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5 16:11: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市场监管法治化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加强政府事中事后监管的实践
一是推进“审管分离”。近年来，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尤其是成立了行政审批局的地方都大力推进行政审批权与监管权相分离。将审批、监管职能进行明晰划分，由行政审批局负责事前程序的审验，其他相应职能部门负责事中事后监管。审批权从原部门划转到行政审批局后，这些职能部门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行使监管职责，从而进行有效的后续监管和服务。比如，天津市滨海新区在成立行政审批局的同时，专门建立了行政审批与事后监管联动机制，研发了“行政审批与事后监管信息交换平台”，审批部门随时将审批信息告知监管部门，为做好后续监管服务提供了保障。
二是探索综合性监管。与大部门制改革统筹考虑，不少省市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采取了综合性监管，初步形成了宽职能的监管队伍。比如，广东佛山顺德区政府实行“七合一”，即整合工商、质监、食药、安全生产、文体旅游、农业和生猪屠宰等监管部门职责；深圳市政府实行“九合一”，即整合原工商、质监、知识产权、物价、餐饮、酒类产品、食药、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监管部门职责，将分散在按领域、行业、系统设置的各个部门的市场监管权力集中在一个部门行使，推行综合性监管，实现了机构整合、队伍集中、层级压缩、事项集约、程序规范、管理有效。
三是推行法人承诺制。部分省市在市场监管领域通过推行法人承诺制，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比如，2014年以来，海南在食品药品监管行政审批领域试行了“法人承诺制”模式。由审批部门提供给企业一份“一书三清单”（“一书”是告知企业如材料虚假应受到的惩罚和承担的责任承诺书，“三清单”是指告知企业申报事项应具备的条件清单、应提供的材料和材料应阐述清楚的事项清单、责任清单），申请人按告知清单的要求提供申报材料报批并签署承诺书，审批部门可当场发证。审批后行政部门结合日常市场监管工作再进行现场审核，如企业承诺的材料真实，企业就继续正常经营；如虚假，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改或收回许可证，并按企业承诺给予处罚。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缩短了审批时间，使原来10-20个工作日的办件缩短为当天办结；把基层监管人员从繁杂的审批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投入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把企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落实到企业肩膀上，促进了企业法治意识的建立。
四是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建立“双随机一公开”机制，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两年，这项起源于海关系统的监管手段得以在更多领域推广。很多地方都开始推行“双随机”抽查机制，包括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建立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规范随机抽查程序、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建立抽查结果信息共享机制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规范了事中事后监管。“双随机”抽查机制的建立意味着每个市场主体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企业必须增强守法自觉性；同时也意味着执法人员只能阳光行政，不能再“看谁不顺眼”就去检查，即用制度限制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
二、当前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监管体制改革尚未真正破题。总体来看，我国监管体制改革还处于被动状态，并且成为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的“最大短板”。以金融监管体制为例，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直接反映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滞后。金融混业经营已经成为现实，但金融监管仍然是分业监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监管合力的有效发挥。
二是监管机构协调配合不够。有些市场监管机构职能交叉，职责界限不明，各自为政，各成体系，缺乏必要的协调与合作。在有经济利益的领域，执法监管部门争相监管，出现重复监管现象，使经营主体穷于应付，无所适从；在一些无经济利益或问题复杂的领域，一些监管机构往往又相互推诿，相互扯皮，形成监管的“空白地带”。
三是监管方式仍待创新。一谈到监管，人们往往习惯于突击式的、运动式的“大检查、明察暗访、专项整治”等传统方式，大数据等应用尚未普及。比如，广东省建立了大数据管理局，实现了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效果不错。但很多地方在省级层面，工商、国税、地税、质监等业务系统与行政审批工作平台尚未实现信息共享，难以形成大数据协同监管。
四是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尚未有机结合。比如有些地方工商质监、食药监部门整合后，面对大量下放的职能、事权，如何根据职能特点和履职要求，理顺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的关系，真正做到综专有机结合，切实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能，亟待在后续改革过程中研究解决。尤其是基层监管执法人员仍不同程度存在知识结构不匹配、心理不适应等问题，导致基层一线监管依然存在不到位现象。
五是社会参与监管仍需加强。监管中，政府唱“独角戏”，社会参与监管滞后，导致“监管失灵”的矛盾具有普遍性；行业自律缺失，行业协会严重缺乏公信力，难以有效发挥传统“行帮商会”的作用。
三、完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监管立法，推进市场监管法治化进程
一要加快完善市场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当前，我国法治监管基础仍然薄弱，市场监管立法滞后的矛盾比较突出。从实践看，传统市场监管模式难以避免监管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要形成专业化、技术化、标准化的现代监管模式，市场监管走向法治化是大势所趋。要使监管转型于法有据，应尽快出台“十三五”时期市场监管立法计划。要加快修改金融领域的法律，形成混业监管的法律规范，适应金融监管转型的现实需求；要强化消费品市场的立法和修法，研究出台《市场监管法》，修改《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实行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要强化城市管理立法，尽快出台《城市综合管理法》，有效扭转以行政规章为依据的城管执法越来越被动的局面，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性，等等。
二要梳理政府监管职责。要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就要划清各部门之间、部门内部各职能之间的监管职责界限。工作中，要与各级政府出台权责清单相适应，按照职权法定、高效便民、权责一致的要求，突出监管权责清单的公开透明。要尽快公布各级政府监管权责清单，使每项监管事项都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监管部门；要公布监管部门权责清单，以公开化、透明化促进监管机构依法监管、规范监管程序；要将无法律依据的监管部门一律取消，防止因过度监管增加企业负担和抑制市场活力。
三要依法规范监管程序。实现依法监管，首先要在各类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中对监管程序进行明确界定和规范。由于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规范主要分散在一些单行法律中，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从监管来看，监管程序缺乏上位法的依据，难以适应监管转型的现实需求。因此，“十三五”时期要考虑制定出台《行政程序法》，并将监管程序的法律规范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对政府监管程序进行严格规范。
（二）加强研究和技术应用，实现科学高效监管
一要做好监管政策评估论证。政府监管涉及整个社会利益的调整，每项监管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尤其是那些影响重大、覆盖面广的政策措施，都应加强事前评估论证。事前要进行监管影响评估分析，将预期收益和付出成本进行比较，选择经济、适当的监管政策和工具，并建立和完善定期和质询问责机制。要衡量监管活动对市场主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干扰，与监管产生的收益进行比较，尽可能选择不扰民的监管措施，形成“守法企业自由经营，违法企业处处受限”的格局。要既考虑经济效益又兼顾社会效益，力求在两者间取得平衡，这就需要加紧构建综合性评价标准，建立健全规制绩效评估体系，提升综合研判能力，将成本收益分析纳入监管政策制定研究过程，使之程序化、规范化，从而对监管政策制定和调整作出科学判断，以逐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益。
二要融合“互联网+市场监管”模式。“互联网+市场监管”的深度融合，能够推动市场监管的变革提升，带来政府形态的改变，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体现在：互联网本身具有无缝对接的特征，能够提升政府市场监管的整体性，引发市场监管组织和职能的变化和调整，下沉执法重心，减少监管层级，强化监管机构一体性；通过网上流程再造，能够加快促进跨部门协同监管，推动综合执法模式的实践探索；数据的公开、共享和利用，有利于政府提供更高质量的管理和服务。因此，要重视运用“互联网+”技术，提升动态监测、风险预判和防范能力。加快建立对重点领域的风险评估指标、监测预警制度和防控联动机制。通过数据分析、定向监测等方式，提高发现问题和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通过物联网、射频识别等技术，形成产品的完整信息链条，建立质量溯源管理制度。通过云计算等技术促进各部门信息互联互通、自由选取，追溯商业轨迹、把握经营规律，更加主动地发现、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增强政府的监管执行力。
三要完善信用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断完善市场主体从准入到退出的全过程信用约束机制。要进一步配套建立健全信息抽查制度、经营异常和违法企业公示制度，细化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列入情形、程序、约束措施、限制期限等事项。要推进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实现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政审批、行业主管部门之间信息实时传递和无障碍交换，形成社会信用信息综合联动利用，使守信企业发展一路畅通、失信企业处处受到制约。
（三）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社会共治
一要引导市场主体自治自律。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强化两方面意识：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主动履行在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引导市场主体把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提高诚信自治水平；要强化法律维权意识，制定相关规程、完善内部风险控制，积极举报侵犯知识产权、窃取商业秘密等破坏、限制公平竞争及损害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二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自律作用。应加快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更好地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功能，加强其自身建设，增强其自治能力，进一步推动健全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规范会员行为。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权益保护、资质认定、纠纷处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权威的内部评价机制，同时使之广听民意，掌握行业发展情况，及时发表对制定法律法规、重大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要搭建政府购买服务渠道，接受政府委托，切实发挥自治组织作为第三方机构的评价、咨询、培训、惩戒等作用，推进监管执法和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
三要强化社会公众和舆论监督。要拓展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方式，建立举报受理平台、听取产品质量、违法经营等方面的反馈和投诉。要完善公众投诉受理和督办机制，建立互动式、追踪式举报处理机制，提高问题解决效率。要建立公众参与监督激励机制，依法做好保密工作，完善有奖举报制度。要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引导新闻媒体严守职业道德，把握正确导向，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回应社会关切，凝聚社会共识。对于曝光、反映的问题，政府部门要认真调查核实，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向社会公布结果。
（四）建设政府监管人才队伍，强化组织保障
一要夯实基层执法基础。基层执法队伍处在改革政策实施的最末端和市场监管的最前沿，首先要根据事中事后监管转型的理念和要求，进一步更新观念、转变方式。面对综合执法体制调整和职能转变，基层执法队伍要树立市场化、法治化和现代化监管理念。要加大培训学习力度，加快由工作型、经验型队伍向知识型、复合型结构转变。要强化岗位管理，细化目标任务，优化绩效考核，推动执法队伍监管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着力提升基层综合执法效能。
二要强化监管研判机制。随着监管方式方法的转变，在监管内部，要注重提升新型市场监管体系下队伍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随着简政放权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机制化、程序化的研究作用愈发凸显，要对事中事后新型监管有清晰的理性认识、充分的心理准备、具体的工作规划、高效的执行能力和积极的创新意识，善于梳理总结监管实践，结合各地区域发展和执法特征，精细化推动市场监管改革的逐步深入。
一、基本情况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州商务合作局会同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外汇管理局，利用外资系统随机抽取了3个检查对象，并组成联合工作组，先后前往康定市、泸定县和九龙县开展了实地核查。通过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章程、股东决定和投资者主体证明等文件资料进行书面核查，重点对企业备案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进行了监督检查。联合工作组对其余3家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了书面检查。经工作组认真核查，我州外商投资企业不存在未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情况，未发现有违反《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的行为。同时，对于信息报告中存在缺失或异常的具体数据项，督促企业赓即修改完善。
二、主要做法
（一）认真谋划，精心部署。省上的《工作方案》下发后，我州赓即启动各项准备工作。州商务合作局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分管领导亲自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督促落实，结合我州实际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检查主体，检查对象、检查方式和工作要求。
（二）依法依规，公开公正。检查过程中，工作组始终坚持权责法定、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八项规定”，规范监管行为，落实监管责任，推进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走访调研，真情服务。在对外商投资企业年报信息报告开展监督检查的过程中，联合工作组积极开展了走访调研和法治宣传活动。一是对《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进行了宣传和讲解。二是认真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情况、资金到位情况等的介绍，帮助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三是向外商投资企业介绍了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投资环境和招商政策，传递表达了州委、州政府重视招商引资、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并希望他们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牵线搭桥，发动组织更多企业家到实地考察、投资发展。
我国集中统一型证券监管体系刚刚建立并处于初始运行阶段，在对证券市场具体监管管理中，在监管体系、监管环节、法律制度、监管手段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和不足，证券监管体系仍需不断健全。
1.部分监管环节存在缺陷。从我国现在的证券监管体制来看，部分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股票发行定价监管存在缺陷，导致出现新股发行市盈率过高情形的出现，抬高了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和股价的依据与原动力，加大了二级市场的风险。其二，市场退出监管不力。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ST和PT制度，仅为对上市公司的一种警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市场退出的监管，导致一些本该退市的亏损上市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和更名又重新在交易所挂牌，给股市的规范化运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三，上市公司遴选监管缺位，使得一些地方将上市看作是获得了一个可永久融资的渠道，只重视股票的融资功能，忽视公司上市后的运行机制转换、经营业绩提高和社会监督。
2.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滞后。证券市场正常运行，要依靠法律来协调各种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从我国现在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来看，尽管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立法层面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三个层级，但每个居于较低层级的法律法规都是上一层级法律法规的具体和补充，立法滞后、法律规定空白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现有法律法规之间衔接性差，如《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不衔接；《刑法》、《行政诉讼法》对于《证券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也未做出相应的补充规定；对民事赔偿也仅有原则规定，操作性不强；与行政权相配套的市场监、检查、处罚等职权等未能真正实现。以上问题直接导致证券市场内部协调差，监管手段不足，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违法不究的现象，影响了监管的效果。
3.监管手段行政干预过多。从我国现有证券监管的手段来看，主要通过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实现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政干预过多，主要表现在：第一，以审批制代替市场机制。证券发行制度中仍离不开证监会对于发行股票的屯批，屯批成为市场运行的重要环节并代替了市场选择。第二，监管行为短期性，政策短时性。市场的经常性变动造成了政府监管行为和政策短期性，使得行政屯批扭曲了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扭曲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同时也削弱了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第三，监管手段过于刚性，偏向“政策化”。我国股票市场带有浓郁的行政色彩，被称为“政策市”、“消息市”，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使得股票优劣难分，导致了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和投机化，投资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4.证券自律功能未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特定功能，就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言，通过权威而不是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臃肿笨拙的，就像一只仅有拇指而无其他手指的手，尽管那拇指粗大有力，但是目前我国证券业的自律监管体系不健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自律组织不健全，会员发展速度极为缓慢。第二，自律管理混乱，各自律主体在实际运行中彼此独立，各有会员又相互交叉，形不成自上而下的统一体系，难以协调工作。第三，缺少独立性。现有的自律组织大多属于官办机构，机构负责人多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无法独立发挥监管职能。第四，机构形同虚设。例如，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近至今仅召开过一次会员大会，除个别组织一、两次学术会议、业务培训、编写业务手册和简报外，还没有负担起更主要的职责。
二、完善我国证券监管的相关对策
1.转变监管理念，完善监管体系。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在坚持“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和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尽可能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各种有可能降低资本流动性和运作效率的人为制度。要完善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组织系统，进一步明确证监会的性质，建立完善系统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管体系，在一些证券市场较发达，监管任务较重省份的大区证管办辖内的若干中心城市设立若干直属监管处。从根本上摆脱地方政府对证券监管的行政干预，形成直接受证监会领导，独立行使监管权力的管理体系。建立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间稳定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证券监管部门管不了,地方政府管不着”的现象。
2.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实现监管法治化。作为市场经济最前沿的证券市场,把“依法治市”作为自身发展的基本方略。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法制，确立以《证券法》为基础的证券法律主体层次，确立《证券法》在证券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地位；在《证券法》基础上形成各个部门法规的辅助系统，并依据《证券法》基本原则，调整现有的法律体系、制定新的证券部门法，形成有关证券发行、交易、服务等一系列的具体法律法规。建立以证券自律组织制定自律性规章制度为主的自律制度系统。同时还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大运用刑事制裁手段,加强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使股市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在间接调控引导或较少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协调运行。
3.明确监管目的和范围，规范完善政府监管手段。在证券监管中应当明确，证券监管目的是保证市场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监管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市场秩序和运行环境。因此，作为监管部门不应该直接介入市场，过度介入市场，监管部门尽可能只做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决者，否则监管就会失去公正性。在监管手段上，要规范和完善政府行为，采用经济、法律、行政等综合手段，尽量减少行政监管手段。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进行监管，顺应市场规律而非逆势监管，如此才能减少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此外，还要把握好监管尺度，既要防止监管过度，又要防止监管不足。监管主体要认真考虑监督的范围和力度，又要考虑不予干预的各种情形，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能减少证券市场动作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和投资者利益，又不抑制证券公司的创新积极性。
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①
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
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③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④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⑥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⑧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⑨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⑩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
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⑾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⒁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⒂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4)：24—26．
一、期货监管 “简政放权”的必要性
（一）监管转型的需要
“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塑造了我国期货市场的大监管特点，对于防范和控制市场风险起到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监管越位、缺位、不到位情况确实客观存在，一些政策前瞻性、整体性、坚定性不够，“堵窟窿、补漏洞”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监管职责交叉，规则不一，力量分散，效能不高，这些必然会成为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阻碍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期货监管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推进监管转型，而简政放权是是推动监管转型的基础，监管部门通过从审核审批向监管执法转型，从事前把关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提升监管效能，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努力建设市场、机构和投资者满意的监管机构。
（二）市场发展的需要
20多年来，我国期货市场发挥后发优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体量庞大的银行、保险、基金等相比，期货只不过是金融行业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分支，金融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瓶颈和痼疾却不难在期货行业中寻觅，特别是与实体经济的客观需求和成熟市场状况相比，我国期货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足，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包括投资者、中介机构在内的相关市场主体的主体意识被压抑，参与意愿和自律意识降低，投机性气氛较重。
作为监管机构，其职能和架构需要随着市场发展不断调整，不断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适应市场发展需要，服从市场规律、尊重市场需求。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逐步发挥决定性作用时，监管部门要逐步把权利还给市场主体，把监管重心转到激活市场、服务市场、和保障市场，将监管力集中在保护投资者、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职责上。
二、“简政放权”对期货行业改革的意义
（一）引导期货市场稳定发展
简政放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的资源调配作用，为市场主体营造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一是提高期货经营机构的办事效率；二是有效引导期货公司对各项风险点的监控和防范；三是提高执法的社会效果，有力促进投资者权益保护和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二）增强期货业服务竞争力
监管部门放权于市场，释放市场创新发展能量，为中介机构创造最市场化的、最有活力激发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和监管转型，引导经营机构提供优质服务和提升综合实力，全方位提升期货市场深度、广度、强度。同时让更多市场主体有机会公平参与资本市场，提高市场效率和活力，使市场更加规范有序、公平公正，从而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三）提升监管效能和透明度
通过监管机构的优化整合和精简审批环节，缩短行政审核的办理周期，在创新服务方式中提高效率。通过权力下放派出机构，发挥一线派出机构工作机构工作优势，有效促进辖区市场快速发展。通过公开充分的信息披露，接受社会大众监督，增强对期货监管机构行为的约束力，有效促进规范管理，提高政策执行力。
三、“简政放权”可能引发的潜在问题
回顾历史，每次放权之后总会慢慢收回来，每次精简机构编制总会慢慢恢复乃至膨胀起来，总是难以跳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管就死，一死再放”的“放收循环”周期规律。监管管部门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应该需要注意和预防其带来的潜在问题：
（一）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不突出
期货业协会本是行业自律组织，是期货业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管理方式，与监管机构一起维护的期货业的安全与稳定。然而，我国的期货市场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政府取得了监管的优势地位，期货业协会充当行政性监管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而自身的自律管理手段不足，自律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如果不及早解决这个内在冲突问题，期货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终将受到削弱，会引发与期货公司之间的矛盾。
（二）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监管工作
监管部门的处罚权利下放必须考虑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力度。所谓“地方保护”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地方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是地方政府部门为了维护本地政府、组织、个人的利益而不顾甚至损害全局利益或其他地方利益，未来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的行为和现象的总称。已有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当行政处罚权全面下放后，各地派出机构能否有效排除‘地方保护’干扰，统一执法标准、公正严明执法，极力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稳定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监管“真空”威胁金融市场
新形势下，期货业想要转型创新，需要突破传统经纪业务模式的局限，在业务上与银行、基金、信托等其他金融行业相互融合，期货公司面临着混业经营的挑战。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业采取的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既根据不同机构主体及其业务范围的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目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监管主要由“三会一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各监管结构之间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结构，同时也缺乏战略规划共识。这不利于信息交流和监管应有效能的发挥，也不利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高效运行。监管部门应处理好放权和监管的关系，如果在放权中出现监管真空，容易造成金融风险。
四、监管部门“简政放权”具体改革措施
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银行业市场活力。一是放宽准入限制。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思路，逐步放宽民营银行准入条件，推动民营银行发展；逐步扩大综合化经营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新业务的试点范围，促进商业银行转型。二是简化行政审批。进一步简化业务、人员、网点布局等方面的行政审批，将工作重点由准入预防转向事中、事后的动态化监管，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自与机动性、灵活性。
（一）精简审批备案登记，推动监管转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推动监管转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工作，一方面，根据1月28日国务院的《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要求，证监会结合证券法的修改和期货法的制订，对现有的66项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梳理并取消3项行政审批事项，凡是通过市场竞争约束、公司自治、行业自律管理或事后监督管理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都将逐步取消许可项目。对确需审批、核准和备案的事项，条件成熟的，通过建立完善电子化审核系统，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证监会已集中开展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整合工作，并在今年2月《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第十二批）》，对证监会自成立以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公布的证券期货类规章进行了再次清理，对于不涉及法律修改或者近期国务院明确政策措施的相关领域，争取2014年内完成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整合工作。
（二）实施行政处罚权，加大执法力度
证监会去年10月授予所有派出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实现了执法重心的下移，落实辖区监管责任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此次全面授予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权，对加强执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是对目前相对集中统一的执法体制的优化完善，也是对监管体制的重要调整。其次，通过授权使行政处罚执法权限部分下放，实现执法重心适当下移，有利于合理配置监管系统资源和发挥派出机构一线监管工作优势，提升辖区监管权威，落实辖区监管责任制。第三，有利于形成更为统一、有力、高效的行政处罚工作机制，从总体上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和密度，提高执法的社会效果，有力促进投资者权益保护和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近期，证监会还新设立了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局均彰显出监管部门铁腕执法、加强事后监管、严打违法违规的决心。
（三）调整内设机构，整合监管资源
中央编办批复同意证监会内设机构和职能调整方案，进一步细化相关合并和新设部门的职责。在此次机构调整过程中，证监会贯彻了“功能监管”和“一事一管”的要求，特别将期货监管一部和期货监管二部合并，整合后的期货监管部拟订监管期货市场的规则、实施细则；依法审核期货交易所、期货结算机构的设立，并审核其章程和业务规则；审核上市期货、期权产品及合约规则；监管市场相关参与者的交易、结算、交割等业务活动；监管期货市场的交易行为；负责商品及金融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规则制订、登记报告和监测监管；负责期货市场功能发挥评估及对外开放等工作；牵头负责期货市场出现重大问题及风险处置的等相关工作。内设机构的调整切实改变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现状，强化监管信息共享和功能协作，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能。
五、监管部门工作的后续展望
（一）应加强信息披露，增强监管透明度
进一步简政放权要配合完善做好信息披露机制。不仅需要提高监管和政策透明度，减少监管部门腐败行为，还应该引导和激励期货公司自愿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加强监管程序的协调化，从而切实做到监管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树立监管公信力，促进期货市场规范运作。
（二）应推进监管转型，促进市场主体归位尽责
放松管制并不代表放松监管，在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的同时，监管部门还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培育市场自我平衡自我完善的功能，健全市场优胜略汰机制、创新发展机制、市场交易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处理机制。
（三）应加快《期货法》的出台，推进期货监管法治化进程
《期货法》的出台将改善目前期货业法律规章立法层次低，政策性强，稳定性弱，以管理为主导的缺点，加强法律手段的运用，形成与简政放权互相支持的协同性改革。将由原来的行政监管上升到法律监管的高度，让监管部门有法律后盾，让监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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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证监会.关于调整发行监管部等9个部门主要职责的情况通报[EB/OL]. 2014-4-11. ht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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