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7 16:02: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古代德育的特点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蒙学书法教育的职能主要是服务于科举
科举制度诞生后，整个社会的文人蜂拥挤向科举，力争入仕，蒙学教育也在这种背景刺激之下得到发展与普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举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选举志》)可以证明。蒙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士人将来参加科举打好最早的基础，甚至一些蒙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的。正是这样互相衔接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之下，蒙学教育的出现、发展、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唐代参加科举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生徒”，一为“乡贡”。“乡贡”中以私学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选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恰恰说明出身“乡贡”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学阶段教育的部分，而当中也必然有学习书法的经历。
(二)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材以识字、习字为主要内容
唐代蒙学课程由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学经，如《孝经》既是“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也是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共同课程。唐玄宗时期，明令老百姓须读《孝经》。这些做法自然而然会对当时的蒙学教育内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教育内容还包括了识字、史学、诗赋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蒙学教育。唐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书法教学的论文数量相当多，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在此通过对《千字文》的简述，希望能对唐代蒙学的书法教育现象有个大致了解。《千字文》的来源和编著情况说法不一，现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为通行观点:“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主。”［6］《千字文》作为通俗识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卷二零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曾经临摹八百本《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封氏闻见记》卷十还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外，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千字文》的书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唐摭言》卷十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7］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就有《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不仅说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学教育中较普遍的初级识字、习字教材，同时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唐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不仅中原地区相当发达，而且也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学习的内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见《千字文》波及范围有多广)。
(三)蒙学阶级的习字教学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围绕执笔、用笔、结构来进行
“楷法遒美”的科举要求直接影响到唐代官学和私学中书法教育的各个层面，蒙学中的书法教学也大都集中在对楷法的诠释上。楷书风格在唐代成熟，为总结汉字的造型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现实经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楷书的初级习字教学法。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和《用笔论》。《八诀》讲怎么写笔画，《三十六法》讲怎样结构造型，《用笔论》则专谈笔方法。蔡希悰《法书论》中记载“旭尝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变通适怀……其次在纸笔精佳。”［8］张旭强调了学习的次序，即首先是执笔，其次是用笔，再次是结构，最后是变通适怀和纸笔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级书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学受科举重书等原因的影响，以实用性为主，形成了大量相对成熟的针对蒙学儿童的教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不少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在书法教材中屡见不鲜。
对当代儿童书法教育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两千五百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音乐教育家孔子就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同时孔子宣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荀子也有自己对音乐的论调：“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礼乐而民和睦”。由此可见，音乐在古代社会的地位是相当之高，而且统治者把音乐的价值集中于德育方面，正是因为音乐对人心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古至今，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等等，都把音乐当做教化的手段，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音乐对人产生作用的特殊性，希望利用它来“寓教于乐”，达到教化的目的。古代统治者就是要通过音乐的教化作用，使人民的思想得到控制，从而利于统治者的统治。此时的音乐教育是为政治服务为信条的。不仅古代中国如此重视音乐教育，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思想家同样注重音乐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把音乐作为教育的基础，古希腊创建的德学主要着眼于通过音乐培养人的德性。这种从古代社会就产生的思想，直至今日，仍然在对人的教育领域发挥着作用，正是这种思想指导着一部分音乐教育工作者，通过音乐教育，以情感人，陶冶情操。使接受音乐教育的人更加高尚、完美。
二、当代校园里的德育状况
我国在校学生的德育发展状况并不是很理想，音乐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手段，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这直接导致了音乐教育中德育教育工作的展开。制约音乐教育的德育教育工作展开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两种：
1、学校对音乐课的重视不够，认识不足
在我国很多学校，音乐课的开设形同虚设，不但不能够保证音乐课的课时量，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学生远离了音乐，又何谈他们能中音乐中得到情感的升华，激发起高尚的道德感？我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过：“音乐是培养人民高尚道德品质，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没有音乐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又怎么谈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呢？处于校园里的学生正是情感敏锐的时期，他们内心深处对于音乐的渴求是无限的，音乐教育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他们能够很容易的理解音乐带给他们的内涵与魅力。总而言之，在音乐教育中我们不仅要使学生获得音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发挥音乐教育的特点和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使他们的身心得以健康全面的发展，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达到育人育才的双重目的。
2、学校音乐教育工作者自身素养、水平的低下，制约着学校德育教育的发展
一、认识德育在物理教学中渗透的重要性
"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思想教育。"物理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注意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重视科学的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结合物理教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作为一名物理教师，教学工作除了使学生掌握物理知识和提高能力之外，还应该通过物理学科特点对学生渗透德育，逐渐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掌握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二、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中学物理教师应当具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和高尚的师德，不仅要教书，而且要增强育人能力。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修养和自身的德育水平，乐观上进、敬业爱岗；将传授物理知识与德育二合为一，在教学中充分吃透教材，教学中紧扣教材实际，同时增加德育艺术技巧，把握好初中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识结构特点，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方法，深入研究教材，挖掘内在的德育因素，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与德育教育有机结合，从而增强学生德育教育的可接受性，实现德育的目标控制。如果教师能把教材中的科学内容与思想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阐述物理现象和规律，用哲学思想把物理教学上升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教学，就不仅能使学生正确而深刻地理解近代物理知识，而且对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掌握方法论都有积极作用。
三、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精神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物理实验的操作、物理现象的观察，为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依据的观念等教育提供了条件和方法。
兴趣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学校教育。如今教师的责任，并不在于教会学生记住多少物理知识，而是应该带领他们掌握物理学的钥匙，使之对物理产生浓厚的兴趣，激发其学习兴趣与动机。比如：教师在教学中适当补充与课本内容相关的物理趣闻及我国最新的科学成就，以及多举一些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实例，使学生理解这样的道理：物理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最终推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如：人类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促使发电机的发明，使人类步入电气化的新时代。人们根据古代独木舟利用浮力的知识，发明了轮船、潜水艇等水上交通工具，进而气球、飞船利用浮力而升空的事例。针对目前石油、液化气价格持续上涨的局势，分析寻找新能源的开发，以及新能源给人类带来的方便，让学生树立环境保护和珍惜能源的意识。无疑，生动的实例既给学生以启迪，又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深远的影响，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物理的意义，唤起他们探索身边科学和自然界奥秘的兴趣和追求真理的愿望。
四、挖掘德育素材，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和责任心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为世界科技宝库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在物理新教材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介绍了我国大量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和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卓越贡献。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战国时期发明的司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工具。《墨经》论述杠杆原理，小孔成像、面镜的观察研究，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三国时代的曹冲称象表明人们已懂得如何利用浮力。明代建造的北京天坛回音壁介绍了声学共鸣现象，讲授力学内容时，向学生介绍世界上斜塔之一广西崇左县归龙斜塔，当时由于考虑当地的风力、地基等原因，塔第一层东侧砌成45块砖高，西侧只砌43块砖高，塔天生向西倾斜4？24"多（建于明代1621年），三百多年安然无恙，充分展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及近年我国"神舟五号""神舟六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等等。在教学中教师有目的地渗透这些德育素材，可以促进学生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形成，调动和唤起学生学习物理浓厚的兴趣、激情，以及爱国主义情感。
五、改进教法，灵活渗透德育
1.用新的说法进行德育渗透。比如火药和活字印刷的发明是中国人一直引以为骄傲的，但它们却被侵略者利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获得和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等。
2.采用多种方式灵活地进行德育渗透。物理竞赛、课外实验、参观访问也是进行德育的好阵地；教学中利用图表、挂图、录像、幻灯、专题讲座等能增强德育的趣味性、可接受性。
为了解中学生对祖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我地三所中学的10个教学班共632名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中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所知举出中国古代对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物理知识的总结及运用的实例或故事、记载等，并指出自己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调查表明：（1）中学生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掌握总体较少，特别是热学、光学；已知部分较为集中且限于历史常识，如乐器、指南针的应用。（2）知识的来源单一主要靠课外阅读及对历史的学习体会。
2“现状”探因
当代中学生对祖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掌握呈现出内容少、了解来源单一等特点。造成当前现状的原因除学生的课外阅读量不够外，应有以下两大因素：
2.1教材编写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重视度不够，轻描淡写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首要资料，被师生视为教学之纲，学习之本，在教学活动中有重要的导向性。在许多学生的心中这样认为“课本中没有的就是不重要的”。尽管是错误的想法，但足以体现课本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现行中学物理教材虽然突出了许多好的新理念、新思想，但是在涉及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方面却给人惜墨如金的感觉。以下是对北师大版初中物理教材和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涉及情况统计：统计表明，北师大版初中物理教材总共引入中国古代物理知识13处，平均每册4.33处，而人教版高中教材总共引入7处，平均每册1处，且一些引入只是一笔带过而已。不难理解，中学生为什么觉得学习的都是外国人的物理知识，我们的教材对祖国古代物理应用史是有些忽视了。
2.2课堂教学缺乏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渗透
课堂教学是传授知识的主要环节。在中、高考的无形指引下，多数老师只讲考查内容，在课堂上渗透中国古代物理知识被视为浪费时间。因而，课堂教学忽视中国古代对物理知识的应用是普遍现象，当前的教学模式也是导致中学生对祖国古代物理知识缺乏了解的主要因素。
3加强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的必要性
新时期，我国倡导素质教育与能力教育，而素质教育，德育为先；能力培养，重在探索精神的培养。
3.1加强德育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是全民族奋力拼搏的强大动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是加强德育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当代中学生心目中，引以为豪的五千年历史文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而非科技。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在物理学的发展上，有许多成就都领先于世界。如：早在《墨经》中就已记载了对光的直线传播，影的形成及小孔成像的科学论述；春秋末年《考工记》已准确描述了惯性：“细登马力，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也。”这种认识早于亚里士多德100多年，且亚里士多德对惯性的错误论断影响欧洲近2000年。《考工记》《论衡》《梦溪笔谈》等历史著作对物理知识的记载涉及力、热、光、电、磁等各个领域。加强古代物理知识的教育必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加强德育教育的实施。
3.2用先人的智慧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
在一次讲授磁现象的课中，笔者介绍了我国北宋时期沈括对指南针的特性进行探究的经历。他曾将指南针浮于水面（水浮法），放于碗边（碗唇法）及悬挂起来进行观察，总结其特点并记录于《梦溪笔谈》一书中。在得知沈括对指南针进行了世界最早、最全面的研究，且在磁偏角的观测中早于哥伦布400多年，学生的探究精神被调动起来，不少同学找来指南针设计了不同的实验，还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现象。在教学中加入民族科学史，不仅弘扬了民族精神，而且有助于激发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4加强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的策略与实践
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源于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其中的故事性、科学性为中学生所喜闻乐见，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加强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的实践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4.1教材应突出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重要性
尽管现行教材中已涉及一些中国古代物理知识，但这还远远不够。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第一手资料，应不吝笔墨，浓墨重彩地加入民族科技知识部分。可以举例、阅读材料、物理学史、科学漫步、历史人物、插图、说一说、做一做等形式，灵活多样地展现出来。增加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在教材中的内容，突出其学习的重要性，可有效增强学生对中国古代物理知识的学习与了解。
4.2将渗透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引入教学三维目标
教师在备课与上课环节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引入三维目标中，使之成为教学常规行为。有效地将古代物理知识引入课堂可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如：张衡运用惯性知识设计候风地动仪；古人运用杠杆原理捣谷、汲水、制作杆秤等；《吕氏春秋》记载“磁石招铁”等都是很好的素材。
4.3在实践活动中体验中国古代物理的博大精深
在教学中适时开展活动，让学生自主探究，亲身体验，将更有利于加强祖国古代物理知识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网络的普及给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在学习某部分物理知识后，可让学生亲自查阅资料，寻找与当前所学知识相关的古代史料，在筛选甄别过程中既能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与体会，又能感受中国古代物理的广博。
4.4历史教材应增加科学发展史
在我国，中学生毕业后回顾起来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朝代的更迭，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也表明，历史教材没有重点突出科学发展史。加强古代物理知识教育，应从全方位，多角度加以实施，历史教材也应起到应有的作用，适当增加科技发展史内容。
5结语
从初中生的认知特点来看，初中阶段是青少年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具很强的可塑性。他们思想敏锐，极易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和新思想，求知欲强。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差，不能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不能在掌握知识的同时领悟到这些思想。在《世界历史》教学中我有意识地运用中外对比法，把同一时期的中外历史发展情况、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等进行比较，把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历史现象、事件、人物与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事件、人物相比较，对构成事件的背景、过程、结果进行分析，由易到难，由简到繁，找出它们的异同，发现其中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既唤起学生美好的回忆，又可引发学生丰富的联想，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加深了对历史事件的印象，使学生从中受到了思想教育，促使德育目标的实现。不仅如此，对比法还能激发学生对《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兴趣，使他们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去学。
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居于世界的前列。我们就以初三《世界历史》“古代亚非文化”为例，谈一谈怎样运用对比法促使德育目标的实现和深化。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中国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的亚非奴隶制文明古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样地。在讲述“古代亚非文化”时，我在黑板上列了一个“古代亚非文化一览表”，其中，增设了“古代中国”一项。先让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预习：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人最早使用哪种文字?在学生回答古埃及人最早使用象形文字，古代西亚人广泛使用楔形文字后，问：我国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人们已经使用了哪种文字?学生恍然大悟，自豪地回答出甲骨文，从学生的表情中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心理。接着，说明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陶器上已经有了刻划符号，二里头遗址里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20多种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已接近甲骨文。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这些文字为后来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记载了奴隶社会的社会生产状况和阶级关系，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是研究亚非古代文化的珍贵史料。
在到达“天文和历法”目标时，强调了古代埃及人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两河流域人通过观察月亮的圆缺变化，编制了太阴历，古代印度也有了历法，而我们中国古代在天文和历法方面是不是一片空白呢?这引起了他们的追忆，但是回答不出来，在他们的印象中也能肯定答案为不是。接着可以边提示边总结：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有了历法“夏历”，即今天的农历；在天文方面，强调我国夏朝时候关于流星雨和日食的记载，是世界天文史上最早的记录。公元前613年七月，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一颗彗星扫过北斗，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雄伟的古代建筑”一目，学生完全可以自己达标，通过阅读，归纳出古埃及的金字塔、卡尔纳克神庙，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在此基础上，教师只需稍加提示：“中国古代建筑有哪些突出成就?”学生便像开启的闸门，滔滔不绝。
通过对比法，也许只需小小的引导和提示，就能够使旧有的知识得以再现，把中国史的相关知识有机地融人《世界历史》的教学当中，浑然一体，体现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加深了对旧有知识的巩固，促进了新知识目标的完成；通过对比，使学生领悟到，古代亚非四大古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创造了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不愧为四大文明古国，不愧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而我国的四大发明、文学艺术成就等更值得我们后世人民骄傲，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历史上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刻苦追求、勤奋钻研、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高尚道德情操，这对于我们德育目标的实现，便不言而喻了。
历史是一脉相通的，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要你留意，在很多篇章都可以有机地融人中国历史的相关内容，进行对比。
对比法不仅仅是中外历史对比，同一时期，同一年代不同国家发生的事情，同一事件在各国的不同特点都可以拿出来比较。如比较1861年世界各国发生的事件(中国总理衙门设立、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美国内战爆发，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等）；再比如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三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革命期间通过的法律性条文及意义、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等。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演变过程;教育方法;基本特征
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花园中，无数智慧的奇葩竞相开放，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不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还在东亚文化圈里成为中流砥柱。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其中一朵艳丽的鲜花。何谓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一定的阶级、 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也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以其学说宗旨来教化人听命于“天子”或“天意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早已先于这个学科而诞生了。
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 ，但有不少思想家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容的论述最为丰富，其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虽然其中大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仍然蕴藏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谓硕果累累，内容丰富。
1.奴隶社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夏商周时代，就已有了伦理与军事方面的教育。整个夏朝，道德教育也主要局限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生产的行为规范教育。殷商时期 ，虽然仍迷信自然 ，但开始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周朝时期强调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是 “明人伦”，把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 ，确立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别 ，教导人们安于本分 ，切勿犯上作乱 ，以维护社会秩序并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当时国学的德、行、艺、仪四教 ，就是以明人伦为主要目的的。可见 ，这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
2.封建社会时期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及没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就儒家而言 ，孔子的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是最为丰富的 ，其影响也是最大的。根据孔子的论述 ，“仁”和“礼”的教育 ，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孔子之后的历代儒家 ，虽然结合其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的特殊要求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不同的强调、补充和发展 ，但大多未离开孔子规定的基本思想。例如 ，汉儒董仲舒注重 “三纲五常” 的伦理教育。实际上 “三纲五常” 是孔子所谓 “忠恕”、“孝悌” 等规范的精致化;后来 ，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纲常礼教思想 ，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天赋王权”，“君权神授”等理论 ，系统论证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绝对性。
自明代中叶以后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落时期 ，这一时期 ，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面对这种局面 ，再也拿不出像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来了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它的没落。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沿革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里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只选取一些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的主要方法列举如下：
1.灌输式教育。统治者为了传播儒家思想使儒家的经典《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得以普及。历代统治者采取了编写和普及蒙书的手段来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如《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神童诗》、《增广贤文》等等。这些读物均为当时学童的启蒙教材，不管其是否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只要求其奉读铭记，无条件接受。当然，统治者编写的这些读物容易背诵，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使其在民间大量推广流传，从而达到普及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目的。
2.化民成俗。统治者实现化民成俗 一方面是教育灌输的结果，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养成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本地区的为民法式的人和事，一经发现，就会奏报朝廷，以门庭悬挂荣誉匾额大事宣扬以示表彰，树立典范加官晋爵，树立牌坊，修建祠堂，建立家谱家规等。通过这些方式营造出统治者所需要的社会氛围。随着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积累，形成了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的社会民俗。
3.言传身教。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他们认为“言教为后，身教为先”。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己然后才能正人。教育者应该是伦常的完美体现者，是学生的道德楷模，要以自己负责的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知来教育学生，感化学生，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为学生树立好典范，以此实现道德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
在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的研究中，其角度是多元的，涉及原则、内容、途径、方法等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原则上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和德育至上;在教育内容上注重目的性和针对性;在教育途径上重视教书育人和训教合一;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传承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强调道德教育及其方法的运用 ，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把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首位;强调对人仁爱，对父母孝道；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培养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是知行结合。
表面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人的价值和现实利益，实际上道德已沦为统治的工具，道德被做作知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 ，道德中的人饱受封建道德的压抑与束缚。但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 ，从德育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史上，这个思想却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四、结语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方法在其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有其参考借鉴的价值。 立足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大胆借鉴利用其精华部分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继承历史优良传统，开拓创新，不断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
版社，1985年.
[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