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7 16:02:3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语言文字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语言文字训练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语言文字训练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重内容分析，轻语言训练。在当前的阅读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更多把精力花在课文内容“理解”上，而“语言文字训练”遭到边缘化。当前语文教学中花在语言学习上的时间太少，语文课上偏重阅读训练，偏重思想内容分析，往往是课文读懂了，思想内容理解了，但是课文却没有读熟，课文中的语言在脑子里印象不深，在学习语言上没有什么大的长进。
2.重机械积累，轻实践运用。现在的语文教学提倡大量的积累、运用，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确实会背许多优秀诗文、名人名言、名篇名段等，但只是机械地背。积累的东西不用，不会用，就不能算作有效积累。这样的积累，成了机械的抄写，机械的累加，把积累变成孤立、机械的记忆活动，自然就难以体现其在作文中的功效了。
3.重朗读形式，轻细读精思。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的教师在教学中，毫无指导地、反复地让学生读课文，读了一段又一段，读了一遍又一遍，学生一味地读书，到底有何收获不太重视，长此以往，学生读而生厌。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有效策略
（一）语言文字训练要加强积累
1.在背诵中积累。背诵，是学习和积累语言的好办法。发展学生的记忆力，提高理解文字的能力，促进写作，规范学生的书面语言，积累语言，培养学习习惯，培养学习兴趣，都有赖于背诵。语文教师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多方引导学生多读，多读至熟读，熟读至背诵。新课标第一次明确规定课内外阅读量和背诵篇数，注重语言的积累：小学阶段背诵优秀诗文不少于150篇（含课文），以此把积累语言落到实处。
2.在理解中积累。整个小学阶段，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学习的文质兼美的课文有两三百篇。课堂上，学生可以通过熟读、诵读来理解，感悟文中的主要内容，揣摩文章的语言文字特点和表达方法，从而来丰富学生的语言库存。例如，在教学《富饶的西沙群岛》这篇课文时，文中第四自然段写了鱼很多，课堂上，请学生先反复的朗读课文，然后说一说你都读懂了什么？学生回答读懂了这一段鱼很多，那么再仔细读一读课文，说说是从哪儿看出鱼多？可以动手画一画，学生再次读书，有的学生回答是从“成群结队”看出来的，有的回答是从“有的、有的、有的”这个排比句看出来的，还有的学生说从“多种多样”、“多得数不清”看出来鱼多的。学生通过对文段的理解感悟，体会到原来写鱼多可以用这么多丰富的词语，可以从这么多的不同角度来写，不但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还从中领会到了汉语语汇的多姿多彩，在理解中积累了语言。
（二）语言文字训练要注重理解
1.抓住重点词语理解，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品读的功用主要是加深对词句和文意的理解和感悟。如《丰碑》一课，将军看到一位战士冻僵后十分生气，他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如把这段中“吼”字换成“喊”或者“说”，再与原句比较，细细品味和品读，就会发现原句表达了将军当时无比悲痛愤怒的感情，改动后感情的程度就减弱了。
2.抓住含义深刻的句子理解，进行语言文字训练。课文是进行阅读教学的主要材料，也是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主要载体，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注意挖掘教材中有利于提高学生语言理解运用能力的因素。如《秋天的怀念》这篇课文有一句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话——“好好儿活”。它涵盖了那么多复杂的感情——母亲就是以自己残缺而愁苦的余生，教给儿子如何面对有缺陷的生命。文中三次出现的“悄悄地”，那“挡”、“朴”、“抓”、“忍”，告诉儿子的“好好儿活”，充分体现了母亲的苦口婆心和良苦用心。
3.抓住文章的语言表达形式指导和渗透，进行语言文字训练。文质皆美是当下教材选文的一大特点，特别是一些经典美文，我们在欣赏、理解感悟的同时，要善于发现文本的语言表达形式和学生语言发展特点，在教学中渗透和指导发现文本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三）语言文字训练要强化运用
1.抓住典型的句、段借鉴和仿写，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片断的描写，是作文的一个重点，可以从仿写起步。教材中有许多优秀片断用了特殊句式，学生完全可以仿写。如《黄山奇松》一文最后一个自然段：“黄山松千姿百态。它们或屹立，或斜出，或弯曲；或仰，或卧……它们装点着黄山，使得黄山更加神奇，更加秀美。”文中既用了比喻、拟人和排比的修辞手法，不妨让学生仿写一段，描写校园花坛里的。
2.构段仿写，进行语言文字训练。模仿表达的训练不仅仅是把句子写具体，还可以进行构段方法的仿写。如《秦兵马俑》一文中，对兵马俑的“规模宏大”、“类型众多，形象鲜明”两方面介绍、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这两段是用这样一句话联系起来的：“兵马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类型众多，形象鲜明。”使课文过渡自然，前后浑然一体。我就指导学生介绍某一事物的两个特点，学着用“……不仅……而且……”的句式，将这两个特点贯穿起来。学生很快就掌握了此方法，这种练习比教师喋喋不休地介绍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过渡段的好处管用得多了。
关键词：医学类院校；语言文字工作；探讨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2-0273-03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是评价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样，语言文字工作在高等教育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医学类院校共计186余所，占高校总数近10%，有着很大比重。在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医学研究与服务的对象是人，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文、理、医渗透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把医德和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医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语言文字对于医学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何与病人沟通交流，如何书写医嘱等，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帮助。对于综合类、文史类院校，有着文科基础，有利于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而医学类院校专业性强，学科相对单一，缺乏文科基础，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医学类院校如何开展好语言文字培训与测试工作很值得探讨与研究。
一、医学类院校语言文字工作现状
目前国内医学院校对于大学生的语言文字方面的课程少之又少，加之医学专业课程繁重，留给语言文字方面的时间就不多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内医学类本专科院校共计11所，这些院校中具有独立设置的语言文字管理部门的几乎为零，均是挂靠在教务处管理，而拥有专职的语言文字管理人员更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上至领导、下至工作人员，对于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还是不足，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认为语言文字工作就是普通话测试，而且这种考试可有可无，进而导致医学类院校的语言文字工作开展不尽顺利。（内容较少，应做一个调查表，补充点内容，可与我校现状综合在一起写）
二、我校语言文字培训测试工作状况
我校河北医科大学，是河北省省属骨干大学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普通类在校学生1.2万余人，专业学科覆盖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预防医学、护理学、中医学等七大医学门类。和其他类医学院校一样，我校专业课业繁重，人文社科类课程开设较少，总的来说人文素养氛围不是很高，对语言文字工作做得最多，也相对好些的是普通话测试工作。普通话测试我校开展较早，自2003年后就进行了在校生普通话测试工作，在2006年我校对普通话测试工作就达到了全员测试工作。我校于2009年开始进行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测试工作，也是全省较早的开展机辅测试的院校之一。
通过几年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也对医学类院校如何更好地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认识，下面就与各位同仁一起做个交流。
对于提高认识，这不仅是医学类院校需要注意的，而是所有高等院校都应提高认识。由于医学类院校有它的特殊性，因此更应该多做此方面的工作。语言文字知识在医学生的职业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方。医生的服务对象是人，是患者，这就需要沟通交流，只有良好的沟通交流，才能获得准确的病情，从而做出相应的诊断。只有良好的语言及文字知识才能更好地做出正确的治疗方案，从而为患者解除病痛。由此可见，提高医学类院校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尤为重要。
四、大力开展人文素养教育，塑造医学类院校语言文字氛围
医学类高等院校本身一般没有人文类专业，这就会造成没有人文教育的氛围。可是在我国悠久历史中，经典的文字并不缺少，现在“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就是使很多我国经典文字重新焕发光明。通过对传统经典的诵读，传承经典文化，塑造语言文字氛围。医学类院校应开展多渠道的活动，如诗歌朗诵，经典诵读等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活动，来提高人文素养教育，进而提高语言文字氛围。
在举行这些活动的同时，可以融入我们医学院校自己的特色。在医学中并不是没有经典文字，医学专业中同样不缺少优秀文字巨著。早在我国唐朝，孙思邈就写下了《大医精诚》一文，此乃我国医学中极为重要的文献，也是习医者必读之经典，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这篇文章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国的不少中医院校仍用它作为医学誓言，并用它作为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每个医生都秉承“大医精诚之心”，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这类的经典还有很多，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伤寒论》等，将这些经典文字，和传统的诗歌朗诵、经典诵读活动相结合，就能得到适合医学类院校的，有自己特色的语言文字活动，从而塑造良好的语言文字氛围。
五、开展普通话类的课程，让语言文字知识进入医学院校教学安排环节
在语言文字工作中，普通话的地位很重要，现在的医学类院校中必修课没有这方面的教学任务，这是有欠缺的。语文的教育应该一直伴随着学生的学习生活，建议在有条件的医学类院校开展《大学语文》、《普通话》、《硬笔书写》等有关语言文字类课程。普通话是用来沟通的，规范字是用来记载的，这些看似简单的基本技能在当代大学生中水平却差的很多。
医学专业的学生更需要良好的普通话，和标准的文字书写基本功。现在有种说法就是大夫开的处方，一般人是看不懂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他一定的特殊性，大夫在诊治病情时的确繁忙，时间紧任务重，从而写字就有些潦草了。可是这不应成为书写不好汉字的理由。我们都知道，说话、写字是从小练起的，有了良好的基本功以后才能书写一手漂亮的文字。而这些说话、写字的教育应一直跟随着教育始终，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大学也不应该停止，只有这样坚持不懈的教育，才会使语言文字深入每个学生心中。医学生更是如此，所以在医学类院校的教学安排环节中，要努力开展《大学语文》、《普通话》、《硬笔书写》等语言文字类课程。
六、科学的进行普通话测试考前培训，结合医学内容融入医学文化
对于普通话测试前的培训，有的学校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或是认为说话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过来的，所以对考前培训不够重视。其实在我们看来，考前培训还是很有必要的，它进了说可以提高普通话测试的通过率，远了说它也是对语言文字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教育，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认识，使学生通过普通话考试来提高对语言文字的重视，来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习惯的培养。当然这培训还是要结合着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比如培训是根据一些医学生常用的词语，来纠正学生的发音等。也可以引用些医学经典作朗读科目，用以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以我校为例，2010年我校参加普通话测试人员共计1924人，当时未进行系统的考前培训。当年考试结束后对成绩经行分析，其中达到一级乙等级别的学生数仅为54人，占2.81%；达到二级甲等的学生1173人，占总考生60.97%；达到二级乙等的学生593人，占总考生30.82%；达到三级甲等及以下水平的学生104人，占总考生5.4%。经过我校科学系统的考前培训后这个结果大有改善，在2013年普通话测试结束后我们又对当年的学生成绩做了个分析：其中一级乙等的学生占总学生的百分比达到5.41%，二级甲等的学生占68.86%，二级乙等的学生占22.65%，三级甲等及以下水平的学生占3.08%。由此可见科学培训后，学生成绩提高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七、对普通话测试进行科学管理，提高学生对普通话测试的重视
普通话测试是提高语言文字水平的重要推手，对于这个考试很多院校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大家普通话天天说，考试没有必要了吧，而且有借考试的方式来收取考试费的嫌疑。对于普通话，只是个交流工具，只要不影响沟通，发音准确与否无关紧要。殊不知正是有这种思想，才导致现在语言文字工作不受重视的。其实语言文字的重要地位前面已经说过了，往大了说他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要“书同文，车同轨”。往小了说这也是一个人的门面，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在我们进入社会时就会为自己争取到更有优势的竞争地位。所以说普通话很重要，认识到普通话的地位后，这个普通话测试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对于普通话测试，高校还是要用心的科学的去安排，去组织。它不像其他考试在固定同一时间进行，但这毕竟是国家级的考试，其地位应该引起所有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重视。就像高考一样，人们都很重视，所以从考试组织，到考试安排，以及学生的考试都很严肃、认真。普通话考试也应该如此，每次考前应该组织考试委员会，对整个考试全程经行指导。制定适合本学校的考试流程，明确各考试工作人员职责。只有考试工作人员对考试重视了，这个考试才有严肃性，只有这样，广大学生才会认真对待普通话考试，也就不会散漫应付了。
以上就是我校近几年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的些感受，通过这些办法，语言文字工作在医学类院校中开展就会事半功倍。紧紧抓住医学院校特色，寻找适合医学类学生的教育方法，从而使语言文字工作能更好的在医学类院校开展。让广大医学院校学生爱上普通话、爱上规范字，了解到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进一步将语言文字工作真正地融入整个医学类院校教学的全过程，最终结果必将会得到医学类学生专业知识和语言文字水平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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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存在重语言、轻文字的倾向，这主要是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理论建立在西方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拼音文字的拼写与语音基本一致或基本相当，因而西方不专门进行文字的教学。
形。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是“两个王国”。而不是索绪尔认为的语言符号只是心理现象，于是得出口说语言和文字虽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是“一个王国”，文字附属于口说语言。在这个王国里，文字连“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口说语言的“照片”和“假装”。由此得出的结论：“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是完全错误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一个王国，分不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将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亦视为同一个，或称之为“词”，或称之为“字”。
1938年，郭绍虞先生已经提出“字本位”的观念：口说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文字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徐通锵后来提出的汉语口说语言和汉字都是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没有“词”这个单位；印欧语言和拼音文字只有“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没有“字”这个单位——这是徐通锵“字本位”的观念。相比之下，郭绍虞的“字本位”观念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我们认为“字”是一切文字(包括“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包括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
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识字教学是基础中的基础，而识字又是小学语文低年级教学的重点。从中国的汉字结构来看，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多种形式，细细研究，这些造字法都有一定的规律。归类识字法最大的好处是不容易混肴，在识字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汉字的构字方法，帮助学生进行适当分类，既对学生提高识记效果有一定帮助，同时又可以让学生举一反三，扩大识记范围。归类识字法不但有助于学生新旧知识的衔接，形成一定的识字方法，而且有助于学生触类旁通，拓宽识字面。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注重交给识字方法，力求识用结合。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小学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从中能体会到识字教学的意义以及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识字是学生应用口头语言过渡到书面语言的桥梁，因此识字教学的优劣影响到小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
新教材坚持“早识字，多识字，快识字，开放识字，自主识字”，在识字中加强阅读，掌握一定的识字技能与方法，提高自主识字能力。尤其在小学低年级要“多认少写。”“多识”有利于学生尽快、尽早地识字，以便及早进入汉字阅读阶段，为他们打开一个生活经验世界之外丰富多彩的文本世界，这对学生的思维和情感，以及对培养获取信息的能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识字归类法就是将不同的汉字按其内在规律进行分类教学的一种方法。 教师可根据汉字的构字方法，帮助学生进行适当分类，对这些字进行字音，字义，字形上的比较。从汉字的造字法来看，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几种，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学时，如果能够帮助学生进行m当的归类，既对学生提高识字效果有很大的帮助，又可以让学生举一反三，扩大识字的范围。 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育对象不同，教学内容不同，教师不同，课型不同，教学环境条件不同，教学方法就可能不同，大部分的字还是有“理”可讲的，我们在低年级教学中应该灵活采用不同的方法，突出汉字的理据，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只有灵活多变，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当的识字方法，我们才能使学生更加热爱语言文字，同时享受到语言文字带来的真真切切的快乐，并使学生在快乐中提高学习效果。
我们的课题研究力求在立足于传统识字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构建遵循学生认知规律的、适合低年级学生兴趣特点的识字教学模式；探索小学低年级识字归类教学的有效方式与途径，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学生自主的识字归类的习惯。促使学生由 “被动的学”变为“主动的学”，由“学会”变为“会学”，培养学生良好的归类识字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为今后的自学阅读打下良好的基础。探索改革识字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力求识字、用字结合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策略，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进行识字。贴近生活的识字教学有效考虑了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极大地提升了识字教学的实际成效，是指导学生识字教学的目的性所在。
本课题着眼于学生的发展，以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教给学生识字基本知识，优化识字学习方法为手段，以培养学生的自主识字能力为目标，探讨适合学生识字的最佳方法，着重于识字的学法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归类识字的习惯。在进行课题研究时，密切联系生活，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为基础，在识字过程中引导学生将汉字的音、形、义与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以各自独有的生活经验识记汉字。鼓励学生在生活中运用已学汉字、主动认识新字，巩固已认识的字并扩大识字量，为提前读写奠定好基础。
【关键词】 低年段；故事；识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A
一、故事识字教学的含义
所谓故事识字教学，即根据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通过教师编识字故事和学生自编识字故事，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激发学生学习汉字兴趣的一种教学方法。所编的识字故事的内容指向汉字本义，保留和还原象形文字的基本特征。故事的形式符合儿童认知思维的基本特征。
另外，此方法旨在学习过程中，使学生自发自觉地进行识字，提高学生识字的速度和巩固率，同时根据汉字和故事本身具有的积极的文化和教育性意义和作用，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品格的陶冶。
此项研究的根本目的，一是探索故事识字教学中象形文字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二是帮助学生从解释汉字的角度去学习汉字，以形成学习规律；三是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的巩固率；四是能让学生更加准确地运用汉字表情达意。
二、故事识字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 由“学”到“仿”――故事识字教学的途径
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秘密”的能力。在识字中，生字词的出现都有着一定的特点和规律，也就是存在着学习的“秘密”，老师所编写的识字故事就是建立在这个秘密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故事识字教学开展过程中，每次讲识字故事时，教师就告诉学生们这个故事中有很多“秘密”，期待他们去发现，谁发现一个小“秘密”，老师就颁发“智慧星”给他。这样，孩子们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他们就会自己主动和积极地去听故事、读故事，去思考，去寻找“秘密”的所在。这样，课堂成了“发现秘密”的乐园。
虽然学生们编的故事不具有那么严密的科学性，但是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够具体生动形象地编成故事，来帮助他们理解和记住所要掌握的知识，就是一种成功。
在上述过程中，学生从“被动学习”、“依赖教师的学习”不断转变为“自我学习”、“自己主动地去模仿”，这个由“学”到“仿”的过程正是故事识字教学的重要途径，在此途径中，重在教师如何高效地激发学生探索汉字自身秘密的兴趣点，引导学生发现一些会意字的特点，如“休”字，可以用“一个人靠着树木在休息”进行字形联想记忆。再慢慢由“扶”到“放”，给予学生一定的话语权，允许学生在模仿中有形式的模仿，内容的雷同，也有自我的见解和表达，注意引导学生不为编故事而编故事，不滥编故事。
（二） 从“引导发现”到“自主发现”――故事识字教学的核心
在识字教学中有个经典的解释和记忆“聪”字的方法：你在学习做事的时候如果能做到耳到、眼到、口到、心到的话那一定能变得很“聪明”。小学低年级阶段如何让学生在识字课堂上积极主动地做到这“四到”呢？如何在让他们在“四到”后再去发现问题、创造新知，真正体现“聪明”的价值呢？
在课题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故事识字教学的方法比传统的由教师首先讲出某一个识字的规律，讲解生字的音、形、义，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教学方法更高效。分析下来，主要是因为教师编写的识字故事大多能够体现汉字的造字规律，而这些规律恰恰是学生不容易看得出的，从而在识字教学中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
在故事识字教学中，教师充分调动和运用了学生的这种学习心态和创造力，引导他们在已有的识字基础上，借助故事中汉字的演变记忆字形，主动识字，还让学生明白字的发音缘由，从而读准字音，并结合故事情境理解字义。这一套汉字教学模式下来，学有余力学生一般可以举一反三了，他们能够在听故事、讲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自主识字学习。等大多数学生通过掌握这种故事识字的方法来识字时，教师就不需要讲解这些字了。因此，教师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学生发现识字学习的规律上。对学有困难的学生，可以在倾听他人故事讲述中得到知识的拓展，一般同学讲述的内容多来源于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与同伴间的知识经验比较相似，更容易加深同伴的印象，带动不同层次学生一起进入故事识字教学的境遇中，学生在其中体验到了创造和成功的喜悦。
同样，老师也在“引导发现”到“自主发现”的故事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形成了正确认识汉字的有效方法。
这样，既有效识字，又生动活泼，融洽了学习氛围。
1. 开发字的本义编故事
在识字教学中，教师有时也根据字的本义，进行编故事。
如“悦”字，本义：因为谈话相投机而开心、喜乐，就可以结合它的本义，教学：小朋友和好朋友之间的每次说话和交谈总是让彼此感到很开心，很喜悦，所以“悦”就是心在享受说的乐趣呢！
2. 字形与字义相结合编故事
在识字教学中，教师有时也会采用字形与字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故事。
如“澡”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既是声旁也是形旁，是“操”的省略，表示按步骤进行。教师在编故事过程中，兼顾了这个字的造字本义，说：洗澡时不仅要有热水，而且还要坐在木盆里，先洗头，再洗身子、最后洗脚，要一步一步洗，看，右边部分就是提醒你要按步骤来。在这里，不仅给学生“品”在这里的形象识记方法，而且巧妙地介绍了“”的本义，在日后学生遇到“操”、“燥”、“噪”时就能有效迁移了。
在教学中兼顾字形和字义，就更大提升了故事识字教学的效果。
在从“引导发现”到“自主发现”的故事识字教学中，引导学生发现汉字的组、类、群之间的规律，帮助学生获得了较高的情绪体验和成功感，以使发现和创造的过程更具意义、更有挑战性。
3.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故事识字教学的秘诀
故事识字教学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以学生的“生本经验”为基础，使学生在创编故事中活学活用，充分感受语言文字与生活经验的关系。因此，在故事识字中，教师们注重创造一定条件，让学生自选学习目标，自主参与，体现学习上的主体性。
如在教“北”和“京”时，教师采取的就是让学生自己选择喜欢的字去“参观学习”。教师先让学生读故事，从音，形，义方面去思考。学生觉得自己学得不错了，就向大家介绍自己学习某个生字词的方法和过程。
“当小老师”是故事识字教学的一个突破口，它体现了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起到“培优扶差，带动其他”的作用，能使每个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进步。同时这也是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良好途径，小老师代表学生自身的经验，对哪里感兴趣、哪里有困惑、哪里已掌握等都能反映出来。此外，学生还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课外阅读收集各种图片、资料，放进课桌上的“智慧篮”，上讲台时就地取材，兼顾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和组织、分享能力，使识字教学一举多得。
4.有趣、有效、有个性、有发展――故事识字教学的质量
2012年11月，我们对故事识字教学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简单的测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测试结果告诉我们，故事识字教学在一二年级学生识字能力方面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在识字的速度和准确率上有了提高。
2012年10月，我们对故事识字教学的巩固情况做了跟踪调研，对升入三年级的实验班学生在作文中运用汉字的正确率与普通班学生作比较，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三年级实验班学生与普通班学生在作文中运用汉字正确率的对比表
跟踪调研的结果告诉我们，故事识字教学较为有效地提高了学生汉字运用的正确率。
此外，在对不同发展层次学生的观察与交流中，我们还发现，故事识字教学在保护与发展学生的个性，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素养方面也起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故事识字教学的独特优势
研究所取得的成效与故事识字教学以儿童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充分利用了儿童的生活经验，注意教给识字的方法，与力求识用结合的教学特点是分不开的。此外，其优势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解释汉字意义重大
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就是它要根据所表达的意义来构形，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从隶变开始，汉字的构意大部分保留了下来，汉字的学习也就要从构意的角度去切入，了解汉字每一个部分的意义。把每一个汉字拆分到最小的部件，就叫构件，汉字的构件是体现构意的，笔画不具有体现汉字构意的功能。所以，只有弄懂了汉字的构造形成规律，讲解分析汉字，就会有理有据，才能科学地让学生了解掌握汉字，达到识字的最终目的。
此外，近代以后，汉字经过了一次现代化，包括从日本引入大量汉字的现代词汇，再加上英文学习的深入，日式、欧式的识字方法逐渐成了学生识字的基本思维方式，因此他们的文字只能说到一个“差不多”的意思，这样就造成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出现了大量的错别字，识字教学的成效大大下降。而在我们的故事识字教学中，我们所编的故事中都有“解释汉字”的内容，让孩子通过听故事，了解汉字的本义，便于他们更容易记住所学的生字，效果十分明显。所以说，解释汉字对识字教学而言意义重大。
（二）整体认知防止易化
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儿童识字与成人识字不同，儿童识字根本不会像成人那样去分析、理解字的偏旁、部首、表音、表意、象形、意义等各种内部结构关系，而是把一个个汉字当成一个个完整的、由若干线条组成的“图形”来识记的，是一种“整体模式识别”。在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记忆中，无意识记仍占主导地位，“有意记忆”正逐渐发展。对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我们既要对他们不断提出“有意记忆”的要求，适应新的学习任务的需要，但也要顾及他们的无意记忆的特点。因此学习汉字不仅要分别识记它的音、形、义，而且还要建立音、形、义之间的联系，识字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在头脑中建立这种联系，也即要达到“四会”――做到“会读、会写、会说、会用”，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理解掌握了一个汉字。
若简单地任意割裂肢解汉字，误解其意，或为了“易化”单一地从某个方面教学汉字，那么学生一定学不好，甚至会成为生活中让人取笑的笑料。
在故事识字教学中，我们把字的音、形、义结合起来，把汉字变成了一个个故事，让学生整体认知，这种直观的教学，不仅符合小学生形象思维的特点，而且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汉字的理解，印象就更深刻了。
（三）文化认同回归象形
关键词： 玉 玉文化 礼制化 道德化
引言
许冲《上〈说文解字〉书》称《说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对《说文解字》的内容做了简单而中肯的介绍。《说文解字》通过保存东汉以前汉字的材料，从而为后人研究东汉以前的古代社会提供了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民俗等各方面的宝贵资料。其中《说文・玉部》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玉文化。
一、玉
《说文解字・玉部》：“玉，石之美也。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悠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折不挠，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之方也。三玉之连，|其贯也。凡属玉之属皆从玉。”大致意思是说，玉是美丽的石头，有五种美德，玉字形体象三块玉组成，中间的一竖将其连贯起来。
这一段解说中，许慎着重从道德角度解说“玉”字，受时代所限而没有多从字形发展变化角度解说也是不可苛求的。玉字的甲骨文中象用绳子串连的三块玉片，并且两头露着绳子，金文中两头已经不把绳子露出。小篆沿用了金文的写法，但是三横是要求等均分布的，与“王”字不同。到了楷书阶段，人们为了与王字区分开，将其加一点写作“玉”，但是当它作为字的偏旁部首时一般还是写作“王”，只是最后一笔写为提。
二、玉部字的分类
1. 形体结构
许慎的《说文解字》的体例比较严谨，因此从说解用语上可以看出玉部以下的玉部字多为形声字，其中还有形声兼会意。因此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是以声符表义为主，添加义符，二是纯粹以声符表声，添加表示类属的义符。
（1）以声符表义为主，添加义符
因为人力所限，不能一一找出声符表义有依据的字。根据说文中的解说用语，明确表示“从某，某亦声”的有：琥、珑、瑁、珥、、班、珏；以及后来研究者比较认可的：珩、环、、瑕、、瑞等。这一类字，或声符直接表义，或声符与其它字音义相通，声符是字的主体，其作用在于表义。
这些字多因玉自周代已被赋予了道德意义，所以字多依义训而造。例如，“珩”为成组玉佩，依其“所以节行止也”的功用而来；“珥”依其塞耳功用而造。“环”音同“还”，“”音同“决”，表示决断。《荀子・大略》中谈到它们的作用：“绝人以，反以环。”杨京注：“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取去，与之环则还。”这类字多是佩饰之玉和礼用玉器。
（2）纯粹以声符表声，添加表示类属的义符
主要是表示普通玉类和石头类、玉声类的字，其中玉声类字尤为突出。“玲、玎、琐、球”等均是拟声字，模拟玉器碰撞时发出的声音。表示普通玉类的字“瑾、瑜、琼、璐、琳”等则通过义符“玉”表示意义类属，声符只起着区别字义的作用。表示石头的玉部字如“琚、玖、碧、珉、瑶”等，其声符也只起着区别字义的作用。声符不是字义的主体，主要还是区别各种不同的玉类和石类。
2. 表示意义
在字义的解说上，许慎在“玉部”中对玉从质感、色彩、用途等方面进行了区分，并且在编写过程中也基本做到了按类排列。这反映出到汉代人们对玉的认识非常细致，玉在生活中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根据字义来分类进一步解读玉部字。
（1）玉
①玉的名称：《说文》中对字的解说用“玉也，从玉，某声”形式的字有：、、、、、、、瑾、瑜、、、璐、、珂
②不同玉的分类：瓒“三玉二石也”；“三采玉也”；“朽玉也”；“美玉也”；琳“美玉也”；瑶“玉之美者”
③玉器名称：璧、瑗、环、璜、琮、琥、珑、琬、璋、、、、、瑁、、珩、、瑞、、珥、、、、、、、、、、、琚、、珈、
（2）石
玉实际是石的一种，有不少石头与玉相近相似，在《说文》中，这也是不小的一类字。
①石之似玉者：、、、、璁、、、、、、、、
②石之次玉者：蚌、、、玖、
③石之美者：碧、琨、珉、玫、瑰
④其他类：珠、、玑、琅、、珊、瑚、、
（3）玉的特征
①色泽：瑛、琰、、、莹、、瑕、、
②声音：球、玲、、玎、琐、、
③.纹理：、
（4）治玉：理、、琢、班
（5）其他相关：玩，弄也；。
“玉”本身分类非常详尽，可以看出古人对玉的重视程度。因此研究“玉”部字中玉的各方面情况，关于古代的社会文化及其变化，也许可以窥见一斑。因此需要首先从玉的用途上进行分类，玉的用途玉包括礼玉、瑞玉、丧葬用玉、佩玉、饰玉。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用途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礼仪祭祀用玉，二是佩戴装饰用玉。根据《说文》中明确所指出的玉的用途的可以大致划分一下
3.玉的用途
（1）礼仪祭祀用玉：璧、瑗、环、璜、琮、琥、珑、琬、璋、琰、、、、、瑁、 、
（2）佩饰用玉：、珩、、珥、、、、、、、、
在礼仪祭祀用玉中，可以折射出古人原始崇拜及严格的等级观念。《说文・玉部》从“璧”到“瑁”十五个字都是瑞玉、礼玉。《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璧”用来祭天，“琮”用来祭地，“圭”用来祭东方之神，“璋”用来祭祀南方之神，“琥”用来祭西方，“璜”用来祭北方。除了祭祀天地东西南北之神的礼器用玉做成以外，还有用来祈雨的“祷早玉”为“珑”，又有“祠宗庙者”为“”，这便是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琬、、、、、璋、瑁”都是圭，不同的等级不同用途则持有不同的圭，在分类上很严格，所谓“以玉作六瑞，以等国邦。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璧，男执蒲璧”。“”是丧葬用玉，放在尸体口中供奉，一是希望保持尸体不腐，所谓“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不朽”，中山靖王夫妇墓出土的金镂玉衣和九窍器就是这样的典型；另一方面，应是承袭了原始的含食观念，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有食。另外，“”和“环”在很多文章中被认为外交上也分别有着其象征意义。
除了祭祀和礼用，玉作为饰品是比较常见的。《说文》中对这一类多用“佩”表示。《礼记・曲礼下》：“君无故玉不去身”，这里的“君”指诸侯。另外，从《礼记》记载看，除了诸侯要佩玉，各个阶层都要佩玉，只不过由于地位不同，所佩戴的玉的质料的优劣不同而已。天子是至尊无上的，天子所佩戴的是最好的白玉，而下层的士是地位最低的，佩戴的只是似玉的美石。“、”为“玉佩”，“珩”为“佩上玉”，这些都是作为衣饰来用的；耳朵上的玉饰“珥、”；“、、”用于佩刀和剑的装饰；除了作为衣饰的玉器以外，还有作为作为车盖玉的“”：“，车盖玉。”
陆宗达先生曾经指出：“文字的形体构造和词义的发展变化，往往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在《说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玉石分开，而且玉的作用主要是礼制性的，装饰性的。玉是石头的一种，在初期，存在玉石不分的情况。随着社会发展，玉被发现并不适合做工具，而且比一般石头更为珍贵、美观，进而向装饰性、礼制性发展。玉器的实用性减弱，礼制作用加强了，势必对于材料的质感、光泽、硬度等的美感要求更加严格，因而确定了一定的分辨标准。《礼记》：“天子用全，纯玉也；上公用马龙，四玉一石；侯用瓒；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瓒《说文》：“三石二玉也”，即三分是石头，两分是玉的玉石。《说文》中表示石头的玉部字有31个，另有17个珠琳琅之类的词，都明晰地标出了属类，这是与当时人们对玉的严格限定分不开的。玉的工用的变化是人们礼仪祭祀思想逐渐完备，等级观念明晰的一个侧面表现。
这样的情况带来另一个结果就是玉器加工及鉴赏水平提高。甲古文中有“”字，而《说文》中出现了“琢”、“理”二字：“琢”是更为精细的雕刻方法；“理”是指顺着玉的纹理剖玉。这两个字的产生说明治玉手段细化。新石器时代由于琢玉技术的限制，玉器多素面，文饰简单。到商周时期出现了透雕，春秋两汉时期，文饰加工手法多样，阴刻、阳刻、浮雕、透雕、圆雕等技术已经极为纯熟。《说文》中出现了专门表示玉器上雕刻的字。“、”即为在玉上的浮雕。玉器鉴赏方面更加细致，出现了专门表玉色、玉声的字。
我国的“玉”文化不仅指玉的广泛用途，更是指将“玉”比之于德，千年以来将其视为“君子”的象征。生者佩玉的最初原因除了美的追求，还因为原始崇拜，希望神灵保佑。后来，由于儒家思想的渗透，光洁美丽的玉与人们所崇尚的高洁品行相符，成为德的化身。
孔子将玉德归纳为“仁义礼乐忠”五种，许慎则将其归纳为“仁义智勇贞”。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揭示了玉与人的相通之处：“玉润而不污，至清洁也，故君子比之于玉。玉有瑕秽，必见于外，故君子不隐所短。”
从对《说文解字》中“玉”部字的解读中可以看出玉部字在字形结构上，反映了形声的造字能力很强。基本上玉部字自玉以下大多都是形声或形声兼会意。另外玉在我国文化中非常重要。古人将不同的玉分类，反映了对玉的认识的变化；逐渐将它礼制化，使它成为等级严格社会中的一种代表，赋予了象征意义；将它道德化，影响士人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文化语境；可译性；等效理论
“名称词”是指对一切事物给定的标签，以便区分不同事物、同一事物的不同个体，分为人名和事物名称。如称谓、称誉。或是用于对地点标记进行注记等。名称词进入交际中，便与社会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影视文化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手段，其中不免涵盖大量名称词，而很多名称词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折射出源语的文化和源语人们的价值观念。名称词文化作为语言中充满文化个性和特殊内涵的表达，是翻译中的难点。对于名称词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影视文化信息的传递效果。所以消除这种文化障碍，对我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的不可译性与可译性
影视翻译由于其所特有的时空制约性、瞬时性特性以及文化空缺等文化的制约，语言进入交际后，在翻译时似乎出现了“不可译”现象。在很多情况下，目的语所处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源语所隐含的历史、文化和情景因素，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源语的等值词语，这就造成文化不可译性。卡特福德(Catford)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将翻译中的可译限度分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的不可译性(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他认为源语的翻译和译语的文本之间所共存的语境特征是等值和可译的条件，“文化的不可译性，一般不像语言不可译性那么绝对，如果不能把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建立在译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上，就出现了不可译性。可译性似乎是一个连续体，不是明确的二分体。源语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可译的。”［1］由此可见，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是指在翻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异对译文的“传真程度”的问题。所谓“可译性”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通过翻译将源语言文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实现让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事物能够理解。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文化不可译性将会更多地转化为可译性。
影视字幕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目的是使目的语观众能够像源语观众一样理解和欣赏作品，对影视中反映的信息的反应和源语观众对作品信息的反应达到同等效果。在字幕中很多名称词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忠实地反映源语文化，使目的语忠实于源语，对于这些特定的文化的名称词的翻译，译者不仅要研究表层的词汇信息，也要对其深层的文化信息进行研究，处理翻译中的社会文化障碍，再现影视源语的文化内涵，使之变得可译。让源语观众和译入语观众尽可能地有相似的反应和观感。
二、等效理论关照下字幕名称词的可译性
美国翻译家奈达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要以“读者”为中心，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2］译者应当尽可能“忠实”地表达原作的主题和精髓。面对蕴含文化内涵的名称词，观众对影片的文化层面的理解，就是通过译者使源语在目的语中映射来实现的。当目的语文化中找不到对应的名称词时，或是源语文化的名称词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难以让译语观众了解，为了忠实地反映源语文化，使目的语忠实于源语，此时译者可以走出语义等值的局限，不同的情况下，灵活处理文化因素，尝试一些可行的字幕翻译的策略，使源语中的信息等效地传递给目的语观众，让源语观众获得与目的语观众一样的观感，实现功能等值，将文化的不可译转为可译。［3-4］
（一）植入
“植入原文”可以分为直译和借用两种方法。在影视翻译中，当源语名称文化与译语名称文化之间存在空缺，但是这些附有外来文化的名称词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已被译语观众有所了解、甚至是所使用，或是观众可以通过上下文和语言环境来理解原义，此时译者可以采用 “直译或是借用”的原则来植入源语文化。［3］使异域文化本土化，这些词新的联想意义在译语中固定下来，为原有民族文化所接受，成为原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例如：
1.直译
当译语观众对外来名称文化，可以通过前后对白和语言环境的暗示就能理解字幕，采取直接翻译的策略即可达到对等的信息传达和观赏效果时，此时译者可以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及组句形式，让译文传达原文的内容。
Example 1
Bree：I am sure Freud would not approve of this.Oh，who cares what he thinks? I took psychology in college.We learned all about Freud.A miserable human being.
布丽:我肯定弗洛伊德肯定不赞成这样，哦，谁会在乎他怎么想？我大学修的是心理学，我们完全了解弗洛伊德，一个悲惨的人。(From Desperate Housewives)
Example 2
Joey：Well，its good thing you got out when you did，before she blew up like that Vesuvius.
Ross：The volcano?
Joey：Yeah.And speaking of volcanoes，man，are they a violent igneous rock formation.
Joey：你这时候跟她分手是对的，免得她像维苏威一样爆发。
Ross：维苏威？
Joey：对啊，说到火山，岩浆岩真是威力巨大啊。(From Friends)
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弗洛伊德、维苏威火山这些名称已经被部分观众有所了解，而对这些名称文化有不了解的观众，通过联系上下文也能理解这些名称的含义。如例1中下文中的“我大学修的是心理学”就有可以判别弗洛伊德心理学家的身份；而例2对话中“对啊，说到火山，岩浆岩真是威力巨大啊”指明了维苏威是座火山。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采取了直接植入异域文化的方式来翻译，既实现了文化功能的等值，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和异域性。
2.借用
源语名称文化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已被译语大多观众所了解、甚至是所使用，即使有些观众不了解，也可以通过上下文和语言环境来理解原义此时译者也可采用借用法来翻译，植入异域文化。
Example 3
Amanda：Fine，call me when you learn how to love someone,instead of cheating at your brothers college，Just because youve had four Smirnoff Ices and a bottle of Snow Peak Peach flavored Boones!
Amanda：很好，你也打电话给我，在你学会如何喜欢一个人，并且不会因为仅仅喝了四杯Smirnoff Ices，一瓶雪峰桃口味的。(From Juno)
Example 4
Rachel：You give me back my Walkman!
Chandler： I never borrowed your Walkman.
Rachel：你得把我的Walkman还给我！
Chandler：我没借过你的Walkman啊。(From Friends)
在例3中，随着多元文化发展，在汉文化中的词语家族中也出现了这个词。Walkman这个词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已经很熟悉，也被经常拿来使用，在对例4中对于Smirnoff Ices的翻译，也面临着文化空白，但是观众可以借助画面和对白很轻松地猜出它是酒的一种，所以译者对于Smirnoff Ices和Walkman这些外来名称词采用了借用的方法，把这种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外来语直接挪用到本族语中。这样的翻译并没有使观众的观赏受到障碍，反而保持了原作的异域色彩，等效地反映了源语文化内涵。
（二）减译
影视翻译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译文常常会受到字数的限制。如果源语中的名称词文化在影片不占重要地位，为了节省空间和保证观众的观赏的流畅性，减少观众的负担，对于在有限的时空中无关紧要的信息，或是背景画面及语境对信息有所补充说明的，译者可以考虑采用减译的策略。
Example 5
Gump：She lived in a house that was as old as Alabama.
Gump：她住在像阿拉巴马州一样陈旧的房子里。
Gump：她住在一间很旧的房子里。(From Forrest Gump)
Example 6
Juno：You are just a doubting Thomas as You wont believe what I tell you.
Juno：你这人真多疑，我说什么你都不信。(From Juno)
在例5中，第一个版本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地名夹在句子中间不符合中文的习惯，观众读起来比较拗口；第二个版本的字幕中，将地名省略，精简了字数，源片的意思也等效地得到传递。例6中的“doubting Thomas”是圣经故事中的12门徒之一，此人生性多疑，英语中常用“Thomas”表示多疑的人。这里翻译省略了对“Thomas”的翻译，节省空间，同时减少观众思考的负担。
（三）加注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对于译语来说全新的名称词，如果在空间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译者也可以采用加简短注译语观众可以理解的字词作为补充，帮助文意的表达。
Example 7
Juno：This is even better than Suspiria.
Juno：这个比阴风阵阵(恐怖惊悚片)还要好。(From Juno)
Example 8
Juno：Girls who play the cello and read McSweeneys and want to be childrens librarians when they grow up.
Juno：或者会拉大提琴，读McSweeneys(期刊名)，长大后像成为孩子们的图书管理员。(From Juno)
上面来自于喜剧Juno的例子中，给我们展示了译者使用加注的翻译手法，如果不加注解而直接翻译，不知西方文化的观众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朱诺在说什么，对所传达的信息感到困惑。简短的加注帮助观众更容易了解所要传达的信息内容，达到和源语观众同等的观赏效果。
三、结 语
由以上的例证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影视中名称词文化的不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向可译性发展的。虽然语言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译性，然而译者在翻译字幕中名称词文化时，可以采用直接植入、减译或者加注的方式，尽可能地使源语的影视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观众文化的世界，从而“忠实”地反映源语信息，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等效”，使其文化的不可译性转换成可译性。
［参考文献］
［1］ Catford J 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Nida Eugene.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4.
［3］ 李运兴.字幕翻译的策略［J］.中国翻译，2001,22(04).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理论；于平；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理论界，于平是能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并头脑清醒的文化艺术理论学者。从文集《艺术学的文化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的文化艺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本文的引文均出自该文集），于平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究，无论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把握上，还是在文化科技、艺术学和艺术教育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这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并进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了。
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于平之所以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是因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于平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文化的先进性不仅是一种属性更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有创造先进文化的人，而且在于我们能否塑造出人的文化先进性”，“要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要有发展先进文化的紧迫感，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成为文化强国，不仅要有强国的文化而且要切实通过文化去强国，要形成与文化强国相对称的文化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这些体会和论断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和要点，不仅体现了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的深刻认识，而且也表现了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
于平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属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还对文化建设的路径和重要环节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于平认为：“从文化建设的实际着眼，文化力量形成于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环节中。文化产品生产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生产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创新力（原始创新、借鉴创新和集成创新）、集约力（产业化）、共生力（多样化）和拓展力（扩大再生产）。文化产品流通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传播力，具体而言，它包括保障力（基本保障）、共享力（均等服务）、弘扬力（价值张扬）和竞争力（科技进步）。文化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影响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向心力（民族凝聚）、共处力（和平共处）、引导力（价值取向）和提升力（境界升华）。”（《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于平这种对文化力量的把握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将理论认识转化为实践思路，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于平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于平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推动文化发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一种文化生产体制机制的形成，又决定于对文化产品属性的认识。他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产品的两种属性：“当我们转变观念，认识到文化产品不仅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有商品属性之时，我们一方面可以对不同属性的文化产品区别对待，一方面则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两种属性的统一。我们需要正确处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遵循文化建设规律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创造活力》）这种对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文化创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平认为：“着眼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意味着我们文化改革与发展要着眼于高端文化创新，要着眼于建立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相适应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准备’还意味着我们通过文化改革与发展而实现的‘文化转型’对内要有凝聚力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对外要有感召力和伟岸的精神魅力。”（《文化科技自觉引领下的高端文化创新》）在于平看来，文化创新是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文化创新就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创新，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应有的内在要求。
对于文化创新的途径，于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一是于平积极推动广大艺术家在适应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于平看到文化的“自律”是由社会方方面面的“他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本体”是对无数历史“具体”的不断抽象不断增容，就在把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在强调艺术教育的“自律”时应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他律”。演艺教育要适应并且先行于经济社会，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将对“实验艺术”的关注多一些转移到“实用艺术”上来（《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二是于平强调“文化创新”最需要关注的便是文化体制创新和文化科技创新，认为前者是解放艺术生产力，后者是发展艺术生产力。于平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大文化观来看，科技进步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存在的进步形态，科技进步既推动着文化创新，更促进“新文化”的孕育诞生。而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文化服务的趋美近善，都与“器”的改造和应用分不开；并且，体现在这种改造和应用中的“创新”往往都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与发展路径》）。三是于平重视科学技术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中重要作用。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了高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于平认为：“文化产业的突起迅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作为对文化产品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传统文化业态领域的突破，文化产业的内在支撑是高新技术对‘文化’的选择性切入。高新技术对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它的‘同型批量’并认为这是对文化产品追求精神个性的抹杀乃至扼杀。而事实上，当我们置身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业态因其传播力的式微而深陷于窘境之中。应当认识到，文化产业作为当代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并非传统文化业态生产的‘产业化’，而是顺应当代文化传播方式的业态提升和业域拓展。文化产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作用，在于它本身就由高新技术所支撑所推动。”（《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产品要好听、好看、好玩，要有观赏性，才能发挥文化娱乐功能。“观赏性从文化需求来说与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娱乐功能有更深的关联，从文化生产来说则与高新科技推动的文化优质服务有更多的关联――高清观赏、虚拟观赏、互动观赏已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观赏需求。在论及文化功能的娱乐、观赏等无形的精神需求之时，我们还应重视文化产品被人民群众日益认同甚至是追捧的有形的物质需求功能，比如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结合部、且既往更主要属于物质生产的‘工艺业’回归为文化业态就是如此。”（《从文化产品看文化建设的系统构成》）这种分析不仅将科学技术与文化产品的开发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于平看到并非文化资源大市的深圳市在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提升和引领作用中实现了“弯道超车”，在“文化立市”上后来居上，提出从七个方面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即面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技术创新，面向农村和小城镇基层文化服务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的技术创新，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创作及产品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教育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文化对外影响力的科技方法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于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时不是盲目的，而是时刻警惕在通过互联网技术共同创造和分享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时的“文化殖民”或“信息殖民”。
关于文化创新的模式，于平特别重视“集成创新”。于平借鉴“科技创新”，认为文化创新也有三大模式，“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上，“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总是交替进行的，而“集成创新”更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大开拓、大融合时期。于平在区别“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认为，“集成创新”更强调“集成”主体的自觉，而“继承创新”更强调“继承”对象的权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正处在这种大开拓、大融合时期，因而于平较多地阐发了“集成创新”这种模式，认为“集成创新”一是强调对创新要素的选择、集成和优化；二是强调创新要素的优势互补、有机熔铸；三是强调创新成果的结构追随功能、要素服从结构。而实现这种“集成创新”则需要强化、培养四种意识：一是自主意识。即创新要素及其有机集成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这既包括开放创新要素的空间跨界，也包括开放创新主体的思维跨界。三是协同意识。这意味着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力量，开放建构，有机整合。四是前瞻意识。即不仅关注“现实的文化”更要关注“文化的现实”，在与时俱进中实现文化转型（《“集成创新”驱动城市文化转型发展》）。在这里，从文化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四种意识”的培养，形成逐步递进的关系，也凸显了作者对于“集成创新”的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困境也往往体现在文化如何创新上。如何创新的问题，涉及人才、体制机制、市场环境、方法意识等方面。于平对于这些方面均有相当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有助于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推动文化创新。
总体来看，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研究，而且他在开展相关艺术批评时还将两个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使微观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维度，也使宏观研究具有切实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艺术研究。
第二，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紧密地联系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并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深度的人文关怀，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和“以文化人”，特别强调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应“以人为本”和“为人民”。
于平看待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而且站在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高度。于平清醒地认识到，有了先进社会力量的选择，先进思想文化才能有效发挥其先进作用；有了先进思想文化的武装，先进社会力量才成为真正的先进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文化是“为人民”的。于平认为这种“为人民”的文化首先应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其次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要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他认为，物质的需求与文化的需求都是人民的需求，都应当得到有效保障：“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人民大众也关心闲有所乐、玩有所趣、风有所雅、俗有所易、智有所启、情有所寄。人民大众所需的这类公共服务，虽不是最现实的利益但却是最基本的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推动文化发展需要增强创造活力》）但并非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能够满足、都是适合于人民需求的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既要有娱乐功能，也要有提升精神的作用。于平在透彻解剖“春晚”时提出了我们需更文化些的“春晚”这个发展目标。于平指出，我们置身于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春晚”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柳暗花明”。我们其实可以更淡定些，拒绝“过把瘾就死”；我们也可以更沉潜些，拒绝“吐口沫便红”；我们还可以更超越些，拒绝“撒个野装酷”……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文化些的“春晚”。在这个基础上，于平提出了“春晚”文化应提升的几个方面。首先，央视“春晚”要深化“问题意识”。第二，央视“春晚”要强化“精品意识”。第三，央视“春晚”要浓化“感恩意识”（《“春晚”文化与文化“春晚”》）。这样的分析、批评，应当说是有助于“春晚”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影响力的。
在这个基础上，于平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于平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透过“文化泛漫化”的种种现象，既看到中国当代文化对“民生”的关注即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在文化人看来可能不那么“文化”，但它可能深度关切“民生”，是大众需求文化的一个“进阶”，也是文化需求大众的一条路径，也看到有些当代文化对责任担当的放弃。正如人们所说的“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有“星光大道”的选秀文化，有“非诚勿扰”的相亲文化，有“开心辞典”的益智文化，有“一槌定音”的理财文化；还有抖落家藏的鉴宝文化，结伴驴友的酷游文化，解析病理的养生文化，“鸡汤”经典的“开讲”文化……，于平全面地解剖了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将“文化泛漫化”现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行为”的泛漫。除了选秀、相亲、益智、理财、鉴宝、酷游、养生等等，还有各种土产、特产借文化摆摊、用文化贴金、以文化牟利，由此而派生出诸如花草、水果、美食、佳酿、奇石、红木等“文化节日”。“文化节日”毫无节制的泛漫，给人一种口味重、心地不纯的印象。二是“文化产品”的泛漫。当下许多文化产品一方面是强化着物质形态特别是那些能交换出货币价值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是凸现出娱乐精神。在这个基础上，于平认为，如果说“文化行为”的泛漫还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关注“民生”，那么“文化产品”的泛漫则在貌似对“民生”取向的迎合中放弃了责任担当（《文化泛漫化及其民生取向》）。与有些艺术批评家对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空泛的批判不同，于平对“文化泛漫化”现象的肯定与否定不是笼统的，而是建立在严格甄别不同“文化泛漫化”现象的基础上的。这种文化艺术批评无疑是到位的，有助于人的文化发展。
于平特别强调“以文化人”即健康高雅精神品格的培养建构。以说“俗”道“雅”为例，于平在把握当代文化的“俗”与“雅”的辩证关系时毫无艰涩生硬外来词汇的移植和搬用，而是利用中国当代人活的语言包括日常用语和习惯用语阐明深刻道理。于平指出，中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则意味着“包容”。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雅”不仅存在于“文化整合”之中，而且体现为整合后“文化范式”的确立，即以“雅”为“正”。既然“以雅为正”，文化的认同和传习就有了明确的价值追求：善于修饰的文辞称为“雅训”，充满智慧的话语称为“雅言”，博大包容的胸怀称为“雅量”……相形之下，雅、俗之间就有了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接着，于平在梳理“雅训”、 “雅言” 、“雅量”等概念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规律。这就是于平在承认雅、俗之间的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引领，认为那些讲究品位、追求境界的文化人，不一定自封“高雅”但大多自鸣“清高”，不一定都能“超凡脱俗”但大多鄙夷“谄世媚俗”。拒绝媚俗可以是为着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可以是为着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文化的“以文化人”，就是“化人以雅”，就是使人的品貌、趣味、格调、境界都渐至“文雅”起来。在这里，“雅”成了“文”的内涵，“文”成了“雅”的表征。因此，我们在远离低俗、拒绝庸俗、摒弃媚俗之时，更要养文心、修文德、循雅道、育雅趣，既陶塑文化人格又提升文化境界（《说“俗”道“雅”谈“文化”》）。于平采用娓娓道来、层层剥笋的方式，阐释了俗与雅的关系，揭示了“雅”的内涵和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了“化人以雅”的目标和要求。
于平在文化艺术研究中还提倡说“人话”即努力讲好那些“唯实”的话，坚决反对讲不着边际的空话、言不及义的废话、惚如隔世的老话和人云亦云的套话。其实，那些空话、废话、老话和套话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之所以盛行甚至有些泛滥成灾，是因为一些艺术批评家严重脱离了当代历史发展和艺术发展。于平界定了这种“人话”的基本内涵，认为这种“人话”一是通俗易懂，二是通情达理，三是言简意赅，四是语近旨远（《文化的“平视”与“说人话”》）。说“人话”是对艺术批评的要求，当然也涉及“以文化人”的大主旨。在艺术批评中，于平不仅大力提倡说“人话”，而且身体力行说“人话”。可以说，这种说“唯实”的“人话”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的鲜明特色之一。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也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既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也极力推动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于平在促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时认为，与其纠结于科技之光会否损伤人文之光，不如思索人文之光如何借助科技之光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同时，他还提出了新的文化创意观，即既促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意”从“仿创”向“原创”的转型，也强调这种“文化创意”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传统舞台演艺的现代转化》）。于平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了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在梳理中国当代舞蹈发展历史时，于平既看到了外来舞蹈的积极影响，也看到了外来舞蹈的消极影响。于平认为，俄罗斯芭蕾学派是中国舞蹈当代建构遭遇的第一个世界语境。这种古典芭蕾挺拔外开的形态不仅顺应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心态，而且顺应了民族舞蹈系统建构的要求。因此，中国民族舞蹈当代建构积极利用古典芭蕾的构架整合戏曲舞蹈的构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舞对中国舞蹈创作观念和运动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就人体表现力而言，拓展了躯干运动的表现力；二是就空间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地面空间的表现力；三是就动作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动作过程的表现力；四是就语言表现力而言，拓展了“主题―变奏”（包括“变奏”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表现力。但是，这种回归本体、回归本原、回归本我的西方现代舞对中国当代舞蹈发展是有消极影响的。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关注本体的同时不忽略主体，在关注本原的同时不放弃演进，在关注本我的同时不忘怀大众。”中国舞蹈的当代建构必然是中国社会当展的现实写照，因此我们必然要在当代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中创造中国当代舞蹈（《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从上可以看出，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以人为本，以大众为本，这既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立足点，也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于平的文化工作为他的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实践基础，与此同时，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又有力地推动了他的文化工作的开展。可以说，于平将文化工作和文化艺术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
于平既反对隔绝“源头活水”的理论研究，也反对迷失“表面现象”的对策研究，而是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于平的艺术研究虽然比较注重对策研究，但却是将这种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的。于平深知，如果对策研究没有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就会迷失方向；反之，如果理论研究不能支持对策研究，就会无的放矢。因此，虽然于平的这些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的程度不一，但往往是有的放矢的。这二者的结合，使其理论研究不会成为凌空蹈虚之论，也使其对策研究不会成为局于一隅之策。比如他关于演艺企业建设发展的研究，关于作为最近设立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建设问题的思考，关于艺术职业教育的把握，都体现了这种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自觉努力。
于平在推进演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时以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其中“增强内生动力”更是重中之重。“增强内生动力”包括产品生产营销和企业经营管理两个层面：产品生产营销层面需要提升创新、营销、资本运作和知识产权经营四种能力。我们演艺企业在其转型发展中，面临着新兴文化业态对受众的吸引和争夺。如何通过高端项目来凝聚优秀团队、并通过打造演艺品牌来成就优质企业，于平提出，第一，我们演艺产品的生产在表现生活时尚的过程中，不仅使时尚艺术化而且要使艺术时尚化；第二，我们要逐步把“时尚化艺术”的文化快餐精心烹制成文化大餐，通过艺术品位的提升使观众由“娱乐性”的消遣步入“仪式感”的信念；第三，我们要尽可能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要尽可能吸纳高新科技来强化演艺产品的视听感受，让演艺产品既具有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风尚。不管是增强“内生动力”还是解决“自生能力”，我们都要靠项目设计，靠产品打造，靠品牌营销……唯此我们才有深化改革的动因，才有加速发展的动力（《演艺企业的内生动力与自生能力》）。这些洞见是于平通过大量实际调查和深入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引领思路的作用，对于演艺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演艺文化是以人的艺术表演为核心物的文化形态。它不仅以表演的内容反映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以其形态的兴替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于平提出，当前演艺文化建设不能不正视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不能不正视突飞猛进的当代科技正创造着人类文明的全新视野，不能不正视这个全新视野给我们演艺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平高度重视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事实上已不断对传统演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艺传媒的进步；二是演艺装备的改善。由于传媒的进步和装备的改善着手并已然建立起自身的演艺理念，这一方面体现出科技理性对人文精神历史图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演艺文化在科技支撑中的本体开拓。在这个意义上，演艺文化的本体开拓意味着与时俱进，也意味着与科技携手去建构时代的新人文！当我们申说舞台演艺遭遇高新科技是它的历史命运也是它的时代幸运之时，我们同时也坚信当代科技进步的翅膀可以使我们的人文精神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持久也更健康！（《演艺文化的科技支撑与本体开拓》）面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与其被动遭遇科技带来的冲击，不如及时合理开发利用科技，自觉将艺术与科技结合起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这无疑能够促进人们的文化自觉。
在艺术学研究中，于平深入地总结了以往艺术学的发展历史和全面地研究了当前艺术学的发展现状，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了艺术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于平深刻地认识到“艺术学”的升格主要不是学理建构的效应而是学域扩张的影响。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的领域，最精练的表达就是史、论、术三个方面。并且，史和论的主体应当是“术”的演进史和创造论。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各艺术样式本体之“术”的学理建构，没有这个“核心课题”的解决，我们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成熟“学科品质”的学科门类。换言之，艺术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是“以道观器”并“以技通道”。艺术学提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只是为我们尽快完善“学科品质”拓辟了路径，而“学科品质”真正意义上并且是符合本体特征的建构，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辛与持久的跋涉。
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于平认为，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于平正是看到了当我们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和“问题意识”薄弱之时，我们发现不断产生“问题”的时代自身也是我们亟待关注的“问题”。他鲜明地提出：无论是解决时代的“问题”还是应对“问题”的时代，我们都必须关注“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艺术学对策研究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脉相承（《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学对策研究》）。如何去推动这个最年轻学科门类的发展，于平所论的史、论、术，所强调的“问题意识”，所倡导的“价值关怀”等等，都从战略的角度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与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变革”相关联的是如何发展艺术职业教育。于平不仅有丰富的艺术教育实践经验，而且在艺术教育上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教育思想系统。于平指出，要深入地去思考艺术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深入地去思考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改革。他提出，要考虑实行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要考虑推行艺学结合、校团结合、顶岗实习、回炉深造的培养方式；要考虑运行与就业环境贴近的教学环境、按岗位技术需求和技能标准去开发课程编写教材；最后当然是要建立以检验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于平多年从事艺术教育，后来又从事艺术教育管理工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形成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提出了艺术职业教育应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这就是：1.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2.终身教育与就业教育的关系，3.传承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关系，4.实验教育与实用教育的关系，5.自律教育与他律教育的关系，6.学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关系，7.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8.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9.立场教育与视野教育的关系，10.统编教育与特色教育的关系（《教育“规划纲要”视野中的艺术职业教育》）。这些“关系”当然是艺术教育要妥善处理、合理调整的方面，提出这些“关系”，有利于艺术教育工作者自觉、科学地把握艺术教育规律，促进艺术教育健康发展。提出“正确处理”其实就意味着对既往艺术职业教育教学理念乃至教学模式的调整。我以为，这也是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最亟待解决的学科建设重任。
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而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写作，又是对学与思进行深化与升华的有效途径。于平能够在工作中学习，在研究中工作，并自觉地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实现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有利于他在文化管理工作中拓宽思路、丰富方法和创新办法。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他对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资源的珍视，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对于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的积极维护，对于当下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辩证解剖，等等，都能够抓住关键并进行深刻把握，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文化艺术理论研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责任编辑：楚小庆）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Art Criticism： Review of Yu Ping's [WTHX]Cultural Horizon of Art Science
XIONG Yuan-yi
（Literary Newspaper Offic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