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5 16:21:1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外国经济类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计量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以来，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相续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课程。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确定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八门共同核心课程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量经济学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定量分析。本科阶段进行计量经济学教学，对于本科生提高应用定量思想分析实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培养研究基础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将计量经济学课程引入到经济类专业培养体系的时间比较短，另外，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涵盖了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的相关知识，是经济类专业所有开设课程中学习和教学难度最大的一门课程之一。特别是对于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来说，其学习和教学更是增加了不少的难度。因此，关于如何让学生扎实地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提高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国内各高校任课教师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此，国内各高校的任课教师在总结自己多年授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学校的具体情况，从各个方面对该门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
经过对这些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大致可以归纳为:
(1)关于教学模式的探讨。主要的研究有何剑提出了“三维”教学模式、薛贺香提出了实验教学模式、张益丰等提出了“问题导向型”教学模式、李磊提出了“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雪合来提•马合木提出了EDP教学模式、李莹等提出了案例分析教学模式。
(2)关于教学内容的探讨。主要的研究有张长青、李子奈、姚寿福等。经过近年来国内高校各任课教师对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孜孜不倦的努力和探索，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得到大幅的提高。但是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少的差距。笔者根据多年来任教计量经济学课程所积累的经验，以重庆某高校为例，在深入分析和总结该校经济类专业本科生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高该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具体措施。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基于笔者多年来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所积累的教学经验，对重庆某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
(一)先行课的衔接问题该高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三上学期开设，其要求的先行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统计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但是该校经济类专业本科生主要以文科生为主，这些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对理科生来说比较薄弱。通过与讲授微积分、统计学等课程的任课教师的沟通，大部分的任课教师均反映这些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都比较吃力，每年在这些课程上的补考率都比较高，有时候补考率甚至超过30%。另外，对于宏、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比较差。由于宏、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而且这两门课程在该高校均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进行教学，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学生对这两门课的学习难度。还有就是与先行课程内容的衔接问题。由于该校的微积分、线性代数、统计学等课程是由其他系部的教师来任教的，而计量经济学课程则是由另一个系部的教师来任教的。由于两个系部的相关任课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一些先行课的讲授难度和讲授内容难以与计量经济学讲授内容很好地衔接
。(二)实验教学环节的缺失计量经济学课程在本科生阶段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应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重庆某高校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到目前为止，还是难以为计量经济学课程提供开展实验教学的相应条件。因此，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基本上采用单一的课堂理论教学模式，无法开展实验教学。由于无实验教学的配合，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理论知识。又由于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本身又比较抽象，最终导致大部分学生难以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知识。
(三)案例教学的忽视案例教学由于能再现案例情景，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经济类专业各专业课程中。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相关的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而且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受讲授课时的限制，通常在一个学期中只能安排1－2次的案例教学课，另外由于通常采用合班教学(一个教学班的人数通常超过100人)，以及缺乏经典案例库的建设，导致所安排的案例讨论课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并且由于所采用的案例趣味性不足，通常难以激起学生的共鸣。为此学生通常对案例讨论缺乏热情，参与积极性不高，更多的时候是由授课教师从头至尾地对自己所提供的案例进行讲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应用软件讲授不足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离不开软件的使用。因此，对于相关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的讲授，一方面可以让学生熟练地掌握软件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对教材上的相应案例进行演示，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在重庆某高校的计量经济学讲授过程中，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的讲授并未安排专门的讲授课时，受讲授课时总数的约束，教师通常只能在课堂上粗略地介绍个别应用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通常的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都是采用英文界面，而学生通常又缺乏对相应专业术语的掌握。因此在对相应应用软件的简单介绍后，根据了解学生通常不知所云，其实际教学效果也很差。
三、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措施
(一)夯实先行课知识首先是提高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这需要对培养方案进行重新修订，主要有:一是加大基础宏、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讲授学时，从原来的每周3课时，增至4课时。这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基础宏、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增强学生对经济学问题的感觉。在这个基础上，二是增开中级宏、微观经济学课程。通过中级宏、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进一步夯实学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能够增强学生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这可以为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立，以及模型结果的分析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是夯实微积分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统计学等课程的知识。主要是通过与相关的授课教师进行有效的沟通，并通过领导的协调，提高这些课程的讲授难度和扩大讲授范围，以满足计量经济学教学的需要。
(二)开展实验教学经过近几年来的努力实验室建设的相应资金目前已基本到位，并且实验室的建设场地也得到学校领导的批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成实验室的建设。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实验室来开展实验教学活动。为配合开展实验教学的需要必须对以前的教学方案进行修订，修订的目标就是让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具有的措施是:在理论教学的环节上淡化烦琐的推导和证明，重点突出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应用的思路，强调各种方法的具体用途和相关检验的步骤。在理论教学环节后，马上安排实验教学环节，为了能够很好地体现实验教学对理论教学的呼应，应该针对理论教学环节讲授的知识，组织编写相对应的实验教学内容，并以此来指导学生进行上机操作活动。这一方面可以在讲授理论知识以后马上应用于实验教学，可以有效地加深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能力。
(三)基于问题驱动的案例教学为了实施好案例教学，确保案例教学的质量，高质量典型案例库的建设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案例库建设必须考虑案例的典型性、时效性和趣味性等，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或实验室里选取案例库中的相关案例，演示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立过程及其结果分析，并与学生进行互动性的讨论。这可以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让学生真实地体会到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分析现实问题方面的魅力所在，从而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在案例课堂上要结合问题驱动式的教学模式，以经典案例中的热点问题为中心，从中提炼出要讨论的主题，让学生带着任务，进行独立思考和探索。同时在案例讨论的时候要尽量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让每个学生都能够真正地融入案例中来，激发学生产生解决问题的兴趣和冲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课程改革；双元制教育
一、独立学院转型发展的问题以及困难
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独立学院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升了人力以及物力等教学资源的利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帮助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教育部于2003年颁布的《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独立两字，独立学院应具有独立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独立进行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独立进行财务核算以及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与普通公办高校相比，独立学院的专业优势明显，所设专业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应度高。独立学院可以充分利用母体高校的名牌效应，吸收母体学校的成功办学经验，共享母体优质教育资源。近年来，随着公办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独立学院从享受同母体一致的学历文凭到颁发独立学院学历证书，母体品牌优势逐渐丧失。许多富裕家庭选择让子女出国留学。而与此同时，更多的民办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选择与企业相联系，定岗培养，学生专业技术实践能力强，成为独立学院毕业学生在选择就业时遇到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独立学院的发展正面临生源减少与生存空间挤压。
二、德国教育培训经验
近几年，就业市场"招工难、就业难"，这看似矛盾的结构性"用工荒"现象，凸显了国内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而在德国，超过六成年轻人选择接受"双元制"职业培训，很少出现企业"用工荒"和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其秘诀之一就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德国职业教育所谓的"双元"，一元在学校，一元在企业。学校和企业完美结合，为学生理论结合实践提供良好保障。一般来讲，德国人初中毕业后，即16岁左右就可申请参加职业培训，不过也有很多高中毕业生放弃申请大学，而是参加职业培训，参加职业培训的学生并不是直接到职业学校报名，而是先找企业。他们首先找到招收学徒的企业，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再到当地职业学校报名。
职业培训时间依专业不同而有所变化，通常是2年到3年半不等，学生每周花一至两天在职业学校学习基础知识，三至四天在企业里进行实践操作。他们有时也会按星期"倒班"，例如一周在学校，一周在企业，这些都依培训合同而定。
职业学校多由地方政府设立，负责教授学徒理论知识，不过，学生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到相关技能的理论知识，还必须学习数学、德语、社会学等基础课程，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学习技术，还包括提高学生个人管理、社交、解决问题、逻辑思维等多种能力。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充当主导力量。他们负责提供培训岗位，并为学徒提供一定补贴，补贴金额通常为正式员工薪酬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培训结束后，学徒通过考试可获得相关行业协会颁发的技工证书。"双元制"培训结束，就职开始。
三、培养应用性人才
针对当前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结合我国独立学院特点，培育独具优势，富有特色的专业是独立学院特色发展的重要内容，培养应用性人才是独立学院的发展方向。
1、师资队伍是培养应用性人才的根本保证
针对我国的国情让每一位在校学生与企业相联系，难度是非常大的，老师是学生学习的窗口，这就要求老师即能讲理论知识，又能懂实践，要上得了课堂，也进得了企业。学院一方面应为自有教师提供实践平台，让老师积累职业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应在教学中引进一些资历高，经验足的商界人士走进学校，为学生讲解专业知识，充实实践知识。使得课堂教学不仅是停留在理论学习过程中，使得学生更直观的了解企业要求，培养有竞争力的学生。
2、课程建设是培养应用性人才发展的方向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在帮助学生在再次深造和职场工作方面都是极为有利的。以我 系为例，在针对德语系高年级学生即将面对就业，再深造的境况，我院一直在重视培养学生德语基本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兼顾一些基础经济，商务专业知识的渗透，在教学中我们尝试与经济系，管理系合作，为学生在学习经济方面知识提供足够的中文知识储备。我系在大三，大四的课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核心课程，这当中包含的课程有德语国家概况，文学选读，语言学，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另外一类是专业延展课程，主要是经济类课程，例如：经济学原理，外贸德语，市场营销等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有684学时，专业延展课程有450学时，要求学生在三到四学期完成。这对于那些即将面对就业，考研的学生来说无疑造成了很大负担。若培养独具优势，富有特色的专业就可以使学生能依据自身情况出发，有的放矢的学习。
结合德国的成功教学经验，为学生提供量身打造的课程，已成为我系新一步的教育计划。具体办法是专业方向划分制度：把学生分为经济类方向和语言文学方向。学生在大学第四学期末选择专业方向，从第五学期开始，两个专业方向的课程就会有所不同。在 统一的基础课程外，学生可根据兴趣选取选修课程。
长期来，语言学在国内德语专业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总课时量偏少。而在德国，语言学作为基础必修学科，与文学、翻译学以及跨文化交际等学科方向并重，甚至有过之。所以无论学生选择哪个专业方向，语言学都应是必修学科。例如作为经济类方向的学生，需要修满一学期，但作为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需要修满三个学期，深入的了解语言学知识，是学好德语的必经之路，同时也为今后考研或出国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于准备就业或者出国深造经济方向的学生，设了一整套的德语经济课程。在大三第一学期开设经济德语，企业管理概述等课程，为学生在经济专业方面贮备充足的单词量，以及普及对经济课程概况的初步了解，使学生适应从语言学习过渡到语言的实践应用；在大三第二学期开设市场营销，外贸德语，商务信函等一系列专业经济课程，以达到为学生丰富专业的理论知识的目的。在大四学年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设一系列具有针对性专业经济知识的课程，例如企业管理，国民经济，会计核算等。给学生提供更大自主选择的空间，让学生自主选课，使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学习。
3、教学方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工具
应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应学生占主体地位，教师居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学生学习过程是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下，借助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探索，积极交流，从而建立出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
4、教材选用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基础
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学习基础差，直接引用德国原版资料，会使得学生失去学习兴趣，而中国专业教材不足，因此教师必须立足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将德语原版教材内容进行调整，整合或拓展，准确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
5、课程的评分标准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质量保证
在经济课程学习中，笔试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有很多课堂练习，小组作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学生的评分应来自两方面。平时成绩以及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中可根据平时出勤，小组作业，个人课堂表现等进行综合评定。考试也可根据课程要求有口试，笔试以及完成项目为评定标准。
参考文献：
[1]Bruce Joyce，Marsha Weil，Emily Calhoun. Models of Teaching[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72.
[2]王良秋.关于大学进行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2）.
[3]曾晓洁.多元智能理论的教学新视野[J].比较教育研究，2001，（12）.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国际合作联合;国际化;改进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研究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环节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的成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里的重要参与者。众所周知开展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意义是多样的，学生在国际交流中收获非凡，既开拓了视野完善知识结构，也提升了国际交往与沟通能力;而学校在开展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的同时，加强了与国外一流高校的联系，更容易学习到国外一流大学先进的办学经验，提升自身的办学水平。
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是四川大学基于新世纪新挑战所提出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为加强对学生的国际化培养，开阔国际视野，从改革开放到新的四川大学成立以来，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全方位、深层次和突破性的发展。本文以学生视角为切入点，对参加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学习感受，思考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给学生和学校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为完善四川大学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提出改进建议，从而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一、学生对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感受与建议
学生是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实际参与者和受益者，他们参与项目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是之后学校改进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为参加项目的学生和学校自身带了巨大的收获，因此，为了能更好的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切实了解学生的感受与建议变得尤为重要。通过问卷调查，从图1可得知，学生最为关注的是学校能提高联合培养合作学校的层次，多与世界一流大学建立联合培养项目。其次是希望学校能设立国际合作联合培养的专项奖学金，让更多的学生也能够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同时超过50%的学生也认为学校应在“项目宣传”、“学分转换”和“联合培养学科范围”等方面改进工作。
二、基于学生建议对学校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几点思考
（一）联合培养项目的质量有待提高，学科范围有待扩大
四川大学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近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与美、英、法、日等国的百余所高校签订了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但是在这百余所高校中，世界顶尖的高校却相对较少，联合培养项目的学校层次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学校应多与世界名校洽谈联合培养事宜，提高学校层次，使学生有更多机会享受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资源。另外在对学校参加国际合作联合培养学生的调查中，笔者发现，长期的联合培养项目专业主要集中在经济类、理科类和外语类，而其他专业学生参加的联合培养项目一般都是对专业要求不高的短期课程项目。学生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时间越长，其收获越大，联合培养的效果越明显。
（二）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持
众所周知，参加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需要雄厚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在国外一年20万左右的学杂费，让许多有意参加联合培养项目但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学生望而却步。为了能保证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效率最大化及公平，学校应在政策方面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进行适当的照顾，保证他们也有参加国际合作联合培养的权利。同时学校还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开辟奖学金、设立专门的联合培养奖学金，积极资助家庭的困难学生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减少学生参加国际合作联合培养的经济负担，使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带了的优质教育，实现教育的公平。
（三）联合培养项目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宣传途径更需多样化
四川大学目前主要是通过教务处网站和“国际化教育”微信两大平台进行项目信息的通知和推送。但是在笔者发现，虽然有这两个宣传渠道，但不少学生错过了一些好的培养项目。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参与国际化教育的意识比较淡薄，没有很好的进行全方位的准备，一旦项目启动却没有资格参加;其次，项目报名时间较短，而学生并非每天都会关注教务处主页，有些合适的交流项目学生看到后，却错过了申请时间，只能等待下次机会，同时微信推送平台由于建立时间较短，许多学生并不知道，尤其是第一次申请项目的学生。学校可以适当延长项目报名时间，让学生有充足的报名时间，再者，可以与各学院辅导员建立合作联系，通过辅导员的短信通知方式，使更多的学生能了解都联合培养信息。
（四）学分认证体系有待完善
学分转换不方便、课程对应困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参加国际合作联合培养的学生。四川大学虽然在这些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改进，同时也与联合培养高校进行了协商，但是仍然会出现上述问题。学生在川大所修的学分在对方大学得不到认可，使学生在外学习期间不得不重新修读课程，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同时由于国外的选课系统已经较为完善，学生可以自主选课，有时就会出现学生在国外大学选修的课程在国内得不到认可，并且学生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后其视野的开阔、思维能力的训练及国际知识的增加等都不能以学分的形式得到认证。
二、对四川大学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改进建议
（一）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遴选，提高合作办学层次
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的开展，不仅给学生带了巨大的收货，同时，也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为进一步提高国际交流水平，学校必须加强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的遴选，提高办学层次。国际合作联合培养不仅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同时，学校也应该通过自身的改变来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与教育质量。因为只有学校自身综合实力的提高，才能更好的与世界一流高校建立联合培养项目。首先学校应该转变人才培养方式，制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吴玉章学院已经开始针对本院学生进行个性的培养，而这种培养方式更应该全校性的推广，让全校学生都能享受个性化的教育。其次，在笔者之前的调查之中，学生认为学校在国外原版教材的使用及学校邀请外国专家开设讲座等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因此学校应提高国外原版教材的使用率，多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到学校开设讲座提升学生的眼界。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之中要向学生介绍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同时学校要注重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多引进海外名校的学者到校授课。
（二）多样化联合培养项目的宣传途径，积极扩大学生的参与率
国际合作联合培养项目的宣传不仅仅只是项目本身的宣传，要想更多的学生加入到国际合作联合培养之中，加强学校的国际化建设，首先应在学校营造一种国际化的氛围，让学生意识到参加联合培养的优势与益处，让学生有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意愿。学校除了通过常规渠道进行联合培养项目的宣传，还可以定期组织一些国际化教育的讲座、对话沙龙等，让学生了解国际前沿的知识信息，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饥饿、环境恶化、战争等问题，培养学生的国际责任感和国际化意识。同时应该以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学生的亲身留学经历向其他学生宣传联合培养项目，使宣传更具有说服力。
（三）加大学校宣传，增强学校在全球各地区的影响力
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各个大学在生源、学科建设、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竞争更加严峻。面对如此严峻的竞争形势，学校的发展不能提留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阶段，而更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学校在全球的影响力。四川大学作为坐落于中国西部的一所研究型大学，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所限，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的高校。因此学校应该以口腔学、数学、生物医学工程等重点学科为支撑，组织各类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会议。
（四）完善学分认证和课程修读要求
学分转换不方便、课程对应困难等问题，将严重打击学生在国（境）外学习的积极性，也为学生回国后继续国内学习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因此，学校需建立弹性的学分制度，建立多元化的课程体系，考虑由院系教授根据学生在海外学习的课程大体内容，或者让学生进行陈述和答辩来决定是否可以把这些课程转化为专业必修课的学分。
（五）重视联合培养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的追踪
学生参加联合培养项目，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学习要面临许多的困难。陌生的环境、文化的差异以及最开始语言的问题都将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而国外的学习课程任务重，学生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完成大量的论文。在学习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学生的心理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联合培养的工作中就出现了学生在外学习的期间抄袭论文的情况，因此学生出国后的情况我们应该密切的关注、追踪。为了保证学生在海外的正常交流学习，在学生参加联合培养项目之前，学校就应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提高其跨文化能力，同时要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困难。在学生在外学习期间，学校国际处、教务处相关老师和学生辅导员，应该加强与学生的联系，及时了解学生在外动态。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各个高校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到国际化的浪潮之中，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头羊”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化的潮流之中。国际合作联合培养工作是研究型大学提升国际化水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一条捷径。
参考文献：
[1] 孙美丽.高校国际化背景下的学生出国交流培养管理探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9）.
关键词： 国际化；财务管理；课程体系；双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1-0001-04
0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对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的需求激增。在全球化视角下，培养“具备国际化意识和国际化框架的知识结构，具有国际交际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通晓国际规则，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并能从容应对国际化市场化带来的各种机遇与挑战”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将成为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而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有赖于高校的国际教育水准，以及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1 国际化课程体系的含义及特征
课程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被公认为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维度和实现培养具有国际化人才的重要途径。
1.1 国际化课程体系的含义 课程国际化是从知识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全面设计本国的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从而使所培养的人才能解决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交流合作和发展中所遇到的障碍、隔阂和差异，并通过分析比较、鉴别与筛选将他国文化、社会、科技和管理精髓融入本国文化中。
迄今为止，课程国际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开设一些国际课程，讲授国外科学文化成果，如设立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等课程；或在传统的课程中融入国际化内容，如增加国际背景、国际案例、外国文化等；②开设用外语（主要是英语）讲授的课程。③将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应用到课程的实施中，进一步加深课程的国际化程度。目前，除了世界一流大学以外，大部分国家高校的课程国际化程度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1.2 国际化课程体系的特征 课程国际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①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文化成果，与本国传统课程相融合，建构自己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并参与到世界高校课程体系之中；②把本国优秀科学文化成果向世界推广，让外国人认识和理解本国的优秀科学文化成果。
一个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应具有如下特征：①开放性，即该课程体系向世界开放，能迅速反映现代科技、文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并不断调整、优化。②共享性，即实现课程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共享，包括设立开放性课程、跨国选修课程、优秀教材的共享、先进教学方法手段的交流等。③通用性，即通过国际上认可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和标准，使本国的课程、学分得到世界的认可。
2 财务管理专业国际化课程体系的现状及发展的障碍
经过十多年的专业建设，我国高校财务管理的课程体系不断优化。目前，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可以用“2+2”模式来概括，其中第一个“2”代表两个平台，即通识教育平台和专业教育平台；第二个“2”代表两个模块，即理论模块和实践模块。专业教育平台上理论模块分别由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或核心课、主干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包括经济类（含金融、贸易、法律）、管理类和财务会计类课程；实践模块由各类实训、实习、专业技能大赛、专业资格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构成。各高校大多数财务管理专业在2个平台上开设的基础课和必修课大致相同，选修课和实践模块因各校办学条件、优势特长不同而差异较大。
2.1 财务管理专业国际化课程体系的现状 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在国际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如下的成绩：
2.1.1 树立了课程国际化的理念 新形势下，我国许多高校将国际化作为财务管理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目标为“亚洲一流，国际知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将“国际化”确立为财务管理本科办学特色，大连民族学院提出要培养“有较强外语能力和沟通能力，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高素质、应用型的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这些高校树立了“课程国际化”的理念，逐步构建和优化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2.1.2 多种方式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①开设专门的国际化课程。许多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普遍重视国际化趋势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许多高校专门开设了国际化课程，如国际关系学、国际问题研究、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文化研究、国际史、国际财务管理、国际会计等，这些课程反映了国际社会、政治、历史、法律、文化、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使学生能接受全方位的国际化教育。②增加课程的国际化内容。许多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师在传统课程中增加了国际化内容，加入外国知识和国际观点，加大比较文化和跨文化理解的比重；及时把将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科技成果补充到教学内容之中。例如，在传统的会计类课程中增加国际会计准则、国际审计准则、跨国公司业绩评价、比较会计制度、管理信息系统和控制等国际化内容；在传统的财务管理类课程中增加比较财务管理、西方财务理论、金融工程、期货与期权等国际化内容。③实现跨国选修课程。通过开设国际财务管理专业、与国外高校联合开办学位课程以及学生互派的交流项目等形式，实现跨国选修课程，推动课程的国际化。随着国际化认识的提升，一些高校设置了国际财务管理专业或财务管理国际班，如西南财经大学开设了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国际化方向）。此外，一些高校积极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联合培养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如东北财经大学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国王大学学院合作举办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教育项目。④其他方式促进课程的国际化。通过邀请国外学者讲学、派出教师到国外游学进修、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联合科研等方式，建设一支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从而保障国际化课程体系的实施。
2.1.3 开设双语课程，使用国外原版教材或引进教材 近年来，随着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我国高校均开设了一定比例的双语课程，使用国外原版教材，中文讲授或中英文交替讲授，一些重点高校还开设了全英文课程。此外，许多高校大力引进国外优秀的财经类教材，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国外财经类教材，高校在教学中选用国外翻译教材甚至原版教材的比例大大提高。
2.1.4 采用科学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方式 许多高校财务管理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程度，采用多样化的现代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一般高校都具备了多媒体教学条件，一些高校还开办了网上教学、财务金融实验室。部分高校推广案例教学，通过对各类案例（尤其是最新国外财经案例）分析与讲解，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一些高校通过开设各类财务管理实务课程，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水平。
2.2 财务管理专业国际化课程体系发展的障碍
2.2.1 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在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一些问题：
第一，处于初级阶段，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我国大多数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还处于第一或第二阶段，缺乏国际化建设的经验，对课程国际化的深刻内涵理解较肤浅。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局限于目标和专业的设计上、或与国外大学合作培养上，未将国际化的实质内容渗透到财务管理本科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实施中，未反映到国际化课程的改革中。
第二，国际化课程尚未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对财务管理课程的国际化，一些高校缺乏科学而系统的规划和管理，将双语授课、使用外文原版教材或海外资格证书的培训课认定为国际化，生搬硬套国外课程和教学内容，忽略本国特色和文化。在通识教育平台的课程设计上，那些能够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和介绍新兴学科的课程较少，反映学科交叉和综合发展内容的通识教育课程严重不足；此外，各通识课程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必然的递进关系。
第三，课程国际化的实施效果不佳。一些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国际化的实施手段单一、效果欠佳。例如，在人才培养时更多地注重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忽视跨文化沟通、理解、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上，国际化教学材料的使用较少，跨文化案例和素材的应用更少，跨文化比较及批判性思维严重缺乏；在创建多元文化的学习环境上，许多高校以输出学生为主，输入的留学生较少，难以形成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第四，双语教学比例较低，国际化教材的使用效果亟待加强。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比例不够，教学层次较低，大多为半外语型（使用外文原版教材、中文授课）或混合式（中英文交替授课）教学方式。全外语型（沉浸式）双语教学方式使用比例极低，据统计，目前我国高校中985高校全英语课程比例不到10%，211高校不到2%，而大部分其他层次高校都是零。大部分高校使用引进的原版教材进行双语教学，由于原版教材在课时设计、内容编排、知识广度深度等方面不太符合我国国情，再加上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均未达到要求，使用效果大打折扣。
第五，国际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教学方式需大力推广。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性学习、国际化远程教育、网络教学、课堂案例教学、讨论教学、模拟教学等先进教学方式和技术手段在一些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尚处于尝试阶段，推广和普及尚需时日。许多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师仍沿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被动教学模式，未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2 建设国际化课程体系的主要障碍 尽管不同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国际化程度不一，实施效果不同，造成实施效果差异的原因不同，但概况来说，大部分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的主要障碍有：
第一，受制于经济驱动下的大学商业化动机。在经济利益和市场需求驱动下的高校国际化，必然会偏离高等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初衷，造成大学国际化的原有价值如理解、尊重、交流和合作等元素让位于长驱直入的贸易本质。在这种动机下构建的国际化课程体系，难以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规律，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只能流于形式。
第二，受制于大学国际化改革的模式。尽管我国高校普遍重视自身的国际化发展，但是大部分高校国际化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并未充分调动课程国际化的主要参与者—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事实上，许多高校教师并未对课程国际化持正确的态度，认为双语教学或全英文教学可有可无，更别说主动参与到课程的国际化建设中。此外，承担国际化课程的教师虽然比其他教师付出更多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实际上课效果不理想、教学评价不佳，再加上没有差别的待遇，严重打击教师参与国际化课程的积极性。学生的情况类似，一些学生出于就业和考研等目的，不愿在国际化课程上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加上担心双语课程“太难”或“听不懂”，放弃选择双语课程。
第三，受制于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教师作为国际化课程的开发者和实施者，他们的态度和观念直接影响着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他们的知识和方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化课程的效果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质量。参与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的教师需要具备如下的知识和能力：①强烈的国际化动机，丰富的国际化专业知识和跨文化的一般性知识，并能将这些融入到课程开发和教学中，以批判和比较的视角来看待跨文化的学术问题。②与国际学术圈保持紧密的联系，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③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财务管理专业国际化课程的教师必须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禁锢，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手段，关注学生的个性需求，灵活运用研究性学习、讨论式学习等先进教学方法。④熟练地应用英语进行授课的能力。事实上，能达到上述要求的国际化财务管理专业教师在我国高校是非常缺乏的。
第四，受制于学生的英语水平。参与国际化课程的学生需要同时兼顾外来语言和专业内容，尤其是要花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应对语言问题，因此，学生的英语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国际化课程效果。如果学生的外语基础不扎实，势必会影响其对专业内容的掌握和国际化课程的教学效果。从一些高校双语授课的实践反馈来看，参加双语教学的学生中能听懂三分之一以上内容的学生数占到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而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基本听不懂。这样使得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前面又多了个障碍，违背了双语教学的初衷。
3 加强我国高校财务管理课程体系国际化的对策
3.1 整体规划，形成合力推动课程的国际化建设 高校应将课程国际化纳入学校的总体规划和人才培养目标中，研究实施课程国际化的政策机制，对国际化师资的引进、国际化教材的选用、国际化教学方法的推广、教学奖励等方面制定具体政策。组成校级团队在全校各院系实施和推广课程国际化，定期召开课程国际化研讨会、双语教学经验交流会和教学观摩等等，营造课程国际化的校园氛围。
3.2 不断优化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首先，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财务管理专业的发展需要，设置跨人文与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等综合性通识教育类课程。例如增设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文学艺术、外国文化、道德伦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课程。其次，强化公共英语教学，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建议在保证大学英语总学时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英语强化训练课程，如英语听说（第1学期）、商务英语听说（第2学期）、商务英语读写（第3-4学期）。同时开设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的课程，例如《东西方文化比较》、《外国历史》、《西方思想史》、《西方经济史》等，为双语教学与国际化意识的培养打下良好基础。
在专业课中增加双语教学的比重，适应国内、国外、国际三种环境变换的全球财务的视野，提高对外进行交流的外语能力。从第1门专业课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双语教学：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第1学期，部分双语），初级会计学和宏观经济学（第2学期，部分双语），财务会计和金融学（第3学期、双语），国际金融和财务管理（第4学期、双语），管理会计（第5学期，双语），投资学和国际财务管理（第6学期，双语），国际财务管理（第7学期，双语）。
3.3 加强双语教学，推动教材和教辅的国际化 双语教学和全英文教学是培养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的重要方式。建议对国际化程度高的课程采用双语教学，如金融学、管理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金融市场、公司理财等课程。对专业性较强、难度较大的选修课程则可以选用翻译的国外教材或国内优秀教材，中文授课。在双语教学层次上，建议先从低层次的双语教学模式开始，随着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和专业知识的积累，逐步过渡到较高层次的双语教学模式。在条件成熟时，可在高年级开设的课程中选择几门（核心或选修课程）进行全外语型双语授课。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方式，使学生从心理、能力和英语思维上逐步适应双语教学模式。此外，在具体的双语教学实践中，建议分班教学，即根据学生英语水平高低将英语水平大致相当的学生分在一个班里，接受最适合的双语教学模式。
建议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加快教材和教辅资料的国际化建设。由于国外出版的教材质量良莠不齐，在引进国外教材时要特别注意甄别教材的质量。在使用原版教材教学时，教师要注意结合本土化的内容，切忌照本宣科、生搬硬套。
3.4 大力推广国际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教学方式 首先，改变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将导学式、互动式、案例式、研讨式教学法应用到课堂教学中，通过“课堂圆桌会议”、“课程论文”和“小组作业”等方式形成“学生自学体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和钻研精神。其次，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水平，例如建立网络教学平台，为师生提供一个教学互动、教学资源、管理和沟通传播方式的数字化教学环境，为学生开展探究式、自主式和全天候学习创造条件。
3.5 推进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 培养一支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适应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是课程国际化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打造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大力吸引国际师资的加盟，在全球范围内招聘财务管理专职教师、课程教授或客座教授；另一方面是建立完善的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培养机制，定期选派财务管理教师到英语国家进行强化训练，回国后尽快开出双语教学课程，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教师国际化课程的授课质量；选拔一批有长期出国经历的教师组成了双语教学的核心团队，通过“传、帮、带”等方式扩大双语教学师资队伍，让更多的专业教师加入到课程国际化建设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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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春华.高校会计国际化课程体系研究——基于国内10所高校的调查分析[J].财会通讯，2013（06）：31-33.
abstract: female college students’employment of accounting major meets great challenges，which are caused by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large graduates number，contradi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supply and demand，employment units’benefits consideration，and factors b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sig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vocational ability framework of accounting major from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 level，potential ability level，and quality level using qualification model and iceberg theory．
key words: accounting maj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framework design
〔摘要〕 高校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来自传统性别观念、毕业生数量攀升、人才需求矛盾、用人单位成本效益考虑及女生自身因素等方面。我们可以运用能力素质模型、冰山理论，从体现一般绩效水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层、体现杰出绩效水平的深藏能力层、体现女性特质的能力层三个层面，设计高校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职业能力框架结构。
〔关键词〕 会计学专业; 女大学生; 职业能力; 框架设计
会计是通过设置账户、复式记账、会计报表等特有的方法，为组织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的管理活动。货币计量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的计算工具还没有普遍得以应用之前，在我国算盘几乎就是会计的代名词。即便是广泛应用计算机、计算器等现代计算工具的今天，算盘在加减法计算方面仍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女性在拨打算珠、毕业论文账目登记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延续到现在，女性从事会计工作的人数比男性要多得多。
在校会计学专业大学生中，女生大约占 70%，“十个大学生就有一个是学会计的”( 1999 年 6 月 14 日，经济参考报) 。因此，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就业情况影响面很大。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毕业生人数的增加，中国就业问题日益突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而受就业大环境、传统观念、用人单位成本效益考虑及女生自身因素的影响，女大学生就业面临更大挑战。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特别是占较大比重的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更是政府和社会的问题，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从长远看，关系到国家未来人才的培养与兴旺。因此，提升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的就业能力非常重要。本文力图分析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就业不容乐观的现状及其原因，通过设计职业能力框架，提高其自身能力与素质，从而提升其就业能力。
一、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会计毕业论文范文
( 一) 从调查数据看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的就业情况
统计数据表明，女大学生招生与在校人数几乎与男生各占一半。2010 年南开大学招收女生约占53． 1% ，2006 级复旦大学新生中女生约占 52． 3%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级新生近 1500 人，女生超过80% 。2008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收的 6076612 名本专科新生中，女生有 3321962 人，约占 54． 7%。女大学毕业生是我国优质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她们平等生存发展的利益，关系到数百万家庭的民生和社会的稳定。为了解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以及她们的需求和期望，2009 年，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主持并委托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开展了全国“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
选取的调查样本较有代表性。从地域看被调查的女大学生，40%多来自北京高校，其余来自上海、天津、西安等大城市。其中 55． 3% 来自城市，44． 7%来自农村。从学校情况看，来自重点院校的被调查女大学生比例高于非重点院校。从学历层次看，被调查女大学生学历从大专到博士，其中 7 成是本科生。从所学专业来看，经济学类比例最高，占27． 4% ，其次是文学类 19． 2% ，再次为 法 学 类15． 4% ，工学类、理学类共占 24． 4%［1］。该调查从求职经历、求职感受、求职中遇到的困难、应对行动、创业难题、对就业政策的了解、需要的帮助等方面展开，该调查报告表明，56． 7%的被调查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感到“女生机会更少”，91． 9% 的被调查女大学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1］。
很明显，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的就业调查包含在经济类专业 27． 4%中，是所调查专业中比例最高的。再按照教育部教育计划司 1999 年的资料，全国1032 所普通高校中，就有 488 所设有会计学专业;在全国 800 多个本科专业中，会计专业目前的招生人数是最多的，在校学生人数也是最多的; 还有 546所成人高校设置会计学专业; 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学生总计 560 多万人，而会计学专业在校学生人数就有 53 万人( 见 1999 年 6 月 14 日《经济参考报》) 。因此可以推断，从专业来看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在调查中占有几乎最高的比重。也就是说，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在求职中较男性机会少，受歧视现象相当严重，就业情况不容乐观。
( 二) 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就业不容乐观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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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及现实情况表明，女大学生就业情况面临挑战，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原因主要在于传统性别观念影响、毕业生数量攀升、人才需求矛盾、用人单位成本效益考虑及女生自身因素等的影响。
1． 传统性别观念影响。我国传统观念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思想影响久远，虽然政府积极倡导男女平等，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就业中性别歧视、重男轻女现象仍屡见不鲜，91． 9%的被访女大学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理工科女大学生“经常”感受歧视的比例最高［2］。就业机会较少，4 成被调查女大学生认为女生找工作比男生困难，理科类和硕士生感觉更困难。
2． 毕业生数量增加。2009 年全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611 万，2010 年 630 万人，2011 年为 660万人，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受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等的影响，经济滑坡，工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庞大的毕业生数量与人才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毕业生相对过剩。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占较大比重，其就业情况自然不令人乐观。
3． 人才需求矛盾。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有些学习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化工化学的学生不愿意到工业企业工作，形成工程技术人才缺乏，而会计学等一般层次经济管理人才存在较大剩余。
4． 用人单位追求经济利益。会计学专业岗位分工明确，女大学生毕业后从事会计工作很快面临结婚生子等特殊阶段，按照国家规定，女职工生育期间享受正常的工资待遇等，且由所在单位负担。很多用人单位考虑到经济利益，不愿承担由此增加的误工成本等，因此同样情况下不愿意接受女大学生。
5． 女大学生自身能力素质影响。尽管在校会计学女大学生学习成绩普遍优于男生，且具有细心、安稳、坚韧等特质，但在大胆做事、开拓精神等方面一般不及男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职业能力框架设计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尽管造成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自身因素是最关键的、第一位的。因此，借鉴能力素质模型及注册会计师能力框架指南，结合女性特质，构建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职业能力框架，苦练内功，提高自身能力与素质，是提升其就业能力的关键所在。
( 一) 能力素质模型 会计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能力素质模型( competency model) 也称为胜任力模型，是指担任某一特定的任务角色所需要具备的能力素质的总和。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麦可利兰( david mcclel-land) 博士。他将直接影响工作业绩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称为能力素质，并进一步表述为:“能区分在特定的工作岗位和组织环境中杰出绩效水平和一般绩效水平的个人特征。”，包括知识( knowledge) 、技能 ( skill) 、自我概念 ( self － concept) 、特质( traits) 、动机( motives) 5 个层次。1973 年，麦可利兰提出素质冰山理论，将人员个体素质的不同表现形式划分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其中，“冰山以上部分”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是外在表现，是容易了解与测量的部分，相对而言也比较容易通过培训来改变和发展。而“冰山以下部分”包括社会角色、自我形象、特质和动机，是人内在的、难以测量的部分。它们不太容易通过外界的影响而得到改变，但却对人员的行为与表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真正能够把优秀人员与一般人员区分开的是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因此，麦可利兰把不能区分优秀者与一般者的知识与技能部分，称为基准性素质( threshold competencies) ，也就是从事某项工作起码应该具备的素质;而把能够区分优秀者与一般者的自我概念、特质、动机称 为 鉴 别 性 素 质 ( differentiation competencies)［3］。
( 二) 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职业能力框架设计
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职业能力框架是指其顺利完成会计工作所必需的主观条件和素质架构。依据能力素质模型和冰山模型及层次分析理念，借鉴国际经验及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指南，结合女性特质和会计学专业特点，构建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职业能力框架，包括三个层面，即体现一般工作绩效水平的会计基本知识技能层、体现杰出绩效水平的深藏能力层、体现女性特质的能力层。
1． 体现一般绩效水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层。体现一般工作绩效水平的会计的基本知识技能是胜任会计工作的专业能力，具体包括会计学及相关经济、金融、税收、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基准素质能力。上述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大学期间的课堂理论学习与课程实践来获得。只有很好地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将来的实践中运用自如，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科学高效地从事会计及相关工作，为决策层提供有用的信息。会计是一门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只有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掌握了会计等相关专业知识，再加上实践中的不断总结积累感悟，才能很好地胜任会计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获得上述知识与技能的优劣程度，取决于自己的学习努力程度。实践表明，女大学生在校学习认真、刻苦、仔细，一般都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2． 体现杰出绩效水平的深藏能力层。依据冰山理论，深藏能力往往隐藏不露，是拉开绩效档次和体现能力差距的较高能力层次。该层次的能力也是当前就业中用人单位最为看重的考察点，这些能力包括观察与记忆能力、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语言文字表达与总结提升能力、团结协作与创新能力等。
( 1) 观察与记忆能力。会计专业的观察能力是指全面、正确、深入地观察被核算对象的能力。观察能力是会计人员收集会计信息、获得对会计对象感性认识的基本心理素质，是保证顺利完成会计工作、取得会计业绩的重要心理因素。敏锐的观察力使会计人员能够利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线索取得显著的会计成果。记忆能力是对已经知道的
--> 东西能够记住，并在以后再现或在记忆重新呈现时能再认识的过程，包括记忆的敏捷性、记忆的持久性、记忆的正确性和记忆的备用性。记忆是会计专业知识的仓库，它为思维提供原材料。会计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会计人员主要与数字打交道，会计人员在思考问题时所应用的数字等材料大都来自记忆，具有较好的记忆检索能力是优秀的会计人员必备的。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形象思维能力、记忆力强、观察细心，在此方面较占优势。
( 2) 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是指根据工作任务，对资源进行分配，同时控制、激励和协调群体活动过程，使之相互融合，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一般认为组织协调能力要包括组织能力、授权能力、冲突处理能力、激励下属能力等。沟通能力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通畅的能力。会计是为组织提供决策信息的、以资金为纽带的管理活动，业务内容涉及与本单位有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各部门与组织，既包括单位内部各部门，如计划、人事、生产、营销、后勤服务等，也包括单位外部的主管部门、银行、税务、审计等。单位内部的预决算、日常的财务工作与会计核算等，会计部门不可避免地与内部的部门发生业务联系，需要协调与沟通。本单位与上级主管部门、银行、税务、审计等部门，也存在较密切的业务指导与业务联系，更需要较高层次的组织协调与沟通。当然，会计部门内部各个不同岗位之间也需要沟通与协调，才能更好地做好会计工作。因此，高校会计学专业的女大学生仅仅完成基本的会计核算工作是不够的，应该加强锻炼，提高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胜任更重要的岗位，真正参与到单位的经济管理中。
( 3) 语言文字表达与总结提升能力。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是指运用语言、文字阐明自己的观点、意见或抒发思想、感情的能力。它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书面文字表达能力、数字表达能力、图示表达能力等几种形式。口头表达能力，就是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见、建议运用最生动、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传递给听者，对听者产生最理想的影响效果的一种能力。书面文字表达能力，就是将自己的思想，运用书面文字表达方式，使其系统化、科学化、条理化的一种能力。从事会计工作，需要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会计工作涉及面广，与内外部人员打交道多，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助于上述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的实现。另外，锻炼书面的表达能力有助于总结提升能力的培养。会计人员个人及单位工作情况的总结、工作经验的总结提炼、体现理论水平的工作论文的撰写等，都需要较好的书面总结提升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在竞争中非常占优势，往往成为很多年轻的会计人员很快得以晋升、提拔的制胜砝码。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在口头表达方面基础较好，稍微加强就能更好地胜任工作。在书面表达、总结提升方面，需要加强训练。所谓总结提升就是对以往的知识、工作、学习过程等进行梳理，从中吸取对于自身发展有益的信息与资源，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充分利用，达到提高学习、工作效率，提升自身能力的过程。总结提升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长期有意识的培养获得的。根据从事会计专业相关职业的人员的经验描述，及时总结过去的资料、信息，对一段时间内的过程进行梳理提炼，形成书面文字或报告，对于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将来的职称晋升，尤其是高级职称的晋升是考评结合，除了考核工作业绩外，还要通过、课题研究等指标评价其综合水平。从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的社会调研实践和已毕业大学生的反馈可以得出，总结提升能力对于从事会计行业的人员而言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作为基层会计从业人员，其主要任务是做好记账、算账、报账等日常会计核算工作。而作为财务主管、经理等管理人员，工作重点在于对下属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总结和分析，从中发现问题并反馈意见，同时为企业高层决策提供财务信息支持。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职务更注重总结和分析能力，工作内容侧重于分析和报告。一个会计管理人员的主要任务也在于运用自己丰富的财务知识和经验，在纷繁复杂的会计资料中提炼出企业决策相关且有用的信息，并以决策层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向上汇报，而对于此总结提升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 4) 团结协作与创新能力。
团结协作是日常工作基本规范之一，它要求员工在业务活动中，要互相支持、互相协作、互相配合，顾全大局，明确工作任务和共同目标，在工作中尊重他人，虚心诚恳，积极主动协同同事搞好各项业务等。任何组织都比较重视员工的团结协作精神，一项工作要很多人或很多部门共同完成，这需要大家的相互配合。会计工作岗位既分工明确，又相互联系、互相承接。从凭证制作到账簿登记，从成本计算到财产清查，直至会计报表，各环节密切相连，需要各岗位的会计人员通力配合、团结协作，共同完成，提供准确、及时、有用的会计信息。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创新。创新能力与总结提升能力密不可分。表面看起来，会计工作按照会计准则、规范等开展，会计部门是会计规范的执行部门，谈不上创新。其实，会计工作同样需要创新。会计专业的创新能力表现在运用会计知识和理论，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高校会计学女大学生应积极整合所学知识，注重吸收不同学科的思想、方法，激发创新思维，培养锻炼创新能力。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经济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需要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思辨式地看待问题。
3． 体现女性特质的能力层。
女性特质能力是能够体现女性特有魅力和优雅气质的素质。该能力层主要包括优雅的气质、稳健做事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等。女性的优雅气质指的是女性特有的一种风格内涵。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费希尔曾经说过会计专业毕业论文范文女人的优雅是那种端庄稳重、落落大方、不紧不慢、不卑不亢、美丽谦和、睿智机敏、谈吐儒雅、清新悦目。拥有优雅气质的女性更容易获得有效的沟通、更容易组织协调和获得认可。女性的优雅气质往往通过自信、谈吐、妆容和着装等表现出来。
会计专业女大学生要培养个人的优雅气质，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不要忽视仪表，作为女性，在社交场合，必须注意仪表的端庄整洁; 不要自视清高; 不要斤斤计较; 不要惧怕显露真实情绪，不论什么样的喜怒哀乐、柔情蜜意，都不应加以隐藏; 保持幽默感; 仪态端庄，充满自信; 对别人给予信任和关心，热诚与关怀; 接受自己的面貌，每一个人在性格或外貌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气质和优点，要善于加以发挥。稳健做事能力主要体现在做事细心、认真、谨慎、一丝不苟。女性的生理及心理形成女性会计人员的细心、敏感、认真及负责的特质，女性天生比男人敏感，而具有细致的观察力。女性在情感的表达和感知方面，具有男性无法比拟的优势，女性直观能力强，对事物的观察更为细致、敏锐和准确。同时，女性还有超强持久的耐力和超前的想象力等优势。
另外，女性做事思考周密、谨
--> 慎，风险小。自我控制是指依靠主观能动性按照一定目标，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转化控制的能力。会计从业人员需要有比较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但是更加需要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这样才能使职业道德、专业知识真正发挥作用。总之，女性善于言辞，沟通能力强; 她们善解人意，有丰富的情感以及对他人情感的感知力，待人接物讲求分寸，为人随和。此外，女性忠于家会计专业毕业论文庭、企业，工作认真执着，形成其定力较高、稳定性好的特质。上述特质是会计专业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优势。
三、结语
会计学专业是很多高校普遍设置的专业，女大学生占 70%［4］，其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依据能力素质模型、冰山理论设计的会计学专业女大学生职业能力框架结构，尚不尽完善。希望这一框架结构能在女大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方面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其自身也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全国妇联． 全国“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报告［r］． 2010． 8．
［2］ 刘建秋，刘冬荣． 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及其培养途径研究［j］． 会计之友，2009，( 16) ．
关键词： 人才需求 应用型日语人才培养 日语课程设置
作为温州地区唯一的温州医科大学（原温州医学院）的日语本科专业，自2005年开办以来，其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模式主要是学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其他院校的经验实施的。目前，国内外形势变化、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的新需求，探索建立应用型、复合型日语人才的培养模式，有必要对人才需求和课程设置等开展研究，重新审视目前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调整课程设置，使之更完善、合理。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为了了解温州医科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生对本校专业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模式等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工作情况、所学知识和工作的胜任度、满意度等，本研究对2011届、2012届毕业生和相关的用人单位实施问卷调查，共向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表157份，向用人单位发放120份。收回有效学生问卷调查表61份，用人单位调查表45份。总体上来看，因为部分学生毕业后工作单位经常发生变化，联系起来有困难，所以回收率不太高。同时，本研究对在温州的毕业生进行个别深入的访谈，旨在进一步了解毕业生对自我的评价、工作中的困惑及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建议等。
二、研究结果和分析
1.对学生的调查结果。调查内容分为就业状况、知识和能力培养、课程设置三个大方面。结果如下：
（1）毕业生就业岗位
日语专业毕业生目前从事的工作涉及翻译、市场销售、外贸、管理、教育培训、金融、IT相关、信息服务等行业，其中从事口译、笔译相关工作的比例最大，占49%，其次是市场销售和外贸业务占28%，管理岗位占7%，金融银行等相关的占7%，与IT相关和采编的等占4%，教师占3%，其他公务员性质的工作等占2%。
（2）毕业生的知识和能力培养方面
对自己就业之初感到最缺乏的知识和能力的调查结果显示，占80%的是工作经验和实践能力，其次是日语基础知识和听说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而对于自己最自信的方面，认为自己人际关系好的比例最高，达到52%，其次是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团队合作能力强。
毕业生认为公司重视的能力首先是日语综合能力，其次是日语口译和听说能力、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同时认为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应掌握的知识首先应该是经贸等相关的专业知识，其次是日语基础知识、应用文写作及计算机基础知识等。而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按多少依次是使用专业知识的能力、工作能力、与人沟通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应具备的专业能力基本上被认为是日语口译能力，其次是听说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和日文电脑操作能力。
（3）课程设置及教学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方面
毕业生对学校日语专业的设置整体反映良好，认为课程设置比较合理的占73%，17%的人认为一般，10%的人认为不太合理。
从具体的课程设置来看，认为开设得比较实用的课程依次为：日语（视）听说和日语会话、日语口译、基础日语、日语翻译、日本文化研究、日语阅读、日语写作、日本概况、高级日语。认为开设得不太实用的课程依次为：日刊选读和日语语言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日语阅读、日本文学作品选读、毕业论文、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日语写作、日本概况。另外，毕业生认为还应增设的课程的必要度依次为：商务（外贸）日语、同声传译、旅游日语及科技日语。还应强化的能力重要度依次为：口译能力、听说能力、写作能力、电脑操作能力、阅读能力。
毕业生们对学校的教学意见和建议，首先是加强实践锻炼，其次是加强听说训练和增开经贸等方向的课程，还有极少数人认为应改进教学方式。
2.对用人单位的调查结果。用人单位对我校的毕业生总体评价为良的占56%，总体评价为优的占44%。
对我校毕业生的专业能力最认可的是日语综合能力，其次是口译能力和听说能力，最满意的方面首先是工作态度，其次是适应能力和专业素质，再次是团队意识、实践能力和社交能力。认为我校学生能力欠缺方面排在前三位的是工作实践能力、专业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其次是团队合作能力、社交能力。认为我校学生还应培养的能力依次是日语口译能力、工作实践能力、听说能力、计算机能力和社交能力。
对我校教学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排在前三位的是创造更多学习日语的实践机会、加强社会实践锻炼和强化口译能力，其次是增加外贸、经济类的课程、提高听说能力、优化师资提高教师水平。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毕业生对自己评价方面，主要反映为工作经验和实际能力不足、日语听说能力不够和计算机技术缺乏等，而用人单位对我校学生的工作态度和日语综合能力给予肯定的同时，感到学生缺乏的能力和应该培养的能力是实践能力和口译能力，这和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基本一致。在课程的重要度方面，学生把听力、会话（口语）、口译三门主课被列为前三甲，分别达到100%、100%、90%，充分显示学生自身也重视听说力和口译能力的培养。认可较差的是日刊选读、日语语言学研究及日本文学等课程，被认为对工作没有帮助，所以不被看好。在增开课程的必要性方面，外贸日语、同声传译以90%、80%的高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课程，显示出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迫切；旅游日语和科技日语也被一些学生所要求。对学院日语专业教学的意见和建议方面，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看法一致，都认为还应该创造学习日语的实践机会，加强实践锻炼。
综上所述，我校日语专业毕业生工作态度较好，日语综合能力较强，但是实践能力不够强，日语口译和听说能力还不能使学生和用人单位非常满意。虽然日语专业从成立之初就遵循“听说领先，读写译跟上”的教学理念，夯实日语基础，强化日语听说能力，提高口译、笔译能力，但主要还是在以教室、校园学习为主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下进行的，通过教师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后自学完成，因而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和温州所处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来温州的日本人，包括留学生很少，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公司、企业并不多，很难有真实的学习和实践机会，而听说译的能力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较长时间的实践才能提高的。其次，专业课程的设置由于师资力量和水平的限制，经济、贸易、商务、旅游等方向的日语课程近几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课程体系的合理性。
三、改进措施和改革目标
从以上结果和分析可以看出，我校日语专业要培养出社会需求的复合型日语人才还有许多路要走，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优化课程体系，使课程设置合理化。首先强化日语基础知识包括基础日语、日本文化及相关课程的学习，在有限的学时内，应加大日语听力、会话、口译方面的课程，缩减与培养目标不相适应的课程，增加更多的经贸等方向的专业选修课。其次，利用学校的资源，鼓励学生辅修与就业方向有关的法律、管理、金融、信息等相关课程，掌握某一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提高今后就业时的竞争力和工作中的实践能力。另外，在内容上加强学生的应用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
2.开展教学方法改革。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手段，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开展如小组讨论式、辩论式、启发式等教学。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如课堂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的评价体系等。另外，尽可能地创造机会，把教学转移到课堂外的实践活动中，把日语学习应用到实践中。
3.加强人才培养所需的师资建设。聘请日语且有其他专长的优秀教师开设日语专业选修课，为学生提供多方向、高水平的日语学习环境。同时，引进有外贸、商务等实践经验的教师，提高师资水平，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结构合理、知识背景丰富的师资力量。
4.进一步巩固与拓展合作办学模式。在巩固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联合办学的基础上，加强与其他院校的交流和合作；继续充分利用日本的大学教育资源，充实国际化办学的合作项目，除了采用（2+2）、（2.5+1+0.5）模式之外，积极拓展（3+1）、（4+2）、（1+2+1）等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程玲.日语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与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高教版），2009（10）.
[2]卢学梅.从日语人才市场需求谈高校的日语教学改革[J].新余高专学报，2006（6）.
[3]梁红梅.绍兴市日语人才现状及需求走向调查[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12）.
我最初的想法可能与大部分留学生一样：为了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国外大学的文凭含金量较高，家人也想通过留学让我在就业时拥有一定的优势。出于对美国文化的好奇，也出于对美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钦佩，我选择了这个国家。
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最新的世界大学200强排名中，美国大学的数量达到了75所之多。难得的是，美国3000多所大学，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专长，“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美国的大学还给国际生提供了一系列完整的学术选择，社区大学、本科、本科转学、硕士和博士申请，应有尽有。
美国是一个尊重个体意愿和个性的国家。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优秀，不在于他成绩有多好、获得多少奖项，而在于他有没有尽力地去寻找、去坚持他想要做的事。美国学生在选择专业方面十分慎重，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体系提供了非常开放的转专业制度。在国内，转专业不仅有成绩方面的要求，而且只能转一次；在美国，如果你想转到某个专业，不必递交冗长的申请，不必排在年级的前几名，只要跟选课导师见个面，聊清楚你的意向即可。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在密歇根大学读了一年，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课本上，就辍学投资股票，大概做了四年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完成学业。他最初的专业是东亚研究，去年换成了音乐，今年又改成了艺术史，换专业就跟换衣服似的。在美国大学里，你常常会看到一些大一新生学两到三门专业，不是因为他们三头六臂，而是他们想通过各种尝试，以明白自己究竟喜欢做什么。以我们传统观念来看，这叫“朝三暮四”，但在美国人看来，这是追求终生事业的过程。
父母送我们去外国读书，多会让我们读较热门的专业，比如金融类、经济类专业，但他们可能会忽视我们自身的兴趣，美国灵活的转专业机制和选课机制能保证我们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话说回来，在自己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专业的前提下，能学习一些实用型专业、国内紧缺专业还是比较靠谱的。
从学习氛围上说，美国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国内大学课业相对轻松，很多国内大学生终日浑浑噩噩，只要考试不挂科就万事大吉。美国的大学教育显得更加严格，别看电影里美国学生整天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其实大家都忙得很。我们每天都会有一定量的作业、预习、写作、资料搜集、小组讨论。不管你想不想，都得跟着学，否则根本跟不上进度，就更别想顺利毕业了。个人认为，美国大学“宽进严出”的体制，相对于中国大学“严进宽出”的教育体制，显得更加合理与科学。
宽松得很，严格得紧，这就是我眼中的美国教育。
除了上述的美国教育体制外，发生在身边的几件小事也让我颇有感触。
第一件事：我第一次去图书馆，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没过多久，一个美国学生过来拍拍我肩膀，问我：“Would you mind changing your place？Because this seat is for disabled student.”我这才发现，我坐的那个位置比其他的都要矮一点，是残疾人专座。在图书馆每层楼的洗手间都设有残疾人专用厕所。美国大学的人性化和人文关怀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和留学生前辈们一样，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日常口语。甭管你雅思、托福多么出类拔萃，只要和蓝眼睛大鼻子的老外对话，准歇菜。开学不久的一堂课上，老师让我比较美国的福利机制和中国的有什么不同。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连“Chinese English”都祭出来了，愣是没能讲清楚。就在我担心会被教授批评的时候，他居然赞了一句“Very good”，并微笑着为大家解释我的回答，还带头为我鼓掌。这件小事让我很感动，在国内被老师批评惯了，回答问题时总免不了小心翼翼；在这儿，我感受到学校的宽容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们的宽容与鼓励给了我许多信心，每个人都会犯错，没必要因为错误而畏首畏尾。
在美国读书是很好，可我要是把留学美国夸上了天也不成。美国的教授们习惯鼓励式教学，频繁的“Very good”常让我弄不清自己的优劣，这边厢我被夸得飘飘然，那边厢就得对着一塌糊涂的成绩单发呆；我可以和国际生、本地生打成一片，但中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让我很难真正融入他们的社会，我们不认同彼此的许多观点，只能试着理解；在国内频频光顾的麦当劳、肯德基在这边吃到吐，夜夜怀念宫保鸡丁麻辣烫清蒸鲈鱼；更别提客在他乡的孤独感，出国了，才知道自己离不开家人，才知道中国原来有好多制度优于美国。不过，为了能学有所成，再多的苦，也只能咽下。
还有一年，我就将结束在美国的日子。届时又会有很多学弟学妹来到这个国度求学，而我，将在第一时间飞回祖国。
出国还是高考？孰优孰劣没有定论。许多“海龟”眼高手低，尚不及国内普通大学的本科生。留学确实能开阔视野和增长见识，但更重要的还是学好专业知识。如果专业知识不扎实，仅凭一口流利的口语是难以打动HR的。如果你具备考上重点大学的实力，同时有出国的可能，建议你选择前者。因为留学结束后你将失去在外国的人脉，而若是在国内读书，在大学里交到的朋友会是你受用一生的资源。
谁适合出国？除了家庭经济情况之外，身体和自律性也必须考量。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留学是十分危险的。欧美国家的医疗体系相对完善，医疗服务行业是高利润行业，如果在国外生很严重的病会很耗钱。另一方面，如果缺乏足够的自制力，一个人在国外很容易沉沦。美国大学的自由度是药也是毒，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到美国只会是浪费生命。
可以出国，还参加高考吗？在获得留学资格后，离高考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回到了久违的教室和大家一起复习，备战高考。虽然高考对我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高三是一个能够磨炼人意志力的时期，就算高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也不应该轻易放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是在读书还是工作，坚韧的品质都是你值得拥有的财富。
一、 SAT 成绩
SAT被称为美国的“高考”。它虽不如中国高考那样起着一锤定音的作用，但在美国大学招生过程中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分量。SAT考试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数学、英文和英文写作，满分2400分。由此可见，想要留学美国，必须拥有既能说又能写的英语能力。
二、高中学年成绩
学生在高中前两年或三年的平均成绩至少达85分，最好在90分以上。美国大学会通过申请人在高中学年的平时成绩来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TOEFL成绩
TOEFL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阅读、听力、口语、写作，满分120分。大部分排名前20名的大校都要求达到100分。托福不是考得越高越好，100分是一个门槛，如果你已经达到，就没有太大必要冲110分或以上。
四、排名
由于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具体的分数有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生的水平，而排名可以形象地体现学生的成绩是否优异。美国前20名的学校往年录取的学生中至少有50%是排名在年级前10名的。
五、综合能力
如果你当过学生会主席，或是在年级活动中曾大放异彩，或是组织过慈善募捐活动，请一定要让考官知道。课外活动中的表现能显示你在学习之外的特质，反映综合能力。众所周知，美国大学非常看重学生的综合能力。
六、研究性的小论文
它不是必须的，但它能为你加分。作为高中生，你不需要做出多深刻的研究，只需清晰完整地表达出你对某一问题的观点，关键是要让考官看到你的逻辑思维、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
关键词：生态史学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参考文献：
[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J].北京: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期)，1936.
[3]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J].北京:中国考古学报(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第4册)，1949.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学报，1972，(1).
[5]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北京:历史研究，2002，(3).
[6]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开封:史学月刊，2004，(3).
[7]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7]尽管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对人事具有重要历史影响（例如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视为史家的基本任务，至少隐含了关注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事的思想倾向），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家都曾就“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展开过热烈讨论，但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多称“风土”）在传统史学中曾长期被视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究天人之际”并未真正付诸实证性的学术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