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2 09:43:1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外文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我们可搜集到的中国研究者与茶爱好者完成的图书与著作有3000余种(包括茶具类)。通过“读秀”搜索引擎，以“茶”为标题关键字，可得到1832种图书(截至2011年3月22日)，说明多于一半的图书被一些学术引擎纳入其中，促进了传播与利用，但也有少数仍处于沉默状态。总体而言，这些图书可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茶文化类(如《茶海之梦足痕心迹:茶文化、茶生态、茶经济研究》，张顺高、梁凤铭著，2007)、茶的种植加工类(如《种茶和制茶》，刘佩娥等编，1983)、茶贸易类(如《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王晓燕著，2004)、经营管理类(如《茶业经营管理》，姜爱芹编著，2005)、茶道茶艺类(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类(如《图说茶具》，唐译主编，2009)、养生保健类(如《中国茶与养生保健》，朱永兴、张友炯、黄永生编著，2008)、工具书辞典类(如《中国茶典》，中国茶典编委会编，1995)、小说散文类(如《国茶恩仇记》，赵宗琳著，2007)、人物介绍类(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传奇》，蔡慧菁著，2003)、茶馆文化类(如《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刘清荣著，2007)、茶马古道类(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霁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绍、翻译与选读类(如《中国茶文化典籍选读》，陈文华主编，2008)、生活哲学类(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学》，池宗宪著，2005)等等几大类。
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学、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贸易学、生物化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朱海燕著，2009)、《茶叶生物化学》(宛晓春主编，2003)、《茶业经济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业管理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叶市场营销学》(姜含春主编，2010)、《茶叶经济管理学》(陈椽著，1992)、《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2001)、《茶文化学》(徐晓村主编，2009)、《茶文化学》(刘勤晋主编，2001)、《茶叶经济管理学》(杨江帆、管曦编著，2004)，等等。
社会学与茶、茶文化相关联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王家扬主编，1992)、《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林满红著，1997)、《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部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40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社会功能、饮茶习俗与茶艺、茶道等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显，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性的茶与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是一本从茶、糖、樟脑业研究台湾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作品。1860－1863年，台湾在及其附属条约下，正式对外开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在此期间，茶、糖、樟脑是台湾的三大出口品。该书分析了1860－1895年间三者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探讨了三项产业对晚清台湾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特色。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对茶与宋代政治、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宋代茶艺做了系统梳理与历史比较，对宋代贡茶和赐茶的政治意蕴、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佛教、茶与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观念、宋代茶书、茶与宋代诗词书画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全书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会功能分析。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以杭州茶馆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馆”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状态，考察了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分析了茶馆休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杭州茶馆休闲的未来，社会学研究特色明显。关于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论文情况，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搜索。以“茶”为“主题”字，可得到115400多条记录(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硕博论文与报纸文章。但以“茶社会学”为“主题”、“题目”、“内容”进行检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见，茶与社会学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论文题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研究者没有开展社会学视角的茶产业或茶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茶的社会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会特征研究(邹明华，1994;沈海宝，2006)、茶与社会机体关系(卢祺义，1994)、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朱云松、江平，2007;邹跃光、余玉荣，2006)等。总体而言，中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茶产业的发展与茶实体的应用、茶文化的传统视野(茶艺、茶道、茶疗等等)，这与茶产业、茶文化实践情况相匹配，为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现实基础，是中国茶产业在世界茶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们讨论的研究中(著作与论文)，社会学视野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产业与茶文化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与包容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中，茶与茶文化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因而，从社会学与茶产业、茶文化的交叉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二．国外研究概况
在茶、茶文化和与茶相关的研究领域中，除了中国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韩、印等国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也相对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同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为深厚的饮茶文化与习俗，饮茶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另外，考虑到英语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势必会有英文版本。所以，我们在进行外国文献的梳理时，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选择的可行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梳理是相对的，是对茶学及以其他学科视角开展的对茶与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种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对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茶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我们首先对国外与茶、茶文化有关的图书、著作进行大致分类，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进而再对这些研究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茶的种类，茶饮(餐)知识与方法，不同国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对茶的发展史及茶文化影响的形成和扩散过程的研究类。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为名、主题或线索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类。如诗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说《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纪实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历史、宣传、文学作品介绍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从不同视角对茶的诸多功能进行专门研究与介绍的著作类。如关于茶的医药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关于茶与人生修养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关于茶与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史的研究类。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类。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对17世纪到21世纪(2001年)茶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社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以及与这些角色、功能相对应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会礼仪等等。该书主要谈了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城市的茶社会历史，还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国、意大利，对中国的城市涉及不多。该书对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部较为综合的从社会学视角来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显然，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历史中这些功能发挥的考查，没有系统化地运用社会学的视域来分析茶的社会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点讲述了印度、锡金的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茶农的生存状况:该书认为，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便成为工薪阶层，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结构。即使有着不同方言的两个部族间难以达成有效互动，但尼泊尔社会的异质性有助于维持这种种植园系统的封闭状态。该研究基于2000－2001年对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进行的调查。他首先进行了家庭统计(householdcensus)，共设计了15个问题;然后，他又针对茶农(工人)开展了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调查，共设计了60个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来深入考察这些茶农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这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茶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学科的特色与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迁移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印度茶产业内的融合与整合问题开展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背景与范围、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社会生活、外来文化群体关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关数据，包括对家庭情况的调查和个人情况的调查。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在背景与范围部分，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动力的演化、劳动力结构、工人的年龄结构、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工的迁移、工人的出生地情况、工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工人的教育、人口统计情况等等方面。作者进而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印度茶产业内人口融合与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样(《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书也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茶产业中的某一构成(人口)为研究对象。这带动了印度学术界以社会学的视域对茶农研究的热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们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为例再简要介绍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类社会学视角对印度东北地区茶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该书共收入了22篇针对茶农的学术文章，研究内容涉及茶农们各方面的生存状况，如生活状况、社区、身份认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状况、教育设施、童工的雇佣、发展问题、茶农的人口统计、健康卫生等等，茶农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反衬状态。该书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茶农开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印度茶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该书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统性尚不具备，没有形成交叉学科成果。
以上图书与著作只是从不同时段、不同方面做的简要介绍，是对茶进行研究的各类图书的冰山一角。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发现，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茶的各类图书达350余种，2009年全年出版的图书达300余种，2010年达340余种。可见，英语世界对茶的关注近来一直处于较活跃状态。但同时，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些图书与研究多集中于科普类，真正从学术的视角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药生物类。以印度研究者为主开展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茶园、产茶区的人口问题。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或系统全面地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特征的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外语阅读焦虑的界定与分类及其相关理论、国内外外语阅读焦虑研究状况，并点出研究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
一、引言
语言学习焦虑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自从Horwitz（1986）等人的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量表（FLCAS）面世以来，外语学习焦虑研究结果表明：外语学习焦虑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普遍存在，呈中度负相关关系。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有听力焦虑、阅读焦虑和写作焦虑的存在。
二、外语阅读焦虑的课题研究
1.外语阅读焦虑的界定。
资深学者Harwitz等（1986）对外语学习焦虑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把外语学习焦虑定义为“外语课堂学习中由独特的语言学习过程引起的自我感知、对外语学习的看法、学习外语的感觉和学习行为等特殊的心理活动”。外语阅读焦虑和一般的外语学习焦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被认为是外语学习中的一种特别技能学习即阅读情景中形成的焦虑，表现为学生对自己外语阅读交际能力的过低评价，是在外语阅读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恐惧不安的紧张心理。
2.外语阅读焦虑相关理论：克拉申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
根据克拉申的输入假说（InputHypothesis），“当外语学习者接触到比当前语言稍多一点的语言材料，他将沿着自然顺序完善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外语学习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接触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教师的任务是提供这种输入，降低学生的焦虑，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这样，语言就会自然习得”。输入渠道有两种：听和读。虽然只听也能够吸收语言营养，却远不如阅读那么有效与可靠，因为声音转瞬即逝的特征使听者难以在瞬间记住全部内容，而书面阅读材料的静止状态则有助于读者通过反复阅读来锁定需要的目标，并且在必要时还可从容地求助于词典。因此阅读是语言输入和积累的主要来源。
克拉申指出，“情感过滤假说（AffectiveFilterHypothesis）阐释了情感因素和二语习得过程之间的关系”。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水平高低与情感过滤的能力和水平有关。也就是说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如果“情感过滤”过强，就会在大脑中形成障碍。语言输出就会被过滤。无法进入语言习得机制，结果就不能产生语言习得；反之，如果降低“情感过滤”，且保证语言输入是可理解的，它就可以顺畅地进入语言学习机制。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以一种新的方式阐释了语言教师。
3.外语阅读焦虑国外研究现状。
自从1986年Horwitz等人的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量表面世以来，外语学习焦虑研究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外语学习焦虑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普遍存在，呈中度负相关关系。研究者注意到了外语学习焦虑在听、说、读、写不同技能中的不同表现。Horwitz（2001）把类似试图找出更加具体的焦虑源，以及焦虑与不同二语水平之间关系的努力称为外语学习焦虑研究的新趋势。Saito，Horwitz和Garza（1999）首次提出了外语阅读焦虑的构想，阐明外语阅读焦虑与普通的外语学习课堂焦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因母语与目标语书写系统和文化而异的特定技能型焦虑，并编制了外语阅读焦虑量表进行测量。Saito等人利用自己研制的外语阅读焦虑量表调查显示，阅读外语也能产生焦虑，阅读焦虑因目的语不同而不同；阅读焦虑与学习成绩负相关；当学生感觉阅读材料很难时，阅读焦虑会升高。
4.外语阅读焦虑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有关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般的英语焦虑的研究，关于外语阅读焦虑的研究起步较晚，不过进展较快。郝玫和郝若平（200l）对阅读焦虑的研究发现焦虑会妨碍阅读理解的测试成绩。王才康（2003）采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外语焦虑是一种不同于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的特殊的焦虑现象。戴玥斌（2004）对外语学习中阅读焦虑感与阅读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元认知策略对外语阅读有显著、重要影响。陈素红（2005）调查结果表明，高职学生普遍存在较高的英语阅读焦虑；阅读焦虑与英语成绩呈负相关，对英语学习成绩有显著的预测性；阅读焦虑对女生英语成绩的预测力大于对男生。廖淑梅（2007）研究显示：非英语专业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英语阅读焦虑，非英语专业学生阅读焦虑与英语成绩呈显著的负相关，高阅读焦虑和低阅读焦虑的学生在英语成绩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阅读焦虑的程度也受学生个人因素的影响。三、外语阅读焦虑研究不足及其今后研究方向
国内外对外语阅读焦虑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很多已经得到的研究结论仍然需要运用各种方法手段去证实和发展，比如说焦虑程度不同，焦虑与阅读表现关系是否不同？等等。Horwitz（2001）指出具体的焦虑源及焦虑与不同二语水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成为了21世纪外语焦虑研究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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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四、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关键词外资外资政策外资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外资政策的不断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外资的正负效应，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变
1.1初创阶段（1979～1985）
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为：转变指导方针，由排斥外资转向利用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特殊灵活和优惠的外资政策；开始制定外资法规，1979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我国第一部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成立外资管理的专门机构，1979年8月国务院设立了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利用外资工作，1982年3月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外资政策是非常粗略的，并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流入实行限制的特点非常突出，且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
1.2发展阶段（1986～1993）
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为：进一步明确利用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以及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建立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法规体系，包括《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对外资实行普遍的优惠政策；建立针对外资的分级管理体制。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完全确立了积极利用外资的观念，对外资的限制不断取消，外资允许进入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外资政策激励的重点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尽管仍然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但实行鼓励和优惠的特点更加明确；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
1.3调整阶段（1994～2001）
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第二阶段利用外资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规范，同时根据加入WTO的需要，逐步取消对外资的一些限制，对外资实行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采取的主要措施表现为：①1995年6月我国重新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产业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除此之外，皆为允许对外开放的领域；②1997年12月，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了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突出了产业重点，同时体现了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政策；③1999年8月，外经贸部等部门就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对外资的限制大幅度取消，国民待遇原则越来越明显；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仍然很突出，但相应的规范和管理有所加强；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特别是WTO的规则接轨；单纯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倾向有所缓和，但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1.4完善阶段（2002～）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WTO的规则和承诺，于2002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4月1日起施行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附件，在投资准入方面进一步开放，其主要变动如下：①将鼓励类目录由186条增加到262条，而限制类目录由112条减少到75条，大幅度放宽了行业准入限制；②扩大投资领域，逐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③投资地域多样化，鼓励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区，参与正在实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④投资方式多样化。
2利用外资的正效应
我国利用外资数额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其正效应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
（1）利用外资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结果，1981～2000年，在我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或间接贡献。罗余才、严俊（2002）对20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FDI增加1%，GDP将增加0.396736%，说明FDI流入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
（2）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对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从1990～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1年27．98％。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的税收对我国的工商税收也起了重要作用，增加了我国的财政收入，外商投资企业上交的税收占我国工商税收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1年的19．01％。
（3）利用外资增加了我国进出口总额。1986～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86年的4．04％上升到2001年50．83％。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4．66％，高于全国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13．75％）21个百分点。FDI促进了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1985年中国占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不足2%，2000年则上升到6%以上，同时也改善了出口结构。
（4）利用外资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断增加和扩充，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不断增加，从而有利于缓解我国部分就业压力。利用外资的负效应
利用外资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为：
（1）由于外商投资结构的失衡，从而加剧了我国地区投资结构和产业投资结构的偏差。外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2003年，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59.21亿美元和12.14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1.07%和2.27%，而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为458.05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61%。另外，外商全年投资394.17亿美元于第二产业，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3.67%，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则分别为10亿美元和127.94亿美元，各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0.19%和23.91%，这说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重，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及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过小，将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及优化。
（2）外资来源渠道过于集中，使得我国经济过于依赖个别国家。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亚洲地区，其次是北美，第三位的是欧盟。2003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继续作为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对华实际投资额为340.07亿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3.56%，而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较少，尤其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少，比例小，并且不够稳定。这种投资来源的不平衡性将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使我国经济安全的系数有所下降，风险随之增大。
（3）“超国民待遇”的引资政策导致外资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内投资需求不足。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政府在税收、企业经营管理和原材料供应、销售渠道等方面给予外资种种优惠，使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优于内资企业，形成“超国民待遇”，内资企业不能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从而造成对内资的“挤出”。另外不加限制地盲目利用外资加重了我国的债务负担，并造成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以致国内技术创新的势头减弱。
4小结
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今后应适当提高利用国际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促进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协调发展。
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双缺口”理论。但是目前我国国内人民币资金充裕，国家外汇储备的基础雄厚，2003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4033亿美元，利用外资的规模有了长足进展，截至2003年12月底，合同外资金额9431.2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14.71亿美元。按照双缺口理论，我国一般性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没有必要继续扩大利用外资了？事实上，我们不仅要继续利用外资，而且还要长期坚持利用外资。由于我国体制不健全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路径不畅，出现的国内资本富裕掩盖了潜在投资需求无法显形化的事实，因此我们应该从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角度看待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利用外资不只是弥补资金缺口问题，更重要的是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另外，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今后我国对外投资必定会不断扩大，为了保持必要的资本净流入规模，不可避免的要相应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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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汉林．国际投融资[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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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玉荣．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分析[J].中国统计，2003(5)
6武海峰，陆晓阳．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关键词：外科感染手术感染腹部外科感染治疗
一诊断
根据典型的局部症状和体征，位置表浅的外科化脓性感染的诊断一般不困难。波动征表示存在脓肿。局部压痛是深部化脓性感染，特别是软组织深部化脓性感染的重要体征之一，往往可以凭此做出诊断。必要时可在压痛最剧处作诊断性穿刺，但有些深部感染如膈下、肠间、腹膜后感染等，由于缺乏早期的定位症状，诊断有时会发生困难。又如深部感染，特别是经过大剂量抗生素的治疗后，即使已存在巨大脓肿，也可无明显的发热、压痛或白细胞计数增加。因此，对这些患者必须仔细询问病史和做体格检查以及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才能确定感染是否存在和确定感染的位置。
二治疗
(一)治疗
原则治疗外科感染的原则，是消除感染病因和毒性物质(脓骸⒒邓雷橹?，增强人体的抗感染和修复能力。感染较轻或范围较小的浅部感染可用外用药、热敷和手术等治疗；感染较重或范围较大者，同时内服或注射各种药物。深部感染一般根据病菌种类作治疗。全身性感染更需积极进行全身疗法，必要时应做手术。
(二)治疗方法
1.局部疗法
(1)患部制动、休息可减轻疼痛，而且有利于炎症局限化和消肿。感染在肢体的，可抬高患肢，必要时，可用夹板或石膏夹板固定。
(2)外用药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散瘀消肿、加速感染局限化，以及促使肉芽生长等作用，大多适用于浅部感染，但有时也用于深部感染。①热敷。炎症在早期可局部作热敷，肿胀明显者用50%硫酸镁溶液湿热敷。②药物外敷。有消肿、止痛等作用。方法新鲜蒲公英、紫花地丁、马齿苋、败酱草等捣烂外敷，在浅部感染初期有效；b.硫酸镁溶液湿敷，可用于蜂窝织炎、淋巴结炎等；c.金黄散、玉露散、双柏散等用醋调外敷，适用于浅部或稍深的感染初期或中期；d.鲫鱼膏、千捶膏等，或鱼石脂软膏，适用于疖等较小的感染中期；e.已破溃后，可用八二丹、生肌玉红膏、红油膏等。
(3)物理疗法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局部抵抗力，促进炎症吸收或局限化的作用。耳疖、鼻疖等可用超短波或红外线。
(4)手术治疗包括脓肿的切开引流和发炎脏器的切除。脓种必须切开引流，才能在全身疗法的辅助下促进炎症的消退。手术前须先明确脓肿的部位、大小。深部脓肿在切开前可先作穿刺抽脓，根据穿刺针的方向和进针的深度作切开引流。
脓肿切开或自行溃破后，应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一般可用等渗盐水或1:5000呋喃西林溶液清洗伤口，用凡士林纱布填人，以起引流、止血和保护创面的作用；如伤口腐烂、多脓、恶臭，可用1:5000高锰酸钾溶液冲洗、浸泡或用2%优琐溶液冲洗、浸泡，以加速坏死组织的脱落；厌氧性细菌感染的伤口可用3%过氧化氢溶液冲洗；伤口如有绿脓杆菌感染，可用4%硼酸溶液或1%苯氧乙醇溶液清洗、湿敷，也可用10%甲磺灭脓湿敷；如创面肉芽生壬过多或不健康，可用10%～20%硝酸银腐蚀，再用等渗盐水拭净；创面过大者，可待肉芽健康后进行植皮，以加速愈合。
某些发炎的脏器也应施行手术，予以切除，例如急性阑尾炎可作阑尾切除术，急性胆囊炎可做胆囊切除术。
2.全身疗法
全身疗法主要用于感染较重，特别是全身性感染的患者，包括支持疗法和抗菌药物等。
(1)支持疗法目的是改善患者全身情况和增加抵抗力，使各种疗法可以通过人体防御功能而发挥作用。
①保证患者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必要时用镇静、止痛药物。②高热量和易消化的饮食，补充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B、维生素C。③高热患者，宜用物理降温法(冷敷、冰袋、乙醇擦浴)或针刺曲池穴降温，以减少身体的消耗。④高热和不能进食的患者，应经静脉输液，补充所需的液体和热量，并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⑤有贫血、低蛋白血症或全身性消耗者，应予以输血。特别是脓毒症时，多次适量的输入鲜血，可补充抗体、补体和白细胞等，对增强抵抗力、恢复体质有很大帮助。⑥有条件时，严重感染的患者可给予胎盘球蛋白、丙种球蛋白或康复期血清肌肉注射，以增加免疫能力。⑦对严重感染，可考虑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以改善患者的一般情况，减轻中毒症状。但肾上腺皮质激素有使感染扩散的危险，并能掩盖临床症状，使用时必须同时给予足量有效的抗生素并进行严密观察。
(2)抗菌药物应用这类抗菌药物必须有一定的适应证。要正确应用抗菌药物，盲目使用抗生素或磺胺类药物。不仅浪费药物，且可引起细菌的耐药性，影响疗效。全身化脓性感染或深部组织感染一般需用抗生素治疗。局部急性化脓性感染，全身症状不明显者可不用抗生素。一般可根据细菌培养的结果来选用有效的磺胺类药物或抗生素，如无条件作细菌培养或细菌培养尚无明确结果时，可根据临床表现、脓液性状、感染来源和脓液涂片检查等来估计病原
菌的种类，以选用适当的抗菌药物。总的来说，葡萄球菌对苄星青霉素、半合成青霉素、红霉素、麦迪霉素、头孢菌素、氯林可霉素等敏感；链球菌对磺胺类药物、苄星青霉素、氨苄西林、红霉素、麦迪霉素等敏感；大肠杆菌对氨基甙类抗生素、氨苄西林、头孢菌素等敏感；绿脓杆菌对庆大霉素、氨苄西林、多黏菌素等敏感；变形杆菌对苄星青霉素、氨苄西林、氨基苷类抗生素敏感；克雷白细菌、沙雷细菌对氨基苷类抗生素、头孢菌素等敏感；类杆菌对氯林可霉素、甲硝唑、头孢菌素、苄星青霉素、氯霉紊等敏感。
(3)中药一般可用清热解毒的蒲公英、紫花地丁、野、金银花等煎剂，或用银、清热消炎片、解毒消炎丸等成药。对较严重的感染应辩证论治。
三预防
总的预防原则是增强人体的全身和局部抵抗力，减少致病菌进入人体的机会。
(1)开展卫生宣传，注意个人卫生，及时治疗各种瘙痒性皮肤病，以防止体表化脓性感染的发生。
(2)做好劳动保护工作，预防创伤的发生；及时和正确处理伤口，包括做好清创术。
(3)糖尿病、尿毒症、白血病、大剂量激素疗法和抗癌疗法等均可消弱人体抵御感染的能力。要加强对这些患者的医疗和护理。以防严重感染的发生。
(4)注意手术时的无菌技术，操作轻柔，爱护组织，彻底止血，防止积液。
(5)换药、气管切开、静脉内插管、留置导尿管，以及烧伤患者的护理，均应遵守无菌操作规则，以预防或减少感染的发生。
一
吐鲁番阿斯塔那84号墓共出文书六件，出土时各件互不连属。因拆自死者的同一纸鞋，所书字跡相同，内容又互相关联，故将其视为同一组文书。审其内容大致可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涉及“出臧钱”内容，见第三件；另一部分则主要保存了包括各级官员押衔签署在内的奏行文书的例行文字，如“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行”等，见第三件之外的其余各件。我们将其分作A、B两个类别来叙述。
A此类文书仅一件，《吐鲁番出土文书》84号墓排序第三件文书，原定名为《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文书前后俱缺，上下均残。保存下来的内容，就臧钱而言，只涉及“出臧钱”，故此定名不误。就都官而言，藏锦人所出臧钱最终要“入官”，“出臧钱”只是入官臧钱文数奏文中，都官条列所奏事项当中的一个具体行为而已，因此，该文书的定名需作重新考虑。这是后话。兹就能辨读者抄录于下，仍以原定名为准（原系直书，今改横排。原书繁体，今改简体）：
三、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
[1]
虽因残缺不能通读，但大致意思是清楚的：即有关方面为“正作”与“作从”合伙藏慝丝织品而传“出臧钱”的记录。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自“某吏传”或者“次传”始为一项的开端，则“出臧钱”事共四项，其中两项内容（即第6行至第10行）保存得更完整一些。第6行、第7行为张阿苟作从，为第一项。第6行人名“阿苟”前据第7行补姓“张”；又据第8行补足人名“龙遮之奈”。第7行“次传”始至第10行为商胡握广延作从，是第二项。第8行“作从”前当为人名，仅余末尾一“延”字，据第10行补为“商胡握广延”。以两项的文字和内容相参比，每一项的行文大致为：以某吏传（或次传）引出“正作、”“作从”，其后具列所藏丝织品数量若干，折合银钱（即平钱）若干，最后为应出臧钱数额。据此例行格式的行文特点，第一項和第二項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补全（见补足后全文录文）。
B前录第三件外，其它五件均以高昌奏行文书末尾的例行文字、奏状官签署及写奏状的年月日为保留下来的主要内容，故归为一类。兹按原文书的排序移录于后：
一、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残奏一
[前缺]
1、四年甲午
2、长史
3、虎牙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5页）
二、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残奏二
[前缺]
1、年甲午岁
2、长
3、虎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6页）
四、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
[前缺]
1、钱壹佰
――――――――――――――――――――――――
2、案条列入官臧钱文数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
3、门下校郎陰
4、门下高
5、通事索
6、通事
7、通事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9页）
五、高昌都官残奏一
[前缺]
1、索斌
2、马
3、楊
4、张
5、九日都官奏
6、都官事麹暄
7、司马巩
8、翟武
9、王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10－211页）
六、高昌都官残奏二
[前缺]
1、更半文
2、右记识奏诺奉
――――――――――――――――――――――――
3、陰
4、高
5、史索斌
6、史史患
7、史马
8、楊
9、张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12－213页）
后五件虽归为一类，但各件内容也不尽相同。第一、二两件内容大致相同，残留部分长短互见，故可互相补充。第一件第1行据题解可补“延昌十”三字，“甲午”之下补“岁”。高昌国时期的奏文还见兵部、民部、屯田等部上奏者，其中阿斯塔那48号墓共出八件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文书》第三册，第73－88页）（以下简称《兵部奏文》）保存得最为完整，其奏文的例行格式、文字可供参比。按《兵部奏文》的格式，“甲午岁”之后当为“某月某日都官奏”。第2行仅余“长史”二字。高昌文书见长史衔者，本件为一例；另二例分别见于《高昌章和十一（541）年都官交河郡等为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8页）、《高昌义和二年（615）都官下始昌县司马主者符为遣弓师侯尾相等诣府事》（第四册，第172页）。后者都官不具长史衔，贯将军号，称“凌江将军兼都官事”。将军兼领都官事之署衔还见于一件碑铭资料，《麹斌造寺碑》碑阴所刻高昌建昌元年（556）麹斌施产造寺时所订立的契约，[2]契约之末附题名，自高昌王以下重要职官均在题名之列。诸部主事官皆具将军衔。将军为所領銜号，都官是所任职事。将军兼领诸部事外，紧接诸部主管官后，还见将军差任诸部司马，如《麹斌造寺碑》所见“威将军都官司马高”，奏文签署所以才有了“长史××将军领（或兼）×部事”和“××将军××司马”的职衔。据此，第2行“长史”之后可补“××将军领××事”。第3行补足“虎牙”，虎牙（或书作武牙）为高昌官制中等级最低的一个将军号，[3]虎牙后补“将军××”无疑。高昌奏行文书末尾有两组官员签署，一组签署于例行文字“谨案条列……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行”之后，一组签署于年月日之后，第一、二件的签署显系后者。
第四件与第六件所见签署属于前者。第四件第2行“奉”之后补“行”。第3－7行的签署官员之头衔，可据《兵部奏文》官员签署的例行顺序补足，分别为“门下校郎”和“通事令史”。第5行“索”下原缺，据第六件签署官员人名补“斌”。
唯第五件的性质不甚明了，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很难确定其中官员的签署属于“谨案条列”之类例行文字之后的签署，还是年月日之后的签署。当然仍有线索可寻，一个是上面提到的“索斌”也出现在签署的人名中；另一个是第5行中的“九日”，它保留了年月日的一部分，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据《兵部奏文》的例行格式，年月日均提行书写。先书高昌纪年，再书干支，后具月日。八件兵部买马奏文的年月日均按此程式书写，无一例外。然第五件都官残奏无年月，仅存日期，且提行书写。例外还是另有原因原因。《文书》示此文书前缺、后缺，部分上残（第5、6行除外）、下不残。照此推算，上残部分有限，若以第5、6行为准的話，各行上缺部分不过3，最多4个字，不会有误。如果我们根据人名“索斌”的线索，认为此件的押衔签署与第四、六件属于同一系列的话，上缺部分正好是诸官的官衔，而且以四字的为多。也就是说，押衔签署顶格或者还需要换行书写。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奏文中见到过日期顶格书写的例外，亦未见联衔签署顶格或换行书写的例外。先行假设本件按通行的格式书写，那末，第5行“九日”上还有纪年、干支和月份的行文。若本件纪年为“延昌十四年甲午岁”的话，“九日”之上加上月份至少还有10个字，换句话说，第五件文书的上缺部分远比现在要多。如果假设成立的话，其它诸行的上缺文字也就有了各自的着落。以第1行为例，“索斌”的官衔是通事令史，按通例，奏文中的官衔均低4－5格开始书写，文字的间隔也较其它文字的间隔稀疏。总共算下来，“索”字之前大约可以写得下12－14个字，与第5行“都官”前的字数约略相当。我们知道，84号墓的文书是从死者的纸鞋上拆下来的。高昌地域小“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案”，[④]虽是公文，入墓时已被当作废纸。我们认为，第五件文书在入墓时已被拦腰剪断，上部残缺。经仔细查对图版，第五件与第一件的纸质、纸色完全相同，第五件上缘与第二件下缘对接后各行文字可通读。对接顺序为：第二件的第1行与第五件的第5行对接，对接后通读为：“延昌十四年甲午岁九日都官奏”，（对接后的行数以第五件为准）中缺部分补“×月×日”。第一件的第2、3行分别与第五件的第6、7行依次对接，对接后第6行通读为“长史都官事麹暄”，中缺部分补“××将军领”。第7行通读为“虎牙司马巩”，中缺部分补“将军都官”。以上诸行对接后的行文与奏行文书的例行文字，包括年月日和官员的签署均吻合，证实我们的假设是成立的。对接后除第一行已补足外，第二行中的马姓官员与第三行中的楊姓官员的官衔亦可补上，同为“通事令史”。经拼接，复原后的部分文字见补足后的全方录文。
通过对84号墓B类文书的的辨识和拼接，我们对奏行文书所涉及到的例行格式部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奏文的例行格式的顺序为：文件的开端总叙事由；接书“谨案条列”至“记识奏诺奉行”；次具负责通进奏状的门下官员之押衔签署；之后书写奏状的年月日；最后为判行主管官及各级僚属的签署。我们认为，84号墓所出部分残件实际上出自同一件都官奏文，它们是第二、三、四、五件文书。这四件文书不仅包括了奏文中的各项内容，而且，第二件的背面和第四件背面款缝处的签署与第五件正文中的都官主管官同为一人――麹暄。由于入墓时被裁剪成鞋样，又经年久残损裂为数片，《文书》所列顺序已不是它的原貌，须进行重新组合。重组后的顺序为：（自左向右）
第三件
第四件
第二件
第五件
84号墓文书拼接后，有一个整体定名的问题，原第三件、第四件的定名分别为《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与《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一“出”一“入”，相对于各自的内容来说并无不妥，前者针对“出臧钱”人而言，后者则相对于“都官”而言。但重组复原后文书的整体性质属于都官奏文，而“出臧钱文数”只是奏文中的一部分内容――臧钱入官的事由，因此，作为都官的奏文，本奏文的最终定名为：《高昌延昌十四年都官条列入官臧钱文数奏》，拼接、识读、补足后的全文如下：
从复原后的文书得到的初步印象是:高昌九部之一――都官，以官方的名义处理一起“臧钱事件”，事由握广延、张阿苟等藏慝织锦而引发，事情的结局是，握广延等人因此受到数目不等的“出臧钱”处罚。至于高昌都官的职权范围如何；握广延等人的藏锦目的是什么，窝赃、逃税或是纳税；为什么又会被“平钱”和“出臧钱”；“臧钱”的性质、为何“入官”，这是我们正面要一一讨论的。文书中牵涉到的织锦、人物更是我们所要着重关注的。
《高昌延昌十四年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为都官部门签发的文书，经过上述分析之后这是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都官之职最早见于曹魏时期，初置都官尚书郎，以督管军事为主。南朝并有都官尚书，主管刑狱事外，亦兼管军事。北朝亦设都官，只是统领诸部有所增损。至隋朝改都官为刑部，其所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四曹所主事亦与北朝略同。汉代虽无都官设置，与之职权相当的二千石曹与三公曹所掌职事亦在水火、盗贼、词讼、罪法等项之间。高昌的统治阶层的成员，皆自河西迁入，本是汉魏遗黎，保持着汉族文化传统之名族大姓主持制定的政治制度，其大部采自中原汉地。东汉中期以后，中原板蕩，西域事务常由敦煌太守掌管，高昌实际上成为敦煌太守，后来是涼州剌史的辖区之一，涼州政权对高昌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更直接一些，故在职官的设置和名称的使用上互见魏晋中央与涼州政权者。文书及碑铭墓志所见高昌九部为：兵部、库部、民部、祀部、吏部、仓部、主客、屯田和都官，[5]散见于《魏书》诸涼州人物传的北涼诸部有：吏部、兵部、库部、考课、金部等，[6]不见都官，都官事或与后汉时三公曹、贼曹所主事略同，当为考课所主，且职权“重于诸曹”。[7]从延昌年间都官主管官的身份和地位可以看出，高昌都官的权位亦在其它诸部之上。《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正文押衔签署得知，延昌年间的都官主管官是麹暄，奏文背面两处骑缝题款更证实了麹暄其人的身分。麹暄其名又见于《麹斌造寺碑》碑文。由于立碑的时间与入官臧钱文书上奏的时间只相差一年，所以可以认为《麹斌造寺碑》碑文中的麹暄与奏文中的都官主管官麹暄同为一人。此碑是麹亮为其亡父麹斌所建之功德碑，目的是为其父歌功颂德。据碑文及碑首题识，麹斌年青时即以威远将军领横截县令，寻转折冲将军领新兴县令，以后因与突厥的多次文武交涉有功并最终与突厥建交，以功进爵，升迁至振武将军领某部郎中，并在死后获得宁朔将军绾曹郎中的赠官。麹斌死后，其弟接替他修建佛寺的工程。佛教盛行时期，凿窟建寺，修庙立碑大多为家族行为，[8]河西及高昌地区的寺窟普遍可以找到家族的背景。麹斌其弟正是麹暄，接替建寺工程时，亦接任新兴县令的职务，新兴县令之权位因其地界与突厥接境而特别重要。从吐鲁番碑铭墓志和文书资料可以得知，高昌的上层社会中，只有麹氏家族以其与之联姻的少数几个家族成员，能夠获得绾曹郎中赠官和新兴县令的殊荣。[9]麹斌家族的显赫地位还体现在，在同一个等级的职位上，他们掌握的实际权力也在其他官员之上。麹暄在职任都官事的同时，还兼伏波将军领××县令。这与《都官奏文》中麹暄的职位相吻合，只是未列县令一职。只是平时处理公务是时，并非所有的場合都亮出全部职务，视所处理的臧钱事务的性质而定。麹暄在《都官奏文》中所处理的臧钱事宜，与县级事务无涉，故公仅列都官都官长史之职。身兼三职在高昌的职官任用中，并非通例，麹氏之外，只有如张氏等不多的几个家族成员可以享有。不难看出，麹暄以任都官长史职为荣，都官长史职以麹暄出任而显。
如前所述，都官主管的事务依各朝职官的设置有所不同，但大致不出刑狱与军事兩个大项。高昌另设兵部，军事方面的事应归其管辖，当不在都官的职事之内。就《都官奏文》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因当事人合伙藏锦而涉嫌窝藏（或逃税）罪，初审其性质属于刑狱范畴，与军事无涉。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都官，还见于：一、《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交河郡等为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8页）；二、《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柳婆、无半、盐城、始昌四县司马主者符为检校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9页。）三、《高昌义和二年（615）都官下始昌县司马主者符为遣弓师侯尾相等诣府事》（《文书》第四册，第172页。）第一、二件为都官执行勑旨下符，为在以上郡县通缉翟忠义所失奴，属于刑狱范围事可知。第三件内容系派弓师诣府之事。弓具虽系兵器，但“作具、粮食自隨”，招弓师诣府是为制作弓具，本件亦并非与军事有关。如此，则高昌国时期，至少延昌年间，即麹暄在任都官期间，高昌都官职掌当以刑狱为主，据此，《都官奏文》处理的臧钱入官事宜，亦应在此刑狱范围之内。
“臧钱入官”可以从都官的职权范围初步确定为属于刑狱执法之事宜，臧钱的性质仍须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高昌经济领域活动的研究中，臧钱大多被界定为，民间向政府缴纳的一种税目，[⑩]或者是属于财政分配管理范畴的一种形式，[11]近年，有研究者认为臧钱即赃钱，属于法律范畴的用语。[12]我个人认为，后者与史实更接近一些。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下拟从臧钱的性质、平钱出臧的事由以及都官入臧钱的意义诸方面对臧钱进行一些更进一步的探讨。
文书中的“臧”一字多义，《集韻》：臧与藏同；《玉篇》：“藏也”。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文书中同时还出现“藏”本字，如“藏绫十三匹”、“藏龙遮之奈提婆锦一匹”等，作动词用。一般来讲，一件文书中不应出现二字一意的现象，因此，“臧”不能也作“藏”讲。臧又通“赃”，《盐铁论·刑德》：“盗有赃者罚”，又见《汉书》巻九十《尹赏传》：“．．．．．．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赃。”《广韻》：“纳贿曰赃”。唐代的法律条文中，赃为罪名之一，《唐律疏议》诸彼此倶罪之赃条：
诸彼此倶罪之赃。疏议曰：受财枉法、不枉法及所受监临财物，并坐赃（罪）。[13]
文书中的“臧钱”即因赃罪而来。按唐律，当官物还官，私物还主：“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转易得他物，及生产蕃息，皆为见在。）疏议曰：
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14]
若赃物因各种原因或已费损，或已转易，可以铜赎赃。平赃之定则为：
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疏议曰：赃谓罪人所取之赃，皆平其价值，准犯处当时上绢之价。[15]
比照唐律诸条，《都官奏文》中之所谓“平钱”、“出臧钱”即唐律之平赃赎赃是也，只是，高昌不以上绢之价平其价值和以铜赎赃，而是以当时西域的流通货银钱取而代之。
“臧钱”即是赃钱，“平钱”、“出臧钱”即是平赃赎赃，奏文所奏事因张阿苟诸人藏慝提婆锦而引起，本都官文书的性质当关乎刑狱，与军事无涉无疑。
提婆锦等丝织品是事主藏慝的直接对象，乃构成本奏的关键因素。5――7世纪是丝绸之路贸易十分活跃的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从早期以中国内地丝绸西传为主，转入兼有西方的丝织品进入中国，开始东西双向贸易的时期。东传的丝织品以西亚特别是以波斯的织锦最为著名。由于频繁和丝织品贸易的刺激，介于其间的高昌等地，往来和丝织品贸易亦十分发达，与之相适应，丝织品生产也随之发展起来，当地人将西域传统的毛织技术运用于丝织，同时借鉴先进、复杂的丝织工艺进行家庭式的或小作坊式的生产，产品的织造技艺及其质量的起事都很高，成品以织锦为主。产品有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费，但份额较小，在发达的丝织品贸易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丝织手工业，其产品的三部分用于外销。总体来看，进入高昌双边贸易领域的丝织品有三类：内地（包括中原、川蜀和齐鲁地区）产品、中亚西亚产品和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产品。
本件文书出现的丝织品有绫和锦，锦有三种：红锦、葡萄（中）锦、提婆锦，其中以提婆锦出现的次数最多，量也最大。三种锦出自不同的产区，以葡萄为装饰图案是中原及齐鲁地区所产丝织物的传统纹样内容，早在汉代，内地织工已经掌握了娴熟的织造技巧，织出工艺十分复杂的葡萄锦，颇受宫廷内外的欢迎。从使用的情况来看，红锦并不十分流行，不象是当地所产，有可能产自内地。以上两种织锦，在6－7世纪的吐鲁番墓葬中均可见到。提婆锦原产波斯，在古代阿维斯塔语中，“提婆”含有“天神”的意思，[16]本件未必波斯原产，其计量单位与中国内地织锦相同，以“匹”或“尺”量，而文书中出现的属于世纪中叶以前的波斯织锦均以“张”计。据《周书》、《魏书》西域本传，当时宜蚕的地区有高昌、龟兹、疏勒等地，而产锦的地区只有疏勒一地。文书中除“疏勒锦”外，还见“龟兹锦”、“高昌所作黄地龟兹锦”的记录，且皆以“张”作计量单位，可见不只疏勒一地产锦。民间订立的契券中，龟兹、高昌锦可以当作货币支付。疏勒锦和波斯锦在某类传供帐目中，与毛毯、行緤、赤韦等并列，也作为货币流通。上述内容不仅填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也为辨认锦的产地和时代提供了标识性的依据：一、公元5世纪以后，高昌、龟兹、疏勒等綠洲诸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织锦产品，其中三部分为仿制品。二、公元6世纪中叶以前西域各地以“张”计量的织锦，服用之外还充当货币的职能。三、随着织锦作为支付手段功能的逐渐隐退以及西域等地与内地丝织技术的不断接轨，各地所产织锦逐渐归于用“匹”作统一的单位。本件的提婆锦属于这一时期的产品。
问题在于，文书中这些织锦均被事主藏慝，那么，事主藏慝织锦的目的便不得不追究。一般来说，藏锦的动机不过为二：畄用或畄再交易。张阿苟等事主藏锦的企图亦不外乎此：留作已用或留待私下交易。所藏丝织品的数额不算小，又藏锦人中有作人，留作已用的可能性不算大。胡商的参与让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藏锦的目的是为了作私下的交易，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避开正当交易至少可以从兩个环节上获取非法利润：抬高价格或避开税收。
高昌在丝绸之路上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处在四方辐辏之地；从政治地位上看，它又处于中原政权、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乃至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为了保全自己政权的存在，一方面，它与中原诸政权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同时，又不得不臣服于柔然、高车、铁勒、西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史·高昌传》载：
……和平元年（460），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
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从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高车王阿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497），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逆接，求举国内徙。孝文纳之，遣明威将军韓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
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
从蠕蠕（即柔然）扶持阚伯周为高昌王，至高昌旧人弑杀马儒立麹嘉为王，无不反映出高昌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北方民族政权的仰仗，此种情势，在内地局势混乱、统一政权趋于崩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北方游牧民族所以对高昌国百般扶持，正是出于看好高昌国从丝路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欲借助其“税收站”的特殊地位而从中牟取自身利益的企图。《隋书·高昌传》云：
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
一个“恒”，一个“重”，足见高昌这个税收大户在北方民族政权的经济天平上的份量。既要维持住与北方民族政权的这种关系，又要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致因“税之送于铁勒”而受到太大的损害，高昌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以平衡两端。
高昌政府向胡商征税的税目不见史载，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保留下来的税目有“称价钱”，这是胡商向高昌政府交纳的一种的商税。古代向商人所收税种有过境税和住税之别。[17]所谓过境税，《隋书·食货志》有云：晋室渡江以后：
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並十分税一以入官。
所谓住税：
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关于住税税率：
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劵，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无论输估、散估，住税税率皆为“百分收四”。据《高昌内藏称价钱账》“二人边得钱”语，有文章疑二人中一人为买者，另一人为卖者，内藏从买者和卖者两人处收税，与上述“输估”、“散估”的收取方式相同；交易中又见有买进卖出的活动进行，根据上述两点，本文以为，内藏所收称价钱为住市税无疑。高昌市易税及其征收办法，史籍无载。高昌的统治阶层三部分来自河西，决定了高昌的各项制度大多采自河西，而河西制度实则魏晋系统本土化的产物，易言之，高昌之制度采于河西而本于魏晋。就市易制度而言，高昌当地的状况与东晋南朝的状况应相去不远，这是因为，高昌的社会经济形势类似于南朝之状况。南朝与北朝之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陈寅恪先生有云：“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齐、隋、唐之田制实同一系统，而南朝则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关市之税．．．．．．魏书六十八甄琛传所云：（世宗时上表曰：）‘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南北朝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要点，甄琛之数语足以尽之矣。”[18]高昌本车师旧地，地窄人稀。自河西汉民陆续移居以后，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可供农桑的土地十分有限，则其国家财政税收必倚重于关市之税。从称价钱的收取上，可以看出高昌的商业税率不低。[19]
至于税收的征收办法，据《周书·高昌传》，高昌“賦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包括田地租税在内的各种税收大部分以银钱支付，在商贸活动中，更是以银钱作为清偿工具来支付商业贸易的税收，上述“称价钱”等文书所反映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据《隋书·食货志》：“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所谓“西域金银之钱”是指在西域流通的钱币，而所谓“西域”，应当是广义上的，其范围包括葱岭以外的地区，诸如粟特等地。高昌为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贸易港，促使丝路贸易更加活跃；反过来，这种活跃的国际贸易往还又激发了高昌的手工业、商业的活力，从而一方面为高昌的商业及其他领域的高额税收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纳税商逃避高额税收提供了温床。
高额税收的结果势必加重纳税人的负担。臧钱不是税钱，却与税收有关，它是由高额税收派生出的一种结果。臧钱文书的当事人中，龙遮之奈与握广延出现多次。龙姓为焉耆王姓，焉耆人多姓龙，来高昌的焉耆龙姓人大多出现在高昌国时期，其中有延昌年间在高昌当地主持修建石窟的画匠或工匠，有高昌延和至义和年间租种桃（葡萄）田的种田人，高昌国后期的龙姓人，其身分已经与高昌的乡里百姓一样，负担“剌薪”的义务。臧钱文书中张阿苟和握广延所藏提婆锦均来自龙遮之奈，龙遮之奈是锦的提供者，还是藏锦的同谋。焉耆、高昌都当丝路要冲，为获取丝路贸易利益，高昌、焉耆成为竞争对手，《旧唐书·焉耆传》将双方产生摩擦的原因归结于“大磧路”和高昌道的开通、关闭与否：
贞观六年（632）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蹟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后，西方去有两条道路可循：一般来讲，向西过白龙堆后入焉耆（即大磧路），可直上高昌皆便捷但要过大片沙磧，路途多艰险；故大多数情况下，商客往来，多绕开大磧路，北上伊吾，折而入高昌；或者直接进入高昌，图的是旅途更为安全。丝绸之路是在经过历地界，决定了通过该地区人流和物流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该地区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利份额的多少。北朝末年“大磧路”未闭，丝路贸易正当盛时，焉耆和高昌的双边贸易往来相当频繁，摩擦亦相应增多。龙遮之奈作为提婆锦的提供者，逃不脱“藏锦”同谋，即非法交易者的干系。不过，有疑点在：若是同谋，龙遮之奈为何未被罚以“出臧钱”。
握广延，其名字前冠以“商胡”，这等于贴上了粟特人的标签。“延”是粟特男性人名的典型词尾，有荣典、礼物之意，古波斯语作yana-。[20]握广延从龙遮之奈处得到提婆锦，以“作从”参与“藏锦”，被都官罚以“出臧钱”。从锦的流向上看，握广延处在末端，因觸犯了相关的法律受到惩处。如按正常交易，握广延在得到提婆锦后或直接进入市場，或通过关境后再运往其它国家或地区进行交易。而在这个环节上，高昌国及其政府可以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税收――市易税或过境税，握广延所要逃避的也正是税收，这是笔数额不小的税收。然而他触犯了法律，所以受到都官“平钱”，“出臧”处罚。在这里，龙遮之奈虽然为握广延提供了货物，但并未触犯逃避税收的律条，故免于受到都官的惩处。
通过对都官臧钱文书的分析，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可以对高昌麹氏王朝时期的以丝织品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问题进行如下的讨论。
首先，通过对住市交易的讨论，则很自然地联系到麹氏高昌对外贸易的各种形式问题。高昌不仅参与商品从生产国向消费国运送的转口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同时兼营直接、间接的进出口贸易。
高昌居丝绸之路的中段，是东西方之间进行交往的必经之地。汉代以前，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交往大多采取朝贡方式，高昌并未参与其中。晋代以后，东西方交往进一步扩大，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已经突破了原来那种单一的模式，随着实质性的国际贸易内容的注入，高昌也逐步参与到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从臧钱文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高昌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中，即包括将高昌以外地区加工的丝织品（如提婆锦和龟兹锦）输入本地市場销售的进口贸易，也包括将本国生产加工的丝织品运往他国调进销售的出口贸易，这其中包括本地加工的产品（如高昌所作黄地龟兹锦）和外国工匠在高昌加工后外销的产品。这两种形式的贸易有时是同时通过一方、一次完成的，例如《称价钱》中的商人，既是卖方，又是买方。不过估计在高昌，进口、出口和过境、三种贸易形式中，第三种贸易，即过境贸易的额度要大一些。由于受地小人多因素的制约，高昌的出口贸易以加工产品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形产品的贸易也带动了诸如储运、译语、驿馆接待及相关服务行业的兴起，随着有形贸易的逐渐成熟，高昌的无形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6世纪中后期，高昌的对外贸易日臻成熟和完善。
其次，我们发现，丝织品贸易中也多以银钱作为清偿工具，臧钱文书中的平（银）钱出臧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并不排除各种交易中其它支付手段的存在，如叠、锦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货币至少是高昌商贸活动中的主要支付手段，充分体现高昌高度商业化的特征。从粟特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跃程度以及高昌、敦煌等地粟特聚落的存在来看，流通西域的通货以粟特地区流通的银币为主。[21]丝绸之路贸易中流通的银币，显然已经超出了地方货币的职能，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流通。高昌作为该贸易网中的一个站点，因其流通货同整个贸易网络的一致，为丝绸之路的大贸易圈所兼容。6世纪以后，高昌本体社会的商业化趋势已很明显，又处在一个西连西域诸国、中亚西亚地区，东接河西走廊，直通内地的大商业贸易圏中，这种趋势又带着明显的国际商业化的色彩。
第三，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各地的商人贩客云集高昌，使高昌的商贸活动日趋繁荣与活跃，与此同时，可观的商业利润也驱动着商业不法行为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臧钱文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高昌政府对商业不法行为有一套行之而有效的办法和相应的制裁措施。无疑，建立规范的商业秩序、营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可以提高自身的商业信誉，从而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加丰厚的商业利益。
第四，粟特胡商以其素擅经商的优势活跃了丝织品贸易市場，将丝绸之路上诸如高昌、敦煌等贸易平台链接起来，形成网络。他们涉足进口、出口、过境贸易等高昌的有形贸易门类外，还参与了高昌的无形贸易，诸如客馆服务业、译语等行业的活动。他们以其特有语言天赋为操持不同语言的商人充当翻译――作专职“译语人”，被政府指派作客馆管理或招待工作。同时，粟特人还是传授手工技艺的工匠。高昌除专务丝织业的工匠外，还见韦匠（负責皮革熟化加工的工匠）、画师等，在高昌后期至唐贞观年间的一份工区名籍中，有缝匠、韦匠、木匠、油匠等，其中大部分是何、康、曹、等粟特胡姓人。粟特人活跃了高昌地区的商业活动，同时也带动了高昌国内加工业的整体发展。当地加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更加繁荣。
第五，在高昌所进行的丝织品贸易中，北方游牧民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尚待详考，[22]但其对塔里木河流域北缘綠洲国家的宗主国地位无疑从兩个方面刺激了丝绸贸易的活跃与繁荣。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07－208页。后文所引本书均简写作《文书》。
[2]碑文摹文见黄文弻《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54－55之间夾页。
[3]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51页。
[4]《周书》巻五十《高昌传》，中华书局，1971年。
[5]《高昌建昌元年（555）麹斌施产造寺碑》，原载黄文弻《吐鲁番考古记》，见《麹斌造寺碑》（碑阴）摹文，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54－55之间夾页。
[6]《魏书》巻五十二《宋繇传》、《张湛传》、《宗钦传》、《阚骃传》、《赵柔传》。
[7]《通典》刑部尚书条称：“后汉光武改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政”。见《通典》巻二十三《职官》，中华书局，1988年。
[8]如《孙永安造象记》，见（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志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9]荣膺绾曹郎中的还有张氏家族成员，如张雄及其父端、祖务。见《唐垂拱四年（688）张雄妻麹氏墓志铭》，见侯灿《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605页。
[10]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麹朝税制拾零》，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期合刊，已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81页；郑学檬《十六国至麹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载《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3－318页。
[11]楊际平《麹氏高昌賦役制度管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二册，第79－94页。
[12]卢向前《论麹氏高昌臧钱》，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13]《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中华书局，1983年，刘俊文点校本，第88页。
[14]《唐律疏议》卷4，88页。
[15]《唐律疏议》卷4，91页。
[16]元文琪《二元神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17]谢重光认为高昌征收的“称价钱”属于市内住税，且征收对象不独限于胡商，见谢重光《麹氏高昌賦役制度考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1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页144－145。
[19]朱雷前引文第79页。
[20]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39－40页。
关键词:欧美国家农业旅游特征
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发展大都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相对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其农业旅游仍呈现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如美国2003年有1800万人去农场度假,法国年农业旅游收入达100亿法郎,占其全国年旅游收入的四分之一。农业旅游已成为欧美国家后工业时代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
欧美国家农业旅游从起步到现在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历经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从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到相对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总结其农业旅游发展上所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对于我国农业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旅游景点经营的特征
私营化。欧美国家的农业旅游大多是在私营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场主同时成为了旅游业经营者。这种发展历史导致了农业旅游经营方式的主体为家庭私营经营。这与我国当前农业旅游产品的经营者以国家集体为主体的经营方式区别是极大的。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国家所有制结构体制所决定的,欧美国家的农业私有化由来已久,而我国农业至今还未彻底地推行经营的持续私营化,这主要表现在对土地不具有永久的独立可支配性使用权,这导致我国农业很少形成私营形式的农场,更谈不上独立开展农业旅游活动。另外我国农业旅游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此时期农业旅游主要以观光为主,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旅游项目更易成为首选的农业旅游目的地,而这些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旅游项目大多只有国家或集体才能拥有并经营。
小型化。以英国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为例,从面积上看,各农场面积有大有小,差别很大,但其中游客真正活动的空间不大;从雇佣人员上看,平均雇佣全日制职工大多在10名左右,而农场为开展旅游的投资平均也大多只有5万英磅左右,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小。开展农业旅游的基本经营单位大多为一个农场或一个家庭,这种小型化的经营既体现了农业旅游是在家庭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同时也恰好符合了市场需求的特点。现代的欧美农业旅游者大多为城市居民,他们到农村去放松紧张的心理压力,寻觅一种自然、休闲、恬静的感受,而这些只有在小型化的“农家”才能找得到。而一旦追求规模建起大型旅馆、饭店、停车场、吸引来大量的人流,那么其所追求的目标就必然随之破灭,农业旅游休闲、绿色、自然的优点也就消耗殆尽,丧失了应有的个性特征。
兼营化。一方面农业旅游业大都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另一方面开展农业旅游也要依托农业生产,农业旅游和农业生产是不可分的,即便农业旅游的收入远远大于农业生产本身的收入,从经济活动上来说已成为主业,农业生产需要一丝不苟、真真实实地进行,切忌将农业生产全部表演化,那样的结果可能严重损害消费者旅游效果进而损害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旅游者来说更想了解体验的是原原本本的农业,因此农业旅游中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不能丢。
分散化。庞大的需求市场与小型化的经营规模必然导致分散化、多点式的发展格局。近年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分散布局表现十分明显,法国推出的“农庄旅游”,全国有1.6万户农家建设了家庭旅馆开展旅游业;意大利开展“绿色农业旅游”的农庄已有6500家,日本供大城市休闲的农园有4590个,巴西有5000家农场旅馆;美国纽约有1500家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而夏威夷州更多达5500个农场。众多的农业旅游景点分散吸引了庞大的农业旅游群体,满足了市场需求,同时又保证了农场的旅游产品质量不会因游人的过度集中而遭到破坏,这种小型化多点分散布局也是市场需求的产物。
旅游者需求的动机
观光旅游。农业观光旅游是伴随着整个农业旅游发展全过程的一种旅游形式,人们到农村、农场去旅游或多或少都有观光游的成分包含其中,但是这种观光在不同的农业旅游景点、不同的农业旅游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地位是不同的。以观赏景观活动为主的农业观光旅游往往是农业旅游起步发展的初期阶段的主要旅游形式,此阶段人们更多的旅游目的动机是观赏农业、农村自然、人文景观,了解认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特色传统性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状况,一旦进入了农业旅游的快速发展阶段和相对成熟阶段,观光游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休闲、度假、参与体验性旅游便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上来,成为市场追求的主要目标。目前,观光旅游已不是欧美国家农业旅游的主要形式了,取而代之的是农业休闲、参与体验、度假等形式的旅游。
休闲旅游。在欧美国家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不断增长,闲暇时间也不断增多,人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城市拥挤和喧闹,给人们造成的心理混乱增强,这种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农村、农业旅游作为自己度过闲暇时间的主要目的地。享受农村的自然风光、恬静氛围,悠闲的生活和朴实的民风,以排解心理上的压力、放松身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工作环境,以求获得全新的感受。这种旅游目的需求已成为目前欧美国家农业旅游者的主要动机。
度假旅游。在欧美国家度假旅游已成为主要旅游形式,度假旅游可选取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多样的。近年来,随着人们旅游消费心理的转变,使适应这种心理转变需求的农业旅游日益成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农村、农场成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其能满足人们的休闲心理及活动需求密切相关的场所。在农村、农场度假,人们能够更好地享受自然、享受田园风光、享受淳朴的民俗民风、享受农村生活、享受恬静的氛围,使人们的度假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到农村、农场度假的旅游形式在我国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旅游形式必将得到推广。
参与旅游。欧美国家的人们到农场旅游已不甘于做农业生产的局外人,他们更愿意参与到各种农事活动当中,去体验农业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动机需求是近年来欧美农业旅游发展中的一种重要需求方式,特别是在日本已成为主要的动机需求。这种参与性旅游更加要求农场要在发展旅游同时保持农业生产持续下去,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只有实际农场才有条件发展这种旅游,旅游者更愿意选择实际农场而不是为旅游而另辟建的专门农场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类型的形式
观光参与产品。到农村进行农业旅游观光有二层含义,一是观赏整体农村的自然人文风光,体验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二是观赏农业生产、生活场景和田园风光,这种产品形式是绝大多数农村、农业旅游产品经营者都自然或不自然给旅游者提供的产品。为更好地观赏农业生产、生活场景,农场主有意地将一些生产活动呈现出来,并与旅游时间结合开展,如夏威夷农民就将咖啡加工全过程有计划地展示给旅游者。参与性农业旅游是近几年在市场需求下产生出来的重要产品形式。如日本的农业旅游就十分注重这种参与性,在秋收季节、果实采摘季节旅行社便组织大量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活动,而有的城市居民到农村租种耕地,全过程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民成为旅游者的田地看护人。针对此种需求,各农场纷纷推出旅游者可以力所能及参与多种多样的农业活动,如动物家禽饲养、果实采摘、秋季收割、捕鱼生产等活动。
娱乐休闲产品。农场为了更好地满足于旅游者的各方面需求,往往开展多种形式的娱乐休闲活动。美国有的农场举办诸如西红柿节、甜洋葱节、土豆装袋节等活动,更多的农场则推出骑马、乘马拉车、雪橇、滑翔、登山、漂流、徙步、钓鱼等活动;还有的农场推出玉米地迷宫,请专家将玉米地种植设计成迷宫形式,然后开展活动。因场制宜地开展旅游休闲娱乐活动是各农场开展旅游时所尽力设计优化推出的产品形式,虽然从活动本身看有的已超出了农业旅游这一主题范围,但是这种扩展对农业旅游或农场开展旅游是十分有益的,且又可以充分利用农场资源。
住宿饮食服务产品。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是为旅游者提供的必需基本服务。而且提供住宿和饮食服务也是开展农业旅游的最重要服务项目,也是能否接待旅游者,能接待多少旅游者的基本保证条件。这在各国对农业旅游景点的统计都以旅馆数为标准上都充分表明这一点,如意大利有6500间可住宿用农庄,巴西有5000家农场旅馆,法国有16000户家庭旅馆等。当然这些旅馆同时还可提供餐饮服务。与小型化的经营模式相对应,这些旅馆的床位数也是很少的,有的就是已有农舍的改造,小规模的接待量更能体现出农业旅游的特色。
旅游商品。各农场开发旅游往往推出一些商品以满足旅游者购物需求,并籍此推销农副产品,并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这些旅游商品,首先是农场出产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如蔬菜、瓜果、粮食、咖啡、干酪、奶油等特产,另外有的农场推出一些编织等手工艺品和纪念品。这些旅游商品销售收入往往成为全部农业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夏威夷农业旅游产值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农副产品的直接销售。相对于同类产品来说,游人更愿意从农场直接购买,如直接从农场亲手采摘的蔬菜水果,农场现场加工的奶油、咖啡、农场酒窖中的葡萄酒等。
旅游市场取向的特点
本地化。农业旅游市场首要特征是旅游者当中属于本地的游客占七成以上,按英国统计2—3小时车程之内、西班牙统计为景区周边100-200公里范围内是主要市场。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农业旅游景点众多,各地区广泛分布,人们在各地区内都可以有农业旅游景点供选择;二是农业旅游者对农业旅游景点的选择性不是很强,只要有相应环境、相应气氛、相应情境等就可以满足需求,不会对具体内容过分选择,这样就无需跨区旅游。
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欧美国家人口比重大都在70%以上,城市人口是国家人口主体,也是国家旅游人口主体,更是农业旅游市场主体所在。农业旅游产品的市场也正是立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日本的农业旅游景点称为“城市居民休闲农园”就充分表明了这层含义。
家庭化。据英国的一些农场旅游景点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以家庭为组织形式的农业旅游客人占景点旅游者大致达到40%左右,可见家庭游客比重之大。另外欧美国家近距离经常性地利用双休日进行的以家庭为组织形式自驾车旅游也是最普遍的形式,农业旅游也不例外,特别是农业旅游的观光、休闲和参与特征更适合于家庭旅游。
学生化。学生是农业旅游的一个重要群体,这一原因主要是城市学生需要学习知识,认识自然,了解农村、农业、农民,因此学校或旅行社便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开展农业旅游,农场也针对学生需求开发农业旅游产品。如德国、法国等旅游农场中许多都设有农业课堂,而学生也有对农村环境认识上的新奇感觉,且学生由于出生在城市、生长于城市,对农村农业的完全陌生更增强其到农场去旅游需求的迫切性,因此学生市场潜力巨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