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8 17:05:3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的历史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价值 价值理论 会计价值
马克思有一句话来描述价值，他说价值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意即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它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感受它的存在呢？那只有将价值范畴的客观性揭示出来。因此，从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到近代西方经济学时期，每个时期总有其独特的价值理论新主张，林林总总，重重叠叠。价值论也由单纯的劳动价值论逐步向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演变发展，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逐渐抛弃了价值本源的分析，由价格论取代了价值论。受此启发，本人认为，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等，还应有更多元的表现形式，比如会计价值。
一、价值的概念和内涵
何谓价值？我们通常得到的答案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同时，人们又会告诉我们：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白暴力先生在其著作《价值价格通论》中对价值是这样阐释的：价值不仅仅是三位一体的初始含义，更应是对三位一体概念的分解，而且要深入到价值范畴的内部去探讨。
1.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
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及其度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人们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三要素创造价值”，实质上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2.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
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商品的价格运动的中心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决定商品之间交换比例或价格运动中心的方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人们在讲到价值规律时，说：“价格围绕着价值拨动”、“价格由价值决定”，或者说：“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3.广义价格论
广义价格论通常指的是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与商品价格运动中心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内在所值就是决定价格运动中心的因素。这是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公理”。人们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则是合理的；如果不是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就是不合理的。
二、经济学中对价值理论的认识
“价值”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被广泛应用的，而且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从早期的前古典经济学，到近现代的经济学，无不对价值理论问题加以探讨。
1.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是经济知识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已出现了商品交换，货币和一些商业。色诺芬（前430―前355）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色诺芬已了解到物品有两种用途：直接使用和用于交换。但他强调的是物品的第一种用途，即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方面。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发展了色诺芬关于物品有两种用途的思想，他已经看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属性。他在《政治学》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做正当的使用，其二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他的这一思想到后来亚当?斯密那里发展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并从此成为经济学的固定范畴。
2.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典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叶的英、法两国。威廉?配第（1623－1687）是经济学说史上最早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的概念。所谓“自然价格”，实际上就是指商品的价值，而政治价格则是指商品的市场价格，自然价格是政治价格涨落围绕的中心。并且配第从谷物和白银两种商品相比较的角度，说明了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这样，配第就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首先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借助有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接受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正确指出使用价值虽然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是对于交换价值来说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他实际上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即物质承担者。
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指出商品的两重性即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接着从商品的两重性导引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所含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说明了新的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由资本转移到新商品上的价值则具体劳动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马克思认为决定工业产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是在最劣生产条件下所必要的劳动，而是在现有社会的生产技术下，以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出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4.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19世纪70年代，奥国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观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由边际革命直接导引出了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马歇尔（1842－1924）把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需求、消费、买方的力量，把客观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供给、生产、卖方的力量，当两种力量相等时，就处于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均衡状态，形成均衡价格。
三、会计价值观念
我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价值应使用统一的含义，即价值一词的原意或哲学观念去表达。”经济学中对价值的表述如此，会计学也不例外。我个人理解，会计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会计计量。
1.会计计量的发展历程
“结绳记事”是我国原始公社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人们的计量观念已十分丰富，用绳结的大小表示事的大小，这与我们现在用数的大小来表示事务的多少并无实质差异。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这种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由此，用“书契”计量和记录的时代来到了。到了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是应用实物价值观，采用实物计量单位。比如“黄钟钜黍”。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贝币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既见之于形，又存在于实，使会计计量跨入以货币计量单位的初期阶段。到春秋时代，会计计量中采用了铸币，而且人们已经对货币进行研究了。货币价值观的萌芽源于实物价值观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会计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2.现行会计计量的表现形式
目前会计对经济业务事项或交易采用货币单位计量，而货币的价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就会涉及到会计选择何种货币价格进行计量的问题。当前中外会计界研究会计计量问题基本依据都源于FASB研究。因此下面内容拟以FASB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阐述当前的会计计量属性。
（1）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指取得一项资产而付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其特点是发生的时点是资产取得当时，即历史时态下的成本，是基于过去的真实交易。正因为如此，历史成本因其可验证、计量方法简单、取得成本较低等优点而被利益相关人作为决策的信息依据。但历史成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的可靠性用事实表明并不总是可靠的。如采购员在采购时接受大量回扣，为此形成的历史成本就不能如实反映市场上的公平市价，也就没有了可靠性。其次，在价格明显变动时，一些非货币性项目都可能因此被高估或低估。
（2）现行成本计量模式：现行成本又称重置成本或现时投入成本。指在现时为重置某一特有资产所付出的成本的计量属性。由于条件因素影响，事实上难以存在与原有资产完全吻合的重置成本。同时，在计算上缺乏足够可信的证据，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一般会计原则中不去考虑现行成本这一属性。但在经济学中，用重置成本进行资产计价，却是一些经济学家如J?R?希克斯坚持的观点。
(3)现行市价计量模式：现行市价又称脱手价值，指销售某种资产可望得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与前两种计量模式不同的是站在卖方的立场计量交换的产出价值，而非买方立场的交换的投入价值。这种计量属性的理论依据是，会计主体最需要的是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具备的较强的适应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而这些只与资产变现价值有关。但事实上，由于某些资产的现行市价难以确定，降低了信息资料的可验证性，导致了极强的主观性；另外，不符合持续经营假设，似乎企业随时处于清算状态，不利于履行经营管理的责任。
(4)可变现净值计量模式：可变现净值又称预期脱手价值，它在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计量资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带来的预期现金流入或将要支付的现金流出。可变现净值与现行市价的共同点在于都反映资产的脱手价值。区别在于变现的时点不同，现行市价是基于当期的脱手价值，而可变现净值基于未来的销售或其他事项。显而易见，可变现净值仅用于计划将来销售的资产或未来清偿既定的负债，无法适用企业全部资产。
(5)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模式：是企业持有资产通过生产经营，或者持有负债在正常的经营状态下可望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在所有可能的计量属性当中，只有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数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真正体现了资产、负债作为“未来经济利益的获得或者牺牲”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提供的财务信息对于使用者也是最为相关的。
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各有千秋，单纯地选择一种计量属性对于整个会计工作而言都不可能永远体现其连续、系统、全面的计量特征，也不可能始终使会计信息如原则要求的那样准确、真实、相关等。
3.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基于交易，即会计主体的资产计价根据过去的交易来计量，由于人为的会计分期所产生的时间差异，此时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不相等。而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根据资产的实际价值确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解释是：在公平交易中，知悉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一般而言，市场定价是最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据此，我个人认为，在经济学中，有一种市场结构所描述的状态与公允价值的内涵最接近。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是一个竞争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在这个市场上有无数个购买者和生产者，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厂商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定的市场价格，它们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所有厂商在市场上提供的是标准化产品，任何一个厂商都不能通过生产有差别性的产品来控制市场价格；厂商可以根据各行业的盈亏状况，无障碍地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一行业，这样，生产要素就会从生产效率低的行业转向生产效率高的行业，从而使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购买者和生产者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买卖双方都掌握有关产品和价格的完全信息，可以据此确定最佳购买量和销售量，也可以据此以一个确定的价格来出售产品，而不致因信息不畅造成多个价格并存的现象。由此可见，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最为合理，资源利用最为充分，生产效率最高。
如图：
在图中，P0 为市场价格，在这个市场中，每一个厂商和购买者都是在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出售或购买商品，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即定义中的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1]白暴力:《价值价格通论》.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2]邓春玲:《经济学说史》.第一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候荣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梁小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松:《会计计量的两难选择》. 《财会月刊》，2004年B7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 效用
《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经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是学好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因而，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好《微观经济学》尤其重要。作为西方学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体现框架，在内容上还涉及到了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所以，如何把福利经济学这个微观经济中的难点学好，就成了教师学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正是在微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谈谈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一、福利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
福利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着重介绍了利己主义的个人如何操控他自私的情感和行为。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需要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背后所隐含的伦理问题明确地图了出来进行研究，是政策建议和评价政策所必需的，因此福利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也沿用了很多微观经济学中的教学方法。
二、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难点
1.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向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的过渡
在微观经济学中，生产的帕累托最优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埃奇渥斯盒直接推导出来，唯有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需要借助生产可能曲线来获得。生产可能曲线用来描述在已知条件下，两种产品之间在用尽所有资源、技术的情况下所有生产组合的可能的点的轨迹。在一般教材的推导中，首先要借助生产的埃奇沃斯盒得到生产契约曲线，然后遍取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个点，得到相应的所有最优产出量，再通过两种商品的最优产出量变换到另一个坐标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生产可能曲线。
通常做法推导的生产可能曲线虽然步骤严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并不容易单独理解，尤其是对于生产可能曲线凹向原点这一特征，需要借助边际转化率（MRT）随着横轴产品数量的增加也在增加这一个知识点。这时候可以脱出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从学生理解更为深入的机会成本角度来解释。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凹向原点：因为机会成本是递增的，这就意味着生产一单位的某商品，必须要越来越多的减少另一种商品的产量，以获得生产地一种商品的足够资源，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每点的斜率就代表了该点的边际商品转换率，随着`机会成本的递增,边际转换率也越赖越大，所以在机会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可能行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在解释清楚生产可能曲线的特点以后，在生产可能曲线上任取一点引埃奇沃斯盒，就可以完成生产与交换帕累托最优结果的推导。
2.一般均衡理论的教学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瓦尔拉斯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推导一般均衡理论的过程并不是现阶段本科生能够理解的，所以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以及后来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深入研究都尽量不要给学生讲的太过深入，只要把大的框架，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讲解清楚即可。
一般均衡理论的存在性问题和试探过程要着重理清脉络，而理论的互动作用的推导则要借助简化的市场的经济情况。一般是设置四个市场，其中两个是产品市场，两个是要素市场，从四个市场都达到均衡的状态开始，假设某一个市场因变动难以维持均衡，从而影响其它三个市场，而三个市场转而又会引起该市场的变动，层层深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一般均衡的含义，从而对福利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有更好的理解。
3.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指在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作为其中的特例，任意的市场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告诉我们，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介绍这个定理关键是要讲清楚该定理的前提条件：（1）充分竞争；（2）没有信息不对称；（3）没有外部性。第一条经济学家的方案比较简单，那就引入竞争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遭到经济学家反对的。在这点上，经济学家与消费者是保持一致的。竞争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对厂商是不利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都是市场失灵的经典原因。这大概也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政府是用来提供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的，而不是应该用来替代市场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说的第一定理。完全达到三个前提是不可能的，所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三、注意事项
1.关于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
旧福利主义者更青睐基数效用论，他们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并可以加总求和的。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为效用单位。因此，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来表示，正如长度单位可以用米来表示一样，货币也必须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既然如此，由于富人持有的货币量大于穷人，所以前者的边际效用小于后者。如果把一元钱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整个社会的效用就会增加。所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成为收入平均化的理论依据。所以新福利主义者更倾向于序数效用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数效用论就不对，序数效用论就对。事实上当新福利经济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陷入窘境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发现更应该把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联合起来研究，这是应该让学生了解的。
2.关于市场经济万能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的本质在于可以最有效的分配资源、配置产品，可以到达帕累托最优，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则保证了这种最优状态的存在。不过，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都要求有严格的假设条件：如市场上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与理想化的完全竞争机制充分接近等。事实上，这两个定理的条件都是很难满足的，其“主要是一个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姚明霞.福利经济学[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美国营利性大学；经济效率；社会公平
作者简介：肖磊（1983-），男，安徽界首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5-0011-02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营利性大学的异军突起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公众的目光。到2001年，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中已经有45家成功上市，拥有学位授予权的营利性大学也已达到750所。与此同时，却至少有200所左右的非营利性大学倒闭了。[1]当阿波罗集团公司、阿格西教育集团、德夫里公司、教育管理公司、斯特拉耶教育公司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时，营利性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已不言自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很好地协调了外部社会环境和自身发展的有机结合。从福利经济学出发，以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为视角来审视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
一、美国营利性大学简介
1.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
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滥觞于美国殖民地时期。伴随着美国本土奴隶主、资本家的出现和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在多方需求的强力推动下，一种迎合人们兴趣、需要的收费私立教育产生了。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费城开办了第一所文实中学――“费城文实中学”，是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雏形。它的成立对美国早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下阶层人民用来谋生的实用教育合法化，也使教育不再是只有社会上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随着工业革命的普及，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接受实用、开放、平等的教育，社会对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使得职业培训课程逐步融入私立收费教育的课程之中。有组织的高等教育在美国逐步成形，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公立、私立、营利性、非营利性机构的融合体，在宗教和政府的交互影响下，他们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朗。[1]19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所农学院在密歇根州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在1862年颁布了《莫里尔法案》，但直到50年后，农业教育才被纳入到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在这期间，营利性教育机构依然分担着为社会培养农业人才的责任。到了20世纪早期，营利性教育机构凭借向边缘人群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至此学术界称之为“第一代营利性大学”。
20世纪90年代，在秉承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理念之下，“第二代营利性大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得到美国教育部认可的营利性大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2002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发表《适应需要和创造利润：营利性学位授予机构的出现》，文章指出：截止到2002年，营利性学位授予型大学的数量虽然没有公立大学数量多，但也超过了非营利性私立教育机构的数量，营利性大学在招生人数增长方面同样超过了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2.美国营利性大学的特点
营利性大学（for-profit University）是相对于非营利性大学（not-for profit University）而言的，即：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是在非营利性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外存在的第三种大学。它以产业方式运作，被视为公司企业的形式之一，和企业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办学上受到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它和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在于：从学校产权归属看，营利性大学的校产归投资人所有，投资人有权对校产进行转移、利润分配，甚至是停办学校；从大学权力所属看，在营利性大学中权力属于举办人和学生；从管理方式看，营利性大学主要实行经理负责制；从办学动机看，营利性大学的办学动机是获得利润；从课程设置看，营利性大学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课程，以市场为导向，课程更新频繁；从价值观看，营利性大学侧重于知识的应用以及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技能；从组织方式看，营利性大学均按美国联邦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享有与其他营利性公司企业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从运作方式看，营利性大学或由投资人主营，或由教育公司承办，按企业方式运作，经证券行会批准后可上市；从收益分配看，营利性大学的收益分配按照企业的分配方式进行。营利性大学的优势在于其以经营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大学，从营利性大学走出去的毕业生对工作的良好适应性是其和非营利性大学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二、福利经济学视域下的营利性大学
1.经济效率：教育产出
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在制定教育活动类型时，既要考虑到资源配置效率（也称外部效率），也要考虑到外部效率用于教育的资源投入总量，还要考虑到不同种类、不同水平教育的资源分配（微观效率目标），综合这三种因素便可制定出投入的最佳数量、质量以及各自所占的比重。因此，在对教育进行投资时，要力争取得最佳投资量，最佳投资量的取得应遵循以下原则：在理论上，最后一单位的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将资源用于其他投入时所能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尽可能多地得到“良好的教育成果”。良好的教育成果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个人天赋等。这种良好的教育成果我们称之为“教育产出”。关于教育产出，可分为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和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两部分。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主要有：在受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得到的心灵上的快乐和充实、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得到的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正确指导、受教育者由于受到教育所带来的工作满足感、一份稳定的工作带来的安逸、受到高等教育和拿到相应的文凭而受到的社会尊重、潜在的更美好的职业前景等。可被测量的产出主要有：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受到教育而得到的薪水更高的工作、公司的分红（对学生个体而言）、就业率的提高（对学校而言）、营利性大学所获得的利润等。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相对而言，其更重视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
首先，我们来看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营利性大学从三个方面解读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即：良好的教育成果：一是指学生的高就业率；二是指学生在教育资金上的高投资回报率；三是校方投资的高回报率，包括校舍投资、师资力量投资、教学设备投资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决定了营利性大学下一步能迈多大，高就业率既是学生选择营利性大学的理由，也是“学位价值在市场中看得见的指示器”。[1]同时，就业率和学生的投资回报率也是密切相关的。相关产业分析人士认为，毕业生就业情况是他们毕业后对他们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ROEI）的一种测量手段。[1]在营利性大学，他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为28%，而同期的美国学士学位的教育投资平均回报率仅为18.7%。鉴于就业率和学生投资回报率的主体是学生，加之营利性大学追求利润的本质，他们宣称“顾客就是学生”，学生的“成功”就成了他们关心的重中之重。营利性大学从两方面诠释学生的这种“成功”：一是学生学完课程，即学业上的成功；二是学生毕业后能得到一份和所学课程相关的且报酬不菲的工作，最好这份工作还能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空间。为了达到以上两方面的成功，一方面，营利性大学的教职工把精力聚焦在学生的学业和满意度上，他们将办学重点定位在培养学生就业上，学校开设的课程是市场需求度极高的本科生、研究生课程，而对于就业机会相对比较低的通识教育课程，他们则不开设或极少开设。另一方面，使学生满意并不是说要屈服于学生的喜好，而是指对学生的需要做出适当的反应。在实际的教学中，主要表现为：学校迅速答复学生提出的疑问，关心学生认为是疑难的问题、礼貌地拒绝一些有损学校利益的要求。
营利性大学如何实现“良好的教育成果”的第三方面呢？理查德・鲁克认为，任何机构中规模经济的建立都能够降低成本和提高操作效率。[1]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有时被称为内部效率的生产效率与尽可能高效率地对学校和其他机构进行运作管理有关”。[2]营利性大学重视对经营效率和规模经济的利用。在他们看来，使效率最大化的一个关键是控制班级规模，为此，他们尽量减少和消除小班授课。这种控制班级规模的做法也使得各种设施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的教学设施，学校一年四季都在运转，教师在干净但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工作，等等。如果要添置新的设备，要开会讨论，而且对学生使用频繁的实验室优先考虑。可以说，为了提高学校的投资回报率，营利性大学采取了开源节流的策略。
其次，我们来看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传授知识和技巧，与此同时还要帮助个人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教育产出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国营利性大学中，这种产出十分有限。教育被看成是一种技术，甚至是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养成包容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这种目标指的是个人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在学术上不畏权威的心理，同时，还要允许持异见者的存在。因此，良好的教育成果取决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因素。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在其开设的课程中，更侧重于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性强的知识，教学大纲由专业的课程专家负责制定，而教师对于教学大纲、学分、学时、课程设置等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教师之间在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交流也不多。在营利性大学中，关于教学有效性的讨论基本上就变为关于学生成绩分布、不及格率和及格率、退学率以及学生进入下一个阶段课程学习情况的讨论。在美国营利性大学，教师只需要把课本上的知识教给学生即可，不需要什么学术激情、学科专业知识和对教材的透彻理解，学生就像是车间流水线上的产品，这个车间的主人则是营利性大学的老板，他们不注重学术自由，也不注重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和本质。在学生方面，营利性大学的学生和非营利性大学的学生相比，具有学生年龄偏大、有独立经济能力、在学业上靠他人资助、来自单亲家庭的特点。从学生的社会背景来看，帮助他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比较困难。在这些学生中，大部分是走读生，他们的课外活动非常有限，学生对自己到营利性大学学习有着明确的目标――入学、毕业、找工作，他们需要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学生和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甚至“老板”和教师之间多少显得有些冷漠。学生之间很少交往和开展活动，教师之间也很少讨论如何使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如何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使学生提高道德水平，更不会去注重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老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时候也是建立在雇佣的基础之上的，在营利性大学工作的教师不享受终身制，一旦“老板们”认为某位教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老板将毫不犹豫地辞退他。笔者认为，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也要受到重视。一方面，这些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在无形中影响和调节着营利性大学的招生人数、办学规模和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能够帮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有助于帮助他们形成完善的人格，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而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2.社会公平：入学机会与就业
福利经济学寄希望于一种公正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把公平定义为机会均等的一种形式。所谓机会均等，并不意味着个人一定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全部教育，但这确实意味着，在不考虑被认为是不相关的任何其他因素时，任何人都应得到跟处于同等教育条件下的任何其他人同等的教育。[2]即：如果甲、乙两人具有相似的偏好和能力，那么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就应该是相同的，而不要考虑家庭收入、父辈的人际关系等一些完全不相关的因素。
据统计，在营利性大学攻读学位的学生以少数民族的已婚女性居多，他们通常通过财政资助、贷款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方式来支付教育费用。[1]营利性大学通常把校址选在居民点，学生入学无门槛，学校有时还帮助学生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财政援助。学生大多来自社会背景较普通的家庭，或是他们之前就读于较普通的高校或冷门的专业。营利性大学把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作为自己经营的主要目标，办学的重点是和自由市场经济保持协调发展，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营利性大学的业务推动因素之一是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一点就体现了经济机遇和社会利益的适切性。
为了取得较高的就业率，营利性大学在课程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营利性大学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专业设置的理论基础，对学校的发展有着明确的市场定位，课程设置是紧跟市场需求的。有什么样的市场需求，营利性大学就会设置相应的办学方向，他们开设的课程具有针对性，一般开设市场需求量大而没有或缺少市场供给的课程，以应用型知识为导向，专业分布在各个层次，同时，也针对学生需求开设了专门课程。为了能及时把握市场风向标，他们密切关注大都市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准确定位雇主所需要的人才的学术背景，并把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技能融入课堂教学。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受雇于营利性大学的教师不但不享受终身制，而且，一方面他们需要具有学术资格，另一方面他们还需具有与其专业相关的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学校之所以选择具备这种资质的教师，是希望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工作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事实证明，营利性大学对课程和教师的定位如此精准，毕业生的高就业率就是最好的证明。来这里上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家庭条件不优越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实践中的这种优势为他们在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竞聘同一岗位时营造了更为有利、相对公平的环境。虽然营利性大学的主要宗旨是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很可能同时培养了知识、技能水平更高的民众，帮助年轻人理解了美国的风俗传统、社会，也给予了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在叩开职业生涯大门时以一臂之力。
三、结束语
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教育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重要。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教育能够增进快乐和幸福感，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愉悦，还有物质上的回报，即使这种回报存在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用工歧视、专业限制等时代背景下。通过对美国营利性大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其现状的描述，从福利经济学的视域审视了美国营利性大学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表现。在保证学生、校方经济效率的同时，营利性大学也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尽管其在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在兼顾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这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理查德・鲁克.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M].于培文,译.
关键词 技术 知识 演化 隐喻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57-05
一、技术知识本质论的发展及其局限
自莱顿(1974)的经典论文《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将技术简单当成人工制品的认识局限逐渐得到了纠正，技术的知识内涵与本质开始得到承认。著名技术哲学家邦格(1983)从真知(truth)与行为(action)关系角度提出技术是关于行为过程的知识。此后，技术本质乃是各种相关知识集合的论调逐渐成为技术分析的主流观念，这主要有两条进路：其一，从技艺、技能、技巧的知识化、理论化的角度，认为技术是关乎“实践技巧的学问”，经验形态的技艺、技能、技巧最终能够上升为一般形态的技术理论(technological theories)，因而技术可以构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其二，从当今主要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形态转化来看，认为技术可以被理解为是科学的应用，科学形态的知识在应用过程中转化为技术知识。以此为指导，人们不仅研究技术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如科学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也开始触及技术知识集合的内部结构问题。例如，受波兰尼的启示，人们区分了技术知识集合中的默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从知识适用性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一般(generic)知识和专用(special)知识；从功能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制造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知识。沿着这种分析范式，人们很自然地将知识创造和知识整合作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关键，将知识复制和传播作为技术扩散的实质。
技术知识本质论在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新增长理论在试图寻找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时，毫不犹豫地将人力资本投资、R&D费用等促进知识增长的因素作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变量，技术进步被等同于知识积累，技术知识本质观的信念一览无遗。而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中，把知识存量的增长率等同于技术进步率的做法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比如施穆克勒和曼斯菲尔德就将“技术”(technology)直接定义为“工艺技术知识的集合体”。不仅技术哲学和经济学领域，在管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技术知识本质论都俨然占据了主流地位。
相对于将技术本质理解为以技术工具为形式的人工制品的观点而言，技术知识本质论抓住了技术的知识内涵，更有利于人们理解社会经济中的技术交换、技术变迁等现象，甚至也能对较为流行的技术能力论等其他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但这种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本质论仍有其局限。首先，技术知识本质论容易忽略人工制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技术视为各种相关知识的集合，突破了把技术简单视为人工制品、只看到物化技术的认识局限，但与此同时，技术知识本质论也有将人工制品完全还原为知识的强烈倾向，容易将技术与人工制品的关系割离，忽视技术的物化特征，从而走向与技术工具观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其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有等同论和知识泛化的强烈倾向。正如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所出现的那样，技术知识观容易导致把技术和知识二者完全等同的倾向，将技术创新和变迁直接等同于知识的创新、整合和扩散。但是，技术和知识毕竟有所不同，等同论势必将与技术相关的所有要素都视为知识，存在将知识概念泛化的强烈冲动。再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无法有效处理技术的嵌入性特征。技术是嵌入于一定组织制度、一定历史文化、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技术，这一点在技术社会形塑论(SST)者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技术嵌入性是技术知识论难以处理的，要么将知识概念泛化用以解释这种嵌入性，要么将技术的这种嵌入性忽略不计。最后，技术知识本质论的整合力和解释力差强人意。技术范畴本身纷繁复杂，每种技术观看到了技术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理想的技术分析范式势必要求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和现实解释力。然而堪称主流的技术知识本质论并不尽如人意，不能很好地将人工制品、社会嵌入性等技术特征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其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也就差强人意。例如，其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一百年之后，也难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者德国等诸如此类的技术现象。
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和生物学隐喻
技术知识本质论虽然占据主流，但亦有不少异议者。美国著名学者内森・罗森伯格沿袭马克思的思路，坚信技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技术史学家乔治・巴萨拉则执着地认为“技术和技术发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学知识，也不是技术开发群体或社会经济因素，而是人造物本身”。最具影响力的异议者来自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自1981年纳尔逊和温特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以来，倡导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截然不同的思维和方法的演化研究范式开始获得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呈指数化增长之势，大有掀起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演化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主流均衡经济范式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坚持用达尔文主义替代均衡范式所信奉的牛顿一笛卡尔主义世界观，认为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强调经济个体的异质性和有限理性、经济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时间性，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
演化范式发展到现在，虽然还比较庞杂，分歧也还广泛存在，但其基本思维特征和分析框架已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新古典主义研究纲领的替代物，一般认为演化范式具有以下基本思维特征。其一，个体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传统均衡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代表)假设是类型学思考的产物，这就排除了多样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有效分析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则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的群体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其二，有限理性。传统均衡范式中，经济决策要求具有完全信息，且决策者具有完备的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即完全理性。在现实当中，人即使在确定的环境中，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
决策相关因素的复杂性而无法做出最优化的决策，西蒙把人的这种不完备的决策能力叫做有限理性。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不应是假设人具有处理信息的完备能力，而应从实际出发，从有限理性出发；其三，历史重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时间和历史的概念，经济的均衡是瞬时达到的，并且是可逆的，其理论只是讨论一种最优化的结构，而不考虑变迁过程的历史性。演化经济理论则认为经济社会中不可逆转的变化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和时间概念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构建与演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分析框架上，演化经济学认为任何演化过程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变异(vari-ation)、再现(recurrence)和选择(selection)。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共同保证演化的进行(例如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变异一再现一选择”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演化过程，也正是达尔文主义的主要逻辑规律，由此构成演化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重新审视技术与知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其倡导的隐喻研究方法令人不禁联想到生物学基因型和表型理论。基因、基因型和表型是遗传学的基础概念。早在19世纪中叶，孟德尔就提炼出遗传因子的概念。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对代表可遗传潜在性的基因型与代表潜在性实现的表型作了区分，认为基因型是遗传的本质部分，并正式把孟德尔所谓的遗传因子定义为基因，即基因型的基本单元。1944年埃弗里等证实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后来的研究表明，基因是DNA分子上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单位。通过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DNA序列能够被转译成蛋白质或RNA，部分DNA序列还参与这种转译过程的调节。基因通过准确的复制可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后代，通过转录、翻译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等过程可将遗传信息表现为特定的性状，这被称为基因表达。而一种生物的基因组成称之为基因型，代表生物遗传潜在性的总和。显然，基因型只有通过其特定的实现、其与环境相互作用时的表达、通过其表型展现出来时才具有意义，这种特定的基因型表现的性状则被称为该基因型的表型。基因与性状(表型)的关系大多不是一对一的。一方面，一个基因常常可以影响几个不同的生物化学过程，使各个相应的性状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生物的几乎每种性状都受几个或很多基因作用影响，各基因一般只对该性状独立地起到一份作用，这种现象称为基因的多效性。而且，基因型代表的只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基因对表型的效应严重依赖于发生反应时的物理和化学环境，亦即从基因型到表型，离不开生物体内外环境条件的作用，一个基因是否表达以及表达的程度受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表型上是基因型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演化生物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关理论为理解技术本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类比和参照。
三、演化范式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遵循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分析框架，通过隐喻演化生物学的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相关理论，技术本质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关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是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其变迁是一个广义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这意味着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首先，从功能维度看，技术是关于生产即转换的指令。每种技术都代表一组从投入到产出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所谓不同技术是指在这个生产或转换过程中采用了不同原料、不同能源、不同机器设备、不同组合比例或生产了不同产品等等，亦即指令的改变。正如莫克尔(Mokyr)所指出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组关于如何做事的指令。当然，作为“指令”的技术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和增加人们的某种效用，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技术与自然界进化出的种种以增加生存概率为目的的生物技能(skill)并无本质不同。
其次，从空间维度看，技术是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如果我们将某种特定技术记为入，其对应的技术知识集合记为Ω，那么λ和Ω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生物表型和基因型的关系，技术知识集合(作为基因型)限制各种技术(作为表型)出现的可能性，但并不单独决定出现哪种技术，技术知识在一定内外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表现为特定的技术――即表型，而技术创新则可理解为表型的变异，这种变异既来自于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的变化，也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这种生物学隐喻是富有启发的，因为我们对基因如何产生表型的理解要远远多于我们对知识如何产生技术的理解，这种隐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和更好地处理技术一知识等同论所不能处理的制度和环境嵌入性等难题提供了一种良好视角。
最后，从时间维度看，技术是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新技术的产生与技术变迁都是一个变异一再现一选择的过程。由于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度繁殖能力和生存压力，人们必须对生产过程中可以使用的众多技术进行选择，这样，选择过程发生于λ之中，技术变迁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新技术的产生及其适应性选择问题。而新技术的产生显然受到技术知识Ω的限制和影响，技术知识Ω的变化同样可以理解为一个变异一选择过程，因此，选择不仅发生于技术入中，即现有技术被选择使用，也发生于技术知识Ω中，即新知识被接受或被拒绝。普遍达尔文主义指导着技术创新和变迁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生物隐喻也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比如生物学中一般不允许从表型λ到基因型Q的反馈、生物进化的选择与再现是严格区分的、生物基因信息一般与载体同存亡、基因交流受种属限制等，但诸如此类的生物学原则和要求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技术现象。此时，牢记演化经济学使用隐喻的宗旨是有益的，经济学不应自甘堕落为生物学，隐喻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技术与生物演化的准确对应，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技术现象。
四、从技术知识论到技术演化论
技术知识本质论难以有效地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难以将二者分别强调的环境对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和技术的物化特征纳入自身分析框架。相比之下，技术演化本质论则具有更强大的理论整合能力和现实解释力。其关于外部社会环境选择作用的见解、对技术本身内部因素作用的认识以及基因型与表现型原理的运用，使之具备了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把技术知识当成技术进化的底层因子，就能将目前主流的技术知识论整合到这种演化分析范式之中。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同时赋予技术演化本质论强大的解释力，很多技术知识论和均衡研究范式下无法提供良好解释的技术现象都能在这种演化范式中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例如，基因型和表型关系原理为理解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近百年之后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而环境的选择作用则能为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德国提供良好的思路。不仅如此，演化范式也能为深入研究李约瑟之谜、苏联技术困境等重大且争论颇多的技术现象提供一个更新颖而富有前途的视角。
生物科学的发展不仅验证了进化理论的科学性，也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使之日益渗透和影响到人类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与此同时，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也对人类思想的演化范式提出了直接要求。量子力学理论、混沌理论及包括随机过程在内的现代数学理论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类以一种演化世界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正如古木根社会科学重建委员会的一份权威研究报告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伯格森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了对理性的怀疑和对时间、演化与创造的肯定。科学哲学领域，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体系风靡一时，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社会学派或称历史主义的出现很快使得波普尔和他的学派黯然失色，该学派坚持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家的社会心理结构对这个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并非波普尔所说的理性自然发展的逻辑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技术演化本质论非常契合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现展方向。
五、结语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观；急功近利；短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1-05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资本家必须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和交换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只关注其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因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服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面对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应对理论和对策，但是受其理论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制约，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问题还是对自然条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必然表现出其狭隘的视野。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眼前的利润，其发展观是急功近利的，缺少长期的目标和对策。
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摆脱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土地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土地和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土地和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绝对限制这一观点。斯密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与土地的年产物的全部商品。因此，当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已经达到其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时，将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工资低落到仅够维持现状，资本达到饱和程度，利润非常低。然而，斯密是在讨论资本利润时顺便谈到这一点，而且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资本是否能够和如何获得最大利润，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如何节约自然资源，以使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虽然马尔萨斯首次提出了人口增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之间存在矛盾，提出了环境负荷问题，认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李嘉图提出资源报酬递减规律，认为它是制约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给予自然资源极大的重视。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仍然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问题。而且李嘉图、马尔萨斯等提出的人类发展在土地资源制约下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经济增长最大制约等观点，也没有受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们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最终使交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达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由于市场本身的不完备，特别是市场交易信息不充分，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往往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的结果，是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那么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便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现存的资源配置状态存在改进的空间，则意味着社会存在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产生浪费。此时，通过帕累托改进，就能提高经济效率。由于这种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帕累托改进也是相对公平的，即帕累托最优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只是在抽象地讨论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机制，其关注的是可利用的资源怎样有效率地使用，并不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在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中，效率并不包含生态效率，公平并不包含环境和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公平。
由于市场配置的资源并不包括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因此，当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能把其归为市场失灵，即“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虽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却不能避免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性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出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又把当代社会无法在代际间公平配置环境和自然资源也归结为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用市场的内在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从市场机制外部的干预和调整来激励或者约束企业的行为。
但“新古典传统重点强调的是自由放任，只给政府有限的经济干预作用。这反映在他们尽管简短，然而确实有所研究的涉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著述中。”如，马歇尔（1890）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为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方法，但马歇尔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外部性利益问题。
卡普（1950）对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提出了重要论述，认为经济增长对环境具有深远的逆向后果。卡普讨论了来自生产过程而被传递到外部的社会成本，如，对冰和空气的污染会损害人体健康，减少农业产量，加速物质腐化，使水生动植物灭绝，并威胁饮用水源等。
巴特尔（1958）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它们大规模出现的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这使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这些为许多人共有的资源。通过在所有经济活动领域制定严格定义的、可传递的、市场化的产权，这种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说，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未能全面地应用资本主义制度方法。
科斯（1960）进一步提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么，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就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各方自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科斯反对政府建立统一标准、依靠税收和补贴等进行干预，认为在一个有明确产权规定的自由市场环境中，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定能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实践中，科斯的方法在涉及的谈判者数量很少、影响范围明确时，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如，解决某一地区工厂排放的烟尘对该地区的危害。但科斯的观点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认为其有较高的谈判成本，而且对于环境污染的外部影响散布较广的地理区域，以及代际间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问题，运用谈判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用由需求决定的边际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给决定的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将焦点放在供给不同，新古典著述家强调需求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值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数量收入的个体，将能够对市场上可获得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做出选择。如果个体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就必定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据，那么他们就以诸如此类的方式配置他们的金钱，以使得最后一镑花在恰好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而不是花到其他任何东西上。”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被降低了。因此，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其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使得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许多人共有的资源；认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便不需要政府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或者产权交易，即可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把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在能否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稀缺资源的价格上升，从而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并没有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而且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自然条件质量下降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兴趣去研究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改善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极力主张通过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且极力为这种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和相关政策主张。
发达国家获得的环境改善的成果许多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基础上的。然而，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这种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以邻为壑”的做法终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结出的恶果。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长期目标和对策的发展观
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目标不包括环境保护的内容。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以激励资本投资为核心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仅带来了滞胀，还带来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不关注生态问题，因而其政策主张无法解决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而盛极一时。根据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而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被看成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成就。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增强经济实力，并在理论和实践中掀起“经济增长热”，也的确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繁荣背后酝酿着更难以克服的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因为从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实践中完全看不到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实现这个目标不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在鼓励国民高投资、高消费的促进经济短期增长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推动下，必然会埋下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建设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发展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强调社会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平稳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以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促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短期波动问题，致力于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者采取的态度是，“那些环境问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现在是不可能钻研得了的，因而不属于他们的真正课题；在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重点是且应当是短期问题。”这一明显具有局限性的研究目的和视野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可能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不能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观并不包含长期目标和对策。
后凯恩斯主义（也称新古典综合派）在保留凯恩斯主义理论要点基础上，对滞胀、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源不足从而是否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如，索洛在其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消耗日益增加的问题。索洛认为，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样，每单位自然资源的边际产出率呈上升趋势，所以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枯竭的假设缺乏技术上的依据。索洛指出，《增长的极限》提出的零增长是把零技术进步当做出发点，零技术进步下的零增长不能缓解资源供给危机，反而会加速资源枯竭，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
后凯恩斯主义提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微观财政支出政策（部门优先发展政策）和微观财政收入政策（税收结构政策）影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可见，后凯恩斯主义对资源供给问题虽有所关注，但其关注点还是在经济增长上，目的是要证明经济增长和稳定增长的概念没有过时，而没有对资源环境问题做系统研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相关对策。
三、庇古关注经济福利的国家干预发展观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庇古的国家干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观独树一帜，因此有必要单独进行概述。庇古提出，外部性是双刃剑，既包含利益，也包含成本支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总是有效运行的，因此存在很大的空间，供政府为推进经济福利的提升而进行干预。据此，庇古提出，政府既应当保护现代人的利益，也应当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杜绝过度和非理性的贴现现象。政府既是当代人的受托人，也是未来人的受托人。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依据法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避免本国可耗竭资源的过度开发。庇古提出了政府应该实施的三条政策措施：国家补贴、税收、立法。其中，庇古税被认为是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使企业自动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在理论探讨上，由于税收涉及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所以争议很大。在实践中，庇古提出的三条政策措施被许多国家所采纳，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在逐步扩大环境保护立法的范围。
四、结语
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针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经济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立法等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利用市场机制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通过企业的自主行为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问题；提出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从而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试图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内生化，以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思想还是强调，只有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以更高的经济效率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古典、新古典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虽然对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大多纠缠在资本的获利和经济增长问题上，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实质性推进。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贫困国家之间展开自由的市场竞争，那些急功近利的资本所有者来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不发达国家，廉价使用自然资源。这虽然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把自然环境的恶化留给了不发达国家；把廉价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变为发达国家维持高消耗、高消费生活的重要来源；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依赖其投资和向其出口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发达国家必然遭受沉重的打击；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不发达国家并没有消除贫困，而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加剧了支配生产力发展的不公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结果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共同和可持续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的主张是天方夜谭，因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和由此决定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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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视野中的休闲研究
经济学家从效率视角考察休闲。而凡勃伦（ThorsteinVablen）、贝克尔（GaryS．Becker），林德（SteffanB．Linder）、格鲁诺（ReubenGronau）、摩利伽尼（CaseyB．Mulligan）是其中的几座丰牌。
凡勃伦（Vablen，1899）是最早致力于休闲概念研究的经济学家。在凡勃伦看来，休闲是不制造财富的时间消费，它来自那种认为生产劳动毫无价值的观念和显示提供悠闲生活的财力的需要。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的基本社会范畴是比富、引人注目的闲暇和引人注目的消费。而贝克尔则致力于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工作、休闲二分法。贝克尔（Becker，1965）指出，不应把休闲作为一个独立范畴，所有休闲都含有某种消费，所有消费活动都含有某种休闲。人们不是在工作和休闲之间选择，而是在不同的消费活动之间抉择。市场活动时间（工作）与非市场活动时间（休闲）的最佳组合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
林德（Linder，1970）则从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出发，使用经济数量模型得出了一个与时间密度有关的休闲悖论，即从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在时间的稀缺性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理性的行动者越来越不幸，因为人们将放弃耗时多而耗费商品和劳务少的沉思式的活动，而对那些耗费商品和劳务甚多但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活动则情有独钟，趋之若鹜。林德认为，自从我们把休闲看成一种商品以来，商品交换及其它经济和技术的价值就是要竭立剥夺我们的休闲，从而对我们重新思考进步的目的提出了挑战。
1937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格鲁诺（Gronau）是西方休闲经济研究集大成者。格鲁诺先后供职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多所大学，1978-1992年曾在世界银行工作。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格鲁诺就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时间的家庭分配：家庭主妇的价值》(1973)、《以色列妇女的时间分配》(1976)、《休闲、家庭生产和工作：时间分配理论回顾》(1977)、《家庭生产：一个被人遗忘的产业》(1980)及《消费技术和家庭内资源分配——成人均衡规模的重新考察》(1988)等多篇学术论文，对休闲和家庭时间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入新世纪，格鲁诺对休闲的研究更为系统，实证性更强。在其与哈默麦什合著的论文（Gronau&Hamermesh，2001）中，作者以澳大利亚、以色列、荷兰、瑞典、美国和西德1985-1994年的时间预算调查为基础，运用家庭生产模型的框架阐述了由不同活动的机会成本引致的需求差别，并发现了家庭间休闲活动差异性的规律。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摩利伽尼（Mulligan，2002）用实证性评价竞争均衡模型及把其扩展至非竞争状况的新方法，直接测度了美国经济1889-1996年期间劳动—休闲扭曲的情况。Mulligan的研究发现，1889-1996年以来，劳动—休闲扭曲呈平衡发展，但大萧条期间、二次大战和20世纪80年代除外。边际税率与劳动-休闲扭曲有点相关，但不能解释大萧条、战时和20世纪80年代的扭曲。垄断工会主义可以解释大萧条扭曲的一小部分，而工会地位的下降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扭曲。总体而言，消费、工资、工作每隔10年的波动与劳动供求的简单数量模型是不一致的。
二、管理学视野中的休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休闲服务项目的增多和休闲产业的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从管理学视角关注休闲的营销、规划、经营和管理，相关研究成果也开始增多。其中德莱弗（Beverly，L.Driver）、哈维茨（MarkE．Havitz）和麦克维里（RonaldE.MaCarville）等人的研究较有份量。
德莱弗(Drive)在休闲管理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基于益效的管理（Benefit-BasedManagement，简称BBM）及由BBM进一步发展而成的休闲益效方法（BenefitApproachtoLeisure，简称BAL）。1989年，他与席莱尔（Schreyer）合作发表的《休闲的益效》一文，首次提出休闲服务项目的管理不能只袭用其它领域的管理方法，而应从一个休闲服务项目能给有关各方带来的益处着眼，从整体上对之进行规划和管理。他将广义系统论的理论视角与现代管理和规划方法结合起来，指出传统的管理是着眼于休闲活动，以管理为目的，将重点放在建立休闲设施和推销休闲服务上。如果把一个休闲项目视为一个系统的话，传统的管理基本上只看到了输入系统的投资和维护所需的资本、项目管理人员及其技能、休闲设施及推销方法等因素。德莱弗要人们先着眼于系统的输出，即项目能带来什么益处，然后去考虑如何规划和管理。这样，系统的输入与对系统的管理都只是手段，目的则是使项目给有关各方带来的益效最优化。
哈维茨（Havitz）教授是休闲管理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1987年就获博士学位的他，先后在美国伊阿华大学、俄勒冈大学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赢利与非赢利机构的营销、消费者行为、休闲与失业等方面，代表性作品有：《商业部门和公共部门对两类休闲活动抉择的偏好分析》（论文）、《公共休闲服务营销：不后悔的乐观者的一些（临时性）悲观视角》（论文）、《非在业成人的多元世界：休闲价值、生活方式和福利》（专著）。在这些论著中，哈维茨指出，劝导性信息会对人们购买选择性公共和商业娱乐服务产生影响，因此，必须树立休闲服务营销的观念，通过营销改变休闲者的偏好和活动。
麦克维里（McCarville）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娱乐与休闲学系的教授，研究重点是休闲营销、管理和消费者行为。近几年，麦克维里教授致力于服务质量对休闲者经历的影响以及参与者对服务失败反应的研究，成果卓著。通过一系列在不同价格情形下监控顾客期望的试验，他发现了参与者对不同价格模型的反应，以及服务质量对不同休闲者经历的反应。在《通过市场行为改进休闲服务》这本专著中，麦克维里对未来休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洞见。
三、简要述评
审视国外休闲经济与休闲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休闲经济管理理论仍处于一个相对活跃发展的时期，理论创新成果丰硕。但必须指出的是，休闲经济理论虽已有100余年的研究历史，但目前对休闲的研究还依附在家庭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上，没有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体系，也没有得出大量的普遍性结论。至于休闲管理理论，研究的视角较为狭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发展。因此，对于休闲经济学与休闲管理学而言，在理论思考、实证分析和政府研究方面，加强休闲分析方法的基础，进一步探讨现有的应用领域，以及发展全新的应用领域，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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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樱紫）
【关键词】统计学;市场经济;管理研究
统计学一直以来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都是具有比较显著推动作用的，当前市场经济管理活动同样离不开有关的统计学原理，笔者将在下文对于统计学在市场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详细探究。
一、市场经济管理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发展成熟，并且迈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简单说就是市场的发展模式已经由原先的高速发展转换为平稳、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更多的大型企业同样需要及时进行转型调整适应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当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经济管理制度的优劣对于生产的经济效益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所以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借助统计学的原理进行管理指导，帮助工作人员对于经济管理工作做出更加深刻的理解。另外市场虽然是一张无形的手，但是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必然会引发很多方面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健康长久发展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监督和调整，如若不然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统计学有关概念介绍
(一)统计学概念统计学是一门社会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获取必要的信息资料，对于这些资料进行整合分析从而对于测定的对象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和预测。这门学科已经具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后期，这门学科在西方比较先进的国家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发展，很多比较优秀的测试方法同样被研发出来。在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的21世纪初期，统计学的发展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运算的效率和准确性被大大提高，在21世纪的今天，统计学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对于高层的管理作用非常显著，很多企业生产运营的大小环节需要该学科的帮助支撑。统计学的全面发展对于市场经济管理的研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大部分的数据研究分析工作都是源于大数据的统计结果，统计学为市场的经济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基础知识，为日后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和道路。
(二)市场经济管理概念市场经济管理主要由经济和管理两个不同方面的内容组成。首先对于经济而言，这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探究价值在生产环节中的分布规律以及基础的概念解释，进一步讲就是在整个生产的行业中任何环节都会产生一定的生产价值，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而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这种生产活动找到这个生产规律。其次管理学的主要工作就是集合很多社会学科的内容，主要研究社会上各种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市场经济就是属于这个方面的内容。在市场经济管理活动中主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手段对于各个生产环节进行比较高效的分配和应用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三、统计学对于市场经济管理的主要影响
(一)统计学在市场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上文已经简单介绍了关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概念，统计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进入21世纪之后计算机技术将这门学科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高度，统计学在市场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统计学能够体现的作用主要可以归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统计学在市场经济管理过程中能够通过足够多的数据分析直接解决管理中的收入报酬问题。自从我国在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来，体制的变革直接影响并且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各类经济活动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发展，这个过程中的问题也就比较突出明显，参与市场工作的个体薪酬问题也就越显突出。站在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市场上的任何个体部分都是属于市场生产参与人员，达到国企老板，私企管理人员，小至生产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在不断劳动和制造的过程中生产的价值和薪酬之间存在的关系是每一个人员都在关注的主要问题。当前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搭建一个比较公正的平台。统计学能够利用计算机搜集的数据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指标，保护所有生产者的自身利益，或者将利益受到的伤害相对降低，在很多的大型企业中通常都是直接采用数学统计公式和信息数据对于员工的薪酬进行计算，并且在计算的过程中遵循制定的原则。统计学的引入能够对于市场中的各项经济业务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数学计算公式不仅可以帮助有关公司解决员工的薪酬分配问题，对于社会的运营，市场经济的管理同样具有比较深刻的意义。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息量在不断增长，因此很多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够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数理统计工作人员为了能够迎合市场的发展方向正在结合科学技术在统计学方面做出更加多元化的拓展工作从而满足不同行业的发展需求。相关的事业单位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进行制定时需要统计学的帮助建立一定的指标和变量，借助部分的统计学知识和分析软件能够很大地做到这一点。目前比较流行的统计分析软件在市场面都是可以直接获取的，并且应用比较方便，对于大部分的统计学家而言能够帮助他们节省大量的工作时间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相关的统计软件必然会更加高效便捷。
(二)统计学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正如上文所描述统计学在经济管理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作用，能够帮助企业解决很多实际性的问题，下面将分别从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审计业务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统计学原理能够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起到比较良好的作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信息搜集，处理，分析等不同方面，为企业营销管理活动中的每一个细节提供一个比较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应用统计学的知识能够帮助业务销售部门更加深刻详细地分析市场中客户的满足度和忠诚度，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比较精确的数值，从问卷调查中发现销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对于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不仅如此统计学知识能够对于销售市场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按照数据模型中因子和基数的变化去进行策略性的调整对于营销群体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其次统计学原理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同样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前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归根到底还是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竞争。而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高低将是直接决定人才的应用程度。企业无论在进行内部的制造工作还是进行外部的业务处理工作都是在人为的控制模型下进行的，究其根本还是以人的活动为根本运行单位的，如何能够对于企业的各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分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当前的统计学原理能够有效完成这个任务，但是需要相关的管理人员立足整体，对于各个部分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策划工作，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充分协调配合。统计学有关原理在企业的事业审计业务中同样能够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计算机算法技术的不断更新，大量的数学模型能够在计算机系统中被不断更改和推进，这些模型的使用都是在推进统计学原理的发展。有关企业单位可以借助这些原理处于审计的业务，在进行业务分析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相应的抽样方法，但是一种结果往往会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因此还需要工作人员强化数学模型和统计学之间的关联从而制定出比较灵活实用的分析方法。
四、结语
关键词：美国；反托拉斯法；经济理论；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是经济学家较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领域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经济分析现象，经济理论对有“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之称的反垄断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历史最悠久、制度比较完善、反垄断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即便是欧盟的竞争法有其独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学习之处。本文试图对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历程
反托拉斯法作为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手段，其产生、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政治背景、价值观念、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曲线。在这个历史曲线中，尤为明显的是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可以说，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背后都有经济理论的支撑。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早期自由竞争理论与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形成
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强调自由竞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由竞争促进公共福利。垄断损害经济效率。垄断与竞争是对立的两极，竞争的高效率意味着垄断的低效率。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促使经济趋于均衡。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也同样主张自由放任。在这些经济原理的直接影响下，随着工业迅猛发展之后的企业组织规模扩大所引发的经济集中和产业垄断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畏惧、担忧，并最终导致了以民粹主义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反垄断立法浪潮。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法》，1914年国会制定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实践表现出对“竞争者的保护”，通过对原子式企业的保护达到维持市场竞争局面的目的，因此对巨型企业和企业合并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恐惧。有两个典型案件能够反映这种执法指导思想：一个是北方证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另一个是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终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并且明确相互间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尔曼法》颁布实施的早期，围绕国会制定《谢尔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论争议是非常复杂的，法院对《谢尔曼法》的适用也是模糊的。实际上，美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不同时期，都不会出现一种单纯的、整齐划一的执法和司法局面，某种经济理论和执法理念起主导作用仅仅是相对而言。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不同时期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二)凯恩斯主义与本身违法原则
1936年，反映凯恩斯主义思想基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本出版。凯恩斯主义一改传统经济学放任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干预在市场稳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现代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罗斯福政府开始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经济理论，为后来的哈佛学派兴起进而从微观经济学层面倡导市场垄断规制提供了前奏。从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国实施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影响。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先后制定了几部比较重要的反垄断法案，它们主要包括《罗宾逊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罗宾逊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条款的适用范围，详细列举了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因而也被为“反价格歧视法”。《米勒一泰丁法》通过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允许转售价格维持
，保护小零售商，以达到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把企业虚假广告纳入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范畴，由此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广告行为的审查。从以上几个法案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竞争行为纳入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干预主义倾向。
在司法上，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本身违法原则虽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现，比如密苏里州船运协会案和美国诉联合交通协会案，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态度还处于徘徊状态。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伦顿陶瓷公司案中对本身违法原则的阐释，虽然可以说是对该法律适用标准的一个经典梳理，但是这一原则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确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价格的协议是违法的，不管由此产生的价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还给本身违法原则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例如，虽本身没有采取价格联合行为，但实际上具有固定价格的目的或者产生固定价格后果的联合，均视为本身违法。此案除了阐述本身违法原则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违法”这一反垄断法适用的经典词语。
(三)哈佛学派与结构主义
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哈佛学派的兴起，结构主义在美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反托拉斯法进入一个相对更为严格的历史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哈佛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在这一单向的因果关系中，市场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佛学派认为，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进入壁垒，其中市场进入壁垒是核心变量。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运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对很多大企业发起“肢解行动”，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国铝业公司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典型案件是布朗鞋业公司案，法院对此案的态度是：“效率不能构成辩护，而且显示兼并会带来的效率正可被用来攻击兼并，理由是小的对手将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几个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续对布朗鞋业公司案的态度，并逐步确立了“结构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合并规制实体标准，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反托拉斯的严格程度。
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立法上也有所体现，《塞勒一凯弗维尔法》与《哈特－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就是最好佐证。《塞勒一凯弗维尔法》对《克莱顿法》第7条进行了修改，补充规定购买资产作为企业并购方式之一，从而扩大了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范围。《哈特—斯科特一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创设了企业合并前的申报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进行申报，加大了政府对大企业合并的事前控制。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对整个反托拉斯法实施产生普遍性影响。
(四)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兴起。芝加哥学派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效率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因此，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该学派侧重对企业行为的分析，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场集中是由于企业的效率提高从而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结果，那么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场绩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适用“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从长期看，在没有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政府法规限制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过程是有效的，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虽然市场会失灵，但政府干预也同样会失灵，因此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由于国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开始理解并普遍认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在70年代初开始逐步由传统的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在这个阶段，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起的针对支配地位企业行为的诉讼，除少数例外，大多以失败告终。最高法院在大陆电视公司诉gte西尔代尼亚公司一案的判决中，将纵向非价格限制纳入合理规则分析的范围，推翻了10年前施维恩案确立的非价格垂直限制的本身违法性。最高法院特别引用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强调对经济效果的分析，为评价托拉斯行为提供了合适的基础。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案的态度转变和处理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执法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向。
在企业合并问题上，80年代对合并指南作了两次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结构逐渐由“决定性因素”转变为“参考性因素”，大大放宽了相关市场的边界。1982年至1986年间，向司法部提交的5万件合并申请遭到明确反对的只有81件，许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对的合并都得到批准。
(五)新产业组织理论与反垄断综合执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美国达到顶峰时，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界通常也把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统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不是被动地对给定的外部条件作出反应，而是试图以策略行为去改变市场环境，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从而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新对手进入市场。市场结构和绩效是企业博弈的结果，并取决于企业间博弈的类型。这样，哈佛学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逻辑上循环和反馈的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的互动关系。虽然新产业组织理论也认同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但该理论对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学派，采用更加动态的策略行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学派的静态的价格一产出分析框架。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实现了对限制进入定价、默契合谋、广告、产品扩散、技术创新、设置进入壁垒等策略行为的动态分析，对各种复杂交易现象的动机和效果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家开始找到对丰富多彩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方法，使得现行的产业组织理论更加具体化、复杂化和贴近于市场现实。
柯达诉图像技术服务公司案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该案的关键问题是，柯达公司在主设备市场上没有市场优势，其在维修服务和零件市场上能否形成垄断力。最高法院首次较大篇幅地运用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新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强调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来代替对市场现实的细致分析是危险的。柯达一案标志着最高法院对芝加哥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产生了质疑，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在法庭审判中有必要对策略行为加以详细分析。自此，大企业的策略行为开始受到反托拉斯当局的认真对待，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和法院的采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也从前一时期的过于宽松逐步转向温和的干预。无疑“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鼓舞了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起对支配性企业的检诉案件，但是反垄断规则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反托拉斯执法还特别关注国外企业的竞争、国际卡特尔行为，甚至在反托拉斯执法中优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外部因素，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波音与麦道合并案汹’就是典型案例。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欧洲空中客车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分析企业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全球市场进行分析，还要考虑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和保护本国企业的问题。
二、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相关性的评论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对应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的指导作用，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与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范式具有正相关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分析方法在反垄断法的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反垄断实践需要“经济理性”提供一种经验支持。经济学家及其经济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体制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竞争成为治理经济的优位机制。整个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法与主张政府对经济广泛介入的政策艰难地共存。经济学家在辩论中通过阐述压制竞争措施的代价，来告知人们竞争的相对优势。第二，经济学知识在反托拉斯执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前半叶，人们在法院的判决中很难发现经济学的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影响开始增强。今天，随着经济学观点在法学的日益渗透、司法对经济学理论明确且广泛的倚重以及经济学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机构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制度化了。
从总体上看，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和司法实践与经济理论分析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反托拉斯实践变得更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经济学的参与和经济逻辑的引进，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实践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垄断实践的一个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评析美国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发展历程的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要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理论是特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结果。之所以出现不同经济理论主导不同时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实践，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理论是衍生物，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仅仅是个法律
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传统竞争意识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或者部门法)而言，它更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各方面的综合反映。比如，《谢尔曼法》的出台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既有美国早期反抗英国王室的特许经营而形成的反垄断传统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出自于对早期自由竞争理论的信仰，信守小企业和农场的存在才是代表独立和平等的产业组织形式，进而认为经济集中会影响政治民主，要把经济分散化作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这些经济理论和思潮都是在美国内战后工业飞速发展、社会出现商业巨头和滥用市场支配力的大环境下才进一步进发出来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谢尔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经历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综合执行等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适用上的摇摆、徘徊与交叉，时而严格时而松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情况出现了变化，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执法指导思想和执法方式，适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因此，惟有从经济理论与社会现实交互作用的视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认清经济理论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
2.经济理论要指导或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首先，经济理论自身的多样及繁复使得法官和执法人员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的问题。美国反托拉斯经济理论经历了早期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产业组织经济理论等几个阶段，而这些理论发展过程并非一种单向的“历时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时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联邦执法机构和一些司法判决将经济效率作为合并分析的主要组织原则，但这一定向被批评为弱化了立法历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对有关经济、社会及政治分权的强调。在效率考量构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义仍然可以并确实影响着对特定交易的评估。“”这说明了经济理论发展及其适用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行，而是一种交叉存在。因而，不难理解哈佛学派理论虽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与芝加哥学派、新产业组织理论共存，成为“后芝加哥时代”反垄断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种经济理论的共存，选择问题就成为反垄断立法与执法过程中的首要问题，而选择的过程往往要受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也受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前见”和“偏爱”影响，这些都造成反垄断实践的不确定性，增加反垄断法的不可预见性和复杂性，从而呈现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实践指导的“漂浮不定”。其次，复杂的经济模型和数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执法人员依据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加了执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经济理论多以假设作为立论前提，初始假设条件的细微变化都足以导致有关结论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使得经济理论的运用多变且难以把握。因此，要让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反垄断法实践，至少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要设计出一种能够将复杂的商业行为准确地定性为促进竞争或者违反竞争的分析方法。二，将这些方法表达为适用于执行机构和法院的规则，并且给商业机构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定商业策略的基础。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启示
作为反垄断经济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中的经济理论运用情况，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反垄断法治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已在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规定中借鉴了美国一些反垄断经济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规定了界定相关市场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垄断者测试分析思路，充分借鉴了美国《横向合并指南》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但是，仅仅借鉴反垄断执法中一些概念和具体分析方法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垄断法发展与经济理论交互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机理，借鉴其发展历程所折射出来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从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的交互关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和可资借鉴之处。
1.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理论立基于市场实践，是市场实际运行的理论衍生物。经济理论在美国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运用，反映出了美国在反托拉斯法律实践中重视市场的理念，而不是简单地用政府干预去取代市场。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预市场，其目的还是在于构建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经济学的渗透对于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减少了寻租活动渗透到政策中来的可能和空间。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主要就是围绕如何科学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改革虽有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障碍与“瓶颈”逐渐显现。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场、企业三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晰，缺
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反垄断法领域表现为产业政策偏多，在一些领域产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直接参与了市场的建设、培育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形成了政府干预过多而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负效应。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政府转变职能提出了迫切要求。虽然在某些领域还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实现从市场建设者到市场监管者的转型。我国一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原因造成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就是市场干预之法。我们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就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干预也会失灵。因为政府干预需要成本；政府干预所依赖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流失对政府来说同样难以避免；政府干预过多还会出现寻租问题。在市场和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对比两者孰轻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选择。然而，放在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思维和惯性仍然强大、经济改革目标是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形势下来考虑，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应当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因为政府不是干预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国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
2.要明确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美国反托拉斯的目标虽然几经反复，但效率作为最主要的目标最终被确立起来了。新产业组织理论对效率的评价标准和分析路径与芝加哥学派尽管不尽一致，但是他们对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目标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效率范式”内部的纯粹技术性的差异。从逻辑上讲，只有把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经济分析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因为效率可以量化，可以通过经济分析获得确认，而像公平、自由之类的抽象目标，无法通过经济分析获得结论。国外历史上曾发生过不考虑经济效率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它们给经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点对反垄断法后起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国有企业经过30年改革才初显效率，甚至有些经济绩效的取得不是由于企业自身生产效率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是由于其占有稀缺资源的优势而取得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远未达到效率显著的境地，200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这样讲，中国企业竞争力总体不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那么反垄断法的意义何在?我国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不难看出，我国反垄断法承载着公平、效率、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四重价值目标。也许从理论上分析，这些价值目标可以协调一致，但放之于实践，其矛盾与冲突就很快显露出来：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企业效率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冲突甚至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等等。面对这些冲突，反垄断法能够承受这么多的价值目标吗?会不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为了保持法律的周延性和完整性，在立法上也许可以设置多重价值目标，但从实践运行的角度和更加理性的视角，务实的选择应当是突出一种价值目标。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应当突显效率这一目标。也许反垄断法规定的其他价值目标可以兼顾，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等价值目标也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些目标主要由其他法律来保障。正如波斯纳所言：“没有任何理由用反托拉斯法来达到与效率无关甚至对立的目标，比如促进小企业群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无论如何有什么内在价值都不能在反托拉斯的原则和程序框架下实现的目标。”
3.要培养法经济学人才。“徒法不足于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专业的执法和司法人员。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反垄断法具有更加明显的“空缺结构”，这是由垄断问题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的变动不居性所共同决定的。反垄断成文法相对开放的特征，要求反垄断执法人员和法官发挥“拾遗补缺”的能动作用，以填补法律空白。经济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分析判断企业行为是否具有反垄断效果的恰当方法，也是一种填补法律空缺的手段。而要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反垄断实践之中，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不仅要具备反垄断法律知识，还要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正如理查德·维思(richard whish)所言：“竞争法是关于经济与经济行为之法，对其从业人员来讲，掌握相关经济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反垄断法已出台多年，但是由于紧缺具备专门经济学知识且又通晓反垄断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反垄断法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在美国，不仅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事反垄断研究，而且像波斯纳、博克这样的经济学家还被任命为联邦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