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2 09:43:3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科斯是英国人，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一直在美国工作。尤其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科斯一直供职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法律与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有名的著作少而精的经济学家。其相隔2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1937年）与《社会成本问题》（1964年）催生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并启发威廉姆森与诺斯等人将交易成本引入对制度的分析，从而在70年代形成新制度经济学派。
在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系统是一个无摩擦的世界，并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出的疑问是，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并不会存在。因为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与劳动提供者能够在市场上自由达成契约，进而执行这一契约，没有形成企业的必要性。因此，科斯提出，恰恰是因为市场上存在各种交易成本，例如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形成的搜寻成本与监督成本，法律体系不健全形成的合同执行成本等，这才导致有关各方通过组建企业来降低相关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企业并非天然存在的，它是市场主体在经过精明的成本收益分析后刻意建立的产物。
既然组建企业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那企业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例如，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企业，而奥斯卡·兰格等经济学家也曾论证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科斯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一旦形成企业之后，企业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交易成本（为区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我们姑且称之为组织成本），例如科层体制与导致的决策缓慢与效率损失等。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组织成本也会相应水涨船高。因此，企业的最优边界，就在于其能够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其相应产生的内部组织成本相等之时。无所不在的交易成本，由此而形成了市场与企业的分野。交易成本经济学于是由此发端。
经济学中有一类问题被称为负外部性问题，即尽管某件事物的社会总收益低于社会总成本，但该事物依然会发生。例如，一个村庄旁边建立了一个化工厂，化工厂的污染排放给村庄造成了100万的损失，却只给化工厂带来了50万的成本节约。但由于村庄不能约束化工厂的行为，造成化工厂依然我行我素地排污。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只要产权明晰，而且谈判成本可控，那么不管产权最初是如何分布的，都能够达到社会最优，避免负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
例如，假定在村庄与化工厂两者之间，一方持有对环境的产权。如果村庄持有产权，那么化工厂要排污，就必须向村庄缴纳排污费。由于村庄会要求100万的排污费，而排污只能给企业带来50万的成本节约，那么企业就会主动去安装降低污染的设备。相反，如果化工厂持有产权，即拥有无成本排放的权利。由于村庄知道自己会受损，那么村庄会主动支付给化工厂50万元，帮助化工厂去安装降低污染的设备。无论在上述哪种情况下，最终污染都不会发生。负外部性问题就被基于明晰产权后的社会谈判给解决了。
当然，上述负外部性的解决，成本收益的分担并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产权的最初分布导致的。当产权属于村庄时，成本主要由化工厂来承担；当产权属于化工厂时，成本主要由村庄来承担。在后者的情形中，如果村庄拿不出50万元去让化工厂安装降低污染的设备，那么污染行为依然会发生。
产业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传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结合了产业政策与传统经济理论，是理论与当前实践的有机结合。研究产业经济学，对于促进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加强产业供给侧改革有重要意义。探究产业经济学的相关前沿问题，介入博弈论相关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和实践的形式探讨前沿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产业经济突破发展瓶颈意义非凡。
2现代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意义
产业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经济学科，之所以称其特殊，是因为产业经济学学科的正式确立以及正式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关于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思想和内核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便初见端倪。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需求，产业经济学的热度与日俱增，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围渐广，其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也日趋明显，并且在产业经济学研究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和专家逐步确立了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研究模式，即将微观经济作为经济发展主导，将宏观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核心的全新经济学研究模式。同时，基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形式日趋多元化，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多样，传统经济学背景下只针对企业内部架构的研究方向在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已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全面掌握产业经济发展态势，因此，在新形势下要结合博弈论、方法论等诸多方法，对不同的产业经济案例进行剖析，以多个性来概括产业共性，将竞争秩序与竞争激励作为稳固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而能够实现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现代产业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加速理论成果向实践应用的转化，促进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
从整体来看，研究产业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面。首先是理论意义，通过博弈论、方法论、案例解析等方法对产业经济学展开研究，有利于建设统一的产业经济学体系，有效地将经济学与管理学二者有机融合，一改往日传统经济学实践应用效果不佳的弊端，加强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水平。其次是实践意义，通过研究产业经济学，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形成，加强国内产业供给侧改革，优化配置国内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经济的创新发展，由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精细化经济增长模式，降低生产损耗，提升生产效率与效益。
3现代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
3.1人际捆绑
互联网已成为当前国内现代化产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产业经济发展要围绕互联网经济展开，并且随着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核心地位将更加明确，其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也更加明显。在历年的产业经济研究过程中，随着产业供给侧改革，产业经济也在寻求着发展模式的更优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人际捆绑形式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发挥企业经济的规模效应，通过扩大企业消费规模，进而降低个人消费成本。具体到互联网经济中，人际捆绑产业经济的典范便是团购，例如，过去的美团、饿了么，已经今时今日大火的拼多多，这些企业和品牌便是依托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形式来对自身产业经济进行市场拓展，近年来取得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成绩。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在互联网产业中的深化应用，演变出团购经济这一主流经济形式，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际交易成本，这是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形式能够在互联网产业中大获成功的关键所在。团购依托的是互联网，用户通过PC端和移动端上的软件或者APP下单来实现。团购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并发展到如今这样的火爆状态，源于早期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而企业从自身层面出发无法有效获取用户需求所致，因此互联网企业转变思路，将满足需求的答卷交到用户手中，让用户通过人际捆绑的形式来传播自己的需求，并通过捆绑的方式降低互联网企业运营成本，以产业经济规模效益实现企业成本降低、用户消费成本降低的双赢。具体而言，团购的经济模式通过人际捆绑形式，通过消费评价以及消费价格降低这两项来迅速完成企业产品在用户群体中的裂变，随着团购经济的不断发展，近乎已占据当前互联网经济产业的半壁江山。人际捆绑产业经济，相比传统的企业产业经济，能够快速打开用户市场，不必再花费大量精力去市场调研，临摹用户画像，将选择权交给用户，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双赢。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想要进一步提升效益，便需要互联网企业提升估价精准度，将折扣力度降至最低，同时进一步加强人际捆绑信息传播的研究，从两个关键环节提升团购消费的活性。
3.2网络融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应用，在为传统产业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在新形势下的全新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互联网+”和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全新变化，因此，网络融合成为时下产业经济发展和寻求突破的最优路径。在演变过程中，以转变传输的方式，加强网络融合产业、通信产业以及传统产业模式三者的融合。从经济学角度来考量，网络融合实现了将消费者终端、市场工作与服务三个层次的有机融合，并基于规模经济效应有效降低了生产和运营成本。不过并非所有的网络融合都一帆风顺，以三网融合为例，其在融合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站在双边市场视角来看，三网即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电信网，这三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强行融合不仅困难多，而且即便完成了融合，能起到的实际经济效益提升作用也比较有限。因此，想要加速三网融合，且提升融合后的产业经济效益，需要政府牵头开展工作，通过制定长短期规划，将数字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纳入三网融合的产业进程中，有效加强三方产业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降低融合难度，另一方面也能更加紧密地联系，提升融合后的产业收益。此外，对产业进行融合探究时，不能将理论内容割裂，而是要结合规制理论、双边理论以及捆绑理论在内的多种理论内容展开深入研究，以提升可持续竞争力为基础，以探究产业布局和发展为导向，为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3.3双边市场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传统产业经济模式背景下日渐式微的双边市场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模式下重新焕发光彩，并逐渐成为互联网产业经济的重要经济形式之一。其本质是在中介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互联网经济内核。当前的双边市场经济产业模式，共包括五大产业，分别为信用卡、创新型产业、传媒产业、网络游戏产业以及软件产业。双边市场经济模式下，双边是否能够依据各方所需获取经济效益，需要就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分析，如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双边市场型互联网经济企业为美团外卖、滴滴打车等，这些互联网经济企业面临的双边市场问题主要是平台费用居高不下、跳单引发诸多纠纷等。首先针对平台费用问题，在平台竞争激烈的当天，商家对唯一平台依赖性逐渐下降，平台要适时通过降低平台费用或中介费用的方式，稳固商家；其次是跳单代表的违约问题，平台应当通过适当降低差价率的形式，让利市场双边。
关键词：农业经济学；培养模式；德国
农业经济学是以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学科。虽然古代中国和欧洲都出现过一些农业经济思想，但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则是伴随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调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早期农业经济学主要关注农业生产状况、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等问题，从20世纪早期开始，农业经济学开始关注农场经营管理如农场主如何调整生产方式以获得最大利润问题，这个阶段农业经济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大量优秀的、懂得农场经营管理的农场主。在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产业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而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转变到以农业政策为核心，即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抑制食物价格上涨，通过榨取农业资本以促进非农产业扩张（于晓华、郭佩，2015）。在“食物问题”解决之后，农业又面临城乡收入扩大的“贫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农业经济学科培养出大量农业政策研究人才。进一步，当城市化、工业化结束之后，如何减少农业政策对市场扭曲，同时调整农业经营方式，拓展农业环境生态、文化传承、教育等功能成为政府面临的新问题，即“农业调整问题”（YuandZhao，2009）。在这一阶段，市场对农业政策研究人才的需求下降，但涉农企业对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开始向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倾斜（周应恒、卢凌霄，2009）。当前中国正处在通过各种政策补贴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的“贫困问题”阶段，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未来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持续下降；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贫困问题逐步解决，如何调整农业生产功能，缓解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减少政府财政支农负担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重点的改变要求学科的培养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否则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而趋于萎缩。当前中国的农经学科正面临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而欧洲的农业已经进入最后的产业调整阶段，农经学科也经历了大量的调整重组过程，通过研究他们农经学科的培养，有助于帮助我们设定农经学科的改革方向，缓解学科发展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提高学生的就业情况。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总结当前我国农经学科的特点与挑战，之后以德国几所开设农经学科点的大学为例，简要介绍德国农经学科专业与课程设置以及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借鉴。
一、当前我国农经学科培养模式与挑战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农业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依然以为政府相关部分以及高校等科研机构输送政策分析执行人才为目标，培养内容与方法也注重宏观政策问题、忽视具体农业经营、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农业信息化等市场亟需人才，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熟悉体制和政策等宏观问题，但管理实务和操作技能极为缺乏（毛迎春、黄祖辉，2006）。相应的，科研工作者也大多关注劳动力、土地制度、粮食安全等宏观问题，而对农场经营、农产品营销、食品消费等具体现实问题不太关心（冯开文等，2014）。受培养模式的限制，当前我国农经学科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市场对以擅长农业政策分析的农业经济学毕业生需求不断下滑，相关专业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此导致农经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于晓华、郭佩，2015）。其次，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正不断被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显学挤压（张露等，2016），而这些学科拥有更完善的培养模式和更广的就业市场，农经学科缺乏特色，丧失竞争力。
二、市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德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工业化的国家，农业GDP占GDP总量不足1%（国家统计局，2016）。由于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太小，传统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学科设置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相关大学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例如，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对奶制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基尔大学据此设置了牛奶生产专业，开设奶制品生产、销售以及产业链管理等相关课程；欧洲居民对养马以及赛马运动尤为热衷，针对这一需求，哥廷根大学在农学院下面设置了马学，除了教授马匹饲养之外，还开设赛马运动以及体育经济等相关课程。此外，狭义农业虽然不断萎缩，但与之相关的食品加工、销售、餐饮产业、农业资源管理、棉纺木材加工利用等生物经济产业则蓬勃发展。部分大学针对这些新兴产业开设了食品经济、农业可持续发展、生物经济等新兴专业与课程。从课程设置角度来看，德国农业学科课程设置安排非常广泛，不仅有农业经济、国民经济、食品经济等专业课程，还需要了解企业管理、社会学、法律等相关课程。由于德国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兴趣自主选择各种课程。
三、德国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
德国授予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校较少，最为知名的是以农业科学为主的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覿tHohenheim），接下来我们以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为例来了解德国的情况。霍恩海姆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agriculturaleconomics）是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学习时间4个学期，合格之后授予理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该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年主要是必修课程（compulsorymodules）与半选修课程（semi-electivemodule）的学习，第二年主要是研究方向选修课程（electivemodules）与论文写作。必修课程包括农业与食品政策（AgriculturalandFoodPoli-cy）、应用计量经济学（AppliedEconometrics）、环境与资源经济学（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农场系统建模（FarmSystemModeling）、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等五门课程；另外，学生还可以从农业发展（AgriculturalDevelopment）、国际农业贸易（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粮食安全（FoodSecurity）等半选修课程里面选择一些课程。除了课堂学习外，学生还要求参与上机操作、小组讨论、学术研讨会以及案例分析等训练。第二个学年学生依然要从一系列课程中选修10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学生农业经济学教育，并保证学生能够获得与意向工作相关的训练。硕士导师会对学生的选课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第二学年还必须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该硕士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视角、跨学科分析复杂系统、交流、谈判、促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就业领域包括政府部门、NGO、国际组织、以及私人企业，具体目标职位包括农业产业的上下游、食品产业链管理、政府和非政府涉农部门、国家与国际涉农组织、研究与教学机构。
四、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培养方案
德国能够授予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学校较少，一共只有十几个，2005年德国开设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项目（Doc-toralCertificatePrograminAgriculturalEconomics，以下简称PAE项目），联合为农业与食品经济学的博士生提供培训。这个项目通过大学联合开设课程，制定统一的学位要求，组织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学习来提高农经专业博士生的教育质量与效率。此后相关学校陆续加入该项目，截至2016年，一共有柏林洪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参与该项目，基本涵盖德国境内以奥地利所有能够授于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接下来我们将以PAE项目为代表介绍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方案。PAE项目的博士培养要求至少修满30个学分，每个学分相当于30个小时的学习。具体学分主要通过三个模块构成：理论方法模块18个学分（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modules），软技术模块6个学分（Softskills），学术研讨会模块6个学分（Colloquia）。其中理论方法模块又包括理论（Theory）、实证（Empirics）、专业课程（Focustopics）三个部分，理论与实证至少需要各自修满6个学分。具体每个模块课程的选择由博士生与自己导师商量决定。课程的开设由各大学相关专业教授自行组织，通过统一的选课网站向所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农经博士生开放，学生注册登记之后会收到授课老师的邮件通知具体上课时间和地点。由于课程由不同大学开设，所以上课地点分布在13所大学，这给全德国农经专业博士提供了一个共同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具体课程的设置根据教授的情况会有所变化，以2016年为例，当前一共开设有家庭行为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数学等9门理论课程，农业与食品经济时间序列分析、生产率与生产效率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等15门实证课程，农业部分技术与创新、高级供应链管理、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中的建模模型等6门专业课程。软技术模块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学学术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学术研讨会模块则取决于不同学校，以哥廷根大学为例，农业经济学博士毕业要求至少参加18次学术研讨会，并做3次学术报告。每次学术研讨会都要提供一份证明，由导师签字；学术报告则需要事先向学院提出申请，由学院安排时间地点并公告，届时需要邀请导师之外的其他教授做正式点评。修满30个学分之后方能申请进行博士答辩，答辩论文需首先提交学院，自己负责联系包括导师在内的3个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会首先由交给三个评审委员评审，评审委员写好意见之后交给学院密封，答辩前一周告知申请博士生，要求按照意见做好答辩准备，答辩时三个委员会以提交的评审意见为基础提出问题，要求博士生现场辩解。整个答辩持续1个半小时左右。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开闭门会议讨论答辩结果并给出等级，当前的等级包括五个：完美（0分），非常优秀（1—1.5分），优秀（1.6—2.5分），及格（2.6—4分），不及格（4.1—5分）。
五、总结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学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德国农业经济学学科课程与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参考。德国经验表明，食品经济、生物经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农经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应该适应市场需求，培养涉农企业经营管理、食品市场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相关的领域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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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迎春,黄祖辉.中国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与趋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4-16.
[4]于晓华,郭沛.农业经济学科危机及未来发展之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5,(8):89-96.
[5]张露,张越,张俊飚,童庆蒙.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历史与前沿[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1-38.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
第一派别的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所概述《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关系。
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此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朱飞云，（1987-），江西南康人，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营销与策划。
摘 要：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就是实现“三化”的协调快速发展，作为“三化”中不可或缺的“城镇化”需要众多必要条件的配合才能实现稳健快速的发展。通过城市经济学家对于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解答，为贵州实现“城镇化”的后发赶超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帮助避免了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效率低下的决策的作出。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经济学；所需准备
贵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省份，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与东南沿海省份之间的横向差距扩大引起国内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我国西南部的内陆省份，贵州缺乏沿海沿边的贸易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八山一水一分地”的地质地貌条件又限制了其现代化条件下的农业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一系列的欠缺与不足使得贵州的经济发展相比较其他省份而言困难重重。但是，这一切先天性的弊端并不意味着贵州在发展的道路上毫无出路，伴随着“工业强省”的战略的提出和“国发二号”文件的颁布，贵州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在贵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现代化具体现实的路径则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联系。以工业化为中心，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贵州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也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城镇化（Urbanization）即是推动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一个过程。而根据城市经济学家的定义，城市地区（Urban area）为在相对狭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①两者定义都是把人口密度作为定义的基础。所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最大的本质区别即人口密度的不同，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加速人口集聚的过程。而人口集聚之所以在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城市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巴特利特（Bartlett，1998）认为虽然自然界中有着动物集聚的现象，有的还形成了等级制度。但是它们都没有发展出像人类这样的建立在以自愿交换为基础的具有非自然特征的城市集群。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人们进行越来越多的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频繁交换，人们集聚到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才能为这种频繁交换提供便利，于是城市诞生了。
城市的诞生是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是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的出现？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城市是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城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所以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城镇化一方面刻不容缓，一方面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长期均衡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么城镇化的大力推进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对于这一问题阿瑟.奥沙利文（Arthur O’Sullivan）在其经典著作《城市经济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科技已经创造出生产和交换系统，为人类向自然规律挑战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城市的发展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农业生产剩余；（2）城市生产（3）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
农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以来起步最早、最基础的产业，必然会伴随着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提高生产效率。当农业生产出满足从事农业人口的粮食后还有富余，而这些富余达到足以弥补城市居民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但却还要消耗粮食而形成的供给缺口时，城市就有了形成的前提必要条件。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投入越来越少，因此使得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部分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运作中解放出来，成为了相对的剩余劳动力。这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的出处要么是进城，要么是集聚于某个地区来从事非农业以外的产业的发展。久而久之，这一存在集聚效应的狭小区域就有可能伴随着人口密度的上升从原先的农村或镇一级的行政单位升格成一个新的城市，完了一个新的“造城”过程。如今，贵州省的农业发展体现出粮食基本满足供给的局面，粮食增产受制于有限的耕作面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不利的自然气候环境困难很大。2011年贵州省全年粮食总产876.9万吨，相比较上年因旱灾减产21.2%。在农业就业结构方面贵州有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高农业人口比重，农业人口数量巨大。为实现加速现代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推动城镇的化的首要之务。
城市化硬币的一面是农业生产过剩，另一面就是城市生产了。一部分自从脱离了在原先土地上的耕种，也就失去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粮食供给途径。于是城市居民就需要进行了城市生产，通过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与农村居民来交换到粮食来满足生存需要。比如城市居民说所需的粮食、广场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等等。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们资源的价值交换的基础上，利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强制性的转移收入这种模式不可长久。纵观历史发展过程，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衰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预示“寄生城市”的未来发展命运。在阻挡波斯的西侵成功后，雅典帝国在希腊各城邦中脱颖而出，并团结了各小城邦后成立了得洛斯人联盟以便共同防御外敌。伴随着雅典帝国的话语权的提高和控制欲的膨胀，原先建立在各城邦间自由交换财物的体制逐渐演变为雅典帝国向其他城邦索要、征服和纳贡的制度。就这样，不满与愤恨在不同城邦间滋生，最终导致了战争。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鉴爆发的雅典和斯巴达城邦间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将雅典从主导的地位上赶了下来，雅典为生存而维持的纳贡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虽然这一切发生的很久远，但是，让人牢记的经验或教训也是让人深思的――建立在强迫转让支付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有了农村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了城市的主要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能够让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后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这一点易于理解，因为农业要取得规模收益，就需要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同理在城市地区工业化大生产也需要者大量的资源投资，生产后需要着大量的产品外送，这是高效的联接这城市与农村间的交通运输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高效的运输体系，农村农民种植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就不能够适时的提供给城市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没有高效的运输体系，城市生产的产品也不能够充分的满足现实和潜在市场容量。铁路运输今天作为物流运输的主要手段得到特别关注，2011年，贵州省境内铁路营运里程达到2070.1公里，完成铁路基本建设投资159.43亿元，②人均铁路里程排名还是靠后。而鉴于贵州省独特的高原卡斯特地貌，使得物流运输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要加速城市化，加大交通运输的投资建设力度亦刻不容缓。
正因为有城市经济学家们对于城市为什么存在的解答，我们获得了在实际行动中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启示。正因为城市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存在的必要条件的阐述使得我们能够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的不足和欠缺提供依据。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火大当前加速推进城镇化假设是否做好了准备？毕竟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任务不是建立一个“空中楼阁”一样的不需要任何基础和根据的。（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注解
[关键词] 产业集群；风险；生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27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6)11-0049-03
[作者简介] 刘斯敖，河海大学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博士，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产业与市场；
吴莉云，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与市场。(浙江 杭州 310024)
一、引言
作为一种特殊而又广泛存在的产业组织形态，产业集群现象一直倍受经济学家的关注。从早期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到迈克尔・波特的新竞争经济学，以及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森等的社会经济网络理论，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竞争优势以及存在风险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成功的产业集群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集群也就成为了许多地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但是，产业集群潜在的风险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以单一产业结构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今天成功的产业集群很可能就衰弱成明天的“问题区域”(Tichy.G，1998)。正确认识产业集群风险，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是产业集群和地方政府所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视角
1.区域经济学角度的产业集群风险研究。产业集群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形态，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历来受到区域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从亚当・斯密创建专业化分工理论开始，到后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分工理论与相对分工理论，都蕴涵了大量的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思想。马歇尔正式论述了专业化产业集聚现象，他把大量中小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称为“产业区”(Industry district)，这些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特定地区集聚，除了自然条件和宫廷的奖掖外，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根本原因。同时，过度的集聚也就产生了规模的不经济，并产生拥挤效应。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韦伯从区位理论出发，指出生产会在成本最低的地方形成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集群的优势很明显，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一个地区通常只形成由一个产业主导的产业集群，就是马库森所称的轮轴式产业区，常常“一荣俱荣”和“一损俱损”。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产业集聚取决于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比。向心力包括市场规模效益、充足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纯外部经济性，离心力包括不可流动的因素(土地、远距离的市场、国外劳动力)、高昂的地价(随当地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涨)以及纯外部不经济(过分拥挤)(Krugginan，1996)。当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时，意味着产业集群优势资源的散失，地区产业危机凸显，产业转移开始发生。迈克尔・波特在《簇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中分析了簇群在动态演化过程中会由于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过度合并等原因失去竞争优势，进而失去区域竞争力。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G在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egional Product Cycle)，并提出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以及由此产生的机构性风险(Structural Risk)。在Tichy.G研究基础上，O.M.Fritz等分析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集群的冲击――周期性风险(Cyclical Risk)(O.M.Fritz等，1998)。
从区域经济学研究角度出发，众多学者关注了产业集群与地区经济发展相辅相承的关系以及导致集群风险产生与区域经济衰退的因素。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得好，意味着这个地区在国内外具有竞争优势，地区经济也就富有活力，产业集群也就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反之，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散失与没落，往往也就导致了区域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尤其是对某些资源依赖型的产业集群，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地区产业便会崩溃瓦解，地区经济则严重倒退或长期停滞，如德国鲁尔工业区、美国底特律的汽车产业集群、澳大利亚Styria地区的钢铁产业集群，中国东北的装备工业基地等。
2.社会经济学角度的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社会经济学的发展将人类的经济行为还原到了现实的社会背景中去，指出“经济制度是通过社会网络的流动建构的(Granovetter，Swe-berg，1992)，社会资本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Pierre Bourdieu)，信任与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两个关键内容，社会经济网络分析也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该理论指出，市场与企业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结与渗透的，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是一种网络组织，而产业集群则是一种基于同一地理空间与文化，通过了地源、血缘、乡源而构成的典型网络组织。
瑞典的哈堪森(Hakansson)和斯涅何塔(Snehota)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变量(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和网络的构成关系(企业、关系和网络)，在这一模式中，网络元素(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是彼此依存的。行为主体间的活动就是企业之间网络的协作与竞争行为，同时，网络组织中的个别企业不能逃脱它自己过去所创造的网络约束，因而网络的形成还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演进带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哈堪森还分析了意大利产业区合作形态的危机。他们认为，由富有活力的同为合作性竞争对手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地方根植性网络，可以基于信任关系和信息共享来管理，但这种信任可能是暂时性的，尤其是在国际竞争加剧的今天，信任也可能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抑制创新，瑞士手表产业危机原由在此。
蔡宁等人(2003)从网络的视角对产业集群风险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具有根植性企业间的网络关系是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企业集群的竞争力与企业内部网络间结构具有紧密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信任)、技术、信息、知识、人才以及物资等都是企业竞争力量的来源，但同时这种网络结构本身蕴涵着风险。随着环境的变化、集群内部的竞争与演化，集群会变得僵化、失去弹性。他们把集群风险划分为结构性、周期性、网络性风险3种主要类型，并提出这3种风险之间存在相互增强的机制，周期性的风险会诱发网络性风险，而过分依赖主导产业集群的区域，一旦集群衰败则会诱发周期性风险，而网络性则与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紧密相关。
社会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更多关注到了网络结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结构变迁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构建的产业集群，信任与网络构成了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从而产生比网络外企业更高的经济效率与效益。但是这种依赖人际关系的非正式制度构建，在知识经济的冲击下面临巨大地挑战，传统产业集群的优势迅速瓦解。信息技术的革命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市场的形式、市场的空间结构、市场信息传递的方式、市场的交易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构建传统网络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改变，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与传统网络结构不同的新的游戏规则。
3.生态经济学角度的集群风险研究。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人类的经济组织犹如生态群落组织，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生物群落活动的规律，而产业集群则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群落，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和在“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法则中繁衍、生存、进化与发展。达尔文指出，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是生物物种进化的3个基本要素。一个生物物种在几千万年到上亿年的发展中必然存在变异，如果没有变异，生物物种便不会有进化过程和丰富多彩的物种；遗传机制则使这种演化过程具有某种可连续性，自然选择则对变异与遗传产生作用，使新物种得以形成或者毁灭。同自然界的生态群落一样，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着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
吴晓波等(2003)、陈金波(2005)探讨了企业集群的生态学风险。吴晓波等借鉴植物学把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自稔性”是指植物的自花结实性，产业集群的“自稔性”风险是指集群借以产生优势的自身特性，同时也是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最终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风险。他们把网络化特征概括为4个：专业化分工、地理性临近、群内相互关联、协同与溢出效应，认为这4大特征在构成集群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滋生了集群自身内生的风险。而陈金波从生物遗传、基因变异的规律出发，探讨了企业集群的近交衰退风险。近交衰退的集中表现就是整个集群普遍陷入低效状态，并产生格拉伯赫所说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
生态经济学角度的研究，借鉴生物群落繁衍、发展与衰退的进化规律，关注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与演化过程与规律，指出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产业集群将如一个封闭状态下的生物群落，最终会发生进化的危机。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作用，产业集群极易产生技术创新惰性风险、过度模仿风险、资产专用性风险、战略趋同风险、封闭自守风险、结构僵化风险等，这些风险阻碍了产业群的进化与变异，降低了企业创新收益与成本比，从而影响新的产业组织形态的产生与发展。
三、产业集群风险的主要类型
从风险产生的来源来看，产业集群风险主要可以分为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
1.外生性风险主要是由产业集群外部的力量所引致的风险，也是诱致集群走向衰退的重要诱因，它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经济风险主要是经济变动所引起的风险，包括了外部经济周期性变动、市场风险、产业安全风险、金融、技术、人才等风险。政治风险是政治因素所引起的风险，包括国内外政局变化、政策变动、政府不恰当干预等风险。自然灾害风险主要由自然不可抗力所引起的风险。
2.内生性风险主要产生于产业集群的内部，是产业集群的产生、发展与繁衍壮大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根本性风险，主要包括了结构性、网络性、生态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包括了不同产业之间、同一产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等所导致的风险。网络性风险包括群内的信任危机、道德风险、机会主义等风险。生态性风险包括了自稔性风险、过度模仿风险、战略趋同风险、路径依赖风险、创新惰性风险、封闭自守风险等。
四、产业集群风险的防范
1.正确处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当产业集群成为某地区的主导产业时，产业链的构造与产业结构的形成便会以集群为核心，并影响政府的政策向集群和社会资源向集群倾斜。当集群处于成长期时，集群会带动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此时要注意避免所有资源过于集中在某个集群，从而抑制其他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当集群处于成熟期时，要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帮助集群学习与调整，延长集群生命周期，并辅助新兴产业的兴起；当产业集群处于衰退期时，要遵循产业转移规律，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实施衰退产业的梯度转移与迎接新产业进入该区域，避免衰退成为问题区域。
2.构造开放性集群网络结构。产业集群的一个优势在于其独特的网络结构优势，空间集聚和人脉网络的构建，使在网络内的成员可以享受共享技术、信息、劳动力和市场等，从而具有比较优势成本。在新经济的冲击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传统的网络结构优势便开始弱化或不复存在，信息与技术可以在网上共享，劳动力可以全球流动，市场可以突破地理空间在网上交易。对于传统的产业集群，要避免集群衰退并促进集群继续发展，必须引入新技术、新观念、新人才，把集群的传统优势与新经济结合起来，构造开放性的网络结构。在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得以继续高速发展，秘诀就在于成功地把传统集群优势与现代电子商务技术结合起来，构造了许多网上专业市场，继续带动传统产业集群的发展。如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建立了“中华商埠”网，把小商品市场搬到了网上；绍兴柯桥的中国纺织城建立了“全球纺织网”，把整个轻纺城搬到了网上，“网上虚拟市场”与网下现实市场相对应；嘉兴的茧丝绸市场建立了“中国茧丝绸网”，余姚中国塑料城建立“中塑在线”等，这些传统产业集群都纷纷与电子商务技术成功对接，打破原来狭小的地域局限与封闭的网络结构，构造了开放性的集群网络结构，从而有效抑制了内生性风险的产生与发展。
3.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于各种外生性风险，关键是要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个层面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对各种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预测，从而督促集群内企业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政府要建立相应制度和预警系统，对各种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及时。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建立风险识别机制，对行业的发展状况、国内外市场的变化、技术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等风险，及时预警信息和组织企业共同应对各种风险。企业要建立相应部门，研究国内外市场变动、技术与人才状况，识别可能存在的集群风险和企业内部风险，及早采取措施防范与应对。
参考文献：
[1]蔡宁，等.企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一个基于网络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3，(4).
[2]吴晓波，耿帅.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分析[J].经济地理，2003，(11).
[3]陈金波.企业集群发展中的近交衰退风险与对策研究[J].管理纵横，2005，(4).
[4]弗兰・汤克斯.信任、社会资本与经济[J].与现实，20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与多重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竞争战略优势提升转换研究”（11BGL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12&ZD094）
作者简介：李宝元（1962-），男，河南陕县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研究。Email：byli@163com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1808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工作搜寻与人员招聘 人本就业管理经济问题 就业公平与职位配置
生涯规划与组织战略 人本战略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演化与管理变革
薪酬设计与绩效评估 人本目标管理经济问题核心理念与战略演进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 人本投资管理经济问题HCI战略与HRD策略
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人本整合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文化与人际沟通
图2人本管理经济学理论架构及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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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经济学的研究目前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免费商品、免费顾客和免费经济模式。首先，Anderson(2009)从免费商品的角度开创了免费经济学的研究。其次，免费顾客是免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最后，免费经济模式是免费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应用。完全免费模式下如何赢利是免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之一。王建国(2007)认为，当且仅当免费的过程伴随着新价值的产生，并且所有的免费顾客都能分享到这一新价值时，完全免费才是可行并能产生利润的。他指出由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促使越免费新价值就越大，并提出了1P模型。王氏强调了三方共赢的免费模式和边际非稀缺资源的定义，并把免费置于商业经营范式的视角下，如特许经营、赠品发放等。而Anderson(2009)则强调了新的经济价值观，提出“注意力经济”(AttentionEconomy)和‘‘声誉经济”(ReputationEconomy),认为注意力和声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货币而成为市场上两个最重要的交易符号。无论是注意力经济还是声誉经济，最终价值都通过免费顾客的网络价值来体现。尽管免费经济包括不完全免费的经济模式，但由于完全免费经济模式才是免费经济学的核心与精髓，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免费顾客均指在完全免费经济模式下的免费顾客。免费经济学视角下衍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免费商品、免费顾客、免费模式下赢利机制以及理论模式等(Anderson,2009;Gloria，2010;盛晓白，2006;王建国，2007;傅强，2008;李大凯、孙曰瑶，2010)。尽管在理论与实践领域，探讨完全免费理论和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对基于免费而形成的免费顾客这组特殊群体的分析还比较有限。作为免费经济模式最重要的载体，免费顾客价值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Gupta&Mela,2008)。
二、免费顾客
(一)免费顾客概念
Gupta&Mela(2008)认为，免费顾客是支付很少或不支付费用而由第三方付费者(如顾客或企业)补贴的客户。显然，对一组顾客只收取少许费用甚至免费，让他们的人数迅速累积到关键多数，从而足以吸引第三方付费者(顾客或企业)，由此获得的收入远高于吸引和服务免费顾客所花的成本(Gupta&Mela，2008;Anderson，2009;Guptaetal，2009)。到目前为止，已有文献对免费顾客的界定大多依据Gupta等人的观点，基于此，本文提出：所谓免费顾客，是指完全免费模式下支付远低于成本或完全不支付费用而获得产品/服务的顾客。
(二)免费顾客重要性
由于免费顾客对企业不即时贡献收益，常常被企业所忽视。哈佛商学院长期进行顾客价值研究的教授Gupta&Mela(2008)指出，捕捉免费顾客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有价值的顾客可能恰恰就是那个什么东西都没买的人。事实上，分析互动环境中的免费顾客价值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Guptaetal(2009)将经济学领域中的网络效应概念移植到免费顾客价值研究领域，提出了免费顾客价值的研究新模型。该模型试图通过计算新增加的免费顾客所吸引的其他顾客的数量(无论是否付费)，以及计算这些被吸引顾客所产生的涟漪效应，进而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免费顾客对企业的长期贡献。他们以一个拍卖企业为对象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免费顾客所产生的网络效应对企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付费顾客更有价值(Gupta&Mela，2008)。因此，在免费经济学视角下探析免费顾客网络价值，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具有指导性意义。
三、免费顾客网络价值研究评述
顾客价值已经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被视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Woodruff，1997)。文献回顾表明，对顾客价值的研究要么从顾客的角度切入讨论顾客感知价值，要么从企业的角度切入分析顾客资产价值。其中，对顾客资产价值的研究正从关注顾客过去和现在为企业带来的贡献拓展至关注顾客未来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一)传统顾客价值理论
国外学者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评估顾客价值的理论模型，其中有代表性且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包括，Kotler的顾客让渡价值理论，Woodruff的顾客价值层次模型，Weingand的顾客层次模型以及Jeanke,Ron&Onno的顾客价值模型(胡旭初、孟丽君，2004,王怀林等，2010)。传统的顾客价值理论模型侧重于支持顾客感知价值观，顾客价值是由顾客而不是产品/服务的供应方所决定的，因此，顾客价值实际就是顾客感知价值。
(二)顾客终身价值理论
虽然传统的顾客价值理论模型能够帮助理解顾客价值，但是，在面对顾客价值这个抽象的动态概念时，尤其是当从企业角度将顾客价值看作企业资产一部分的时候，传统的顾客价值理论模型已经不能满足评估需要，企业亟须一套更符合实际的量化工具。顾客终身价值就是一个正在受到追捧的热门概念工具(Kumaretal，2010)，比较有代表性的顾客终身价值计算模型主要有Dwyer方法和顾客事件预测法(顾琪，2007)。前者只能预测一组顾客的终身价值或每个顾客的平均终身价值，无法具体评估某个顾客对企业的终身价值;而后者对未来事件预测的精准度并不能完全保证。与传统的顾客价值评估方法不同，顾客终身价值不仅评估顾客过去和现在为企业带来的贡献，还评估顾客未来可能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即，顾客终身价值试图对顾客整个生命周期为企业贡献的收益总和进行量化，包括历史价值、当前价值和潜在价值(Kumaretal，2010)。总的来说，顾客终身价值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对企业而言，通常需要考虑顾客维持时间、顾客份额以及顾客范围三个维度。如今，基于顾客终身价值视角的顾客价值评估模型已经被广泛认同，现存有大量对顾客终身价值进行测量、计算与监测的分析资料。
(三)免费顾客网络价值
顾客终身价值主要捕捉顾客交易行为(购买行为、交叉购买行为以及升级购买行为)可能给企业带来的财务贡献，也就是顾客对企业的持续购买、更多购买和更深入购买的倾向(王永贵、张炜，2006;Kumaretal，2010)。然而，从交易本身来看，免费顾客与企业之间虽有交易行为，但其交易本身不能为企业带来任何直接收益，甚至可能是企业需要负担的成本。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免费顾客对企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因为免费顾客，企业的市场规模扩大了;因为免费顾客，企业获取付费顾客的营销费用减少了(Guptaetal,2009)。显然，成本的降低与利润率的提高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这正是免费顾客数量增加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促使付费顾客为企业带来财务贡献的直接体现。实质上，免费顾客终身价值对付费顾客所带来的现金流的净现值有加乘效应，这取决于免费顾客吸引其他付费或免费顾客的程度，以及那些被吸引顾客对别的顾客的涟漪效应。当网络效应足够大时，付款开始流向企业，此时，免费顾客终身价值增加了(Guptaetal，2009)。因此，对企业而言，增加的这部分免费顾客价值就是免费顾客网络价值。换句话说，对免费顾客而言，其终身价值主要表现为免费顾客网络价值。
近年来，网络效应的研究迅速发展。Kata和Shapiro(1985)认为，所谓网络效应是指随着产品使用者数量的普遍性扩大(兼容或相关产品的人数增加)，网络随之扩大，从而带给使用者更大的价值。研究表明，消费者只需加入网络，成为其中的成员，而无需对产品进一步消费，就会对其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曲振涛等，2010)。对免费顾客而言，吸引更多免费顾客与更多付费顾客是其网络效应的具体显现，能否衍生交易关系的关键在于现有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是否足够。不仅如此，现有免费顾客还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观众，即，少数付费顾客从大量免费顾客那里获得了声誉价值的回报。免费顾客声誉价值促使了更多免费顾客升级成为付费顾客，为企业带来即时利润。另外，免费顾客自身也是企业的潜在付费顾客，即“跨越观众成为演员”。基于顾客终身价值理论，免费顾客预期财务价值是企业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此，本文认为，免费顾客网络价值包括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声誉价值和预期财务价值。
1.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1997年美国学者Michael—H—Goldhaber在《连线》杂志上首次提出“注意力经济”的概念。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资源不再是信息与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的确，人们无法同时关注许多不同的信息与事物，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取舍间，注意力产生了机会成本，也诞生了价值。有关顾客的注意力价值在学术上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Deighton&Blattbery，1996;黄志平，2010)。对于免费顾客而言，其注意力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免费顾客数量的增加会吸引更多的免费顾客。以电子商务市场为例，买家是否接受服务平台，不但关注卖方的多寡，更关注评价者的多少，评价者越多，买家更愿意接受该平台。另一方面，注意力的规模效应会吸引更多的第三方付费者，以三方市场为例，免费顾客注意力是否足够对第三方付费者(顾客或企业)至关重要。显然，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对其他免费顾客与第三方付费顾客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在免费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企业想要获得更多的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仅提供免费产品或服务已经不够，还需要将免费顾客作为企业资产来进行有效管理，增加其退出消费的心理与社会壁垒，通过促进延续消费来获得更多的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Anderson，2009)。
2.免费顾客声誉价值。声誉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Anderson(2009)认为，“声誉经济”是指企业的声望和信誉。然而，在免费经济学视角下，免费顾客的声誉价值带给企业的收益也不容忽视。因为，免费顾客声誉价值会对其中某些免费顾客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即，由于免费顾客这一观众群体的存在，促使某些免费顾客在期望被尊重与仰视的动因下升级为付费顾客。尽管在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下，搭便车被认为是“免费午餐的魔鬼”但在免费经济学视角下，搭便车不但不再是问题，而且，大量免费顾客的存在使得付费顾客购买升级版本变得时髦而高级(Anderson，2009)。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预示着大规模定制时代的到来。众多既能满足个性化需求、又价格低廉的升级产品使得免费顾客转变为付费顾客的经济成本降到最低。企业要充分利用免费顾客的声誉价值，并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相结合，通过强调付费顾客的尊贵、面子等来增加其心理与社会收益，从而促使更多的免费顾客转化为付费顾客。
3.免费顾客预期财务价值。在顾客终身价值视角下，衡量顾客资产价值还应关注未来可能的购买行为。由于免费顾客不仅具有注意力价值与声誉价值，其本身就是潜在的付费顾客(Anderson，2009)，因此，免费顾客预期财务价值也是其网络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捕捉免费顾客网络价值时，还应衡量免费交易行为基础上他/她对企业的产品/服务做出追加或交叉购买行为的可能性(Guptaetal，2009)。
免费顾客作为潜在付费顾客虽然没有即时购买行为，但是，免费顾客通过其注意力价值、声誉价值和预期财务价值不但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免费与付费顾客，还能提高其忠诚度。因此，准确识别免费顾客网络价值，实现顾客细分，不但有利于企业合理地选择免费顾客，而且有利于企业针对不同价值的免费顾客分配资源与制定差异化营销战略(Venkatersan&Kumar,2004;顾琪，2007)。免费经济学视角下免费顾客网络价值的研究对顾客管理理论和实践均有积极影响。
四、简评及未来研究方向
在免费经济学的视角下探讨免费顾客网络价值，可以发现免费顾客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企业的资产。免费顾客价值首先体现为注意力价值所带来的第三方付费所产生的收益，其次体现为声誉价值所带来的某些免费顾客升级为付费顾客所产生的收益，最后还体现在作为潜在付费顾客而产生的预期财务收益。尽管基于网络效应解读免费顾客价值是令人振奋的前沿性研究，然而网络效应的计算困难重重，需要有多年的历史数据。因此，对于免费顾客网络价值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还只是凤毛麟角。为全面而深入地掌握免费顾客网络价值，给企业提供可操作化的指导意见，本文对未来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关注重点。
首先，建议从免费顾客投入行为入手来测量免费顾客价值。Doom等人(2010)指出，顾客投入行为是在购买行为之外，基于某种动机所产生的对企业或品牌的推荐、口碑或博客撰写等行为。由此可见，在使用或持续使用免费产品或服务之后，免费顾客通过个人博客或公共网络等渠道对免费产品或服务进行评价、推荐等都是免费顾客投入行为的具体体现。由于免费顾客价值与其投入行为密切相关，因此，准确捕捉免费顾客个体价值或群体总价值对于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探询免费顾客向付费顾客转变的核心动机。为什么有些免费顾客愿意支付费用成为付费顾客呢?其深层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机制是什么?等等。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准确评估免费顾客总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