市,便拜赐于“宽货币、紧信贷”的杰作。三年期央票2.7%的利息率,认购率居然达到了两倍。从长远来看,“宽货币、紧信贷”的格局将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银行的资金必然需要寻找出路,债券投资的配置压力很大,造成众多资金积压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使得债券市场收益率节节走低,并且我国市场收益率有近一步走低的趋势。
由于短期利率尚未市场化,长期利率又受银行信贷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失真,使当前国内债券市场风险在价格上得不到真实反映。目前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还未充分反映未来的通胀风险,然而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向消费物价的传导使通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较大机会持续上行。并且实际利率在较长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体现为负时,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利率上行必然对银行的资产价格带来影响,如果管理不当会造成银行业巨大的利率风险。因此,通胀趋势及其背后的利率变化风险将是近期银行业的担忧所在。目前中国债券定价对通胀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体现未来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对长期利率飙升带来的冲击有所准备。
2010年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拐点
2010是中国经济转型年,也是银行业转型拐点。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和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商业银行经营发展面临新的市场发展环境。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经营转型,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水平是银行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银行在高速发展中基本经历着融资、扩张、再融资这种传统的业务模式,对资本消耗甚巨,使得资本稀缺性日益突出,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瓶颈。金融危机后,监管当局对资本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资本的约束也越来越严格,银行将面临更胜以往的资本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银行业发展资本消耗少、盈利水平高的零售业务与中间业务,经营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转变为内涵集约型,提高中间业务贡献度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实现内含价值增长的内在需求。能否通过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进而加快转变以批发性信贷业务为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以及以利差收入为主导的传统盈利模式,成功实现转型,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选择。
2009年10月,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对外界表示,招商银行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二次转型阶段。招行的二次转型是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确保风险可控为目标,通过继续推进并深化经营战略调整,促进经营方式向内涵集约化转变,保证盈利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巩固和发展招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招行提出了相应的竞争策略:集中力量发展零售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和非利息收入这三块业务,推进以低资本消耗的方式来发展业务,扩大低资本风险、高收益业务的规模,并且提高贷款的定价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事实上,招商银行“二次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招行所独有,而是所有规模扩张中的银行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问题。
国际大型银行在1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从批发业务向零售业务的转型,业务增长的动力不是资产业务而是非资产业务、不是批发业务而是零售业务。例如,花旗银行业务结构主要包括全球零售银行业务(消费者金融)、公司与投行、全球财富管理三大类,其中零售银行与投行业务起决定作用,利润贡献度占比超过8成。美国银行业务结构包括全球消费与小企业银行业务、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股权投资及其他业务等四大类,其中前两项业务对盈亏起决定作用,利润占比高达70%以上。汇丰银行则形成了个人金融、私人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公司、投行和市场四大类主营业务。德意志银行则全力发展投资银行、资本市场、个人理财、资产管理、清算交易等新兴金融业务。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近几年尽管发展比较快,但是以息差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盈利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利息收入仍然占据全部收入的绝对比重。2009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平均不到10%,最高的中国银行为19.82%,但是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差距很大,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深化组织架构改革,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是决定业务经营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内部组织架构、业务运营模式与业务经营转型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保证业务经营转型的市场效率。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以事业部制居多,通过扁平式、矩阵式、网络型等组织形势替代传统的科层组织,呈现出“大总行、大部门、小分行”的特点,其优点在于成本费用大幅降低,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银行业应该积极借鉴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经营经验,改革“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缩短运营管理层次,提高市场响应速度,提升组织效率。
目前,国内许多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加快这方面的转型,如民生银行对私业务和对公业务已经开始事业部制管理。民生银行公司业务事业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高风险的公司业务从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经营、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为事业部“一级经营、一级管理”的体制,通过实施专业化评审、进行专业化营销和组建专业化团队来全面提升对客户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提高收益。事业部制在业务线内部,减少了协调成本,强化了决策和上级对下级的业务支持,能够形成区域优势和快速反应;在业务线内部有利于产品创新、产品多元化,有利于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由于业务线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减少了管理层次和管理环节,经营管理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借助专业化的团队,延伸服务链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构建与业务转型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安全稳健发展,对于银行经营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施业务经营转型时,由于业务品种、经营范围和盈利来源等出现新的变化,风险控制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切实强化对市场、资本、风险、成本和价值的认识,通过风险的系统化控制和全方位管理,实现业务经营转型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转型
面对中小企业市场旺盛的融资需求和大型优质客户市场挤压形势,银行业要逐步转变和淡化传统的“大户”战略,果断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转型。中国劳动力相对富余,短期内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会改变,所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优势的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带来巨大的物流、资金流,其中隐含着除信贷之外更大的金融业务空间。面对这一基本的经济结构,银行机构应努力发挥为中小企提供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中小银行应该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从业人员本土化、与客户地域联系密切、熟悉客户资信与经营状况,可以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与国有大银行相比,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充分保障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决策机制灵活,更能符合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而提升价值,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城商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自己的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与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寻找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的定位还应当是所在的城市,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才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虽然国家放开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经营限制,但城市商业银行还是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冷静思考一下自身的优势,不能盲目搞扩张。条件成熟的可以适当在外地设立一点分支机构,同全国甚至国外一些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但最重要的还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抓住碳金融发展机遇,加大金融创新
面对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世界各国或协作、或独立地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这必将导致产业和金融资源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低碳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公益性概念,而是一个潜力难以估量的发展机遇。服务于温室气体减排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出现了参与国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财务状况更加复杂等显著变化。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了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低碳行业的收入增长幅度仍然达到了75%,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已经接近2007年全年总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碳交易市场产生的业务机会在我国也已经出现,商业银行如果能紧紧把握这一机会,在短期内就能获得可观的收益,在长期更是能发展出新的竞争力。仅仅将低碳概念作为一种公益形象投资是对这一机遇的莫大浪费。目前来看商业银行有如下几项业务:
关键字：比较优势；城镇化；县域经济；小微企业簇群
中图分类号：F299.2
一、城镇化概念与核心
通过人类历史上城市产生、形成、发展的研究，认为城市的核心是“市”而不是“城”，“市”是与交换、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城”是为“市”而建立起来的配套服务设施。“镇”实质上是“城市”的雏形或“微型城市”。
传统意义的城镇化，是指以生产交换产品和服务、改善自身生活环境为主要目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的空间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本文的城镇化是以农民的发展为核心，通过产业升级增加就业，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实现城乡服务一体化，引导农民在本地就近参与工业化生产，获得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共同收入，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距，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过程。
二、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与目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增长只有0.05%/年，需要1400年才能达到今天的水平（Maddison）。而在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迅速。因此，经济学普遍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与技术的不断创新。伴随经济增长的城镇化进程，最初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以工业化取代农业化推动城镇化，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为代表的工业高速发展推动大城市圈-小城镇，第三阶段是二战以后拉美国家依靠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支撑工业发展，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在整个西方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进程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明显。
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而在2012年底增速下降至8%，围绕着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背景下提出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认为，按照汇率―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十五”、“十一五”期间，中国已经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意味着进入“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其中，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七大区域中，长三角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珠三角、环渤海和东三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大西北的工业化水平最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中国现阶段区域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势必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必须是在客观审视本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特点，依靠工业提升转化及配套服务业耦合协同发展，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费不平衡，三大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过程。
通过对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河北白沟、杭州湾义乌、广东狮岭、湖南娄底、广西百色、甘肃白银等县域小微生产企业簇群经济的调研，发现这些地区城镇化成功的主要经验如下：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发现、挖掘本地或县特有的经济发展要素，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帮助、引导居民进行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设计、建设与该经济活动相配套的场所（市场），吸引从事该经济活动的小微企业形成产业簇群、分类并进行产业链的整合，形成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由于产业链的互动与彼此的不可分割，产业链中的各生产环节企业都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大量的信息、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创新的方向与动力，及时对自身进行调整，凭借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转换，实现经济增长。随着市场规模的壮大和从业人员的增加，客观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合的住宅、学校、医院、商场等满足从业聚集人群的衣、食、住、行等需求的另一公共产业链，城或镇就此形成了。原本仅仅作为居住功能补充的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在城镇中对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原住民及周边区域的居民均产生了较好粘滞性，对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挤出效应”明显，实现了对产业反哺和耦合增值效果。在这种良性的产业升级转化与配套服务业提升的耦合互动中，中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逐渐得以加强。
以下先基于理论研究层面分析梳理产业簇群转化升级与城镇化的关系，再以白沟新城为例，分析实际发展过程说明产业簇群升级转换和配套服务业耦合联动对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运用H-O原理（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方法演绎出具有指导价值的城镇化建设方案。
三、文献综述
1984年中央会议首次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设想，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书面提出了“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的发展思路。当时理论界对城镇化的理解也仅仅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配套方案，所以初始的城镇化理论研究多停留在政策研究阶段。在进入21世纪后，以大城市圈概念为主导的城市化理论研究逐渐的涉及到了小城镇的理论研究，其中张贵先、赖景生[1]在分析了重庆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后，提出了以区域发展规划体系为指导，依托创新，因地制宜的挖掘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以改善配套基础设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议，但并没有具体的给出以金融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建议。徐维祥、黄祖辉[2]利用动力学模型流图，通过系统仿真，分析了义乌专业批发市场产业集群对环杭州湾地区“葡萄串”式组合城镇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关系后。得出产业簇群化与城镇化耦合联动是驱动强县发展的引擎，发达地区已经由“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小城镇”向“特色工业园+现代物流业+城镇化”的模式转变。孙华臣、张东辉[3]采用了能够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泰尔指数方法对国内各省份城市收入差距进行了测量，之后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得出制度或政策因素对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差距变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提出改变政绩考核方式、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均是城镇化过程需要在政策层面关注的问题。笪可宁、赵希男[4]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归纳出体现城镇核心竞争力的9项主要指标，并提出了提高城镇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提高城镇政府管理能力、关注城镇环境保护、提高新移民人力资本力、提倡科技创新、提倡文化激励，和最终的两条，城镇主导产业的构架和集聚、龙头企业的培育。何静、戎爱萍[5]在确定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经济城镇化为基础，社会城镇化为表现的城镇化系统结构后，针对性的提出了金融支持农村居民、小微企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策略，在宏观层面倡导以BOT结合城市建设债券扶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和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支持农村居民涉足金融产品，但是没能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小微企业给出具体的金融投资建议。
总体而言，学界普遍在政策和政府管理层面对城镇化建设实施研究并提出建议，缺乏对成功案例的分析和总经，进而将个性案例上升为可以推广和借鉴的模式，也就无法在更深层次上结合金融创新给出具有操作性、示范性、具有推广价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四、比较优势视角下县域小微企业簇群经济的城镇化案例分析
白沟镇系河北高碑店市所辖副县级建制镇，历史上曾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水陆码头，享有燕南大都会之美誉。白沟先后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命名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小城镇试点”，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镇”，被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镇”。2010年9月16日，保定市正式挂牌成立白沟新城，地域包括原白沟白洋淀温泉城产业聚集区和白沟镇全境。至2011年底，白沟常驻人口达20万，流动人口达到60万人。白沟镇的传统特色经济为箱包生产，全镇现有箱包生产小微企业20000余家。2011年全镇实现市场交易额人民币457亿元，从2002年到2011年实现交易额年平均增速20%（见图1）。
（一）精确把握区域自身经济特征和禀赋结构
1998年镇、县两级政府与当地龙头企业一起沿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考察本地区经济情况及周边各个县城的特色经济，比较之后发现周边各县域经济各有特色，具体情况见表1和图2：
通过县域之间的横向比较，发现高碑店的箱包产业在规模、声誉、生产专业人数数量、商户资金沉淀量、上下游产业配套（皮革、五金、辅料）等方面，均优于上述其他县域的特色产业。另一方面，白沟在地理上恰好位于上述县城的地理中心，未来会对产品的集散启动示范和带动作用。
对白沟箱包制作产业进行深度的调研后，发现当地箱包生产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充裕，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下游原辅料和基础原材料接近原产地；白沟作为传统的水路码头，市场性资本数量大、流动性强，对市场反应速度快；白沟商户与沿海贸易商联系紧密，海外订单数量逐年增加。因此政府与当地龙头企业合作牵头规范整合散布于城镇各个角落的箱包销售门店，限期统一搬迁进入箱包批发市场经营，以集中经营整合区域整体箱包产业的综合实力——加强对外融资、吸引周边劳动力、加强商户与贸易商和原材料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等。为了加快市场的建设，当地政府给予建设企业以土地优惠、土地款延期支付、证照提前办理的特殊优惠政策。牵线搭桥帮助企业面对银行和社会融资，依靠企业的自有资金和募集所得的社会资金，首期批发市场有序的开工建设，并按期实现了开业。
（二）借助政府公权消除约束城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了政策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并辅以小部分出资，利用杠杆和政府信用撬动民间资金参与城镇化开发建设，确保城镇化建设和运营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将分散化的商户、小微企业统一安置进入新城镇的配套功能区，出台优惠政策：①进入新城镇功能区的每家商户/小微企业每年一次性缴纳400元管理费，涵盖了除税费以外的所有政府收费，运营期间禁止任何政府部门对商户/小微企业再收取其他行政费用；②对新城镇开发建设区域给予土地价格优惠、市政配套减免政策；③帮助入住新城镇的商业、物流、工业、服务业的龙头企业向发改委申请发行企业债，企业债按比例投资新城镇的功能区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④市县级政府尝试为新城镇市政配套发行城投债；⑤通过政策导向，吸引基金和企业投资新城镇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有效的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瓶颈。
（三）创造能够吸引特色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投资人的软硬环境
为了强化企业和商户的粘滞性，企业积极拓展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陆续在首期批发市场周边建设和经营了 “五金市场”、“皮革市场”、“小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等，吸引箱包制造的上下游行业——皮革、五金、辅料、物流、设计、装饰等配套企业入驻白沟，带动了白沟区域轻工业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在金融领域，为了加强龙头企业与商户及下游生产型小微企业的联系，政府牵线，由龙头企业出面向省级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作为对接各个批发市场的小微生产企业的专项贷款，基于专业批发市场的投资和运营由龙头企业实施，通过对销售流水的统计，可以比较全面客观的掌握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龙头企业对小微企业提出的贷款申请提供担保，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一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部分可以租赁更大的商铺扩大经营面积，资金实际反哺投资给了龙头企业，实现了贷款人和担保人双赢的局面。
作为企业之间互保机制的延伸和金融创新，在白沟城镇化的实施过程中还引入城镇化发展基金与政府城投债和企业债互动的市场化融资模式（见图3）。
将箱包生产链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经济信用沉淀，通过金融手段构筑城镇化基金经济委托关系，通过银行贷款进入基金激发企业活力：①当地龙头企业隆基泰和作为银行高信用等级客户，为其园、区或中心商户/小微企业经营性贷款提供担保保障；②商户/小微企业获得经营性贷款后，以部分资金认购城镇化发展基金，基金以募集的资金投资新城镇功能区及配套市政基础设施；③商户/小微企业作为基金的投资人，对新建功能区的各类资产具有优先购买权或租赁权；④商户/小微企业既是基金收益的受益人，又是基金收入的贡献人，激发了小微企业和商户的经营热情；地方龙头企业、小微企业和银行形成互保、互投、共经营的经济关系，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城镇建设。
（四）壮大自我可持续发展产业规模
当“白沟”品牌逐渐成为河北甚至华北地区轻工业品批发零售的代名词之后，政府和龙头企业逐渐将业务扩散到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县域特色产品的集散上面，“建材家居市场”、“汽车配件城”、“鞋帽批发市场”政府利用增长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大幅投资改造县城市政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二级甲等医院，；企业在陆续成型的市场周边，建造了大量的宜居住宅，满足了商户和企业主就近定居的愿望。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见图4）。
（五）初步形成涵盖行政产业商业居住的集成性工业园
经过近10年的经营，早期的以箱包、小商品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老旧城区在面积、功能和定位方面已经陈旧，需要实施升级改造。2010年当地政府再次与龙头企业合作，以传统的批发市场升级成现代物流产业园作为实施城镇化的契机，将新型现代物流产业园定位成白沟新的行政与商贸中心，承担区域行政、生产、商贸、居住及配套职能。产业园包括商业CBD、会展中心、综合商贸区、科技产业园、信息物流区、工业园区、配套居住区等，产业园的实质就是功能完备的新型城镇。
白沟以“甄别”和“因势利导”自身区域经济要素为核心，按照“精确把握自身经济特征和禀赋结构”、“借助政府公权和金融创新消除约束城镇化发展条件”、“创造能够吸引特色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投资人的软硬环境”、“壮大自我可持续发展产业规模”、“初步形成涵盖行政产业商业居住的集成性工业园”等共五个步骤实施规划和建设。基于自身区域的经济要素特点，判断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土地等资源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平台上合理配置资源，提升产业转换升级速度，提高配套服务业水平，以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吸引生产和商贸参与者定居，并给予居住者与大中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环境。
白沟城镇化成功案例的精髓是，通过营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凭借产业转化提高生产和生活要素与资本结合的效率，增加优质劳动力占有的资本数量促进单个经济体的增长，利用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耦合单个经济体组成产业簇群，簇群内部的良性互动对外产生的挤出效应，影响和吸引周边一、二、三产业逐步向其聚集。借助城镇化的平台，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和资本的重新配置，借助工业拉动了农业和服务业的提升和转化，进而创造了农业产业化、服务业拉动消费的机会，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了投资、消费、出口（外埠）三者的平衡。
五、白沟城镇化模式的理论分析
白沟城镇化模式可以总结为“两个核心指导的五步实施法”，其中涉及到的主要经济学理论有比较优势理论、H-O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互动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最初始于亚当.斯密的观察，自由贸易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都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外国提供给我们的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的便宜，我们最好是购买这些产品，而在那些我们具有优势的行业生产产品与之交换”，[6]但是上述观点只是在生产中绝对优势的表述。更为完善的比较优势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罗伯特.托伦斯是最早提出的学者，但是做出更大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他在其1817年的著名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不但对这一概念做了精确表述，而且还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说明，当每个国家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时，这将提高产出并对两个国家而言均有利可图。克鲁格曼（Krugman，1996）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运用比较优势指导经济活动必须发现其背后隐藏的三个前提条件：①劳动力和资本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②竞争区域均为充分就业；③各交易体之间的贸易是平衡的。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国内各个省份之间，省内的市域和县域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地理要素（沿海、沿边、沿线）等禀赋结构的不同，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极度不均衡，造成了中西部输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东部依靠装配制造实施出口的格局。在欧美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陆续确定了扩大内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
我国实施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在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视为增加国内省市之间的贸易交易的行为。城镇化战略的目的是为将优质劳动力资源回归三四线城市，引导资本进入中西部和中小微企业，通过城乡一体化提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创造就业、创业的机会。可以认为扩大内需和城镇化战略符合了克鲁格曼提出的、运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在白沟城镇化案例中，政府和企业首先自我审视了传统产业的基础情况，再与周边县镇进行比较，确定了特色和支柱产业之后，借助政府公权力消除初期发展障碍，借助资本引导新兴市场，嫁接沿海沿边（浙江义乌、广东狮岭）销售企业，依靠市场价格的变动准确反应供求关系，淡化甚至放弃政府的补贴，遵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城镇建设。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在迈克尔.波特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竞争优势，根据波特的观点，一国如果希望加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其产业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而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第二，产品有很大的市场；第三，形成了产业集群；第四，每个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是竞争性的[7]。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该产业应该遵循由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只要这些产业与该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第三和第四个条件也将满足。因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简化成两个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的规模。在两者中，比较优势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产业遵循了该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该产业的产品将会拥有整个国际市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白沟的特色箱包市场恰恰是着眼于国际中低端箱包市场的巨大规模，遵循比较优势，充分使用的当地最为充沛的资源——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扩大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完成与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的贸易交换。
综上所述，在实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运用比较优势的目的是通过挖掘当地传统特色产业，借助市场化机制实现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优质资本和自然资源配备高素质劳动力，促进产业的升级改造、生产技术提高，完成现阶段当地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的优化，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见图5）。
（二）H-O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
在利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说明白沟案例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要素禀赋的概念，要素禀赋最早出现在H-O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以经济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该理论的扩展，其基本原则是转移可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的结合，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8]
狭义的要素禀赋泛指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以白沟为例，在发展初期，该区域的要素禀赋表现为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裕，该区域的生产活动倾向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轻工业手工作坊），表现为企业规模通常很小，市场交易不正规，基础设施落后，法律法规滞后。但是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作为当时区域的核心要素禀赋，拉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整体降低了贸易总成本，也确定了该区域的总预算。同样，该区域的经济要素结构、消费偏好和企业的可用技术也就决定了经济中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当期经济分析中的两个最基本参数。然而，特定时间给定的要素禀赋与结构也会随着时间改变。这些特征使得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成为分析经济发展的最佳切入点。
在以扩大内需为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手段的当下，人口红利的消失、过度采伐自然资源对环境的破坏，使得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再成为核心要素禀赋，表现为国内劳动力工资持续大幅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使用成本普遍上涨。与之相反，技术、资本逐渐成为现时社会禀赋结构的核心，在相对完善基础设施平台上对技术、资本、劳动力耦合优化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极大的影响着区域的总预算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基础设施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至关重要，它会影响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回报率。硬件基础设施决定了获取投入和出售产品的交易成本，也决定了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软件基础设施也有类似的效应。例如，金融监管可以影响一个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难易程度；法律框架决定了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成本；社会网络决定了企业接触信息、资金和市场的难易程度。
以白沟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例，引进先进的箱包生产设备和制作技术，能够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快速应对市场的反馈，大批量的生产潮流箱包，扩大市场份额。发起商户、银行、批发市场业主、区域龙头企业共同参与的股权投资基金，通过金融创新为优质商户融资，提高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数量。政府统一的补贴性行政收费、配套医疗、教育、金融、物流设施的建设“了”日常的经济运行，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特定时间的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其给定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程度，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和所需要的相应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础设施会有所不同，生产结构也会有所差异。随着资本的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会发生变化，只要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会被视为达到了禀赋结构的最佳水平。为了保持最优，这一变化将需要产业升级和新型的基础设施服务，以促进生产和市场交易，使经济达到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三）产业集群耦合互动理论
耦合（Coupling）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从接触、影响、作用直至联合的物理现象[9]。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经济贸易活动，关联度逐渐增加，借助高流动性资本和网络技术等虚拟软性手段，加速了经济体之间的嵌入和融合活动，由地方生产企业与社会网络耦合便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
目前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的耦合普遍划分为三个阶段，磨合阶段、发展阶段和稳定阶段。
在磨合阶段，企业群凭借聚聚效应，对外部的上游市场，下游供应商和同业竞争对手的话语权明显增加，集中表现在订单数量增加、运输便利性增强、生产弹性提高、成本降低、政府扶持力度加强。对于企业内部表现为工艺流程和产品服务的升级。这一阶段是企业和集群快速发展的阶段，耦合产生的“挤出效应”、“波及效应”使得集群的整体能力提升。
在发展阶段耦合机制的目标和重点是与垄断性竞争对手的博弈和适应外部细分市场专业要求。在上一阶段企业和集群固有的优势耦合放大后，会扩大传统优势市场的份额，但是全球化的竞争会以吸引资本进入产业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增值环节，往往这些环节被发资本发达型实体所掌控。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服务渠道、设计研发耦合，坚持差异化的创新发展，是发展阶段集群突破外部与自身发展瓶颈的不二之选。
在稳定阶段，集群内部网络（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集群）的管理水平与外部价值链的交互耦合治理是维持本集群处于行业优势的核心，这里所提出的外部价值链是基于泛竞争前提下的全球产业网络。通过发挥集群的集体效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建立全球品牌，把握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动权。
坐落在白沟的11家专业批市场对产业集群的耦合起到了拉动作用。作为国际知名的箱包批发市场，国内国外销售终端和渠道汇聚在白沟，国内渠道商多关注产品的价格、质量和交货的灵活程度；国外的采购渠道则在环保、绿色、原始设计、创新方面愿意追加投入。这种市场需求造成的“切换”在客观上要求企业之间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共享各个消费层次的收益。借助批发市场对产业簇群耦合的粘滞效应，白沟已经走过了初级阶段，正处于发展和稳定并存的过度时期。凭借城镇化的契机，白沟产业集群整体搬迁进入以品牌孵化中心、设计创意中心、教育培训中心、电子商务交易中心和融资交易大厅为核心的白沟新城，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为企业提供技术升级、资本金融服务、品牌推广宣传的平台，帮助各个产业集群后发而先至，在国际和国内的竞争中保持明显的差异化优势。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白沟案例理论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实现城镇化需要产业基础和区域优势的支撑。中国较为理想的城镇化模式是，基于比较优势视角对县域经济禀赋结构优化，借助小微生产企业簇群升级转化和配套服务产业提升耦合配套发展，进而带动当地产业和技术升级，吸引农村人口在城镇安居乐业的转变。
中国的城市发展是解放后40年以来，人为压制的、对改善性居住要求的集中释放而实施的房地产化进程。而城镇化绝对不是简单照搬城市化的经验，更不能做成县域城镇的房地产开发运动。只有以建设“宜居宜业城”为中国城镇化的基础与落脚点。其中，应先有比较优势的“业”后有与之相配套的“城”形成“以业聚城（镇）—以商旺城（镇）—以农养城（镇）”的良性循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内需不足、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资本风险控制与融资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小微企业融资难、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可以这样说，“绿色生态城”、“现代智慧城”从本质上都是基于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视角下“宜居宜业城”或者其升级版。根据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宜居宜业城”的建设，能够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的升级，扩大内需、增强民间资本活力、加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转型与升级、带动中国城镇化的方向与进程。使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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