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2 09: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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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输入 语言输出 学习者个体差异 中学英语教学
一、引言
“语言习得”理论最初由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S. D. Krashen）提出。他指出：成年人发展外语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习得（acquisition）与学习（learning）。“习得”指的是学习者通过与外界的交际实践，无意识地吸收到该种语言，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流利、正确地使用该语言。而“学习”是指有意识地研究且以理智的方式来理解某种语言（一般指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的过程。克拉申试图通过习得与学习理论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一些现象。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了语言输入、语言输出、学习过程、学习者差异等方面。本文拟从语言输入、输出及学习者个体差异三方面入手探讨第二语言习得与中学英语教学的关系。
二、语言输入与中学英语教学
明白易懂的语言输入是获得新的语言知识的重要途径。Krashen认为，学习者获得与自己的语言水平大致相等的输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提高语言能力，有助于学习者内部语言加工机制的运行，即，学习者接收的语言应该是他们能够理解的，才能把输入的语言转变为吸收的语言。这就要求语言输入必须符合一些必要的条件，即要输入经常性的、丰富的、可理解的语言材料。
因此，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应为中学生提供地道的英语材料，标准的语音语调以及相对真实的语言环境，为学习者创建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使真实交际成为可能，同时也使语言学习更富有连续性，以避免受母语的干扰而影响语言习得的效果。
三、语言输出与高中英语教学
Swain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Krashen的语言输入提出了语言输出理论。该研究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接受了多年的法语为目标语的教学后，其法语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但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表达仍停留在中介语的水平。基于该研究，Swain得出结论：可理解性输入在习得过程中很重要，但还不足以使学习者二语水平得到全面发展。要使学习者二语流利又准确，不仅需要可理解性输入，更需要可理解性输出。Swain（1985）指出“单纯的语言输入对语言习得是不够的，学习者应该有机会使用语言，语言的输出对语言习得也有积极意义。”
语言输入能够激活语言习得机制，但语言输出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输出对第二语言习得能产生多项积极的影响。显而易见的一项功效就是输出能够提高学习者使用目标语的流利程度和准确程度。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应强调学生对语言的输出机制，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听、说、读、写等多种语言技能的输出，以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
四、学习者个体差异与高中英语教学
个体差异着重指出了学习者在认知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强调了学习主体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对认知方式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Witkin于1962年最早提出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的概念。场独立和场依存代表了人们在处理信息方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场独立者往往依靠自己内部具有的知识框架，倾向于自己独立分析问题。场依存者则往往依靠外部提供的有关信息，倾向于从整体上认识事物。但是，场独立和场依存对学习者个体来说并不是不变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学习者可以改变自己的风格。因此不能把教学按照单一、孤立模式进行。高中英语教学要能为学生提供大量适合场独立者的学习材料，同时又能提供适合场依存的学习者的学习材料，从而解决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学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教育者逐渐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越来越受重视。不同的学习者，在学习中的行为表现和参与意识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性格开朗、自信、责任心强的学习者比性格内向、缺乏信心的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要好。内向型学习者经常会因为承受能力较差而刻意避免参加教学活动，以免因为犯错而遭到别人嘲笑，进而丧失自信心，长久以来，就会对学习失去兴趣。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各种教学活动，这样做能促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改变他们的学习态度，培养学习兴趣。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S. D. Krashen）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及其相关的“语言输入”、“语言输出”、“学习者差异”等理论及其对高中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学校和教师要尽量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符合第二语言习得语言输入的基本条件，有效地利用身边的教学资源，可以有效的优化二语习得。与此同时，深刻理解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并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应用到高中英语教学的实践中去，指导高中英语教学的开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Rod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摘要】
在《算术基础》中，弗雷格追溯了数学表达式之不变的逻辑基础的同时，清理了带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心理主义。但心理主义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复兴，而且蒯因还基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否定了弗雷格对数学基础的探寻。本文试图借由解读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并借由弗雷格的文本对蒯因的心理主义做出回应。
关键词
基础主义；心理主义；分析性；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63-07
作者简介：刘钰森，广东潮州人，哲学博士，（广州510006）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蒯因（W·V·Quine）在《从刺激到科学》开头“追忆往昔”一章中提到弗雷格（Gottlob Frege）时，将弗雷格的理想概括为探寻数学知识的本质以及数学真理的基础。他认为弗雷格和罗素、怀特海在这一方面是同路人，他们的结论是认为数学可翻译为纯逻辑，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数学真理是逻辑真理，并且它的全部都能还原为自明的逻辑真理。蒯因认为弗雷格等人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哥德尔1931年的论文以及罗素1902年的发现使得弗雷格等人的理想烟消云散
。
弗雷格当年在《算术基础》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如蒯因以上所说的基础主义
理想，否定了密尔等人关于数学的心理主义所带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然而，蒯因否定弗雷格等人对数学基础的探寻的背后，恰好是他在《真之追求》等著作中所概括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立场。本文试图通过从《算术基础》到《真之追求》的解读，展示数学哲学中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的某种面貌，也试图基于弗雷格的文本，回应蒯因新兴的心理主义。
一、弗雷格的“基础主义”
“如果在万物长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的，永恒的，那么世界就不再是可认识的，一切就会陷于混乱。”
弗雷格要探求的就是这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的这种探索是从数字入手的。比如数字1，惯常的说法是它指示一个事物；将1这个数说成属于事物，却没有说明事物是哪个；这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任意理解这个名称，关于1的同一个句子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心理主义会导致的这种相对主义是弗雷格所反对的。
弗雷格认为，思维本质上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绝不能根据对象而考虑不同种类的思维规律。不同于心理主义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来解释意义，弗雷格要找的是一个客观的外在基础：“人们从本书将能看出，甚至像从n到n＋1这样一条表面上专属于数学的推理，也基于普遍的逻辑规律，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聚合思维的规律。” 弗雷格要的是在语言、数字后面的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他要的是一种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思维”、一种普遍的逻辑规律。
弗雷格力图说明，感觉与内在图像具备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数学概念和对象则具备确定性和明确性；因此算术与感觉根本没有关系，内在图像对于数学是无关紧要和偶然的。如果从心灵本质对概念进行心理学解释，并以为由此可以得到概念的本质，那么这只会使一切成为主观，走到底甚至会取消真。要认识到概念的纯粹性质，需要大量的理性工作以追溯定义普遍的逻辑基础：
如果定义仅仅在后来由于没有遇到矛盾而被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进行证明的严格性依然是一种假象，尽管推理串可能没有缺陷。归根到底，人们以这种方式总是只得到一种经验的可靠性，实际上人们必须准备最终还是会遇到矛盾，而这个矛盾将使整个大厦倒塌。为此，我认为必须追溯到普遍的逻辑基础……
普遍的逻辑基础的追溯需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要时刻看到概念和对象的区别。”同上，第8—9页。 换言之，坚持客观性原则，要求只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表象”，把表象与概念和对象区别开来，前者代表心理的和主观的，后者代表客观的和逻辑的；坚持语境原则，要求避免将个别的心灵的内在图像或活动当作语词的意谓；函项原则要求的是，未充实的概念不可成为不变的客观对象。
客观性原则预示着弗雷格所追溯的基础将是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无关的客观逻辑基础，它是普遍性的；而函项原则与语境原则将在获得作为算术基础的数定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这三个原则之后，弗雷格指出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回到一种甚至要努力超越欧几里得的严格性，那就是人们对各种概念进行严格的证明；而且他相信沿着严格证明之路，必然能获得构成整个算术基础的数概念以及适合于正整数的最简单的句子。
于是在弗雷格眼中，数学本质上只要能用证明就不用归纳来获得确证。证明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真摆脱各种怀疑，并且提供关于句子的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认识。句子间的真的依赖性在哲学上需要对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做出区分。在弗雷格看来，与此区分有关的是判断的根据（justification），而非其内容。因此，通过证明达到的根据如果是普遍的逻辑真理和一些定义，获得的是分析的真；而根据非普遍逻辑性质的特殊知识领域的真得到证明的句子，则是综合的。类似地，是否完全从本身不能够也不需要证明的普遍定律得到证明，则是区分一个句子的真是否先验的标准。
从根据而不是从内容区分真的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这也是弗雷格追溯基础理想的一种体现，更直接的是，它与追溯算术基础时所必需的严格证明之路密切相关：在数学领域，要尽可能严格地证明算术定理，避免推理串中的每个缺陷，找到证明所依据的原初真命题。比如：
2加2等于4，这不是直接的真；假定4表示3加1。人们可以如下证明这一点：
定义：1）、2是1加1；2）、3是2加1；3）、4是3加1
公理：如果代入相等的数，等式依然保持不变。
证明：2＋2＝2＋1＋1＝3＋1＝4（定义1，定义2，定义3）
所以；根据公理：2＋2＝4
弗雷格认为莱布尼茨的上述证明有缺陷，应该更精确地书写为：
2＋2＝2＋（1＋1）
（2＋1）＋1＝3＋1＝4 同上，第16—17页。
莱布尼茨的证明缺少2＋（1＋1）＝（2＋1）＋1，它是a＋（b＋c）=（a＋b）＋c的一种特殊情况；以这条定理为前提，其它公式都能以这种方式被证明，并且每个数就能够由前面的数定义。“我们甚至没有关于这个数的表象，可确实就这样把它据为己有。通过这样的定义，数的无穷集合化归为一和加一，并且无穷多数公式均能够由几个普遍的句子证明。”基于这种证明方式，弗雷格试图从a＋（b＋c）=（a＋b）＋c的形式来说明，借助几条普遍规律，仅从个别数的定义可以得出数公式，但这些定义既不断定观察到的事实，也不假设其合法性（不需要justification）。他在批评前面提到的密尔等人的聚合性思维的同时，认为数的规律不可能是归纳的真命题：归纳如果是习惯的话，“习惯（作为一种主观状态）完全没有保真的能力”，“归纳必须依据概率学说，因为它至多可以使一个句子成为概率的。但是如何能够在不假设算术规律的前提下发展概率学说，却是无法预料的”。
弗雷格认同莱布尼茨的观点，数学中发现的必然真的命题必须有一些原则，其证明不依赖于例子及感觉证据。他认为几何学定理之间可以互相独立，它们不依赖逻辑的初始规律，因而是综合的；但经验综合的性质并非算术规律的性质。就数而言，每个数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要求关于数的科学原理是分析的，数相互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关于数的普遍句子不必只适用于眼前存在的事实，数学的真命题“会有一系列未来使用的推理串，其用途将在于：人们不必再进行个别的推理，而是能够立即说出这整个系列的结果。”
如果真的可以达到上面提到的作为根据的普遍句子，以便由之推导出数公式，那么这样的句子应该是从更基本的数定义得出的。因此，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考虑数的定义。
以往由于定义尝试的失败，数总被认为是不可定义的。把数看作事物性质，数是主观的东西，把数解释为集合、多或众多，通过对不同的实物集合加以不同的命名来解释数，这些说法都被弗雷格一一驳斥了。而对欧几里德的“数是一种单位集合”的解释，在指出后人的很多说法中的问题及困难之后，弗雷格提出解决困难的方法是：把一和单位做出区别。具有客观性的“一”作为数学研究的一个对象的专名，不能是复数；相应地，单位应该是一个概念。概念不同于专名，只有当概念带上定冠词或指示代词时才能被看做一事物的专名，但因此它就不是概念了。因此，“数是单位”的解释把概念词混淆为专名了。
弗雷格认为，“数的给出包含着对一个概念的表达”，“数的给出表达了一种独立于我们理解的真实的东西”。上述观点提醒我们：每一个个别的数词是专名，它不等同于概念词，当一个概念词被它“充实”而饱和了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专名。在贯彻语境原则的前提下，弗雷格认为，为了获得数这个概念作为对象的数，必须确定数相等的意义。他借助的是莱布尼茨“用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而不改变真，这样的事物就是相同的”的解释，把数相等界定为外延相等（数值的相等）。这与他在《含义与指称》中提到的等值置换原则相一致：在逻辑中，真值相同的词项和命题可以互相置换。我们可以由两个等数的概念得到其下的数相等，加上“n在自然数序列中紧跟m”这个表达式，就能定义0和1，并且进一步确定数序列是无穷的。
基于客观性原则，弗雷格反对心理主义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他把算术奠基于一种不变的逻辑基础之上。遵循语境原则和函项原则，他在《算术基础》中主要展示了一种追溯算术基础的方法。根据这种严格证明的方法，弗雷格认为从一些自明的公理（即他所谓的普遍的逻辑基础、普遍句子）出发，加上数的定义，可以演绎出所有关于数的真命题。虽然这有循环论证嫌疑，但是弗雷格明确地认为按照他的严格证明的方法，可以追溯作为算术基础的数的定义以及自明的公理。他在《算术基础》中谈及其基础主义的哲学动机，在于澄清算术真是属于先验还是后验、是属于分析还是综合。如前所述，从判断的根据而非内容解释真，由算术真所根据的是不可证明的普遍句子来看，算术真（truth）当然是先验分析的。换言之，从算术真的基础可以得出算术真是先验分析的。这种哲学动机促使弗雷格进行基础的追溯，而分析性也因此成了算术命题的特性，并且将其与综合性的心理命题区分开来。
二、蒯因的《真之追求》及弗雷格应对的可能性
弗雷格以澄清算术真的分析性为其哲学动机，蒯因则由对分析性概念的批判而提出一种整体论的彻底经验主义，他的经验主义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基于对分析命题的态度，这种经验主义并不承认数学中存在如弗雷格所追求的那种分析性的基础。
蒯因在他著名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所批判的第一个非经验论教条，就是分析与综合之分：奠基于非事实的意义的真（truth）是分析的，而奠基于事实的真是综合的。而且，对分析与综合之分根源同一的还原论的清理之后，他的结论是：由真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得出，每个陈述的真可分解为语言部分和事实部分，这是很多胡说的源头。根据这种划分，如果某陈述的真只与语言部分有关，那么该陈述就是分析的。这种分析和综合之分，在蒯因看来是顽固地抗拒任何明确的划分。科学看起来总体上依赖于语言与事实，但逐个地审视科学陈述，却能发现并非如此。 没有教条的经验论应该主张：“我们所谓的知识或者信念的总体，从最具因果性的地理和历史的事实到相当复杂的原子物理或者甚至纯数学和逻辑，是一个人造的构架，其仅仅是沿着边缘侵入经验。”Ibid.， p.39.
把架构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人类知识体系比喻成一个倒扣的碗的话，纯数学和逻辑即便处于碗顶，也最终要与经验相关。这种思想在蒯因后期的《真之追求》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弗雷格固守理性、固守不变的基础不同的是，蒯因固守的是他心中的经验论规范：“nihil in menter quod non prius in sensus（心灵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以前感觉中没有的）”。他的出发点是：感觉的刺激-感受才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客观性的保证：
有关我们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性保持在我们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从而在我们的神经摄取和与之相应的观察句中得以确立。我们从整个句子而非从词项出发。函项的一个教益是，我们的本体论，像语法一样，是我们自己对关于世界的理论做出的概念的贡献的一部分。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但这仅仅是经由对具体表达人的预见的观察句做出整句的“是”或“否”的判断来达到的。
在蒯因看来，我们经由感官刺激（stimulation），在历代累积的创造性之下构造关于外部世界的系统理论。在刺激和感受的关系或者刺激和我们的外在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关系的分析中，神经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遗传学或者历史学都可以提供资源，而其中有一个部分可以仅借助逻辑分析来加以考察，那就是理论被预言检验的部分，或者属于证据支持关系的部分。这就进入到了“求真”的领域，并且看来他也将采取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式，从目标和方法上看似乎与弗雷格对算术基础的追求是一致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究其一生，蒯因直到最后的著作《从刺激到科学》都立足于前面提到的那个经验论规范。虽然蒯因有时候认为有些数学命题是没有经验内容的，但是不同于弗雷格所认为的对每个对象都必然有意义的命题都是重认命题（recognition?judgment），比如数学中的等式，他认为有意义的命题恰好是有经验内容的命题，也就是能被检验、值得检验的命题。
蒯因更直接要解决的是所谓“科学游戏的目的”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游戏的压倒性目的是技术和理解。从技术和理解的角度来看，“所指和本体论如此后退到单纯的辅助者的地位。真句子，观察的和理论的，是科学事业的始终。它们由结构联系起来，而对象扮演了结构的纯节点的角色”。这种结构就是逻辑的联系，在函项的理论下，px原来意味x是p的地方，可以重新诠释为x是p的f；即在重新解释后的句子逐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观察句依然和以前一样与相同的感觉刺激结合在一起，而且逻辑联系完好无损，理论的对象却被随意大幅度地移换了。
这说明对象“对于观察句的真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观察句对理论句提供的支持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个理论预言中的成功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保证与感觉刺激结合，那么作为“人造架构”的观察句、理论句的对象就可以随意移换。语词、句子不过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人类可以“任意”地解释，当然，前提是与感觉刺激结合：“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对象在蒯因这里并不重要，对真句子来说更重要的是与感觉刺激相合。但这种相合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在他看来，直接面临经验检验的是所谓的观察范畴，而蕴含观察范畴的是一个理论的整体，其中，算术和其他数学的分支是理论背景的一部分。在《真之追求》第6节中，蒯因试图通过在整体论所要求的最低限度肢解整体的准则之下，保护任何纯数学的真，但这种保护不是因为数学的基础性，而是因为数学渗透到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各个分支，对数学的破坏将令人无法容忍。蒯因认为，这可以解释数学必然性，并且基于一个所谓的未阐明的原理：人类在自由地拒斥其它信念的同时却要捍卫数学。由于整体论，加上数学对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渗透，在数学得到应用之处，经验内容也被数学所分享。
蒯因的老师卡尔纳普在他的数学哲学中，使用分析性来解释缺乏经验内容的数学如何有意义以及为何数学是必然真。之所以使用分析性，在蒯因看来，是因为类似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分析性反映了语词的意义。不过，如前所述，蒯因认为通过整体论就可以解决卡尔纳普通过分析性所解决的那两个问题。蒯因对于数学必然性的说明，并不是给出像弗雷格那样的基础主义证明，而更主要是从数学应用的效果来说明；与其说他想说明数学的基础性的必然性，倒不如说他想通过整体论来说明数学如何跟经验关联。
在《真之追求》第40节，蒯因专门讨论“数学中的真”。在他看来，数学有一部分因为不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不享有经验意义，集合论的高级部分也是这样，而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与应用数学一样用相同的语法和词汇来进行表述的。或许因为这种数学的高级部分的非应用性，蒯因认为要是将之排除在二值逻辑之外，就需要不自然地划分语法。因而，由于简单、经济和自然的考虑，这些高级部分或者是不必要的想象，或者可以在谓词逻辑和集合论这类基础上给出来；并且这样处理缺乏经验内容的纯数学，跟自然科学内部进步的简化和经济达到一致，“它是关乎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整体系统紧凑（tightening）和简化（streamlining）的问题”。
从以上对蒯因在《真之追求》中的观点的述评可见，蒯因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人们使用的数学（包括逻辑、集合论作为其组成部分）只是人们的工具。蒯因不像弗雷格那样试图分析出一种外在的数学的基础，他只是从数学的应用来说明数学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最终与经验相关的应用关联起来：数学作为理论背景的一部分，蕴含观察范畴，并且当观察范畴遇到反例时，唯有数学不能被破坏。在《从刺激到科学》中蒯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逻辑和数学，其中的观点与《真之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可以增进对他关于逻辑和数学的心理主义观点的理解。
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对于逻辑的习得有一种“进化”的过程：人类从孩提时代习得“并非”、“并且”、“或者”这些逻辑联结词以及“有的”、“每个”这些量词的时候，就逐步把蒯因界定的狭义的逻辑的基本律内化了；而当人类数学理论成熟时，就能够在一种形式化中把这种逻辑压缩为：证明一个给定的前提集对预期结论的蕴含，就是证明该前提集与结论的否定的不一致。这种观点把数学当成比逻辑更加高级的知识体系，蒯因接下来的一句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乐意于如此狭义地限制词项‘逻辑’，而把集合论处理为数学另一更高级的分支。”他在后面甚至把集合论当成数学的代名词，即逻辑是数学的分支、集合论则是更高级的分支。并且，这种“狭义”的逻辑和集合论及数学的其它分支，有着三个重要的区别：一、逻辑没有能称为属于它自己的对象，其变量允许所有离散的值；二、除去同一性，逻辑没有自己的谓语；三、逻辑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而数学其它分支则由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而不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
从以上对比可见，就没有对象与谓语而言，逻辑如前面所引述的《真之追求》的观点所表明的那样，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种联系的功能；就证明的完全性来说，逻辑看来比之数学的其它分支更有优势。如前所述，在蕴含观察范畴方面，蒯因把数学律与自然律的作用等同起来，因为集合论和数学其余部分的规律排列在进行蕴含的前提之中，等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假说。不过，这并不与公认的数学缺乏经验内容的看法相冲突，蒯因认为数学的这种参与并不赋予经验内容，因为经验内容是属于进行蕴含的集合并且不被其成员所分享的。
在《真之追求》里能够享有经验内容的是应用中的数学，而这里作为进行蕴含的集合一部分的数学，是所谓的非诠释数学（uninterpreted mathematics），它们不仅缺乏经验内容，且缺乏真假。蒯因在比拟这一类数学真理为经验真理时，主要出于其对观察范畴的蕴含有帮助的考量，而将其对经验的背离忽略不计。蒯因认为许多这样的语句可以用应用数学中所坚持的规律来处理，另外一些解证地独立于先前理论的情形则还是用经济原则来处理。加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令蒯因为难的还有：有许多属于数学的闭合句在一致的证明程序中，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最后，蒯因只能与这种超出他认为的值得并且能够检验的才是真陈述的要求的句子做出妥协。但是，他还是强调，即使这涉及到康德的物自体问题，关键却还在于人类的用法，而并非宇宙之秘。
与密尔等心理主义的前辈相比，蒯因并不否认数学尤其是纯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而对于逻辑，他则更主要从一种工具的角度来对待。在写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时，蒯因认为人类的知识最终都与经验相关；而到了《从刺激到科学》，他却承认非诠释的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即使借用应用数学的规律处理部分这样的数学陈述的真假问题，同时用奥康的剃刀处理另外一些数学命题，还是存在着真假不定的数学命题，蒯因提到非诠释数学即抽象代数时说它们没有经验内容、也没有真假。而这与前面提到的他所贯彻的经验论的规范是冲突的。
蒯因的这种困境在弗雷格看来或许并不成为困境。弗雷格其实并不否认经验的作用，他承认感觉印象是认知数和其他一些东西的条件，但他强调在数学基础方面中经验是无关的。在《概念文字》的序言中，他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一类是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另一类是必须被经验支撑的。不过，即使是第一类，也是与这样的事实相一致的：“没有任何感觉活动的话它是绝不会在人心中称为意识”；只是它并非源起于心理学，而是基于分类之上的最好的证明方法。感觉活动是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包括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的科学真理也是如此，不过感觉活动却并非基础。泰勒·伯奇（Tyler Burge）考究了奠基（grounding）一词的德语，认为基础和奠基是与理性相关的。哲学家所谈论的理性，一般意指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性，即弗雷格在《算术基础》第31节提到的，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更高精神力量。 作为算术基础的命题恰好是不需要检验的、自明的，其作为真命题的意义因此不在于蒯因所要求的值得检验和能被检验，而在于它们所含有的内容是理性所必须确认的。
与《算术基础》开篇建立的那三个原则相适应，弗雷格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其中，客观性的算术真理纯粹由逻辑得到证明。算术领域的真在弗雷格那里如同赤道与北海的存在一样，具有超乎经验的客观性。算术真理在弗雷格那里具备的独立于经验的地位，恰好就标出了蒯因极不情愿地作出妥协后逐步接近的那种立场。另一方面，即使蒯因的经验论看起来似乎更符合人类的实际（人们通过微弱的纽带与包括数学对象这一类抽象对象的外在世界相连，更多的时候，人们谈论知识就是在谈论人们经验中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践），但是他却无法将经验主义的规范贯彻到非诠释数学的领域。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转述的蒯因对于弗雷格理想的否定。自明的逻辑真理作为算术基础的探寻在蒯因看来之所以是失败的，与蒯因对分析性概念的态度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弗雷格基础主义探究的哲学动机是进一步澄清分析与综合之分，把通过证明由非事实的普遍逻辑真理或定义得到辩护的数学真视为分析性的，并且在《算术基础》结尾部分还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推进了康德的研究。 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卡尔纳普的分析与综合之分，但就以奠基于非事实与事实来区分分析与综合而言，他的这种批判也可以针对弗雷格的分析与综合之分。蒯因否定奠基于非事实的分析的真的存在，最终目的是得出他的整体论的经验主义。克里斯托弗·皮卡克（Christopher Peacocke）指出，蒯因拒斥分析性与他的整体论、可错论相关联，而他的整体论是刺激意义（stimuli?meaning）的整体论。如前所引的《真之追求》中的观点所显示的，在蒯因那里，可以说感官刺激才是所有知识的基础。皮卡克指出，刺激意义并不必然具有一般的意义同一性。比如，对一个严重散光的人来说，“那条线是直的”的刺激意义将与他视力更好的朋友不同，但是这个句子在两种情况下都有同样的意义。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三、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
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四、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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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西医学的优势与趋势
【摘 要】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人类文化有两大流派，以空间概念为肇端诞生了西方文化；以时间概念为逻辑起点诞生了东方文化。思维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形态的集中反映。医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故中西医学从认知途径、思维方式、科研路径、技术方法、实践手段与发展理念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下面从1、中西医学不同的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科学背景阐述，2、中西医学科学体系的比较及其优势，3、中西医学的未来发展趋势，4、疾病谱变化有其明显的时代性需要理论前置，5、结语等层面对中西医学文化背景、学科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各自优势进行比较和说明，旨在处理复杂性疑难类医学问题时能够拓展思维疆域迅速选择中西医优势所在，用优势学科进行最有效率的医学干预最终实现低成本医学选择。
【关键词】 文化；思维；哲学；医学；西医学；中医学；科研路径；比较；优势；趋势
由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产生了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为人类健康服务。中国祖先以超越超凡和超验的医学哲学思维智慧在两千四百多年前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诞生之时就确立了人（生物）--自然（环境）--社会（心理）--整体（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把人放在宇宙自然社会的整体环境中进行多维度多层级时空纵横思考，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证明其科学真理性毋庸置疑。由于中西医学文化思维哲学背景的不同，导致了两种医学体系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研究方向、科研路径、方法选择、技术手段、药物选材、治疗优势、防治理念、价值目标、疗效评价、治愈认定、健康维护等方面的明显不同但各有优势。两者应相互借鉴促进与互补而不是相互排除和否定，尽管中西医学能真正相容与沟通还任重而道远，但大势所趋应顺势而为。
1、 中西医学不同的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科学背景阐述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人类文化有两大源流，以空间概念为逻辑开端的文化肇始于西方，讲求认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以时间概念为源流的文化开创于东方，讲求主体与客体的相融，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上下传承五千年而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时空选择不仅决定文化形态的原始出发点，更决定文化和科学的走向当然也包括中西医学；思维是客观现实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因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它所使用的范畴便具有最一般最普遍的意义，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切领域及其一切科学；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等科学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基础，医学科学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同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等科学形态与路径有直接关系，东西方由于文化、思维、哲学与人文背景不同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共同护佑人类健康。医学是处理人健康定义中人的生理处于良好状态相关问题的一种科学，是以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为目的的知识体系，属自然科学范畴，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文化是医学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医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故中医学的文化语境、思维方式、哲学指导及其理论构建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均一脉相承，具体表现在第一文化相同，第二象数思维相同，第三哲学观点相同，第四人文价值相同。中医学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实象论哲学构建的，是象思维科学之结晶，用“象”建构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构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综合本质特性与客观规律。中西医尽管医学意义作用和根本目的趋同，但就是与西医学思维方法研究路径不同[1]。
2、 中西医学科学体系的比较及其优势
2.1.中西医学文化背景的不同 人类文化有两大流派，以空间概念为肇端诞生了西方文化；以时间概念为逻辑起点诞生了东方文化。文化是思维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母体，医学流派、哲学体系和思维方法都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故此，中西医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观都因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导致不同。
2.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西医学的本质区别是思维方式的区别，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以空间文化为逻辑开端的西方思维方式主要以逻辑（概念）思维为主，产生了还原论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种线性的既由点到面的思维，面对复杂性生命科学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思维局限。以时间文化为肇端的东方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为主，产生了演绎推理与综合方法运用于生命科学研究，是一种立体的既多维度的思维，面对生命复杂巨系统表现出了明显的思维优势，可有效容纳解释和说明有关生命健康与疾病的相关资料与医学问题，在抗御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和指导养生长寿治未病方面方法独特效率倍增优势凸显。
2.3.中西医学哲学基础的不同 哲学是科学的旗帜。西医学以实在论哲学为指导研究的是物之质既形下之器，运用的是白箱理论。中医学以实象论哲学为指导研究的是物之事既形上之道，运用的是黑箱理论。事实证明：用“象”建构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构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综合本质特性，因此，在描述复杂系统的规律和指导对复杂事物的应用方面常常显示出更好的效果。对中医“象”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医理论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2]，更是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智慧源泉。
2.4.中西医学研究方向的不同 西医属逻辑思维下的微观医学，研究方向沿着：生态—群体—个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因无限细分；中医属形象思维下的产物，研究方向沿着：组织--器官--个体—生态—网络—社会—自然—宇宙宏观拓展；网络包括： 1.物质能量与信息网络。2.生命健康与疾病变化规律。3.形态结构与功能损伤。4.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5.阴阳状态。6.脏腑经络系统。7.气血津液分析等内容纵深思考有三焦辩证，横向广延有卫气营血辨证，全息纵横辩证有“阴阳--体病因机脉证治药”思维模型。为中医学整体辨证与调平、医学观察与哲学反思、继承与创新提供了文化思维哲学与生命科研方法学基础。
2.5.中西医学科研路径的不同 西医学是以物理化学为基础使用实体模型进行实验的医学研究路径；中医学则以象思维科学为指导以人体组织器官为基础使用思维模型进行经验总结和规律探索的医学研究路径。西医形成于600年前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 的欧洲物理化学崛起时期，是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登峰造极的时代属实验医学，使用的是实体模型，研究的是人体器官、组织、结构与功能，以构成论为基础从事致病学研究看到的只有病；中医学产生于2500年前人类历史第一次文化复兴的中国春秋秦汉哲学成功之际，它是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空前丰富的时期属经验医学。使用的是思维模型，研究的是关系既宇宙、自然、环境、社会、七情与人。以生成论为基础，从发病学角度切入，看到的总是人。
2．6. 中西医学方法选择的不同 在科学家看来，“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3]。只有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快速实现从医学、科学、哲学到真理的认知跃升。西医学所选择的思维方法是：形质结构、化整为零、诊治分开、医药分开。它强调结构、局部、静态分析，以解决局部病灶为首务，把病和病人分割开来，中医学所选择的思维方法是：司外踹内、以象测脏、天人合一，形神合一、道器合一、医药合一。它强调功能、整体、动态观察，以协调整体关系为首务，认为局部病变是整体关系（阴阳）失调的局部表现，看的是有病的人，具有全息、实象、整体、系统、辩证、恒动思维特点，对生命运动规律的揭示体现了真理性认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证明方法大道至简。
2.7.中西医学技术手段的不同 西医学必须借助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更好的作用于研究对象并不断取得进展，这必然需要大量的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才能保证学科运转和发展需要，因过度依赖于设备检查和手段的外求，无疑诊疗成本同样随着投入增加而大幅度升高；中医学只要借助整体观念和哲学思辨等象思维科学成果就可以通过思维模型利用四诊合参和司外踹内技术随时随地进行诊疗，只要中医学主体不断进行文化思维哲学医学技术修为与训练充分发挥医者主观能动性，在不增加任何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前提下，仍可保证学科高效率运转与发展，因其并不过度依赖于设备检查而且是充分利用内求手段，所以更加彰显出中医诊疗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简便廉验、药物天然的低成本医学特点。
2.8.中西医学药物选材的不同 西医学因其还原与分析方法所用治疗工具大都是化学合成，所以结果必然导致物质对抗，化学物质的分解需要肝脏承担，排泄需要肾脏增加负担，长期使用不仅导致医源性疾病，最主要的是这种单靶点治疗药物不能解决多病位损伤和一体多病问题使西医学在处理复杂性内伤类自身损伤性疾病方面陷入了窘境；中医学以象测藏明辨阴阳之性质是中医学诊断的最高境界，所以选用自然界动物植物与矿物之偏性调平人体内阴阳之偏性就成了中医治疗学的终极目标，所用药物自然天成可谓就地取材，又因其药食同源绿色天然且节能环保而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趋同性趋势而引起世界瞩目，特别是它系统思考整合调节整体调平的优势在抗御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所致的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一体多病方面和养生长寿治未病方面无可替代作用明显。
2.9.中西医学治疗优势的不同 世上疾病千千万，外感内伤可类分。通过临床观察和比较，西医对病因明确，病原清楚，靶点单一，主要造成理化与形态学改变类疾病既外感病可谓一枝独秀，用抗生素消灭微生物病原体随属对抗与攻杀但效验绝佳，但随着抗菌素滥用其耐药性与抗药性亦成了制约发展的难题。 中医学不仅对急慢性伤寒与温病类外感病作用独特，特别是在抗御复杂性内伤类疾病方面和养生长寿治未病方面更是学验颇丰，其注重调解关系的学科内涵注定了在抗御复杂性内伤病多因素致病、多病机复合、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多维治疗靶标和一体多病方面的独特优势与特长。
2.10.中西医学防治理念的不同 中西医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所揭示的是人体生命的不同层面的规律，把防病祛病和保持健康作为终极目标。区别在于西医把握的是共性的整体，中医把握的是个性的整体。西医所依靠的理论是抽象的产物，是事物的共性和一般，需要平台和规模必然消耗人财物力。而中医通过辨证加减很好地解决了个案的差异问题，通过三因制宜为个性化诊疗开辟了低成本医学道路；西医理论侧重于治疗学研究，而中医学研究更侧重治未病理论探索，中医学认为人体阴阳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是致病的主因，治疗上主张“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先安未受邪之地，调和失衡状态，而非对抗性、杀死病原的治疗方法。“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自然相应，和合共生，西医将人视做解剖的器官，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相分离，而中医则始终把病人当作一个与环境、宇宙相关的整体，将人的生命与健康当作其理论的中心与目的。而这种整体观念正是“人的医学”的一种体现，也是未来全世界医学的目标。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的分析比较及其各自优势探讨，不仅存在上述所论之不同，还存在中西医学的价值目标、疗效评价、治愈认定、健康维护等方面认识、标准和评判体系的差异。
3、中西医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如果说工业化革命主要征服的是空间的话，那么信息化革命则主要征服的是时间，互联网的普及与延伸让偌大的世界顷刻之间变成了地球村，随着东学西渐和东西方交往的频繁中西医必将优势互补相互借鉴与包容。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西医学以现代语言借助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复兴和空间文化的全球推动，迅速占领了世界医学空间，中医学象思维科学语境因难与西方的空间文化通约而遭遇尴尬。然而伴随着人类对医学的哲学反思和理性认知，不约而同的发现中医药学在处理复杂性医学问题中的真知与卓见，中医药象思维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经两千多年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而历久弥新，正在以无可辩驳的形象与自信对世界医学方向进行引领。未来的科学发展方向是科学哲学化，哲学科学化，最终科学哲学一体化。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健康长寿治未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4]。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医学注重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和动态层面，体现了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和整体把握上；医药学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健康需求为宗旨，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艺术的统一。这是其与一般自然科学的显著不同之处，中医药学突出体现了这一特征，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久远的积极影响[5]。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客观地比较中、西医学，可以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在学术上的差异和统一，有利于把握中医学发展的战略方向和人类对中医药学的使用与选择，随着中医的国际化和当代科学技术先进成果的不断融入，必将对东方医学观的开拓和发展带来突破。
4、疾病谱变化有其明显的时代性需要理论前置 近百年来由于西学东渐，西医学的构成论和致病学医学范式成为了世界的主流医学模式，他的单靶点对抗性的诊疗手段，在外感病盛行的时代可谓大显身手一枝独秀，然而在复杂性内伤类疾病成为了人类健康主要威胁的今天，则明显暴露出西医学诊疗思维的局限，理论明显滞后于临床，加之利益博弈、过度市场化和过度追求医学功利，使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和公益性逐渐淡化，天价医药费屡见报端，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重要 民生问题，加之以药养医引发过度医疗，不仅造成医源性疾病更使医药资源浪费惊人，环境污染严重，性价比严重失衡，公民的健康维护成本过高，远远超出了收入增长水平和支付预期，世界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技进步本来应该使就医成本大幅度削减，然而实践证明：西医学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属高成本医学，对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显现其局限性。随着医学模式转变、疾病谱变化、社会老龄化、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等卫生主题转换，对那些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的集中涌现，特别是面对那些病因不明、靶点不清、多因素致病、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和一体多病的复杂性内伤类患者更显力不从心，而中医用象思维构建的天人合一、医药合一、形神统一、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医学体系处理此类问题却得心应手优势凸显效验全面价格低廉，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努力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与发展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6]。
5、结语 《现代医学概论》指出：“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科学不能适应人体和疾病的复杂系统，生命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涌现，不仅生命体本身病理过程复杂，而且心理、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过程，在保障全民健康中过于偏重单一病种的诊治和局部医疗技术的发展而忽略了生命整体，过分依赖仪器设备、药物和手术，而忽视了病人的主诉和医生的智慧，医疗技术发展失控，医疗费用大幅度提高并浪费惊人，且好多疾病由于理论滞后临床乏术而进行着无效诊疗或安慰性治疗，超过了社会经济和个人收入的承受能力加重了社会不公。治疗学的第一原则是自然痊愈力的利用”。人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精神本体，人体作为整体存在的复杂开放巨系统，面对复杂性内伤病防治，理应遵从整体性、动态性、交叉性、非线性、最优化原则，从中医的象思维科学入手，从《内经》的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切入，发挥中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中医学思维模型优势，彰显中医药学思维哲学与理论智慧。中医学以气一元论整体观和阴阳互化辩证观为认知途径，从宇宙生成学和疾病发生学角度切入，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用中药之偏性调整人体之偏颇大道至简，所用方法与药物医药合一就地取材节能环保自然天成，能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生物学机能，可有效提高医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病人客体的自愈病能力，主客一起用中医药智慧努力实现复杂性疾病低成本诊疗调护及其养生长寿治未病医学目的，为患者和养生长寿治未病群体创造出低成本最优化绿色节能环保高效普适的未来医学体系理性护佑人类健康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与技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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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明雪中西医学比较的目的与意义[j]《中国中医药报》20__年10月27日第2429期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1渊源与发展
《周易》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有“群经之首”之称,她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化的规律。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而丰富的辨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进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这正是《周易》所创,所以说医源于易。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中医学#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医易同源，不仅是指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论形态的合一。
中医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经历了三次发展，第一次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书基于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与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药物学的《神衣本草经》以及《难经》和《黄帝内经》被历代一家奉为四大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期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第三次为明清时期，吴又可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学术见解，创立了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此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而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学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精气血津、卫气营血“六经”和“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根据病情表现，辨明疾病的症候,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时，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西医源于古希腊文明，最早创造医学体系的是爱奥尼亚地区柯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关西医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体液理论，认为人身上有4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液体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希腊化时期，盖伦（公元130-200年)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盖伦的医学理论在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迎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6-17世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校正了盖伦的人体生理结构，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人体结构》》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哈维等则发现血液循环理论,将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引入生物医学中。显微镜的发明不但确立了“细胞”概念而且认识了微生物。18-19世纪，细胞学、实验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巴斯德灭菌法的发明使手术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发明使传染病有效控制,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向成熟。20世纪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出现使现代医学完全进入了实际应用时代。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创造成为可能。西医学发展达到了巅峰。
西医学把人简化为生物学客体,注重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是通过解剖尸体，用实验做出生物学等指标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和规律。把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问题。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学、物理等致病因子,对人体某一部分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来了,诊断便确立。治疗上，西医是依靠药物等治疗手段，针对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治疗，强调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医学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学、哲学层面的充分比较中医之气与量子的本质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医之气”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论)、特别是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天人相应、药性等学说的科学内涵。拟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中医理论，建立现代的中医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体观和辨证唯物论为哲学思想，以量子理论等现代学科为理论基础，基于机体电磁辐射场表征中医人体之“气”的观点，运用微观状态的电磁辐射光（量子）辐射、能量（热）等量子形式,研究阐述中医理论关于人的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科学。概括的讲，量子中医学就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一门学科。当然，量子中医学目前还仅仅是个概念，形成一个完整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层面的支撑。但随着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量子中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
2科学哲学观
中医学的哲学观同中国古代哲学观，为辨证、有机唯物主义，主要以取象思维为主。其方法论为思辨。中医药学是采用模型建构、整体认知、直觉观测、动态把握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生理病理转化,人类在能动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②功能性，中医学在认识解剖形体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③恒动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而维系着形气相互转化过程的机体,人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是机体气的动态平衡和失衡的过程。
西医学的哲学观为机械唯物主义，以还原分析论为其方法论，其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西医学是采用物质分析、数学定量、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将人体视为各个零部件的组合。主要从病灶局部出发，用微观的、分析物质结构的方法及实验手段，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结构忽视功能，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认为人是一台机器,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的静态、局部忽视其变化、动态及整体。
量子中医学的哲学观与中医学相同，为有机、辨证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则以逻辑思维为主，方法论以还原、综合并重。量子中医学是中医学理论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构建而形成的。其特点与中医学有诸多相同点,①整体观,量子的通讯联系性可以将具有电磁辐射的万物联系起来，具有整体观外，量子组成的电磁场在宇宙的空间中伸延且没有边界，表现为整体性；量子的纠缠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画出量子的整体观的属性,②功能性,机体的量子是机体内非分子型的通讯信使，机体电磁辐射是生命现象基础特征，其形成的电磁辐射场具有高度相干性，与生命体系相互关联，是调节生命功能和生命状态的有效途径。③恒动性，电磁辐射都是恒动的、永无静止的。④量子可以通过基于光电效应的仪器，定量的测知机体辐射的量子的数目、频率及量子统计，从而分析生物体系（如：人）的状态。与中医气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测性更客观更缜密，这是量子中医学建立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基础。
3支撑学科
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其思辨工具。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学作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以哲学作为其说理工具的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造成了中医理论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诊察方法主观化,缺乏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而且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医学的支撑学科为16-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体系，西医学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察及实验研究体系,形成了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具备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以及电磁理论等现代科学体系。量子中医学是用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转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辨工具形成的学科,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上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强度、频率及量子统计等建立起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
综上可见，中医学、西医学、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基础学科不同，决定了其研究层面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之“气”这一抽象的物质概念为研究对象,西医学是以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为其研究对象的，量子中医学是以机体的量子、（电磁辐射）为研究对象的。
4临床诊治
中医理论是基于“气一元论”思想建立起来的，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转变也是气的使然,气的阴阳平衡是衡量机体健康与否的标准尺度,气的状态是由医者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等四诊之诊察方法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利用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气的状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方剂、针灸、推拿等,这一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四诊诊断方法依据有三条:①司外揣内。意为通过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测知其体内的病理变化。②见微知著,通过观察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的、全身的病变。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或其它部分密切联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达变，即以正常的状况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意为以健康人体的表现或状态去衡量病人，即可发现病人的异常之处及病变所在，从而为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线索和依据。
中医主要应用源于天然的中药和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各种非药物治疗，用中医药理论对药物进行复方组合，对人体进行有重点的整体治疗。在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先者们根据不同的症候总结出大量的相应的药方，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有是证用是方是中医的重要医则。中医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为主的,所以其治疗的范围有限。
西医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并借助于各种实验仪器设备及检查技术对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方面。
西医主要应用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消除病原体的侵袭和弥补机体的代偿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还有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透析治疗，物理治疗等等。在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西医可能会采用一种治疗方法,或一种方法为主同时采用多种治疗方法。
西医学的治疗原理是针对病变的特异性病因、病理，运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性质和方式,形成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治疗。治疗思想是针对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对抗疗法。治疗手段的选择和设计是以能够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为标准，治疗活动就是运用这种手段去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过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向更低的微观层次深入，越来越趋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层次上理解疾病和医学现象。
量子中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论转化传统中医哲学内容构建的，认为量子可以表征中医之气。其诊断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统或其他检测生物超微弱发光、电磁、热能等仪器检测机体的量子行为，定量确定机体的状态,通过建立机体量子的行为与方剂、针灸等的定量数理关系，实施治疗的。量子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与传统中医学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量子中医学实现治疗的定量化，中医学则是定性的。
5讨论
中医理论源于东方文明，西医理论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量子中医学却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论转化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医理论而来的。他们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构成并维持人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这一哲学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机体电磁辐射场”这一具体物质概念之上的，中医学“气”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是彻底的、绝对的，量子中医学“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是实在的、可定量检测的。量子中医学认为量子与气具有同构性,而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还原论为代表,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量子中医学是以中医学为实践基础，以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学科，同中医学一样强调人体生命的功能变化规律，西医是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为支撑建立的学科,强调人体生命的结构变化规律，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支撑学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辨工具为其说理工具。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重视机体的整体性、恒动性、功能性,形神统一，西医则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强调局部、静态、结构，排斥精神因素；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而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则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综合。量子中医学从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西医学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中医学则从整体水平来研究人体的变化；中医学的诊断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辨证逻辑和定性分析，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诊断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以定量检测为主；治疗上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是以天然的中药、针灸、拔罐等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调动机体的抗病潜能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种药物配伍，多种方法并用来提高疗效,侧重于治未病，西医治病则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手术等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抗局部病灶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侧重于治已病。
量子中医学刚刚形成，是基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结果,其理论性实践性都是初步的、尚未完善的#需要大量的长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医学和西医学已分别诞生了两千多年和四百多年，理论成熟,临床实践丰富。
关键词：PSS；免疫抑制剂；流行性出血热
Application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
ZHANG Lun-y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Qianjiang Central Hospital，Qianjiang 433100，Hube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Methods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trader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immunoglobulin test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rate of skin test was 14.00%，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36.00%.IgG cont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for（1361.8±42.4）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009.9±50.3）mg%，control group IgA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224.6±60.7）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80.6±20.5）mg%.Control group IgM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171.8±22.4）m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139.9±22.3）mg%.By analysis，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PSS；Immunosuppressive agent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流行性出血崾茄侵薰家常见流行性疾病，现我国发病率仍很高[1-2]。出血热的症状主要为发热、出血及器官损伤，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且极易造成后遗症，影响患者日后的生存质量[3-4]。该疾病发病急、愈后差，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出血热的主要发病机制为DIC以及自身免疫损伤[5-6]。故能有效延长凝血时间的PSS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有望提高该疾病的治疗效果。现即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剂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药物安全性。选取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来院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著，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在我院治疗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100例。其中男55例，女45例。患者年龄19～60岁，平均年龄（46.35±5.45）岁。纳入标准：①未应用过影响血凝相的药物；②没有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排除标准为：①年龄大于60岁者；②不愿配合实验者。将该100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其自身情况，经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①对照组：该组患者接受常规出血热对症治疗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类：可的松等免疫抑制剂的治疗。②实验组：该组患者在接受对照组患者治疗方法的基础上，还接受PSS治疗。治疗方法：静脉滴注，1 次/d，300 ng/次，连续应用3 d。
1.3判定标准 将两组患者双链酶（SK-SD）皮内实验结果及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对比。
1.4统计学检验 使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本次实验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2以及t检验，P
2 结果
2.1两组患者皮肤实验情况 对照组患者皮肤实验正常率为14.0%，实验组为36.0%。经分析，具统计学意义（χ2=12.91，P
2.2两组患者免疫球蛋白测定情况 对照组患者血中IgG含量为（1361.8±42.4）mg%，实验组为（1009.9±50.3）mg%。对照组患者血中IgA含量为（224.6±60.7）mg%，实验组为（180.6±20.5）mg%。对照组患者血中IgM含量为（171.8±22.4）mg%，实验组为（139.9±22.3）mg%。经分析，均具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流行性出血热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疾病，且在我国时常发生。该疾病的主要临床特征为出血、发热以及多器官衰竭等，其中以肾衰竭为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且由于该疾病易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损伤，故其极易给患者造成多种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愈后的生活质量。流行性出血热属于自然疫源性传染性疾病，传染源主要为鼠。根据老鼠种类以及地区内鼠的种类的分布情况，该疾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家鼠型出血热发病高峰为2～5月；野鼠型出血热发病高峰为11～次年1月[7-8]。出血热具有多种传播途径，分别为：虫媒传播、消化道传播以及呼吸道传播等[9-10]。该疾病起病急，且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进一步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药物及手段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流行性出血热发病过程中，DIC与免疫反应发挥重要的作用，造成全身性出血及肾损伤。PSS是从褐藻中提取后人工处理的多糖硫酸酯，其能在不影响血小板的情况下起到有效的抗凝作用。从而有效缓解出血热中的DIC，改善出血情况。免疫抑制剂则能有效抑制患者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降低免疫细胞及相应的免疫因子对机体的自身免疫损伤。DIC与免疫抑制剂结合应用，能有效缓解患者出血、发热及相应的器官损伤。
现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剂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药物安全性，特选取100例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PSS能有效降低血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同时改善皮内实验，延长凝血时间。该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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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结束的全国“中医问题深层次思考”座谈会上，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医学与哲学》杂志副主编何裕民教授对这场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何裕民教授以清晰的思路、确凿的证据和与新知同在的理论能力，对中医的非科学问题做了理性辩护。
其实医学是一门人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记 者：这次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原因是“中医不科学”。而中医给人的印象，无论是诊断方法还是用药确实不像西医学那么严谨。
何裕民：这个问题话题比较长，首先，科学在近一百年来，对中国是非常时髦的事，其实科学的含义是多样的。首先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其二，我们讲“科学的”，往往是相对于迷信而言的。
就知识形态而言，我认为中医是带有历史烙印的传统科学形态。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中医相对于迷信来说是科学的。就引申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来看医学。
就“狭义的科学”来说，历史上或者目前所遵循的主要是指物理科学，物理科学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是用还原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然后用数字化表达。从这个含义上来说，我说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吃惊的话“现代西方医学都不是科学”。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的，他叫库恩，美国人，这是他在50年前就发表的一种议论。他认为医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是生物科学，他认为生物科学尚够得上科学标准；医学的另一块，更为重要的，也是医学的主体――临床医学，却远远够不上科学的标准。
我们讲两个例子：一般人看病都喜欢找老医生，不管找老中医还是老西医，因为经验丰富。经验的东西就不是定量化可以表达的，充满着技艺之类成分，不是科学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比如说IT行业，原子物理，一般来说，30岁左右是最好的年龄段。因为科学是严格遵循还原方法论的，且不断更新，很快很快，医学却恰恰相反。
第二个证据，近十几年来医学领域兴起了一门新学科：循证医学。就是充分寻求可信的临床证据，因为我们光靠实验室得出来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循证医学的出现也表明医学主体目前还够不上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
再如，揭示规律是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物理科学认为规律是唯一的，无例外的。但生物科学领域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规律，用著名现代生物科学哲学家迈尔的话来说：“生物学中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概括都有例外。”
所有的物理科学，最后表达都是数字公式。但生命科学讲的都是概率、百分比，大概是多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生物科学也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这些生物科学家强调，低层次的特征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高层次生命活动的特点，但这在物理科学却是必然的，因此他们力主生物学必须与物理科学保持“持续的间隔”。
再讲第三个含义，医学还是一门人学，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个离休干部，他患高血压、糖尿病，每次都开同样两种药物。医院有三种号5块钱、15块钱、50块钱，他每次就挂50块钱，同样拿两种药。他说：“5块钱的，医生不听我说、不让我说；15块钱的，让我说、不听我说；50块钱既让我说也听我说，也和我交流。”你说这是科学问题，还是人学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关于医学科学问题的讨论，或者中医不是科学问题的讨论本身前提就是有点站不住脚的，缺乏一个常识，你想把医学严格定义为科学，那么这门医学肯定是没有人性的。
医学本身是科学的一个部分，医学本身带有一定的人文特征，如果我们带有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医学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件幸事。
中医可称是“生态医学”
记 者：现在西方医学已经非常发达，在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中医还有什么意义？
何裕民：所有科学探索活动都受制于哲学观念的指导。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模式。中国占主导的是自然观点元气论，西方占主导的是原子论。元气论驱使人们注重过程与状态，注重相互关联与互动；而原子论则促使人们注重结构，注重还原，重视细节与构造。中西医学理论解释的最深层次的分歧也就在于此。因此，我们看到了中医注重整体的“气”，活体的经络，人与外界的互动，中医叫“天人相应”。而西医却汲汲于细胞、大分子、基因。而现代科学的走向是强调两者的有机互补与结合，特别是新兴的复杂性科学。
举个简单的例子，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最伟大贡献之一，量子力学的理论解释至今就存在着“粒子说”与“波动说”，而“粒子说”就是原子论的经典体现，“波动说”似乎与中国（包括中医学）的气论更能对话。
用我的话来归纳，可以这么说，中西医是以“不同的术语，揭示着生物不同阶层系统的不同特征”。尽管中医用的术语粗疏得多，甚至有许多荒谬之处，但你无法否定它的理论价值所在，就像整体层次的“经络”现象，就像是“气”所揭示的整体生命现象。
顺便说一句，有位著名的否定中医人士，口口声声说中医是伪科学，但他却从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撰文充分肯定元气论的现代科学价值，因为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中医理论揭示的更多是整体与生态层次的生物问题，认为称中医为“生态医学”，亦无不可。
就在我来北京参加讨论的当天晚上，电视台采访了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西医肝胆外科权威汤钊猷教授，当主持人问到他对“告别中医”事件看法时，他举了自身两个实例作出回应：一是他曾用针灸亲自治疗了他的儿子、妻子和母亲的阑尾炎，而母亲阑尾炎已并发腹膜炎，他是用针灸加穴位注射抗生素的。第二个例子，他现在每周门诊，复诊许多老患者，不是冲着他“刀开得好”，而是肝癌术后中药调理方开得好而来的，这就是医学大师的胸襟。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一句名言：“要让食物变成你的药物，不要让药物变成你的食物。”那么中医学很多药物，是药食同源的，通过这样的调整，一方面副作用可以减少很多，第二方面老百姓通常说可以治本。
经络是古人通过自我感知发现的
记 者：经络是否存在？这是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理论最严重的分歧之一。
何裕民：刚上大学时，我自己也坚定地认为经络和针刺效果是子虚乌有，在中医课堂上，我曾经站起来问老师怎样证明经络的存在。毕业后，我做了三四年针灸门诊医生，一系列亲身经历的故事改变了我对针灸的态度。例如，一位80多岁的老人到我的诊室就诊，老人患肩周炎，肩膀疼痛而无法抬起手臂脱下衣服，为了让老人脱下衣服便于在他肩膀上用针，我在病人腿部“条口”穴位用了针灸，过了一会，老人自己就能抬起手臂了。看到眼前的效果，我不得不承认经络和针灸的奇妙。
对于经络机理的解释，国内有几十种理论，我比较认可的一种是：经络是介于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之间的一种自我调节系统。在高等动物进化的早期，逐渐形成了这种原始的自我调节机制和系统，可以说它是高等生物在早期获得的自我调节系统。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出现了更为高级的调节系统，“经络”则逐渐退化，隐而不显。但它的作用还是不时显现出来，因此，我认为，适当应用针灸学说和针灸术，可以增进健康。比如针刺麻醉，针刺适当穴位，可启动调节系统，起到镇痛的作用，和西医用阻断痛感神经不同的是，针刺是通过刺激穴位，让人的身体自我调节，达到镇痛的效果。
我们应该思考一些中医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个是我们应该研究认识经络的方法论问题。经络的发现从方法学角度而言，与西方主流的“还原方法”是不同的，它是古代人们进行特殊的训练中，体会到的一种感觉，这些特殊的训练包括古代导引吐纳功，相当于现在说的瑜伽、气功等等。自我感知不是没有价值，体验到的感受，径直用物理化学方法去破解它的机理，是会有困难的。
因此，循经感传研究要想取得成功，方法论上的创新是关键。今天反对经络学的声音，都是试图仅用物理化学方法去解释经络而得不出想象当中的结论，所以加以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不仅在文化哲学上需要多元，生命、医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多元。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是，循经感传现象应该被纳入生命科学的研究范畴，我们的中医界缺少信心和自信，其实，科学是描述事实，解释现象的，既然循经感传现象是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科学就必须去解释它，揭示它的背后机理。在这一点上中医学应有足够的自信。并且我们应该更多地与西医及现代科学交流，让他们看到临床的效果，更多地参与研究工作，不能一直停留在描述临床表现的阶段。
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记 者：那么在西方医学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下，中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何裕民：这场争论对中医是个新契机。至少大家可好好理一理，中医究竟有什么价值？我个人认为，中医对现实中国人来说，或者说对现实世界来说，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它是一种实用技术，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大到比如说肿瘤、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等等，小到一个感冒，很多人都离不开中医药。我临床是看肿瘤的，对肿瘤我很有发言权，以最为凶险的胰腺癌为例，国际一般患者中位生存期4至6个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这种癌一年生存率为8%，5年为3%，中位生存期仅2至3月，而我们诊治的上海地区百余位胰腺癌患者中已有近二十位度过了3至5年，这些患者中绝大多数是无法手术，未经过化放疗的，现在绝大多数活得有滋有味。有个领导对此说了句俏皮话：“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是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比如现在时髦的“亚健康”，亚健康的调整我相信很多人会找中药。我目前主持“十一五”国家科技项目――亚健康课题研究，这个领域就凸现出中西医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实用价值。亚健康是一类状态，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内现代医学界对亚健康还是失声的，因为它的体系只有盯住某一个具体器官或结构的异常的研究才有价值，对亚健康的治疗，也许只有维生素之类。中医不然，亚健康状态可以从中医“证”的研究和体质研究中演绎出来，针对个体，时间进行调整，很能改变亚健康状态，这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