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30 16: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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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状况1.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认识方面。20世纪初我国开始实施大学法学教育。始建于1912年朝阳大学与1915年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法学教育方面非常著名。在始建的初期，我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当时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孙晓楼、燕树棠等等相关的法学学者已经在该方面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述。孙晓楼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的专著《法律教育》中就明确指出：法律人才“一定要有一定的法律学问，这样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常识，才可以合时宜的运用法律；一定要具有法律道德，才可以有资格来执行法律”；“只有了法律知识，断不能成为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之外，再具备高尚的法律道德”，“因为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的人，那么该人的学问或技术愈高，就愈会危害社会。学法律的人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从而作奸犯科。”但是长期以来，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一直与法律职业脱离，走着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学科化、学院化的自我发展道路，且只注重知识本身的掌握和考核，导致法学教育的功利化，忽视了法律人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造成当前的法学教育严重与社会需求脱节。2.课程设置方面。近十几年，虽说法学教育发展迅速，在我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大概600多所，有30多万人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但是我们研究发现大学的法学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在我国统一的法学本科必修课程中没有设置法律职业道德这门课程。近几年，有一些高校的法学院逐步开设了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本科设立了2个学分的“法律职业行为规则”课程，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对单方交流、利益冲突、广告与劝诱、回避、保密、诉讼宣传等法律行为进行教学，帮助本科学生重点掌握正确的职业活动，有效认识法律职业行为的重要性，提高法律学生公正意识，为培养合格的律师、检察官、法官等法律从业人员服务，保证司法和执法的公正严明。”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科专业开设了“法律伦理”这门选修课，共36个课时，2个学分。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是一个长期以往的道德沉淀问题，而不是课堂讲授职业道德知识的问题。通过如此单薄的课程讲授，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并非能取得实际效能。3.教材编写方面。人们一直非常关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这个话题，也有很多学着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李建华、曹刚等主编，《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进喜等主编《律师职业行为规则概论》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李本森主编《法律职业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法律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诸多教材。这些教材都主要阐述法律职业道德的一般理论和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的法律职业道德的主要基本内容，主要涵盖了法律职业道德学科基本范畴、基本规则、基本原则、学科体系、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法律职业责任等，对法律职业道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但是，仅仅通过教材内容的讲授，想要实现和提高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使他们树立崇高的法治理想，具备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追求似乎还不太现实，也不太奏效。4.法律规范方面。我国这些年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建设方面制定了很多相应的规范。除《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之外，还有一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0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共计50条，准则里面的这句要内容包含如何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性、保持法律从业人员清正廉洁、加强法律从业人员自身道德修养、法律从业人员要遵守司法礼仪、约束业外活动等；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2年3月颁布了《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规范里面主要要求作为检察官必须做到公正、严明、廉洁、忠诚、守信；第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在2004年3月通过《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在第二章特别规定律师的职业道德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接受法学教育的大学生来讲更多的只是一种规范本身的了解和掌握，并不能有效的内化为自身的修养。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性教学帮助学生了解文明礼仪的基本要求、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养成职业道德行为习惯。
（二）国外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现状国外法学教育最显著的目标就是，在校期间学校要时刻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修养进行培养，教会学生如何拥有一个法律职业人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强化学生法律至上思想。相比较而言，美、英、德等国家非常看重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培养。英国法律职业在各国中形成最早，它具有成熟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并具有一定特色。爱德华一世在1275年颁布了《威斯敏斯特一号法规》，首次提出了对职业律师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明确要求。在规定中指出，“执业于国王法庭的辩护律师若犯欺诈或共谋罪，将受到监禁1年零1天、永久剥夺从业资格的惩罚”。这项规定算是全世界最早的法律伦理规范。英国律师会馆是培养法律人的摇篮，律师会馆推行学徒制与导师制相结合，这种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对法律人职业伦理进行教育培养，学徒们可以与作为资深律师的导师在这里共同学习和生活。通过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直接教育，学生可以在知识上受到导师的启发，学生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英国这样形式的教育培养方式在世界是具有一定的影响性，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地现在仍然存在这种传统培养方式。美国属于世界上法律职业非常发达和具有影响了的国家，在美国关于法律教育主要是通过他们大学的法学院进行的，他们的法学院被当地人认为是塑造整个国家、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美国法学院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设了关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有著名的法官或律师担任主讲。在1974年美国律师协会强制性要求所有的法学院对在校学生进行法律职责和责任的模拟形式教育，各州在律师协会的准入考试中也增加了关于道德考试的这项科目，使没过各法学院设立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为必修的主要课程之一。美国还有专门设立了律师职业道德考试科目，美国大部分州在法学院毕业后获得律师资格之前，需要通过律师职业道德专业考试才允许其从事法律工作。
二、法律职业道德品格养成在法学教育中的主要途径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属于态度方面或情感方面的教育模式。传统的教育授课方法主要是对知识方面进行教学，而在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课程之中，由于道德教育偏于伦理方面的教学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很难进行道德方面传授，情感教学现在很难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场”，因此职业道德教育运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达不到预想的效果。然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是死记硬背就能记住的，这些内容需要学生认真深刻的进行理解，从而了解法律职业的真正精神和理念，这样对于培养法律从业人员的道德素养提供帮助。学生可以在今后工作实践中不断充实自己，在工作中出现情况的时候做到以善意理解、准确判断、理性处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寻求不同角色让学生扮演的实践教学方法来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核，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道德认知内化成为道德判断和处事能力，并养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格。
（一）建立法科学生品德不良行为记录淘汰制法律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有：忠诚、公正、廉洁、保守秘密、遵守司法礼仪等。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充分反应出一个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人必然要求是一个品行良好的人。一个人的品德是在学习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且具有固态化。我们对在校学习的法科学生实行品德不良行为记录淘汰制，有利于对存在不良法律职业道德倾向的人进行初步淘汰，以免道德不良的人进入法律职业队伍。品德不良行为记录可以采用双模块制，即专业学习记录模块和生活纪律记录模块。专业学习记录模块指在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通过任课教师考核学生的品德行为，并对不良行为做出的记录。如：撒谎，欺瞒老师、长期旷课、对错误行为不思悔改，对学习弄虚作假等等不良行为。生活纪律记录模块指由校方记录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过程中对校纪校规的违反记录。如：打架、考试作弊、小偷小摸、生活作风不良等。品德表现可以分为A、B、C、D四个等级，A是优秀，B是良好，C是合格，D是不合格。学生的最终综合评价成绩由品德表现分和学习成绩两部分构成，并且品德不良行为记录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将其从法学专业中淘汰，不让其进入法律职业系统。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哈罗德•H•柯在一次开学典礼上送给法学院新生的那句谚语——“永远别让你的技巧胜过你的品德”。因此，我们的法学教育不但要培养法律精英，而且要淘汰品德狂徒，为法律职业队伍的建设培养德、智双优的法律人才。
（二）设立大学生法庭大学生法庭是大学生自治组织，其职能定位只限于调节学生之间的人际冲突及纠纷，辅助学校处理学生违纪违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提倡学生自治、理解和应用法律知识，培养和践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并可辅助学校规章制度的贯彻与执行。至于纠纷的解决途径，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即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选择在大学生法庭处理相关纠纷。首先，大学生法庭能够给法律专业的学生们提供锻炼的舞台，教师通过模拟法庭培养“法庭组成人员”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协调与沟通能力，帮助学生在课程中提高综合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其次，在校园中的大学生法庭相当于一个普法阵地，我们可以通过学生违纪违规的一些事件进行审理、判决，在学生中进行法制宣传活动，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向每一位学生宣传法治精神，增强学生在校期间对于法律的忠诚、以及无私奉献精神的传递。再次，大学生法庭有利于把纸面上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转化为实践中的外化行为，把对法律的信仰与遵从，时时刻刻体现在学生的一言一行，体现在学生从事法庭相关工作的方方面面。最后，大学生法庭的“准法律人”在校园的“小社会”中体会了立场的中立性、调解或“裁决”的公平性对纠纷或事件解决的重大影响，从而加强对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化性理解与认同。
（三）改革现有的法律实践教学当前法学教育的实践教学主要模拟审判、案例讨论及法律诊所和实习等。模拟审判很容易因缺乏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法律职业者的指导而走向形式，完全成为学生之间的虚拟练习而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诊所式法律教育其实只是一门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真实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结合,在教师的指导与监督之下,学生能够亲自参加案件处理的教学课程。”实习几乎是各高校法学本科都会采取的实践教学，但其实际效果也不理想，基本是流于形式。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为学生提供真正的实践场所，加强与法律职业机构的联系与合作，让优秀的法律职业者参与到法学实践教育中来。如模拟审判可以聘请具有丰富审判实务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法官来做指导，通过自身的素养来影响学生，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贯穿在模拟审判中，会对模拟审判的教学质量带来一定的保障和提高。诊所式课程不同于以往的一般性实习课，他主要采用的是全新的教学观念开展教育的方式：该方式主要以学生为主，教师在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实战环境，有效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教师在课程中引导学生认真思考社会、法律、事实、职业道德等问题。通过它以教育学生在课程中如何以实践中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如何像一名律师那样思维来思考问题。在实习教学方面，法学类院校应当做好与教学实践基地的签约挂牌等协议，安排实习指导教师，使实习生能在实习过程中真正学到实务经验和提升职业道德素养，而不是流于形式。
[关键词]教师职业道德；专业性；实践
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历程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正逐步迈向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制度规范不断完善，教育内容和方法趋于丰富、实效。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只有吸取传统师德的精髓，借鉴他国师德教育的先进理念，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专业伦理，打造出高水平的教师专业队伍。
一、我国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发展
(一)从经验到法规：第一个十年
党的之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被重新提上日程。1983年，全国教育工会召开老教育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教师职业道德问题，对各地学校开展师德教育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1984年，在总结各地学校制订师德教育规范、开展师德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联合颁发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试行草案)》。该试行草案对教师职业道德提出了六点要求，规定了教师个人在处理与国家、社会、家长、学生以及同事之间的关系时理应遵循的道德规范。[1]《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尝试吸取各地方院校师德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次以明确的法规对教师职业道德进行规范的文件，对推动我国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规范的明确和完善：第二个十年
1991年，国家教委和全国教育工会在总结1984年《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的基础上，重新修订、颁布《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该规范的基本精神与1984年《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保持一致，但也反映了新的时代要求。1997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产生重大冲击，一部分教师受到“全民经商”浪潮的影响。这种新形势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要求。1991年，国家教委、全国教育工会修订并颁布《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增“廉洁从教”条目，旨在引导教师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规定的师德内容已经逐步渗透到教师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次修订的规范成为我国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定，一直沿用至今。
(三)凸显专业性和务实性：第三个十年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师德规范逐步凸显其专业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对各类不同性质的学校提出了各自的师德教育规范。2000年，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颁布《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进一步完善我国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该规范对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业道德方面提出六项要求，特别突出强调青年教师的师德建设工作。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等不同类型学校教师的职业道德标准及其教育机制受到重视。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关于师德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热议。同年6月，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保护学生安全”这一条被首次纳入其中。新修订的《规范》增强了可操作性，这正是过去的《规范》薄弱的一环。其中的条目是教师经过努力可以养成的良好行为习惯，且每一条目的最后都列举出教师不应该做的行为。“如在‘热爱学生’条目中，要求教师关心、爱护全体学生，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等。”[2]
二、我国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模式的演进
(一)对教师职业道德内涵的认识逐步清晰
第一，从强调政治性到凸显专业性。在我国为师者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是古代重要的师道思想，以教至治是教师的神圣责任，教育与政治的贯通是教师不可推卸的义务。[3]我国的人民教师被赋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神圣使命。教师一度被认为是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传递者”，政治色彩浓厚。相应的师德规范、师德教育偏重于从政治上、思想上对教师提出要求，而不仅仅是从教育这一特殊而又相对独立的专业领域来看待师德教育。然而，教师职业道德的专业性随着教师专业化越来越凸显。“在教师专业化的运动之中，教师的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的转换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教师质量与专业精神不能分离，因此由抽象、模糊、未分化的师德走向具体、明确和专业化的伦理规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教师越来越被认为是专业人员，其道德建设逐步与国家政治相剥离，教师职业道德被认为是其专业领域内的事。
第二，从强调德行到关注人性。教师曾经一度被推向神坛，人们期望教师理当“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忽视了教师首先也是一个“人”，有其合理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新世纪以来，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职业倦怠等问题。如，有的学者从“为人师表”的时空范畴和行为范畴切入，认为“为人师表”作为教师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要求，应限制在教师从事职业活动的特殊时空范围内，而不应当把它扩展到一切时空范围，也不能泛化到教师的一切言行中去。有的学者从法治的视野认为，多年来社会领域存在着以“灵魂的工程师、蜡烛”等赞誉性、感彩浓重的描述代替对教师切切实实的社会地位现状加以理性分析的倾向；呼吁用理性的、法治的精神改造我们的教育管理思想和行为，既不把教师妖魔化，也不把教师神圣化，还教师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身份。月从这些观点可以发现，教师的身份不再被泛化，教师的角色不再被“神化”。只有给予教师最大的尊重与爱护，才能挖掘教师人性中的德行。
(二)师德教育方法趋于实效
“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传统教师教育体系下的师德课程教学一般只限于课堂理论讲授，而缺乏其他教学渠道和形式，所以只能讲解关于师德厉测、师德规范、师德范畴等理论知识，与此相应的在教学方法上仍然是陈旧落后的灌输方法。”当前，随着我国对师德教育实效性的关注，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也不断趋于多元和务实。
第一，根据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师德教育策略。不同的教师表现出不同的职业道德认识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其师德水平与需求并不相同，需要不同的策略。所以，在师德教育中，我们将师德水平与教师需求进行分类，对促进师德教育的实效性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采用榜样学习与反面事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师德教育。运用榜样示范、教师故事、视频电影、真实人物现身说法等方式，在师德教育中取得了明显的教育效果。比如，历年举办的“全国十杰教师”评选活动及“十杰教师”在全国范围内的巡回演讲，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教师们的共鸣。
第三，加强教师自身道德修养，注重反思学习。通过反思培训模式，教师对自己的师德活动进行评价与思考，是师德培训的有效方式之一。教师职业道德教育不仅要使教师遵从既有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教会教师如何应对多元道德价值观的冲击，教会教师作出选择，避免理论上的高调和实践中的迷茫。(三)师德培训职前职后一体化
师德教育作为教师教育重要的一环，其发展与教师教育系统密切相关。我国自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以后，逐步确立了定向型、封闭型的教师教育体系，新师资的师德培养主要靠师范院校在职前教育阶段进行。但是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应该贯彻教师职业生涯的始终。虽然职前师德教育能培养师范生对教育工作的理性认识和一般的工作情感，但教师职业道德成长的土壤在于职场的锤炼，在教育教学的生动、丰富而复杂的情境中。因此，以各级各类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为主要渠道的职后师德培训得到迅速发展。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和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等教师培训机构要积极承担教师职业道德教育任务。《意见》对职后师德教育也做了相关规定，要求建立职业道德教育制度，有针对性地对教师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实践活动。
三、我国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形成到师德教育模式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师德教育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不断走向专业化和实践领域，真实的教育职场越来越成为教师师德成长的重要场所，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方面零散的经验也逐步被更为系统规范、更具操作性的制度所代替。
(一)从“职业”走向“专业”
教师道德从传统的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转化是教师队伍专业化的内在构成和重要标志。在我国，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往往是一般道德规范在教育行业里的简单演绎与应用；而没有从专业特点出发讨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导致师德建设经常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专业性”实质上是指某一行业行为主体和主体行为的“不可替代性”。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的转换首先意味着教师应被当作特殊的专业人员来对待，要有其特定的行业道德。其次，我们应当从专业生活的角度理解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将教师的职业道德理解为专业生活的必需。当然，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或专业伦理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教师职业道德从“职业”走向“专业”是我国师德发展业已出现的新趋势。从“职业”走向“专业”预示着“通用”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即将落幕，“不可替代”的教师专业道德逐步建立。
(二)从课本走向实践
多年来，我国师德教育主要是在职前培训的课堂上完成的，其主要方式是对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相关的师德知识进行集中说教和灌输。“道德教育具有的实践性是与知识教育的本质区别，关注教育实践是重塑师德教育的必然选择。”师德教育从课本走向实践，首先是因为教师的职业道德是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提升与养成的。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产生职业道德需要，并逐渐地转化为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其次，师德教育从课本走向实践意味着教师要勇于接受新的理念，通过教育实践，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形成“实践+反思”的教师职业道德成长模式。再次，教师最重要的道德实践表现为与学生的交往。教师作为大众预期的道德楷模，对学生的道德成长有深远的影响。要培养良好的师德品质，教师与学生交往的过程是最好的道德实践。
(三)从经验走向制度
“经验型教师向专业型教师的转变是人类教育生活历史性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同样，将零散的师德教育经验上升为制度层面，是克服师德缺失的有效途径，也是今后师德建设要努力达成的目标之一。合乎伦理的师德教育制度是加强道德他律的重要措施。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确立为师德教育从经验走向制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仍有不少制度急需建立。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教师伦理建设的经验来看，我国在师德建设方面，操作性强的制裁和惩罚制度一直比较缺失。一些师德规范，由于缺少奖惩制度的保障，在实践中难以落到实处。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例，其条例主要以提高教师道德水准为着眼点，属劝诫性的寻条，充其量可以对有德行的教师起作用，而缺乏对“缺德”教师的鞭策力量。同时，科学的师德评价制度也需要建立和完善。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子项目“教师教育评价与管理制度创新”之“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教育的评价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朱明山，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规范与原理[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61—67
关键词：转喻；转喻式翻译理论；法律文本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6.17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学界开始讨论其与翻译学之间的关系。Shreve和Angelone[1]出版了《翻译与认知》，标志着认知翻译学逐步形成。谭业升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创造性翻译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对认知翻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做了有意义的探索[2]。王寅曾提倡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建构翻译理论的思路，提出“认知翻译观”和“认知翻译研究”的新兴边缘学科[3-4]。在认知翻译学框架下，一般认为，翻译与转喻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翻译的本质是转喻性的，是源语言与译入语之间的一种语言转换。Tymoczko曾提出“翻译转喻学”（metonymics of translation）和“翻译转喻”（metonymy of translation）等术语，并认为，翻译的转喻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联系/创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以及翻译的局部性（partiality）这两个方面[5]41-57。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类型，法律文本的翻译也离不开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法律文本具有正式性、严谨性、专业性、规范性等特点，法律翻译必须把握这种文体特征，使译文映现源语言的“味道”。对法律翻译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当属克罗地亚法律翻译学者Susan arcˇevic'。国内近十年法律翻译的兴盛与这位学者是分不开的。国内学者研究法律翻译的视角比较多样化，包括译者的创造性（黄巍[6]）、法律交流原则（杜金榜[7]）、翻译策略（张法连[8]、刘法公[9]、穆可娟[10]）、语用视角（张新红、姜琳琳[11]，马莉[12]，韩健[13]）、文化美学（王同军[14]）等。纵观研究现状，学界基于认知角度对法律翻译的探讨着墨较少，鲜见认知转喻对翻译的研究路径。本文将在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法律翻译的指导作用，试图探索基于转喻式翻译理论的法律翻译策略。
一、转喻式翻译理论
涉及认知转喻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对比喻性语言的翻译上。从传统修辞学角度看，这种语言现象的翻译很少，因为转喻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格。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这种语言现象俯拾皆是，因为转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工具，在语言中无处不在。本文中的转喻式翻译理论（a metonym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把转喻视作后者。
英、汉语的词汇大多具有交集特征，意义仅部分等同，这就是造成“部分代整体、部分代部分、整体代部分”转喻机制的认知基础[4]20。Denroche进一步强化了翻译的转喻性本质，提出了转喻式翻译理论[15-16]。他将比喻性语言看作翻译可行性的基本对象，但它并不主要关注比喻性，而是重点关注源语文本与译文初稿、译文初稿与译文终稿之间紧密相关的意义转换。这种理论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新范式。依据这种理论，转喻处理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语言之间以及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的转喻关系使翻译成为可能。翻译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语际迁移阶段（从源语文本到译文初稿），二是语内修正阶段（从译文初稿到译文终稿）。这两个阶段具体包括：理解源语文本意义，对比源语与译入语，作出由转喻框架激活的词汇选择，修改译文初稿直至预期。翻译即是通过转喻关系处理这个过程。从源语文本到译文初稿充满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从译文初稿到译文终稿中某些句子的转换其实就是转喻转换。再到译文终稿中所做的词句微调，其旨在关注语篇连贯，也是转喻处理在发挥作用。
同样在2015年，常年关注隐喻能力的伯明翰大学教授Jeannette Littlemore在其新著《转喻――语言、思维与交际背后的“缩影”》中也谈及了转喻与翻译的关系，为转喻式翻译理论做了有益补充[17]。她指出，译者在将源语文本译成译入语文本时可能会涉及转喻表达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将这些转喻表达按照恰当的翻译策略译出。在国内，卢卫中曾专门研究了转喻的翻译策略，并指出，转喻的翻译可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译入语特有喻体翻译”、“源语喻体+喻标”、“源语喻体+注解”和“源语喻体的舍弃”等策略[18]。
简而言之，转喻式翻译理论认为，可以从转喻的视角界定翻译。具体来讲，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前者指具体转喻表达的翻译，其翻译策略要视语境而定，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翻译策略；后者意指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讲是转喻的，译文初稿与译文终稿之间的关系也是转喻的，这是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宏观把控与指导原则。
二、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
（一）转喻式翻译理论指导法律文本翻译的可行性
从微观上讲，鉴于法律文本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法律语言庄重、严肃等特征，在法律文本翻译中，译入语对源语的忠实性、一致性方面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文本翻译。但是，过度强调法律翻译的忠实性与一致性势必会招致法律翻译过度直译之嫌。法律翻译译者一直在忠实于语言与忠实于法律内涵之间摇摆。尽管如此，鉴于英、汉两种法律语言的不同特征，进行双语转换时难免存在词汇在形式与意义上的部分等同，这即体现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喻机制。因此，从微观上讲，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有指导作用。
从宏观上讲，尽管法律翻译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相对较小，无须进行过多转换，法律翻译毕竟也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其中包括典型的句型转换。正如Susan arcˇevic'所说，法律翻译就是语言转换与法律转换同步进行的活动[19]。依据转喻式翻译理论，从源语到译入语以及从源语法律到译入语法律的这两种转换背后的认知机制即是转喻运作。这里的转喻即是发生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的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认知操作，也包括发生在同一法律框架下源语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与译入语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之间的认知操作。正是由于转喻机制的潜在指导作用，促使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灵活把握法律翻译策略，合理运用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句型，实现两种法律在语法、功能等层面上的一致性。因此，从宏观上讲，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译文：业主特此立约保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按合同规定的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或支付合同规定的其他应支付的款项，以作为本工程施工、竣工及修补工程中缺陷的报酬。
源语中的“therein”是一个简化形式，代指“in the Works”。所以译文将其译为“工程中”，这种翻译方式体现了整体形式代部分形式的转喻关系，实现了译入语中法律语言的规范化。
例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译文：The Law of the PRC on 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rticle 1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mits foreign companies， enterprises，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or individual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oreign parties） to incorpor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o equity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enterprises or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hinese partie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ubject to authoriz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上例中，针对同一个“中国”，汉语法律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译者将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译作“PRC”，将第二、三个译作“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种译法体现了语言的多样化特征，“PRC”与“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部分形式代整体形式的关系。同时，依据“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策略，“PRC”的译法属于部分地直译，未能充分体现汉语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严，可进行合理的转喻转换，并调整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性是体现转喻式翻译思路的重要依据，法律语言中也存在这种不对等性。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性造成了源语与译入语词汇之间存在部分代整体或整体代部分的转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多采用“译入语对应喻体”的翻译策略。
例5：各成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应避免对任何国家的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诉诸武力，应避免采用任何与联合国宗旨不一致的其他方式。
译文：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Purpo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上例中，源语中的“成员国”与译入语中的“Members”构成一种形式上的词汇缺失现象。一般来讲，“成员国”译作“member states”或者“member countries”，而译文则将其处理为“Members”，这种译法既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也切合了法律语言的简洁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部分形式代整体形式的转喻关系。
2.法律文本中句型的转喻翻译策略解析
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性不仅体现在词汇层面，也体现在句型方面，这种不对等性正是转喻式翻译理论的重要依据。汉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不能与英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完全对等，只有通过有效的转喻转换，才能达到法律文本翻译的标准。
第一，首尾互换的转喻转换。
为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规范，在必要情况下，需要调整源语的语序，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
例6：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 the General Assembly may recommend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adjustment of any situation， regardless of origin， which it deems likely to impair the general welfare or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ncluding situations resulting from a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harter setting for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译文：对于联合国大会认为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或影响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任何局势，包括因违背本确定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而造成的局势，无论什么原因，联合国大会可以提出和平调解的建议，但不得违背第12条的规定。
英文的语序讲究突出主题，把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如原文中的“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而在译入语中，则将其放在句末，这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该例中的语序转喻转换较好地体现了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宏观指导作用。
例7：为规范公司付款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译文1：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payments， 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译文2：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payments in the company.
译文2的语序转换实现了译入语的通顺与连贯。
第二，句中成分的转喻转换。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互换不仅包括首尾互换，还体现在句子中的成分转换，这种转换既体现了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也符合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原则。
例8：合营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应尽先在中国购买，也可由合营企业自筹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摘自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译文1：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ould put the purchase of the required raw and semi-purcha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from Chinese resource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may also raise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to buy those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译文2：In its purchase of required raw and semi-proces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all give first priority to Chinese sources， but may also acquire them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法律语言的艰涩难懂，多“归功”于其包含的大量生僻少见的法律术语与复杂冗长的语法结构，没有一定法律常识的读者往往会望而却步。按照翻译的基本原则，法律语言在句法上应表现为结构简单、表意清晰。依据转喻式翻译理论，译者应时常提醒自己及时对第一稿的用词与句型进行合理的转喻转换，化繁为简，化散为整，以确保译文简洁易读的翻译效果。上例中，译文1是翻译初稿，全句使用了“put ”与“raise”两个并列谓语动词，突显了“尽先”与“筹”的动作，突显前者符合汉语法律试图表达的意思，而突显后者则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另外，“put”的宾语过长，有点臃肿。相比而言，译文2进行了一定的转喻转换，将这个宾语的位置转换到句首位置，并将“筹”的工作置后，转换为方式状语的做法既突出了源语主题，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这样的转喻转换保持了源语法律的“本色”，又恰当地实现了语言的简洁，进而构建了译入语的连贯性。
三、结束语
法律文本是识别度较高的一种特殊文体，因此法律翻译译者需要同时具备较强的双语转换与法律转换的能力。法律翻译的开展需要多种翻译理论及策略的有效支持，本文中的转喻式翻译理论便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在转喻式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针对源语法律文本与译入语法律文本中的词汇意义或形式的缺失，应当按照“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策略进行翻译；针对双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则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以保证源语法律文本与译入语法律文本的“本色”。当然，转喻式翻译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对翻译的指导作用还需进一步细化。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此理论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Gregory M. Shreve， Erik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2] 谭业升.认知翻译学探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3]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 2005（5）： 15-20.
[4] 王寅.认知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 2012（4）： 17-23.
[5] Maria Tymoczko.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6] 黄巍.论法律翻译中的译者创造性[J].中国翻译， 2002（2）： 41-43.
[7] 杜金榜.法律交流原则与法律翻译[J].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5（4）： 11-14.
[8] 张法连.法律文体翻译基本原则探究[J].中国翻译， 2009（5）： 72-76.
[9] 刘法公.论实现法律法规术语汉英译名统一的四种方法[J].中国翻译， 2013（5）： 82-86.
[10] 穆可娟.英语汉译中的术语不可译及其处置[J].外语学刊， 2015（3）： 111-114.
[11] 张新红，姜琳琳.论法律翻译的语用充实[J].外语研究， 2008（1）： 21-29.
[12] 马莉.语用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翻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4）： 94-99.
[13] 韩健.合作原则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J].外语学刊， 2014（5）： 77-80.
[14] 王同军.文化视角下的法律翻译美学探讨[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3）： 122-125.
[15] C. Denroche. Metonymic Processing： A Cognitive Ability Relevant to Translators， Editors and Teachers[G]//Giuseppe Mininni， Amelia Manuti.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Positive Effects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Milan： Francoangeli， 2012： 69-74.
[16] C. Denroche. Metonymy and Language： A New Theory of Linguistic Processing[M].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7] Jeannette Littlemore. Metonymy： 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M].Cambridge： CUP， 2015.
[18] 卢卫中.转喻的理解与翻译[J].中国翻译， 2011（2）： 64-67.
[19] Susan Susan arcˇevic'.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M].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20] 李克兴， 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2006.
[21] 赵军锋， 郑剑委.法律定义条款探析及其翻译策略[J].外语学刊， 2015（4）： 110-11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融合教育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办好高校,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问题。”胡总书记的这番话,再次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高校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应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努力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学科交叉,实现教育手段与方式的相互补充和相互融合,从而在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使人文精神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融会贯通,切实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落实“以学生为本”是构建大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教育的基础
一般都认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作为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了解自身、完善自身的不可或缺的两种兼顾传承性和发展性的知识体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两个基本落脚点。但这种认识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要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就不难发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如何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眼光去对待这两者的关系,不能用一种精神去替代另一种精神,更不能实用主义地把一种精神凌驾在另一种精神之上。而应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实践中尽管是有所侧重但力争使之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果。
在以往高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内部体制的制约,往往使得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这种做法的后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不注重精神世界向上向善的提升;二是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知识的重要性,致使理科学生文化修养相对欠缺,文科学生科学常识知之甚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长期被人为分离的根本原因是忽视或淡化“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直观地讲,“以学生为本”就是以学生为中心来考察和规划我们的一切工作,学生的健康而全面的成长既是教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又应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归属。
“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应用在教育教学之中,一方面,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体贴学生、帮助学生、塑造学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内在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学校教育教学的设计和布局上,既考虑学生今天的需要,又有力地把握学生未来走上社会自身发展大展拳脚的需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落实“以学生为本”理应作为构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基础。必须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全过程统一协调起来,明确地把大学教育的目标规定为健康人生观形成和知识结构完善两者之统一,扭转那种重知识教育专业教育、轻道德教育通识教育的观念,改变过分强调根据市场的需要设置系科和课程的做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一种新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实现大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教育的基本目标
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是教育的最高理想,是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成功的高等教育,应培养出大量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生。而人的发展,马克思曾有过一个很精当的描述:“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充分、自由的发展,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格、智力、体力、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等等。”在谈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时,马克思又有一句名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尽管“这将是一门科学”今天还远远没有出现,但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在总体上是占主流地位的。
人们通常是这样定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是人类通过长期的文化实践活动形成的,是人文知识化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它蕴含于人的内心世界,见之于人的行为动作及其结果。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成果的精神升华。
在上述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在形成的过程中,都依赖于实践,其成果同属于人类文化的升华;其基本作用都可归结于对人自身的深刻关怀,体现出人类不断认识世界的理想追求;其主要内容都包含 “以人为本”, 关注人的生存所涉及的方式与手段;而其终极目的都落实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因此,在高等教育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就需要把全面教育的内在精神动力和主要内容融合起来。回到大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培养目标上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教育就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失任一“一轮”“一翼”, 会造成学生或者知识面狭隘化,或者高分低能,或者有才无德,或者走上社会后面对不同角色的适应性、选择性、转换性差,等等。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提出过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标准:“21世纪要实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大成的智慧教育,培养出知识眼界宽广,自觉运用科学技术,敢于开拓创新,促进社会、自然和人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才。”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兼顾到学生的未来。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从终身学习的层面讲,今天的高等教育同样亟待着人文精神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的融合。
三、统筹兼顾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是达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融合的主战场
统筹兼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融合的根本方法。第一课堂是达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融合的主战场,统筹兼顾第一课堂的的教育教学,在人文精神教育中贯彻科学精神,在科学精神教育中注重人文教化功能,努力做到人文精神教育与科学精神教育的交融。
以往的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由于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文精神或科学精神的缺失,但主要表现为科学教育倍受青睐而人文教育遭受冷落。要遏制这种趋势的蔓延,进而改变现状,就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理论,积极实践。具体地说,第一课堂的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改革高等教育的组成架构,实行院校调整和重组,打破文理分家、理工分校的局面,建立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内部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淡化专业的细分,突出大专业大学科;在低年级实施大类授课方式,适当增设文理结合的学科和专业,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兼顾学习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知识。
2.控制源头,改变以往文理分科的招生制度。不再以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区别来限制专业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主地确定自己所喜好的专业,避免高中阶段的文理偏科现象在大学加剧。
3.优化课程设置,变换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是教学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的中心环节。首先,需要均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在学生中学分中的比重,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把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中基础的课程纳入核心课程。第二,开设兼顾科学与人文发展的综合性课程,把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方法论与价值观整合为一体融入综合课程。第三,对公共选修课进行改革,分为自然科学类、生物医学类、历史文化类、文学艺术类、哲学社科类五类,要求五类课程均在选修学分中占一定的比例,鼓励和引导偏重文科的学生选修理科课程,偏重理科的学生选修文科课程。
四、统筹兼顾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是达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融合的广阔天地
第二课堂活动是第一课堂教学内容的巩固、延伸和补充,它的出现是对传统授课模式的变革和创新。第二课堂活动,打破了传统室内教育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对广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课堂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为载体,紧贴学生实际所开展的一系列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开放性活动,是进行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合教育的广阔天地。
加强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提高第二课堂的活动效果,应搭建好软件和硬件的平台,设计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我们设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组织专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界定“第二课堂”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并借此强化深化广大师生对第二课堂建设的认识,进而水到渠成地把第二课题建设纳入学生的培养方案。
2.制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规范第二课堂的管理。建议把第一课堂教学的学分制管理引入第二课堂,使得第二课堂活动状况与学生的毕业成绩挂钩。
3.积极开展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以丰富和完善第二课堂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比如,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音乐会、文艺晚会、著名科学家的成就展览和相关讨论会等,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艺术审美能力。
4.积极推广学生课外学术沙龙活动。学术沙龙活动应由大学生自己主办,采用主题式的交流方式,选题尽可能涉及政治历史,科技前沿,经典命题等大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
五、结束语
今天在校的大学生,早已不是什么天之娇子了,他们只是未来社会各行各业普通的劳动者。苛求他们,放纵他们,依照旧有的教学模式塑造他们,都不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题中之义。只有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教育为突破口,才有可能培养出闪烁着科学之光和人文之光的符合时展要求的高素质多层次的人才。
[注:此文章系“2007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省级立项课题”中标课题《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教育的研究》(课题编号:JXJG-07-1-7)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丛立新:《课程建设的双重任务》,《教育研究》,2002.7。
[2]王鲜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高等教育的应然――兼论通识教育》,《现代远距离教育》,2008.1。
[3]赵杨群:《大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缺失与教育对策》,《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4.1.
转眼间，从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已经十几年，经过这十几年的历练，我成长了很多也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但这十几年我一直在西部山区教学，我深感自己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落后，急待改变和提高。所以我积极参加教育局和学校组织的各种学习培训，带着努力学习不断成长的初心，我主动申请加入了xx市初中道德与法治工作室，希望自己在工作室不断成长不断蜕变。
一、个人现状分析
1.
教学实践能力：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工作认真。最大的不足是上课缺乏激情，与学生的交流不够流畅。
2.
研究能力：能结合教学实际钻研教育教学理论和学科资料，能撰写教学案例。不足在于经常虎头蛇尾，缺乏深入教研研究的勇气，关键是理论底蕴不够。
3.
反思能力：平时自己能较为自觉地开展一些针对教学上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反思工作，坚持写些随笔，探讨问题的实质和改进的措施。不足在于缺乏理论上的依据，思考问题往往比较浮浅，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再加上惰性使出现的问题往往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有改观。
4.师生交往能力：平时与学生关系较好，自认为对学生有亲和力，但在课堂上如何通过较好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学、规范课堂秩序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二、个人三年发展规划
新的学年开始了，我将一如既往的努力去工作，同时将我的个人三年成长发展规划作以下阐述。
三年发展总目标：
三年时间要通过努力学习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成长为xx市的优秀教师，道德与法治学科的骨干教师、名师。
年度目标：
2019—2020学年：我将以xx市的优秀教师为榜样，多与他们交流向他们学习。积极参加各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
2020—2021学年：在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的基础上，认真上好学校的示范课和研讨课，提高本校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整体水平，使学校本学科追赶上市里先进单位的脚步。
2021—2022学年：积极参加全市的示范课、优质课评选活动。力争使自己成为道德与法治学科的骨干教师、名师,为xx市道德与法治学科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我规划：
1.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
在政治思想上努力学习科学发展观，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力争在思想上、工作上以优秀教师为榜样，爱岗敬业。本学期，我将积极参加各类政治业务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在教育教学中，我始终把教育教学当成一种事业来追求，把每一堂课看成是发挥自己创造力，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看成是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把上好一堂课看成是实现自己价值的体现。多读书，读好书，丰富自己的头脑，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看新闻看报纸，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脉搏。
2.自觉加强师德建设。
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我要时刻注意加强自己的师德修养。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典范，让学生树立自觉地从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去发展自己的观念，树立崇高远大的理想。
3.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我将积极参加教育局和学校的组织的各种培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认真制定教学计划，注重研究中学教学理论，认真备课和教学，积极参加科组活动，多听课从中吸取教学经验，取长补短，提高自己教学的业务水平。作为道德与法治课的任课教师，我要认真研究教材，多方面去搜集相关资料。为提高每节课的教学效果，还采用多媒体教学，如：投影、幻灯、漫画、录音等多样形式。通过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课
堂的教学质量。在教学工作方面，为了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争取机会多出外听课，从中学习别人的长处，领悟其中的教学艺术。平时还虚心请教有经验的老师，与同备课组的同事进行教学交流。每一节课，我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备课过程中认真分析教材，根据教材的特点及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教案。
三、具体措施
每学期完成以下目标：
1.精心准备每一节课，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精心备课。平时虚心请教有经验的老师，与同备课组的同事进行教学交流。
2.认真研究教材，多方面去搜集相关资料，提高每节课的教学效果。每学期认真上好学校的示范课和研讨课。
3.积极参加教研活动，阅读教研论文和教育理论专著并尝试自己撰写教研论文。
4.多读书，读好书，并写下自己的读书心得。
5.争取机会多外出学习培训
论文关键词:儒学法治仁礼
一
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学说中,儒学之于国人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对中华民族产生影响最大的学说。儒家文化独生成于华夏沃土之上,产生于春秋,由孔子创立。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过“损益”改造,将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调。荀子鉴于战国列强竞雄、法家崛起的新情况,隆礼重法,沟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学的传统。经秦朝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后,儒学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氛围中得以复苏,至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时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进行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随后,由于老庄之学的宗教化并借黄老遗风而流行和佛教的传入,儒学曾一度“独尊”不再,但经韩愈的道统论及李翱的复性说后,儒学再度复兴。宋明儒家面对佛老盛行、儒学势微的局面猛然觉醒,重建孔孟道统,传统儒学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儒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虽是一波三折,但其历史连线始终没有中断。儒学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们的不懈努力外,还得益于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容纳、同化别种文化的能力,以及长时间生存于宗法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国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义”等千年来始终贯穿于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男女到经济政治。儒家伦理法的“思想形式经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而成为长期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并在其不断的社会化、政治化、法制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导价值的部分”。[1](P137)在现代法律制度的构筑过程中,盲目地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离开一定法律传统形成的现代法治的内在历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应体现民族精神”。[2](P471)我们可以从横贯中华数千年史、占据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寻求法治的根基。
二
纵观儒学发展史,“仁”与“礼”这两个命题贯穿于儒家法发展始终。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的仁政论,到韩愈的博爱释仁,再到谭嗣同的维新仁学;从前儒学时期——西周的“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到西汉的“春秋决狱”再到唐朝时的“纳礼入律”以及之后“礼法合一”状态在中国的千年存续,都证明了“仁”、“礼”在中国儒学发展中所起的主线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将以“仁”、“礼”为坐标原点,去把握源自西方的当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学说自春秋开始发展。阮元《论语论仁论》云:“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关系。仁,就是关于人的关系的原则。《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过:“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可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仁学即为爱人学。“仁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由神本位过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发展到了人道”,[1](P204)“社会发现了人,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1](P202)
现代法治同样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作为其追求,古老的仁学与现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观念中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尊重这一内涵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重视人本身的存在与价值。自此以后,历经数位法学家对法治观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成为西方法治观念的应有之义。
虽然中西“人学”的涵义不尽相同,但中国古代“仁学”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为“尊重人的价值”理念的源头,同样是历史摆脱“神道”走向“人道”的发展。
但二者却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径向。中国的“仁学”早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为了“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政治抱负,孔子的人学带上了浓重的国家政治色彩。孟子则明确地将孔子所探讨的一般人的仁具体化为统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学”更加明确地走向“君爱民”、“官爱民”的道路,成为典型的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中国仁学的发展使得“人”刚刚从“天”那里解放出来却又走进另一个牢笼——“听命于君”。这就导致了后来中国行政权高于一切的状况,个体人的价值被无限膨胀的行政权埋没。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的尊严与价值经由古典自然法学派阐释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被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4](P123)卢梭也指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4](P135)正因为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孟德斯鸠在他“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8](P128)的前提结论下设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权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权无法恣意膨胀以至侵犯到人权。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推崇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法治社会建立的基本出发点。
同是关乎“人”的学说之所以在中西两方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径向是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造就的。然而,现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呼唤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重视,在中国存续几千年的行政权淹没个人权利的状况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会的形成,从而阻碍了中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仁”学向其始义的复归是中国法治现实状况的要求。重视人,关注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在国人心目中的树立可借助古代“仁”学的螺旋式上升型阐释得到实现。从而使上述中西两径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二)“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则;“礼”是道德规范。意为:单靠政令刑法,虽在禁民为非方面能奏一时之效,但却不能使民产生羞耻之心,如此则难免日后再去犯罪。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令刑法,而是反对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意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来,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为“礼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说的:“礼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礼,使无法也……故学也者,礼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须要蕴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们的主张基本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汉代董仲舒则利用“春秋决狱”开启了礼法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先河,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之后,儒学又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到立法领域。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一书在当时经皇帝的认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说该书获得了某种立法意义,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变成了法律原则。“引经决狱”又开启了“引经注律”之风,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过程也告完成。谓之“礼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来存续于中国封建社会。
再来看看现代法治与道德的关系。王人博先生说,在法治结构里,道德价值始终占
据着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这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实体不同于“法制”的关键所在。“法制”虽然能够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无道德的支持并不影响“法制”的现实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从道德价值上认识这种法律,它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但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为一种“法制”的存在。与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离。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说:“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了探讨: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人们的谴责;后者则是对人类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们遵守了它也不会受到赞赏。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间接对法律产生影响。傅勒的上述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对于道德的重视方面,儒家法与当今法治在横亘千年后又不谋而合。道德与法律的命题,在上升发展的同时也在复归,我们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寻得道德之于法律的价值后,再给其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使其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从而完成这一命题的向上发展。
传统儒家道德法的积极性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决民族认同感、法律移植与本土传统资源相结合的问题,又可以达到现代法治蕴涵的要求。例如,在国家立法中,根据合乎时代的道德精神进行法律体系建设,以保证被制订出来的法为“良好的法律”。[6](P199)现代法治应该建基于合乎时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强调礼、德,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变被动守法为自觉守法,正如古代中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论,道德对犯罪有着预防作用,而“预防犯罪(又)比惩罚犯罪高明”。[7](P104)
结语:曾无数次被历史重述的中华儒学在当今这个法治时代里将再次得到重述。儒学的再次重述不仅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亦将新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法制,历史在传承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内涵,这有助于中国法律文化在延绵不断的时空中续写其生生不息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2]DennisLloyd著,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3]徐进.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4]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首先是以论文的形式共同出现在1957 年第71 期的《哈佛法律评论》，哈特的《实证主义和法与道德的分离》是其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学术演讲，富勒的《实证主义和对法的忠诚:答哈特教授》是对这次演讲的回应。哈特在演讲中坚定地区分法律与道德，主张恶法亦法富勒批判分析了实证主义传统，认为道德可以分为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法律与外在的义务道德具有相当的亲缘关系，与内在道德具有必然的联系，但不与愿望道德发生联系，因此要理性地确定法律与道德的界限。1961 年，哈特写了《法律的概念》一书，作为对富勒的回应。哈特在此书中指出法律是自给自足的规则体系，法律规则的效力来自于其内部的承认规则，而不是外在的道德。同时，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律与道德的区分做了妥协，提出了法律体系中存在最低限度自然法。1964 年，富勒则出版了《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作为再次的回应，他分析了法律所应具有的8 种内在道德，提出了程序自然法的主张。这次论战被认为是20 世纪西方法理学界一个重大学术事件。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促成了新分析法学与新自然法学的形成，并拉开了当代西方法哲学蓬勃发展的序幕。
二、论战的问题与焦点
(一)法学研究的实然与应然之争
哈特认为法律研究只有采用概念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分析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然的法，其任务在于描述法律并使法律概念更清晰，只着眼于法律的语义分析，摒弃价值判断。哈特指出，传统的自然法学派在概念上混淆了法的实然与应然。传统自然法学派共同认可的是存在一种超越于实定法之上的普遍永恒的高级法，所有的人定法都要与之符合，否则丧失法律效力。但是这种类似于自然规律的应然观念，对实定法的要求有内在的逻辑矛盾。因为遵循此逻辑的实定法不可能破坏应然法，应然法既然类似于自然规律是必然的，那么说科学家所发现的法则能不能被破坏，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星辰违反那描述其规律运动的科学法则，那么这些法则并没有被破坏，而是失去了法则的头衔，必须重新建构。
自然法的这种内在逻辑缺陷，容易消解法律的批判可能性，自然法没有为实定法提供外在批判的客观标准，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现存的法律可以取代道德作为行为的最后标准而逃避了批判。富勒从实然与应然统一的基点出发，认为法律的价值就是实现法律背后所体现的基本伦理道德、民族习惯等。如果没有应然观念就无法理__解实然的制度。在富勒看来，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法律规则所要实现的应然目的，就无法理解法律规则本身。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将我们置于规则起草者的位置上，以便知道他们认为应当是什么。正是按照这个应当我们必须来决定规则是什么。
富勒指出，实证主义所说的描述的任务，其本身已经不自觉地表达了一种理想或者应当，因为描述不仅仅是对一些经验材料的简单反映，而是指出人类努力的方向，否则实证主义进行抽象或者分析就没有了意义或者目的。富勒实际上表现出了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内在张力，二者虽有区别，但骨肉相连。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妄图撇开价值只谈事实，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富勒还从社会常识上对哈特所坚持的法律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批评。因为在常识或者经验里，我们很难区分法律与道德或伦理习惯等。法律必然会体现与道德的一致性。这种区分实际上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努力分析的结果，只有在科学抽象化、专业化的法律职业技术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而在人们的经验或常识中是无法区分的。
三、论战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在概述两位法学家的论战后，本文将根据其焦点来讨论它对当代中国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的启示。
(一)对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的启示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是关于法律与道德界限的争论，他们并没有否认法律与道德的必然联系，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哈特认为道德应与整体的法律秩序相联系，而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只有整体的法律秩序违背了道德，才能称为恶法，才能导致法律无效。富勒认为存在直接与法律规范相联系的道德规范，如果法律失去了这些道德品质，则其根本就不能被称作法律，法律规范的效力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了道德，既包括义务道德也包括内在道德。哈特的观点更倾向于形式法治的立场，在某些法律规范虽然违反道德的情况下，但只要整体的法律秩序是符合道德要求的或者是整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仍然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富勒的观点更倾向于实质法治的立场，即任何违反内在道德的法律规范都是非法的。笔者认为，法治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相辅相成的结果，我们既要重视对当下法律秩序的遵守，也要对某些立法行为进行道德上的反思。形式法治提倡的是一种守法的公民精神，而实质法治提倡的是一种立法的道德精神。哈特强调了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要具有苏格拉底般的公民精神，才能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富勒强调了在立法的过程中，要有批判反思的道德精神，使得制定的法律本身是良好的法律。
(二)法学研究的实然与应然之争对我国法学研究的启示
论文摘要：培养创业型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坚定不移的办学目标，高校创业教育攸关大学生就业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主渠道与主阵地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应该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创新，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把创业素质、创业价值、创业观念与创业方法等内容渗透到教学之中，重新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内容，着重培养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为培养创业型人才服务。
我国高校扩招之后，计划体制下的大学生高就业率不复存在，就业问题逐渐凸显，自主创业成为大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创业教育成为国家行为，创业型人才培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坚定不移的办学目标。高校创业教育攸关大学生就业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主渠道与主阵地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面向当代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课程，在培养创业型人才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我们应该不断推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研究，为培养具有较高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的创业型人才服务。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目标与路径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目的在于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与此相适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目标则是提高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更好地为培养创业型人才服务，在培养创业型人才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顺利达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的预期目标，教学创新的具体路径则是围绕创业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组织教学，帮助学生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深入认识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为学生未来创业奠定坚实基础。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内容设计
创业是指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辟新的工作岗位、拓展职业活动范围、创造新的业绩的实践过程。在国家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的前提下，大学生要通过就业观的调适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努力使自己成为创业者。[1]（p.159)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则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实现培养创业型人才这一目标，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各章中都应该渗透创业素质、创业价值、创业观念与创业方法的教育，系统讲授创业过程中的道德与法律。具体内容设计如下：
（一）绪论部分内容设计
绪论部分的教学目标主要是教育学生珍惜大学生活，适应新的环境，提高创业素质，为未来创业奠定基础。创业教育的重点可安排在第二节，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成才目标、形象塑造三部分内容，重点阐述以下问题：第一，创业素质是实现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的必要准备，创业是极具挑战性的社会活动，创业素质包括创业热情、态度、价值观、性格和工作能力等方面，这些素质有助于实现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第二，创业能力是大学生成才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专业技能、人际协调等各种能力，都与大学生成才目标息息相关；第三，创业形象是当代大学生的崭新形象之一，重点从形象塑造方面去分析创业者的形象。
（二）第一章内容设计
本章教学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结合理想信念教育可以重点阐述创业理想及其实现，教育学生要有远大的创业理想，勇于创业，善于创业。主要安排四个主题：第一，创业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模式，创业理想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创业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一部分，大学生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过程中进行创业，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创业活动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曲折性，给学生分析创业的风险，打好预防针，增强学生对创业风险的抵御能力；第四，创业理想的实现。
结合理想信念教育进行创业教育，可以在教育学生树立创业理想的同时，又对创业理想实现的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第二章内容设计
第二章主要进行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教育，在创业教育方面可以重点讲授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创业者的爱国情怀，教学中可结合相关案例分析那些成功创业者所具有的爱国理想，勉励学生努力寻找创业与爱国的最佳结合点,在创业活动中践行爱国主义；第二，梳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创业精神与创业传统，从中发掘一些创业思想和创业教育素材；第三，梳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的创业精神；第四，如何弘扬创业精神。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创业教育，可以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生动形象、有声有色，摆脱以往抽象阐述的弊端。
（四）第三章内容设计
教材第三章主要是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因而可以结合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进行创业教育，可以分析创业在人生历程中的价值，创业对于拓展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创业者面临的心理环境、人际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主要围绕五个问题进行：第一，创业对拓展人生价值的意义；第二，创业者的心理素质要求；第三，创业者的人际环境、人际交往；第四，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进行创业；第五，科学发展观对创业的指导意义。
通过这些问题的讲解，可以让大学生明确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以及创业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
（五）第四章内容设计
本部分主要进行道德教育，包括道德基本原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社会主义道德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等内容。因此，创业教育可以结合道德教育来进行，分析创业过程中的道德问题，让学生明确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并在以后的创业活动中切实履行。在教材基础上重点渗透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对创业者的借鉴意义，教师可以系统梳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从中精选一部分与创业活动密切相关的具体规范，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经典；第二，创业者的荣辱观，教育学生以创业为荣，以满足人民需要为荣，以成功创业者为榜样；第三，创业者的基本道德素质，尤其是对个人与他人、国家、社会的利益关系有正确的认识；第四，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即社会主义道德和公民道德规范。结合道德教育所开展的创业教育，旨在使大学生明确创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大学生作为未来创业者的道德素养，并在以后的创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各项道德规范。
（六）第五章内容设计
第五章主要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创业活动与社会公德密切相关，创业活动需要稳定的公共秩序，创业者自然应该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自觉维护公共秩序。本章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创业需要稳定的公共秩序，着重讲解良好的公共秩序对于创业活动顺利进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第二，公共生活道德失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此处重点进行相关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深化认识；第三，《环境保护法》对创业活动约束与规制，当前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自然要渗透创业教育始终；第四，网络创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创业活动离不开网络空间，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同样适用于虚拟空间，需要切实遵守。
（七）第六章内容设计
本部分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可以把创业教育和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相关法治教育结合起来，着重分析职业道德及法律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家庭生活对创业活动的支持，重点讲解以下五个问题：第一，创业者的职业道德，分析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对创业活动的约束与规范；第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务员法》等对创业活动的约束与规范；第三，创业观教育，强化创业意识；第四，创业环境分析，主要是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业环境的优劣，明确创业风险，作好心理准备；第五，创业者的爱情、婚姻与家庭，教育学生兼顾创业与婚姻家庭，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八）第七章内容设计
本章主要进行法律意识与法治精神教育，因而结合创业教育可以培养创业者的法治意识，主要从以下五个问题入手：第一，创业者所处的法治环境，分析我国法治建设和创业活动的辩证关系；第二，创业者应该具有的法治观念，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义务等观念有合理认识；第三，国家安全与创业，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坚定努力维护国家安全的信念；第四，创业者的法律修养，在处理创业纠纷时能够讲法律、讲程序、讲证据、讲法理。
（九）第八章内容设计
第八章主要进行法律制度教育，包括宪法、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教学中可以从以下问题入手讲解与创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创业者的权利维护，重点讲解宪法、民法和刑法；第二，民商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三，行政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四，经济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第五，刑事法律制度与创业活动。这些法律规范与创业活动的启动、运行、调整密切相关，因此要教育大学生明确具体法律规定，以具体法规为导航，成为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创业者。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创业教育教学方法选择
教学方法是手段，培养具有较高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的创业型人才是目的。因此，教学方法要始终围绕有利于培养创业型人才这一根本目标来选择。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三种：
第一，讲授法。讲授法是其他方法的基础和前提，包括教师讲授和组织学生讲授，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基本观点的教育，开展正面引导，让学生明确创业过程中的基本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
第二，讨论法。讨论是讲授基础上的延伸，通过讨论可以引导学生深化对创业活动中的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认识，探讨道德理想、法律理想和道德实践、法律实践之间的距离及应对措施，有助于增强创业者践行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自觉性。
第三，案例法。案例是理论的动态呈现，引用国内外大学生创业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尤其是本校校友创业的先进典型，从中概括出他们创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并引导学生提高认识，即创业必须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