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7 16:02:1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宏观经济的概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微观经济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活动过程，考虑总收入、总体就业水平等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宏观经济学包括三大要件，即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宏观经济理论又包括经济周期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消费函数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的目标、工具、机制，还包括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效应。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则是用于理论验证、政策效应检验等。现代宏观经济学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管理。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控制理论被广为接受，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微观基础的缺乏。
二、微观基础的基本含义
对于微观基础需要局域怎样的属性、宏观经济学需要怎样的微观基础等根本性的问题也没有做出权威性的回答。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学科领域，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对象方面都自成一体，二者界限分明，这种情况导致一切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努力都非常困难。通过为宏观经济提供微观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两种理论相互脱节的现状。经过综合分析多家观点，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含义包含着三大要点。首先宏观经济理论下需要定义个体行为的行为规则，从而使其具有微观个体行为基础，具体包括多种形式，例如风险形式、决策形式等等。其次，宏观经济基础需要具有适当的微观结构基础，微观结构基础是由许多重要假设组成的，比较常用的有完全竞争假设、一般均衡分析模式、完全信息假设等，这些假设构成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参照标准。第三，与微观经济行为个体的表述方式相连接，即宏观经济在保证积累的前提下，宏观总体与微观个体之间依然保持密切联系。总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目的是要在微观个体行为和宏观总体行为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相似性和协同性。从而使宏观总体获得合理的行为载体，通过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来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并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
三、宏观经济学中微观基础问题的若干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基础所涉及的“代表性个体”、“预期机制”、“计量验证”等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分析。代表性个体是最为常用的模式之一，其目的是将微观分析加总转化为宏观总量，从而实现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微观基础的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发现了这种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作为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核心概念的代表性个体的假定就存在问题，因为这种代表主体的代表性意义只存于同质主体当中，但是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异质主体占有绝大部分，因此，代表性主体的代表性就受到质疑。第二，总量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代表性个体假定是合理的，那么该分析模式中的加总行为依然存在问题。由于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而且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很难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个体行为，因此将微观分析结论直接加总转换为宏观总量的方法在宏观上可能是不成立的，所得结论的精确性也是值得质疑的。第三，从物理经济学来看，社会个体是数量庞大，千差万别，代表性个体分析很难穷尽每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因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社会个体情况复杂，仅从微观个体性质出发来推断宏观经济性质也必然出现较大误差。
2.理性预期分析模式的问题。理性预期分析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建立起了桥梁。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的基础上，经济主体根据对宏观经济的判断选择最合理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说把经济人看成是对市场拥有清晰合理把握理性人，认为他们知道市场状态的真实情况，可以在明确的信息和目标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该理论还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新凯恩斯学派也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后来，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理性经济人没有预测到货币量变化。但是，实践经验所得到的数据多数都不支持这种理论。研究表明就业和产出的变化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具有很大的惯性。后来经过学者的努力又形成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对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理性预期分析模型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个人只往往能在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后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而作出前瞻性的预期是非常困难的。
3.计量验证分析模式的问题。经济学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是利用实证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往往通过引进或者建立函数模型，对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检验。由于数学本身具有严谨科学的特征，因此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演绎推理被认为是一种符合逻辑分析方法，用该方法得出的经济规律也容易被学界所接受。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首先，关键要素的量化问题。在社会经济当中，许多关键性的要素是难以被量化的，例如政策法令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其次，随意性比较大。在计量验证分析中，许多要素信息的选择是由研究者主观确定的，因此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三，前提假设存在问题。在经济模型中前提假设往往脱离实际，存在理想化的问题。
四、结语
关键词：宏观经济；经济管理；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逐步加快。宏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管理，唯有通过适当的调节，及时地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应对才能真正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在进行具体的管理和调节时，务必要对几个问题进行注意和解决，从而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不良因素，科学的认识经济管理的本质，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实现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1宏观经济管理概述
宏观经济管理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工作中都属于重点部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的使用着宏观调控手段，从而最大可能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事实证明，适量的宏观经济调控可对市场有较好的引导作用，而缺乏宏观管理措施的经济是不成熟的，也会经常遇到诸多问题。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对于市场有以下几点作用：减少垄断行为，使市场趋于公平；平衡宏观总量，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的公正；适当提供公共物品，调节经济发展；减少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但是，以上所列的宏观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唯有通过科学恰当的管理理论的指导，再加上严格的执行过程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重视，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为了在某个时期使经济达到一定的目标，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对目前的经济进行影响的活动，其主要包括了决策、预警、调控、组织以及监督等活动。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含义还可用三点来叙述：第一，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使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预期，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目的、人民生活得到较好改善的目的以及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目的；第二，宏观经济管理在本质上是国家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也是国家本身，该种管理与政府管理有所差异，后者属于前者的一部分，在具体形式上，国家管理还包括了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管理；第三，从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活动主要包括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总量的平衡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相对于微观经济管理来设定的，其管理不等于国家管理，后者主要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
2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理论体系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出现之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力度比较大，政府相关部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由国家来对经济进行统一的决策。该种体质虽然具有一定好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反而会对经济的前行造成阻碍，例如对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影响，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趋向于采用宏观调控的措施，也因此产生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关于宏观经济的理论也在不断地被完善。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这些理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研究的对象较为模糊。由于研究对象关系到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同时还对研究的最终目标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研究对象进行仔细合理的确定。而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各个版本中，大多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最终对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二，理论体系不够合理。在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中，有太多的内容是关于具体管理措施方面的，而在管理职能的方面的内容较少，宏观经济管理本身属于方法论的科学，务必要以管理方法论来进行体系的建设。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只能作为管理活动的基础，而不能成为其主体部分，若不能对其进行合理适当的安排，将大大影响学习人员的学习效果。
2.2管理目标和内容不明确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的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所采用的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还对管理中的资源配置等造成影响，另外，管理内容的确定也是十分重要，这会对管理工作的效率造成较大影响，对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管理目标和内容进行明确，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有序进行。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较为模糊的情况普遍存在，管理内容也不是十分正确，这就导致管理过程出现较大的混乱，进一步降低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益，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部分相关的建议
3.1完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宏观经济管理能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从而保证经济管理方法所依据的各种基础理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对理论重点进行提炼和突出。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较为繁多，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这使得相关人员在使用时极为不便，通过对理论重点进行有效提炼，可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是理论体系的脉络更加清晰；第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框架。要对理论的框架进行改进，使其更加符合一般管理理论体系的相关要求，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更加偏向于管理职能而不是管理内容；第三，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可进一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应用优势，所以，有必要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建设和阐述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加以辅助，利用多种决策和调控模型来帮助分析具体理论。
3.2明确管理目标和内容。
通过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学习，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管理目标：保证经济的稳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对国际收支进行平衡；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过对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进行准确设定，便于进行之后的一系列管理工作，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通过参考国外先进理论，来对目前的管理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改，从而确保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升工作的效率，保证工作的效果。宏观经济管理质量的高低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具有很大影响，较好的管理工作可大幅提升经济的发展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力的显著增强，确保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问题进行重视，设定合理的管理目标，完善管理的理论体系，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仔细分析，对其概念及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最后给出了一些建议，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定帮助。
参考文献
[1]张金才.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系统[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63.
关键词：彩票消费；宏观经济；GDP；彩票发展指数(LDI)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025－05
收稿日期：2010－05－05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界定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彩票消费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影响彩票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消费心理、年龄、经济状况、社会阶层、性别等等。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彩票消费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
关于彩票发行与宏观经济的关系，Garrett(2001)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Garrett利用1997年全球彩票销售资料，对彩票与宏观经济中GDP和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给出了各地区彩票销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欧洲为0.550％，澳洲为0.570％，北美为0.496％，南美为0.486％，亚洲为0.214％，非洲为0.100％，全球平均为0.448％。此外，他还研究了这种比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在Garrett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葡萄牙学者Kaiseler等(2008)进一步研究了彩票销售与人均GDP的关系。他们利用2004年8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跨国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彩票发行量占GDP的比重会随着GDP增加而增加，达到一定的水平即极值后，就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少，从而验证了彩票销售量与人均GDP为倒u关系的假说。Faustino等(2009)进一步拓展了相关研究，提出了国民收入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彩票需求弹性的假定，并利用具有显著控制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说。结果发现，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购买了更多的彩票。
国内学者运用不同方法研究彩票销售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孙晓光等(2004)认为影响彩票销售量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一个信息不完整、不充分的灰色系统，而该系统的各种影响因素(如GDP总量、人均GDP、人均收入等)对彩票销售量的影响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灰色关联空间；影响彩票销售量的主要因素是GDP总量，而人均收入对彩票销售量的影响最小。李汶华等(2007)认为使用灰色关系分析方法是基于线性关系的，但前提是要证明彩票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他采用了基于非线性的相关分析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法，对彩票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并因此估计出中国彩票市场的容量。
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笔者首先界定彩票发展指数的概念及所要证明的三个命题。
彩票发展指数(LDI，Lottery Development In-dex)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彩票销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
彩票发展指数反映了某国家或地区彩票消费发展水平的高低。
三个研究命题为：
命题1：世界上发达国家彩票发展指数在0.4％～0.5％之间。
命题2：中国彩票发展水平与美国相当。
命题3：中国国内区域彩票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
下面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对中国彩票消费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从而证明上述命题。
二、彩票销量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
(一)西方七国集团彩票销量与GDP的比率
为了比较分析，我们对西方七国集团的彩票销量与GDP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之所以选取西方七国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西方七国代表发达国家的水平，GDP总量很高；其次，从2000年以来，西方七国集团的彩票销售量一直都位于世界彩票销售量前十位，也是彩票销售大国。因此，我们计算了2002年～2005年、2008年西方七国集团彩票发展指数LDI，如表1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1)七国LDI非常不均衡。意大利最高，在0.82％～1.21％之间，且波动较大；日本最低，在0.21％～0.28之间；美国的比率在0.38％～0.41％之间，比较稳定。(2)七国LDI均值在0.46％～0.56％之间波动，2005年以后有降低的趋势。(3)由于意大利在七国LDI均值的权重最大，如果将其剔除，则剩余六国的LDI均值在0.35％～0.47％之间，比七国均值降低了0.1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世界发达国家的彩票销量与GDP密切相关，其比率稳定在0.4％～0.5％之间。如果一个国家的彩票发展指数达到了0.4％以上，就可以认为它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彩票发展水平。
(二)中关两国彩票发展水平与GDP关系的比较
美国目前共有41个州发行彩票，是世界上彩票发行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彩票发行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如果将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区都包括在内，从2007年起中国地区的彩票总销量已经稳居世界前3位，而其中又以中国大陆地区的彩票销量增长速度最快。因此，将中美两国彩票销量与GDP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表2给出了中国与美国2000年～2008年彩票销量与GDP比率对照表。
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GDP只占美国同年GDP的12.27％，而到了2008年，中国GDP则占到美国GDP的31.35％；2000年中国彩票的销售总额占美国同年彩票销售总额的5.88％，而到了2008年，中国彩票的销售总额则占到美国彩票销售总额的29.09％。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彩票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24.79亿元人民币，约折合194亿美元，彩票发展指数为0.40％。如果美国彩票销售额没有太大增长的话，中国彩票销量将会达到美国彩票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同时，从表2还可以看出，中国彩票发展指数从2005年起基本上与美国处在同一个水平，在0.4％左右。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始步入世界彩票销售大国的行列。
中国彩票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同时彩票销售量也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的GDP增长了3倍多，而中国彩票销售增长了7倍，增长速度比GDP更快。这一时期，美国GDP和彩票销售增长均不到50％。
(三)彩票消费与区域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前面讨论的彩票消费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从不同国家的角度进行的，下面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区域之间，低收入地区居民是否比富裕地区居民购买了更多的彩票呢?
通常，我们将中国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个经济区域。表3为2001年～2009年中国四大
经济区域彩票销售量一览表。
表4根据2008年各地区的GDP数据计算了人均GDP，进行了合理修正。原因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GDP为300670亿元，而各地区GDP的累计数却高达331229亿元，存在较大误差，因此在计算时以各地数值为权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GDP数值进行修正。
从表4的数据很容易看出，A组包括5个西部理由是：国内全面销售电脑彩票始于2001年，2000年以前为传统销售方式。另外，1987年～2009年全国累计彩票销售总额为7072.9815亿元，而2001年～2009年的彩票销售总额为6391.3872亿元，占总销售额的90.36％，可以基本上反映中国彩票销售的概况。从表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彩票销量增长速度最快，2009年是2001年的6倍多；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最慢，2009年仅是2001年的4倍。
显然，下面的问题就是验证我们的假定：如果经济落后地区的彩票销售增长速度很快，而经济发展水平又落后于发达地区，那么，彩票销售额与GDP的比率一定会比发达地区高。为此，我们利用2008年的全国经济数据给出了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PCGDP)、彩票销量以及彩票发展指数，如表4所示。
省区和2个中部省份，人均GDP均在2000美元以下，而该组LDI均值最高，为0.55％；随着人均GDP的增加，B、C、D组LDI均值呈下降趋势；作为发达地区的D组，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但LDI仅为0.324％，是最低的。
因此，正如低收入国家购买了较多彩票一样，中国各地区购买彩票的现实是，越是贫穷地区，彩票发展指数越高。中国国内区域彩票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
三、中国未来5年彩票销量与GDP的关系预测
我们先给出按照人民币计算的2000年～2009年彩票销量、GDP及其增长指数的基本数据，如表5所示。
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彩票销量增长与GDP增长的关系，我们用表3的数据给出了中国2000年～2009年GDP与彩票销量增长指数比较图，如图1所示。
通过观察图1中GDP与彩票销量的点线图形可以看出，2000年～2009年中国名义GDP增长指数基本上呈线性增长，而彩票销量的增长更为迅速，其增长指数曲线基本上也可以看成是准线性增长。下面给出彩票销量增长指数的回归方程Y1和GDP增长指数的回归方程Y2
Y1=68.395X－13.124 (R2=0.941)
Y2=30.581X+45.617 (R2=0.962)
显然，Y1比Y2回归系数要大，表明彩票销量增长速度更快。
经过上述讨论，就可对中国未来5年GDP及彩票销量增长进行预测，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预测二给出的彩票销量最高，其次是预测一，最后是预测三。预测一是根据回归方程Y1和Y2进行的，存在一定的误差，GDP及彩票销量比实际值会偏少一些。预测二假定GDP的增长率为8％，预测三假定GDP的增长率为6％。总体上看，预测三与预测一结果相差不太大，两者差距在5％以内。
这个预测结果显然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彩票监管部门根据宏观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来调整彩票发行的量与度。如果宏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则可以适度增加彩票销量；相反，就要适度控制彩票发行量。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彩票消费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西方七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彩票发展指数近年来在0.4％～0.5％之间。所以，这个数值区间可以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彩票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
第二，中国与美国彩票发展水平相当，但中美经济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显然，中国彩票消费增长的速度过高过快，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彩票发展指数将很快超过美国。
第三，2008年中国不同省份的彩票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中国彩票消费的现实证明了穷人消费了更多的彩票产品。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关于中国彩票事业发展的建议。
一，中国彩票发展指数目前为0.4％的水平，今后彩票业的发展应考虑不突破这个指标。财政部在制定年度总体彩票发行计划时应加以认真考虑。
［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企业财务困境;财务风险
1引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了较多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问题，财务风险管理只是其中之一。财务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把财务风险降到最低才能够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市场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是企业和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深刻把握宏观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才能进一步做好企业的风险预警工作，保证企业的安全运营和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
2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运转都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变量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众多，如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工业增加值、通货膨胀率、通货紧缩率、贷款利率以及货币供给、原油价格、政府开支等变量。文章在选择宏观经济变量时，结合实证分析，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贷款利率两大变量进行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产生影响这个说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假设，宏观经济的大环境出现恶化和经济下行，这进而就导致GDP下降，居民的收入减少必然就导致其购买力下降，购买力下降就导致企业的销售额减少，在以上基础上，因为居民购买力下降而变得困难，银行的信贷业务也会受到冲击，就对企业的财务困境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发现，整个大的经济环境与企业的财务存在密切联系，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当出现宏观环境恶化时，企业的财务困境更加严重，而宏观环境变好，企业的财务运转会更加顺利，企业财务困境出现的概率就较小。宏观经济中的贷款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对企业的财务风险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将从贷款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对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行分析研究。
2.1贷款利率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在相同的市场经济条件基础上，即使是在企业运营状态良好的基础上，企业没有财务问题，而一旦银行的贷款利率升高，企业的借贷成本就大大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随之减少。而当企业面临财务问题时，企业因为财务问题难以偿还银行贷款以及一些其他的贷款项目时，企业的财务就会面临巨大的问题，遭受巨大的财务风险。由此得出，银行贷款利率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联，具体表现为当银行的贷款利率增高，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就加大;与此相反，当银行贷款利率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就降低。
2.2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假设一种其他市场经济条件不变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当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越大，整个市场经济就表现得越繁荣，进而居民收入就越高，居民收入越高就加大了居民购买力。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越大的大背景下，企业的销售额将会被提升，然后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良好，经济效益不断增加，进而企业的外部资金流动也会加快和数量增加，发生财务风险的概率也会随之减少。通过以上的分析能够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企业的财务风险有关，并且是负相关的关联。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越快，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小，反之亦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增长越慢，经济下行、增长回落，会导致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大。
3企业财务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上文中，笔者从贷款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两大宏观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两大角度来对企业的财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保证实证的准确性，文章选取某一家上市公司为本次研究的实例，从该企业的年度数据报告得到数据支撑，对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选择和分析，分析该企业的财务变量和非财务变量，并进一步将此作为分析该企业财务预警的指标，从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财务变量，是指该企业的财务比率，具体包括企业的盈利、运营以及增长能力，还包括企业的现金流量几大变量，该变量所代表的是企业自身的财务运营情况;非财务变量，企业的非财务变量指的是企业自身以外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消费价格指数(CPI)、国内生产总值(GDP)、M1年增长率以及加权平均年利率。通过对上文中的几大指数进行分析计算，就能够得到该上市公司的实际GDP增长率和一年期银行的贷款利率。企业的实际GDP增长率、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两个经济因素是宏观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影响的重要因素。通过某一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银行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作为宏观经济因素中的两大经济因素与企业财务风险密切相关。
4企业应对财务风险的有效措施
市场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财务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企业要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中不断进步和发展，只有把财务风险降到最低才能够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宏观经济因素对自身的影响就要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把握好宏观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加强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工作，保证企业能够在财务安全的基础上运营，才能有效地保证企业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4.1密切关注市场和宏观经济的状况变化
想要成为优秀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不仅要重视企业的生产经营，加强企业管理，密切关注市场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如贷款利率的变化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变化。如:当国家控制的银行贷款利率出现利率上调的变化时，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要及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进行调整，对企业的贷款业务进行及时调整，指导开拓其他资金来源。如:债券的发行，并减少或暂停银行贷款额度，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能够有效地减少银行贷款利率上升对公司财务运营的影响，从而达到降低企业财务困境的风险的目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变化也是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重点，经营者和管理者要关心国家经济增长情况，了解国家经济政策和增长率。当国家政策宽松和GDP增长率上升时，企业要积极分析市场实际的供需状况，再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水平进行分析，适时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和销售，加大技术要素和资金要素的生产要素投入，并协调好其他因素。把宏观经济因素作为经济调整的重要参考因素能够帮助企业及时调整企业财务政策变化，应对多变的经济环境，减小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
4.2建立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危机
市场经济变化难以把握，如果企业想要在竞争激烈和变化莫测的市场大环境中占据高地，并想要确保企业的财务安全和生产经营高效率，建立完善的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机制是关键。企业通过组织专业人员对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专业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以及宏观经济的各大变量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分析把握宏观经济中的因素变化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始终注意并控制每个因素。建立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机制除了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预警机制外，还必须将市场实时状况调查以及自身的财务管理信息包纳在机制之中，并进一步根据数据模拟来帮助决策，有效地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重视预警机制的分析结果，当预警机制中对某一项目的计算达到最大风险评估，企业管理者要重视项目的风险，并及时对企业的财务资金进行调整，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资金安全。
4.3把握企业管理关键性指标
企业管理关键性指标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以及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等，这些指标的变化反映了企业财务实际状况。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这些数据能够直观反映该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因而，企业必须重视这些指标，认识到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并加强控制，控制好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以及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等是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重点，减少因为关键性指标所造成的企业财务风险。与此同时，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做好信用管理工作，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及时回收资金，尽量避免因为忽视某一关键指标而造成的财务困境风险。除此之外，企业经营者要重视企业信用管理，及时对资金进行回收，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个项目，提高企业市场竞争率。
关键词：宏观调控；资产泡沫；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4－0001－05
一、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法论问题
在方法论上，要真正认清证券市场的问题，必须把证券市场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中加以讨论，在透彻分析目前为平衡我国经济所能采取的各种宏观政策可能性的基础上，再对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作一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根据市盈率等指标简单地讨论股指的高或低。
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一个最为集中的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和市场泡沫问题。随着证券市场指数的不断攀高，不少专家学者和市场人士认为，至少是担心市场已经或者正在形成较大的泡沫，并且认为这种市场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因此，市场对任何影响流动性过剩的宏观政策措施的变动都是异常的敏感，或如惊弓之鸟，或又有恃无恐，市场短期忽上忽下的波动和投资者多空两难的犹豫就是最好的明证。另外，关于市场泡沫的辩论双方也多是从静态市盈率的国际比较和动态市盈率的国内比较等指标来加以分析和讨论。这些关于证券市场的讨论在方法论上是目前最为主流的和传统的，也许这些讨论及其结论在经济的局部范围内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经济的总体范围内来考察，这些讨论及其方法论却是不明确的。要真正认清这些问题，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在方法论上，要真正认清我国证券市场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不能局限在市场本身来讨论市场，而是要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全局来看待和讨论问题。打个比方，我们站在地球表面上总是感到地球是平的，当我们从外空来观察整个地球时，它显然是圆的。因此，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必须放到宏观经济的全局来加以观察和思考，具体地讲，必须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中来加以讨论，更进一步讲，只有弄清楚了目前为平衡我国经济所能采取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可能性时，我们才能在其中作出合适的选择。
二、宏观调控目标的不一致性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有4个：经济增长、通货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国政府以上4个目标的调控方向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的，具有不可兼得的性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多把经济增长率达到4％左右作为经济增长的理想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要更高一些，例如我国经济增长率的理想目标希望控制在10％以内，通货稳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又一个目标。通货稳定是指物价不出现连续和大幅度的上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下，即可视为物价稳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这一指标可能会高一些，目前我国政府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3％作为今年全年的调控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到市场需求、结构调整以及技术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存在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就业并非意味着失业率为零，西方各国一般将失业率的调控目标控制在4％以下。除了上述3方面为一国经济的对内平衡以外，国际收支平衡涉及的是一国经济的对外平衡。所谓国际收支，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的统计包括了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官方储备。其中，在经常项目项下包括贸易、服务和单方转移；在资本项目项下包括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其中也就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官方储备的主要内容往往就是外汇债权。所谓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不发生大量而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或顺差。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稳定经济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一国政府以上4个目标的调控方向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的。一般而言，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而经济增长放慢或停滞时，物价水平也会随之走低，但就业率水平则可能会下降。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曲线就是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一两难选择。尽管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以其“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曲线”对菲利普曲线作了重要补充，但这仍然没有改变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和不可兼得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往往是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同时兼顾其他。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调控手段，包括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使这几项目标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都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以内。
三、宏观调控下的证券市场政策选择
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在现阶段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了证券市场，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缓解的情况下，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房价高企相比，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许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当然，这种最合适的选择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博弈意义上的“纳什均衡”。
如果以政府总理任期来划分，我们清醒地记得，在总理任职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在朱铬基总理任职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国际收支，并且同时关注经济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应该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通货稳定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正成为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和直接来源，也是推升股市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这种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金推动型股市高涨是包含着市场泡沫的，但是，我国能否完全避免市场泡沫、马上化解市场泡沫、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替代的方法，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全局来加以分析和讨论。
如上所述，简略地讲，证券市场的泡沫是由资金推动引起的，资金是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而流动性过剩又是由大量的贸易顺差造成的。那么，我国能否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大量贸易顺差的格局，我国的宏观政策选择又有哪些呢?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的。
按照经典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国际收支账户的框架下，如果一国发生临时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调整的是官方储备，如果一国发生根本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调整的是本币汇率。在理论上，较早涉及此类问题的首先是二战后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其认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
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并且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此理论的另一个研究路径是持相反看法。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3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由于这3个目标之间的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所以也称为“三元悖论”。
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很有限的，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是不开放的。这一点也被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是中国在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需要在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进行某种政策组合。从迹象来看，为缓解大量的贸易顺差，我国政府选择了让本币升值的做法，但又不能让本币升值过快，这是因为本币升值过快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劳动失业增加。在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目标始终高于政策，政策的选择必须服从于目标的实现。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做法尽管可以较快地解决贸易顺差，但由于会危及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的全局，因而是不可取的。那么，目前我们不采取让人民币充分升值的做法，就必然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形成巨大的压力。实际上，目前我国采取的人民币基本稳定下逐步升值的做法，由于贸易结汇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从而释放出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正是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目前的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央行不断地采取数量型的货币工具，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设法缓解矛盾，但是作用并不明显。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局面在短期内是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的，从而市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也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实际上，我国宏观经济中的贸易顺差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并不是目前才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了，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按照货币数量理论，流动性过剩只是一个相对过剩的概念，或是相对于社会总供给它会表现为通货膨胀，或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需求它会表现为投资过热，或是在房地产市场表现为房价猛涨，或是在证券市场表现为市场泡沫。其实，上述的种种情况我国都已经经历过，只不过这一次流动性过剩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了证券市场而已。很显然，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缓解的情况下，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出口只能在以下几种情况中作出选择，那就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房价高企和股市泡沫。由于国内的需求升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用内需来化解流动性过剩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用扩大投资来化解流动性过剩会直接引起经济过热，所以也是不可取的；让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导致房价猛涨，那也已在政策上遭到了否定。另外，新近热议的包括QDII在内的我国对外投资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两利取其重”，而是“两害取其轻”。我们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宏观经济调控几大目标同时实现的理想状态，在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接受某种“瑕疵”。在目前的情况下，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房价猛涨相比较，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许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当然，这种最合适的选择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博弈意义上的“纳什均衡”。
四、流动性过剩与证券市场发展
我们可以容忍和接受当前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并不等于可以容忍这种市场泡沫的长期存在和无限膨胀，从长期来看，化解股市泡沫的根本途径不是打压股市，而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实现股市泡沫的“软着落”。在大量过剩的流动性从银行居民存款流向证券市场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因势利导做两件事情，一是调整我国的宏观金融结构；二是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产业调整与产业升级来实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
从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银行信贷是最早出现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借贷双方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使得银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坏账风险。证券市场的企业融资尽管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但是投资者仍然属于“消极投资”，“用脚投票”的风险损失还是不可避免，特别是个人散户投资者就更是如此。在股票市场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因为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可以“用脚投票”，而且还可以“用手投票”，做一个“积极投资”。在证券市场上，很多人都把美国的沃伦，巴菲特视为“价值投资”的典范，但是，巴菲特股票投资的更为本质的特征是“积极投资”。巴菲特在“用脚投票”的同时，还通过“用手投票”去影响和改善企业的经营，这是他成功投资的真正奥秘所在，也是我国机构投资者应当努力借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从数量上限制公募基金的发行未必是件好事，实际上使大量的资金直接进入个人散户行列。
五、结 语
记者:一波接一波的大跌,让投资者叫苦不迭。您对这轮大跌怎么看?
张兆伟:从市场内在运行规律上讲是由于指数连续上涨,个股估值偏高,存在较大的泡沫,获利盘很丰厚,很多都有一至二倍的利润,一旦有风吹草动,获利盘变现离场愿望强,因而下跌是迟早的事,下跌也是必然的。
而直接导致下跌的诱因则是由于管理层政策导向的转变和经济复苏进程未如预期乐观。
管理层实际的政策导向已经发生变化,在货币政策上由上半年的过度宽松的政策变为真正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管理层虽然一再强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但是8月信贷4104亿元,7月是3559亿元,出乎市场预料,证明货币政策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开始收紧,管理层政策导向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市场流动性泛滥的现象下半年不会再出现,而8月份之期的大幅上涨主要动力就是流动性充裕,现在动力减弱后,流动性相对收紧后,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以支持平均30倍的市盈率。同时,七月份管理层密集的发行新股,大盘股先后发行上市,停批指数基金等措施,也对流动性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以上各种流动性收紧的措施,使市场对流动性前景产生极度悲观的预期,是引发大跌的最重要原因。
同时市场预期7月份宏观经济复苏较为乐观,而7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后,则较预期差了很多,各项指标普遍比预期差,CPI和PPI同比下降超出市场预期,说明需求仍然疲弱,宏观经济复苏进程出现波折,由此引发宏观经济二次探底的市场预期。而股市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在市场对宏观经济前景悲观的预期之下,出现下跌也是顺理成章。
这些因素在8月份一起出现,造成了市场的恐慌气氛,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形成非理性抛售造成大跌。但是,此次大跌对市场也有积极的意义,经过此次大跌之后,总体市盈率有21倍 左右,估值趋于合理,市场风险充分释放,为以后震荡向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国庆行情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记者:有人说大跌预示着“牛熊”转换。您认为呢?
张兆伟:市场并没有由牛转熊,只是强势市场的一个宽幅震荡。市场强弱最终是由宏观经济复苏的进程决定的,虽然7月份宏观经济在复苏过程中出现波折,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总体形式还是向好,7月份各项指标环比仍向好,表明经济仍在逐月向好,波折只是复苏进程不如预期的那么快,那么乐观,但是不能否定的经济向好的大形式。随着欧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过去,经济开始恢复,我国的出口也将开始好转,同时4万亿刺激经济措施逐渐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预期后几个月从数据上反映经济复苏形式将更为乐观,因而股市中期仍将向好,即使是二次探底时间也会很短。市场后期仍将维持相对强势,不会出现根本性的走熊局面。因而后市趋势仍是向上,经过此次大跌之后,上行将更加稳定健康。
记者:在大跌中,基金的表现也颇能代表大众的心理:一边又基金出货,但是一边又有基金大举建仓,且新基金频发。您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张兆伟: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基金也都是趋势投资者,并不是和他们标榜的那样进行价值投资,只是由于资金大,进出时间较长,从本质上和中小投资者并无不同。对中小投资者而言,投资上还是要分析个股的估值,少参与那些没有实际业绩支撑,单纯依靠概念题材炒作的个股,尽可能的去投资那些估值相对合理的个股,同时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止损止盈,到了止损位坚决止损。
记者:股市接下来的机会多吗?这些机会都将会体现在那些方面或板块?
张兆伟:经过8月份的下跌之后,个股普遍存在跌过头的现象,很多个股都有投资机会。这些机会主要体现在对跌过头的修正和业绩向好带来的股价上涨。多数个股都存在股价回升,修正跌过头,9月初的上涨主要是这种修正。业绩向好带来的股价上涨,主要体现在随经济向好,很多板块出现整体回暖,比如化工行业、电子通讯行业、出口行业等都有较好的机会。此外,由于通胀预期的存在,资源板块也可能有较好的机会。
临近国庆,预期管理层会推出各项维稳措施,国庆节前市场将会相对活跃,很多个股都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国庆题材个股也有较好的投资机会,比如航天军工板块、北京板块等。
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经济管理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信息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更多的关注，尤其是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但是经济信息的作用仍没能得到全面的发挥。本文主要分析了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找出了存在的不足，并给出了相应的见解。
一、相关概念
（一）经济信息的概念
狭义的经济信息是指在运行经济活动时体现出的各种信息。而从广义来讲，经济信息囊括了整个宏观经济活中反映出来的各种信息,通过不同的视角与侧面将经济活动运行的变化规律反映出来。在宏观经济活动中，有大量经济信息存在，人们通过接收、传递和处理信息对生产进行调控和管理。经济信息包括计划信息、控制信息、生产与经营信息以及统计信息等。纵观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经济信息无时不在产生，时刻被使用，它是构成客观经济过程的基本要素。
（二）宏观经济管理的概念
宏观经济管理是指从总体上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调节，是为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并健康的发展，为了使国民经济效益良好，国家各级政府让国民经济以市场调节为前提，采取的一系列保障国家经济总体及其有效运行的措施。
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主要作用
(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以经济信息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经济信息是监督调控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起到各经济部门与各环节之间沟通协调的重要作用，是指导生产管理的工具，促进了生产，可见经济信息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
推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信息资源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来实现。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目前，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促进了我国传统产业的进步。与物质资源的开发相比较,信息资源的开发不仅投资小，而且见效快，进一步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三)增加知识的积累
经济信息的积累有利于储备并传递社会知识,积累更多的经济信息就是知识的积累的增加。为了使生产实践更有效,信息量大是必要条件。从信息角度出发，知识积累需要不断地将接收并储存的信息相联系,通过组合或加工，生成新的知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利用已经掌握的经济信息的同时,更要不断地接收新的信息,做好自身的知识开发,从而使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三、经济信息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信息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的作用举足轻重。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够完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只是经济信息的功能没能得到全面的发挥,宏观经济决策能力受到抑制。据我国相关部门的调查，十一五期间我国投资建设的455个大中型项目中有98个严重亏损。出现这样的情况，信息预测必然存在失误现象，投产后对于这些项目的生产经营信息不够重视，有盲目投产和开发的不良现象存在，导致在生产之初就出现亏损情况，造成惊人的损失。因此，经济信息只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与决策，要根据信息不断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降低失误，尽可能的避免损失。
(二)对经济信息建设的认识不足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信息的研究较少。改革开放后，经济信息的运用逐渐增多，但关于经济信息的理论研究仍旧不够深入。在管理上，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尊重不够，参杂了过多的主观因素，信息开发力度不足，使经济信息的应用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在投入方面对经济信息的认识同样不足。要想将经济信息全面、系统、有效的掌握，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是必要的信息收集投入，是及时、准确、有效收集经济信息的必要条件。
(三)人才欠缺
我国经济信息人才的缺乏直接影响着经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信息的更新进程持续加速。但是我国具有经济信息专业背景的人员却很少,研究经济信息的人员之中有很多都是边学边研究，由于基础知识薄弱,很多有效信息得不到及时反馈。但是信息的时效性却非常的重要,信息在不同时期的价值并不相同,只有先掌握信息，并且使信息得到充分的利用,才就能在时间上得到胜利。因此，经济信息人才的培养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其中高素质的经济信息管理人才的培养更是重中之重。
四、经济信息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应用中的策略
在宏观经济的管理中，经济信息的监督调控作用举足轻重，我们要继续发挥经济信息的积极作用，摒弃存在问题，使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一)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
完善的制度有利于落实宏观经济政策，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原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为使我国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必须加大力度进行改革。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重视发展产权明确的股份制经济，使之成为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进一步深化，产权结构这一层面的改革应该受到重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该不断的进行，使劳动力的流动性提高。在金融体制方面，应加大国内非国有银行的发展力度，使国有银行进一步商业化，促进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逐步接轨于国际金融市场。在财政制度上，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制度，使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利义务相对应，使自己的财政税权利合理且有效率。还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法律制度，提高政府廉洁性，逐步改变国家与企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建成现代国家体制。
(二)科学的掌握经济信息
信息工作以收集并整理经济信息为前提开展的，对于信息收集的相关规定原则必须要严格遵守。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情况，把握好尺度，有针对性的在海量的经济信息中收集到更有效的经济信息。对于经济信息来说，时效性是重点，要对获取的第一手信息进行分析，这样的经济信息才能更为有效。在收集过程中，应注意根据信息需求量的情况以及时间上的变化有效利用经费，尽量做到办事儿有效且花钱少，将经费用到实处，使收集的信息具有更高的含金量。科学的掌握经济信息，必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起到推动作用。
(三)选拔并培养专业人才
经济信息管理人才顺应了信息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国家各级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科研单位等部门都需要从事经济信息管理的人才。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信息专业人才仍处于紧缺的状态，为使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必须选拔更多出色的专业人才做好经济信息方面的管理。因此，应建立一个健全的选拔聘用制度，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公开并严格的专业考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客观公正地选拔出优秀的人员予以录用。在这些人才的任用上，应根据其自身特点及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分配，从而使其能够更快的融入到工作中去，将其自身的潜力充分的发挥出来。工作人员任用后还要定期进行考核,对工作人员的考核要全面，德、能、勤、绩等方面都要定期考核,时刻督促并激励在职人员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更要重视，适时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得到提高，适应日新月异的发展的需要。
五、总结
近年来，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信息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着社会和经济发展，但是经济信息作用仍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对经济信息建设的认识不足以及人才缺乏等问题制约了经济信息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重视人才培养，使经济信息能够被科学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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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朴英 性别：女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所谓“供给管理”，是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①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凯恩斯对其的首度阐述是“除由于预期产生的不稳定外，人性本质的特征也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即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无论是道德人、享乐人或是经济人。极有可能的是，当人们作出某些积极选择时，其行为产生的完整后果往往拖延多日，因而该选择只能被理解为是动物精神的结果――一种主动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而不是对定量利润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权平均的结果”。②然而，也许是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的光芒过于闪耀，学派中各色继承者们反而在1936年至今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忽视了“动物精神”的存在。历史发生的必然往往是在为少数精锐的先驱者带来契机。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在经济学理论界各色各样复辟和开拓的浪潮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将研修已久的凯恩斯“动物精神”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重新带回学界的视野，并将其认定为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这种情绪化决策导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并非总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③在宏观层面上，罗伯特・希勒认为货币幻觉等因子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④，尽管当时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将此归因于“动物精神”的范畴，但是后续的研究明确货币幻觉属于“动物精神”的重要因子之一。中国经济中也存在着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民粹主义情愫高涨中的福利赶超和通胀预期与货币幻觉为代表现象的非理性繁荣因素。笔者认为，在存在“非理性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所需采用的“供给管理”，要在理解宏观经济如何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基础上将其纳入通盘考虑，也许才能成就真正的“理性”。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美国人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仍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盘由市场自发解决，而此次金融危机下，美国调控当局运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如不救“雷曼”而选救“两房”、“花旗”、“通用”。中国虽然在应对此次金融海啸中有良好表现，但在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贯彻落实“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进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借鉴他国（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大国）的调控经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需有供给侧的结构对策。贾康已指出了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所引出的认识片面性，强调不能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而以为抽紧银根可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和完全手段。近几年来，以粮食和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价格因素始终是物价上涨中占据70%以上份额的构成因子。因此，有针对性地增强对农业产品有效供给的激励，便可能缓解相应的物价上涨势头，而不是仅仅以总量调控这样的“一刀切”方式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经济目前还不成熟，竞争机制相对不尽充分、要素流动自由性仍然相对薄弱，这一方面会导致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以总量调控为主、需要依赖市场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需注重调控中的区别对待。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在中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都存在某些领域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需要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财力引导来强化。因此，应当从实践出发，坚持有区别地对待中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的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改进总供需的平衡状态。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逻辑
与“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所强调的不同，“动物精神”实质上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意指非沉稳的动机、情绪化本能式和非理性的行为，会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在动物精神视角下，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显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缺陷；而这种理论缺陷恰好有助于我们认识动物精神的实质，这一点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都没有发生变化，其实质正是经济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源头。把握这一源头，就可以站在基点上对非理性繁荣已经发挥的“优势”进行总结，对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预测，同时可以从其产生的源头上进行控制。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理论缺陷。1961年，以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为标志，理性预期学派首先提出了合理预期的假设：人们总是竭力按照以往的一切有用的知识进行价格波动预测。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金融分析期刊》上发表了《股票市场价格走势》一文，提出了有效市场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大量理性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每个人都试图预测单个股票未来的市场价格，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当前的重要信息。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重大理论缺陷，正在于其对于完全信息以及理性经济人能够有效利用完全信息的假设。按照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完全理性的行为应当满足三个要素：一是建立在完全对称的信息基础上，二是针对手头的信息作出理性的预测，三是根据理性的预测作出理性的选择。逻辑链条是：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因素―微观主体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预测―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选择。但是，回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中来，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无法保证行为总是理性的：一是微观主体不能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导致其很难得到完全理性的预测并基于此进行理性的选择；二是微观主体在手头信息的基础上，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通常会作出与理性预测相去甚远的预测，从而相应作出看上去非理性的选择；三是无论微观主体是否能够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预测，都不能保证其在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相对应的选择。
即使有市场失灵存在，微观主体也总是能够得到想要得到的部分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不完全，但基于此进行的理性选择通常可能八九不离十，这也是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成立的基石。而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微观主体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作出看起来与理性预测背离的选择，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
“动物精神”的内涵及发展。凯恩斯首先提出了“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的表述，他在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时，认为“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人们的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导致的结果”，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而不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⑤。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对此表示了完全的赞同，与此同时，发展了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认为“它（动物精神）现在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观点中，对动物精神词性的界定应当是中性的，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赋予我们能量”，其消极的一面在于“被它麻痹”。显然，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无论采用形象描述，还是逻辑提炼，动物精神的实质其实就是非沉稳的动机本能式情绪化决策和非理性的行为。几年前当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席卷全球之际，又有美国学者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撰写的《动物精神》一书译成中文（2009年），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后，罗伯特・希勒也曾在其金融分析研究中对“动物精神”的相关理论进行应用，认为“最终，人类所能作出的决定都是受个人情绪驱动的，决定的源头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潜意识”。⑥
然而，关于“动物精神”的内涵，创始者凯恩斯并未系统地给出范畴，而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则对此颇具见解。认识“动物精神”的内涵并思考其中玄妙的逻辑，是认识其引发“非理性繁荣”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现象的基础。根据二人的见解，“动物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维度：信心及其乘数、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故事。鉴于本文研究“动物精神”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中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提供可探寻的路径，所以试图跳出二人利用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动却零散的案例进行的故事性描述，而改为一种融入笔者思想、中国元素以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存在的相关元素的升华版，以期提供更为清晰的逻辑、更为有力的论述。
第一，动物精神的关键：信心。从凯恩斯对动物精神的关注不难看出，当经济偏离充分就业时即宏观经济周期出现下行时，动物精神所造成的影响才备受关注，而无论是作为消费者群体的一方还是投资者群体的一方，每一个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的“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信心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因而按照逻辑，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信心如何成为动物精神？
如上所述，当宏观经济下行时，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预测不仅仅基于手头的信息，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信心的影响，这种信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假设市场主体基于同类信息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出现下行因素时，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继续消费、保持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则会选择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在接收到的作为硬性条件的信息上可能并没有过大差异，但是最终的行为选择却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甚至会出现如下分化：假设市场主体同时持有明显的经济衰退信息，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加大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会选择撤出投资。这种由于信心造成的行为选择反差使其成为动物精神的关键。导致人们对宏观经济信心不同的因素可以是多样的，典型的可以有：群体影响――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积极影响）和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消极影响）会影响微观主体的信心；微观主体的知识结构――有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选择与没有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的选择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微观主体的风险偏好――倾向于冒险的微观主体与风险规避型的微观主体所作出的选择有时可能截然相反。显然，这里影响微观主体的因素主要属于心理学范畴，与传统经济学范畴以及分析思路有所不同，而经济学在现实中对信心的关注和测度也更加侧重于实用的角度。
信心一直被视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要素之一，尽管信心随微观主体不同呈现多样性，且量化工作非常困难，但是仍然不乏将其纳入科学化框架的努力。包括：其一，巴隆信心指数（Barron Confident Index），最早由巴隆基于债券交易者行为理论计算得出，认为较高的信心指数是牛市的信号。其二，消费者信心指数（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ICS），由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乔治・卡通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通过询问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就业、物价、利率的看法，来调查消费者信心，他认为这些直接的心理感受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支出计划。可以说，微观主体充满信心是帮助美国经济于二战结束后逐步复苏的重要原因，这一实践的结果与当时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将出现30年代大萧条的紧缩与失业的担忧恰恰相反，这种与理性预期造成宏观经济衰退之间的偏差，正是动物精神的体现。其三，尼尔森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AC尼尔森是荷兰VNU集团下属公司，是全球最为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对消费者信心的计算主要基于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和消费者意愿，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上就表示消费者充满信心，而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下则表示消费者缺乏信心。其四，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此指数计算始于1997年，由现指数和预期指数两个部分组成，涵盖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和股票投资等四个主要行业，并按照年龄、收入水平和地域划分提供较为详细的统计数据。
问题二：是否存在信心乘数？
简言之，乘数效应就是某外生变量的每单位变化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按照萨缪尔森的理论，乘数效应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MPC）直接相关，数值应等于1/（1-MPC）。那么信心是否存在乘数效应呢？答案是肯定的。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三点：其一，每单位信心的变化会影响经济总量变化。尽管对信心的测度很难在定量层面上按照科学化标准进行要求，但利用定性分析结合逻辑推理的方法，不难得到如下逻辑：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其将增加消费或投资（增加消费，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和投资），而消费或投资所带来的产出是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一个层次，所带来的产出将为宏观经济带来继续扩大投资、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由此迎来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二个层次：继续扩大投资提高了产出；就业的扩大带来重新就业微观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消费和投资；为在职职工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会继续提升社会消费水平；税收收入的增加会引发政府投资的扩大，从而带来产出的提高。如此逻辑还将继续进行第三轮等，但鉴于各指标增量的逐步收缩从而导致效果逐步降低。在以上传统逻辑的基础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所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经济总量的增加，将有助于微观主体信心的继续提升，并可能会引发其对长期宏观经济的信心。其二，信心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实质上就是消费曲线的斜率，消费是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消费增加的幅度略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消费者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对消费者收入所带来的影响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即从简化公式的角度来看，信心也存在乘数效应。其三，信心会影响别的乘数。在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的作用下，如果宏观经济繁荣，投资和消费变化一单位将会产生产量大于一单位的变化，存在相应的投资乘数、公共支出乘数、税收乘数、政府购买乘数等，而除了理性因素以外，由于信心的存在而带来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会作用于这些乘数，从而在宏观经济繁荣、存在相应乘数的情况下出现继续推高各项乘数的效果。
问题三：一个重要的辨析――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
在对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关键的论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辨析是：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二者极易混为一谈，而实质上泾渭分明。总体而言，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目前，在对消费者信心的测度中不难看出，大多数研究者都将信息作为信心测度的基础，例如：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基础上进行测量的，而这种方法恰恰掩盖了信心作为动物精神的实质，并且使动物精神因果陷入悖论。若以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能将更加明了易懂。若将消费者行为分为理性的行为和非理性的行为，那么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理性预期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而非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动物精神支配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其中，基于理性预期的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源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组成的手中信息进行理性分析而得到的结果；而基于动物精神的非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则源于消费者受到以信心为核心的动物精神的支配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信息”可以被认为是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的基础，而“信心”则可以是消费者非理的基础。基于此，对于“信心”而言，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指标下，并不能直接得出消费者“信心度”的高与低，而实质上，这种“信心度”的不同主要源自本文所述影响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心理学因素。对同样“信息”下的“信心”的关注，实质上更能体会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因导致消费者不同的非理而造成微观主体个人财富、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等不同的表现。实践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受到理性层面和非理性层面的综合影响，笔者认为“信心”总体上还是受到宏观经济指标等理性因素的制约，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动物精神会引发的繁荣是“非理性”的。
第二，公平：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如果说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了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和更加复杂的分析课题，那么对公平的关注显然也有必要更为深入。公平其实也是与动物精神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关于公平因素，可分为两层：其一，经济学中所指的“公平”，通常是社会分配及再分配结果的公平（均平状态），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涵盖的公平，通常与经济运行的效率放在一起讨论两者的权衡问题，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机制上的公正（以激发效率）与而后适当处理结果均平（以维护稳定）的结合。其二，公平因素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微观主体的感觉，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可接受的公平。按照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设OP为“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OC为“自己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IP为“自己对个人所作投入的感觉”、IC为“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OH为“对自己过去报酬的感觉”、IH为“对自己过去投入的感觉”，那么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衡量可以抽象为：OP/IP、OC/IC与OH/IH的比较，OP/IP与后两者相等时，微观主体在心理上就达到了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以及与别人进行比较的公平感觉。目前，经济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把更多的关注落在前一层面，而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重视程度和展开分析尚明显不足。
第三，被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的相关问题更值得发展中经济体关注，因为这一动物精神因子的存在可解释为什么发展中经济体经常出现公共政策效果的偏差。发展中经济体在高速发展进程中，通常会对宏观经济各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给相关机制带来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得到排遣的路径有几种，但是通过理顺机制而最终得以实实在在走通解决路径往往是非常艰难的。在机制未理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压力会通过形成“肿瘤”的路径进行排遣，这种排遣通常并不是真正将问题解决，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压力堆积起来，表面看上去可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实际上潜在矛盾会越积越深。未理顺机制还会加剧市场失灵中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在存在信息错配的情况下，极易出现欺诈的行为。这里所谓“欺诈”，主要是指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济行为，或可称为“钻空子”的经济行为。在这种动物精神因子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即使在相应的宏观经济数据基础上进行理性的预期和行为选择，也难以在这种数据雾霾下看清楚事实，从而自然而然地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为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中长期潜在危害之一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显著扩大，势必对经济体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货币幻觉。货币幻觉并不是新词汇，早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是指货币政策存在通货膨胀效应，而微观主体会更多地受到货币名义价值的影响，忽视手中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根据这种心理错觉而作出相应选择。传统宏观经济学比较强调微观主体具有自动调整名义货币与实际货币之间扭曲的理性，从而能够进行理性的预期、作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在实践层面，微观主体首先可能未必留意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即使试图对此予以关注，也往往不能够确切地、实时地掌握货币的通货膨胀信息或者商品价格的变化信息，且不论得到的信息是否准确，由此而引发微观主体的货币幻觉――即通常情况下微观主体会忽略或者低估通货膨胀的作用，而由于手中持有的名义货币量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繁荣作出误判，从而导致最终选择的非理性，成为重要的动物精神因子之一。
第五，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如果说发达国家的“故事”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制度安排编写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故事则更多是由示范效应编写的。这类故事动听到可以催生发展中国家的民粹主义情愫，引导微观主体盲目追求发达国家高收入、高福利、多休闲的生活状态，绑架政治、政策来迫使进行不当的福利赶超，从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逻辑系列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却实实在在是拉美地区由于盲目的福利赶超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前车之鉴的基本脉络。示范效应所编写的故事之所以作为动物精神的因子，是因为其能够导致微观主体的非理，其影响路径可以有：其一，影响消费结构，主要是指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可以追求提高消费中进口商品的比重――这种对洋品牌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的。其二，影响投资结构，主要是指微观主体更愿意选择投资虚拟经济而不是投资实体经济，甚至更极端地讲，是更加倾向于投机而不是投资。其三，影响分配结构，受到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主体往往不能够理智地基于本国的发展阶段作出行为选择，而一味地追求高工资、多闲暇、高福利的生活状态，必然对社会福利产生强烈的诉求。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联系我国现实的启示。“动物精神”的五大因子对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易引发经济“非理性繁荣”，其逻辑路径是：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数的存在，导致一定阶段上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盲目乐观，从而加大消费和投资，使宏观经济看上去更加繁荣；第二，未理顺的机制和较普遍的“钻空子”式欺诈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堆积的矛盾问题得到“维稳”式暂时缓解；第三，货币幻觉的存在导致微观主体不能够认清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非理性地增加消费和投资；第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压力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扩大赤字来提高福利水平，使短期内生活状态有很大改善却无可持续性。这种非理性繁荣会带来许多发展问题：其一，信心和信心乘数存在的行业和领域往往与过度投机行为相关，从而催生了宏观经济的泡沫；其二，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缓解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而是矛盾后移，可能积重难返，对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其三，货币幻觉的存在会明显冲减社会再生产中的平衡因子，制约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其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导致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五，在如此种种扭曲下，往往忽略了公平的真实底线，导致社会问题层出。
将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理论探讨联系于我国的现实，不难发现，动物精神引发的中国非理性繁荣的现象已比比皆是。比如，某些区域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越调越高”，实际上是在未理顺机制情况下，民众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数的影响，并形成“炒房团”式羊群效应的投机热潮，这主要体现的是动物精神支配下纷纷作出非理性选择。此外，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房地产买卖信息披露平台，房产中介的“钻空子”欺诈行为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索取的中介费用直接与所售房产的价格挂钩，致力于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向消费者索取更高价格，甚至许多房产中介利用手中信息的便利直接收购较市场价格更低的房产，转而以高价格销售，攫取其中高额利润，并且推高房地产市场价格。又如，公平问题在我国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国企与民企相比较，以“体制内在编职工”与“劳务派遣工”相比较，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量与薪资待遇方面相差很多，并且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两大突出问题。此外，未理顺的“从煤到电”机制也引发了资源价格的扭曲问题和不合理的垄断问题，并且加剧了工资中的不公平。再者，中国宏观经济目前尚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时期，民粹主义倾向及其激发的对福利赶超的诉求也已逐步显现。最后，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通货膨胀，由于微观主体存在货币幻觉而可能被低估而引出投资、消费行为的非理性。
对策与建议：以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
鉴于以上分析，针对我国存在由于动物精神引发的非理性繁荣因素，考虑凯恩斯提出的政府“保证市场主体免受动物精神支配”的意旨，在宏观调控中应当注重“动物精神”的存在，并以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与需求管理的匹配，以矫正和化解 “动物精神”。
必要性逻辑探析。综上所述，理性的“供给管理”与“动物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可抽象如下所示（见图1），沿着两者逻辑关系发展的路径，恰可同时对本文的论述作出小结：第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需要理性的“供给管理”，并阐述了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且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进而思考，怎样的供给管理是更为理性的？第二，由动物精神的概念出发，阐述了动物精神所涵盖的信心、公平、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货币幻觉、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五大因子：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因子，并且存在信心乘数；公平因子存在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两大层面；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是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货币幻觉由来已久且通常的表现是民众对名义货币购买力的高估；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对于发展中国家防范国民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重大意义。这五大因子能够导致国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第三，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动物精神及其引发的非理性繁荣。第四，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及其引发非理性繁荣逻辑的成立，加之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表现，构成中国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而导致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相应诉求。第五，这一诉求最终需要落实到理性的“供给管理”层面，即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考虑框架。第六，基于以上认识，考虑到动物精神引发国民经济非理性繁荣对经济长远发展带来的危害，以理性“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的意义。
目标及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理性的“供给管理”框架，应当有针对性地在“供给管理”别注重以下目标：管理和引导消费者信心；促进收入分配的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并重；降低货币幻觉带来的风险；理顺市场机制与弥补市场失灵并行；避免民粹主义催化示范效应导致“中等收入陷阱”。落实到政策层面，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的“”：
第一，科学发展，统筹协调。鉴于“动物精神”五大因子引发非理性繁荣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首先在提纲挈领层面促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统筹协调。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更加针对于国民经济的结构层面，远不是单一调控需求、调控总量就能够达成，势必要求宏观调控从供给端发力，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来助力科学发展。统筹协调是处理重大关系的重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层面主要囊括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大方面，以及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层面。而实现统筹协调又特别需要依靠理性的“供给管理”之下科学、细化、多维、多方的制度供给。
第二，结构优化，升级提质。如上文所述，虽然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国民经济运行首先还是基于信息响应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理性预期而形成理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实质是要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制度供给，机制创新。对“动物精神”进行矫正和化解，应特别强调加强制度供给、推进机制创新，即释放改革红利。这能够有效引导公众的信心及信心乘数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助于理顺原有机制并减少“钻空子”式的欺诈行为，还有助于在必要时期通过提供真实有效的实时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减少货币幻觉。对需求端的调节、对货币总量的调节，都远不足以达到改变制度体系、理顺体制机制的目标，唯有通过供给端发力的供给管理才能够理顺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问题。
第四，后发优势，赶超战略。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盲目追逐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加之我国现阶段存在着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愫，无形中不断催化示范效应编写故事的动听程度与影响效力。对此，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特别注重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充分认识作为现代化阶段的相对“后来者”对相对“先行者”赶超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的基本实现前提，注重发挥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继续坚定落实经济赶超，通过加强制度供给的途径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林。
注释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 161-162.
[美]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部分第15～21页。
[美]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