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5 16:20:5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十分重要。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来实现自己。比如，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在生产中就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占有劳动产品。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形成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所以，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从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调整，适合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说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论述，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商品二因素理论。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社会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社会、为他人的；商品使用价值一定是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个历史范畴，价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比较关系。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他关心的是商品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生产者之所以也关心商品使用价值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叫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抽象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所特有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并论证的，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商品价值量理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叫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形成的比列关系不同对商品生产者影响不同，只有当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才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所以在现实生产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中获得价值差额。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现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价值规律理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格除了受商品价值决定之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反之，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降到价值以下。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价值规律自发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当然，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克服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调节的这种消极作用，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缺少不了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现代经济的调节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结合。的货币理论。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是和商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通过对货币产生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即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产生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商品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将商品换成货币。商品到货币的转化，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完不成，摔坏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销售对于商品生产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认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2。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商品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和条件；商品二因素及其关系；劳动二重性及其关系；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关系；商品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表现形式和作用。
难点：价值的本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劳动二重性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式的发展及货币的起源；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3.讲授时间：8学时
第一节商品
一、研究资本主义关系为什么从分析商品开始
这是因为：
1.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
2.商品中的矛盾隐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胚芽
3.建立中商品分析上的劳动价值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4.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抽象的经济范畴
二、商品和商品经济
（一）商品
1.什么是商品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2.判断一个物是否商品的两个标准
第一、必须是劳动产品
第二、必须用于交换
3.商品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条件
第一、社会分工的存在
第二、劳动产品属于经济利益不同的生产者
（二）商品经济
1。什么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统称。
2。商品经济的类型
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3。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时叫市场经济。
三、商品二因素
（一）使用价值
1.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方面需要的属性。
2.对于使用价值应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3.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4.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5.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6.交换价值的概念
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二）价值
1.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又叫价值实体
2.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3.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本质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三）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独立统一体
1.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统一的，二者缺一不可
2.使用价值与价值又是对立的，二者互相排斥
四、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1.具体劳动又叫有用劳动，是在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劳动的具体形式是由劳动对象、生产工具、操作方法生产目的等决定的。具体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久性条件，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
2.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的特定性质和具体形式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商品经济
特有的范畴。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反映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生产关系。
3.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不是两种不同的劳动，二者既不分先后，也不分主次，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
4.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五、商品的价值量
（一）商品价值量是指商品价值的大小或多少。它的测量尺度是劳动时间。
（二）商品价值量不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1.什么是个别劳动时间
个别劳动时间是各个商品生产者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不同而生产商品所实际耗费的时间。
2.商品价值量为什么不能由个别劳动时间来决定
如果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就会造成谁的主客观条件最差谁的商品的价值量就最大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同一商品没有统一的价值量，不能进行商品交换。
3.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4.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商品生产者的重大意义
（三）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必须区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1.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概念
简单劳动是不需经过特殊培养、正常人都能从事的劳动；复杂劳动是必须经过特殊培养，具有一定技能和专长的劳动者的劳动。
2.商品价值量最终由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
3.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简单劳动创造价值小，复杂劳动创造价值大。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若干倍或自乘。
（四）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
1.什么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效率或能力。它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单位时间中的产品量；一是单位产品中的劳动量。
2.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科技的发展水平及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形式；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的优劣等。
3.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看，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的商品量就越多，从而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大。所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
此外，如果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只有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那么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则不变。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同时，不管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商品价值总量则不发生变化。
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含义
私人劳动是指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什么个人决定，产品自己支配；社会劳动是指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每个商品生产者互相提品，彼此互为条件，互相依存。
（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的原因和表现
原因：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要求劳动产品在数量和品种上完全符合社会的需要；而劳动的私人性质却使生产的商品往往不能与社会需要直接相一致。
表现：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或不能完全卖出去，从而私人劳动不能或不能完全转化为社会劳动。
（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为什么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这是因为：
第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内在各种矛盾的根源
第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第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学习私人劳动和社会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商品和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们交换商品，事实是相互比较和交换劳动；价值不仅反映同一生产部门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也反映不同生产部门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一、价值形式的发展及货币的产生
（一）价值形式的概念
价值形式就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
（二）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
1.简单的、偶然的或个别的价值形式。
（1）简单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在萌芽状态的商品交换中，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表现在和它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1只绵羊＝2把石斧
（2）简单价值形式的两极及其关系
第一，在简单价值形式中，互相交换的两种商品处于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
绵羊是被表现价值的商品，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地位；石斧是表现价值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的地位。
第二，处于价值形式两极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存在着互相依存和对立对关系
一方面二者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离开一方另一方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二者又彼此对立和相互排斥，同一商品不能同时处于价值形式的两极。
（3）相对价值形式的性质或内容
第一，表明价值形式两极的商品都具有共同的质，都凝结了抽象劳动这种共同的价值内容。（因为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的价值通过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相交换得到表现）
第二，表明按一定比例相交换的两种不同的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相同的。（因为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的相对价值量通过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来表现）
举例：在1只绵羊＝2把石斧中：
若斧的价值不变，羊的价值提高1倍，即1只绵羊＝4把石斧
若羊的价值不变，斧的价值提高1倍，即1只绵羊＝1把石斧
若二者的价值都变，且方向和比例相同，即1只绵羊＝2把石斧
若二者的价值都变，但比例相同而方向相反，即1只绵羊＝8把石斧
（4）等价形式的特点
第一，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
第二，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
第三，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5）简单价值形式实质上是商品内在矛盾的简单外在表现形式
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是作为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私人劳动而存在的
处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是作为价值、抽象劳动、社会劳动而存在的
（6）简单价值形式的缺点
对商品价值质和量的表现都是不完全、不充分的，看不出价值在所有商品体上的一致性看不出一种商品的价值在量上能否与所有商品相比较。
2.扩大价值形式
（1）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就是一种商品的价值不是简单的表现在一种商品上，而是表现在其它一系列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见课本）
（2）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优点
第一次把商品价值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第一次真正表明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3）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都是不完全的，系列都是不相同的，没有众所公认的一般等价物，从而造成商品交换的困难。
3.一般价值形式
（1）一般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一般价值形式就是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统一地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某一种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见课本）
（2）一般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的本质区别：
第一，商品价值的表现是简单的
第二，商品价值的表现是统一的
第三，出现了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是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并能与其它一切商品直接交换、表现其它一切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
（3）一般价值形式局限性
一般等价物在时间上不固定，在地区间不统一，不利于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
4.货币形式
（1）货币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货币形式是指一切商品的价值固定地用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贵金属来表现的价值形式。其等式式：（见课本）
（2）货币形式与一般价值形式的区别
一般等价物固定在一种特殊商品上，最后固定在贵金属黄金或白银上。
（3）金银等贵金属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它们也是商品，具有价值；其次是因为它们的自然属性最适合充当货币材料。（三）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1.货币的产生
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后结果。
2.货币的本质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的经济关系
3.货币产生后，商品内在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
如何理解马克思指出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
（一）价值尺度
1.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就是以货币为尺度来衡量其它一切商品价值的大小。
2.货币之所以能够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是因为货币也是商品，也具有价值。
3.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是观念的或想象货币，不是现实的货币
4.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结果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价格
（1）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2）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与货币价值成反比
（3）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5.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要求具有价格标准
（1）什么是价格标准
价格标准是包含一定重量贵金属的货币单位及其等分。
（2）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区别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衡量其它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而作为价格标准是衡量货币本身大小的。
（二）流通手段
1.流通手段就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叫商品流通。
2.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须是现实的货币，不能是观念的或现象的货币。
3.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关系
4.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具体形式
金银条块、铸币、纸币
纸币是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或货币符号，只能代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5.影响一定时期内社会所需货币量的因素
待售商品量、商品的价格水平、货币流通速度
6.货币流通规律：一定时内社会所需货币量与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表示即：
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商品价格水平×待售商品数量
货币流通速度
7.纸币流通规律：纸币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度。或者说，只限于由货币流通规律所决定的金属货币需要量。
8.通货膨胀的概念
由于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叫做通货膨胀。
9.流通手段职能造成买卖脱节、产生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三）贮藏手段
1.贮藏手段的含义。
2.执行储藏手段的货币必须是现实的货币或金银制品
3.贮藏手段的作用：能够自发地调节货币流通量，起货币“储水池”的作用。
（四）支付手段
1.支付手段是用货币清偿债务、交纳赋税或欠款的职能。
2支付手段经使济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进一步加深
3.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会引起货币流通规律的变化
（五）世界货币
1.世界货币是指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市场上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2.世界货币的作用是平衡国际贸易差额：购买别国商品；作为社会一般财富的代表支付赔款等。
3.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必须是足值的金属货币
第三节价值规律
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以价值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
二、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一）价格作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不仅以价值为基础，还受供求关系影响
（二）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三）价格偏离价值不是对价值规律的破坏与否定，而是价值规律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
三、价值规律在以所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1、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2、刺激商品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
(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二）商品经济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产者交换的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做出的武断抽象，它表明了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共性，从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换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质。只要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量上是相等的，这些商品在抽象意义就是相同的，这是它们得以按一定比例交换的基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耗费的量不由每个具体劳动量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就是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现实中没有人先去计算必要生理耗费再去交换，价值规律是以供求和竞争规律的形式在市场上现实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各个私人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3）显然，价值规律的作用制约着商品的交换比率、每种商品的产量、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配置。
当“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4）时，商品生产就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大体上每个生产者拥有自己的数量不多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商品了，生产资料属于一些人，出卖劳动力来干活的是另一些人。资本主义仍符合商品概念的一般规律性，但特征性的东西已开始出现，一般规律在具象时有了修正的必要。
新增的价值已不象以前那样全部归生产者所有，而是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死劳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归活劳动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劳动力价值。两者量的划分的斗争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但只要这种斗争主要是靠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自由的市场契约来调节的，这种斗争就还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能概括的经验材料。
又由于生产资料不仅总规模扩大了，而且各行业所用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也不象以前那样大体相差无几了，各行业利润率均等性的假设和剩余价值率均等性的假设还基本符合对经验材料不完全归纳的判断，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任何做均等假设的基础了。这时，跨行业的商品价格等于价值（剔除掉供求不平衡因素）和利润均等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就不正确了。必须修正为：所有行业的利润总额和总价格，还是等于以前的剩余价值总额和价值总额。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规律。以上就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的规定性。它对政治制度结构的基本要求就是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
（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马克思用抽象思维方法得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想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内的作用要素而不是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围以外的、价值规律管不着的作用要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被替代的必然性。在这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判断、价值追求被明显地摆列一个次要的位置，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求助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追求历来被马克思视为庸俗的和空想的。马克思愿意看到是资本家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5）。即使对马克思这样的抽象思维大师，我们也要试图鉴定他的抽象思维过程。
我们可从（S，是剩条价值率，s是剩余价值，v是可变资本，q是资本有机构成，c是不变资本，p是利润率）推导出p以q和S，表示的函数式：要想使P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必须是二种情况之一：（1）S，下降同时q不下降或者S，下降的程度高于q下降的程度；(2)q上升S，不上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
马克思显然排除了S，下降的情况。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马克思得出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就必须先做两个假设之一，即q上升S，不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马克思认为q上升比较符合经验材料（情况可能不是如此简单，后面会论及），两个假设就变为S，不上升或者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就是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隐含着这两个假设条件的。这个规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两个暗含的假设与现实经验材料对照的结果。在《资本论》整个第十三章对这个规律的描述中，都没有有意识地将假设与经验材料相对照的部分。在随后的第十四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中将S，的提高作为了一个起相反作用的修正因素。这样，实际上马克思的假设又变成S，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
只要能证明这个假设比较符合现实的长期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真的是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消亡就指日可待，这个论证过程是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过程必须要求的。
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没有直接地全面地接着说明这个假设，从而完成论证，而是换个角度换个假设前提，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在这里——大多数有益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如此——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包含着这个结果：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时，剩余价值量将会减少”，“从而使利润率减少。”（6）。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出，“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同时也使他的新假设“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中的一定量变得不“一定”了，变小了。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不变资本的贬值和有机构成的下降。这个新开辟的论证同样无法说明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有人会说：不变资本贬值马克思已作为修正因素之一，在具象过程中说明了，这是抽象思维方法的惯例。但是具象不是再一次分别把各修正因素与本质因素的关系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的任务，它必须在可叠加的假设条件下，综合说明本质因素和6个相反因素共同作用时的总结果。即使不精确，也必须判断各个力的强弱和方向，从而判断合力的方向，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所下的结论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些含糊地“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视为是一种倾向的下降”（7）。”
我并不是据此断言说资本主义没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我只是断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到目前为止并没能证明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范畴本身所必然带来和资本主义范畴可以概括的所谓客观规律。利润率的变化有多种可能性，有些是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有些是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强调这种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还会论及利润率变化的极端复杂性。
（四）垄断和帝国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不断积聚和集中，各个生产行业的企业数目大大减少。这些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企业，规模大都十分庞大，接下来的竞争更可能带来的将是两败俱伤，而不是某一方的完全胜利。这时在大资本家头脑中占上风的已不是资本主义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更不是商品生产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而是过去封建领主们惯用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封建契约，这是完全不同于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契约的一种超经济的契约。这种封建契约有企业同盟、卡特尔、托拉斯、完全合并等多种形式。从此现实社会已不再象此前近100年那样接近于较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主要成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在大约几十年的时间内全面触及了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劳动力市场。划分新增价值的另一方——劳动力出卖者靠自由市场原则调节自己利益的机会被大大削弱了，他们面对的是联合起来的蔑视市场的资本所有者，他们现在的地位用工奴来描述毫不为过。
我们再次强调，严格的抽象思维方法一定能判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混合的结果，决不能把一切现象材料都装进资本主义范畴内。不能把垄断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抽象思维的意义上找不出垄断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说明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能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垄断产生之前完成他的经济著作的，因此在《资本论》中没有这方面的分析。列宁等人用新的经验材料来发展和修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时，最大错误就是没有仔细审查新材料是否具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没有共性就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修正和具象，而是一种杂乱的堆砌。并且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混乱为我们将要进行的混合社会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同样，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混合的现实社会的一个阶段。
二、关于利润率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认为利润率p=S，(1-q)绝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其变动的极端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抽象思维模式下p作为因变量在S，和q的作用下有多种变动的理论可能性；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具象思维模式下p、S，q还是互相影响和互动的。作用于p、S，q的有些是资本主义要素，有些则是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
（一）在p不反作用于S，和q以及S，和q不相互作用的假设条件下，P在理论上上有11种变动的可能性。
（1）S，上升且q下降时，p上升；(2)S，上升且q不变时，P上升；(3)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快于q的上升时，p上升；(4)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慢于q的上升时，p下降；(5)S，不变且q下降时，p上升；(6)S，不变且q不变，p不变；(7)S，不变且q上升时，p下降；(8)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快于q的下降时，p下降；(9)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慢于q的下降时，p上升；(10)S，下降且q不变时，p下降，（11）S，下降且q上升时，p下降。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只是其中（4）的情况。前面已提到，关于这个规律的唯一性的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其坚守一个不能证明的简单化了的所谓规律，不如承认利润率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丰富的实证的研究，历史地描绘出利润率变化的实际状况。
上面11种情况的每个假设条件，在没有经过仔细的对照之前，都不能冒然断定它与实际不符。例如，马克思认为q的上升一般来讲比较符合经验材料，而实际上q的变化也非常复杂。当我们从微观角度考察时，技术进步往往直观地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从宏观的和较长期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如此：第一部类长期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一定实物量的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也包括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数学上很容易证明，当C下降时，也是下降的；弥补存量损失后的利润部分下降幅度更大，从而利润率也是下降的；在新增价值的划分上，也是下降的。紧接着的应该是第二部类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消费品的贬值，全社会在维持绝对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v降低了。明显上升，新增价值的划分中也上升；也上升。
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技术进步会由于微观单位的竞争推动而成为影响两个部类生产的长期的和主要的因素，全社会的q,S，p更倾向于随着两个部类技术革命的更迭而呈现一种上下波动的变动状态。而绝不是单纯的上升或下降。
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但不一定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的价值。这是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的重要区分。马克思也提到过的不变资本贬值绝不能摆在一个次要的修正因素的地位，它是和劳动力贬值同样重要的并且交替出现的因素。
（二）在现实中的p绝不仅仅是S，和q的被动的因变量，它的水平和变化反过来直接影响S，和q的水平，S，和q也是在时刻相互影响和制约着对方的水平。例如用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来提高S，往往就伴随着q的提高，但它们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此外，现实社会的q,S，p还会受到种种市场契约天法调节的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影响。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肯定得不出某种P的单一趋势的规律。因此面对多变量共变的情况时，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的确无能为力，求助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三）到目前为止，关于资本主义自动走向灭亡有两大核心理论。一个是前面已分析过的在资本有机构的提高快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关于这个规律的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个是假设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样就必然带来消费不足这种资本主义市场无法自我调节的生产比例失调问题。按比例生产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有规律，如果资本主义最终带来的是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无可争议。
我们仍用马克思的方法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ц部类。我们先把剩余价值分为四个部分（8）；第一，适量的消费支出，数目刚够把资本家的消费维持在前一期的水平，记作SC；第二，资本家消费的增长额，记作SC；第三，资本家用来扩大可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v；第四，资本家用来购买追加的不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c.为了保持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就必须使所有代表对不变资本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生产价格）等于不变资本的总产量的价值（生产价格），并使所有代表对消费品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等于消费品的总产量的价值。用等式可表示如下（字母右下角的数字1和2表示生产部类）：c1+sac1+c2+sac2=c1+v1+sc1+sc1+sav1+sac1
v1+sc1+sc1+sav1+v2+sc2+sc2+sav2=c2+v2+sc2+sc2+sav2+sac2
化简后得：C2＋Sac2＝V1＋Sc1＋Sc1＋Sav1其中方框内所含项目就是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以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为例，C2＝V1＋Sc1，如果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就意味着等式中V1在不断缩小，理论上不能由此就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等式C2＝V1＋Sc1不再成立了，简单再生产的比例已被破坏了。因为显然还有理论上的替代办法；Sc1不断加大，并且Cz在实物结构上适合加大了的Sc1的情况。即劳动力出卖者减少的消费由资本家增大的消费替代了，这时等式仍旧成立，简单再生产仍是按比例的。按比例生产规律本身不能证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会是一个按比例生产的破坏因素。
按比例生产是超商品经济的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性，是更抽象更一般的规则。它对现实生产的要求只是有前后一贯的、系统的生产比例，并且再无其它要求。至于现实中按比例生产的多样性则是由这个抽象规律以外的作用要素形成的。重视这种区别是严密的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
马克思曾嘲笑这种把资本家变成一个只关心使用价值的善良市民的假定是把资本主义最实质的东西—笔钩销了。但是最先一笔勾销资本主义的是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且不再受资本主义调节的假定，是前一个荒谬产生了后一个荒谬，当你假设剩余价值率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持续提高时，你就已经假设剩余价值率由市场法则调节而上下波动的资本主义已不起作用了，你就已经假设资本家不是资本家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证明“有效需求不足不能直接导致对按比例生产规律的破坏的演绎推理是无懈可击的。杜冈那个著名的一个工人操作全部机器的假说无非也是想说明同样的问题，但不幸他始终没能说透。就纯粹的资本主义作用要素而言（抽象的、理论上的），V和S的划分是由市场契约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也是劳动力出卖者的资本主义，就不考虑外来因素的纯模型而言，按比例是可以由市场调节来完成的。
但是越来越频繁的V或S一方借助资本主义以外的作用力量来参与新增价值的划分的作法，使得比例问题也不可能单有市场调节来完成了。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介入使单纯的资本主义市场契约原则失灵了。但如果这时出现了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的罪恶，承担责任的不应是纯资本主义概念所概括的东西。而是那些资本主义以外的混合要素。在资本主义模型下，生产的按比例是要不断经过市场调节才能达成的，特别是V和S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当V过多S过少时就会出现产品不足，市场通过价格变化能把它们的比例调整过来；当V过少，S过多时，就会出现消费不足，产品过剩，市场同样能把它们调整过来。但如果有一些超经济因素引起V或S的过多或过少时，市场就成了多个作用力中的一个，V和S的最终比例是取决于多个力的合力，而不仅仅是价值规律的力量。但不能由此说价值规律（生产价格规律）就过时了，它仍是重要力量之一。
（四）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理论抽象模型，它不等于现实社会。如果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比较接近资本主义模型，那只表明现实社会患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偏执病。人类社会正常的和长期的情况就是各种抽象模型的混合社会。
现实社会不等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危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在理论上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如果在概念上搞不清这种区别，接下来的错误和混乱就不言白明了。
资本主义危机就是因为利润率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或工资水平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所引起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危机应当如鲁道夫·希法亭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比例的失调。只要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等指标的影响因素还是市场契约原则可以调节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以调节归位的。如果支配这些指标的还有某些超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原则，我们的思维要下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现实的危机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单纯调节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就无法单独完成调节这个现实危机的任务，起作用的应是某种混合的方法。例如，1929年危机就主要是由垄断造成的新增价值的划分长期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引起的。危机持续时间长，破坏力极大。至少有两种解决危机的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继续维持新增价值划分有利于资本家的状况，同时将产品结构调整为可将工人消费不足的部分由资本家的消费或投资来替代，接下来还必须有人口减少、超级消费形式的出现（如太空旅行等）等经济政治配套条件。人类社会否定了这种选择，而采用了解决危机的第二种途径：通过国家机器等手段改变新价值划分明显不利于工人的状况，使比例重新回归。毫无疑问，这两个办法都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能单独奏效的。
就纯粹的理论上的资本主义危机而言，“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利润率下降趋势，或离不开消费需求越来越落后于生产要求的趋势，或者两者都离不开，那么，这个制度的毛病就可望随岁月的推移而加剧，而资本主义关系变成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锢的时候，也必然同黑夜跟随白昼一样，非来不可。既然这样，周期地打断社会经济生活的危机，就的确必须看作是现存社会体系的死亡象征”（9）。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随着全面技术进步在两个部类交替出现而呈上下波动状态，资本主义至少不会因为那两个原因而灭亡，资本主义危机也不是资本主义趋于灭亡的象征。
但我们绝不是由此得出资本主义永远起主要支配作用的结论。由于单位价值所代表的物质量越来越大，资本主义自动调节的社会物质代价也越来越大，资本主义方式可能会因为这种日趋增高的社会调节成本而逐步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此外，按照需求交替理论（参见《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物质、创新、依附、平等、自由这五种基本需求，区别只是量的不同格局而已，资本主义将这五种需求都价值化了，应该承认，价值化是一种精巧的制度系统，它为五种需求都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现代人类五种需求新格局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系统或价值化制度系统，已不可能单独包容或衡量人类的五种基本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明明在改进五种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进步而经济增长率等价值指标却始终低迷和令人丧气。再不接受新的概念系统，人类社会简直就要失去方向感了！这些是资本主义在特定条件下不合理性的根源。显然这种不合理性还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单有资本家就可以把资本主义推进死胡同。并且，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具备全面消亡的条件，无视这一点，只能得到以另一种不合理或不完全全合理法则代替现在的不完全合理法则的结果。
在现实社会，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日益集中时，资本主义调节成本日益增高的不合理性可能带来两种不同的超资本主义力量在和资本主义法则对抗。这两种力量的任何一种达到某种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可能是不合理地灭亡）；这两种力量没有出现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它们和资本主义法则相互混合共同作用的混合社会状态。
这两种力量一种是封建主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大资本家为限制竞争而采用的封建领主划分势力范围式的超经济契约；另一种是社会产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通过工会或国家机器而实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法则的平等性的分配。
资本主义与这两种主义的关系并非截然不可过渡。如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集中到一定临界点时，资本家很容易放弃资本主义法则而选择封建主义法则；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10）。如果接着演绎下来，当一个国家的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稍多一点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时，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中也就会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要素，资本主义显然向社会主义原则过度了一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本没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当历史按时序发展到一定条件需要将某种社会关系制度化和稳定化时，才有了这些主义的区分。
另外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单向的，一些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可强可弱，可接近于零，但这不意味着在以后的历史时期这种主义就永远不再发挥作用了。起根本作用的规律是我在《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描述的需求替论。
混合社会必须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混合，才会有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包括所有制（产权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
（五）所有制、国家制度
我们把人类现实社会按一定标准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或它们的各种混合形式，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冠以某种主义的追求和实现追求的条件使该主义对社会的作用力日益显现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内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是指这种内在要求或内在力量只有以所有制、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形式予以制度化以后，才能完整地、系统地和稳定地表现出这种主义的全部内容和发挥出全部的作用。第一个层面是第二个层面形成、稳定和变化的基础或内生力量；第二个层面决定第一个层面能否充分地现实地发挥作用，从而甚至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某一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资本主义最基础的制度是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11）。在使私人产权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不让未获授权的个人使用它，并且运用资产的全部获益和成本都应归属于资产的所有者。只要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都可能需要用某种超经济的政治办法来决定资产的运用和获益。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正常运转还需要另一些外在制度为条件，这些制度允许并保证自由缔约和确定明晰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外在制度就是法律和国家强制。它们“都立足于公共的强制执行组织（法院、警察、检察员、监狱）。统治者和议会曾普遍使自己成为可信赖的第三方，来保证契约的履行。因此外在执行机制往往增强着缔约伙伴的信心”（12）。但这些外在执行机制在保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也在侵蚀着资本主义所有制，以至现实的产权制度往往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排它性的对财产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外分的权利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国家的限制。绝对排他性资本主义所有制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某种混合的所有制。只不过在一定阶段，顶多这个混合的所有制比较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已。
作为强制手段的国家的概念有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表述：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第二种认为国家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机关，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其实，至少当资本主义成为主要社会力量时，国家的统治工具的作用和利益调节器的作用是一种抽象思维方法下的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前者是国家概念的实质、本质，后者则是这个本质经过某种修正后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抽象本质几乎没有修正地就表现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调节器的作用顶多只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阶级与阶级之间界线分明，并且难以逾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要加入多种修正因素，以致于抽象中的直接阶级对立，在具体表现形式中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除非加以抽象化。这些修正是：a、阶级间的共性因素较早期多，例如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b、阶级之间的转化较早期容易，阶级概念的承载人极不稳定，例如管理职业化和经济的科技化都是低层阶级升入高层阶级的渠道。再如股票市场又使普通人可以成为股东等等。因此国家概念在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各种利益的一种公正的调节器。但是透过具体形式，还是能发现（用抽象力）国家归根到底是对具有资本家素质的人群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它是追求和信奉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人群的选择结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
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制度，一方面是各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向新的混合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它总是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排它性产权关系的必不可少的保护机器；它同时也是削弱排他性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并使社会迈入混合状态的超经济的双刃剑。
三、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
“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着近似的情况。”（13）。
有两个原因导致马克思没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混合状态的规律性给予充分研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理论上的资本主义模型与现实社会，引者注）也就越大。”（14）。虽然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消除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且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现实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前的封建社会的一个混合社会，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已是发展的趋势，它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已接近于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专注于资本主义理论模型的研究，实际上就近似地等于对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经济的研究。二是在方法论上单一的抽象思维方法实在无法胜任对几个完全不同质的概念混合和交织在一起的规律性研究。它除了能说明现实经济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的混合经济以外，无法进一步得出有意义的通例性的结论。
资本主义到了成熟期以后，现实经济的新的混杂不清的情况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和现实经济的近似程度又开始出现由大变小的情况。在资本家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倾向，在无产者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社会主义的倾向。如果要求马克思的理论应对将要出现的新的混合状态做出解释和预测，那是对理论家的苛求。马克思的后人作了各种企图以单一抽象思维方法描述新现象的尝试，这种方法论就决定了他们都讨厌混合状态，于是出现了信奉资本主义的阵营，也出现了信奉社会主义的阵营，他们最初都试图通过现实的消灭对方来恢复社会的单一状态，但这个结果未能如愿出现。到了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阵营分别从内部开始了政治家们的对峙的松动，两个单一社会都先后出现了混合的状态。但探讨混合规律的系统理论仍旧没有出现。马克思和他以前及以后的理论家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对封建主义模型、资本主义模型、社会主义模型等的理论构建是人类思维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以这些抽象思维的结晶为出发点，采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进一步探讨混合状态的规律。因为混合状态是和现实社会近似程度最高的情况。
一个相对稳定的混合状态不仅是经济的制度化的混合，也是政治、文化的混合，我们更愿用混合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范围广泛的混合。如果要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粗略的阶段划分，我倾向于认为：a、14世纪中期——16世纪中期，贸易和小商品生产繁荣，这个时期是以封建主义制度体系为主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的混合社会。b、16世纪中期——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均力敌，矛盾比较尖锐。c、18世纪中期——19世纪7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逐渐占上风的混合社会。特别是到了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使现实社会几乎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模型。d、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科技主义开始形成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大资本的形成，大资本家最先摒弃资本主义规则而采用了封建领主式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垄断方法，单纯的资本主义规则已无法保护小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利益。无产者也开始借助社会主义的平等规则而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自由契约规则加入社会选择过程。这一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等的混合社会。资本主义和大封建主义的力量占伏势。e、20世纪30年代至今，垄断的封建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拗疲且宰时局饕逦饕α康淖时局饕濉⑸缁嶂饕濉⒖萍贾饕宓鹊幕旌仙缁帷?/P>
当回头看我们走过的历史时，我们的思路比较清晰，因为时间已帮我们做了大量的抽象工作。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几百年间，我们已习惯于把当时的社会理解为一个混合社会，能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封建主义制度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但我们却不能把这种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运用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理解多种矛盾的产生和变化，在这里我们更习惯于形而上学。我们不能容忍存在一个社会的鸭嘴兽。但现实社会的确是鸭嘴兽，以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为基础的混合社会理论有可能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
（1）亚当期密：《国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第12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55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995页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3卷，192页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288-289页
（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5页，着重号是引者所加
（7）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4页
（8）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83页
（9）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0页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193－194页
（11）《拿破伦法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2页
（1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46页
【关键词】虚拟价值 虚拟价格 商品价值规律 虚拟价格模型
一、虚拟价值与虚拟价格
（一）虚拟价值与虚拟价格的定义
商品交换要按照商品的价值进行，但是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价格通常会与价值相背离，由此学者们提出了虚拟价值的概念。霍艳斌（2009）认为，虚拟价值是由人们主观想像的，并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一种虚构的价值。［1］程金蛟（2008）认为，虚拟价值是买方为获得交易对象而愿意给予卖方的最大付出……虚拟价值可以作为非劳动产物和无效用资源价格的基础。［2］尽管学者们对虚拟价值有不同的表述，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物品的价格可以以虚拟价值为基础。虽然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学者们可以通过虚拟价值来对无价值物品的价格做出简单解释，并解决商品价格可能与其价值相背离的矛盾。同时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也对这样的现象进行了阐释，“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3］(P123)接下来马克思举出了实际的例子，“有些东西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3］(P123)从这里可以知道，现在学者们的虚拟价值的概念是来源于‘虚幻的价格’的现实存在，那么在对虚拟价值进行定义前，有必要对虚拟价格先做阐述。
在现有文献中笔者并没有发现虚拟价格的明确定义，但有相关文献（温新德2008）提到过虚拟价格这个的概念，并且众多的学者还是注意到了现代经济中马克思所谓的‘虚幻的价格’的现实存在。王爱俭（2008）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实体产品将价格预期融入其中，表现出虚拟性的泛化。从两百年前的荷兰郁金香到时下炙手可热的中国君子兰，都体现出了虚拟性泛化的特征……一旦商品的当期价格受到未来价格的影响，其自身便产生了虚拟性。”［4］成思危（2009）指出，当股票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买卖后，由于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故其价格的确不是按照客观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照人们对其未来价格的主观预测，还要受到供求状况的影响，这就使其价格更加脱离了实际经济活动的绩效。［5］李俊青（2005）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成本和心理的函数，也就是商品定价都是揉杂着成本和心理定价的成分。［6］从这些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不仅出现于现代的金融产品中，而且也存在于实际的劳动产品中。
由于价值是凝结在商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这里将虚拟价值定义为：物品由价格所表现出的价值中与其劳动价值相背离的部分；虚拟价格是物品虚拟价值的货币表现。
（二）虚拟价值、虚拟价格与价值及价格的关系
在这里必需指出，价格与虚拟价格是同一个“价格”（货币充当价值尺度）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因为它们是不同“价值”的货币表现才被冠以了不同的名称。
对于虚拟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温新德（2007）认为“就价值表现而言，价值和虚拟价值是相同的。无论是价值还是虚拟价值，它们都会通过货币形式――价格来表示。”［7］霍艳斌（2009）认为“虚拟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具有与真正价值不同的特征。与真正的价值不同的是，虚拟价值并非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而是人们通过某种方式计算出来甚至想像出来的，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1］在这里必需指出，两位学者对虚拟价值的定义是不同的，并且虽然他们的定义与本文不相同，但是两者都强调了虚拟价值与价值在一定呈度上在表现形式上的相同性，也就是以货币为媒介，虚拟价值才可以取得价值的形式。正如张俊山（2007）所说的“不管是在生产中由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凝结形成的劳动价值还是由资本市场上的虚假价值，只要转化为货币，就被社会承认为真正财富的绝对体现。因此，货币成为虚假价值向真正价值转变的桥梁和中介。”［8］同时鲁品越（2009）也指出“虚拟价值兑现为当下的真金实银，虚拟价值的波动所产生的价值差额便会在这个过程中生成投机收益，这就是虚拟经济以“以钱分钱”的活动，确切地说，是“以钱分钱”――利用虚拟价值的波动来分割已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活动。”［9］因此价值是虚拟价值存在的基础，转变成价值是虚拟价值的最终目的。
由于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进一步定义虚拟价值为物品由价格所表现出的价值中与其劳动价值相背离的部分，虚拟价格是物品虚拟价值的货币表现，那么对商品价值规律就有了新的认识。正如张俊山（2007）所认为的“虚假价值的存在，使得我们与之接触的价值中不仅包括真正由劳动创造的价值，还有越来越多的虚假价值。虚假价值的性质和运动规律成为价值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容。”［8］价值规律可以表述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依据商品的价值来进行；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里，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商品的价格；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价格’部分是虚拟价格，这部分受供求和人们的心理预期以及其他因素影响。商品的最终市场交易价格同时包括价格和虚拟价格两个部分并且对不凝结人类劳动的物品而言，其只具有虚拟价格，其市场交易价格与其虚拟价格相等。由此可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虚拟价值的存在，人们在出卖劳务和商品与购买劳务和商品时，是按照不同的规则进行，这样的规则表现为虚拟价格的波动。因此，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上，是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3］(P127)而事实是从货币到商品的跳跃同样危险重重，他不会摔坏货币的占有者却可以让他们遭受损失。
二、阐述商品价格波动的虚拟价格模型
（一）对虚拟价格模型的阐述
如果考察商品的价值构成可以认为：商品价值＝被转移的生产资料价值+得到补偿的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因此商品价格＝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工资+利润。但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这里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部分独立表述为虚拟价格，因此商品的交易价格构成为：商品交易价格＝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工资+利润+虚拟价格，即：
这里P表示商品的市场交易价格,Pc代表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Pw代表工资，Pπ代表利润，Pv代表虚拟价格。并且Pc、Pw、Pπ共同构成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价格部分，并且这一部分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生产过程，如果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并表示为P0，则有：
P=P0+Pv
假设商品市场总能处于供求均衡状态或可以在某种呈度上达到这种状态，则可以有出如下结论：
由于在任一时点，商品的供给量是既定的，那么可以认为在短期内虚拟价格波动由商品的需求变动引起，因此可以将Pv表示成商品供给S(S为定值)与商品需求d的函数：
Pv=f(d,)
由于在长期内商品的供给量可以改变，而假设商品的需求量是已知的，那么虚拟价格波动则由供给变动引起，因此我们可以将Pv表示成商品供给S与商品需求d（d为定值）的函数：
PV=f(,S)
如图1所示，横坐标表示商品的需求，纵坐标表示商品的虚拟价格，在这里考察需求与虚拟价格关系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在图1中，S0与d0表示商品市场处于稳定均衡状态时的商品供给量和需求量，此时d＝d0=S0并且Pv=0，即只有当需求量与即定供给量（S0）相等时，商品的虚拟价格才为0。，在图1中如果需求增加，市场成交量并不会变大（因为供给不变为S0），只是更多的需求追逐供给相对不足的商品，此时商品的虚拟价格上涨并大于零（减少需求）；如果商品的需求减少，那么也不表示商品会卖不出去，只表示相对于需求而言既定的供给量（S0）过多，此时商品的虚拟价格下降并小于零（增加需求），最后供给还是等于需求。
如图2所示，横坐标表示商品的供给，纵坐标表示商品的虚拟价格，并且商品的供给与商品虚拟价格的关系分成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形，在短期内商品的供给不能改变，因此短期供给与虚拟价格的关系线呈现为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它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虚拟价格可以在继定产量水平(S=S0=d0)上任意波动，当然这种波动的产生来自于供给以外的因素。而在长期内，随着商品供给的变动，商品的虚拟价格也变动。具体形式是，在商品的稳定需求水平为d0的情况下，商品的供给减少（Sd0)，商品的虚拟价格下降且小于零（增加需求）。
图2 供给与虚拟价格的关系
图3考察了商品市场供求均衡时的情况，由于商品供给在短期内不能改变，因此供给曲线S0垂直于横轴，由于随着商品需求增加，商品虚拟价格上涨，因此需求曲线d0向右下方倾斜。如图3所示商品的即定供给曲线S0与即定的需求曲线d0相交于E1，均衡价格是P0，均衡数量为Q0，此时商品的交易价格完全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价值决定，商品的虚拟价格为0。因此正常利润线代表的商品价格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价值决定的该商品的价格水平，并且如果均衡价格位于正常利润线以上，表示商品的交易价格中包含着正的虚拟价格，如果均衡价格位于正常利润线之下，则表示商品的交易价格中包含着负的虚拟价格。因此可以说，在短期内，商品市场上的供求变动会引起均衡价格变动，但是只有位于正利润线上的均衡点才是稳定的均衡点，而正常利润线的位置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 图3 商品供求均衡
别的人类劳动决定，它受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影响，因此市场供求均衡状态下的供给价格有其内在的决定机制，也就是决定于商品的生产过程，而并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行为产生的结果。实际市场交易中出现的商品价格波动，只是虚拟价格的变动，虚拟价格的实现基础是商品中包含着的剩余价值，市场交易中的博弈行为仅仅在于剩余价值占有权利的转移，仅仅在于商品中有多少剩余价值被现实，或者商品占有者获得了多少额外的剩余价值。在图3中列出的成本价格线代表的价格水平为Pc+Pw（成本），商品的市场交易价格通常位于这条线以上，也只有位于这条线以上才表示商品的出售者从中得到了利润，位于成本价格线以下的商品市场均衡是不可以长期存在的。另外在本文强调的是，需求的客观存在是产生虚拟价格的前提，即使是不含价值的现代金融产品，其定价的规则也不过是在保持利润的前提下创造出需求。
（二）需求变动引起虚拟价格波动对商品市场均衡状态的影响
如图4所示，该商品的即定供给曲线S0和即定的需求曲线d0相交于E1，均衡价格是P0，均衡数量为Q0。现在由于需求增加使得需求曲求向右移动，由d0
移动到d1，新的均衡点为E2，此时的均衡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不变。由于E2位于正常利润线以上，因此商品交易价格中包含着正的虚拟价格，其量为P1－P0，
图4需求增加对均衡的影响
此时的均衡偏离了稳定均衡。在竞争条件下，由于生产该种商品获得了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会吸引从事其他生产的资本进入生产该商品的行业，在长期内，在同等价格下该商品的供给会增加，这在图4中表现为S0曲线右移至S1曲线的位置，新形成的均衡点为E3，均衡价格回复到P0水平，均衡数量变为Q1。此时由于均衡点位于正常利润线上，因此此时的均衡是稳定均衡，需求增加的最终结果是使供给数量增加而商品的供给价格保持不变。同样如果商品的需求减少，则情况与上述刚好相反，最终结果是导致商品供给数量的减少而商品的供给价格保持不变。
（三）供给变动引起虚拟价格波动对商品市场均衡状态的影响
如图5所示，该商品的即定供给曲线S0与即定的需求曲线d0相交于E1，均衡价格是P0，均衡数量为Q0。现在供给增加使供给曲线由S0移动到S1，此时新的供求均衡点为E2，所对应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分别为P1和Q1。由于均衡价格位于正常利润线以下，因此商品交易价格中包含负的虚拟价格，其大小为P1－P0。在这样的均衡状态下，厂商获得的利润低于正常的利润水平，在长期会有部分资本退出这一商品的生产，使得商品的供给减少，也就是供给曲线由S1回移到S0的位置，均衡点回复到E1的位置，均衡价格重新回到正常价格线所在的价格水平上，并且均衡数量回复到Q0。因此，供给增加在短期内会引起商品供给数量增加并使商品的市场交易价格下降，但是在长期均衡会回复到供给增加前的水平。同样如果商品的供给减少，短期内会造成商品的供给数量减少，市场交易价格上升，但是在长期内，均衡点将回复到供给变化前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需求不变则供给变动不产生长期效应。
三、讨论
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商品经济做了透彻而深刻的分析，这些理论层面的分析对于认识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实际应用而言，需要有具体的数理模型去解决现实问题，尽管有学者在这些方面做过尝试和努力，但是取得的成果对于实际应用而言还有较多的不适之处。在本文的分析中，市场供求关系会导致供求均衡状态波动，并且由于有各种不稳定因素存在，这样的波动会一直持续，但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着波动之后的回归趋势。由于笔者知识和见解的局限性，本文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只能到此为止，但是最终要如何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构造商品经济运行的微观和宏观上的数理模型，需要睿智的学者们更多的努力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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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验经济；产业化特征；产业发展规律
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极大地改变了全球产业发展的形态。在新世纪里，以体验经济为特征的产业形态突破了以往的发展规律，体现出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生命力。为了改变我国在现有世界产业结构形态下，追随国外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步伐的被动局面，必须结合体验经济内在发展机理的研究，对我国体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
首先有必要对于体验经济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体验经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提出了"服务业最终会超过制造业，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的观点。他同时预言: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的下一步是走向体验经济。
美国学者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对于体验经济有了详细而全面地阐述。所谓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为消费者创造出难忘的感受的一种经济形式。传统经济主要注重产品的实用和价格，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生产及消费行为产生了从生活与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心理认同的变化，从而改变了消费行为，为产品和服务找到新的生存空间。他们在《体验经济》中这样描述:"在这里，消费只是过程，消费者成为这一过程的产品。当过程结束后，体验记忆将会长久地保存在消费者脑中。消费者愿意为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复制、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它的每一瞬间都是''''唯一''''"。
体验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是体验经济在萌芽状态的理论基础。马斯洛发现，人的需要来自不同的层次，低一级需要得到满足以后，高一级需要便成为追求的目标。依据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五种基本的需要，它们依次上升构成人的需要系统，最后产生的需求是"自我实现感"，这也是体验经济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一般说来，体验经济主张以满足消费者心理感受为主而物质享受为辅的生产消费过程，作为供给方的厂商企业，通过提供或展示设施、环境、氛围等在内的广义性的产品服务，使消费者在一定时段内能充分体验和获得愉悦感受。体验经济所指的产品服务突出了满足千差万别顾客心理需求的个性化产品；同时，消费者在整个经济过程中扮演了价值创造主体的角色，个体参与、经历以及所获得的体验是价值实现的源泉。
从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体验经济是否能成为一种可替代工业或服务经济的主导性经济形态?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本文认为，体验经济正在或者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而且这样的经济形态渗透到了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当中。作为讨论的前提，本文认同以下的看法，即人类社会发展是劳动分工趋于专业和生产过程日益迂回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了彼此互相依托、纵横交织的产业网络体系。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在这样的产业网络体系之上，形成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一系列的经济形态。如前所述，体验经济正是在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过程更加精细、更加注重产品或服务在消费领域被认可的状态下所产生的。
对于体验经济的产业化特征，有专家指出，"尽管体验经济汇集了一批以消费者个性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但这些并列的形式之间缺乏内在技术联系和空间集中、要素共享等产业化特征，难以形成更具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形态"。本文认为，从我国体验经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体验经济体系当中的各项经济活动不仅仅是针对以消费者个性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活动，而且这种活动表现成为针对一大批具有相同消费体验倾向和内心感受的消费者群体的经济活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娱乐产业。娱乐产业注重消费者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以及动用各种物质手段和心理"攻势"强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性"特点在网络游戏以及"娱乐选秀"活动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强化"体验性"的背景下，网络游戏和"娱乐选秀"这两类活动通过颇具传播意义的互联网式媒介和通信媒介的支持，使得消费者的体验在两类看似不同的活动中形成了体验的迁移和共享，网络游戏给予消费者的体验能够在"娱乐选秀"中的某些偶像类人物中得到实现。同样，由于互联网式媒介以及通讯媒介的出现，"娱乐选秀"形成的体验，通过网络游戏可以得到升华和重复，让消费者尽可能地延长"美好的"体验感受。从这样的产业发展形态来看，在网络游戏和"娱乐选秀"中出现的经济活动，不仅存在并列的联系，而且从网络游戏和"娱乐选秀"活动中产生的衍生产品来看，又具有一定的纵向的关系，表现为以"体验的满足感"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体验经济不同表现形态之间的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关系在网络技术的应用下，同时体现出了很强的技术上的联系，它综合运用了一切能够提高消费者体验感觉的技术，而且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技术的进步。娱乐产业作为体验经济典型的表现形式，也体现了空间上的集聚，只不过这种空间上的集聚不同于以往的工业经济或者农业经济在所谓物理空间上的集聚，而是体现在网络空间上的集聚。这种集聚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的集聚，不能用过往的经验来描述和验证，所以容易得出体验经济在空间上不集聚的定论。体验经济通过网络空间的集聚形成了要素之间的合理流动和分享，正是通过要素间的共享，才形成了体验经济初步的产业化特征。通过技术上的相互促进、要素之间的流动、空间上的集聚，体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仅以上海市为例，2008年上海网络游戏产值36亿元，同比增长35%，在其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状况下，上海的网络游戏产业出现了异军突起的局面。
体验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逐步成长起来的。有专家指出，"体验经济主张的是建立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以享受消费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形式，这不能动摇生产资料制造和配套服务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决定性地位和存在基础，同时它还要受到社会整体生产能力和水平的制约"。诚然，体验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消费者一定的基本需求满足的基础上，生产资料的制造和配套服务业在社会的整个产业结构当中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体验经济的发展为生产资料的制造提供了发展的方向，虽然生产资料的制造具有一定的基础性特点，但生产资料制造行业的提升和优化，需要体验经济的健康发展。体验经济对于配套的服务业也有很好的产业发展的指向性作用，因为体验经济需要服务业的配套服务，有些体验的感受在于消费者对于配套服务的认可，生产资料往往只是起到"体验平台"的作用。对于体验经济而言，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配套的服务，只是作为体验经济必需的要素之一，他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体验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体验经济的发展引领了生产资料的制造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业的发展。
根据近几年体验经济的发展，有人提出了体验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形式。从体验经济外在的表象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有专家指出，"尽管体验经济强调消费者的价值创造主体地位，但这种价值是指顾客的主观性效用，从经济活动循环而言，价值实现仍然遵循一般性的要素投入和产出消费定律"。在我们看来，体验经济虽然强调的是顾客的主观性效用，但是体验经济中的价值实现并不是完全按照过去的经济形态所遵循的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定律。从体验经济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角度来看，体验经济是遵循传统的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定律的，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配套的服务经济的范畴，但体验经济核心的要素实现的过程并不是遵循的范畴。具体来说，就是体验经济的要素投入和产出不再是取决于生产者，而是取决于消费者。这一过程不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是取决于消费者在体验前、体验中以及体验后的"感觉"。表面上看，由于"感觉"的存在，体验经济要素的投入产出不像以往的经济形态中的要素投入产出那样比较容易估计和计算，体验经济的投入产出更加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实，正是由于"感觉"的存在，才使得体验经济条件下的投入产出的比例相对以往的经济形态有了提高的可能，同时对于消费者"感觉"的把握也成为了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比的关键。从这点可以看出，体验经济确实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于现有的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挑战，尤其是顾客主观性效用的存在决定了体验经济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传统的价值规律。
从体验经济目前的发展来看，由于体验经济本身的从业人员对于消费者体验的内在规律的认识还不够，加之体验经济自身也处在尚未成熟的阶段，大多数以体验经济示人的经济形态依然体现出遵循传统投入产出规律的特点，仅仅在企业生产消费的某一些过程中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规律。而且，现有体验经济的应用往往停留在企业营销策划阶段，而没有深入到企业要素生产的各个阶段。正是由于这样的不足存在，体验经济才会被认为依然是延续了传统要素生产的规律，而没有体现出体验经济在价值规律方面应有的突破性，由此使得社会对于体验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误解。体验经济的存在不是对于消费者的"感觉"通过一些所谓的营销噱头就可以把握和引导的，消费者感觉的复杂性决定了体验性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阶段，而在这个期间，对于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相应的熟悉体验经济的人才，发展体验经济很容易就陷入对于市场营销手段趋于极致的"滥用"。
随着体验经济的发展，对于体验经济的未来发展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专家指出，"社会生活之中的消费都是若干个体消费形成社会消费或者个性需求汇集为社会需求，意味着个性化需求向社会化需求的转换。"体验经济中分散的个性化需求是否会成为社会化需求呢?这主要看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内在体验。虽然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会受到"从众"心态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看，体验经济的个性化特征以及相应的个性化需求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体验经济对于消费者复杂体验的理解、引导和满足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对于体验经济而言，它更加强调面向市场的需求，通过需求对整个生产的过程实施影响，似乎从这一点来说，依然遵循传统经济的规律。但是，体验经济中的需求对于整个经济形态的影响，相对于以前的经济形态来说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与相对而言发展阶段比较靠近的服务经济相比，依然有一些不同之处。体验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区别在于:首先，服务经济中的价值创造主体是生产者，而体验经济的价值创造主体是消费者，体验经济以消费者的需求是否满足作为前提，作为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其次，服务经济强调大规模标准化基础上的人性化和个性化，体验经济则强调人性化和个性化基础上的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定制化；第三，服务经济与体验经济相对于以往的经济形态而言，并没有完全受到传统"理性人"假设的制约，更多地表现出消费者非理性的一面。不过，对于那些服务于生产资料制造领域的配套服务经济来说，还是遵循传统"理性人"假设的。由于体验经济价值创造主体是消费者，虽然消费者依然在体验经济形态下理性地选择满足自己"感觉"的方式，但从其内在发展规律来说，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相比，在"理性人"选择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一点来看，体验经济是对于服务经济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对于服务经济的丰富和补充。"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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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元曦。体验经济的产业化表征。光明日报
一、建立股市退出机制必须解决企业退市的成本机制问题
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企业退市的成本。成本是指个人或组织为获得所需要的资源而付出的代价，它相对于收益而定义。上市企业的退市不是无代价的，正是这种代价的大小及其与收益的关系决定了股市能否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如果企业、股市和社会为一个企业的退市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它们为之所获得的收益，退市就会中止；反之，则得到施行。确切地说，上市企业退市与否，取决于退市成本与退市收益的比例，用公式表示：TI》TC或TC≤TI，式中，TI表示退市收益，TC表示退市成本。这一关系式表达了企业退市成本机制的核心。正是这一机制从根本上制约了股市退出机制的建立。
(一)退市成本与收益因素考察
企业退市会对企业、股市和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
从成本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退市企业的会计成本。这是会计师在帐薄上记录下来的成本，它反映使用资源的实际货币支出。企业退市，首先碰到的是从会计帐目上要支付多少代价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因退市而破产，那么清偿过程中偿债额便是退市的企业会计成本。第二，退市企业的机会成本。企业退市，失去上市特权和融资资格，等于企业放弃了在股市低廉筹措资本的机会，构成了退市的机会成本。第三，企业退市的社会相关成本。相关成本是作出决策过程中使用和发生的费用支付。它的核心在于与决策紧密相关，不发生决策就可能是隐含的。一个企业退市，在股市买卖该企业股票的投资者因不能再有机会在市场交易该股票，可能造成持有股票的价格缩水。这种股票的缩水部分属于社会付费，因为交易市场的活动与企业自身的运行是分离的，股市的责任由社会承担。可见，社会相关成本是由退市决策引发的。第四，企业退市的社会增量成本。增量成本是因作出某一特定决策而引起的全部成本的变化，与相关成本具有同一属性，但它发生于特定决策的情况下。第五，企业退市的社会软成本。这主要包括企业退市乃至破产需要社会各方为之付出的各种难以直接用货币衡量的费用。如社会的稳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出台有关退市的优惠政策、社会的责任等等。
从收益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会计收益。企业退市破产如发生会计成本，则社会就产生会计收益，两者均为清偿额。第二，机会收益。它等同于退市的企业机会成本。因为一个企业退市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同时为另一个企业的上市提供了机会，使其产生机会收益。第三，社会收益。这主要是企业退市给股市和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它属于一种软件收益，很难进行量化。但它又是退市收益的真正价值所在。
(二)现行体制下的退市成本机制考察
在退市成本的构成要素中，企业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可以概括为私人成本，属于企业本身的付费；社会相关成本和增量成本及软成本可以概括为社会成本，属于社会的付费。这两大成本的大小及其相互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退市成本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在现行体制下，它们呈现出量增价高的扩张态势。第一，私人成本畸高。一是股市的长期封闭运行，积淀了一批劣质企业，资不抵债成为这类企业的共性，如令其退市，破产便成为唯一选择，由此产生了债务清偿中的会计成本，过度负债又使得企业清偿后一无所有。譬如ST郑百文2000年中报每股净资产-9．31元，负债率216．95％。有效资产6亿元，其退市破产，企业的会计成本为6亿元。二是股市的高度行政垄断和股市容量的狭小造成了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与价格的严重背离，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退市的机会成本。在郑百文重组案中，三联公司为什么要花5．5亿元的巨资重组郑百文?其中隐含的主要因素就是郑百文退市的机会成本。因为政府控制的股市为上市企业创造了特殊权利，退市则失去了这种权利。第二，社会成本庞大。一是企业对国有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程度不高造成了企业退市的相关成本庞大。其来源是企业退市破产时。资不抵债形成大量的贷款悬空，最终不得不由国家承担相应的损失。如ST郑百文退市破产造成19亿元银行贷款悬空。二是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使上市公司未能获得根本的制度变革，国家依然扮演着无限责任股东的角色，造成了企业退市的大量增量成本。主要是企业退市破产时，政府不得大包大揽，包括安置职工，承担亏损等等。如果郑百文退市破产，其20亿元的累计亏损和2000名职工的安置将成为社会责任。三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使上市公司这一最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失去了本来意义，阻碍了企业通过股权流动进行自我更新的机制，国家和政府作为企业老板形象被固化，进一步肯定了国家承担社会增量成本包括软件费用的责任。四是通过退市企业股票缩水体现出来的社会相关成本不可轻视，其数额可通过股市市值的减少计算出来。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退市的成本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其中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存在着悬殊差距：社会成本远远超过了私人成本。面对如此庞大的退市成本，企业和社会是否获得与之匹配的退市收益呢?显然，企业的私人成本可以等额转换成社会收益，但社会成本却并不能完成这种转换，于是有：TI<TC或TC，TI，退市成本机制难以启动运行。如果启动这一机制，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巨大差距将使企业退市产生严重的外部性问题，社会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一原理正好说明了：一旦某上市公司涉及退市会遭到社会特别是企业从属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强大干预。
(三)推动退市成本机制启动运行的途径
股市退出机制的确立有待于退市成本机制发挥作用；成本机制的形成必须满足退市收益大于退市成本的条件；启动这一机制的关键是寻求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第一，建立企业质量评估制下的及时退市制度，消除退市即破产的现象。前面已提及我国股市的封闭运行造成了大量劣质企业的囤积，令其退市便是宣告破产，因此，企业和社会都不得不为之大量付出。股市应在法规建设上坚决避免产生这种现象，建立一套上市企业的质量评估，体系，让不符合相应条件与标准的企业及时退出，使其退市后仍能正常存续营运。这样，退市引起的成本被限制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为，一个企业的正常退市不必为之进行清偿，原有的债权债务、亏损和职工等都可以在企业续存，社会不必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改造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为相对控股，推动企业实现有限责任制度，使国有股东为企业承担有限责任，降低企业退市的间接社会成本。在目前股市存在大量财务状况恶化企业的条件下，退市即破产的现象不可避免。为了将退市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必须落实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度。在国有股东占据企业股权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蜕变为事实国企，国家因此
成为企业的无限责任股东，承担起企业退市破产的全部社会成本。如果国有股在企业进行相对控股(控股比例可在25％左右)，多元产权同时在企业发挥作用，可从机制上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确立，各种股权所有者便可按有限责任获得上市收益和承担退市成本，这无疑会大大降低退市的社会成本，减少政府对建立退市机制的顾虑。第三，彻底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消除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巨大差距所引起的外部性。企业退市困难症结在于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大大低于其社会成本，政府只好采取封闭股市的措施。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除了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在产生作用，即国有股的不能流通使持股人凝固，阻碍了股权机制的功能，使企业的实体运动受到终极主体的永恒性控制。这样，即使国有股只相对控股，也同样不能使其他产权发挥应有的功能，国有股仍难逃避承担无限责任的命运。要降低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必须实现国有股、法人股的全额流通。理由是：第一，国有股流通可规范企业的产权机制，这将从根本上降低退市的社会成本。如果国有股流通，则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须委托若干国有股持有机构作为国有股的实际委托人，这些机构在持有或买卖国有股的过程中实现委托人与人的分离，并以股权控制为核心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承担有限责任。这些股权是流动的，权重是不断变化的，企业的运行遵循市场规律，完全脱离了政府的行政控制，企业退市与破产不再需要惊动当地政府，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渐趋一致。第二，国有股流通可促进企业职工的身份置换。这是降低企业退市社会成本第一要素。上市企业退市破产的最大社会成本是职工安置。在国家控股股权固化的情况下，职工终身属于国家，国家理应给予妥善安置。如果国有股权流通，企业控股股东不断变化乃至由国有控股变为其他经济主体控股，企业职工与当地政府的联系便随之切断了。为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国家可采取有关政策逐步对全民职工实行身份置换，搞好社会保障，使职工完全脱离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成为自由人格。第三，国有股流通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企业退市成本限于合理水平。国有控股机构在全权行使股权权利的过程中，可以多种途径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如选好企业人，科学有效地对企业实施监控，通过买卖股票规避风险，追逐投资的收益等等。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增强了社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股市的健康持续发展，从总体上降低了企业退市破产的相对社会成本。二、建立股市退出机制必须解决企业退市的市场化机制问题
从各国股市的一般情况看，退市的情况主要有几种形式：企业主动申请退市、企业自动退市和强制退市。这三种形式都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按照这种市场规律建立企业退市机制。
(一)遵循供求规律，放开股票市场，让市场决定上市企业的存续与退出
我国股市退出机制难以建立的另一个秘密是：行政控制股市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供不应求使劣质股票的价值高估，以致退市困难。在股市政府化的条件下，靠股市的扩容已经不能解决市场的供求矛盾。因此政府行为本身产生一种稀缺资源，引发争夺资源现象。所以，解决退市难题必须放开股票市场，让市场的供求规律调节企业的退市机制。只有企业进入股市的所费成本低廉才会换来其退出股市的所费成本的降低。笔者设想按商品市场模式设计股票市场，企业进入股市同进入商品市场一样，只要办理必要的注册登记手续，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就可以了。这样，上市企业的稀缺性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可能担心：上市门槛降低，各类企业蜂拥而至，股市岂不崩溃?其实，商品市场的供求规律使得消费者无情地淘汰了不受欢迎的商品，大量企业的消失与产生正是这一规律作用的自然结果，市场并没有因此崩溃，而是越来越繁荣了。股票市场与商品市场本质上没有区别，只不过作为股票交易场所有自己的一些特征罢了。商品市场的规范排斥假冒伪劣商品，股票市场的规范同样排斥假冒伪劣的企业股票，除此之外，应当允许一切符合法律法规而设立的企业上市。笔者主张，企业上市不但要取消审批制，也要取消核准制，代之以登记制。因为现行体制下的核准制与审批制并无多大差别。第一，核准制同审批制一样须层层申报、层层核准，哪一个环节受阻，企业上市都会搁浅；第二，企业上市的诸多条件只会在核准制下增加而不会减少，所不同的是这些条件会有一些新的解释；第三，企业上市的大门并不是向所有的企业开放，而是因所有制、地域、类型、种属有显著区别，企业身份不同会有不同的上市条件，要跨越不同的门槛。只有市场放开了，供求规律才会客观地发挥作用，股票市场的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就会将劣质股票逐出市场或拒之门外，退市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国家要做的工作就是维护市场秩序，执行法律法规。
(二)遵循价值规律，让企业股票在股市的竞争中优胜劣汰
我国现行股市是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企业只是在上市前竞争，上市后便失去了竞争的环境与压力，股票的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交易市场投机之风盛行，交易者往往炒作的是股票的概念、包装以及似是而非的题材、信息等等，“坐庄”成为时尚，致使垃圾股鸡犬升天，市盈率高企。这种现象除了股市容量偏小、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股市的价值规律失效。为什么会产生价值规律的失效?第一，股票的价格不由其内在的价值决定，而由行政垄断的上市企业的壳资源及其衍生物虚拟价值决定，股票的外壳与股票本身的内容和质量在现行体制下彻底分离了，股票不必通过内在价值的竞争去体现外在价格，而是只要有一块上市的牌子就可吸引众多的交易者。第二，交易者所谋取的是交易市场股票转手过程中的差价，而不是作为股票实体的企业给予的利润回报，买卖股票的内核被摈弃了，等价交换的原则被破坏，投机规律主导股市。
股市价值规律的失效所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一，股市泡沫无限扩张，累积的风险越来越大，最终可能崩溃。第二，上市企业失去了市场的风险约束，得不到应有的竞争性改进，股市的实体受到侵蚀，产生越来越多的劣质股票，降低了股市质量。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让股市得到价值回归，建立一套使价值规律能够发挥作用的股市规章制度，以此推进股市的市场化改革。其次，建立股市的企业价值评估体系，指导交易者认识企业价值。第三，建立上市企业利润回报制度，使市场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第四，彻底取消行政权力对上市公司牌子的维护，让被高估的壳资源价值降下来。第五，强化市场透明度，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使企业在公平竞争中体现自身价值，实现优胜劣汰。
(三)遵循市场规则，让证券交易所成为企业退市的决策者
商品市场的交易者进入与退出市场由市场管理者决定，股票市场的交易者进入与退出同样可以由市场管理者决定，这个管理者就是证券交易所，而不是国家证监会。证监会和交易所虽然都是股市的管理者，但各自职能不同。证监会应是国家整个证券市场的管理者，主要负责证券及其股票市场法律的执行，各类管理规章的制定，对整个证券市场进行宏观指导、驾驭、调控等；证交所则是证券法律、规章的具体执行者，负责管理在本市场挂牌交易的股票，接受证监会的授权，全权处理交易所的一切营运事务
，同时接受证监会的宏观监控。在这一体制下，上市企业完全处于证交所的监管之下，证交所可按上市企业的表现情况及时作出退市等管理决策，以此消除企业退市的行政干预隐患，真正实现退市的市场化机制。按目前股市监管体制，国家证监会实际充当了市场立法者、执法者和行政管理者的三重角色，权力高度集中；相反，证交所完全成了证监会的办事机构和橡皮图章，无权行使作为市场管理者的应有职责。其后果是：第一，证监会职能越位，证交所职能脱位，阻碍了股市的规范化进程；第二，固化了股市行政化特质，阻碍了股市的市场化进程；第三，加大了证监会与上市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退市的难度；第四，造成了证交所管理手段和资源的闲置浪费。所以，将股市的主要管理职能归还证交所应是退市机制得以正常启动运行的必要条件，证交所应当成为企业退市的决策者。
三、建立股市退出机制必须解决企业退市的联接机制问题
我国退市机制建设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企业退市的联接机制，即为了保证退市机制顺利实施，减少股市可能因此引发的波动，必须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相关联接体系。
(一)企业退市的联接机制之一：设立场外交易市场的退市冲减机制
为了冲减退市机制实施对于市场主体的压力，需要有一个使退市企业股票得以转让的场所来完成企业从上市到退市的平稳过渡。这就是建立场外交易市场，这一市场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退市连接作用。第一，降低退市成本。企业退出主板市场后，其股票仍能在场外交易市场流通，企业可以正常营运，企业和社会都不必为退市而付费，这无疑减少了退市的阻力。第二，有效阻止了股权凝固，为企业适时进行购并和重组提供了与主板股市同等的机会，有利于企业发展。第三，有利于退市企业重新争取上市资格。退市企业在场外交易可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业绩，创造条件，重新进入主板股市。第四，促进更多的企业自愿退市。由于场外市场的设立，使企业减轻了强制退市的压力，为了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它们可能更多地选择自愿退市。从国际的一般实践来看，自愿退市应是退市机制的主流。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量。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入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于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劳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赋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入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入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3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素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入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入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质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实物体现,民族企业通过产品、品名、标示、包装等方面体现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价值观。民族品牌文化战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贯彻、品牌价值提升和顾客品牌忠诚的实现过程。
那么,作为文化“三层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质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制度文化的这种两面性质促使了价值观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实现和创新。制度要素在强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异而致使的经济主体出发点差异上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从民族企业内来看,经济主体成员对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状况,依赖于制度要素的动力机制塑造,因此,一个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强化民族品牌个性和品牌文化创新出发点差异的同时,也就压抑了人们的经济努力,闲置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和对随机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个民族品牌的经济发展表现出呆滞的特征。因此,政府应给予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品牌的国际化更具有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郑怡然.有效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解释[J].江汉论坛,2002,(2).
关键词 经济法 和谐社会
正义作为一种更崇高、更理性化的价值，具有抽象性的特征，人们往往选择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对正义的理解，公平就是最为常用的一个词。正义亘古不变的实质就是关于利益的分配。正如乌尔比安所言：“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的意志。”?利益分配的第一法则，毫无疑问是公平。所以，就经济法当前担负的社会来说，公平正义应该是其最高价值。
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又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和谐社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经济法与和谐社会找到了契合点，以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的经济法应当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
一、经济法保证经济公平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基础和前提
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均衡和协调的社会。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这种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就需要从资源占有和分配机制上加以调整，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具体地讲，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论是基于人类完全理性假设而主张国家对经济施行全面干预的传统经济法，还是基于人类有限理性假设而对主张国家经济实施适度干预的现代经济法。经济法在本质上乃是以公法介入私法；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当中国经济法而从传统经济法向现代化经济法嬗变的时刻，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平衡无疑是其主旨与精髓。这种相对平衡至少要包括如下内容：
首先是竞争公平。竞争是效益之源，竞争是效益之母。正是由于竞争机制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才能得以有序运行，并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社会效益目标得以实现，要保证竞争机制的运行，就必须保证竞争公平，要解决好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应着重解决两个公平。其一机会公平，大家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才能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利益驱动机制得以运行。其二规则公平，保证所有的运动员都遵守同样比赛规则。
其次是合理差别待遇。竞争机会的公平，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公平，这就需要伸出国家之手，施行合理的差别待遇制度，对失衡的利益予以矫正，从而恢复不同主体间特别是个体与国家、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在经济法领域，实行差别待遇原则，又分为宏观调整与微观调整。在宏观方面，又分为不同经济成份之间利益平衡与不同地区之间利益平衡。在微观方面，国家应制订相关法律和程序，通过各种途径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为社会福利的实现筹集资金。
最后是分配公平。它是指对资源成果的分享公平，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分配公平的法律制度与措施应遵循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三者彼此联系，不可分离，责是基础，利是目标，权责相当，责利相谐，不能畸轻畸重，只有遵循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才能保障分配公平目标的实现。关于分配标准的选择，应根据我国现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将按劳分配作为最主要的分配标准，以按需分配和按资分配作为补充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分配公平内涵的实现。
二、经济法追求社会利益本位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价值支撑
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存在和被尊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无可厚非，但如果片面强调这一点，漠视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不仅对社会整体，即使是对个人而言也是极其有害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这是经济法各种理论的共识。“社会本位”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这一利益本位立场是生产社会化和法思想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主要依赖价值规律这只“无形之手”，市场主体遵循价值规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保护平等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促使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法思想也遵循个人本位。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垄断的形成，大量无序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影响到经济的整体运行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日益显露。人们呼吁国家伸出“有形之手”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稳定发展。同时，民法的契约自由、私权绝对原则导致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激烈冲突这就促使法思想开始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经济法“为了填补市民法所剩留的空白状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社会利益本位立场。”它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它的任务是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因权力过度膨胀或权力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害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立场可以在各部门经济法中得到验证。首先是竞争法。竞争必然引发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这是由竞争的消极功能决定的。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竞争的副作用难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民法能充分维护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因其破坏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科技进步、损害消费者利益而越来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竞争法便应运而生。称为“经济宪法”的竞争法试图通过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规制，维护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竞争法追求的是维护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个竞争秩序，而不是单个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其次是宏观调控法。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的特点，是一种事后调节。这种事后调节导致信息不畅、供求失调、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维护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良性发展，克服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国家便开始运用一定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宏观调控法也只能是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后是国家投资经营法。由于市场主体的唯利性，在任何时候市场经济中总存在着一些一般市场主体不愿或不能进入的领域，如公共设施的营建、社会公益事业和涉及国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等，是法律予以禁止或限制随意进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于社会公共利益而言又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便直接以投资者身份参与这些领域的经营活动。国家投资经营，其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调节社会经济总体结构、维护社会公益。因此，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只能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
三、经济法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制度保证
“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离开国家的经济职能和调节经济的法律，社会经济就会立即陷于崩溃”，这是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权力（利）边界没有合理划分，不仅市场的效率会遭受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权力介入市场经济运行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公平出现，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导致社会不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