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2 09:32:1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单项选择题
1、在下列经济行为中，属于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是( )。
A、顾客用10元钱可购买5斤苹果 B、顾客购买5斤苹果，一周后付款10元
C、顾客用10元钱购买了5斤苹果 D、顾客向水果店以每斤2元的价格预订5斤苹果
2、货币能够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为货币( )。
A、有特殊的使用价值 B、是商品交换的媒介
C、自身也有价值 D、可作为支付手段
3、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 )
A、纸币发行量等于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
B、纸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
C、纸币发行量少于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
D、纸币发行量限于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
4、一系列商品的价值表现在某一种商品上，这种价值形式是( )
A、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C、一般的价值形式 D、货币形式
5、货币的本质是( )
A、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B、有使用价值的商品
C、有特殊用途的商品 D、能用来交换的商品
6、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等于商品的价格总额除以( )
A、各种商品的流通速度 B、同一商品的流通速度
C、不同货币单位的流通速度 D、 同一货币单位的流通速度
7、社会再生产按照其规模来划分，可分为( )
A、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B、内涵再生产和外延再生产
C、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
D、生产关系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
8、资本积聚是指( )
A、单个资本靠剩余价值资本化来扩大资本规模
B、单个资本靠剥夺小生产者来扩大资本规模
C、单个资本靠组织股份公司来扩大资本规模
D、单个资本靠兼并其它资本来扩大资本规模
9、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是( )
A、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生产资本
B、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资本
C、商品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
D、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10、 产业资本循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是( )
A、流通阶段 B、销售阶段 C、生产阶段 D、购买阶段
11、资本周转速度( )
A、与资本周转时间成正比，与资本周转次数成反比
B、与资本周转时间成反比，与资本周转次数成正比
C、与资本周转时间成正比，与资本周转次数成正比
D、与资本周转时间成反比，与资本周转次数成反比
12、划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依据是( )
A、生产资本不同部分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不同
B、生产资本不同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不同
C、生产资本不同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不同
D、生产资本不同部分的价值周转方式不同
13、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是( )
A.简单再生产 B.内涵式扩大再生产
C.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D.物质资料再生产
14、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是( )
A.I(V+M)=IIC B.I(C+V+M)=IC+IIC
C.II(C+V+M)=I(V+M)+II(V+M)
D.I(V+V+M/X)=II(C+C)
15、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基本实现条件是( )
A.I(C+V+M)= I(V+V+M/X)+II (V+V+M/X)
B.II(C+V+M)=I(C+C))+II(C+C)
C. I(V+V+M/X)=II(C+C)
D. II(V+V+M/X)=I(C+C)
16、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特点是( )
A.生产规模在原有生产基础上扩大 B.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
C.剩余价值全部用于积累 D.剩余价值全部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
17、依靠追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使生产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是( )
A.简单再生产 B.外延扩大再生产
C.内涵扩大再生产 D.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18、扩大再生产中，M/X表示( )
A.剩余价值中资本家用于消费的部分
B.剩余价值中资本家用于积累的部分
C.剩余价值中工人用于消费的部分
D.剩余价值中工人用于积累的部分
19、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是( )
A.简单再生产 B.扩大再生产 C.物质资料再生产 D.劳动力再生产
20、在 中，属于两大部类相互交换的是 ( )
A. Ⅰ4000c与Ⅱ2000c B. Ⅰ(1000v+1000m)与Ⅱ2000c
C. Ⅰ(1000v+1000m)与Ⅱ(500v+500m) D. Ⅰ4000c与Ⅱ(500v+500m)
21、I (V+M)>IIC公式是表示：( )
A.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B.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C.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D.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22、I(v+m)=Ⅱc是( )
A.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B.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C.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D.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23、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 )。
A、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问题 B、 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问题
C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问题 D 、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
24、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是( )
A.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
B.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
C.简单再生产包含扩大再生产
D.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前提
25、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II部类是制造( )
A.消费资料的部类 B.生产资料的部类
C.物质产品的部类 D.非物质产品的部类
26、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要进行，其前提条件是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 )
A.必须大于第二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B.必须等于第二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C.必须等于第二部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
D.必须等于第二部类对新增加的生产资料的需要
27、假定在扩大再生产的第一年，社会总产品的构成是：
I(4000C+1000V+1000M)=6000
II(1500C+750V+650M)=2900
又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家仅用剩余价值中的500来作为个人消费，其余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则部门间交换的价值总额是( )
A.1600 B.2000 C.1500 D.3000
28、资本有机构成是指( )
A、以资本价值构成为基础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技术构成
B、以资本技术构成为基础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C、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比例关系为基础的资本技术构成
D、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例为基础的资本价值构成
29、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在全部资本中( )
A、劳动对象所占比重增加，劳动资料所占比重减少
B、劳动资料所占比重增加，劳动对象所占比重减少
C、不变资本所占比重增加，可变资本所占比重减少
D、可变资本所占比重增加，不变资本所占比重减少
30、资本积累的源泉是( )
A、商品生产 B、剩余价值 C、商品流通 D、市场交换
参考答案
单项选择题
1、C 2、C 3、B 4、C 5、A 6、D 7、A 8、A
9、D 10、C 11、B 12、D 13、A 14、A 15、C 16、D
【关键词】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宏观调控
一、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论
1. 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和两种资本。社会的总生产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生产资料， 第二，消费资料。在简单再生产中，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分为固定资本，流动不变资本。”
2. 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必要的三种转换分析。对简单再生产运动三种必要的交换分析，马克思得出了三个基本的规律：即Ⅰ（V+M）=ⅡC，Ⅱ（C+V+M）=Ⅰ（V+M）+Ⅱ（V+M），Ⅰ（C+V+M）=ⅠC+ⅡC。这里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M表示剩余价值。在这三个基本规律中，第一个是简单再生产最基本的实现条件，它反映了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最基本的比例关系，用最概况的形式表面了两大部类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互为市场的比例关系。后两个规律是从第一个规律中派生出来的，他们分别反映消费资料的生产与个人消费、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生产消费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只有在遵守这些基本规律的条件下，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
1. 第Ⅰ部类的积累。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货币贮藏、追加的不变资本、追加的可变资本。
货币贮藏。一部分资本家把货币资本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部分被取出的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不再流通。在部分货币从流通中被取出的同时，相当于这部分货币的商品却在流通中。
追加的不变资本。在扩大再生产中，第Ⅰ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就要减少与第Ⅱ部类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交换，因为资本家不能够再与第Ⅱ部类的交换中花掉全部剩余价值。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从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Ⅰ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Ⅰ部类工人的剩余劳动。”
追加的可变资本。资本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断的从农业和工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而没落的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始终存在的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即所谓的“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
2. 第Ⅱ部类的积累。第二部类的积累，可以从剩余价值的转化理解。在简单再生产中，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全部剩余价值是作为收入花掉的。但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不会全部被花掉，而存在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在下一个周期参与资本循环，这也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西尼尔所谓“节欲论”的出发点。转化为资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不仅不能补偿第Ⅱ部类C的任何部分，而且会进一步扩大生产资本的数量。这样，第Ⅱ部类的部分不变资本就不能从商品形式转化为第Ⅱ部类的生产资本，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由此产生。
三、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作为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剖析
（一）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要求实行宏观调控。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在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需要宏观经济的合理配比。而一方面资本主义对增殖的内在逻辑，将导致社会生产的商品总量超过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三大内在缺陷，即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必然造成社会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合理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造成商品滞销、失业、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危机的普遍爆发正是由于社会资本再生产比例失调问题的强制解决方式。因此，为弥补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有效实现社会总产品，就必须依赖宏观调控手段，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异化要求实行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下，社会生产是资本家的私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竞争和无组织状态，结果是社会生产的商品总量超过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出现生产过剩。从概念本身来看，追求价值而忽视使用价值，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异化现象，也是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让我们更为科学的认识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赋予了政府宏观调控第二方面的根据。
（三）追求内涵型扩大再生产需要实行宏观调控。马克思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首先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又进一步将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简单来说就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往往是个渐变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开展前期研发工作，而这部分的资本将会以类似贮藏货币的形式退出资本周转。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机会成本是不符合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的，偶尔出现也只能归根与少数富有前瞻眼光资本家的随机性，而非市场经济的普遍行为。而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屡屡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合理性。
（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实行宏观调控。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隐喻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在两个以下方面：第一，在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I（V+M）=ⅡC+IC+ⅡC中，即社会在生产资料部类必须要和消费资料部类相适应，包括资本家与工人的个人消费，这是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步骤。而消费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的消费，必须依赖足够的工资性收入，这就间接引出了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的要求;第二，对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兼顾，特别是对于使用价值的重视，也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资本论[M] （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摘 要：我国现今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在降低的同时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对经济的拉动有很大的作用。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部分，对提高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有很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加快资本周转速度是当代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必须遵循的准则。如今我国逐渐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对资本周转速度的提高有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先叙述了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的理论内涵，进而分析创新力在推动资本周转速度中的作用，然后结合实际论述如何提高当代对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一以加快经济运行效率。
关键词：新常态；资本周转；周转速度；周转时间；生产资本；折旧率
一、引言
2015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节点，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不仅是发展环境新常态，也是经济运行新常态。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变，世界经济进入震荡转速期使得市场上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而在这样一个时期，重大结构调整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的运行方式要转变成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为主，生产高品质个性化的产品，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让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现今经济发展缓慢，迫切需要企业提高运营效率，而资本是一个企业的血液，资本是在运动中增值的，是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不断运动的增值过程，所以资本周转速度是资本价值增值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个企业提高运行效率的基本方法，一次周转所能带来的利润是一定的，所以资本周转的速度越快，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企业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的基础性支撑，因为它使企业生产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更加高效，使企业的生产、分配、消费和流通环节更加优化进而提高资本周转的速度，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可见现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加快企业资本周转速度的关键在于创新。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研究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的创新驱动时，研究方向基本趋向于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牛江红（2007）探讨了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对在解决我国企业资本周转问题中的实际意义；将子龙（2006）结合了我国企业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其资本周转的现状，正对资本周转缓慢分析其原因并从内、外因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吴庄莹（2004）认为我国的物流管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物流环节的不合理造成了物流运行成本很高，若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要加快发展物流业，并从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加快发展物流业与企业提高利润之间的关系；辛龙（2001）则认为加快企业资本周转速度关键就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以提高固定资本的使用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率。冯继康（2003）分析了资本循环的意义进而分析了其对企业资本运营效率的借鉴意义。总之，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向大部分在于通过创新来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来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
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是《资本论》中对企业微观经济主体研究最深刻的部分，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改善企业发展模式方面有独特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这就说明资本周转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过程，它是在不断地循环中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获得剩余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的资本周转理论主要从资本周转的时间、资本周转的方式和资本周转的速度等方面来阐述资本周转的。而资本周转的速度是资本周转理论的核心所在，提高资本周转速度可以增加资本价值增值，提高剩余价值率，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而资本周转的速度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资本周转的时间和资本构成。
1.生产时间影响周转速度
马克思认为，资本周转时间有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包含着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价格时间，包含着资本生活过程的周期性，或者说，包含着同一资本价值的增值过程或生产过程的更新、重复的时间。资本周转时间的长短是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重要因素。资本周转的时间越短，则资本周转速度越快，反之则越慢。因此资本周转的时间与资本周转的速度成反比。
资本的生产时间包括劳动期间、自然力作用时间、生产资料的储备时间和停工时间。劳动期间影响资本的预付时间从而影响资本的周转速度，劳动期间长则资本周转速度慢，劳动期间短则反之，两者成反比。缩短自然力作用的时间会加速资本的周转，因为资本预付的时间和数量随着自然力作用时间的长短而增减，所以缩短自然力作用的时间是提高周转速度的一个重要途径。生产资料的储备量会影响资本的预付量和周转速度，生产资料储备越多，则需要的预付资本量就越多，储备时间长生产时间长，所以导致周转速度慢。所以资本家为了加快资本周转速度，一般都会减少储备，缩短储备时间。资本的流通时间包括商品的出售时间和购买时间。其与资本的周转速度是成反比的，一般来说，影响出售时间的因素主要是生产场所距离市场的远近以及交通条件的好坏；影响购买时间的因素主要是原材料供应地的远近以及交通运输条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周转的时间可以从资本的周转次数来体现，是衡量资本周转速度的重要标志。资本周转次数与资本周转时间成反比，与资本周转速度成正比。
2.生产资本构成影响周转速度
生产资本的比例也是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一大因素，生产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所为固定资本是指以劳动资料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本，其价值转移方式与运动方式就是伴随着生产过剩的不断进行逐渐性部分进行。固定资本涉及折旧和损耗，如何确定合理的折旧率是关键。折旧率偏低，固定资本更新时间长，影响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若折旧率偏高，固定资本更新过开反而会加大成本的投入。从另一个角度看，周转速度的加快，可以减少固定资本的无形磨损，提高固定资本的利用率，加快固定资本更新，从而增加剩余价值。固定资本所产生产资本比例越大，流通速度越慢。流通资本是指以劳动对象存在的不变资本和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流动资本的价值一次性全部转移到产品中，一次全部加入流通，完成周转。提高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可以加快资本周转。二者在合理预算范围内进行科学合理的资本比例分配，是提高资本周转速度的一大途径。
四、我国企业的现状及资本周转对我国企业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的核心就是资本周转的速度，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一直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本周转的速度慢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损失。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资本周转速度和国外企业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九五”期间，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是1.2次，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企业是1.45次，在流通领域上，我国落后发达国家三倍以上。
我国企业周转速度慢，主要原因在于现今中国大多数企业不能充分发挥资本的内在潜能，这是制约资本周转速度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长时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在慢慢的过渡，不断地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等限制，企业内部并不能很好地是资本内在潜能有效发挥，比如说资本的构成比例存在问题，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构成比例不合理；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趋于老化；员工素质偏低；管理阶层水平有限造成管理混乱等。这些大大制约着资本周转速度提高。另一方面，资本周转的速度在很大层面还受交通、国家政策和管理、科技创新力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物流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国家对资本周转速度不够重视，科技创新力度跟不上时展的需要，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企业的资本就像企业的血液，如果血液停止了流动，那生命也就无从继续。所以必须提高资本的周转速度，从马克思的资本周转理论可以看出，这就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内在潜能，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1、缩短资本周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
①减少企业生产资料储备量和库存量。我国企业面临生产资料储备粮和库存量大，这直接放缓了资本周转。生产资料的储备量会影响资本的预付量和周转速度，生产资料储备越多，则需要的预付资本量就越多，储备时间长生产时间长，所以导致周转速度慢。
②进行员工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素质，缩短生产时间。目前我国就业人员素质偏低，企业培训不足导致员工技术不娴熟，进而使生产效率偏低，造成生产时间过长。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员工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素质，从而提高员工生产率，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③合理安排生产场所和市场的布局，这不仅要合理安排生产场所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距离，也要缩短生产场所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供销之间的运输成本，降低成本的同时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
④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在生产流通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产品的运输，交通运输的便利与否，严重的影响着资本的周转速度从而影响企业的利益。大力发展运输业才能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如果产品在生产者手中积压导致库存量大，不仅增加了储存资本，而且减缓了资本周转的速度，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建立合理的物流管理体系，加快货物的流动，缩短供销时间。我国现在尤为重视丝绸之路建设，因为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会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国与国之间在交易中时间缩短并是交易安全性增加。丝绸之路是国与国之间交易的陆路交通枢纽，是推动沿线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合理优化生产资本的内部构成
构成生产资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方式和周转速度不同，所对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生产方式，要合理分配生产资本的总量和内部构成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资本。由于压缩了固定资本的比率，企业要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加快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以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
3、制定合理的固定资本折旧率，提高技术水平
我国在社会质疑市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企业的固定资本面临着磨损，当今，技术日新月异，企业特别关注固定资本的磨损。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多数企业忽略了因为科技进步引起的机器设备的更新，进而致使本企业的设备落后，生产效率低于同行业的其他厂商，难以发挥资本的潜能。折旧率太低，固定资本使用时间长，不利于固定资本技术的更新和降低无形损耗，严重制约了固定资本的使用效率。折旧率太高，则会增加成本，所以企业要制定合理的折旧率。这要考虑到固定资本的磨损程度已经技术的进步的速度和周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降子龙.资本周转理论和我国企业的关系[J].四川教育院学报，2006（03）.
[2] 胡世桢.资本周转的涵义[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04）.
[3] 陈俊艺.我国企业资本周转缓慢的原因及对策[J].引进与咨询，2004（05）.
纵观中国房价国情，高房价的问题已经日趋在几乎每个人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地观念。针对于此现状，不少猜疑接踵而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归根结底，政府应该为此买单。诸如，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的腐败不作为；从房产商层面来说，无疑是房产商老总的巧取豪夺；从国际层面来看，国外人士利用在中国发行外汇、股票等一系列衍生产品，借机寻找盈利机会；看似除了政府监管这一层面之外，还有别的其他原因，仔细分析，政府层面的责任不得不说是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我们的政府在房地产价格的涨幅问题上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许，我们每位国人都应该熟知，政府利用一些宏观调控的手段，比如说，严格控制有关部门针对于房产商需要的土地这一固定资本，也可以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有效地使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低，使得房产商的投资成本下降，从而起到房价有所缓和的状态。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些\显的知识概述。本文主要是要从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来对房价持续走高的问题进行剖析。
中国房价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作为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当前过高的房价问题，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日益加大的。这种现象，带有严重不健康的经济运行态势，而且还会使得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家社会发展不安定、不和谐。那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中国房价的一直上涨问题，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呢，本文将针对此展开相关的论述。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它主要是站在阶级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脉络。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与高价房产紧密联系的，利润率、地租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都在政治经济学当中有所体现。
房地产企业既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那么不得不考虑的就是企业的成本，其中包括有成本价格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利润率理论。通过分析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房价问题。从成本理论来看，在房地产构建中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以及土地成本这些均作为不变资本，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然，除了不变资本，还有流动资本，包括沙土、钢筋等。因为当前煤、电、油等能源价格的提升，相继带来的连锁反应，使得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的增加进而带来的建筑材料价格的提升。属于固定资产范畴的建筑设备折旧，在房地产价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是下降。这个趋势，同样适用于前面所讲到的建筑材料这一成本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建筑材料成本依然是下滑趋势，印证了马克思曾说的：“随着劳动力水平的上升，带来的是与之相关的生产部门产品的价值降低，进而，生产费用减少。”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都不是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此外，成本学说还体现在可变资本中。房地产的价值是由建筑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期间，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为人口大国，所以不缺乏的就是我国的劳动力。现阶段，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还留有大量的农民（作为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看似没有直接在房产生产资料上做贡献的，其实这部分人也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建筑工人的劳动、设计人员的劳动，根据当前现实情况的分析，两者所占的比例在房地产价格中只降不升，在总体房价价格比重中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可变资本中的建筑劳动和设计人员的生产劳动也不是构成我国房价上涨的本质原因。
对于地租理论，土地成本费用要和建筑物机器折旧费连在一起进行计算考量的。而非是计算入无形资产，这样会破坏产权人在土地试用到期之日的重新购置。在中国，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定义为：房产商以一定的资金形式向土地的所有者一一国家，交付一定的租金，来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土地使用权在房地产生产中被一次性使用完，所以也是一种固定资本的表现形式。然而，土地所在的城市、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用途等方方面面的条件决定了土地的地价款。换句话来理解，即为在不考虑房屋本身构造的前提下，土地价格的高低与所处位置的是否发达程度以及距离市中心的远近程度呈正相关的。由此，我们可以考虑到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级差地租这一概念，涉及与此的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这一概念的涵义就说到了它是针对于绝对地租而言的一种相对概念。其中，中优等地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和劣等地农产品的社会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超额利润。
从利润率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利润率是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投资项目的相对收益。这一概念正是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率公式。利润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利润水平的相对指标。研究分析利润率这一概念，对于明确企业的收支状况以及企业间的横向比较都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回到房地产问题而言，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房产，开发商在投资房产时候，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利润率。显然，利润率成为房产商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本身房产商有着房价的价格权，当风险来袭，那么，自然而然房产商对于利润率的要求程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一般来说，房产商销售土地到下次再次进行土地购买生产都需要四至五年的周期。对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的是，任何企业只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都是具备一定风险的，但是房产商往往每次都能顺利度过难关。其实，这正是周期的秘密。蕴含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房产商进行投资的一系列周期与房产商实际运营操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房价引发的相关问题
列宁说：“奴隶就是劳动工人把劳动果实交给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本身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分说明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那么，经济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我们居民个人而言，都是必不可获缺的物质保障。此外，经济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如何协调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各个民族演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国家政治保护制度和官僚集团进一步瓜分人民财产利益的再分配政策，国家的这种强盗行为若换成私人，则称为“偷盗”，是违法乱纪的行为，要受法律处置的；人民被政府所管辖，我国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高房价还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主体及时进行调控、管辖，否则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还是人民带去的只能是愈演愈烈的灾难。
论文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知识的作用日益显现，国内外一些经济学者对传统的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甚至提出“知识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不能被取代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的内容要不断创新发展，应该树立科学的认知观。
目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知识经济是以经济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来临，不仅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传统理论包括经济学原理提出了挑战。其中“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就是对“劳动价值论”挑战的表现形式。
一、知识经济时代，国内外一些经济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价值论”认为:知识已经取代了资本和劳动，成为生产要素的核心。劳动资料是高度知识化了的生产工具和设施;劳动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化了的劳动对象而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资源;劳动者是具有高度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对生产的管理也主要是运用知识进行管理，也是对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管理。离开了知识就无法开展生产，也就无法产生价值。这是在理论上从生产要素知识化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在实践上，也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从1996年以来，DECD成员国家GDP中的50%来自知识产业。在美国这一数字已经达到80 %。
鉴于理论的分析和数据的证明，西方一些经济学者们首先提出知识价值论并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一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失效”的，它虽然成功地解释过商品价值的来源，但那是工业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理论已失去了说服力。创立新的理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面临的重要任务。西方学派的重要人物哈马贝斯在70年代就说:“技术和科学已经成为一个主导的生产力，这时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条件不起作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在电子计算机时代，技术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所阐述的价值观念也要改变。过去是劳动创造价值，现在是知识、技术创造价值”。持“失效论”的人大部分曾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信奉者。二是认为马克思在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众多的要素中选择劳动作为研究资本的起点是一种随意的行为。最突出的是凯恩斯，他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就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理论，它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了。”现在西方在研究知识经济方面有影响的人物，大都不承认劳动价值论，要求把“知识价值论”确立为研究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
从我国国内出版的知识经济著作和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来看，个别论者也提出”知识价值论”观点。如秦言在《关注知识经济》一书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理论”，并指出:“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个别论者的观念似是而非弄不清到底是劳动创造价值还是知识创造价值或是劳动和知识都创造价值。如黄顺基主编的《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指出:“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操作，在企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问题上，我们倾向于用知识概念‘替代’劳动概念。不用说‘替代’并不否定劳动的价值，而是强调知识价值和知识地位的增强。”并且还指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一般与劳动时间有关……，但知识创造价值却和知识劳动的时间没有必然的关联，知识有其独特的创造机制—时间长不一定创造较多的价值，但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多数论者所持的观念都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同时肯定和强调只是在商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有一些论者观念鲜明的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拓展和丰富乌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说服力，并区分了“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转移”，“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的方式”与“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方式”等概念的内涵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作了一些基础性工作。
二、劳动价值理论是科学、严密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因素决定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人们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价值除了劳动本身，没有任何别的物质”。真正创造价值的是活劳动即“一切加人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知识”作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科学、技术、能力)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只能为价值的创造提供条件。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任何一种知识无一不是人们劳动的结果。正是人们的辛勤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生产知识的劳动以脑力劳动为主)，才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获得了“知识”。也正因为知识是劳动的结果，所以生产知识的劳动凝结在“知识”商品中才形成了知识商品的价值，并且由于生产“知识”商品的劳动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与一般商品相比耗时较长，所以知识商品才具有较高的价值。因此，不是知识创造价值，而是劳动创造了知识的价值。也就是说，知识不但不能代替劳动创造价值，而且知识本身的价值也是劳动创造的。知识只是提高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效率。
商品的价值由三部分构成:C+V+M，这个公式对知识产品同样是适用的。在知识经济时代，C可能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施，也可能是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人类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但与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生产工具、纯粹的自然资源相比，虽然它们为价值创造提供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但在生产过程中，总是只转移旧价值而不可能创造新价值。V+M是劳动者劳动创造的新价值。v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在劳动产品中的表现，V的高低整体上取决于社会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平，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对M贡献大小，脑力劳动者所得高工资就是因为他在劳动中对M的贡献大。M是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高于V的那部分价值。所以，在知识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或是旧价值的转移，或者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价值，但难以找到知识本身创造的价值，因此，纯粹从知识本身的角度说，知识创造价值是没有道理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的价值较大。如一张光盘，原材料是聚碳酸脂价值3元左右，但制成光盘后价值可高达上千甚至上万元。知识劳动者的工资也较高，不是因为知识创造了价值，要究其根本原因仍要从劳动价值论中寻找答案。首先是因为转到知识产品中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较大。转到知识产品中的不变资本包括两部分:一是生产知识产品过程中所耗费的物质资料包括固定资本的折旧、原料能源的耗费等。这部分是有形的耗费。随着这些物质资料的耗费，其价值也就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
是生产知识产品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料即知识，这部分资料尽管是无形的，但生产知识产品却是必须的，也要转移到知识产品中去，形成知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价值对非知识产品来说是没有的，或者是很少的，这就造成了知识产品与非知识产品价值的差异。其次，生产知识产品与生产非知识产品的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同。马克思曾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正因为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是复杂的劳动，且其复杂程度要比生产非知识产品高得多。所以，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或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要大的多。从而是知识产品的价值也就大大高于一般的商品的价值。所以，以知识产品价值大而得出知识价值论试图否认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是错误的。
关键词：资本移动；经济波动；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28-05
资本移动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此相关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的科学贡献之一。马克思在阐述这一理论时，提出了一个五部门的数字模型。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是科学的，但阐述这一理论的资本移动模型却存在缺陷，必须加以修正；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论述了资本移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马克思资本移动模型的缺陷及修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九章提出了资本移动数字模型以说明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它有如下几个假定：（1）假定社会上有五个生产部门，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都等于100单位，但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2）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且可以任意假定这个比率，例如100%；（3）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4）假定各生产部门的资本周转时间都相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马克思用下面的数字模型（见表1）来说明资本移动过程。
在这里，虽然不同的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相同，但由于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就会有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若如此，等量资本就会得不到等量利润。然而，马克思对此指出，“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1](P317)，“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1](P218-219)；“竞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部门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下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为什么会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1](P979-980)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数字模型却没有体现上述的资本移动、供求变动、价格涨落等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因为这一模型假定在利润率平均化前后各部门资本量一直是100单位。实际上，各部门资本量与资本有机构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对于资本移动、利润率的平均化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也指出，“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1.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2. 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就是说，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对份额。”[1](P182) 马克思假定社会上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都等于100单位，这样做似乎简单明了，但却使每个部门资本相对量的重要性在模型中没有体现。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模型的一个缺陷。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缺陷是，这一模型没有体现由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所带来的部门生产规模的变化以及供求状况的变化。例如，从部门Ⅰ来看，利润率平均化以前，该部门生产价值等于110单位的商品量，利润率平均化以后，仍然生产价值110单位商品量，供给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其他四个部门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没有供求关系的变化，又怎能说明这些部门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呢？不能说明价格的变化，又如何说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呢?遗憾的是，马克思在随后也没有重新建立模型加以说明。第三个缺陷是，由于这一模型没有体现资本转移的具体情况，因此由资本转移所带来的各部门生产剩余价值的变化也未能予以体现，使得平均利润率的计算被低估。具体说来，资本从有机构成高、利润率低的部门移动到有机构成低、利润率高的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它所增加的剩余价值额要大于减少的剩余价值额，这就会引起剩余价值总量的增加。由此，考虑了资本移动情况的平均利润率就比不考虑资本移动情况的平均利润率要高。
为了克服上述三个缺陷，必须建立完善的资本移动数字模型重新加以说明，首先对模型的假定进行如下修正：假定社会上仍然是五个生产部门，但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不是各为100单位，而是分别为各1 500、1 200、900、600、300单位；其他假定与马克思的模型相同。在作了上面的修正之后，可用下面的数字模型（见表2）来说明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
这个模型与前面的模型不同的是，将部门的资本量与资本有机构成进行了区分，它有助于说明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过程。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各部门资本额、资本有机构成都不同，各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不同，利润率也不相同。五个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为750单位，社会总产品价值为5 250单位，平均利润率为16.7%。由于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不同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必然引起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移动。具体表现为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第Ⅰ、Ⅱ部门向利润率较高的第Ⅲ、Ⅳ、Ⅴ部门移动。这种资本移动，必然引起不同部门的生产规模、价值总量以及产品价格的变化。假定第Ⅰ、Ⅱ部门分别移出a、b单位，第Ⅲ、Ⅳ、Ⅴ部门分别吸入c、d、e单位，只要满足a+b=c+d+e这一条件即可。但究竟移出多少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要取决于以下条件，“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集中起来；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转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1](（P218-219）换句话说，资本和劳动力移动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但依据我们的设定，平均利润率的变动空间是最低利润率与最高利润率之间，即10%与30%之间。假定经过一定的资本、劳动力转移之后，形成资本移动的重新配置（见表3）：
其中，部门Ⅰ移出资本300单位，部门Ⅱ移出资本200单位。由于部门Ⅰ与部门Ⅱ资本大量移出，必然引起这两个部门生产规模缩小，产品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上涨，利润率上升。从表2中可以看出部门Ⅰ与部门Ⅱ原来分别生产价值为1 650单位与1 380单位的商品量，资本大量移出后分别只生产价值1 320单位与1 150单位，商品生产量大大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上升，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随之提高。根据表3数字，当第Ⅰ部门商品价格上升到按1 420.8单位（大于商品价值1 320单位）、第Ⅱ部门商品价格上升到按1 184单位（大于商品价值1 150单位）销售时，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从10%与15%上升到18.4%。反之，部门Ⅲ、Ⅳ、Ⅴ由于大量资本的涌入，必然导致这两个部门生产规模扩大，产品供给增加，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下降，利润率降低。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部门Ⅲ、Ⅳ与部门Ⅴ原来分别生产价值为1 080、750与390单位的商品量，大量资本进入后分别生产1 080、1 000与780单位，商品生产量大为增加，在需求不变情况下，价格会下降，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会随之降低。这三个部门利润率会从20%、25%、30%降低为18.4%。总之，随着资本在部门间的移动，利润率最终将趋向平均化。
随着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它不仅引起不同部门生产规模、产品价格以及利润率的变化，同时还会引起不同部门剩余价值生产的变化。更为重要是，它会引起全社会剩余价值生产总量从而社会总产品价值总量的增加，剩余价值总量从750单位增加到830单位，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从5 250单位增加到5 330单位。这就揭示了为马克思资本移动数字模型所没有揭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不仅是不同部门资本家重新瓜分剩余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过程，这种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总量的增加。资本在部门间的转移，特别是从利润率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向利润率高、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转移，为什么会引起剩余价值生产量的增加呢?主要是因为，同一资本，投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与投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相比，同量资本用在可变资本的部分较多，从而雇佣的工人较多，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较多。在发生资本转移后，平均利润率就不能按照资本移动前的剩余价值总量除以社会资本总量来计算。正确的做法是根据资本转移后的剩余价值总量除以社会资本总量来计算。
但是，利润率的平均化只是表明一种趋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过这一切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情形：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抵消。总的来说，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1](P181)。所以，上述模型所体现的资本移动从而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决不能理解为是一次完成的，而应该看作是在一定时间内、经过无数次资本移动之后出现的一般趋势。
在一个平均利润率形成之后，一个值得接着讨论的问题是，假若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那么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原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商品的买卖必须以生产价格为中心进行，而不是以原有的价值为中心进行。这样，所有的原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都会提高，因为高构成部门（主要是生产资料部门）按一定的比例提高价格，而低构成部门（主要是消费资料部门）也按一定的比例降低降低价格，由此导致每100资本内部的有机构成普遍提高，而最终的结果会导致整体的利润率下降。因此，下一次的平均利润率纵然有提高的可能，但整体的趋势是下降。
此外，不断变革生产方式，从而提高生产力以获得超额利润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趋势。而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一是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普遍提高，显然前者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后者则是无限的。因此，总体上而言，整体利润率呈下降态势，尽管有起反作用的因素。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加以考虑的话，可以看出，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但总体下降的错综复杂的“之字形”或“波状形”轨迹。
二、资本移动与市场结构失衡
依据上面的论述，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移动、平均利润率的实现过程实际上也是商品市场供给和需求变动的过程，正是由于高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利润率低导致资本的移出。反过来，又由于资本的移出导致高有机构成部门的商品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市场价格必然上升，从而获得平均利润（不考虑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情况）。而低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利润率高，由于资本的大量移入反而导致商品供给的增加，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市场价格则必然降低，它们只得到平均利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1](P979-980)因而，资本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商品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商品供求失衡、价格波动的过程，没有商品市场的供求失衡、价格波动，资本的社会权力就不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使得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常态成为资本不断从高构成部门移到低构成部门的运动过程，而商品市场的常态则呈现不断地失衡的局面。这一点似乎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卷的论述相悖。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资本论》前两卷的论述中，马克思假定资本不发生移动、供求一致、商品按照价值买卖，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假定，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样，“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1](P211)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总体来看，还必须抛开这个抽象的假定，回归到它的现实状态，那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本不断移动、供求不断失衡与经济不断波动。从结果来看，在现有的条件下，一旦平均利润率得以形成，供求的变动将调节着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价值理论从而得以进一步的展开。另外，与此相关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扩大的再生产，所以从理论上讲，有必要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基础上重新讨论两大部类的平衡问题，换句话说，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基础上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数字模型作出修正。
对资本移动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任凭资本的自由移动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为了追逐高利润率，从高构成的部门疯狂涌入低构成的部门，从而造成低构成部门的商品严重地供过于求，这样不但不能实现高的剩余价值以及高的平均利润率，反而会造成低构成部门商品的严重地生产过剩，而其剩余价值乃至资本则有可能损失。而另一方面，高构成的部门由于资本的大量移出反而导致本部门商品严重地供不应求。这两个方面的结果使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对于经济危机，纵然可以从机器大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过剩人口、固定资本周期更新、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商品生产无政府状态、有效需求不足、商业投机以及金融投机等方面去解释，但是由资本移动所导致的供求失衡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甚至也只有依此才能从根本上说明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每一次的生产过剩都会导致低构成部门（一般是消费资料部门）的剩余价值和资本损失，与此相联系的是，高构成的部门（一般是生产资料部门）由于低构成部门的生产需求减少，反而导致商品价格先升后降而得不到平均利润，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陷入倒退。而每一次危机过后，生产要么在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基础上重新开张、复苏，要么由于危机使得同一生产部门的劣质企业的淘汰而导致生产在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基础上复苏，在上述模型中就会表现为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以更高的有机构成进行生产。
三、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
根据我们的分析，资本移动、供求失衡、经济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常态，以此来衡量现代经济学的以保持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为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
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前者主要是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调控，后者主要是对社会总资本额的调控，然而这两种调控都无法改变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存在差别这一客观事实，而其正是资本移动、供求失衡的根源，因此商品市场供求失衡、经济波动乃是必然的。除非政府宏观调控者能够准确地计算出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据此计算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应得平均利润，然后通过向低构成部门依比例多征税收，向高构成部门依比例发放等额补贴，进而保证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资本则不发生移动，供求则保持平衡，经济则平稳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困难以及征收税收、发放补贴所造成的巨大成本，这一设想也是难以实行的。那么，是不是说政府在应对资本移动、经济波动问题面前没有一点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从理论上讲，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改变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增加投资与消费，也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控制社会总资本额的流动，以缓和经济波动的幅度。
总之，根据上面的模型分析，经济失衡与波动乃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状态，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是资本移动的结果，当然，经济的复苏也是经济体自身自组织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Capital Movement Cause Economic Fluctuation Problem Discuss
Shao Pei-jie
（School of Economics，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4，China）
传统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主要形成和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建立在“经济人”、“利润最大化”假设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遵循“资本雇佣劳动”逻辑的传统企业理论以及工厂制度、公司制度等对传统财务会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财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转变，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建立在财务资本基础上、以有形资源的计量和报告为核心的财务会计的价值正在不断下降，变革势在必行。本文试图从广义资本视角和产权高度对财务会计进行透视，构建一种与新经济时代会计环境相适应的、动态的财务报告模式。
二、会计环境的变化与企业资本的广义化
（一）会计环境的变化
1.经济形态变革：从工业经济到新经济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经济形态，即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和知识经济。在农业经济时代，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与劳动力。“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威廉·配第，1963）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土地、劳动力，其中财务资本是最主要的，工业经济是“资本”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要素除了资本、土地、劳动力之外，还有知识。而且，知识成为了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是知识，而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彼德·德鲁克，1998）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知本”经济。“知本”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织资本等新的资本形态。
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是分离的，“资本雇佣劳动”。在知识经济年代，“知识工作者”既是生产资料（知识）的拥有者，又是创造企业价值的劳动者。对此，彼德·德鲁克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传统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生产工具，如今事实上正由劳方所掌握，因为那些工具在他们的头脑里和手头上。在美国硅谷，是技术人员的高新技术吸引着资本家手中的风险资本，而不是资本家雇佣技术人员。这种创业的专门化和职业化表明，人力资本彻底摆脱了对财务资本的依附，与财务资本实现了完全的分离。
2.发展观念的转变：从无限增长观到可持续发展观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鼓吹经济的无限增长，使西方的“增长癖”达到了顶峰。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人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了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国民生产总值(GNP)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1972年，米都斯(DennisL.Meadows)主持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公开发表，向人们发出了人类面临困境的警告，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萌芽。1974年，罗马俱乐部提出第二个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上），认为有机增长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核心，世界体系的有机增长，是制定正确的战略、解决世界面临的全球危机的唯一出路。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体现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同步进行。这种新的发展观在实践中逐步演变为“协调发展观”。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了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地阐明了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持续发展的浪潮。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文件，确认了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和新思想。
3.公司性质的变化：从“经济人”到“社会生态经济人”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被假定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切企业活动的目标，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有利于优化稀缺资源的配置。但随着20世纪70年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可持续发展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资源稀缺性假设”、“自利性假设”和“最大化原则”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在新经济时代，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之后，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追求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公正，而不再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之后，就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而以放弃效率为代价。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表明，“自利性假设”和“最大化原则”是不相容的。在“囚徒困境”中，两名当事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结果却导致了非最大化的“纳什均衡”，博弈的结局并不符合个体博弈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著名的“最后通牒”实验也表明，“自利性假设”和“最大化原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洪堡大学谷斯教授进行了一个著名实验——“最后通牒”：让两个实验对象分1000元钱，随机决定由一个人分配。如果另一个人接受，就按第一个人的方案分配；如果另一个人拒绝，则两个人1分钱也得不到。按照“自利性假设”和“最大化原则”，最优方案应该是：自己拿999元，给对方1元。但针对世界各种人群的反复实验表明，这种裸的“自利”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工业经济时代，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只重视企业的局部利益，而不关心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追求企业的眼前利益，而不考虑社会的长远利益；只强调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不重视社会的生态利益；只强调当代人的利益，而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因而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逐步让世人认识到，企业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社会人”、“生态人”，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谋取生态、经济、社会三大利益相统一与最优化的组织，是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的有机整体，即“社会生态经济人”。
（二）企业资本的广义化
与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经济人”等会计环境相适应，新经济时代企业的资本呈现出一种“泛化”的趋势，即从传统财务会计中的“财务资本”转变为了包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织资本、生态资本等的“广义资本”。
1.《资本论》中的“资本”。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但货币不是资本。资本表现为物（货币、生产要素、商品等），“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马克思，1975）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是指资本家投入的货币资本，即预付资本。而且，所有资本都是同质的，资本只存在数量上的区别，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
2.人力资本。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明确地论述了知识作为投资结果（人力资本）的思想，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亚当·斯密，1979）1906年，费雪(I.Fisher)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①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TheodoreSchulte)、贝克尔(GeorgeBecker)等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特殊性表现在：(1)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2)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即人力资本随着其所有者的离开而流动。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所以，人力资本可以划分为普通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和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本，这三类人力资本性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见表1。
表1人力资本的类型与性质
3.组织资本。企业不是生产要素的简单聚合，而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马歇尔(Marshall)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的第4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中，就提出应把组织作为与土地、劳动和资本（货币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knowledge)和组织(organization)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组织则有助于知识，……，有时把组织分开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当。”（马歇尔，1981）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最简单的工业操作也需要第四种要素：有管理的组织。这第四种要素是现代大规模生产中最重要，同时也是唯一不能被替代的要素。”（彼得·德鲁克，2006）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可称为组织资本。谢德仁认为，“组织的知识结构并非参与组织的个人知识的简单加总，而是有机的互补与整合、学习与创新，其中包括创新出组织知识，形成组织文化，进而创造出要素所有者个人所不具有的组织资本(organizationalcapital)，伴随组织资本而带来的是组织资产(organizationalassets)。……，运用它们能更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合作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要素更大地增值。”（谢德仁，2002）谢德仁的这一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组织资本表现为组织的知识和文化；第二，组织资本不是单个要素所有者所有，是一种共有的资本；第三，组织资本的作用表现在促进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组织资本也称为内部结构资本，即组织的内部结构本身也具有价值增值的功能，这正是一个组织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冯丹龙认为，“组织资本是依赖于特定的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通过长期组织学习和工作实践积累形成的，存在于个体、团体和组织之间，企业员工共同创造的编码化或部分编码化的组织共享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等）、能力和价值观”。（冯丹龙，2006）企业的组织资本在个体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但不是个体人力资本的简单加总，而是通过组织的长期学习和知识共享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本为企业所拥有，一般不随员工的离开而消失。
4.社会资本。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环境、企业与供应商、客户、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等，也具有资本属性，即需要进行投资，并能产生投资收益。所以，都可称为社会资本②。西方学者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structuralsocialcapital)和认知型社会资本(cognitivesocialcapital)。“结构型社会资本通过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社会网络和确定社会角色，促进分享信息、采取集体行动和制定政策制度。……。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指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信任、态度和信仰。”（格鲁特尔特，范·贝斯特纳尔，2004）李敏认为，“财富创造不仅是物质生产过程，也是积累与运作社会资本，创造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的过程。”（李敏，2005）规范、价值、制度等是企业社会资本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信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本质。企业的信任网络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微观信任网络是以企业内部管理层为核心的紧密联系其他成员和部门的信任网络，中观信任网络是企业与经营业务有关联的交易对象、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网络，企业宏观信任网络是企业与直接生产、交换关系以外，但构成企业经营环境、对企业经营决策有重要影响的社区、政府、公众、协会团体等社群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微观信任网络是企业内部的信任网络，中观和宏观信任网络是企业外部的信任网络。为了与上面所讲的组织资本严格区分开来，本文中提到的社会资本，仅指企业外部的信任网络，不包括企业内部的信任网络。企业内部的信任网络对企业价值创造的贡献，体现在组织资本中。
5.生态资本。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不仅是谋取自身经济利益的组织，而且是谋取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协调优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自然世界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存在，它不过是等着我们去使用的一个自然储存的‘资源’而已。”（彼得·圣吉，2002）这种资源，可称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表现为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之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刘思华，2002）生态资本具有一种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所有权主体是国家。
综上所述，社会和自然生态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础，对自然法则的遵循和对人性的尊重是新经济时代企业的重要的责任。新经济时代企业总资本由财务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人力资本（普通型、经营管理型、技术型）、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等构成。由于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都是以知识或智力为基础，所以也可统称为知识资本。本文将所有这些资本的总和，称为广义资本。
（三）基于广义资本的企业契约关系
广义资本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显性的或隐性的交易契约在企业投入的资本，每一种资本都对企业价值创造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等共同创造了企业的价值，所有这些资本都应在企业享有相应的权益。见表2。
表2利益相关者及其投入资本和经济权益
三、基于广义资本的会计要素
（二）广义资本会计要素的形成过程
资本和权益贯穿于产权价值运动的全过程。产权交易契约的签订过程，实质上是通过市场对广义资本进行配置的过程。一方面，资本所有者承担起了向企业出资的义务；另一方面，资本所有者也在企业拥有了一定的权益，包括财务资本权益（股东权益、债权人权益）、人力资本权益（普通型人力资本权益、技能型人力资本权益、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本权益）、组织资本权益（企业法人权益）、社会资本权益（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的权益、供应商的权益、客户的权益）、生态资本权益（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政府的权益）。这是构建广义资本会计要素体系的基础。对产权价值运动进行反映和控制，就是对广义资本在企业所拥有的权益及其变化进行反映和控制。
通过企业内部的再配置，资本所有者的投入资本就变成了企业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泛指一切对企业有用或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组织资源、生态资源等。所有这些资源的集合，称为“泛资源”。与广义资本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相适应，“泛资源”也是开放的、动态的。不同时期，“泛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不一样。李心合教授把“泛资源”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两大类，认为“硬资源”是指客观存在的、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能被企业利用的有形资源，其构成主体是自然资源和传统的财务资源即资金；“软资源”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的或无形的资源，“‘软资源’可以分为市场资源、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组织管理资源、社会资源等”（李心合，2003）。“泛资源”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全部经济资源，是实现广义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权益的保证。“泛资源”的价值，也就是广义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拥有的权益（综合权益），即：“泛资源”的价值=综合权益。如果把“泛资源”作为企业的综合资产，那么有：综合资产=综合权益。
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也就是企业产权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企业的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经营性活动，二是非经营性活动。企业的经营性活动是指企业日常的经济活动，是企业持续的、主要的或核心业务，是企业法人与广义资本所有者发生经济联系、实现广义资本所有者产权价值增值的过程。在企业内部表现为资产形态的不断变化，表现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等。企业的经营性活动会引起广义资本所有者权益的变化，所以说经营性活动过程也是一种产权价值运动过程。通过资产（资本）经营，企业一方面创造了收入，另一方面也会发生费用，收入和费用之间的差额，称为经营收益。“收入”、“费用”、“经营收益”是会计要素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企业的非经营性活动，是企业非持续的、非主要的、非核心的偶发性活动，是企业的经营性活动之外的、引起广义资本所有者权益变化的交易或事项。比如，资产重估、外币折算、物价变动、会计政策变更等。这些活动中产生的收益，称为利得；这些活动中发生的亏损，称为损失。利得与损失之间的差额，称为非经营收益。“利得”、“损失”、“非经营收益”也是会计要素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收入、费用、利得、损失都是与资产联系在一起的，经营收益和非经营收益都会引起权益的变化，经营收益和非经营收益构成了综合收益，即产权价值的增值。正如佩顿和利特尔顿所说，“资产通过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形式减少，而通过收入、收益和利得的形式增加”。（佩顿，利特尔顿，2004）“收入”、“费用”、“经营收益”、“利得”、“损失”、“非经营收益”等会计要素③是与“综合资产”和“综合权益”联系在一起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广义资本会计要素的形成过程可用图1表示。
为了便于理解，对图1所示的内容，再作以下几点说明：第一，图1始于广义资本所有者投入资本，终于广义资本产权价值的增值。通过图1可更好地理解产权会计对象，即产权价值运动过程。第二，产权交易契约签订之后，广义资本所有者向企业投入了资本，在企业拥有了相应的权益。同时，企业获得了法人产权。第三，广义资本投入企业之后，通过企业的再配置，形成了企业的经济资源，包括硬资源（硬资产）和软资源（软资产）。硬资产和软资产的总和，即综合资产，是企业的全部资产。广义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拥有的权益，称为综合权益，综合权益等于综合资产。第四，产权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包括经营性活动和非经营性活动。在经营性活动中，一方面创造收入，另一方面发生费用，收入与费用的差额即经营收益。在非经营性活动中，可能形成利得，也可能发生损失，利得与损失的差额即非经营收益。经营收益和非经营收益之和，构成了综合收益。综合收益是产权价值的增值，可分解为货币资产产权价值的增值、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的增值、组织资本产权价值的增值、社会资本产权价值的增值、生态资本产权价值的增值。第五，从动态上看，综合收益的实现，会引起综合资产和综合权益价值的增加。
图1广义资本会计要素的形成过程
（二）广义资本会计要素体系的构成
依据图1，广义资本会计基本要素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综合资产”和“综合权益”，是基于广义资本产权交易契约的签订而形成的静态会计要素；第二层次，包括“收入”、“费用”、“利得”、“损失”，是反映产权交易契约履行过程的动态会计要素；第三层次，包括“经营收益”、“非经营收益”、“综合收益”，是反映产权交易契约履行结果的会计要素。上述三个层次的会计要素构成了广义资本会计基本要素体系，可用图2表示。
图2广义资本会计基本要素体系
对于图2，特强调以下两点：第一，会计要素是企业的会计要素，而资本是资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所以，“资本”不能成为一个会计要素，只有资本在企业的要求权即权益，才是企业的会计要素。第二，“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等会计要素，与“资产”、“权益”等会计要素是相互联系的，“资产”、“权益”的确认和计量，决定了“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等的确认和计量。对资产和权益的广义的理解，必然引起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内涵的变化。
四、基于广义资本的财务报告
（一）基于广义资本财务报告的构成
基于广义资本财务报告的构成，如图3所示。其中，“会计报表”是基于广义资本财务报告的主要构成部分，下面主要对“会计报表”中的综合资产权益表、综合收益表（增值形成表）和增值分配表的性质、结构与内容进行阐述。
图3基于广义资本财务报告的构成
（二）综合资产权益表
1.综合资产权益表的性质
综合资产权益表一方面反映广义资本所有者投入资本之后在企业享有的权益（对企业来讲是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反映资产的总额和构成。企业的资产是广义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权益的保证，是企业履行义务和责任的物质基础。通过权益与资产的比较，可以反映出企业资产对权益的保障程度。
2.综合资产权益表的结构和内容见表3。
表3综合资产权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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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1)按价值的确定性，将资产分为硬资产和软资产。硬资产是指价值比较确定，易于定义和计量的资产；软资产是指价值不确定，难以定义和计量的资产。硬资产和软资产的划分是相对的，取决于确认标准和计量技术。随着计量技术的发展，软资产可转化为硬资产。(2)硬资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注重可靠性，偏重反映偿债能力、投入资本安全等资源受托责任。软资产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注重相关性，偏重反映企业价值创造等决策有用信息。这种报告方式，可以称为“二元模块结构模式”。“二元模块结构模式”可以较好地解决传统财务报告中可靠性与相关性难以兼顾的问题。(3)传统财务报告按照“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认为企业是股东的企业，所以总是把股东权益作为剩余权益。基于广义资本的财务报告把权益分为固定权益和剩余权益，一种权益是固定权益还是剩余权益，取决于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具有状态依存性。在表3中，仍假定股东权益是剩余权益。
（三）综合收益表
1.综合收益表的性质：综合收益表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的全部经营成果或财务业绩，包括经营收益与非经营收益。经营收益是本期营业收入与营业费用之间的差额，非经营收益是本期利得与损失之间的差额。
2.综合收益表的结构和内容见表4。
表4综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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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1)综合收益表是按照“综合收益＝经营收益+非经营收益”、“经营收益＝营业收入－营业费用”、“非经营收益＝利得－损失”编制的。(2)综合收益表中的综合收益，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的价值和企业资产价值的自然增减，也就是产权价值增值。通过综合收益表，可以反映出产权价值增值的形成过程和结果。(3)与经济活动分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相一致，将营业费用分为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并把交易费用按广义资本主体进行划分。企业与广义资本所有者交易中发生的支出，一部分资本化计入了综合资产权益表，另一部分费用化计入了综合收益表。这种处理方法一方面是实现广义资本会计目标的需要，有助于广义资本所有者维护其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管理活动的制度特征，从而为现代会计学与现代经济学的融合搭起一座新的桥梁。(4)将综合收益分为经营收益和非经营收益，有助于分析企业收益的质量，分析收益的可持续性，包括收益的正常性、经常性等。
（四）增值分配表
1.增值分配表的性质
“增值”是指企业新创造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价值的构成进行了分析，认为商品的价值(W)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即物化劳动的价值(C)，包括劳动对象转移的价值(C[,1])和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C[,2])；二是可变资本的价值。即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中用于补偿预付可变资本的部分(V)；三是剩余价值(M)。即，其中：V+M是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也就是价值增值，即价值增值为：。这一等式的右边反映增值的结果，左边反映增值的形成过程。
显然，综合收益表中的综合收益，并不等于上述等式右边的价值增值(V+M)，而是在上述等式右边的价值增值的基础上，又扣除了交易费用，并加上了非经营收益。所以，增值表中可供选择的分配基数有两种：一是综合收益；二是价值增值(V+M)。本文认为，以价值增值(V+M)作为分配基数较好。因为：第一，综合收益中的非经营收益，是资产价值自然变化的结果，而且其中有一些并没有实现。所以，不宜用于分配。第二，计算经营收益扣除掉的交易费用，也是用于了广义资本所有者，也可视为广义资本所有者从企业分配所得。
企业的价值增值是广义资本共同创造的，应为广义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增值分配表反映企业一定期间实现的价值增值额的去向，反映广义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的分配所得。
2.增值分配表的结构和内容见表5。
表5增值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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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有人认为，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人力资本观》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参见：景莉：《智力资本与公司价值》，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