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5 16:11:3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 学习方法 学习模式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3-0147-01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历史研究性学习已在种信息历史教学中普遍开展起来，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历史研究性学习在开展过程中还有一定误区，尚需进一步澄清。
1 历史研究性学习活动的本质特征
从词源来看，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二是指历史学。作为本体，历史指的是人类的经历及其所创造的一切，它是过去的、既定的、不变的；作为认识，它指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与思考。和其他任何研究一样，历史研究也含有两个层次，一是以创建或生产人类文明史上新的精神产品为目的，提出假设、设计方案并进行论证；二是对已有的历史研究结论进行论证为目的设计方案并进行论证。历史研究的流程大致包括：选择一个问题或假设；研究者根据问题或假设收集证据；对证据进行解释，排除边缘证据；根据解释表述观点。从心理过程看，是对历史未知对象的探视、确立及其意义的判断以及对已知对象的真实性、正确性进行解释、确立或否定的过程。
但是，研究性学习与历史研究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的研究过程和最终追求价值是不同的，前者的价值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强调对他人的有用性，而后者强调其教育价值，主要是对学习者有教育性。所有，从实际需要看，在学校教育情境下，完全严格地依照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程序开展研究性学习不仅没有必要，更不具有现实性。
2 历史研究性学习中的方法问题
科学方法是一切研究的根本。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需要采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方法。一般方法，这是适用一切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它又可以分为分析方法（如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实证方法（如考证法、校勘法），叙述方法（如纪事本末法、编年法）。特殊方法，是适用于各门专门史的个别方法，可分为研究历史地理的测量法、研究经济史的统计法、研究科技史的模拟法等。
这些方法，对于广大的学生来说不可能一一掌握，即使对于历史教师来说也只能略知一二。因此，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同时，有选择地将历史研究中的常见方法渗透在教学和研究性学习的指导之中。作为重点，平常在历史研究学习中应当掌握的方法主要为分析和实证方法。在以往的历史教学中，分析方法运用的最多，探讨的也最多，而比较忽视后者的研究。
提高历史实证能力的重要方法就是要重视史料。它是借以研究与反思人类活动的前提和根据，包括文字记录与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以及口碑等三类。对中学生来说，在研究性学习中，虽然难以搜集直接史料，但简间接史料还是必需的，特别要培养学习者的史料意识，形成有理有据，论从史出的思维习惯。
3 历史研究性学习的有效模式
历史研究性学习虽然追求的是一种个性化的学习模式，但由于它发生在历史教学活动中，因此必须与日常教学相结合，否则很难保证有多大的生命力。目前，人们习惯采取课题研究、活动设计等开放的形式，但如下方式笔者认为更值得尝试。
3.1开放式习题
这种习题条件不完备、结果不确定、思路开放、表达形式多样化，多以培养能力、训练思维为目的的认知类习题。学习者不可能在教材中找到现有的答案，必须通过自己努力，查找资料，提出假设，论证假设，表达观点。既然是习题，一般来说它出现在一段教学之后，依附于一定的知识。所以，教师也应当对学习主题进行研究，了解学习者的动机，研究学术的有关发展，才能设置比较合理的习题。可以引进目前史学界争鸣的问题，以促进学习者的研究。例如，对科举的一点思考；是吗等等。学习者发现自己参与到史学研究的前沿，更会促进其主动学习的动机。当然，开放式习题也要注意题目的设计，要尽可能贴近学习者，要设计一些情境化的问题。
3.2教材研究
在教师的合理分工和指导下，对学习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对学生历来说，就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学习材料供大家共同阅读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也极具有吸引力。其过程可分为：教师和学生根据现有的条件，精选一段教材内容作为对象，学生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一段，并提出自己所具备的条件和开发的目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选择参考资料，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与编写样式，编写“教材”作为对原教材的补充，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也取得了不少收获，最重要的是学生们以研究者的眼光看待原来认为是圣经般的课本，自信心和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3.3背景式预习、共创式课堂
【关键字】高考 历史课堂 历史研究
在学校组织的暑假培训时看了纪连海老师的《从看宋代城市经济》课堂实录，纪连海老师通过引导学生对《清明上河图》的观察、分析，最后归纳出宋代经济发展的表现和原因。纪连海老师的这节课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节历史课其实也就是一次历史研究的过程。近几年的高考题中也体现了对历史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的考察。同时这也是高考考核的目标与要求。江苏省高考考核目标与要求――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正是从事历史研究基本的素养、过程与方法。在高中历史课堂上要落实这些目标和要求、考试中能加以运用，必须在课堂上能对学生加以培养，让一节课成为学生探索、研究历史的过程。在课堂上如何进行实施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研究问题的确定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关键。研究问题的确定是一节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完成教学任务的第一步。
研究的问题让学生自己来确定。引导学生结合已有的教材和教师出示的课程标准、教学要求、教学目标或考试大纲来确定研究的问题。问题的设定一定要细化、可操作。如“的影响” 可以细化，像对、近代教育、近代军事、近代交通、近代思想文化、近代科技等各方面的影响。在问题设定时要注意问题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形成结构，问题也要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如学习“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拓展”时，可以引导学生确定这样的一些问题，1.新航路开辟后最早走上殖民扩张道路的是哪些国家？ 2.荷兰的兴起有哪些条件？到17世纪时荷兰占有哪些殖民地？ 3.英国霸权建立的原因有哪些？归纳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过程。4.早期殖民扩张的手段有哪些？以黑奴贸易为例，早期殖民扩张为什么主要采用这些手段？5.怎样理解“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问题对学生形成知识结构，加深理解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研究问题的确定也要兼顾学生生成性问题，如在学习“近代中国物质文化与习俗的变迁”时，有的学生就可能出现“长袍马褂、西装和社会变化”的问题。学生课堂上生成性的问题是学生积极主动思考问题、学习兴趣浓厚的表现，对于这样的问题要积极地进行引导、解决。
二、所需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在江苏省高考考核目标与要求中明确提出了对“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的考察。各地高考题也基本都是以材料的形式出现，对材料阅读、理解和运用的考察就是对研究历史基本方法的考察，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突出“材料”的地位。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老师们也注重对阅读、理解和运用材料能力的培养，但过于被动，往往是教材已有或学生已经知道了结论，用材料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结论的印象。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能真正让学生通过材料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纪连海老师《从看宋代城市经济》的课堂展示了不同于平常运用材料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把已有的材料全部出示给学生。这些材料不用拘泥于教材上已有的，可以是其他的文字材料、图片视频材料，甚至是学生自己表述的口头材料。材料可以是学生自己收集，也可以由教师准备。学生根据确定的研究问题进行分类整理。在使用材料时要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论从史出，所选的材料一定要能够说明问题。通过这种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求真的学习精神。
三、研究方法的运用
在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中体现了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考查。如2013年江苏历史试题第23题，第1问是通过“运用统计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数量分析”，第2问是通过“人物心理活动”。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种看待历史的角度，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学习，也是对学生思维的训练，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要向学生介绍一些主要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后现代史学等。
研究方法的介绍可以穿插在内容的学习中进行。材料中或练习中有了数字表格，就向学生介绍 “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学习中国近代史时可以介绍“比较史学”，让学生把中国近代史放到全球史观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在学习和人物相关的内容时，可以运用2013年江苏历史试题中的“心理史学”的方法进行学习。
每一种研究方法的介绍、运用也是教学方法的变化，丰富了课堂教学，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课堂效率。
四、结论的形成
一、由“二重”向“三重”的发展
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通过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卜辞与《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的印证研究，王国维梳理、订正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有力地证实了商代历史。其后，闻一多、郑振铎等人在研究中融入神话学、人类学材料的尝试，可视为把“二重”向“多重”扩展的滥觞。1982年，饶宗颐在香港夏文化探讨会的致词中，提出了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结合的“三重证据法”。李学勤在转述饶宗颐观点时，则把“三重证据”理解为传世文献、考古有字材料和无字资料，即考古实物。与此不同，杨向奎在其著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的序言中则提出文献、考古与民族学材料结合的“三重证据”。
二、证据、证据力和证明力
在运用证据法证明历史问题、说明历史现象时，必须了解何为证据、引用的材料是否具备证据力（成为证据的资格）和证明力（材料的证明价值）。简单来讲，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依据；历史研究法中，证据力指材料所具备的、能够解释某一历史问题或现象的资格；证明力指材料对历史事实的证实有无作用及作用大小。判断三重证据法中各证据材料的证据力和证明力，当看该材料是否客观真实、与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否有关联。
三、对不同证据、证据力和证明力的检验
（一）传世文献
传世文献一般指各种传承至今的古书典籍，也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碑刻、档案、文书等文字资料。传世文献流传有序、内容宏富，最直接、最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方方面面，是学者探索还原古代社会历史文化最主要的根据。进行历史研究，抛开传世文献，无异于强令巧妇做无米之炊。其成为证据的资格毋庸置疑，对历史研究的证明价值亦贡献卓著。但传世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因为天灾人祸等事端，传承至今的版本往往已非原貌，其文本内容、精神主旨都可能与原本有出入，甚至相左。裘锡圭先生曾指出：“古本和今本的异文有时候不只牵涉到个别文句的解释，而且也牵涉到与作者的立场或整个思想体系有关的问题。”因此，在利用传世文献作为证据研究历史问题时，要做好辨伪工作，确定文献的成书年代，尽量选取较古的版本以贴近文献原貌。否则，传世文献的证据力便要受到质疑，其证明力也必然大打折扣。
（二）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一般而言，指考古发现中，出土文物上带有的一切文字资料。因长期掩埋地下，出土文献在漫长时间内都未经人为改动，保持了被埋藏时的原貌。其中，殷墟甲骨卜辞和商周金文，更是作为第一手资料，不仅填补了商周时期史料的空白，更证实了商周历史的真实性。受书写材料和保存条件的限制，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数量上毕竟太少，内容也十分有限。在说明直接相关问题时，出土文献自然很有发言权；若将说明范围推而广之，则未免失当。此外，利用出土文献作证据时，也要慎重。
（三）考古实物
上述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在证据学中属于书证；而考古实物则属于物证，当指无字的考古文物和考古遗迹，它们的大小、形状、数量、年代、花纹等所有包含的信息都应被重视。考古实物作为古代的物质遗存，其客观真实性不言而喻。如能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结合考察，对一些问题的说明意义重大。《逸礼・王度记》记载：“天子驾六，诸侯与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但周天子到底“驾六”还是“驾四”的争议一直悬而未决。2002年，洛阳王城广场发掘的ZK5车马坑中出现了“六马驾一车”的遗存。因该遗存发现于东周天子所居王城之内，该地区发掘的大型墓葬中曾出土带有铭文“王作鼎彝”的铜鬲和铜鼎。“六马驾一车”的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天子驾六”的记载以及表明周王身份的“王作鼎彝”铭文，这三重证据的有机结合，使得天子座驾之争落下帷幕。
（四）民族学、民俗学材料
关键词:研究性 高中历史
高中学生知识的获得、能力的提高、行为习惯的养成,归根到底是学生学习的结果。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探究性、开放性的学习方式。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十分必要。
一、历史研究性教学的内涵
历史研究性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创设一种类似史学研究的情景,引导学生以类似史学研究的方式,发现和确定问题,学会搜集、分析、鉴别和提取有效信息,并应用相关知识探究、解决问题;以及在课外活动中,引导学生在学习、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问题进行研究,以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和创新精神为目的的教学模式。它不拘泥于某种教学策略,而是依据当代心理学、教育学理论,结合学生认知情感的实际,以及学习对象的不同特点,借鉴并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会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它比研究性学习的含义更宽泛(研究性学习指的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并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善于质疑、乐于探究、勇于探索历史的精神和能力”。
二、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1、兴趣性原则
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一种由于机体需要而产生的稳定的内驱力,是构成动机的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是学生参与研究和体验成功之间的牵引力和粘合剂。研究的课题是否为学生感兴趣,直接关系到研究性学习的成效。
2、开放性原则
从学习目标上看,研究性学习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学习,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健全的品格。从学习内容上看,学生研究性学习的专题和材料,可以直接取自必修课、选修课教材,也可以来自图书馆、Internet上,或者来自社会调查等等。历史必修课或选修课所提供的基本史实和知识结构体系,为开展历史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背景,然后,学生可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作为研究性学习的课题。
3、过程性原则
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史学研究在目的和要求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高等院校所进行的史学研究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目标,强调结论的科学性,即重视科研的最终成果。而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更看重过程而非成果,有成果固然可喜可贺,没有成果也不应该否认其存在的价值。
4、自主性原则
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自始至终要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究,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在自主选题、自主探究和自由创造的原则下,学生不必拘泥于教材或史学界现成的定论知识,选定的研究性课题可以是对教材的定论知识提出质疑,也可以将教材中涉及的历史问题引向当前现实社会中的热点焦点问题等,让学生真正体会到自主学习的乐趣,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5、综合性
历史学科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更重要的是,研究性学习把学习内容从课堂延伸到社会,因此,学生在对很多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时,靠单一的历史学科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往往要用到相关的学科知识。如对“”的研究就要涉及到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多种学科知识才能对“”的由来、现状及解决前景作出分析,这就是研究性学习的综合性(或日跨学科性)。
三、研究性学习在历史教学中的实
1、改变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参与程度
传统的课堂教学比较注重课堂的规范和实施的程序,尤其突出教师“教”的格式和步骤,使课堂教学刻意追求某种所谓的“完美”。久而久之,扼杀了学生的“天性”,固化了学生的思维,使之成为学习的机器,根本无法“唤醒”他们的生命感、价值感,更不可能将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现代教育要求我们树立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思想,改变课堂教学的组织模式和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如在教《》的内容时,我将学生分成正反两方,就“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还是失败的革命”展开讨论,双方各举史实加以说明。
2、以问激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问从“问”开始,如果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没有激活,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学习。问题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产生探究的心理状态,促使他们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得到了培养。历史课堂教学要达到以问激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必须营造利于探究质疑的学风和竞争相质疑的氛围,提高学生的自疑自解能力。
3、组织讨论
把研究性的课题设定为讨论的题目教师可为学生提供一些相关的工具书、参考资料或让学生自己到图书馆去查阅相关的资料,撰写好讨论提纲,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讨论或全班讨论。还可以对学生撰写的小论文、调查报告等展开讨论,使研究进一步深入。讨论时,教师要为学生刨设一种信任、鼓励和赞赏的轻松气氛,消除学生的种种顾虑,使他们敢于和乐于将自己在独立学习中的丰富感受和切身体验自由自在地表达出来。讨论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掌握了多少历史知识,而在于探索研究历史的方法,培养历史思维方法和创新精神。
四、研究性学习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课堂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关系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形式,按新课程计划要求,把研究性学习课纳入学校与教师教学计划,建立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内与课外研究性学习相结合的教学体系,以使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2、主导与主体的关系
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研究性学习课是以学生活动为中心,学生是主人,在研究性学习课中尽可能发挥学生“自主、自理”的作用,教师应是活动的倡导者、指导者,而不要包办代替一切。
3、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课堂教学面向全体学生,应大面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研究性学习活动在考虑整个学生教育教学需要组织一些活动外,更主要的是发展学生个性,在“提高”上下功夫,培养学生中的学科“尖子”。
总之,历史研究性学习中,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必会努力应变。因此,研究性学习目标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钟启泉.研究性学习:价值与反思[J].教师之友,2002,(3).
[关键词] 社会史观；区域；整体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174-2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围方式问题提出及其内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相关整体理论或局部的各种观点争鸣十分热闹，而与之相关的代表学者及其主要观点大都持一种从区域社会史研究推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这里所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各种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各个方面的一般概括，是区分于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全面接受西学东渐后的剧烈变化的复杂局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共同体”。这点在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中古社会特质中做了很好概括。但是就中国社会史的古代与近代化如何衔接还是需要大力探索的，从研究一般中国社会史的实际需要出发，很多观念模式只是从西方社会学教科书的纲目出发来套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朝代段落，一般来说并没有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主线和具体原因归结入手，以至于论道中国古代社会运转的整体特质时，要么只是实证归纳出和史实相差甚远的抽象规律，要么避而不论，有的只是史料文献的堆砌，并没有从区域社会推向整体社会史的实际研究中去，所以，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性和局部性的论证观点至今没有取得一致共识的东西。
根据1986年召开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中的议题，各与会学者给予社会史不同含义大致有如下几种：（1）社会史即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2）社会史即除了政治史以外的各专史。（3）社会史是以历史上的社会阶级，社会状况和社会生活为其研究对象。（4）社会史包括历史上的社会诸方面问题。由此可见，作为学术讨论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和本质面貌，学者们很难商量取得一致，除了第一种说法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提法外，其余的还是有其新时期社会转型和学术调整的意思，前者可以说是理论探索性更强些，呈整体史的宏观动态研究方式。后者则是以具体局部史观贯穿下的微观史学探索。
二、持专区域专史说学者特点及实质
以冯尔康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社会史研究的具体理论探索和实际书写中，所认为中国社会史是各种历史的专史，只有把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的历史研究精到了，才可能把中国社会史的通史研究到位。但冯先生也并没有排斥有关通史说的观点，这只是一个属于对客观历史研究的慎重考虑而已。毕竟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许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再深入也就下去，同时亦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观及其方法在几代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所以把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定位看成是各个专史的学者们，其实是在尝试建立自己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史学结合具体史学主题需要的过渡性史学研究，冯先生在社会史界的广泛呼吁及其对社会史理论问题的接二连三的发表此方面的文章，无疑是在以学科的整体构架及其未来来做的。
一般来说，强调社会史是专史的学者们大都是先在某个断代史领域取得成绩后再转移大部分精力来开展新兴社会史研究的，他们能够就某个自己所专长的断代史领域内的所有社会史的视角及其相关特质，得以很好把握，但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整个宏观的要点要素并不会予以大的关照，或者是能在学界同仁中予以广泛地传播开展。所以至今我们在学习研究不同于传统考证考辨之学的新兴史学观的相关问题时，往往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剥离感。还有就是，缺乏自己理论支撑的社会专门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背离传统史料采用的渠道方式，要转借于诸如西方社会学模型结构，现代管理统计学方法的甚至是更为单一的文化人类学的口述史整理方法，使人如钻迷雾中的穿越媒体在起作用，而两千多年留下来的史官秉笔直书的史学“书法意识”不复存在，现阶段的社会史学有为人作嫁的危机意识。新的社会史就是如西方后现代解构家们所倡导的“破坏后再编排”的小说叙事方法吗？这点肯定是很多中国主流历史学者还没有准备好的一个严峻课题。
显然，有关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及其归属问题，以传统的政治精英史站统领的时代已经动摇了，但是新兴社会史在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的断层和缺乏自己的领域专长也是不争的史实，吸取西方社会在研究自己社会史上的做法在本土如何来消化适应也需要用时间和国情实际来检验。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归纳探索历史性的新兴意义时特别强调了国别史和地区史是二战后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也在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近现代）社会史的区域社会特征上给我们以启示，他归结到：
“地区研究之所以能够确立，唯一的原因似乎就是世界不再是地区性的世界了，如果说世界曾经是地区性的化。这种手段在某些地方可以配上用场，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不那么有用。这些地区研究或局域研究补充了国别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别史的错误。但是，他们并没有取代在精神上和概念上都属于全球史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的眼光越过了地区史的界限，并且对一切地去和时代都进行了考察。”
同样，把巴勒克拉夫结论中的国别史当成是整个中国社会史的全貌，那作为地区研究的局部史功能的实际包含内容，其优劣长短已相当的清楚了，笔者想这正好解答了当下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史学者们所讨论不休的各种史观在没有整体史观理论支撑下的某些空白处来。
三、持整体通史观学者的特点及其实质
每种历史研究都有它相应的史学理论支撑点，因为作为人文学科基础的历史学，同样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只不过有些学者是自觉状态下的专门构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只是处于非自觉状态下的朴素流露而已。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研究历史的具体过称中，大都是采取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反映其历史现象的原因本质等，并没有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用普遍法则来涵盖所有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特质性的东西出来。但是，学者们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把历史研究对象的本质挖掘的更加清楚，又有所把概念和其它学科的相关概念转用过来，已达到既定的研究目的来。同样，有关提倡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并且用一套理论涵盖之的学者便应运而生，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史学或其它以史为依托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趋势。
首倡研究中国社会是整体史的学者大部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代表人物有陈旭麓、张静如等人，因为就他们所关注的近现代史的特殊性及其正在发展的不稳定性来说，正好可以用通史综合的方法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情况。故陈旭麓先生一直强调要用“整体的观念”，“社会史是历史的社会”等鲜明的观点来概括之，并且回答得十分肯定，有其深刻寓意：
社会史和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历史社会，是血肉相连的两门学科。传统的通史是以“资治”的政治史（包括军事史）为主线，综合经济、文化社会诸内容进行纵的研究，社会史是以人们的共同物质生活为前提展示的人际诸关系，从横的方面进行历史的考察，两者的着重点是有区别的。
个案或专题研究只是社会的各个侧面，不是社会的整体，是书目不是森林。但是以人类生活及其演化为对象的社会史与其它专史比较来说，具有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它更着眼于人类生活的演化和社会的变迁。
所以，不管是从传统通史观眼光治史的角度，还是从新形势下社会史所能覆盖或反映的多层次视角来看陈先生的“整体史观”的提倡运用，都是具有新时代所赋予条件下的治史关乎大局的积极意义的。并且随着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用以前的传统治史观写的通史以不能满足日益缩小了的“地球人类社会史”现实发生，所以在新形势的情况下提倡整体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是在综合以往传统史学实证叙述类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地适应新时期以来历史社会变化的客观需要。不难理解，大凡提倡用整体史观来书写中国社会历史的学者们，都是以站在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云突变的大的剧烈震动的形势下具有参与国家民族政治变幻的忧患意识，并极力要求把现实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结合起来，已达到用新兴史观总结既往历史的要求。
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要用比较准确而符合特定时期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特质，则必须是用整体史观的主线性纲领来贯穿它，这就是理论结合实际所显示的优越性。但是在笔者看来，用一种生物学的现象来反映社会历史进化的根本特征，则还需历史社会的“长时段”性来检验它。布罗代尔在《论一种社会史观念》一文中如此写道：
长时段的社会史几乎总是对我具有诱惑力，但是在我看来，他只是多中历史中的一种社会史，这种历史是缓慢的、持久的、充满惰性的一种结构史：我们应把社会局势――重新放回到这些静止的层面。…只能把历史看成是N维的。这种雍容大度是必要的。它不会把文化方面的概括或者唯物主义辩证法或其它任何分析抛到较低的层面，甚至置于解释的领域之外。……生活是多样的，但它也是一个整体。
依照法国年鉴史学派代表人物的一些观点，社会史深入研究自有和传统政治史一统的格局相悖理的特征，但同样也不能用新兴社会史的一些观念涵盖所有历史。因为传统史学自有其“静止性”的一面，但它的长时段中的一些书写历史的方法，也不是在某种主义观点下所能体现得了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所以，在中国社会史的观念的认定和具体书写方法上，其所倡导的局部地方性特色和整体史观的宏观叙事手法相互结合，才是较有支撑的社会史，一种极具诱惑力和潜力的史学观。
四、小结
中国社会史的开展研究究竟是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还是用现社会的新的审视眼光来反观历史社会的一些现象证明当今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这些只是两派学者所进入的研究视角不同所产生的二维视角看法。在今后的社会史研究中也会经常交叉碰撞，相信在相对稳定地社会史研究阵营里，每位学者总体都会在此视野的影响下有所趋向与选择的，但怎么能把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思路和学科内涵的特质更好的概括总结出来，这点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从中西方有关学者关于社会史的认识及其研究的切入方式可以看出，社会史是多元的集合性研究领域，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国外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大量涌现的情况下，不是仅仅通过专门史方面的局部探索和整体史观提倡总结所能道明的。中国社会史在三十年的开展时间和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千多年的历史相比较，显然只是处在一种“短时段”的探索阶段。
参考文献：
[1]王先明.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
[2]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3]（英）杰弗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9―193.
[4]宋德金，高世瑜.中国社会史第三次研讨会综述[J].历史研究，1991，（1）：97―98.
[5]熊月之，周武.陈旭麓文集，第二卷上[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1997：193―195.
关键词：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实证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较经济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即使是哈耶克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律，而非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科尔奈等重点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和隐性通货膨胀)，没有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运用文化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因和绩效。
事实上，经济学早期的大师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约翰・穆勒也认为，文化有时候比追逐个人利益更重要，马克思则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说明文化的来源。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的时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文化也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较经济学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由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的观念所决定的。
文化被经济学家冷落，却在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马克斯・韦伯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新教精神的渊源，剖析了新教在促进16－18世纪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勤奋节俭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本菲尔德认为，文化是解释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发达，就是因为意大利南方人狭隘的自利主义文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尔德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经历过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国家积累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兰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价值观等联系起来，并认为信念、价值观影响了经济绩效，虽然他列举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宽容程度、诚实守信等内容，但他把信念、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途径的思想，对施莱佛(Shleifer)、津加莱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研究的一类重要内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日本帝国快速崛起而后走向灭亡的文化动因。文化比较研究强调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经济、政治体制的塑造作用，这种思路及其研究结果对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较经济学一度相信，造成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差异，而比较经济学家并没有深究经济体制的由来。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绩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急剧下滑。转轨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已经不能仅仅用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解释，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稳定性。人们被动地从父母、社群等处获得文化的熏陶，一般会接受自小获得的文化并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样的机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文化基本是稳定不变的，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只能被动地适应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学者将文化纳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中来，形成了比较经济学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另一种以津加莱斯、基尔索等为代表。罗斯菲尔德对比较经济学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模式，他对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如本尼迪克特等关于日本文化的学说)，崇尚基于历史和统计资料的具体分析而非数理或计量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历史研究”，津加莱斯等认为文化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对于罗斯菲尔德而言，基尔索、津加莱斯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他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简明模型，依据跨国调查的数据，选择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称这种进路为“实证研究”。
本文在这里首先将阐述“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然后对比两种研究进路的特点，并作评论，最后本文指出比较经济学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斯菲尔德。罗斯菲尔德首先定义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被社群赞赏的经久持续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会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为法律提供基础，但又超越现时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它对制度的塑造和对经济活动方式的调整来实现的。文化影响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一个国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这些体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团的偏好)来运作，文化还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稳定，使得“较差的体系并不必然被优势体系扫地出门”。
罗斯菲尔德指出，人们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们过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却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限制个人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行为。罗斯菲尔德进一步发展出文化的复杂系统观，他认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混合体，文化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被放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等概念中，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各种要素的复杂混合物，不能简单地贴上“集体主义”之类的标签。罗斯菲尔德关于文化的这种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来演绎文化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是具体而细微地探索每一个经济体中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
罗斯菲尔德认为，现实经济体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对待个人在黄金定律(即个体公平竞争中互不侵害的原则)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态度。如果一个经济体能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是来自于竞争自发产生的规范(即“自我规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最高经济效率的普适性经济体，罗
斯菲尔德称之为A类体系。但是，现实的主要经济体都不是A类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独特文化的不完美体系，罗斯菲尔德称它们为B类体系。B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受独特文化的规范，文化会限制黄金定律发挥作用，或者取代黄金定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对个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会限制自由竞争、鼓励社会优先考虑一些目标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目标和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经济体的参与人为实现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断地扭曲竞争体系，这就导致权力发挥作用。文化规范下的经济体会出现垄断、寻租等现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现实的经济体系全是B类体系，在文化和权力的规范下，各个经济体实际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权者更偏好的经济体。文化和权力集团扭曲市场规律(主要是供求法则和凯恩斯法则)的程度，决定了各个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潜力。罗斯菲尔德为了比较各经济体的相对优劣，选择了A类体系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标杆。A类体系具有最高的绩效，而B类体系的文化规范则修改了A类体系下企业和市场的运作规则，改变了A类体系下的组织模式(A类体系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是完全竞争厂商)，也改变了供求定律或凯恩斯宏观经济规律背后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发生扭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A类体系相对比，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确定各种文化规范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相对绩效。
罗斯菲尔德比较了五个经济体(美国、西欧、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运行模式、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研究发现，这五种经济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还是美国，中国也会有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欧陆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滞、中国和俄国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转型理论方面，罗斯菲尔德认为，俄国由于威权主义的持续影响，还远未转型成“正常国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要优于俄国的休克疗法。因为各国都是文化规范型的经济体，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很多偶然事件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性，经济系统也不能简化成某种原则，一个制度则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罗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传统的”，因此转型开始时人们不会知道最佳路径是什么，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转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实验，需要从干中学。
总的来看，罗斯菲尔德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以个人规范的经济体为最有效率的标杆，而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视为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文化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理念、目标与方式，再通过经济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改变平等竞争权力方面的活动)影响消费品市场供求、劳动力市场均衡、投资决策以及利率、货币和对外贸易等宏观经济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化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这样，罗斯菲尔德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体制影响的完整解释。
三、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实证研究”
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领军人物如施莱佛、津加莱斯等也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尔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莱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框架。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可代际传承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因此，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变作为中介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总结起来，“实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
依据上述范式，基尔索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要选取适用于计量方法的可量化变量。由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实证研究必须挑选不受经济波动和制度变更等短期因素影响的文化变量。基尔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这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不随短期经济绩效和经济体制影响，也较容易在问卷调查中量化。在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方面，基尔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这是因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学者证实，信任行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研究。经济绩效则用具体的经济行为或人们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来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的储蓄额、进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范式也就变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经济行为范式。
基尔索等首先进行了关于文化和经济活动态度的实证研究。文化的变量是宗教，而宗教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经济活动的态度，它们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对待政府的态度、对妇女工作的态度、合法性规则(Legal Rules)、勤俭(Thfifti－ness)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看法。程度采用种类、是否自小就处于宗教环境中、是否经常去教堂或参加宗教活动等来衡量。结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别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规范，无神论者正好相反。有的人总体上更支持勤俭持家，更支持市场经济，认同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个人应该承担责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种宗教中，越是从小在宗教氛围里成长，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宽容程度正相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宽容，但它们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倾向于私有产权，伊斯兰教比较不喜欢私有产权。新教显著倾向于用公平换激励，只有天主教显著主张应该教育孩子们勤俭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认为人们是懒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条的改变也促进了信徒经济态度的变迁，以天主教梵二会议(1962)为转折点的实证分析发现，出生在梵二会议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宽容，更尊重妇女权益，但却更反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
基尔索等首次按间接影响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的范式，是分段进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对信念或偏好的影响，再考察信念与偏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证实文化对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文化主要选用宗教和地域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节俭的意愿作为代表，经济绩效主要用人们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储蓄以及再分配意愿为代表，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美国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对信任有正向影响，欧洲国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勤俭持家的偏好对国家储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亚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尔索等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差异对经济绩效(主要是国际贸易和FDI)的间接影响，样本来自欧洲国家。基尔索等先考察了欧洲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继而考察了信任对进出口贸易和FDI
的影响。在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尔索等考虑了相同程度、地理距离、对该国的了解程度(用一国报纸上关于该国的新闻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是否来自同一古代语言、法律根源和类型是否相同、两国历史上是否交战、两国人长相是否类似(主要是头发的颜色)、两国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结果发现，和法律渊源接近、语言出自同一语系的国家相互之间更信任，而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之间较不信任，长相和基因接近也对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响。两国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力度也越高。
基尔索等还研究了文化对人力资源禀赋的影响。2008年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考察男女经济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识水平(主要是数学水平和阅读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男女经济平等程度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来衡量，该指数越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文化则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问题是：“当工作机会有限时，你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吗?”妇女活跃程度用参加工作的适龄妇女劳动力数量，还有一个指标是妇女政治参与度，也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里，男女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数学能力上，而且在阅读能力上都有提高。当然，男性的数学分数仍然高于女性，但这种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不再明显而且和GGI指数无关。
上述四个方面是近年来基尔索等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证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文化对经济活动态度有直接影响，对经济绩效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偏好和信念，具体来说则是信任和经济生活态度。实际上，基尔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氛围也更利于经济增长。
四、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主要特点与评价
罗斯菲尔德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基本范畴、研究范式和结论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基本范畴方面，个人规范、文化规范的概念是罗斯菲尔德框架所独有的，也是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个人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区别，突出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个人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毫无拘束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会规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来源和性质决定了个人活动的范围和结果，也决定了经济体系整体结果。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没有对人性做出基本假设，没有引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没有建立一些可以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其范畴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对现实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描述。历史研究范式没有演绎推理，更没有数理模型。罗斯菲尔德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逻辑和可证伪的假设的体系，而是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描述或者说思想实验。在对比研究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时，历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际资料，对经济体的各个维度逐项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
基尔索和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则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保持一致。他们提出的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线性传导机制非常容易形式化，虽然基尔索等还没有建立一个数理模型，但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确定文化对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后，基尔索等人提出了可证伪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文化、经济绩效、信任等概念较难量化，基尔索等采用了变量，利用变量之间的计量关系推断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比较来看，“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鲜明的区别。“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论，再进行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信文化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存在几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历史研究”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实证研究”则竭力把文化范畴的内涵缩小到一两个维度以便把握。其次，“历史研究”中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而“实证研究”则仅限于若干种可能的传导机制。再次，“历史研究”不进行实证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存在一个和被比较体系维度一样的最有效体系作为标杆，而“实证研究”是去寻找间接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不对现实进行描述，看重数量关系，且没有一个标杆。
虽然都能发现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两种研究思路还是各有优劣。“历史研究”非常具体，并且贴近现实，能对现状进行直观的考察。“历史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英美、西欧、日本、俄国。我们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现实，也能利用其描述而进一步分析。但是，“历史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抽象的演绎理论体系，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规律、各种要素对文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另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罗斯菲尔德坚持用新古典框架作为标杆，而不采用现代制度分析理论，这使他的学说遗漏了很多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等，而这些正是文化发挥作用的途径。“实证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文化影响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进一步影响经济绩效的理论，为继续探索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机制开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尔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还太狭窄，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变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偏颇之嫌，不能具体看到不同经济体中文化影响的真实场景。基尔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但近现代以来经济发达、经济观念较先进的社会本身就是欧美基督教社会，所以文化因素和经济绩效容易产生自相关问题，在研究设计上还值得商榷。
五、结论与展望
【英文摘要】The wome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exual distinction，and thehistory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combined with eachother and alsodifferent from eachoth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learnings and the science tells us although various social prololems concerning withwomen wer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es of the social historyand economic history，but they couldnt substitute the history of women andgender distin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verlapping anddepending on eachother for existence，not one is included in another.As a nwe researching sphere 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women’s life and destiny，but also facing to the frame of the knowledge in the past and theexperiences of both sexes.Therefore it remains certain sparce and visualfield for developing historical science and brings new energy for theresearch.
【关 键 词】历史研究/妇女史/性别史/经济史/社会史/history research/women history/history of gender/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当今世界，在"社会性别"(gender)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政府使用的一个衡量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被关注时，发展迅猛的妇女/性别学(women & gender’s studies)正在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学界，具体到历史学界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这是当前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所有的史学关怀和分支学科的出现都与时代关怀的引发和学术风气转向有关，而"科学"的历史学自19世纪建构以来，是在不断地挑战反思、推陈出新、吸纳融贯中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史对政治史的反拨，文化史对社会史的超越，经济-社会史对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交叉整合……都是如此。同样，妇女-社会性别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也是时代关怀、学风转向和学科整合交叉所致。反拨、超越、整合不是二元对立的取代、兼并的关系，而是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深入、细化，使以往掩蔽的部分得以显现。
众所周知，在国外，历史学领域的纯经济史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走红，在当今历史学科的分化中于1980年代已经"失宠"，代之而勃兴的是经济-社会史，从更广的视野范围如社会的、文化的、心态的视角审视历史，这与年鉴学派关注下层群体的社会史的努力分不开。几乎在同一时间，国外史学界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崛起同样有力地冲击和推动着史学的发展，赋予历史以社会性别越来越成为国际史学界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经济-社会史·社会史·妇女-社会性别史
经济-社会史是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分化重组中于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单纯的从经济范畴关注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更抛弃了枯燥干瘪的计量经济史，而是从整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和人的关系活动看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和运动。年鉴派社会史已经在关注下属群体日常生活的历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经济-社会史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考察人的活动，将极大地纠正史学的偏差与疏漏。
人是作为具体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种族、阶级、民族、性别等身份和群体而存在的，因此研究经济史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也同样不能脱离特定的种族、民族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使历史活动的人凸显出性别，不同的男女在一定的活动场景下如何做、想、感受?怎样结成特定条件下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男女的主体性是怎样的?当然，这些男女活动的场所和从事的工作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历史就是具有性别意义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如果侧重在对妇女一方的扫描，就是妇女史(women’s history)。
在国外，妇女史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从单纯由妇女关注的妇女史转变到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关系，这就是妇女-社会性别史(women & gender’s history)。其历程大致如下：1970年代在新女权运动引发下兴起的妇女史属于传统的妇女添加史--以发现妇女的历史填补既有的历史记载为目标，以寻找被遗忘埋没的妇女精英人物为重点，实际仍没有跳出传统的政治史特别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到了1980年代开始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妇女，对下层妇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进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别关注所谓"妇女的领域"。随着"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以及在史学领域越来越普遍的运用，性别的维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注重社会性别的历史研究就是社会性别史(gender’shistory)；但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警惕用性别史研究取代对妇女史的研究，提出在进行性别史研究中也应该时刻牢记把妇女作为关注重点，应该是妇女-社会性别史。[1]进入1990年代，妇女-社会性别史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身份差异和多元，强调将性别维度与相关元素(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性向等)进行交叉考察与分析[2](P359-377)；而文化史的介入更引起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一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解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强调情境化的话语构建和分析；对语言文字的中立质疑，认为任何再表现都难免有立场和价值观渗透其中，因此应侧重于对收集来的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关于历史主体性问题，对社会史的"人"的主体、妇女史的"妇女"的主体，文化研究都进行质疑，认为没有普遍的本质的"人"和"妇女"，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和在多种情境下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的甚至流动的社会身份及其认同，而这些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进而文化研究与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补，努力打破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以来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也是强调身份差异、多元以及流动的历史。
由上面的简介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发展历程不但与具体时地的社会思潮(如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学术发展(如"后学"和女权主义学术)的背景有关，而且也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走过的道路和目标有太多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它们本身就是在互相吸取，共荣俱进。二者具有明显的共性--既关注整体的关联的历史，又特别关注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历史，都具有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填补、修正使其趋于完备与公平的功能，因此二者的结盟和"联姻"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
我国史学界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史和社会史从上世纪20-30年代创建以来是独立发展的门类，特别是20-30年代学术界在社会性质和出路的大讨论中，围绕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特点、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走之类的路线方略的争论，新兴的历史学分支--社会史非常活跃，不但对妇女特别关注，而且走出了一条与文化史、法律史结合的新路，如法律史家陈顾远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古代婚姻，他在《中国古代婚姻史·自序》中说："用社会学研究现有的问题，倘不明白这问题的起源的历史，便难寻出他的演进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无从下手了。"[3]由社会性质讨论引发的相关的妇女问题，如奴婢、妓、妇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为研究的热点，像王书奴的《中国妓史》(上海中国书店，1934)，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吕思勉等人一系列的婚姻、家族、宗族史的著作纷纷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再度复兴和妇女史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沿着另一条路径发展--经济学背景下的纯经济史一直对经济制度和活动如田赋税收、生产技术等情有独钟，比较远离社会文化甚至缺少人的活动，更少关注性别和妇女；历史学背景下的经济史一直与社会史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1930年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到1980年代创办的《中国经济社会史》杂志，一脉相承地关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比起社会史，经济史对妇女和性别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是由于社会史将妇女作为"社会问题"和"问题"群体，与经济史更多侧重田赋制度的研究重心有关系。1950年代以来的史学，在唯物史观和阶级论指导下，偏重于经济的、政治的研究，社会史受到批判而萎缩。198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热改变了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中心的历史研究面貌，但时代和史学的发展要求学者不断超越与创新，不仅是关注领域和议题的扩大，也包括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也许社会学家的理论反思值得史学家借鉴，他含蓄隐约地告诉人们，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作为学术工作的个人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应适应社会演进规律发挥能动性，决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怎样进行自己的研究，接着他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说："’见社会不见人’还是我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的主要缺点。"[4]历史研究中是否存在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制度而不见社会活动中的人?或者只见上层少数精英男人而忽略了多数男人和全体女人?或者只是关注主流民族的人而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人?……纯经济史显然存在重物(生产力诸如土地、工具、经济部类和技术等)不重社会，社会史多见社会形态、社会制度而不见人，或者见到的"人"不是笼统抽象的人就是具体某个阶层的男人如流民、青红帮和丐帮，总之，是缺乏性别视角审视的人，实际上缺失了女人。1950年代以来，那些深受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历史进化论和结构主义社会学影响，以及那些将唯物史观意识形态化的史学研究者，已经远不如20-30年代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关注妇女问题的情怀。1980年代重新振兴的年鉴派社会史只不过研究重心的阶层下移(如弱势和边缘的阶层老年、儿童、妇女等)和范围的扩展(如文化、习俗、心态)，并没有根本改变史学模式和研究方向对妇女和性别的忽视。深受年鉴派影响的新社会史把妇女纳入社会史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对1950年代以来延承下来的漠视妇女史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妇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弱势群体"，妇女作为一个性别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也不是单一的受压迫的被动的受害者，也不仅仅在婚姻家庭中才应被提及的；"妇女"议题实际是性别的议题，是人类整体中性别维度和视角的重新发现与观照。社会史、经济史、经济-社会史都需要关注妇女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不仅仅对社会史、经济社会史做出贡献，也应该对整个史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校正以至挑战，而贡献已经包括在补充、校正和挑战之中了。
当然，社会史完全应该也必须引入性别维度，打破以往单一的阶级(阶层、社群)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妇女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引入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很多概念方法以丰富自身。二者是相互交叉、吸取、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更主要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作为独立的一个学科进行建设，与其他史学分支进行整合，这些任务也不是社会史可以代替的。转贴于
二、历史学引入社会性别：运作与效果
社会性别不但是妇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且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的一个观察、分析、阐释的新视角、新方法。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维度和视角一旦进入传统史学，就会注入新的活力，史学的视野、空间、深度会大大延伸拓展。这里，将以经济-社会史为例略加阐述，同时指出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可能对史学做出的贡献。
(一)将性别维度和视角引入经济-社会史
将妇女-社会史"援引"和"嫁接"到经济-社会中史会产生什么结果?
1.使过去掩蔽的变得"看得见"，混沌的能够"说得清"。本来就关注作为主体"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和心态的经济-社会史，如果加上"性别"这个维度，以往没有被纳入历史视野的范畴、领域便凸现出来了。如社会性别制度，这个与经济、政治等制度并行、紧密交融的制度体系(包括世系传承、婚姻家庭、男女劳动分工、性和生育等)形成、变化和运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掩蔽或被简单化、普遍化了，性别维度的介入可以补缺纠偏。
先来看中国历史。例如，传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往往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性别维度，如婚姻、生育、继承、家族制度研究中常常只是搜集整理描述前代记录的材料，因为缺少性别维度的分析阐释，对一些现象诸如血缘贵族政体与官僚地主政体的区分以及官僚专制政体下的女主政治和外戚政治，史家囿于旧观念老框架，不得不重复古人"女祸"、"乱政"的陈腐见解；实际上，女主和外戚政治是与性别制度中的婚姻家族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但以往笼统地婚姻家庭制度研究难以解释权力在两个家族--男方皇权家族与女方外戚家族的转移和被社会性别制度改铸的皇权-父权的代言人的执政太后们的实质，实际上这是父权制(扩大到国家层面就是皇权)自身维持继承断裂和权力危机的一种调节和平衡，史学家往往不自觉地沿袭儒家正统的道德评判，将男性皇统的中断和危机说成是"女祸"、"乱政"。再如对经济的考察，以往侧重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土地和赋税制度、人口户籍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经济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关系，更忽略了经济活动的性别分工特别是妇女劳动对家庭、国家的意义，也就看不见妇女的经济活动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具体而言，从秦代以来延续下来的国家倡导耕织并重，以及实施的赋税、户籍、土地制度，就是与性别的劳动分工、婚姻、家庭、生育继承等社会性别制度规定以及实际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历史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男人、女人，对家庭、国家带来了什么?至今语焉不详，画面模糊。如果加上性别维度，画面就会变得比较清晰可见。以秦代为例，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提倡诸子分家、歧视赘婿的政策，就是与以增加父权小家庭的数量来扩大国家赋税征收范围从而增强国力实现兼并天下的目的密切相关。其中，妇女的纺织在秦国富国强兵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所谓重耕，实际是耕织并重，"男乐其畴，女乐其业，事各有序"就是男耕女织的理想治国模式。实际上，妇女不但从事纺织，也参与耕作饷田的工作，班固在《汉书·食货志》别指出，妇女除了白天的劳作，夜晚还要挑灯夜绩，他把妇女的劳动估算为一月45日，比男人更辛苦，这还没有加上维持生命延续的家务和生育劳动。且妇女的纺织，不完全是"一妇不织，天下或为之寒"，从秦代开始，女织一直是重要的赋税来源，军事国力的体现。秦国的改革者，彻底摧毁周代贵族建立的宗法制度，将家庭单位改造成小型的父权家庭，以增加赋税，为此，颁布法令整饬家庭--既惩罚那些子壮不分家的富家的父亲，也惩罚那些将子赘为他人婿的穷家的父亲，罚他们去戍边，歧视赘婿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汉代。秦始皇还用刻石为令，又颁布律条，规范两性关系，如倡导，惩罚佚等。这说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特别是被忽略的了性别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耕织并仲的以国家财富累积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正是建立在小型化父权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又必须以法律和道德的国家控制作为保障。从先秦到清代，耕织并重的经济制度、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工作的模式一直延续下来了，而家庭规模是据时随境而变(如宋代的宗族重建，元代以来表彰累世而居的大家族)。美国汉学家苏珊·曼对清代长江下游妇女与经济活动的研究指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政权对"女织"的强调，许多鼓励的政策和法令，就是因为清统治者不但认为"妇功"--大家闺秀的刺绣、下层妇女的蚕织是合乎儒家关于性别分工的内外有别的规范，是与青楼女子有别的良家妇女的标志，也是具备妇德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为政府增加收入、稳定家庭经济等多种价值意义(Susan Mann，1997)。这些研究都是赋予经济-社会史以社会性别或曰将性别维度纳入经济-社会史成功的例子。
2.多视角和跨学科方法。社会性别(gender)既是渗透、贯穿历史而又长期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又是今天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视角"问题，实际就是方法论问题，是看历史的视点和角度，也是分析阐述历史现象和存在的概念范畴。上述"看得见"和"说得清"实际说的是加上社会性别视角而使性别维度显现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而如何使其更好地显现，则是需要多视角和跨学科地运用社会性别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了。
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不但应成为历史关注的一个维度，更应该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这个视角和方法不但关注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中两性的权力关系、气质规范，而且还要把社会的性别关系视为和经济的、阶级的、民族的等关系相关联的范畴，不是孤立地看妇女和性别。即强调在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研究的同时，运用多视角、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注重妇女的经验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仅举妇女缠足这一看似纯属妇女和私领域的女性议题来说，在"社会性别"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下，就和文化史(如对缠足话语的建构和有关文本的解读)、经济史(如弓鞋的生产与流通)、政治史(对于缠足、放足，不同时期的政治含义，国家、改革家采取的行为和进行的论述)联系起来了。在研究方法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解读需要传统的史学案头的工作；实物的收集和人物的访谈，既需要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也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实物和曾经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的经验进行多方面的互证、解读和阐释，如对各地收集的小鞋的特点反映的文化社会内涵的分析，小鞋制作过程反映妇女的技艺与当时进入生产、流通的关系……这样广泛的研究视野和多种学科和方法的运用，大大超越了以往关于缠足的妇女压迫-解放的简单论述框架，历史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底蕴被揭示出来。
社会性别这一具有穿透性和解释力的概念目前仍在不断发展，变得更复杂、丰富、流动、开放，如对差异(我国的差异不但表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也反映在地域的、城乡的发展程度和地域文化的特色)的理解尊重和对多元的包容，对自然-社会二元论的反思与超越等等，其目标是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示给人们，不标榜历史的透明性、价值中立和历史发现客观真理的功能，这些新的史学理念和方法对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启迪甚至冲击意义。
(二)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
妇女-社会性别史不应该只停留在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视角、维度、方法对已有史学分支做一些嫁接补充的工作，应该同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从性别维度和视角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使史学百花园更加异彩纷呈，在共生中互惠，在嫁接中优生。
作为妇女学和历史学嫁接产物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国外，30年来走过了在传统历史中添加妇女的历史到关注性别关系的社会性别史的历程。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从1970年代的父权制理论到1980年代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的有效分析范畴，再发展到1990年代注重差异和多重身份的分析，以至1990年代末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但这里的"超越"不是不关注社会性别，而是将社会性别复杂化，不把性别作为惟一的分析范畴。同样，社会性别史不是冲淡妇女史，不是抛开妇女只关注性别，而仍要把妇女置于中心位置，只是要破除虚假的普遍、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只能是具体而流动的具有多元社会身份的"妇女"。
另外，妇女学全球化也推动着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各国的发展，全球化一方面证明了普遍概念和价值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性别文化的多元性和区域-本土价值更应受到尊重，这就要求研究者从普遍认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动选择并运用于本土研究，比如"社会性别"、"差异"、"身份认同"等理论概念，再如在认识和方法上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诸如将西方/东方、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我们需要将妇女和性别关系存在作历史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处理，需要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方面，1990年代汉学妇女史学者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努力深入到中国语境，改变了研究议题，如强调妇女的能动性、生活空间和性别关系的复杂性，使原来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同时又开拓了像医学、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育、性、、财产的法律关系等多方位的历史画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史学发展新方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如将社会文化与经济物质生产流通作通观的历史研究就很有前景。但是，在本土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上，中国的学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创造，需要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科发展之路。
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实证史学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解释的维度和效度。
引进什么?或者说本土"化"什么?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取舍，对国外的经验与成果不是盲目地悉数尽收；况且，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在个别地区使用，它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怀和关注在被赋予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意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上的。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善于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甚至亚洲诸国的种种情况，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中的女、妻、妇、母，等被赋予诸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等在年辈序列中的长幼尊卑各被赋予什么意义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作?作为群体的妇女的差异--阶级、民族、区域、城乡、教育……各方面的表现又是什么?在我国，还须廓清搞得非常生物学化且打着科学旗号的本质主义化的性别"差异"。以上都需要妇女-性别史学者在进行本土的探索中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将"社会性别"、"差异"等分析范畴运用于中国历史，以华夏族为例，就可以做多层次的探索。
第一，看制度规范--关于两性分工、婚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样被人为规范的?内容是什么?等等。
第二，看构筑性别制度的有关主体分别对性别制度的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分别在社会性别制度的生产、流通与接纳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父系-父权的家庭(族)、男权-皇权的国家和家国不分(同构)的上层阶级的男人，最初怎样成为同谋，建构了男权制性别制度?又是怎样据时而变的?具体而言，"家"如何严格界定、制定了性别的身份、名分、礼教、规范等等?"国"如何设定了关于性别的法、律、令和倡导"美德"与惩戒"恶行"的标准的办法?主宰"话语权"的文化人怎样进行性别话语的生产--包括制度性的话语生产和阐释、男女气质的界定和好坏男女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以及关于女性的观念和性、身体、医学、和美色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如何投入具体运作并继续构建着现实的性别?还要探索作为主体的男女，他们是怎样形成了自己关于性别的身份、分工、气质等方面的全面认同、局部的出轨甚至反叛的?
第三，看性别制度的实际运作与表现。制度和规范的设立制定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存在。这里有时间、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会性别制度本身而言，存在着"经权"的关系。所谓"经"，是指制度和价值中不变的基本原则；"权"是指"经"的语境化和通变灵活性。经和权的关系近似于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5]由于性别制度的经权关系，使得作为具体或群体的妇女(男人)身份和实际处境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阶级、代际与性别构成的复杂关系，权力的分散性使妇女在男权制性别制度中得以寻找生存的空间，并进而发挥一定的能动性。[6](P15-16)在性别制度制约的性别关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产、日常情感、性、生育、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样的?需要一一探究，给以回答。而原来狭窄的家庭范畴和单一的地位分析是难以涵盖如此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关系的。
还有，社会性别范畴在中国有哪些更值得关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社会性别制度演变的断代分期在中国数千年应该怎样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妇女史的材料和需要发现的新材料?怎样解读阐释已有的和有待开发的材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继承、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总之，只有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全部的历史，使性别因素成为历史观察分析的重要维度，历史才更加丰富和完整；只有将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揭示出有差别的妇女的历史存在、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以及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甚至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时，才能为其他的史学分支诸如经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提供参照、补充、矫正和借鉴。从两个途径进行不懈的努力，就会殊途同归地丰富历史知识和完善人类认知，从而为提升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提供历史的镜鉴。
参考文献
[1]吉斯勒·鲍克.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J].英文载"社会性别与历史"1989，(1).
[2]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A].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7.
[3]陈东原.中国古代婚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4].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1).
【关键词】中外分治四种模式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自然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科学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发展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第三，世界新闻史应该设计新闻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传播理论也不容忽视，因为正式传播理念决定着传播行为。将此三个层次有机综合，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总而言之，外国新闻史研究方式和中国新闻史研究方式无论如何有见地地研究和发挥下去，在世界历史的差异性的研究中，都不能很好地将两个存在差异和动性的历史区别和统一起来，尤其是对于世界新闻历史的重头——外国新闻历史而言，它不仅仅是近代新闻历史的起源，更是研究和探讨世界新闻可能的发展趋势和走向的根据。超级秘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