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9 08:54:4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国际金融动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张利珍（1989-），女，四川内江人，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风险管理与保险。
摘 要：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科技与金融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引擎，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也在科技金融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科技发展各阶段的资金投入进行分析，同时与发达国家比较得出我国对基础阶段研究投入不足以及融资难问题，通过分析原因，得出要增强基础研究能力就要改变政府单一投入的现状，同时优化资金来源以及资金资源配置结构。
关键词：经济形势；科技金融；发展动态；融合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发展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的融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技术层出不穷，新的金融产品也是日新月异。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发展动态以及发展的方向趋势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如何使科技与金融更好的融合并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是我们亟需探索的课题。本文通过与发达国家研究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的比较，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R&D经费，不仅在量上有决定的优势，而且在质上更有良好的优化配置。大量而且优化的资金投入不仅为美国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而且成为近些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点。
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我国的R&D经费总量在世界上处于中上等水平，但是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非常低，并且经费的优化配置非常不合理，中国的R&D经费投入大多集中在“试验发展研究支出”，投入在产品的末端，中国的基础研究支出最为薄弱，因此造成了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的难度非常大，中国产品附加值低，只能通过较低的人力成本取得收益。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并且优化资金来源及资金的投入方式。
二、我国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动态
科技金融是金融资本促进科技创新以及帮助研究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简单说来，就是金融促进科技的发展，科技成果的产生离不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从高技术产业出发，探究科技金融发展的动态，通过总结我们得出：在当今形势下科技金融具有以下特征：
（一）我国科技与金融发展稳步增长，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升高，从1995年的0.065增加到2011年的0.187，比重增长了将近二倍，由此可见我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时优化了产业结构，促进了企业的转型。
（二）我国R&D经费投入以政府为主，企业投入严重不足，但这一现状在逐渐改变，企业投入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但仍然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并且R&D经费投入的分配不合理。比如2011年我国R&D经费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研究经费的分布结构为4.7%、11.8%、83.4%，由此可见我国经费的投入大多集中在“试验发展研究支出”上，照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企业主要侧重于试验发展活动，因为试验发展的投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与基础投入的高风险相比，能获得不错的收益，但也照成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及有效专利水平不高，基础研究非常薄弱，产品的附加值较低。
（三）高科技企业中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高，无形资产往往高于有型资产。传统型企业在创办时大多以设备、机器等有型资产为主，而在高技术企业则不同，在中国的科技型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有形资产规模小，通常拥有的是专利权、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等，由于无形资产占比高，也就造成了高风险性。
三、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问题及分析
（一）R&D经费总量与分配不合理
我国的R&D经费从1995年的384.67亿元到2011年的8687.01亿元，扣除CPI的增长也是有了不错的提高，从另一个角度分析，R&D经费占GDP的比重来看，从1995年的0.0085到2011年0.0185，也有了不小的提高，所以我国高新技术研发投入量是在稳步增加，从市场上来看，我国的高技术企业的发展良好，并且其主营业务收入也在稳步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比较来看，还是有很大差距，并且相关投入的分配也不合理，资金的来源也没有优化，政府负担绝大多数的研发资金。在资金分配方面，以2011年为例，美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研究的百分比分别为16%、23%、61%。然而在我国以上三种研究支出比例为：4.8%、11.8%、83.4%。由此可见我国的R&D经费投入大多集中在研发的末端——试验发展研究，这就决定了我国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现状，这也是我国产品低附加值的根本原因。
（二）高技术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经历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当今无论世界上还是我国，银行业都高度重视风险控制，普遍以安全性为经营第一原则，严格实施贷款责任人追究制度，减少银行的坏账率。由于科技金融存在高风险，使得高科技中小企业要获得贷款，尤其是研发贷款非常困难，这就制约了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从另一方面讲，目前政策鼓励银行向高科技中小企业贷款，有相应的扶持，通过贷款支持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为新的生产力以及高科技产业得到发展时，虽然银行承担了高风险，但是因为我国贷款利率的管制，也无法实现与风险对应的收益，这就势必降低银行实施贷款的积极性。
四、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建议
（一）增大基础研究投入量，提高企业投入积极性
我国应该完善产学研相结合体系，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企业是研发的主体，我国也应该通过鼓励企业自身进行基础、应用、试验发展全链条研究，再通过完善的专利保护体制，合理的技术转让条例保护企业的研发利益，增加企业研发的积极性。
（二）完善科技型企业贷款机制，建立市场化融资模式
由于我国金融没有完全市场化，银行贷款利率受到管制，银行的信贷收益是相对固定的。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虽然承受了高风险，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违背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点出发，第一，建立专门性的科技银行，专门针对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这肯定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第二，从根本上讲，建立良好的贷款担保机制，将高科技企业贷款进行市场化融资，成立对科技企业专门的审批机制，适当增加银行的自，此外还可以让民间资本参与其中，让政府和民间共同促进科技金融的发展，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基金项目：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低碳经济浪潮下科技金融的发展动态及融合趋势，CX2014SP124）资助。
参考文献
[1] 赵昌文.科技金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6
[2] 房汉廷，关于科技金融理论、实践与政策的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10，（10）
[3] 约瑟夫·熊彼特.何畏，易家详译.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0-60
[4] 索洛.对增长理论的贡献[J].北京：经济学季刊，1956，（2）
[5] 王新红.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能力的因素分析[J].经济特区，2007，（10）：270-271
第一阶段（1992～2001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博弈。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金融市场还处于寡头垄断向市场竞争转变的初始阶段，计划经济下的垄断市场形态依然存在，所以，金融中心建设行为依然以政府主导为主，不具有竞争性。
第二阶段（2002～2006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博弈。在这一阶段，垄断市场形态已经逐步为竞争市场形态所取代，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面对一个国家一般只有一个金融中心的常态，北京、上海和香港争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鼓已经敲响，天津、深圳、郑州、沈阳、西安、重庆等地也为成为地区金融中心而剑拔弩张，国际金融发展史上罕见的多方博弈行为由此拉开帷幕。
这一阶段的国际金融中心博弈的显著特点是完全的排他性，其竞争状况是博弈论中非合作博弈的典型反映。其博弈的重点侧重于政策的博弈、市场的博弈和人才的博弈这三个领域。
第三阶段（2007年至今）竞争合作机制下的博弈探索。面对中国诸多城市纷纷建设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许多学者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角度出发对此分析研究后认为，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可以同时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虽然巨大，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需要国家、地区或经济中心城市进行有组织的调剂，这就在客观上为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一阶段目前只存在于学术界的理论之中。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仍然是非合作博弈。
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博弈的主要特点。（1）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金融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国际金融市场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开始新的调整，国内金融中心的博弈正是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变化的体现。我国原有的国际金融中心战略与发展规划需要站在全球角度重新思考与定位。（2）决策管理依靠北京，市场建设依靠上海，国际化发展依靠香港的格局日益明显。从博弈论的角度观察这种竞争态势，反映出典型的非合作竞争博弈形成的“纳什均衡”。在纳什均衡状态中，“个体理性”选择的利益结果永远小于“集体理性”的选择。正因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博弈达到了纳什均衡点，所以，才形成目前竞争各方实力相当，无法突破的胶着局面。（3）在策略博弈中，假如个体的策略博弈在其他博弈者按“个体理性”作出竞争博弈选择的前提下，按“集体理性”作出的合作博弈选择，其利益所得将远远小于按“个体理性”作出的博弈选择。因此，没有一个参与博弈一方愿意主动偏离均衡状态而使自己蒙受利益方面的损失，结果导致了共同利益损失，整个金融市场发展受到限制。（4）在其他城市不遗余力参与竞争的条件下，一方城市的策略博弈只能选择竞争博弈，明知合作的利益所得将远远大于这种竞争博弈，但竞争各方是按“个体理性”作出的选择，并不考虑“集体理性”而继续排斥合作发展。（5）国际金融中心博弈演变成为恶性竞争局面，其结果必然将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环境的恶化。各城市之间这种激烈竞争体现出零和的博弈结果。长此以往，中国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出现的恶性竞争将使竞争各方不胜负担，最终将动摇目前的竞争格局，将使各方不得不改变计划方案，寻求多赢的竞争合作策略。（6）各阶段博弈是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动态博弈而非静态博弈。传统理论认为，金融中心建设基本可以与城市功能发展相同步，且不太具有排他性。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各地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的趋同化现象日益显著，城市功能差异逐渐缩小，金融核心作用日益增大，各城市发展的动态化与排他性增强，对金融中心城市功能的争夺战亦日益升温。
国际金融中心博弈的分析
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虽然有某些政策因素的影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另外，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与建设也不可能存在什么保密的策略，因此，国际金融中心的博弈也应该是一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只是一种独特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当后一个参与人行动时，自然会根据前者的选择而调整自己的选择，而前者也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点，所以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他人的影响。1965年，泽尔腾通过对动态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参与人在任何时间、地点的决策都是最优的，决策者应该随机应变，而不是固守前谋。这就推导出子博弈的概念。当参与人的战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构成纳什均衡时，则形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也就是说，组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战略必须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是最优的。
竞争合作博弈的思考
博弈论策略的选择与调整。博弈论的策略选择分为两大类，合作博弈和非合作（竞争）博弈。目前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体现的非合作博弈是博弈策略的一般状态，而合作博弈始终是博弈论希望达到的理想策略目标。合作博弈意味着“个体理性”的选择依赖于其他各城市共同的“集体理性”选择，这种“集体理性”的选择是在具体博弈策略中对现行“个体理性”选择策略的调整，也意味着对已存在博弈规则的调整。而这类规则的调整和新的合作博弈规则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合作共识上，必须在各方处理区域博弈决策的具体实践中也即动态博弈机制的具体实施中实现。
金融中心的博弈是零和与非零和的博弈。按博弈论模型，零和博弈是对博弈者的支付之和等于零的博弈。非零和博弈是支付之和大于或小于零的博弈，如果博弈结果的支付之和大于零,称为“大于零和博弈”，如果支付之和小于零,称为“小于零和博弈”。金融中心博弈是研究金融市场的重要方法，它是金融市场均衡的内生变量的调节机制，建立博弈机制对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与有序竞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度重视合作博弈问题。合作博弈又称为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研究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即收益分配问题。合作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妥协，妥协其所以能够增进妥协双方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这种剩余就是从这种关系和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且以此为限。至于合作剩余在博弈各方之间如何分配，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和技巧运用。所以，妥协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进行合作。在这里，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妥协的结果，又是达成妥协的条件。
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群体理性，是效率、公平、公正，是研究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即收益分配问题。而非合作博弈是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决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选择问题。
【关键词】亚投行;国际金融;金融安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希望能够在国际和地区金融事务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借此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发达国家对金融组织的垄断让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发展难以保持积极的心态。因此中国经过多方面的考量，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建立一个以新兴国家为决策主体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服务。在此背景下，中国在2013年10月2日向世界提出了筹措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
一、亚投行的概括和运作过程
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银行总部设立在中国北京，银行业务范围包括亚州、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区，银行建立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额占50%，是亚投行的最大股东。亚投行由57个创始成员国共同建立，该57个成员国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以亚洲国家为主。亚投行的建立主要是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带动下进行的，建立亚投行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带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目前亚投行主要关注的方向是建设完善的交通运输设施、民用居住设施、邮电通讯设施、商用建筑设施等等。亚投行的运作除了为成员国提供贷款之外，也可以根据申请国信用担保的情况来选择是否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进行运作。
二、国际金融安全
所谓金融，广义上来说包含了与货币、信用等一切相关的经济活动，金融行业的主要机构一般有银行、证券公司、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等。金融学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学科，其中财务学、会计学、银行学、投资学等学科都属于金融学的范畴。金融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就是金融安全，一个国家的金融是否安全对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广义上来说，国家金融安全意味着国家在面对内外经济风险和冲击时能够使国内的货币流通和信用业务维持在稳定的状态上，使国内的金融体系不被风险所击垮。所谓的金融安全，不仅仅代表现阶段的金融安全，也同样表示国家对未来的金融发展有较好的预期和积极的心态。因此金融安全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意义上的金融安全。金融安全的保护工作就是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但是金融风险是固然存在的因素，因此只有当金融风险在不断累积到达一定界限后，才能定义为金融安全问题。金融安全问题从广义上来说包含了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两个方面，一旦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金融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安全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流通和信用业务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国际金融组织的建立虽然有助于世界范围内的货币迅速流通，满足国家建设和投资需要，但是同样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国际金融安全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环境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固的状态上，使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流通和信用业务能够正常运作。储备货币是指一个国家所持有的可以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通用货币资金。非储备货币的国家在进行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时，一方面过度依赖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另一方面又对国内的货币储备状态产生担忧情绪，加上国际范围内频繁变动的汇率，这就使他们对未来的金融环境产生了担忧，从而对未来金融安全问题持有怀疑态度。20世纪中后期，频繁爆发的债务危机给国际金融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不利于国际金融环境的健康发展，给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金融损失，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国家内部的金融安全，使国家从容应对金融风险，才有利于维持整个国际社会的金融环境稳定。
三、亚投行对国际金融安全的影响
(一)国际金融安全目前存在的问题。自1976年建立了牙买加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国际金融体系不推行固定的汇率，而是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情况，使各国汇率在合理地范围内自由的涨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市场调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金融市场交易的自由性，但是同样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过于自由的市场环境使国家之间的汇率变动更加频繁，由此直接造成的影响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货币危机。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倒闭，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无法再用美金直接兑换黄金储备，而西方国家进行货币流通时主要依靠大量发行的债权和纸币，这就大大降低了硬通货的比例，给国际金融带来了更大的风险，这些问题的共同积累作用下，2008年爆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由此敲响了国际金融安全问题的警钟。(二)亚投行的建立对国际金融安全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进行，每个国家的经济、货币流通和信用业务都在相互影响和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发展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而目前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着弊端，全球经济的复苏举步维艰。目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亚洲大陆同样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瓶颈，除此之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落后水平，不利于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的暴露对国际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长期以往势必对国际金融安全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亚投行的建立打破了这种疲态发展的状态，亚投行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主导，使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环境发生了变化，有利于平衡全球的金融格局，从而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活力，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有利于打破西方垄断的局面，也降低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维持国际金融环境的稳定。(三)亚投行完成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建立亚投行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完善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亚投行帮助这些国家更快、更好地筹措资金。从亚投行的运行方式来看，亚投行的57个创始国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整个机构的运行公开透明，没有区域歧视和国家歧视，也不存在一国或多国垄断权力的问题，这与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打击和压迫问题上截然不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导致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威信力不断下降，在发生重大金融安全问题时难以采取有效地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在面对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时，亚投行的开放性举措也有利各国进行共同协商，积极寻找承担风险、解决危机的方法。(四)亚投行有助于维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中面临的一项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储备货币的问题。由于自身发展不够完善，在面对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时，这些国家和地区难以施行有效的应对措施，外来的金融风险和危机极易破坏其国家内部的金融结构。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推行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就使得大量的廉价资本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中，这样不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转型，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为世界货币储备提供了一项新的选择。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世界外汇储备市场的多样性更加丰富，打破了原先发达国家四大储备货币对货币市场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和选择，有助于增强他们的金融安全，从而为消除金融霸权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他们迫切需要在国际金融社会中获得话语权，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遗留问题使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仍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在这种背景下，亚投行的建立符合国际社会对于维持国际金融安全的要求。亚投行的建立有助于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它既不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形成对抗格局，也不破坏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而是与之相互合作、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从而有效地控制国际金融危机，促进外汇市场的多样性发展，帮助提升发展中国家对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而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冰．论亚投行的创立与对世界金融秩序的影响［D］．延边大学，2016
［2］漆彤．论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完善［J］．法学杂志，2016(6)
(一)与其他经济学课程相比，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由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联系紧密，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和财经类杂志都会报道与国际金融有关的一些信息，即调查近几年国际金融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是同学们比较感兴趣和关注的问题。比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为什么次贷危机在美国开始爆发，很快从金融危机转变成经济危机，从金融行业向实体经济蔓延，很多国家都没有逃脱这场厄运，甚至全球经济都受到影响。人民币汇率问题，自汇改实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屡破新高，升值幅度之间加快，2008年4月10号人民币汇率开始了“6”时代的大门，中国如果迫于美国的压力继续对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经济会不会步日本的后尘。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我国外汇储备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么高的外汇储备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影响?怎么样优化外汇储备的结构。由于上述一些热点问题学生接触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很想通过对国际金融课程学习对上述内容有更深一步地了解，这样为老师的授课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二)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能有效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在课堂上“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没有学生的创造性表达机会和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较差，学生都是被动的接受。传统的考核方法平时成绩占20%，期末考试成绩占80%，学生没有短期和中期学习的目标，造成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课程内容，期末考试前突击背诵，考试后就忘的不良学习后果。
(三)现有的教材不能满足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和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国际金融领域不断有新观点、新问题和新成果、新动向，现有的国际金融教材难以做到及时更新，要求老师在授课时不仅要把选用的教材中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传授给学生，而且要及时了解和吸纳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些新方法和新观点，并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掌握和了解国际金融的最新知识。另外受教材自身因素的影响，其实践学习相关教学内容显得格外稀少，甚至连一点实践方面的素材都没有，这样，学生学起来也比较苦闷。(四)学生参与的实践教学环节少现在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较高，社会实践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效果，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实践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于受师资、设备和教学规模等多方面的限制，国际金融课程的实践教学设备十分缺少，一般的教学设备都是大多是基础课程的。国际金融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的活动较少，学生没有机会去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参与实践活动，自然无从了解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具体操作过程，难以建立直观的想象。
二、国际金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老师把新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被动地接受和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由于国际金融课程专业性、时代性较强，往往学生自以为很认真的听课了，但真正学到的知识很贫乏或者理论和现实脱节，导致学生兴趣下降，学习成绩低下等困境，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的改进
1．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相结合鉴于国际金融中的和现实的问题紧密结合，在具体教学中老是不能空洞的说教或者照本宣科，而要善于向学生提问题，刺激学生思考，并对学生的课堂表现给与正面的评价，多多鼓励学生，这样学生的的学习兴趣会增加，口头表达能力得到提高，学习能力得到检验，培养随时应变不同问题和环境的能力。比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汇率的基本知识，并灵活的运用到现实问题的分析中来，在教学中增加了一些教材没有的内容，而这些知识的传授避免了传统的满堂灌的方法。比如要求制作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和宏观经济走势趋势图，并通过回归分析探索其相关性，提出汇率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这种类型的作业既充分体现了专业的基础性，也较好的了解和分析了我国汇率政策的演变过程，有效的锻炼了学生融会贯通的应变能力和综合能力。比如最近20年国际金融理论发展迅速，例如国际金融市场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汇率决定理论特别是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可以结合这些具体理论编写国际金融的课外阅读材料，进一步拓宽学生的视野，收集国际金融的优秀论文级，使学生对国际金融的最新理论有更深入地了解。
2．案例教学和小组讨论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只有老师的讲授效果都不是很好，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和小组讨论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笔者在讲授国际金融课程的过程中，就曾让案例教学惯川始终，选取这样一些案例让同学们自行收集资料，组织讨论形成课件给大家汇报，比如我国2005－2011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探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等等，一学期过后，学生普遍反映这样一种教学方法效果比较好，既促进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提高，通过交流讨论这些知识点加深理解，在通过集体的协作制作PPT给大家汇报，汇报后还要接受其他同学的提问，这些都会促使他们对每个问题充分准备，应对各种可能的问题和挑战。
(二)教学手段的改进
1．以理论讲述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理论的讲授和实习，但同时要利用经济学实验室的有利条件，让学生尽可能的参与实践活动，条件许可的学校可以成立金融教学综合模拟实验室，在国际金融教学过程中建立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等模拟交易系统最近20年国际金融理论发展迅速，例如国际金融市场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汇率决定理论特别是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外汇交易模拟系统采用宽带接受实时传输的全球同步的24小时外汇交易行情系统，使学生熟悉外汇交易流程，提高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和操盘能力，通过国际结算模拟教学系统的训练，使学生掌握付汇、托收和信用证等国际结算业务的业务流程，通过模拟教学提高学生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的感性认识，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2．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教学相结合信息化、互联网的发展使大学的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多彩，越来越多的大学采用了多媒体教学，多媒体课件可以以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的形式讲授课程内容，此外多媒体教学可以将大量的文字内容短时间内呈现在屏幕上，非常适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的新理论和新动态。其次可以依托互联网的平台，建立国际金融精品课程网站，可以让学生通过网络查阅课程大纲、教案、多媒体课件，习题。通过公布老师的电子邮箱，教师在网上开设教学平台等方式，使学生和老师保持互动，学生可以把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通过网络向老师提出，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能够保持连续，并且答疑问题和老师的回答分析被记录下来，可以形成独立的教学知识库，对课堂教学起到非常重要的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增加一些课外视频教学，提供一些视频，比如一些专家学者就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访谈，中央财经频道跨国公司并购的专题的视频等等，通过这些视频可以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和知识面，有助于他们更深刻的理解现实国际金融活动。
[摘要]本文在整合国内外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北京特点，对国际金融危机通过三大传导机制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进行路径研究，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积极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 实体工业路径研究 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06-063-03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国际大环境下，2007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同样，北京实体工业经济面临着外部市场持续低迷、内部市场需求不振、企业产能利用不足、流动资金趋紧、利润下滑加剧、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减少等压力和困难，工业下行态势自2008年年中开始显现。
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通过路径研究以及统计建模分析，梳理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一、金融危机传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姚国庆(2003)在《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一个综合解释》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李小牧(2001)在《论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一文中认为：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非常庞杂，其系统研究始于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目前，被广泛认可的主要传导途径包括，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国内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始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基础、传导路径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已达到初步共识的是：传导机制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扩散的过程，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于实体经济。但也应该看到，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如何客观、科学地描述及判定这一动态深化过程所做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结合北京这种大都市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二、金融危机传导至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路径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在国际层面的传导过程是由于美国金融业发展存在货币流动性缺乏、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加剧以及金融监管不利等问题，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见图1所示的路径分析，除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因素的影响之外，北京市实体工业正经受着从实体贸易渠道、金融投资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的共同影响，并最终通过实体工业在出口、内销、投资、价格、信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表现出来。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影响的特点及过程的判定
(一)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中的延伸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危机对主要行业造成影响的程度，探究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特点；之后进一步深化，描述三大传导机制所表现出来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聚类分析揭示危机影响的行业特点
为了量化分析行业特点，选择了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主要行业进行分类。
鉴于北京工业体系的特点：采掘业所占比重较低且多为总部经济_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仅受总部经济影响，而且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包括保障奥运需求)，在金融危机期间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因此本文综合分析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以来北京10大制造行业月度增加值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了季节因素调整)，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离差平方和法以及皮尔逊测度方法进行R型聚类分析，结果见下表：
综合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根据主要行业的自身情况，将其分成4类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类：电子和黑色行业，特点：受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最深。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电子和黑色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共同表现为，受国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程度较深。
第二类：交通和医药行业，特点：受政策扶持影响，在危机中保持了生产的平稳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受燃油税、汽车购置税改革、汽车下乡、黄标车置换等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北京市汽车市场虽有小幅波动，但依然活跃。而医药市场在促进民生等政策影响下需求稳定。
第三类：化学及石油行业，特点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启动后，2008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渐渐与国际油价走势趋同。在2009年前半年历经了三次上调和两次下调之后，成品油价格小幅上升。
第四类：专用、通用、电气和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行业，存在产品价值含量高、生产周期长以及危机影响滞后的特点。
(三)对应分析探究传导因素与行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1 方法的选择及改进
为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所表现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验证上述聚类分析的结果，拟选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相比较因子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应分析重在考察类别间差异的特点，结果直观、简单，生成的对应分析图易于理解。
而传统的对应分析方法侧重研究分类变量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原理是假设行、列变量间无关联，将原始的频数阵进行标准化，再测度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并绘制相应的散点图。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对传统对应分析的改进，即使用欧氏距离来表示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同时选择了消除各指标均数和量纲的标准化方法，使对应分析可应用于连续性资料的分析。
2 指标及时间段的选择
本文在第二部分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工业出货值”、“工业内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五个指标，作为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所表现的传导因素。
同时考虑到对应分析的静态性特点，为客观地描述传导程度的动态变化，人为设定了三个时间段进行比较分析。以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作为危机影响前期，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作为影响中期，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作为影响后期。在三个时间段内构建模型对比10个行业与5个传导因素的对应关系。
扩大监管范围,减少监管豁免,强调全员监管为降低监管豁免对金融危机的深度和规模的影响,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已就加强金融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范围达成了共识。美国政府认为,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因此,应将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而欧盟则认为,混业经营的银行体系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自我膨胀,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必须强化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
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成为共识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来看,在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上,与会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将金融稳定论坛扩展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并赋予后者更强的制度基础以及促进金融稳定的更宽泛职能。同时国际国币基金组织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个以G20为重要平台,以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支柱,以国际证监会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八国集团等为主要辅助的国际监管合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而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危机爆发以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呼声高涨。欧盟和美国的改革方案都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加以强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密切协作成为各国的共识。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金融监管也慢慢和国际接轨。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主要冲击在于外需下滑带来的出口需求下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金融监管没有问题,相反,为了履行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金融市场也需要逐步对外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审视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金融监管框架不完善虽然我国金融监管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环境,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调整自己的金融监管体系,何其相比,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显得不够完善。首先是宏观金融监管执行者的定位问题。央行的目标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的规定是:央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对于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督又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承担,这种目标与手段不平衡的现象不利于宏观监管目标的实现。其次是宏观金融监管在跨行业维度上的问题。这主要在于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开展混业经营,同时又有很多金融机构经营业务同质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跟不上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三是宏观金融监管在跨时间维度上的问题。主要是我国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资本要求缺乏动态性监管和逆周期性监管。
(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与金融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及一些与金融监管有关的部门规章制度。我国没有专门的金融监管法,如果将这些零散分布的作为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法规统称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话,这个体系也具有巨大的缺陷。首先是法律法规覆盖面不够广泛,如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就没有有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其次一些法律法规条文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另外,金融立法滞后,金融立法没有能够很好地结合金融市场的发展,立法缺乏前瞻性。总之,我国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
(三)金融监管标准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差距较大,协调性不够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金融的国际化趋势尤其明显。金融的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为使金融监管更具公平性,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具有同样的约束,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权威国际组织公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指导性文件,这些指导性文件都是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但是,我国由于金融业发展起步较晚,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也较多,使得我国现在的监管机构对一些发达国家监管部门所不能容忍的问题放宽了监管标准。随着我国加入WTO时承诺的金融市场逐步开放时间的临近,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标准,争取早日和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接轨,增强国际监管的协调性势在必行。
提升中国金融监管水平的对策建议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针对在这次危机中发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应对办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金融监管的最新成果。针对我国当前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一)完善宏观金融监管框架体系危机后各国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思想均是加强宏观监管的审慎性,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完善宏观金融监管框架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重新明确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定位,扩大央行权限,以监控系统性风险。尽管央行已经依法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但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缺少一个监测并防范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专门机构。可以借鉴美国扩大美联储权限的做法,扩大央行权限,赋予央行识别、监控、预警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职能。其次,强化逆周期金融监管和动态性金融监管。2010年1月13日,银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这是强化逆周期金融监管的一个很好的尝试。而为了强化动态性金融监管,我国可逐步全面采取动态拨备的制度。
关键词：国际金融学；引导式教学方法；改革；应用
我国社会飞速发展，经济体制发生改变，对金融行业人员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应用型人才成为社会最需要的人才。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国际金融学课程需要积极进行改革，改变以往培养学生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将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目标。因此，引导式教学法被运用到了国际金融学的教学当中，运用引导式的教学法可以有效提高教学的质量，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激发学生参与该课程学习的兴趣。但目前国际金融学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导致引导式教学法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阻碍了引导式教学法在国际金融学中的发展。
一、引导式教学法的概念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专家最早提出了引导式教学法，随后经过不少专家学者的进一步改革，最终形成的引导式教学法主要的含义是：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被动的听教师讲解，而引导式教学改变了这种教学模式，将学生放在了教学的主体地位。教师需要在上课之间将教学内容的相关资料整理好，并通过各种渠道发放给学生，让学生做好预习工作，上课之后，教师主要的工作是对学生进行引导，可以运用案例、问题以及热点新闻等方式来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予学生表达想法的机会，课堂的主角由教师变为学生。AsliDemirguc－Kunt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学者，他认为，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引导式教学具有更多优点，它能够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知识。
二、国际金融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手段陈旧，教学资料不够丰富目前，教师最常使用的教学方式仍是灌输式教学，让学生运用记忆来掌握知识。在各大高校中，国际金融学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会参考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在教学中，教师会按照自己预先设计好的教学方案一步步教学，不常与学生互动和交流，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地位，一味的听教师讲解，很少会主动去思考。这种教学方式存在很大的弊端，学生掌握的只是知识的表面，没有真正理解知识的本质，也缺乏将知识应用到实践中的能力，导致教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学习该课程时，能够供学生参考的相关资料太少，尤其是案例型资料，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影响了学生的预习与复习工作，导致学生对课本上的知识不容易理解。
2、实践教学效果较差
在组织该课程的实践与实验教学时，教师只是让学生上机，简单的模拟一下炒汇的过程，没有列举出一些外汇交易的案例让学生试着去分析，也没有与学生一起讨论。虽然实践教学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学生并没有从中学到多少东西，只是了解了炒汇的操作方法与过程，对于其他投资、规避风险等方面的内容掌握的并不理想。
3、学生不容易掌握英文教材
在双语教学中，教师讲解仍是主要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也以翻译为主。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该课程在双语教学中所使用的英文教材难度比较大，相关资料也不容易理解，导致不少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吃力。所以，学习和翻译英文教材成为学生上课主要的任务，而忽略了对该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最终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也降低了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三、国际金融学课程引导式教学方法改革的具体实施
对以往该课程教学中所用到的多媒体文稿进行改革，将典型的案例与一些热点新闻加入到PPT当中，并针对案例和新闻提出相应的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和讨论，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积累的相关知识，并主动获取更多的知识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在掌握更多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应结合学生群体的具体特点，并运用针对性的引导方式。在金融学专业，国际金融学属于基础的理论课程，所以应该将理论知识以及相关案例作为该课程的教学重点。在国贸专业，国际金融学属于实践课程，教学重点应为对具体的市场操作方法进行介绍。在其它专业，国际金融学属于常识课程，学生主要学习基本概念、相关的实例以及外汇知识。在该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应将国际上金融行业的动态融入到教学内容当中，并将发生过的真实案例列举出来，引导学生对各种案例进行分析，并思考其发生的原因，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目前国际上金融行业最新的发展形势。教师应将与国际金融相关的各种案例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定期举办一些活动，让学生自己思考和分析这些案例，并与老师和其他同学交流，更好的理解国际金融学知识，并提高应用能力。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课本上的知识外，教师还应该补充一些国际资金融通的相关案例和题目来引导学生，让学生更好的学习该课程。国际资金融通是该课程的主要研究内容，学好这一块的内容，并能充分运用到实践中去，也就表示国际金融课程的学习获得了成效。所以，教师应将国际资金融通相关案例加入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提高学生实际的操作能力，激发学生对该课程的积极性。
四、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更具优势的教学方法，引导式教学的运用可以有效提高国际金融学教学的质量。教师应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对引导式教学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更符合实际的教学活动，并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通过引导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学习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还能让学生更深入理解相关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实践的能力。
作者:张雨晴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
参考文献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 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