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4 16:26:2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金融借贷案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消息称，《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自9月1日起施行。据悉，本解释共三十三个条文，主要包括关于民间借贷的界定；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等内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正规金融合理补充的民间借贷，因其手续简便、放款迅速而日趋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广大市场主体获得生产、生活资金来源、投资谋取利益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体系相对不健全，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其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其盲目、无序、隐蔽的缺陷日积月累叠加凸显，民间借贷风险渐增，隐患愈加突出。
伴随着借贷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发展直接导致大量纠纷成讼，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9.4万件，2012年审结72.9万件，同比增长22.68%；2013年审结85.5万件，同比增长17.27%；2014年审结102.4万件，同比增长19.89%；2015年上半年已经审结52.6万件，同比增长26.1%。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诉讼标的额逐年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规定》赋予民间借贷身份合法化
长期以来，传统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共同为企业发展“输血”，其中民间借贷满足了诸多中小微企业、个人的借贷需求，成为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散乱分布的资金“卖场”。由于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操作灵活，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监管与行业标准，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跑路现象层出不清，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也逐年上升，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大民事诉讼类型，诉讼标的额逐年上升。
业界人士表示，此《规定》的出台，让民间借贷走向合法化了。在此之前，民间借贷一直是在民间存在的一种融资信用形式，并没有一个合法身份，而《规定》则给了民间借贷一个合法身份，这对于提升民众信任度、提振行业正能量来说都是利好，更有利于阳光化民间借贷的发展。
《规定》明确民刑交叉案件处理办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日趋多元复杂。在民间借贷纠纷当中，此类案件往往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案件交织在一起，出现由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交叉的两个法律事实引发的、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即民刑交叉案件。民刑交叉问题主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协调与实体责任的确定两个方面，这一部分主要包括：1.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这一规定有利于公检法三机关在打击和处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时能够更好地协调一致、互相配合。2.对于与民间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但民间借贷案件仍然继续审理；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规定》明确利率界限摘除高利贷帽子
一直以来，在民众眼里，民间借贷始终与高利贷的称呼纠缠不清。一家出现问题，整个行业发展都会受到信任危机的重创，严重制约了规范企业的发展。而最新的司法解释中，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定义范围、事先未约定利率、逾期利率及复利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正视了广大中小微企业对阳光融资和正当投资的渴求，最引人关注的当属重新定位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率范围，民间借贷年利率24%以内受法律保护，36%以上视为无效合同，在24%到36%之间的合同视为自然债务。而在此之前，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合法上限规定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规定》出台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一场金融改革。以24%、36%两个具体数字划定了利率的‘两线三区’：一个是年利率24%以内的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24%-36%区间是自然债务区，借贷双方意思自治，可自由发挥，超过36%的才是高利贷。可以说，这一利率范围的重新界定，更符合当下的现实情况，给合法的民间借贷松绑，与高利贷明显区分开来，有利于合规企业更广泛的开展投融信息中介服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让企业迅速获得所需资金，满足自身经营发展需要。
《规定》明确P2P网络借贷再去担保化
【关键词】民间借贷 调查
一、A市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
（一）银行仍然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主力军
在调查的20户小微企业中，2015年三季度通过银行、民间借贷及其他渠道发生的企业融资金额累计达16620万元。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5520万元，较上季度减少2305万元，下降12.93%；民间融资余额1100万元，较上季度减少1600万元，下降59.26%。民间融资占比继续缩小，为融资总额的6.62%，较上季度下降6.53个百分点。辖区企业没有通过互联网金融公司借入或借出资金的情况。
（二）民间融资利率略有下降，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全为短期融资
2015年三季度，民间融资利率略有下降，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平均月利率为14.25‰，较上季度下降0.82个千分点。其中，工业类企业民间融资成本为月利率17‰，较上季度上升0.1个千分点，融资成本仍高于平均值。所有融资皆为短期借款，融资期限有延长的趋势。累计发生融资5笔，其中，2笔借款期限在1个月以内，3笔借款期限为1～6个月。借入渠道更加分散，依次主要从“民间融资中介”、“股东或内部”、“其他个人”和“其他民间融资”获得借款，占比分别为40%、20%、20%和20%。全用于“过桥资金”和“流动资金”所需，分别占60%和40%。
（三）民间借入资金协议形式、担保方式分别以借据、合同和财产、第三方保证为主
从民间融资的协议形式来看，主要为正式合同和借据。调查显示，2015年三季度民间融资协议形式为正式合同、借据、口头约定的笔数占比分别为60%、20%和20%，各协议融资量占比分别为29.17%、58.33%和12.5%。从民间融资的担保形式来看，主要为财产担保和第三方保证，本季度民间融资担保形式为“第三方保证”、“财产担保”和“无担保，仅凭信用”，分别占比40%、40%和20%。
（四）民间融资偿还情况与上季度不变，还款潜在风险上升
从企业民间融资还款情况来看，辖区企业民间融资40%的能够“全部按期偿还”，20%的为“尚未到期等其他情况”，20%的为“有过延期情况，但大多能按期偿还”，20%的为“大多不能按期偿还”。总体还款情况与上季度基本不变。因多数民间融资企业当前经营状况不佳，加上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成本承受力下降，且经营困境短期内不会改变，民间融资还款潜在风险有上升趋势。再因企业融资过桥资金所需居多，且辖区已有个别投融资公司出现不能按约支付民间融资本、息的情况，密切防范一旦资金链吃紧企业还贷风险和融资偿还风险加倍显现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二、当前A市民间借贷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具有独特的融资优势，诸如借贷方式简便、借贷条款约定比较灵活、民间借贷利率的高收益集聚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使资金需求者向社会寻求资金支持成为可能。但是，民间借贷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加以规范。
（一）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快速递增
随着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诉讼案件发案数量快速递增。民间借贷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借款合同多采用普通借条、口头协定的方式，借贷合同规范性不强，加之利息较高，还款压力较大，一旦借款人信用意识不够强，极易产生民间借贷纠纷。我们在A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抽取了2013年的26个民事裁判文书作为样本，发现26起民事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6起，占民事案件的23%。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诉讼案件所占民事案件的比重较大。
（二）易导致非法集资活动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出银行贷款利率2-3倍，有的甚至超出4倍。由于缺乏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范，高额的利息收入促使很多人假借融资之名，进行非法集资。由于非法集资的手续不规范，且涉及人员较多，金额较大，一旦不能到期偿付，容易引发突发性，极大地危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今年以来，A市陆续收到有关单位的情况报告，同时从舆情监测中了解到多则可疑信息，并就此开展了融资担保公司全面的风险排查和专项整治，目前正在处置“中盛投资”事件。
（三）外部监管难度加大
一是资金监测难度较大。民间借贷活动的当事人，如农户、个体工商户、企业、典当行和投资公司，一般都不愿意向外界透露民间借贷数量和方式。农户和个体工商户是不想透露自己的隐私，企业是怕影响和银行之间的信贷关系，典当行和投资公司则是为了逃避监管，从而导致监管部门难以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二是监管措施有待完善。调查显示，A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尚未出台涉及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与阳光化运作的规范性文件和重大措施，尚未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民间融资服务中心和及类似组织，因此，有关部门往往只能被动地处理违约事件，难以及时、有效地发现、控制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
关于民间融资，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加以规制。《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以及一些司法解释都有涉及，较为零散而不成体系。因此，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主体、资金来源、最高限额、利率、监管部门、法律责任等内容，使赋予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清晰界定合法活动的范围界限，使其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发展；同时，严厉打击非法融资和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证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有序引导民间资金“脱虚入实”
民间借贷风险的积聚，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拟经济的过渡膨胀。从长远来看，民间借贷“正能量”的有效释放，关键在于“脱虚入实”，在实体经济中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出台，相关行业和领域相继对民间资本放开了限制。建议下阶段人民银行加强与地方政府经济、金融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发展，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目前正在暴露风险的民间借贷资金转化为有益的产业资本。
（三）切实完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与民间借贷问题的交织重叠，导致了民间借贷风险的进一步加剧。负债率高的中小微企业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就很可能成为民间借贷的典型案例。因此，对于众多亟需资金支持的中小微企业而言，一方面坚持在信贷资源配置上继续给予适度倾斜，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其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直接融资业务发展，促进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的有效对接。
（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外部监管体系
[关键词]企业间借贷 利息支出 法律效力 风险 影子银行
一、企业间借贷有别于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尤其是司法系统中所称的民间借贷，都是与自然人有关的借贷，是指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款行为。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必然有一方当事人为自然人，因此民间借贷并不包括企业间借贷。
民间借贷一般受法律保护。根据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1991]21号）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
企业间借贷是指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比如两个制造企业之间的借贷。对企业间借贷，人们往往只关心税务风险，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一定的法律效力风险。因为企业间借贷，在中国一直有着合法性问题的争议。这个合法性的风险，对资金出借方尤为不利。
二、企业间借贷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问题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另外，关联企业间借贷资金，对借入方还有着接受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结构比例的限制，以防止企业利用资本弱化方式降低税负。非金融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即赖以计息的本金）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不得超过2：1，超过的部分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三、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
（一）有权部门的相关规定
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风险，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文件规定。（1）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5号）指出，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2）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第2号令）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3）1998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明确，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企业间订立的所谓借贷合同（或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此，企业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企业间借贷纠纷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一般以无效来认定借贷的合同效力，要求资金借入方返还本金，并将已支付利息和应支付利息收缴国库。
（二）企业间借贷存在的合理性
企业间借贷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往往一方企业有着大量的闲置资金，亟须盘活资金，因为资金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值，另一方企业却资金严重短缺，亟需资金“救急”。尤其是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总是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于是民间借贷和企业间借贷就成为亟需资金“救急”企业的必然选择。
借贷关系实为合同关系，企业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在法律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在《公司法》和《合同法》施行以后，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与以前的司法解释以及金融规章之间存在冲突。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企业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承认部分企业间借贷合同的合法性，并不等同于完全放弃对企业间借贷的管制，企业间借贷的合同关系在不违背《公司法》和《合同法》的情况下应当有效。
（三）为企业间借贷适度“松绑”甚为必要
企业间借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如果不发生经济纠纷，法院就会“视而不见”。2010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8号）要求，妥善审理非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非金融企业借贷已表现出谨慎且适度宽容的态度，但仍然担心“各种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各级地方人民法院也在适度放宽对企业间借贷的管控。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出台的《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浙高法发[2010]4号）规定，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利率不超过合法的范围。又如，2009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规定，企业之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孳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1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规定企业以自有资金向其他企业出借，如确系解决暂时资金困难，且约定利息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内的，可予以承认。
目前，企业间借贷的司法环境正在改善，地方法院不再简单地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无效，但企业间借贷仍存在着法律效力风险。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企业间借贷合同关系可以认定为有效，而对于可能损害社会利益均衡的“高利贷”以及“以借养借，赚取利价”等变相向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输送资金的企业间借贷行为，则应坚决认定为合同关系无效。
四、企业间借贷与影子银行
关键词：民间借贷 资金 利率 法律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和形式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
当前民间借贷的形式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一些持有闲散资金的人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暗地把自有资金借中小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物流行业者等人使用，以此赚取可观的利润。第二类是以寄卖行、典当行、担保公司等类似形式进行。即到当地工商部门批办一个经营寄卖、典当或开办担保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多数大张旗鼓的设立了门市，并悬挂明显的宣传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借贷者以一些财产作为抵押物，进行短期贷款。少数者，不开门市，不挂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却实际明晃晃的经营着贷款业务。
二、当前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动向
近年来，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表现为银根紧缩，股市经历了“大跳楼”，楼市也遇到了“路障”，以高利贷为代名词的民间借贷便成了当前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民间借贷已表现的极其活跃。总结来，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新动向：一是规模大。仅河南一省，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年间，担保公司就由一两百家猛增至500多家。2007年10月份之前，该省不少担保公司仅有几百万的担保额度，仅两年的时间就增长了10倍以上，有的企业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额度已经超过了20亿。二是利率高。2011年武汉健民对外委托贷款1.5亿，年利率为20%，每年利息收入高达3000万元，其上半年的净利润才只有3620万元。把高利贷发放方式比作金字塔的话，位于塔底层的老百姓以月息3%-5%放给上层的“中间人”，“中间人”再以1毛左右的利息放给更上一层的“中间人”，经过层层累积，到塔顶端的“爪王”手里利息已高达5毛，甚至更高。三是范围大。地域上，民间借贷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产业上，从制造领域扩展到商贸领域甚至普通家庭。四是手续“简”，方式“活”。一般借款人和出借人经协商，填写借据，标明借款数额、期限、利率等事项。大多数的民间借贷还以投资、房屋买卖等形式为掩护，方式灵活多样。五是不公开或半公开。高利贷一直被政府政策打压，因此只能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存在，且交易地点不固定。六是人数众多，日益“基层化”。参与者众多，从公务员到普通老百姓，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作用下，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借贷的“二传手”。七是民间借贷经纪机构应运而生。拌随着民间借贷的狂热，一批民间借贷经纪人应运而生，他们熟悉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以及调查评估等业务，他们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办理相关的借贷法律手续、诉讼等。甚至一些经纪人成立了专门的讨债公司，负责追回到期难以收回的借款。八是民间借贷向“银行”类型发展。举债者“坐地收银”，企业不是向民间借，而是持有闲散资金的出借人主动去“存”。九是纠纷频发，部分地区已成重灾区，引发犯罪。据了解，因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个别地方还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坑蒙拐骗现象成为常态，刑事犯罪高发。十是司法裁判标准模糊，尺度不统一。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当前，因民间借款引发的纠纷案件在短期内急剧增加，而对于案件受理、贷款利息、司法措施等却没有统一的规定，造成各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存在由来已久，到今天活跃、狂热已不足以形容其发展的程度，其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危害已超过了其起到的积极作用的一面，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畸形化。
三、民间借贷畸形发展的原因分析
1.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以及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近一步提高，各地为了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徐州市为例，近年来，市政府致力于建立设施现代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公共设施适度超前化，发展良性循环化，运行从容化的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城市保障体系。据统计，仅徐州市城市建设“十一五”计划期间，先后兴建了涉及道路交通、环境绿化风景区、新城区建设等多个重点项目工程。这些项目工程投资除了部分由国家拔款和地方自筹外，相当部分需靠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市政府通过大量的BT、BOT、BOOT、BOO项目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民营资本的介入。固定资产投资投入的增加，个体私营经济、民间资本的迅猛发展，在拉动内需，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金的极度紧缺。
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江浙沿海一带，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寒冬一叶，瑟瑟发抖”的惨淡历程，伴随着经济的回暖，急需大量资金恢复经营、扩大规模。据调查，在温州今年一些小企业的订单比较充裕，但是紧缩的信贷规模和高额的融资资本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放弃了大量的订单。“钱荒”、“等贷”已成为中小企业的常态。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歇产或半歇产状态，浙江省新增的5万多家中小企业中，关闭的已有1万多家。广东中小企业中50%处于亏损或利润率在2%以内，利润率在5%以上的仅有22.2%的企业。总之，社会经济环境的整体改善，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这是民间融资日趋活跃的根本原因。
2.银行的“高门槛”信贷政策，中小型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遇阻。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造成县域金融体系缺位。“贷款难”问题问题已十分突出。原因主要如下：（1）国有银行的管理模式削弱了支行的贷款经营自。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一级法人管理，使贷款审批权主要集中在省级分行甚至总行，从而大大削弱了二级分行及县（市）支行贷款经营自。（2）.一些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提高上存资金利率，使其接近于贷款利率，鼓励基层行上存资金。（3）银行的内控机制阻碍了信贷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一些商业银行为了防范信贷风险，内部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过分客观强调贷款责任，挫伤了信贷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积极性。（4）贷款手续繁锁，费用负担重。银行每办理一批贷款一般要经过信贷员调查、甚至行社集体讨论、报上级行社主管部门审批、经土地管理或房产管理等部门对抵押物调查评估、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办理抵押物保险等环节，这些程序走下来快则一个月，慢则长达半年。同时，土地管理、房产管理等有关部门要按抵押物评估金额的扣4-6‰收取评估费，要按贷款金额的6―8‰收取抵押登记费，保险公司要按抵押物投保金额的2-3%收取保险费，县办理抵押物登记部门及保险部门均设置有效期限，到期续贷又需重新办理。（5）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与2010年同期相比，除基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外，利率普遍提高10%-20%，对中小企业上浮幅度达到40%-50%，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骤增。贷款手续的繁琐，成本的剧增，使得大批中小企业转而向民间借贷。
3.融资渠道狭窄、不顺畅。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管制，使得只有极少数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实行融资。一批九十年代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会以及供销社股金服务部等金融机构的相继撤并，再加上一些国有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的集中使得中小企业狭窄融资的渠道雪上加霜。在收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信贷规模被限制，IPO、发债等其他融资渠道又不通畅，中小企业被逼向民间融资。
4.借贷者利益的驱动。温州的民间借贷极其活跃，用“疯狂”来形容已不为过，不少温州人称：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炒钱最合算。于是，持有闲散资金的人们纷纷加入了放贷的大军中，有的甚至采取抵押房产--贷款--放贷--赚取利差等方式把钱从银行“搬”到各种民间高息借贷机构。江苏省的泗洪县，是一个贫困县，这里的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十多“爪王”掌控几十亿资金，“中间人”坐享其成月收入百万，一时间几十万、上百万的世界豪车宝马、奔驰、保时捷等比比皆是，还造就了“宝马乡”。
5.银行行为为民间市场的推波助澜。一些银行为获得高额收益，也采取各种方法，使银行资金或多或少的流入了民间市场。大多数担保公司的资金来自于银行授信，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等方式后，资金流入担保公司放贷。有些银行为实现“存贷比”指标，其内部员工会采取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内部人员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有的银行员工则与民间借贷机构相勾结，把贷款放给这些民间借款机构，更尤甚的是有的银行员工则充当了放贷的“主角”。还有的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大理的信用卡，然后采取刷卡变现的形式放贷。在绍兴还出现了“转贷”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走街串巷以2%的额外收益揽储，再经过2.5%--4%的价格层层转卖到最上层，汇总存放到温州、台州等指定的银行。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获得授信套出资金再放贷，同时资金中介也可获得大致1%的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的企业还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高利贷金字塔顶端参杂着违规银行资金，银行的高息“揽储”行为纵容了民间借贷的猖獗。
四、民间借贷畸形发展对经济与社会的危害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融通了社会闲散资金，缓解了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活跃了城乡经济。但当今呈现畸形发展趋势的民间借贷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
1.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工业的发展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其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产品结构单一，已明显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不符合当今的产业政策，从而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为他们继续提供了资金，使得这些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回光返照，再度繁荣。例如徐州市下属的县镇中大量的从事水泥袋制品的私营企业，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已责令其关闭停产，其在民间市场以各种方式吸收大量资金，继续投入生产。这种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相违背的借助于民间资本维持生计的中小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利于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2.削弱了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对国家金融制度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和破坏。（1）民间借贷的活跃，分流了银行存款资金，使银行筹集资金难度加大，降低了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的能力。（2）流通中的现金流量的准确控制，是调节货币供应的前提，由于民间借贷需求大、利润高、手续简便且形式多样，使得大量资金长期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中央银行难以掌握其数量、投向、分布和运行情况，不利于市场现金流量的控制。从而不利于市场现金流的控制和货币政策的制定。（3）民间借贷形成的难以预测和控制的货币流量，产生了国家控制银行信贷与民间分流资金的矛盾。民间金融机构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不规范。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4）民间金融机构会以高于银行储蓄利率水平的方式吸收民间资金进行放贷，基于这种利润的存在极大地降低社会公众对利率政策的信赖度，不利于中央银行对市场资金利率的统一管理，弱化了国家运用利率杠杆调控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5）民间借贷的介入，一些民间放贷者会在企业无法归还借贷的情况下，取得了借款企业部分资产经营使用权。这样就加重了企业负担，增加了银行贷款收回的难度。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
3.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1）风险较大，易发生恶性案件。收益越大，风险越大，当放贷者坐等高利收益时，伴随他们的也许是天大的陷阱。海林市福禄珠宝饰品有限公司以月息7%的高息为诱饵，先后吸引徐州市4400余名投资者签订借款协议，累计非法集资6.5亿。四川广元警方仅在整治“高利贷”风暴中，就打掉10个犯罪团伙，刑拘125人。受害人数众多，影响极大。（2）利率偏高，借款人不堪重负而跑路，底层集资者流离失所。民间高利贷有行规：在借款上，实借8万元，但借据要打10万元，扣掉利息2万元，利息实行驴打滚，每天为300元，每5天结算一次，到期未还追加本金，每1万元另还3000元利息。有地方的利息更高，在温州还有年息为100%的。因此，不少中小企业老板因还不起高利贷而跑路，浙江仅9个月内就有228名老板逃逸，据统计，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于是就有群体性讨薪事件，暴力讨债等行为出现。同时，因为在民间融资活动中受害严重、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的特殊家庭便有了生存的困难，流离失所。（3）“官银”的渗入，纵容了腐败。“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实际上，不仅在温州，“官银”参与高利贷现象已十分普遍。这种现象的存在扭曲了公务员在群众中的形象，纵容了官员队伍的腐败，不利于国家的政治建设。（4）手续不规范，底层借贷者难以依法维权。高利贷手续简单，多数仅是双方合意，签订借款合同，有的甚至是口头协议，大多数的底层借贷者都被高利贷主高利的假象所蒙骗，东窗事发时才大呼上当，由于借款手续不规范导致无法维权的比比皆是，当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时，其他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便产生了，这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五、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建议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意义，作为一种游离于国家金融之外非正规金融活动，多年以来受经济基础、金融体制和法律法规的制约，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它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是正规金融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客观上，民间借贷实现了资源在小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当今的民间借贷已呈畸形发展，但堵不如疏，对民间借贷应积极规范引导。
1.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建议
（1）当前我过民间借贷的立法现状及评析
从我国现行立法看，目前调整民间的法条散见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法律文件中。在适用时，因《合同法》是调整合同关系的专门法，所以其中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成为民间借贷合同主要和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案件中涉及当事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委托、借款诉讼时效等问题时，则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当《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规定时，因《合同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则优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尽管上述零散的法律条文对民间借贷有所规定，因民间借贷的自发、过于分散、不易控制性，及在现实中相关的案件的急剧增加等特点，在适用法律时会凸显各法律文件的冲突与矛盾。如，就关于民间借款利息的规定方面就有了不一致性：《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按《关于贯彻执行
（2）对民间借贷立法规制的思考
面对当前已畸形发展的民间借贷，规制和防范已变的势在必行。《民间借贷行为管理条例》亟待建立。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立法规制：
①强调借款的书面形式。针对民间借款的随意，形式不规范性，为了避免纠纷的出现，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形式要求，民间借贷合同应规范其形式：即借贷双方须签订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应包括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住址、借款数额、出借和还款时间、是否支付利息等其他合法内容，并妥善保存好证据，以便纠纷发生时有据可查。
②规范民间借贷的用途。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级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规定，因赌博吸毒借贷不予保护，即出借人明知借款人为赌博、走私、贩毒、诈骗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为非法借贷，此时出借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护。因此，民间借贷应明确借贷的用途，不仅可以维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减少因民间借贷助涨的犯罪行为。
③规正高利贷的利率。许多民间借贷纠纷都与利息有关，《合同法》“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不利于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应摒弃。对于合法的借贷利息应予以保护，但还要坚决遏制高利贷化的倾向。根据部分地区实践上的做法，民间借款的最高限不应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超过此限度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应禁止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可以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来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
④适时进行合理有效的行政干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高利贷村”的必要的行政干预权，如政府有对“爪王”进行解扣，将其交司法部门强制执行，对一些严重欺诈、违法者有对其进行行政的、刑事的司法制裁的权利。这样就可以控制类似“宝马乡”“高利贷村”的出现。
⑤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债权人怠于行使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时，便很难再实现自己的债权。在民间借款的实践中，出借人可以在时效届满以前采取让借款人写出还款计划或者催讨证明等措施来引讼时效的中断从而对诉讼时效的期间进行重新计算。
⑥规范民间借款合同中担保的相关问题。民间借款合同涉及到担保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应规范担保合同的内容，包括：明确担保的种类、担保人须具备的主体资格、担保的财产的合法性、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等内容。相关内容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司法解释来制定。关于民间借贷的保证期间，《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债权人如果没约定保证期间的，一定要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就免去保证责任，此时保证担保便失去了设立的意义。
⑦“高利贷”严重者入刑。现在民间的“高利贷”已经成了一个毒瘤，有地方惊现的100%的年息，其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贩卖的收益，一面是“爪王”的肆意挥霍与“宝马乡”香车名苑的享受，一面是企业主“跑路”和一些优质企业被“高利贷”“蚕食”的悲凉，大批出借“高利贷”的家庭财富瞬间蒸发，“高利贷”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不入刑已不足以威慑这种疯狂的行为，因此对于放贷严重者应入刑，实践中有的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高利贷”严重者，根据这个罪名的定义，只要违反国家规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个罪设立的目的是用来防止立法之初所没有预见的，将来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有专家学者反对其为“口袋罪”，在此，笔者认为应专门针对“高利贷”定罪，设立专门的罪名和构成要件。
（3）探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途径
当前民间借贷所引发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使得人民法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度增加。诉讼是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条途径，人民法院应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款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①加大审查力度，严格甄别、坚决打击“问题借贷”。法官应加大对借贷关系的审查力度，加强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真实性审查，以避免造成错判或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一是严格审查出借人的目的、借款人的目的及借款用途；二是查明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以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三是注意审查借款人的相应借款能力、资金往来情况以确定判决的可执行性；四是审查借贷中是否存在非法集资、聚众赌博、诈骗等犯罪行为。尽量发现、严厉打击“问题借贷”和虚假诉讼。
②加大对案件的调解力度。对于涉及出借人和借款人人数众多的案件、可能引发工人讨薪等的案件、出借人与借款人情绪对立严重的案件以及判决后难以执行的等案件，要先调解，重调解，努力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③及时审理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类的案件，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打击力度。民间借贷已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等经济犯罪行为，甚至引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其他暴力性犯罪，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还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人民法院对此类的案件应及时作出处理，依法从严惩处，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区分犯罪的性质，真正做到罚当其罪。
④做好沟通协调，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联动效应。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要注意加强与相关职能机构的沟通协调，对涉及高利贷、赌债、非法集资、经济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及时向公安、工商等部门通报移送；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借贷纠纷，应及时向政府通报案情，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对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风险的，应及时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及时作出应对，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发展。
2.建立民间借贷的金融机制，创造有利于金融良性发展的体制和环境
（1）央行制定相关法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中国人民银行应制定“民间借贷法规”和“管理办法”来规范其民间借贷行为。一是对借贷的限额和利率水平进行规定，并在相关的管理机构登记，由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管理、监督；二是坚决打击牟取暴利的放高利贷行为；三是赋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加强对自发形成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力度。
（2）建立民间借贷监测机制，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测和分析。定期采集民间借贷的相关数据，对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和利率变化趋势进行及时、全面的分析，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变动情况。调节信贷资金供求，防范金融风险。
（3）建立民间借贷的保险机制。将民间存贷款纳入国家担保风险的范围，可以保障储户和贷款人的权益，可以保护小储户的资金安全，防止挤兑现象，还可以为严重现金流短缺、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这有利于加强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和对濒临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从而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保护公众信心。①
3.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体系，形成有利于民间借贷规范化管理的氛围
（1）政府应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机构，将分散的民间借贷机构统一起来。通过正规的借贷方式归集社会闲散资金，再投向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如组建民间借贷社区银行。通过给予其相应的存贷款利率浮动政策。使之兼具民间资本的比较优势和正规金融的专业化特点。从体制上引导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发展。
（2）成立地方金融监管中心。主要监管对象为寄售行、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使之不能过多的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
4.对民间贷款机构进行规制，实现“地下钱庄”的阳光化
实践中，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民间借贷机构充当着“高利贷”的角色。实现对这些民间借款机构的统一、有效监管，严格贷款手续和制度，使之杜绝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建立信息报送平台，及时、真实、完整地披露相关担保的信息。加强对上述民间借贷机构的规范管理，整治非法借贷机构，扶持正规的融资性民间借贷机构，使之成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缓冲带和纽带。使“地下钱庄”迎来阳光下的一片蓝天。
5.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遏制民间贷款的“高利贷”化倾向
（1）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确保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2）清理纠正金融机构的各种不合理收费，简化贷款手续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3）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扩大投资途径，丰富投资产品，逐步扩大中小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金融工具。推动交易所和场外市场建设，改善中小企业的股权质押融资环境。积极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4）细化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适当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5）大力发展融资担保市场，建立健全再担保机制，提高融资担保的杠杆系数。政府应建立再担保基金，帮助银行分担风险，承担这一义务，并允许其有一定的坏账。（6）积极推动金融租赁业，金融租赁市场目前在我国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资本，而民间借款正是最合适的资金来源。
6.其他措施
（1）加强相关法律宣传力度，注意识别民间借款的各种陷阱。民间借款披着各种伪装招摇撞骗，应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警惕“高利贷”陷阱。例如仅非法集资犯罪形式就有以下几种：①以民间借款形式出现。多数是乡镇中小企业以经营、扩建、进行资金周转为名，向民间借款。②以投资理财公司等中介机构为掩护的形式非法向社会集资。③以投资股权、国债为诱饵的方式吸收资金。④设立虚拟公司以传销模式进行集资犯罪。因此，进行适时的宣传和教育在当前势在必行。
（2）工商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使“空壳”公司一目了然。工商部门应加强对注册企业的监管，及时向银行和社会披露、通报“空壳”公司名单，以便银行及时监控其非法交易活动。
参考文献：
[1]易宪容.解读民间信贷[J].中国中小企业，2004（12），第41页.
[2]郭田勇.民间借贷“阳光化”[J].中国中小企业，2008（9），第26-27页.
[3]吴忠辉.民间借贷的法理分析与规制建议[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
[4]杨明.从紧货币政策实施后民间借贷出现的新动向予以关注[J].甘肃金融，2008（6）.
[5]张本尧.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影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1）.第16-18页.
[6]鞠春彦.民间借贷的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研究[J].理论探讨.2006（2）.第128-130页.
[7]人民银行贵港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当前民间借贷持续升温的原因及对策[J].广西金融研究，2001，4.第9-11页.
[8]陈蓉.规范和引导中国民间借贷问题的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十三期，第50-51页.
[9]徐广，朱春玲.关于民间借贷的理性思考[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2（2）.第32-35页.
[10]吕虹.当前民间借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审理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1（12）.第76-78页.
[1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2009]45号.
[12]马欣，仁海舰，宋岩.当前民间借贷新特点及对策建议[J].济南金融，2005（3）.
关键词：民间借贷；风险；监督；引导；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F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195-02
民间借贷指个人向集体及其互相间提供的信用，一般采取利息面议、直接成交的方式，民间信贷主要发生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个人、企业及民间借贷组织之间的以货币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和本息偿付活动。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金融活动，具有自发、高效、手续便捷等特点，在金融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集中地和农村地区较为活跃，对资金供给和需求有一定的存在意义。
一、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概况
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越显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借贷用途日趋多样。据宁德惠鑫金融公司调查显示，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无论从规模和利率方面都呈现阶段性上涨，此外，一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县、市也已出现民间借贷市场泡沫化的局面，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员和借贷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笔者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发放130份调查问卷，收取117份有效问卷。统计后显示，对于资金需求。约22%的民众选择银行贷款，78%的人乐于向亲朋好友、金融公司和“草根放贷人”借入资金。为进一步了解需求构成，对这78%的人群进一步了解，结果90%为短期资金需求，并根据市、县、乡等不同区域，对资金的用途、借出资金占收入的比例和利息率做了调查，如表1所示。
据表1中所示，资金用途总体表现为商用和房屋建造（购买），对于医疗等不确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民间资金的需求，反映出民众对民间资金的需求倾向于急需、数额较大等项目，而这类需求是正规金融难以提供便利服务的。另一方面，民众对自有资金的贷出（投入民间借贷市场）约占收入的3成，利息率多为10%以上，民众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热情度较高，且急需此类收益较高的金融理财方式。
二、闽东地区民间借贷规范化的紧迫性
（一）案件频发，隐藏高风险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至2012年共受理涉及民间借贷、公司、企业的各类纠纷案件10 887件，上升60.6%，涉案金额19.9亿元人民币，上升207% 。案件的频发暴露出民间借贷市场巨大的风险，主要体现为：一是泡沫破裂后资金链的断裂。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率、高收益和不断扩大的借贷泡沫，当借贷资金几经转手后利率倍增，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一旦无法支付高额利息，将使借贷资金链断裂，引发一连串的借贷纠纷。二是存在违法融资行为，加剧民间借贷市场动荡。在纠纷案件中有近3成具有诈骗集资和骗资性质，发起人以畸高的利息为诱饵，组建民间借贷组织，骗取民众参与，集资后往往不能偿还本息。另外，由于民间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组织借出资金后难以有效监督资金用途，因此资金易被违法使用难以收回本息。
（二）利率畸高，危及经济稳定
宁德市顺鑫担保公司统计显示，2012年各月份宁德民间借贷的综合年利率约20%。而目前的实体经济正处于下行价段，多数中小企业年利润不到10%，长期运用民间借贷等同于“慢性自杀”。根据市场规律，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最终只能选择从实体经济中抽逃，转而加入民间放贷的行列。由于金融是不直接创造价值的，一旦形成这样的惯性，将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并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这样的风气正在逐渐形成。
（三）新旧债交替，引发恶性循环
民间借贷方便、快捷，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有效手段，但如果使用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问题，难以按时偿还民间借贷债务，再次从民间借贷市场借入资金，新债还旧债，通过利息的滚动，资金成本将会大大增加，给资金需求者背上沉重的包袱，且容易引发债务纠纷。同时如果民间借贷市场与银行信贷嫁接，易造成银行难以掌握民营企业资金状况的局面，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闽东民间借贷规范化路径选择
（一）规范借贷程序，减少借贷纠纷
根据问卷调查，60%的借贷参与者认为应当订立一份标准化的借贷合同，以便于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监管；47%的借贷参与者认为应当尽快让仲裁机关介入民间借贷行为，并对民间借贷办理公证；43%的借贷参与者认为民间借贷的整体流程应由指定机构进行登记和备案。因此，政府应为民间借贷流程提供契约自由与契约权益的保障，增强民间借贷市场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具体措施为：（1）订立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合同和凭证。内容涵盖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付款期限和付息等要素，减少民间借贷纠纷发生的可能性。（2）建立民间借贷行为信息登记库。凡是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均须在相关的监管机构登记和备案，并且对登记和备案的民间借贷行为应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同时间接的引导民间借贷从以往的地下金融模式转为阳光化金融模式，并接受监督管理，提高对此类“草根金融”的可控性，为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奠定基础。（3）引入民间借贷仲裁制度，为民间借贷纠纷提供仲裁和公证。由于仲裁程序较司法程序更为便利，对当前频发的民间借贷行为较为适用，应鼓励借贷双方通过仲裁进行公正，防范风险扩大化，避免纠纷的蔓延，减少民间借贷纠纷成本。
（二）政府主动介入，加强监测与管理
在民间借贷逐渐阳光化的今天，政府已不能仅作为旁观者，而应当依照相关法律，适时介入民间借贷市场，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工作，切实提出有力措施对标会加强引导和管理。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对民间借贷组织进行依法登记，按区域将标会组织者进行集中管理，约束会首，同时加大经侦部门的监察力度；另一方面，政府应适时介入民间借贷市场。长期以来，政府的融资难度相对较低，国有大型银行机构的资金占有占多数，今后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短期融资，政府可尝试向民间借贷市场“拆借”，类似做法20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闽南地区已有出现。“拆借”是银行同业之间为解决资金的短期不足，而采取的期限短、高利率、高灵活性的借贷行为，政府可仿照此做法，尝试事先与规模较大，信用度好的民间借贷组织订立合同，一旦企业遇到短期流动性不足，由政府引导，参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借入民间资金，解决资金的短期流动性问题。由于政府引导的利率具有一定权威性，并通过“拆借”行为与民间借贷组织进行嫁接，对市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一做法对于缺乏信息来源的民众，能依据这一“官方”利率，有效判断当前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和收益。
（三）引导借贷组织，使之成为金融业的有益补充
从闽东区地民间借贷开展的形式来看，民间借贷组织数量的不断增长，借贷组织之间资金的相互交叉流通，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鼓励发展合作金融，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范本，尝试在民间设立在金融监管前提下的会员合作制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引导民间借贷走向规范化、阳光化的一条道路。在闽东地区，民间借贷组织（标会）占比例最高，应规范引导民间借贷组织（标会）的运作，使其运营模式走向合理化。具体做法为：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金融知识。参与民间标会的民众对于市场利率及金融运转规律缺乏必要的了解，其参会目的均为高收益的诱惑，与收益相对应的金融风险缺乏有效的认识，有一定的盲目性。应通过报刊、杂志以及社区集中学习等方式，让民众有效的理解金融投资与风险知识，更合理的分析标会的运作，进行理性投资。二是坚决打击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行为。民间标会长期以来作为“地下融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存在一些非法融资行为，利用高额的利息欺诈性融资，形成宝塔式甚至带有非法传销性质的集资行为。经侦部门应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维护民间借贷组织的健康运作。三是尝试实行资产抵押制度，增强交易可靠性。民间借贷案件的纠纷由来已久，常有资金借入者由于经营亏损且未实施抵押担保，导致资金借出者即使胜诉也难以追回款项的事情。事实上资产抵押在多数正规金融产品的交易已十分普遍，但对于民间借贷组织，闽东标会的入会提供抵押物的现象还不甚普遍，多数是以个人诚信为基础，部分有请信用较好知名度高的人作担保，卷款逃跑的会员大多无抵押担保物，标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尝试引入贷款担保和抵押品，并通过法律，保护合法的抵押贷款行为。
（四）加快村镇银行建设，疏通民间资金流
村镇银行作为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试点机构，拥有机制灵活、依托现有银行金融机构等优势，能够有效填补民间金融的空缺，对民间借贷市场具有引导效应，其发展能有效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交易行为。自2007年以来，村镇银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民间借贷市场资金的流动提供了渠道，同时也是解决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缺位等“金融抑制”问题的创新之举。这对于促进闽东地区投资多元、种类多样、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新型区域金融体系有积极意义，进而也能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2007年，宁德市第一家村镇银行福鼎恒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12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鼓励民间资金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这给闽东地区村镇银行的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村镇银行的“鲶鱼效应”能够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打破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并且稀释民间借贷市场不断膨胀的资金量。
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是对金融市场多元化的补充。当前，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有参与者多，资金数额大且自发性、创造性和便利性的共性，但其非理性、盲目性、泡沫性、高风险性和易于扰乱正常金融竞争秩序的弱点也逐渐显现。为此，要坚持在相关法律的框架内，加强对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引导和疏通，逐步推进闽东地区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运作。
参考文献：
[1] 王惠嵩.我国民间借贷透析与制度构想[J].软科学，2010，（8）.
[2] 宁德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http：///宁德网.2013-01
[3] 陈元章.闽东机电行业[N].闽东日报，2013-05-10.
[4] 宁德市工商多举措扶持小微企业发展[EB/OL].宁德工商网.http：///web/assembly/action/browsePage.do？channelID=1194316285009&contentID=1333673770546.2012-05-03
【关键词】民间金融 法律规制 金融改革
随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逐渐平息，民间融资与金融改革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半年前这场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局部性金融动荡所带来的阵痛，无疑让人们开始反思中国金融垄断格局的利弊，并开始关注一直饱受融资问题困扰的小微企业。2012年3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了十二项金融综合改革任务，第一项即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这预示着一场规范民间融资的金融改革的到来。本文试图从民间融资的产生原因、发展现状、对民间金融进行规制与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等方面对这场改革进行法律层面的探究。
一、民间金融的产生原因
目前我国学界多数认同将民间金融定义为在国家金融体系外运行的金融活动的统称。姜旭朝在《中国民间金融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定义，“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1]这反映了早期我国学者是按照所有制对金融体制进行划分的。此后，逐渐发展出了按照金融活动是否纳入国建监管体系的界定方法。应该说，目前这种以是否纳入国家监管体系来区分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的方法是比较合理的，这与国外学者对民间金融的定义具有一致性。国外学者通常将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称为民间金融，即informal finance（非正规金融）[2]。其主要形式包括民间自由借贷、企业社会集资、天使融资市场等，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只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而且在我国是比较常见的形式。
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比较完善，正规金融占据主导地位，但民间金融仍是满足不同社会需求和促进国家发展所不可或缺的。[3]因为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可以满足农村或中小企业等难以从正规金融筹资的社会组织的需求。而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垄断几乎成为共同的问题，而垄断又进一步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低下，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在资金紧张的情势之下，他们不得不向民间金融求助，这无疑成为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如果说，在金融市场完善的发达国家，民间金融只是作为正规金融的有力补充的话，在发展中国家，民进金融则更带有一种无奈之下产生的被动色彩。发展中国家缺乏金融市场，“非市场制度”（nonmarket institutions）成为消解正规金融体制中累积的风险和缓解融资困难的重要工具。[4]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结果，在乌干达和印度，非正规金融是非正规部门的企业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津巴布韦，90%以上的非正规部门的企业得不到任何银行服务。而在我国，中金公司在2011年9月末的《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中估算，至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温州当地的民间借贷余额则为1100亿元。只是民间借贷的数据，就显示出了中国民间融资规模的巨大，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资金的巨大缺口。[5]
二、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法律规制
鉴于民间金融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之繁杂，而在我国，又以民间借贷最为突出和最具有代表性，此处笔者仅以民间借贷的情况作为讨论对象，将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活动划分为两类，即有组织的民间借贷和无组织的民间借贷。有组织的民间借贷，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外的有固定组织形式的借贷活动，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进行的借贷活动。狭义的民间借贷，即放贷机构以外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这两类借贷活动都游离于监管者的视野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风险。
一、审查是否存在证明借贷关系的书面文书
我国合同法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对民间借贷法律行为的形式要求比较松散。鉴于证据种类的特性和证明力度，在受理案件时首先应当查明，申诉案件中是否存在借条等书面文件。如果具备，应进一步针对关键要素以及文字表述方式仔细对书面文件进行形式审查，以确定书面文件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如不具备书面文件，在受理案件时应当慎重对待，既不无谓地对客观事实作彻底发掘，也不可断然否定申诉人的申诉请求。
二、审查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利息判定是否正确
不少民间借贷纠纷中，由于证据不足，部分重要事实不可避免地难以查清，但该事实对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又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严格依照关于借款合同的实体法规范、民诉法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在当事人双方正确分配举证责任，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诉讼风险。在民间借贷诉讼中，尤其要注重审查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资金是否已经支付以及借款是否已经归还等几个环节的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诉讼结果。现实诉讼中，有的案件中对存在多重借贷关系认识不清导致举证责分配错误，还有个别案件回避举证责任分配，对无法查明的关键事实不予认定、不作裁判，要求当事人有新证据之后另行。这些情况都是应当予以监督纠正的，是否存在这些情形在审查过程中都应查明。此外，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利息的偿还问题上，应当坚持合同法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关系当事人未约定借款利息的即不得主张偿还利息，人民法院不得随意判决偿还利息。但是，未约定利益也未必一定不偿还利息，在借款期限届满迟延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借款人必须偿还迟延利息。然而，必须对民间借贷约定利息与迟延偿还利息进行区分辨别，以准确适用法律。
三、审查民间借贷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
民间借贷多为个人借贷，个人处于婚姻关系之中为常态，因而，民间借贷关系又常牵涉到夫妻财产关系。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依据婚姻法规定以及婚姻登记机关证明予以判断。在申诉案件审查过程中，首先应审查是当事人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实践中曾发生由于法院对婚姻存续期间审查不清，错误判决债务人的原配偶承担离婚后借贷债务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其次，即使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还应仔细审查究竟该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在此同样存在关键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近年来，由于各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城的金融机构规模逐步萎缩，信贷权限上收，限制贷款对象，把资金转移上存，使县域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等融资难度加大，而农村信用社又重点服务三农，把有限的资金90％以上投入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产品加工、种养业，而没有更多资金支持其他行业的资金需求。因此，县城民间借贷根据市场需要发展较为迅猛，且形式多样。以泌阳县为例，2005年度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规模为1．53亿元，民间借贷近8000万元，占整个县域信用规模的52．3％。
(1)民间借贷用途繁多，涉及领域较广，但仍以获利行业占主导地位。
一是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及流通的商品购销。据统计，2005年泌阳县有近5000万元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生产及流通购销领域。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筹集资金的余额一般保持在160万元。企业的生产经营从投资启动到运转以及扩大规模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靠民间融资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用于消费。据统计，2005年泌阳县有近2000万元民间借贷资金用于消费。主要用于子女上学、建房、添置大件耐用消费品等。这类借贷一般数额较小，借款人在借款时首先考虑自己的还款能力，借款金额一般在500―2000元左右。同时，近年来，个别县级以下政府部门和一些事业性单位也因临时资金不足而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资金调剂。
(2)民间借贷利率较高，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0％－300％，有的甚至达到500％。据调查，由于现在造船行业利润很大，所需资金也很多，某造船商从民间借贷利率高达30‰。甚至吸引了个别金融系统职工从本单位贷款向造船商放贷，从中赚取利差。房地产行业民间借贷利率达15％。以上，商品流通领域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10‰左右。目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投资渠道较窄、品种单一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较高的利率对部分手中拥有一定闲散资金的群体来看，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3)民间借贷的形式多样化，主要以信用担保为主。
据调查了解，目前，县域民间借贷的形式呈多样化，有以房产做抵押的，有用存单质押的，有用交通工具或其他具有价值的物品做抵押的，但80％以上的民间借贷是信用担保方式。
(4)民间借贷的办理程序简化，随意性大。
民间借贷在具体操作中，只需借、贷双方和第三方在一起达成协议，出具一纸借条，短短几分钟就办理完毕，而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时程序繁锁，审批期限较长，并且抵押物也需要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评估，费时又费财，民间借贷期限、利率、借还都是根据不同情况随时可以灵活地进行操作。
(5)民间借贷呈季节性“旺季”。
民间借贷的规模扩张呈季节性变化，一般是粮棉油收购旺季、双节期间以及春耕备播时，为民间借贷信用规模扩张“旺季”。比如，2005年夏粮收购季节来临之际，泌阳县24个乡(镇)粮食管理所为了提前收购较便宜的新粮，累计通过民间借贷融通收购资金近1600万元。
2．民间借贷日趋活跃的原因分析
(1)“贷款难”与社会信用环境不佳。
一是目前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因贷款权限上收，多年已不发放贷款。整个县域内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发放贷款，并且町用于投放的信贷资金有限。
二是县域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中小企业及民营经济发展不稳健，加之大量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惧贷、惜贷”现象，造成企业及个体私有经济“贷款难”，不得已只有高息求助于民间借贷。
三是部分行业不属于承贷对象。
四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对私人和个体工商户贷款时手续繁杂，条件较为严格，抵押费用偏高等，这样势必给民间借贷创造了滋生发展的空间。
(2)民间借贷期限短、利率高、收益可观。
从目前利率执行情况看，存款利率较低，并且需要缴纳利息税。有50％的存款人，尤其是那些大额存款客户，认为投资银行虽保险但收益甚微，有可能使自己的钱存银行久了会贬值，民间借贷较高的利润回报吸引了部分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虽有风险但利益的驱动仍使许多人甘愿冒险。
(3)县域融资渠道狭窄，客观上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土壤。
由于县域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单一的融资渠道外，没有别的途径，民营经济要发展，企业要生存，在目前“贷款难”的现状下，只有走民间借贷这条途径来融通资金，在客观上给民间借贷提供厂滋生的土壤。
3．民间借贷无序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高额的民间借贷利率，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业的稳健发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于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同时，利息不得计入本金计算复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利滚利”，超出部分的利息和复利不受法律保护。民间借贷信用规模扩张，对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活动有着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导致农村信用社资金外流，削弱了其支农力度，同时，由于民间借贷高额利润诱导，使一些心术不正之人，把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流人民间借贷，谋取非法所得。民间借贷的尤序发展，不但影响了国家货币信贷政策效能的正常发挥，而且也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2)民间借贷容易引发纠纷、案件，给社会安定带来影响。
由于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借据不规范甚至没有借据，缺乏担保，出借方贪图高利，而借款人丧失诚信或赖账不还，再加之随意乱签名，落入他人手中后被伪造或变造成借据，借据与收条不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混淆等种种原因，致使一些出借人的债权得不到实现，由此引发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民间借贷引发的案件近两年呈上知趋势，加之一些涉案人员在逃，给社会安定带来一定的影响。
(3)民间借贷的高额利息加重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负担。
民营经济的科技含量较低，经营成本偏高，再加上较高的民间借贷融资成本，势必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困难与负担。
4．几点建议
(1)对民间借贷要“疏”“堵”结合，正确引导
一是要正确认识民间金融问题，为其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民间金融的存在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对立面来发现正规金融体制的问题和不足，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对企业及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加以引导和规范，使之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二是对民间金融中发生的扰乱金融秩序，影响社会安全的案件如非法集资、高利放贷等，司法部门应联手依法严办，
并在全社会于以曝光，以警示那些违法的民间金融行为；相关职能监督部门应对违规民间借贷行为子以查处，主动山占，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维护农村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确保社会经济金融的稳定。
(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明确民间金融的什法化，规范农村民间借贷行为。
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制汀民间金融规范化管理办法，明确其性质、活动范围、运作方式和借贷原则，做到有章可循：明确专门的管理机构，加强对民间金融活动的指导、检查与管理，规范其操作过程，使其朝着有利于活跃农村金融、繁荣农村经济的方向健康发展。
(3)努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和农民群众贷款难问题。
实践证明，金融机构改善了金融服务，增加了信贷投放，民间借贷行为就能得到有效遏制。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在贷款上应按照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对那些市场前景看好、有发展潜力的民营经济及时注入资金，对那些经营好、有实力的个体工商户应予以扶持；要简化贷款手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拓宽服务范围，增加信贷品种，努力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经营和消费中的难题。通过提供力便有效的金融服务，不断扩大农村信贷市场来抑制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的盲目扩张。人民银行要继续加大现金管理力度，认真执行大额现金支取审批备案制度，减少现金体外循环，遏制民间借贷的现金交易，使其趋利避害，尽快走上规范化、健康化发展轨道。
(4)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为维护金融稳定创造有利条件。
信用的培育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各方面。金融机构作为经营信用的单位，应首当其冲进行信用建设。建立和培养社会信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法规管理体系；二是要倡导道德观，把诚实守信和良好的信用观念培养成伞社会都崇尚的社会道德；三是对确有实力的个体私营企业，在经营急需资金的情况下，按照现行法规制度给予信贷支持；四是运用经济和金融于段，制定一整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社会信用度的提高。
5．政府应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直接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