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04 09:04:2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规划馆考察报告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赴江苏、上海的教育考察报告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一中 杜 锡 来
2000年10月16至22日，我作为广东省普教系统“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省级名教师培养对象，随广东省普教系统“百千万人才工程”高级研修班的70多名学员一道赴江苏、上海一带考察基础教育。在7天的行程中，我们看到了江浙一带不但经济腾飞，而且教育观念新，教育投入大，给人一种全新的大办教育，办大教育，办现代教育的恢宏感觉和振憾！
考察的第一站是江苏。我们受到了江苏主人的的热情接待。原江苏省教委副主任周德藩为我们作了关于“江苏基础教育发展概况”的报告，江苏省教育学院副院长彭坤明教授做了题为《创新时代与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的报告，生动的例子，精彩的演讲，宏观阐述了培养创新主体是创新时代要求的命题，让我们比较全面的了解了江苏省近年来的教育改革情况，受到了极大的启发。随后对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进行了考察，我们参观了金陵中学、江苏省教育学院附中、泰兴市洋思中学等，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江苏教育的认识。
金陵中学是一所百年名校，曾培养出9名院士。它是素质教育的成功典范。采用学分制，建立高三实验班，推广研究性学习等方面，金陵中学都做出了大胆的改革。学生写出了包括各个领域的论文，如：《关于解决口香糖污染问题的构想》、《论》、《金陵中学高二年级同学上午饮食的研究》、《发光二极管自行车指示灯的设计》等等，收获是明显的：培养了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的责任感，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活了学生的创造潜能，树立了学生的信心，培养了学生科学研究的志趣、态度和精神。金陵中学老师们具有极强的改革意识，有创新求变的强烈愿望，有对学生创造潜能的深刻体察。金陵中学的教改实验顺利进行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考察的第二站是上海。上海正在向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在教育改革特别是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力度很大，步子迈得很快。除闸北八中的“成功教育”，建平中学“合格+特长”的特色教育外，市委市政府还以全面发展教育的长远的眼光，仅几年时间，整体规划并建设了十一所校园面积大，教学设备一流，师资力量雄厚、教育理念全新的国际性示范高中。新中中学、晋元中学等就是这批学校的典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课堂上，我们学习了很多理论知识，但是如果做不到在实际当中的灵活运用，那就等于没有学。此次实习就是将我在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战中的一次真实的演练。
如何才能把课本上的知识灵活恰当的运用到生活、工作当中去，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如何才能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08年9月15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应聘了华恒赋绘（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助理职位，获得面试成功，并在此公司完成了学院安排的为期两周的实习。在那里，我接受了更为有用的设计管理知识，而每天的实际工作任务，又增强了我的实战能力，使我们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实习给了我处理事情时最好的精神状态，使我在处于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些对自己来说棘手的事情时，这能从根本上激发自己认真上进的潜力。于是，我的精神状态也跟随着工作亢奋了这些天。
我感觉，在“华恒赋绘”里，我们学到的知识很多。在此，我感谢给我这次实习机会的王经理和给予我帮助的公司同事们,以及配合我顺利完成工作的项目部的同事们。
二、公司介绍
华恒赋绘（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展览展示设计、工程建造、商业会议活动等服务为主的专业公司。服务范围包括：展览展示设计及搭建、建造工程、会议活动策划、室内室外装饰设计、专卖店及展示厅策划等。总部设于北京，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青岛、大连、长沙等各地均有自己制作工厂及仓库。我担任的职务是客户经理助理，负责展览活动的流程管理。
三、实习心得
首先，我运用实习期的第一周时间，认真考察了华恒赋绘公司的基本状况、公司内部各部门的分工合作关系、公司的制度和运作流程、公司公关活动的基本内容、公司的企业推广战略、员工的业务素质等等方面，做了较为详实的报告。
其次，在接手展会流程管理之前，我通过研究公司资料和向公司资深员工谦虚提问学习，了解了展览的分类、北京各展馆的展会信息、展览活动涉及的各个部门和个人、商业展览的操作流程等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并对会展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些知识都只能在实践中获得，而且通过写考察报告，这些知识更加深刻的融入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知识构架的一部分。日后倘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定会水到渠成，更加成熟和自信，也定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通过自己只是构架的再次梳理，我将整个展览活动管理流程分析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客户提供资金；
2.设计师完成设计；
3.展览活动贯彻完成。
四、会展运作
设计是与商业紧密相联系的，因为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企业增值，两者合作，以一种同时增加利润、创造商业价值的方式共同发展。会展的运作亦是如此。它以城市会议和展览设施为依托，以城市文化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为条件，通过各种运作手段，以展览和会议为载体，能够直接为社会和运作主体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它属于一种经济经营活动。目前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加强力度发展会展经济，我们大连也是如此。
会展经济能够直接利益许多群体，例如会展活动的运作主体、会展活动服务的提供者、会展活动的扩散影响人群，以及会展活动直接导致的商品、物资、人员、资金、信息的流动。这些对经济、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效益。
五、流程管理
两周的接触和考察，我发现展览活动（商业的）筹办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推销策划的过程。这要比我再学校中策划一个活动需要打通的环节更多，考虑的受影响人群也更多，而且展览活动策划行为离不开市场。虽然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但是我仍能从中找寻到交叉点。这样的理解方便了我去做好这个流程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成功的信心。而现在我从事的是商业活动，因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策划行为都要以市场为导向，策划应考虑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营造势力，利用公司的各种宣传、广告手段，以及公司积累的成功策展案例，为公司制造市场声势，为公司赢得目标客户——参展商；二是：通过专业的展览活动流线服务，赢得客户公司的认可和信赖，并在此基础上赢得其他参展商的青睐，争取日后的合作与服务。
一个好的展览设计是从优秀的展会策划开始的。我把操作过程简单概括为如下图表：
对于流程管理各个项目所涉及的内容，我均做了详实的考察报告（详见考察报告文件夹）。简单来说，策划阶段主要是对策展项目的市场调查；对于办展所涉及到的各项目的资源整合和人员管理；以及沟通设计师并提出对展台设计的建议和规划。
实施阶段是更为复杂和琐碎的工作，我把这一系列的工作看作是实践在课本上学到的《对设计过程的管理》需要实际掌握的知识，因此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努力去完善这个项目。概括起来包括安排工作日程、展开设计项目、组织展览工程业务、预定展区展具、展会现场服务等等。
设计效果图与客户达成共识后，开始一周时间的备材。就是把效果图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物件，全部按照规格尺度准备好，之后就是二到三天的布展期也就是在规定场地内搭建展台的时间。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于是又协调施工人员重新准备制作。
从展台的设计到布展搭建，再到最后的展示活动，整个一个流程都是要自己操心和负责的。而整个活动的目的，也就是我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要设计并且制作符合企业整体形象的展台，使得客户公司企业形象在短期内能够被大众认知、识别和记忆，促进和促成客户公司与参展商的交流合作关系。
其实在整个流程管理中，要负责的是很多琐碎的、微小的细活，精神往往要保持高度紧张一整天，生怕出现遗漏和错误。例如效果图的每一次修改，都与客户公司的负责人时刻保持紧密联系，频繁地传达、沟通和阐述客户公司负责人和我方设计师双方的见解和意见，还要协调施工负责人、电工、美工、模具制作方；例如在展台搭建开始前，到达展览馆为施工工人领取施工证、布展期间用到的大大小小的产品的制作和检验、预付展区的租金和购买布展期间的各种费用、为客户公司准备展会期间用到的大件小件的产品等等。
最后就是安排撤展和展后评估总结，当然在展会期间我也注意留名片并和潜在客户公司的沟通，争取日后的合作关系。
六、实结和建议
短短两周的实习，却带给自己很大的影响，整个工作期间个人的发挥也是比较好的，同时也获得了上司的满意和同事的赞扬。一个人能够处于亢奋的状态处理一些对自己来说棘手的事情时，能够激发自己认真上进的潜力。于是，我的精神状态也跟随着工作亢奋了这些天。每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身体都是很疲惫的，但大脑却运行不止，一直思考着很多东西。现在阶段，对我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思考和热情，因为如此能够激发我更多的潜力。
这两周的工作，不仅是对我的考验，也是对我的水平的检验，值得开心的是，我交上了令自己满意的答卷。虽然公司面试时要求有相关工作经历才可以，但是我用两周的时间证明了我符合了华恒赋绘（北京）国际有限公司对客户经理助理这一职位的要求。我也在实际项目中，更加明确的认知了自己的公关能力、管理能力、沟通和协调能力、职业素质、专业水准等等。虽然自己仍有很多稚嫩的地方，但是我终能令人相信：“只要你给我这个舞台，我会表现的比你想象的更加出色。”
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对对我表示信任和认可的客户经理表示了感谢，并对公司的品牌推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工作之余,我利用两个周末的时间赶了两场展览——中央美术学院的「师法自然山水写生作品展和故宫书画院的「历代名画展，受益良多。
[关键词]古村落;文化遗产;青城古镇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4-0038-02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是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从2003年起共同组织评选的，主要针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使得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又有了新的内容。2008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走上了法治轨道。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的保护与开发也受益于这个时期。2009年以后，青城镇相继申请到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兰州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项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家祠堂修缮项目和古民居、博物馆保护与建设项目等。经过这一系列的保护与开发工程，青城镇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集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展示与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镇。
青城古镇文化遗产丰富。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包含三类：一是文物类，包括砖雕、木雕、传统服饰、明清家具、碑刻、农业生产工具、水烟制作工具、乐器、传统生活用具等;二是建筑群类，包括明清民居、城隍庙及其附属建筑、青城书院及其附属建筑、高家祠堂及其附属建筑、罗家大院及其附属建筑等;三是遗址类，主要指尚存争议的闯王李自成墓及其故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包含四类：一是传统手工技艺类，包括水烟制作技艺、陈醋酿制技艺、织布技艺、长面制作技艺、剪纸技艺、刺绣技艺、砖木雕刻技艺等;二是民间游艺类，包括道台狮子、青城高跷、城河抬子、火狮子、英雄舞鼓等表演活动;三是民间音乐类，主要指青城小调;四是民俗活动类，比较典型的是城隍出府。这些文化遗产共同孕育在青城古村落的整体生态文化遗产之中。
对于青城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各方争论不一。有人强烈反对开发利用，认为其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大过保护。也有人支持开发利用，认为可以依靠文化遗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各有利弊。文化遗产是各历史时期前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状况，人们通过这些遗产分享人类的文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要保护文化遗产，也要分享利用它的价值。因此，保护和利用并不绝对对立。但也要看到，现实社会中，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开发利用确实威胁到文化遗产的保护，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使文化遗产遭受人为的严重破坏。因此，我们要反对不科学的、过度的开发利用。那么，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保护与利用策略，笔者走访山海关、平遥、凤凰、丽江及成都附近的一些名城名镇进行了考察和比对。在这些考察对象中，成都黄龙溪古镇与榆中青城古镇比较相似，而且已有保护利用的成功经验，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黄龙溪古镇与青城古镇虽地隔南北，气候和民风民俗差异较大，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古镇保护与利用关系处理上有很多借鉴意义。二者都具有千年的历史传承，古镇核心规模与居民人口数相当，且都处于市区的边缘地带，距市区有一定的距离，处于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带，周围依山傍水，都是古代重要的水运码头。古镇内遗址、遗迹丰富，“非遗”项目独具特色，整个村镇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人文遗产保护区。笔者走访黄龙溪古镇时，尚属旅游淡季，且不在双休日和节假日，但古镇的游客却是络绎不绝。经过调查，除了本地村民，游客中只有少部分随团来自外省市，大部分游客是成都市区附近居民。黄龙溪古镇的文化遗产保护较好，不但诸多遗址、遗迹得到有效保护，而且分散的遗产资源得到了整合，镇内设有博物馆、传统作坊场景、展演广场、水上民俗活动区域等，将可移动文物、民俗实物资源与“非遗”表演项目结合起来，集中展示，相得益彰。黄龙溪古镇的成功运作得益于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开发利用，这一成功经验和做法对青城古镇保护和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青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规划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本体充分认识基础之上，对本体要有明确的定位。青城镇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具有千年历史传统的村镇，相对边缘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青城的文化遗产保存相对完好，它有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遗产的核心充分体现了在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基础之上产生的各类民俗文化，包括耕读传家、水烟经济、学而优则仕、尚武精神、城隍信仰等，整个村镇就是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载体。因此，青城应定位成一个黄河流域比较典型的具有传统农业文化特征的生态文化遗产保护村镇。
青城保护规划的制定应包括两方面：一是宏观的保护规划，二是微观的保护规划。
宏观的保护规划，要坚持整体保护原则，将青城镇的整体生态人文循环系统纳入保护规划范畴，使之具有可持续性。青城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那些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还有生活在那里的村民及其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精神价值、思想信仰、传统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青城的生态人文遗产。青城文化遗产分享给我们的更大价值恰恰在于让我们体验到北方黄河流域古老农业村镇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制定宏观保护规划要统筹兼顾，使青城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梳理好各类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式，培育遗产生存发展的土壤，建立遗产传承人保护和培养机制。
微观的保护规划，包括对古民居、古建筑、可移动文物资源、“非遗”项目的具体保护。微观保护规划的制定除了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条例外，还要根据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核心价值理念进行优化组合，例如建立各类博物馆、展览馆，复原生产、工艺场景，建立互动体验区等。对于不可移动遗产的保护，除进行必要的修缮外，还要加强对周边环境的保护，使其保持协调的整体风貌。
开发利用规划的制定要建立在保护规划基础之上，不能唯经济利益是从。开发利用规划的制定也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虑。
宏观上，对青城镇的开发利用不能破坏古镇的原貌，整体规划中的复原、复古设计要符合真实情况，不能臆造。现代服务设施的设计建设要与古镇的周边环境浑然一体，不能影响古镇的整体风貌。古镇的基础设施要完备、便利，对通行路线和人流控制的设计要合理，避免影响古镇居民的日常生活。
微观上，笔者认为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既是古镇开发利用的基础，也是古镇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不完备，就会逐渐丧失游客资源。二是景区服务。优质、贴心、便捷的服务在帮助游客体验民俗文化的同时，获得一种亲切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对民俗文化的认同。三是交通设计。它不仅包含村镇附近交通道路的完善，还包括对景区交通的管理。交通便利是吸引游客的基本条件，在景区内应设计便捷的电瓶车，而对外来车辆应设置专门停车场进行处置，以免破坏镇内的原生环境。四是文化设施。镇内应建立丰富的文化设施，包括博物馆、展演区、互动体验区、民俗活动区等，整合镇内遗产资源，集中展示。五是商业运营。规划设计应完善商业运营模式，设置商铺、饭店、宾馆以及反映古镇地方文化的娱乐、休闲设施和游艺活动等，使人们在品味文化遗产的同时，深入体验乡土文化和民俗文化。商业运营要与古镇风格协调一致，商业建筑设计要与古镇传统建筑协调一致，商业产品开发要尽可能体现古镇乡土和民俗文化风格，避免视觉上有明显新旧差异。
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既要坚持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也要创造条件让人们分享文化遗产的价值。现代社会，文化遗产不应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那样只有面临消亡，它们需要社会不断提供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才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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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5日至12月2日，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同志率领市委政研室、市计委、市规划局、市旅游局、伍家岗区等单位负责同志赴加拿大、巴西部分旅游城市考察。这次考察活动紧紧围绕以世界的眼光、发展的眼光规划、建设、管理城市。加快宜昌创建世界水电旅游名城步伐，推进宜昌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进行。行程安排合理，所到城市各有特点，各具优势，类型各异，很受启发。
一、考察的概况
考察团一行九人先后考察了加拿大温哥华、蒙特利尔、渥太华、尼亚加拉、多伦多，巴西圣保罗、玛瑙斯、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伊瓜苏计10个城市。在加拿大温哥华，会见了中加青年友好交流协会负责人，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对进一步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与斯塔尔公司董事长就加快实施中加矿肥结合工程项目建设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了实质性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快项目实施进程。在渥太华期间，代表团一行拜访了中国驻加拿大商务参赞，受到热情接待，并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加拿大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相关政策法规，就进一步加强宜昌与加拿大经贸往来给我们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在蒙特利尔，与魁北克水电公司就水电及旅游开发，包括水力发电传输、配电供应体系、电价等问题进行了相互交流。该公司是一家政府独资的国有企业，隶属于魁北克省政府，电力除供应加拿大外，还输送到美国。去年实现利润866亿人民币。全公司有81座电站，总装机容量3800万千瓦时。公司有6个分部，有员工22万人，每年新增投资120—200亿人民币。公司50％利润上缴到省政府用于公共事业，50％用于企业发展；在尼亚加拉考察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及其旅游开发，并对其城市规划、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在多伦多着重考察了该市城市建设情况。
在巴西期间，考察团一行在圣保罗拜访了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馆、总领馆为我们在巴西的考察活动提供了很大方便。在圣保罗，还会见了巴西国家旅游协会有关代表，双方举行了友好会谈，就进一步加强巴西与宜昌的旅游开发进行了磋商。巴西国家旅游协会及巴西餐饮、旅馆和旅游联合会主席代表路易斯先生在观看了宜昌旅游光碟后，对宜昌的旅游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找到了新的旅游目的地，并期待中、巴两国通过旅游带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交流。考察团还与巴西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书，确定双方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发展巴西和宜昌在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作出共同努力。考察团一行还考察了亚马逊河流域自然生态旅游及巴西利亚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情况。在风景秀丽、绿树掩映的伊瓜苏市，考察团重点考察了目前世界上第一大水电站伊泰普水电站和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伊瓜苏瀑布，并就临坝城市的旅游开发、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问题与该市议会议长进行了友好交流。伊市对明年拟在宜昌举行世界临坝城市市长论坛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与宜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南美侨报》对考察团一行在巴西的考察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
二、加拿大、巴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一些特点
1、高标准的规划设计，完善的城市功能。我们所到的这些城市，有的城市虽然规模小，但规划起点高、标准高，都很超前、最具代表性的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巴西利亚的城市布局犹如一架巨型喷气式飞机的平面图，它象征着巴西是一个高速起飞的发展中国家。“飞机头部”是三权广场，是巴西议会、总统府、最高法院的所在地；“机身”是宽阔的大道，两旁是许多新式建筑。城市南北两侧是“机翼”，是商业区、住宅区。“机尾”则是文化区，那里有体育城，还有高达218米的电视塔。别具一格的规划设计使巴西利亚成为世界首都建设的典范。
2、善于把握和突出城市的特色。如蒙特利尔是法国海外最大的法裔城市，有着鲜明的法国特色，其城市景观别具风格。老城区保存了欧陆风格建筑，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城市最有特色的地方。该市将各大公司地下建筑连为一体，并将市内公汽站、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也建在地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城。巴西利亚虽没有古建筑，但城市的设计者在每座建筑物中，都融会了世界古今建筑艺术的精华，曾博得“世界建筑博览会”的美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客。此外，多伦多、圣保罗是着名的商贸中心；温哥华因其温暖的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加最大港口和第三大机场，是北美与亚洲之间的经贸要塞，被誉为“太平洋之门”，旅游业也是其一个主要产业。此外，里约热内卢是着名海滨旅游城市；伊瓜苏市是世界水电旅游城市，这些城市特色都非常鲜明。
3、善于挖掘城市文化，以文化增添魅力。加拿大移民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巴西桑巴舞、足球文化都使其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加拿大的城市虽然历史不长，没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很注重自己文化的开发和挖掘，以文化来增添城市的魅力。蒙特利尔号称“小巴黎”，为“艺术之都”，她完美融合了北美、欧洲和古老的东方文化。其浓厚的艺术气息，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蒙特利尔每年都主办盛大艺术活动，国际爵士音乐节、嘲笑节、国际烟火节及世界电影节都是国际驰名的文化交流活动。蒙特利尔还拥有北美最好的马戏团—太阳马戏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和加拿大大芭蕾团也是国际一流的艺术团体。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蒙特利尔以其现代化的风采和浓郁的艺术气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巴西各个城市的文化也独具特色，除弥漫着浓郁狂热气息的足球文化外，还有富有南美特色的桑巴舞。里约热内卢最吸引人的活动是每年二月份举行的狂欢节。在狂欢节期间，不分男女老少，人们穿上各种鲜艳的服装，纷纷走上街头，跟随着五颜六色的彩车，伴着欢快的桑巴舞曲，狂呼乱跳，周围的人们也情不自禁地欢呼着，跳跃着，不时向游行的队伍里抛洒着花絮、彩带，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
4、高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城市无论是规划还是建设、管理，每一个细节都注重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活动与自然融为一体，并不过分渲染人的活动。巴西利亚城市中没有多少高楼，城市中保留有成片大森林，绿树成荫，绿草如织，林在成中，城在林中，亦城亦林，似城似乡，浑然一体。城市的设计也是匠心独具，精品荟萃，充分显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玛瑙斯、伊瓜苏等均掩映于绿树丛中，分不清是城市还是森林，人与自然和谐非常完美。
5、体现以人为本。城市建设最终是为了方便人、舒适人，适宜人居住。巴西利亚的城市建设始终遵循着：首都是国家政治和行政管理中心，它的一切设施必须为方便办公，直接为居民生活服务。所以，市内工业只有家具、食品、印刷、修理等小型工厂。住宅区是按一定规格设计建造的“超级方块”，每方块内有学校、商店、影剧院等，非常便利居民的生活需要。这些城市的设计和建筑，都是根据人自身活动的需要来考虑，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
三、几点启示
1、规划是城市的生命。城市规划是关系城市形象和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合理的规划让城市拥有良好的形象，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规划过程中，要有战略性眼光，着眼前瞻性考虑，要注意提高论证的总体水平，从各个方面千方百计增强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只要是科学的、符合当地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规划，就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能随意改变。对宜昌来说，建设世界级城市必须要有世界级的规划，要力避小家子气，真正高起点、大手笔、创一流，既要注重当前又要谋划长远，既要考虑宏观的布局谋篇，又要兼顾细微之处的精雕细作。任何一个城市建筑都要立足创精品，力求匠心独运，切不可粗制滥造。
2、特色是城市的招牌。没有特色的城市会陷于平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全国已出现6000余座城市。然而，在城市建设中，一些城市偏重城市形象，大搞绿起来工程、亮起来工程，比楼高，比路宽，比广场大。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外表看起来，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旧貌换新颜，但仔细观赏，却找不出任何特色之处。突出城市特色，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自然因素与人工因素的关系。要尽可能地顺应、利用和尊重富有特色的自然因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创造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美好环境。二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城市建筑应当多样化，同时又要维护城市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三是新与旧的关系。城市在发展长河中，总是新建筑与旧建筑并存，有特色的现代城市，一方面要珍惜和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旧建筑，另一方面又要建起一批具有时代感和创新意识的新建筑。但不能把旧的统统拆毁，以新盖旧。四是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城市的各项建设量大面广。要使城市体现特色，一定要突出重点，照顾一般，不可能处处体现特色，重点是搞好总体构思，精心设计和建设好重点街区和建筑群。宜昌作为着名的水电旅游城市，城市建设要有标志性的东西，要通过标志性的建筑体现特色（如里约热内卢的耶稣像），打动游客，吸引游客。
3、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缺乏魅力，实际上是缺少文化底蕴。有的城市规划只注重功能性，而忽视其间应有的文化质量。把一些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街区、胡同、建筑物拆除，以新为好，以洋为美，其实是对城市文化和传统的破坏。在考察中，我们感受最突出的就是这些城市厚重的文化底蕴。风格各异，少有抄袭雷同。无论是多伦多、蒙特利尔，还是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均可称为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历史。我们的城市拥有几千年历史．但由于文化发掘不够，感觉似没有历史文化沉淀的城市。富有特色的三峡文化、巴楚文化、水电文化目前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因此，要下决心挖掘文化的内涵，展现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才是最能吸引人的地方。
4、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城市的本质。城市建设要尽量保持自然地貌，依山的，顺着山势；临水的，借着水景。不是一推了之，裁弯取直．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城市中要有山有水，山水相间，鸟语花香，走在城中，甚至能闻到青草泥土的香味，听到孱孱的流水，使人感到林在城中，美在自然，无山不绿，有水皆清，既有林木之美，又兼湖山之胜，这种天然情趣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得淋漓尽致。
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把生态型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城市的生态发展要体现五个特性；和谐性，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和谐；持续性，体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利用；高效性，科学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力，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均衡性，生态城市子系统经济、社会、自然，在生态城市这个系统整体协调下均衡发展；区域性生态城市是在区域空间内人类活动和自然生态利用完美结合的产物，与周边城市保持融洽关系，形成共存体。
有关盐业史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进入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盐业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已积累了相当一批成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一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砂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燊海井及盐场内熬制盐卤的设施。实地参观了东源井附近一座由乡镇企业开办的盐厂。这座盐场使用比较原始的熬盐、制盐工艺，其生产流程、煮盐用具、燃料及燃料渣滓废弃物的堆放及位置等引起联合考古队成员的极大兴趣，这些今天已难得一见的人类学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止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甘井镇右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甘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带民居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甘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甘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 [2]；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甘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 [4]。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兔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 [5]。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三）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点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6]。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咀遗址作初步试掘 [7]。在盐井沟发现2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宽195、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甘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办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甘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 [8]，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 [9]。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对忠州镇甘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甘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0]。
从1997年开始，甘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x10米，实际发掘面积9x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对探方内所有土壤均作筛选(筛网孔径约0.6厘米)。2）鉴于中坝遗址堆积丰厚、陶片数量极其巨大，在探方内由选取了一个1米见方的抽样区(witness section)，抽样区内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内出土兽骨全部采集。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的地质考古专家和地理学家还对甘井河流域进行了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的考察。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的盐业考古专家也曾前往中坝遗址进行参观，他们对这座遗址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并一致认同这是一座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重要遗址。
3）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
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寿光县大荒北央遗址进行试掘 [13]。此地距莱州湾15公里，是鲁北沿海地带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处遗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残片占陶片总量的95%以上。该址文化层厚约1米。地1层为表土，第2、3两层为文化层，包含物仍以盔形器为大宗，其比例超过90%。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灰坑圆形，圜底，直径50厘米左右，深40-50厘米。坑壁用红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规整，透水性差。发掘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
此次发掘有两个收获：
1）在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测是人工形成的遗迹，有可能是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遗留。
2）发现大量盔形器。其质地分两类：一类红褐色，质地差，估计是用当地的土壤在当地烧制的。另一类灰色或黑灰色，质地好，应是在外地烧制好以后的输入品。这些盔形器内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发掘者已采集样品，希望通过检测以证实此类器物是否为专门的制盐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我们认为，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纪，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带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总之，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三峡地区
上一世纪50年代末在甘井沟口发现羊角尖底杯后，有学者就推测这是一种造盐的器具，有人还进而推测，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将其插在江边沙滩地上，经日晒盐卤获取食盐 [14]。但是，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一年四季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这一推测显然经不起推敲。
我们认为这里的遗址是专门的产业遗留，其中以制盐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如下：
1）文献记载，甘井沟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盐卤产区。至今在甘井河沿线仍分布相当数量的盐井。
2）这里发现的古遗址埋藏状况特殊，堆积物以尖底杯、还边圜底罐为大宗，种类单一、形态特异。
3）此类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参阅国外考古资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积现象与国外一些制盐遗址的堆积和器类极其相似。
中坝遗址探方99ZZDT0202的发掘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1）从第56层开始出现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极其迅速，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与尖底杯衰退的同时，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长起来。到49a-35b层时，大小不甚匀称的花边口圜底罐成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层以后，此类器又迅速被一种容量均等的束颈花边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层左右，花边口圜底罐陆续被容量大小相差无几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过对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个完整的圜底罐、尖底杯容积的检测，可知圜底罐容积在500ml左右，但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一共同点是，同时段的陶罐容积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陶罐可能同时还扮演着量器的角色。
对探方内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我们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1）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及变化；
2）不同时期动物种属的变化；
3）鱼类体积的变化（可反映环境变迁或捕渔技术的改进）；
4）兽骨一类遗存与制盐业之间的联系？即是否存在盐产业的副产品-如腌制鱼（肉）、鱼酱等？
尽管我们提出了上述结论，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十分明确当时究竟如何用陶器制盐，在哪些地方制盐？工艺流程如何？盐产业的规模？是否存在贸易和交换？等。
（三）彭水郁山镇
郁山镇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盐业产区。由于储量、质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这里的井盐业生产不象自贡、乐山等地那般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是，由于郁山盐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浅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为早期人类开发利用的盐业产地 [15]。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一带的盐业开发必然与巴蜀、荆楚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四）山东莱州湾地区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已刊布资料的梳理，了解到这一区域内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环绕莱州湾，西起无棣县，东止于胶莱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沿线。据各遗址点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将上述区域进一部细化为两小区：1）高密度区。以莱州湾为圆心，沿海岸线15-30公里构成一面向海湾的弧，这一范围内凡商周遗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总量90%以上。2）低密度区。在高密度区外围，商周时期遗址也经见盔形器，但为数不大，呈零星分布。
对盔形器的年代还有不同认识。一般将它们推定为商周时期；或将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战国或更晚。对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汲水器；2）煮盐或晒盐用具；3）陶臼。
结合四川及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实践，我们对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认识。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胶济线以北，尤以莱州湾近海滩涂地带最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遗址坐落在现今盐场范围内或附近。2）参考全新世以来海面的变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莱州湾的古海岸线大致在现今海岸线以内15-20公里范围，也就是说，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当时更加靠近海岸线。3）沿海滩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涨落，土壤高度盐碱化，极不利于农业垦殖。4）盔形器胎体厚重，不具备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遗址还发现将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窑内，表明盔形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生产用具。
莱州湾地区的盔形器形态与三峡地区的花边口圜底罐类似，遗址的埋藏状况也与三峡甘井沟一带的埋藏一致，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制盐遗址的堆积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历史上齐国一直为重要的海盐产地，并因占有“渔盐舟楫之利”，而称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夙沙氏为传说中与神农同时的人物，被尊为海盐之神，其部族应活动在山东境内。可见，那里的盐产业出现的相当早。
（五）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尽管上述传说还需要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晋南一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较高，暗示上述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0年，刘莉、陈星灿撰文（以下称简称刘-陈文）讨论了黄河流域中心-周边系统的相互关系，特别谈到了夏商时期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等问题 [16]。这里的资源即指铜、铅、锡等冶金矿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盐。夏-商早期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冲击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便于军事防御和发展经济，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会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如铜、锡、铅、盐等战略物资。为获取并保障这些资源的供给，夏-商的统治者便将他们的政治-军事触角延伸到蕴藏有这些资源的周边地区。
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刘-陈文统计，晋南已发现旧石器以来的古遗址300余处。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以陶寺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龙山以后，夏代没有将都邑选在晋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则趋同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两个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到商代早期，晋南商时期文化则又与郑州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保持一致。刘-陈文指出，这两次经历相似的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夏人、商人都对晋南保持了浓厚兴趣？
刘-陈文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分析，注意到该址第五期（约当早商二里岗下层）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圆形建筑，分为7行，每行6-7座。经发掘可知，这组建筑形制非常统一，每座直径850-950厘米，基址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围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径20-30、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沟槽，宽50-60、深80厘米，内有柱洞。基址周边还有一圈30-40个排列紧密的柱洞。这组基址可复原为无墙、无门道的木构建筑，地面被十字沟槽分割，空间狭小，不宜作为人类居住的房屋。此外，除发现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围不见其他遗物。反之，它们却更像古代的粮仓。可是，考虑到运城的地势、土壤及这组建筑的格局，刘-陈认为，粮仓说亦不足取。联系到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盐，他们提出这组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其形状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非常相似。
刘-陈还指出，东下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瓮、敛口瓮，这两类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储藏河东盐池出产的盐。在豫西二里头发现的蛋形瓮和敛口瓮与东下冯的同类器一致，可能意味着河东盐池的盐在这一时期被运到了夏人的统治中心。从空间看，解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余公里，发源于中条山的青龙河可将中条山铜矿、东下冯遗址与河东盐池连接起来，经青龙河、涑水、黄河及其支流可将中条山所产之铜、解池所产之盐运抵伊洛地区。如此，东下冯实际上扮演了由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集散地的角色。
刘-陈文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的某一时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晋南的消失恰好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向南方的扩张趋势同时，而商人向东、向南的扩张正是为了攫取那些地区的盐（山东）和铜矿（长江中游）等自然资源。
利用文献探讨河东盐池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但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者可谓寥寥。由此，我们认为刘-陈的研究很有价值。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也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们毕竟以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对今后该地区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Wenner-Gren基金资助。
本项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基金（The Sumitomo Foundation of Japan）资助。
[2]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4] 1993年12月-1994年5月，本文作者曾负责在中坝和甘井沟口一带进行调查。
[5] 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待刊）
[6] 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见本刊本期）
[7] 蒋成、龙腾：蒲江古盐井遗址考古调查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3日第一版
[8] 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甘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11期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甘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8期
[9] 199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承接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的任务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赵化成及本文作者即赴忠县进行先期考察。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川省忠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11] 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注）1《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王青：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掘简介（待刊）
[14] 1982-1985年，本文作者在四川博物馆工作期间，曾负责四川省博物馆历史文物展览改陈及文字说明，当时已有学者持这种说法。
作者：张曦
来自南太平洋的启迪
——关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教育的考察报告
宁波市人民政府澳新教育考察团
一、概况
宁波市人民政府澳新教育考察团于2004年11月5日至11月18日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察访问。本次教育考察团由市教育局党工委副书记、副局长黄士力任团长，团员有：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张清坤、市政府教卫文体处处长胡国权、市教育局高校招生办公室助理调研员徐慧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毕祗源、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书记张骏乐、宁波大学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分院院长陈宁军、宁波市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惠敏、宁波市效实中学副校长张曦。
本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听介绍、观校园、进课堂以及与当地师生的直接交流等形式，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教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系进行具体的考察和交流，从而汲取其成功经验，对推动我市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新的思路。
在澳、新期间，考察团听取了新南威尔士洲教育培训部和昆士兰洲教育艺术部有关负责人对澳大利亚及两个洲教育情况的介绍，并实地考察了奥克兰大学、悉尼技术学院、Mount Gravatt High School等学校，感受了悉尼大学的校园氛围。团员们一致感到：这次考察时间虽短，参观的学校也不多，但是收获颇丰，对我们今后从事教育改革和发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由于考察时间的关系，本报告主要介绍对澳大利亚教育的感受。
二、澳洲教育的主要特点
澳大利亚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属于最高档次一类。
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各州与地区政府负责教育，联邦政府则是提供资金和参与制定政策的合作伙伴。投资教育的还有个人、家庭和民间组织。由于历史原因，澳大利亚的教育体制，大致承袭英国系统，分为小学6年、中学6年（初中4年、高中2年）、专科2-3年及大学3-6年（例：文、商、理科需3年，工科4年，法律4-5年，而医学则需6年）。
虽然澳大利亚全国只有37所公立大学，2所私立大学。但由于联邦政府对教育质量的严格控制和管理，并投入大量的资金确保教育和科研的需要，因此，各校都保持很高的质量。在最近公布的，由连续20年为世界大学排座次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HES）推出的最新一期榜单上，澳大利亚有6所大学进入前50名（这个排名是根据THES向88个国家的1300名大学教师展开的调查所得，由这些教师列出心目中最好的教育机构。同时，排名还参照另外4项指标：教师学术研究成果被引用数量、师生比率、外国留学生比例和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数量）。
如果说澳大利亚的大学教育正处在大踏步上升的阶段，并得到世界各国广泛承认的话，那么，其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发展迅速的职业技术教育，则已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并在该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下有专题阐述）。与综合性大学相比，澳大利亚高等技术学院和理工学院的课程特点是更加注重面向就业需要，对经济建设的贡献度更大。
考察团一行通过听取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介绍，与在澳中国留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和对学校的参观访问，以及在考察期间对澳大利亚经济、社会的直接感受，对澳大利亚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十分注重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澳大利亚的综合国力属于发达国家之列，并正日益提高。对此，不少澳大利亚人感慨地说：“我们的祖先大部分是囚犯，我国能有今天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依靠教育。” 由此可见，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其可供学习的经验主要有：
⑴ 教育普及程度，适应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6-15岁的孩子，必须接受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此期间，教育是免费的。当孩子接受完十年义务教育后，可以有多种发展途径：一是继续读完高中；二是直接就业；三是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后就业（不允许学生待在家里，既不读书又不工作）。在15年前大部分学生上完十年就不再上学了，而现在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有四分之三的人会继续完成高中（包括参加TAFE的培训）的学业。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基本普及了12年教育。到大学深造的人数近15年增加了70%。上职业学校的人则更多，往往还是在职带薪上学。国民受教育的年限的延长，反映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而教育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⑵ 政府重视教育，确保了教育经费的需要。看一个国家对教育是否重视，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政府对教育的经费投入的多少。近年来，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增长十分迅速，1998年，澳大利亚教育总经费就已达到了占GDP的5.46%；财政性教育经费则占全部教育经费的84.1%，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全部教育经费的15.9%。除了州政府的正常性教育投入外，学校用于硬件设施（如建造校舍）的经费全部由联邦政府下拨。另外，除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全部由政府投入外，对于参加各类职业培训的学员，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补助。特别是对工作后继续参加职业培训的学员，常常可以带薪读书。
除此之外，家长和社会各界也会对学校的建设自愿捐资，如帮助学校建一个电脑房，或者在校园里建立一个健身房等。一些企业也会向有关职业培训学校提供实验实训设备，如悉尼技术学院汽车系的设备，都是由各汽车厂自愿捐助的。
⑶ 大力发展职教，建立了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系举世闻名，与德国的职业教育水平相当，且有其自身的诸多特点。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
澳大利亚进行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是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TAFE），全国现有TAFE学院250所，由政府资助的在校生有130万人。国家训练局负责制定全国性政策，指导职业教育发展。根据我们的了解，当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表现出以下一些显着特点：
第一，发挥行业组织在职业能力标准制定中的作用。在国家训练局的协调下，澳大利亚设有21个全国性行业培训咨询组织。这些组织进行本行业的就业需求预测和职业分析，制定职业能力标准，向TAFE学院和其他教育和培训机构提供专业、课程和教学依据。
行业培训咨询组织经过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很多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是职业性、技术性和应用性的工作岗位，发展职业教育对于提高澳大利亚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预测表明，未来十年对拥有职业资格的就业人员的需要量将不断增加。在劳动就业领域，具有相应资格证书、技术水平较高的就业人员正在取代那些无相应资格证书、技术水平较低的就业人员。这些事实使行业企业对于职业教育有了很高的认可度。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有了很好的就业前景，从而提高了职教的社会地位。一些大学毕业生甚至也需到TAFE学院接受职业培训后，才能有比较广泛的就业机会。有的TAFE学院具有百余年的历史，办学基础相当雄厚，但并没有升格为大学，这与职业教育地位较高、满足行业企业用人需要并得到行业企业的认可有很大关系。
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有的行业（例如会计）正在与国际相关行业的职业能力标准接轨。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普教与职教相等值的证书体系，职教领域据此制定出了相应的能力标准要求。
第二，建立国家统一的证书、文凭和学位框架，使职教成为国家教育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和培训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与工作岗位相对应的教育和培训证书体系。这种统一的证书制度和课程内容的模块式结构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相沟通；使就业前教育与就业后教育相联系，体现了终身教育的思想。例如，在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就可以自由地选择证书Ⅰ和证书Ⅱ要求的职业教育课程；高中毕业进人TAFE学院后，在高中教育阶段所得的职业教育课程的学分得到承认，即不必从头学起，可直接学习后续的课程模块。
第三，按照职业能力标准和证书框架开发课程、组织教学。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以行业组织制定的职业能力标准和国家统一的证书制度为依据，具体内容和安排由企业、专业团体、学院和教育部门联合制定，并根据劳动力市场变化情况不断修订。TAFE学院能否开设某一专业，须经过地方教育部门和行业组织的严格审核。
第四，建立高素质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TAFE学院的教师一般至少有3－5年行业专业工作的经验。这是通过教师的招聘标准来实现的。TAFE学院的教师全部从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招聘。没有直接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职业教育教师的现象。新招聘的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须到大学教育学院进行为期l－2年的“部分时间制”学习，由学院资助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教师在应聘之后，同时也是有关专业协会的成员，参加专业协会的活动，接受新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信息。在教师的管理上，终身雇佣制教师越来越少，合同制（l－5年）和临时性教师越来越多。
第五，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尽管政府是TAFE学院的拥有者，但每年向学院拨款时，是以教育和培训这个“特殊商品”的“购买者”的姿态出现的，即采用高效率的商业化方式。哪一个学院教育和培训适应经济和社会需要，且质量高（学生的巩固率高、毕业生获得证书的比例高）、成本低（生均经费低），政府就“购买”哪一个学院的教育和培训，即向哪一个学院拨款。这种拨款机制成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指挥棒。企业的和私立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也积极参加该市场的竞争。这种管理模式促使学院最大限度地适应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高效率地利用教育资源。目前，TAFE学院中出现了相互合并现象，就是学院力求减少管理人员、提高办学规模效益，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表现之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鼓励TAFE学院进入市场，得到企业等社会各方面的资助。从一定意义上讲，TAFE学院不仅是政府的教育和培训机构，而且是“经营实体”。
2．在学校教育中，十分注重“以人为本”
在考察中，我们深深地感到，澳大利亚学校中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一点，与我国的教育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进校园，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灿烂笑容的学生们，他们在无忧无虑地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他们的也带着大大的书包，但大书包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放满了书本，而是各种玩具。见到我们这些亚洲面孔的外国人，他们会用日文或中文向我们大声问好。在教室里，在校园里，校长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这个是学生设计的；那个是根据学生的要求由学校建设起来的；那个实验室正由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改造……
学校教育“以人为本”不仅体现在活动中，更为重要地是体现在教育体系及课程设计上。前文已述，在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中，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即学生学完十年后，便可以选择就业或继续学习，如果继续学习，又可以选择普通高中或职业技术教育。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是与终身教育相联系的，所以即使大学毕业后，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如果觉得自己缺少某方面的能力，可以重新回到技术学院去学习相关的课程，进TAFE学习没有年龄限制，而学习的费用只是普通大学的十分之一。这些措施，都为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能力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学的教育计划还须征求家长的同意方可实施。
学校教育中体现了以“生”为本，在学校发展的问题上则做到了以“师”为本。提高教师的准入“门槛”，设立教师注册委员会，强化师德的要求（教师录用前须到警察局了解，必须没有不良记录方可录用）。对已任教师，则十分尊重教师的劳动，尊重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关心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3．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妥善处理好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
澳大利亚曾是一个实行精英教育的国家。近年来，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引下，他们越来越重视教育的大众化和均衡化了。
昆士兰州教育艺术部的Len Willis先生在向我们介绍的过程中，时时都在体现要在本州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昆士兰州幅员辽阔，所属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为了使边远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首府地区同样的优质教育，州教育部提出了许多扶助政策，提高那些地区的教育水准。
由于历史原因，澳大利亚仍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精英学校。对于这些学校，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采取了任其发展的策略，既不强迫取消，也不在经费或其它政策上对其网开一面，而是完全享受与普通学校同样的标准。在政府对学校的评估时，也绝不纯粹以升学率等因素来评价学校，使各类学校都能得到良性发展。
4．十分注重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
澳大利亚的学校教育经费十分充余，除了政府下拨的经费，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也会向学校捐资助学。
但是，从我们参观的几所学校的情况来看，学校的建设大多以“高效、实用、够用”为原则，所有的设施设备并不追求豪华和气派。在Mount Gravatt High School，学校的体育设施十分普及，除了一个简易的室内体育馆，还有用几根大铁柱子支撑起来的一个大“雨篷”，构成了一个风雨球场。学生们在里面进行着各种体育运动。我们看了，不禁连声叫好。因为这个操场完全可以满足学生的一般性体育活动的需要，但建设资金比造一个标准体育馆不知要节省了多少，建设的周期也大大缩短了。这样一个简易活动场地，其体育活动的功能是不会比标准体育馆少很多的。
悉尼技术学院是一所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盛誉的TAFE学校，那里也没有看到很多豪华的设施或特别昂贵的设备。听图书馆的负责人介绍说，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量并不是很多，但所有的书籍都是对学生学习有用的。过时的、陈旧的书籍全部处理掉了。他说，学校不必成为藏书楼，万一要查找一些历史资料，完全可以到市图书馆去。我们发现，该图书馆用于师生检索的电脑数量不会超过一百台，据说配置也不是最先进的。学生使用电脑都是预约登记，由学校统一安排时间。从这个事例，进一步体现了他们的“够用”原则。
5．十分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加强了环保意识和环境育人的功能
一踏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便是天空特别的蓝，空气也非常清新。在新西兰，我们从奥克兰驱车向威灵顿转移的过程中，车窗两边尽是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牛羊成群的油画般的田园风光，就像WINDOWS XP桌面的图像。
在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景色。每个城市都有让人着迷的地方：堪培拉四季树茂花繁、绿草如茵，704公顷的格里芬湖四周风景如画，“花园首都”当之无愧；悉尼风帆形的歌剧院，屹立于贝尼朗岬角海湾上，1149米长的单拱大桥横空出世，与码头老区的旧式建筑及现代高楼交相辉映，让人百看不厌；植物园公园占市区面积1／4的墨尔本到处郁郁葱葱，百花争艳，鸟语花香。与澳大利亚人交谈，环境美是他们最感自豪的地方。
同样，澳、新的大学校园，一般都是没有围墙，没有气派的门楼。城中有校，校中有街，校园的建筑与绿化与整个城市完全融为一体，没有丝毫的刻意和做作。
之所以有如此美好的环境，除了这两个国家人口稀少，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非常高，人人都有强烈的保护环境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形成，应归功于学校长期开展的对孩子们的环境教育。
据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培训部的Jenni Shipp女士介绍，在教育部不多的机构里，有一个专门从事环境教育的部门，承担着全州的环境教育的重任。从小学起的各年级，都开设有环境教育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并不都是在课堂里纸上谈兵，更多的是让学生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体会、感悟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产生发自内心的环保责任心，从而成为环保事业的志愿者。
因此，开展全民环保意识教育，使人人意识到保护环境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让政府的决策变成人人自觉执行的方针，这是事情成功的关键。
三、通过考察对我们的启示
1.要更加注重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教育的任务已经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传道解惑了。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更多更强的人才支撑。高校充分利用学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更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作为政府，则更应充分认识到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搞好教育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划和布局，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经费投入（目前，要尽快达到国家规定的教育经费在GDP的比例）。在现有经费的条件下，则要切实保证经费的有效使用，杜绝浪费和盲目攀比，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口上。
2.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应该说，目前我国教育界对“以人为本”已有了比较强烈的共识，但缺乏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真正体现这一科学而先进理念的行动。有不少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一方面也在高喊“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却根本不考虑学校和学生的实际，不尊重学生和教师的意见和要求。所以说，我们的“以人为本”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与真正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要求还相去甚远。这就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去做。我们认为：当前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件事。第一，要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教学活动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学会他自己真正想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而不能过分拘泥于教材和大纲，更不能以应付各类考试的要求作为教学的第一需要。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我教你学”的被动关系。应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地参与知识的建构，从而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第二，要切实转变学生观。传统教学中把学生当成了盛装知识的“容器”和“海绵”，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教学中不可避免出现“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教育产业化政策的体现，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学校应该向社会提供最优质的教育、培训等服务，而学生则是接受服务的客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体现以人为本。第三，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要逐步按新课程理念实施教学。新课程标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因此，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第四，也是最关键的，要真正改变对学校和学生的评价体系。近年来，“轰轰烈烈抓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的现象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尚未建立一套对学校、对学生的科学评价体系。升学考试（中考、高考）的成绩，仍然被人们当作衡量一所学校教学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所以传统的一套应试教育的方法仍然可以大行其道，使得以人为本的理念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
3．要更加注重办好职业技术教育
⑴各级政府要在重视高教、普教的同时，进一步认识职业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要切实按社会的需求来宏观调控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师资配备。改变办学实体功能单一、管理封闭的现象，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真正按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色来兴办职业学校，切忌把职业学校办成另一条高考“独木桥”。要进一步落实“持证上岗”的就业要求，促进就业前的培训市场更加兴旺，以满足国民就业或从业的需要。
⑵社会要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要通过各种舆论工具，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宣传。使社会各界都能看到近二十年来，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要切实扭转目前社会上重学历、轻技能的错误观点，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强化职业培训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对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⑶职业学校自身要树立信心，办出质量和特色。作为职业学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一方面要树立足够的信心，同时也要看到自身的不足。努力办出职业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要尽快改变职业学校专业师资薄弱的现状。对担任专业课的教师应每周安排一天，每月安排几天，每年安排一段时间离开学校到行业或企业内专业岗位实践，保持与产业界的紧密联系。使专业教师可以了解新信息，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对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等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就能提高他们设计与开发教材的能力以及灵活施教的本领，从而提高培训的质量。
西苑二小 吴高峰
在基础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无锡”。无锡的基础教育，究竟如何呢？带着这一疑惑，我受徐州市教育局的委派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无锡教育考察实践活动。
无锡是全国首批基础教育课改示范区。课程改革工作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经验成绩已走在前列。在此次活动中，我们主要走访了惠山区、锡山区、滨湖区等十余所知名学校，向那里的老师与学生了解了一些情况，拜访了几位着名的特级教师并采访了教育局的一些领导。通过实际采访与座谈、参与活动，我们获得了一些比较真实、可靠的信息，对无锡的教育现象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一、“崇工、善文、重教”的文化理念
无锡的政治、经济、教育之所以走在全国的前列，其主要原因应是无锡人从古至今的一种“崇工、善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和育人模式。实际上也就是几千年来所积淀的“吴地文化”滋养了这一方人。“崇工、善文、重教”是吴地人重视教育，注重实践与创新，不断总结，加大改革开放与宣传力度的高度概括。更是吴地文化的精髓。这一理念也指导着当前的教育改革工作，与新课程改革的精神也是十分吻合的。
在无锡感受较深的是无锡的教育人对家乡的热爱和以家乡为自豪的精神，以及对无锡的未来充满信心。初到无锡，市教育局组织处的言处长在介绍无锡教育时，就先谈到无锡的历史、政治、经济。言谈举止中，无不透露出对无锡的热爱与自豪，到了堰桥中心小学，胡校长在介绍学校情况时也是这样，到其他学校考察、参观，那里的校长们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很多学校都建起了校史陈列馆与名人厅，以此来激励师生们热爱家乡，奋发向上。
我认为：正是这些教育人对家乡的这种感情，才使得无锡的教育得以现在的成果。由此，我又想到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工作。在新课程实施中，无锡市自上而下的相当重视，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政府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教育行为。在成立课改工作领导小组时，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为组长，以协调、理顺各种关系，并提供人力、物力、资金等各种保障。并由政府出资聘请高校的教育专家，给予理论上的把握与实践中的指导。他们认为，在教育发展的今天，教育的低投入，只能以教育的低水平为代价。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加上领导者先进的理念，与广大教育人的积极参与，同时还有社会各界对教育的理解、重视与支持配合，加上整个无锡已经形成了“崇工、善文、重教”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那无锡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定是必然的。
二、严谨、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
在无锡考察期间，我们一行9人走访了十几所学校，了解了校长们先进的办学思想、教育教学管理等工作。虽各具特色，但我们有着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无锡教育人有一种严谨、务实的敬业精神。
水秀中学的秦校长向我们介绍：教育科研坚决不能搞“空中楼阁”，要让教师从身边的事情做起，我们搞的是教研而不是科研。提出以解决教育教学中发现的实际问题为原则，并鼓励把教学中产生的问题结合新课程理念写成案例。他们反对学术规范，主张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会与思想。堰桥中心小学的胡志强校长对教师们提出：事情要做，做了要说，说了要写，写了还要发表。特别是堰小的各种会议及活动，从筹划到开展，各部门都能分工明确，但又团结协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每次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随时产生非常真实、详细的系列资料。无锡六中的领导更认为；现代管理要从过去的硬管理转变为现在的软管理，把学校的发展和教师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即首先要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再谈学校的发展。鼓励教职工先谈职业再谈事业。引导每位教师先上好每一堂课，提高每节课的质量，把经验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目标是使教师增值。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上，更能体现他们务实的思想：第一个5年计划是办象一个学校；第二个5年计划是办好一个学校；第三个5年计划是办特色学校；第四个5年计划是办成一流完中，后来又提出办成重点中学；无锡一中也提出要求，35岁以下的教师要有3年奋斗目标，要新秀—能手—学科带头人—名师—特色。滨湖区峰影小学更是提出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加速教师的发展，从而推动学校的发展。我认为：只有这种求真务实的思想、踏踏实实地做事，才能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校际结对，建立课改发展共同体
在无锡的很多学校之间，以校际结对为形式，建立起课改发展的共同体，并以此为载体，构建起“理念共享，资源共享，方法共享，成果共享”的课改协作机制，达成荣辱共担，携手发展的目的。
我所考察的堰桥中心小学与西漳、长安三所中心小学，为了进一步交流课改经验，共享优秀资源，以教育创新为导向，以教育科研为手段，以课改促进师生素质、能力的提高。三校达成共识，建立了课改发展的共同体，做到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形成了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真正达到了共同发展的目的。在合作中，三所学校依据目前现实情况，与课改推进的客观需要，和多年来自己学校形成的优势，自主决策，实施课改实验。需要协作、研究的项目，则打破界限，实施跨“地方”、跨“层次”的互助。他们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起平等协作的关系，形成推进课改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不存在主客双方，而强调互补、竞争、都赢。在活动中，他们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教师们寻找高手过招、研练，开展主题观摩、经验介绍、联谊等活动。充分调动教师和职能部门的参与积极性，积极开发、利用各种课程资源，不断创新教师培训的手段和方法，使结对活动真正成为教师成长、学校发展的舞台，最终达成课改实施效益的目的。并取得教育局对共同体活动的指导、调控与支持。另外，校长之间也建立起了“校长沙龙”，经常开展活动。他们在一起畅谈办学思想，探讨课改方法，交流管理经验。校长们在活动中先进的理念得以提升，在争论中又产生新的思想。
四、模式？样式！
关键词：高昌；地面佛寺；类型；分期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84-08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遗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和小阿萨遗址。据格伦威德尔所记，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遗迹64处，胜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处。另据李肖调查，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20处。贾应逸从形制布局的角度，将交河故城寺院遗址划分为具备组合关系的建筑群与单体佛堂两类，分别对“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并推测了几处寺院遗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将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为五种类型，另对E5、E6、E7等寺院的营造年代进行讨论[2]。限于考古材料，学者仅对高昌少数地面佛寺进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绘塑题材明确，佛殿、佛塔与青藏、敦煌地区同类佛塔形制相近，营建年代被确定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过对寺院出土遗物年代的判定，认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营建于唐西州至回鹘时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峤逃敕鸾趟重寺院的K寺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现存地面佛寺遗址残毁严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零散{1}，多数寺院整体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伦威德尔[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报告中详备的寺院实测图、平面示意图、素描、照片和文字记录，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数量较多，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与发掘{2}，但除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确。具备考古学类型划分与年代判定意义的塔庙，多数只残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无法确知，佛殿壁画与泥塑多已残毁，无法辨识其绘塑题材。探险家对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记录又较简略。这些都造成对交河故城地面佛寺进行全面研究的困难。胜金口与小阿萨地面佛寺遗址皆存有较为较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且保存状况较好，可以将笔者的调查资料与之前探险家的考察报告相互比对。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确、时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伦威德尔在绘制寺院平面示意图时，多只绘出塔庙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数地面佛寺的整体布局并不完整。不过，塔庙或佛殿是寺院最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类型与分期研究的关键。故本文所选研究对象为高昌故城中21处{4}、胜金口4处、小阿萨、交河故城10处地面佛寺遗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单体佛堂，形制与寺院中的塔庙相近，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其塔柱多只残存塔基，无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类型划分
依据寺院中心建筑种类的不同，可将高昌地面佛寺分为三种类型：
A型：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根据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平面呈纵长方形，正壁前塑像台，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图1）。
Ⅱ式：平面呈横长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号佛殿、E-12号寺院、E-25[1]{5}号寺院（图2）、E-3号寺院、E-11-74号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组合形式出现，即中间为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为对称分布的两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号寺院（图3）。
Ⅳ式：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号建筑，交河故城E-25[2]号寺院，胜金口1号寺院、5号寺院、7号寺院、9号寺院（图4）。
B型：以塔庙为寺院中心建筑。依据塔庙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汉式木构楼阁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图5）。
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号寺院（图6）。
Ⅲ式：塔庙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图7）。
Ⅳ式：塔庙中心为方形塔柱，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号塔庙、E-11-61号塔庙、E-16号寺院（图8）。
C型：寺院中心建筑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部为横长方形佛殿，后部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萨佛寺遗址（图9）。
二 各类型单体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对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间分布上相互独立，尚未发现不同寺院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各寺院改变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现象亦极少，能够确认的只有三处，即高昌故城寺东北角被改建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横长方形佛殿改建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层开龛的塔庙早于“回”字形佛殿，横长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叠压、打破和重修、改建遗迹现象的缺乏为排比不同类型寺院的相对早晚关系造成了阻碍。因此，只能通过对各类型寺院中单体寺院年代的考订，得出各类型寺院营建的绝对年代，再结合前文寺院类型的研究结论，明确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与发展演变状况。
（二）各类型单体佛寺的营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记：“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月吕无射，量工兴造。”故而寺院营建的年代为大凉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虽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为主体建筑的寺院亦为数不少。《洛阳伽蓝记》所记近50处佛寺中，只有15处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为中心的形式则更为流行{2}。且中原内地和南方地区的佛殿多为横长方形，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等建筑。这样的佛殿样式及寺院布局形式与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测此类型寺院的出现时间约为5―6世纪。
A型Ⅲ式横长方形佛殿及前方两侧构筑对称分布配殿的形制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顶经变、初唐第338窟北壁说法图、盛唐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盛唐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画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组作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则不多见[11]63-69。据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营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纪后期至9世纪后期。
A型Ⅳ式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号建筑前壁残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经变，左甬道内壁残存两幅佛本行经变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残存佛本行经变，寺A号建筑甬道绘佛本行经变，胜金口1号寺院甬道壁面绘佛本行经变[7]89，42，61，131。此类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分布位置皆与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属于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兴建年代当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木构三层楼阁式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佛塔底层较高，两侧及后方原为环绕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阌Ω哂诘笔钡牡疃ァ4怂庙的形制布局、佛塔样式与吐峪沟沟东区塔庙窟K18相同，当营建于同一时期。K18形成于5世纪前期[12]，故寺的营造年代当为5世纪前期。
B型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此种佛塔样式在高昌地区似为颇流行，且多出现于规模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环绕中心塔庙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为上、下两层，下层僧坊每间平面呈纵长方形，前、后两进，前室前壁开门、窗，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上开方形明窗，其下为拱门，后室后壁开圆拱形龛[7]79-80。吐峪沟沟西区以第12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塔庙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一排僧房窟，亦为上、下两层，下层僧房窟的形制与高昌故城寺相同，应是石窟寺对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两者营建年代相近。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为统一规划营造的洞窟组合，故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基本同时。第12窟主室中心为四面开单层龛的方形塔柱。敦煌同类塔庙窟出现于545―574年[13]。同时，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圆拱龛两侧残存带泥塑忍冬纹的龛柱，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龛两侧龛柱上的忍冬纹样相同，年代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为西魏大统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残存一排联珠兽头纹，此类装饰纹样流行于6世纪末至8世纪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当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由此可知第12窟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年代，进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时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庙也可能营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即6世纪后半叶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说法图等壁画[7]图版2中，听法菩萨与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主室说法图中胁侍菩萨的造型、宝冠、璎珞样式及披着方式，结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的开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B型Ⅳ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出土两幅壁画，一幅为听法菩萨、弟子像，其菩萨造型、璎珞与宝冠的样式和吐峪沟沟东区K27相同，K27开凿于6世纪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样式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峪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的禅观僧的相同。另一幅为菩萨立像，左有墨书榜题：“行者系念思惟众叶间生……”[9]图版10，此题记内容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前室右壁禅观图像中“行者观想树叶一一树叶……”墨书榜题内容相近。吐峪沟禅观壁画绘制年代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17]，结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庙窟塔柱四面开龛形制出现的时间，可知寺与K寺之间寺院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
Б[1]寺塔柱应为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庙侧壁于深红色背景上，用白色颜料绘制莲蕾、圆圈纹和四棱形宝珠[7]107。此种绘制技法与纹样题材在吐峪沟最早期的洞窟沟东区K18、沟西区NK2中即已出现[18]，直至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仍是常见的装饰纹样。考虑到莫高塔庙窟中塔柱四面开单层龛的出现时间，笔者认为，将此寺的年代推定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较为合适。
高昌故城T′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部建筑出土了与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侧相同的阿弥陀净土变，又发现了身着蒙古衣冠的女供养人，属于回鹘臣服蒙古后的壁画。但据勒柯克所记，在此间建筑南墙的房柱上曾发现汉文题记，其中出现了武周新字，因而将此组建筑的年代确定为717年{1}。西侧建筑明显经过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应早于回鹘壁画的年代。故而作为同一组建筑的东侧塔庙，其营建年代可能为武周新字流行的载初元年（689）至长安四年（704）。
综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结论，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与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与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扎囊县桑耶寺绿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画题材已被考证为藏传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为西夏至元代。
三 各类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类型单体寺院的营建年代结论，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5世纪前期的高昌郡时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为6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高昌时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结果如附表。
通过对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确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个基本的发展谱系：第一谱系以佛殿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为纵长方形，后演变为横长方形，再于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营造相互对称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谱系以塔庙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庙的中心，佛塔最初为方形仿木构楼阁样式，后演变为方柱状四面分层开龛式，之后塔庙整体空间被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第三谱系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为联系犍陀罗、中亚、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与河西地区的关键节点，高昌佛教与犍陀罗、龟兹、于阗、凉州、敦煌、青藏地区的佛教系统有着密切关联[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发展谱系则能够体现不同地区对高昌佛教的影响。
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在后凉、西凉、北凉治下的高昌郡与凉州地区存在密切关联，凉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营造佛殿是凉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时作为北凉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为仿木构楼阁的样式[21]。凉州地区在地面佛寺中营造佛殿、塔庙中塔柱规制为仿木构楼阁样式的寺院营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体现。凉州的寺院营造模式当直接影响到高昌寺院的规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时受到敦煌与龟兹、焉耆地区两大佛教系统的影响。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内地及南方地区的以横长方形佛殿为中心、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的寺院联系紧密。A型Ⅲ式主殿两侧设置配殿的做法颇见于敦煌隋至中唐时期壁画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庙于方形塔柱上分层开龛的做法则与承继了北凉开窟传统的张掖马蹄寺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样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庙于塔柱四面开龛，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庙窟开始出现四面开单层龛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开单龛[13]226-228。上述几点足见河西对高昌地面寺院的影响。
B型Ⅲ式塔庙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与龟兹大像窟、焉耆锡克沁第3、5、6、7、8、9（晁华山编号）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绘塑涅像的做法相近，应是对龟兹、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鹘高昌时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颇为流行的样式。此种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锡克沁佛寺遗址中也极为常见，如A2、B4、B8、C4、C56、F4、K10、（奥登堡编号）等建筑[23]。虽然两地此类寺院的影响关系还不甚明确，但此种寺院形制对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时段的关联至关重要。
回鹘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劲影响。地面佛寺也开始摹写青藏地区佛寺的形制，出现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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