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9 08:55: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家庭贫困自述书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易地扶贫搬迁：“幸福港湾”里的新生活
自述：宋其学 （绥阳县郑场镇卧龙村村民）
别墅，花园，健身广场，这些我以前只在电视里看到过，如今我就住在这种地方。和我一样，我的邻居都是从深山里搬迁下来。
我的老家在郑场镇关木村，那个地方干旱缺水，路也不通，靠几亩田地勉强维持温饱，老木房遇到吹风下雨，瓦片都要往下掉。
2013年，政府启动移民搬迁工程，我家被确定为生态移民安置户。我家有五口人，按政府的统一规划，每人享受到1.2万元的建房补助，只花了6万多元，就在集镇得到了一套3居室的小洋房。
现在我们住的移民安置点，名叫“幸福港湾”，于2012年6月启动建设，是集生态移民、“四在农家”、扶贫旅游开发、“一事一议”等项目为一体的新型社区，共安置了228户2000余人。
社区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非常完善，另外还建设了绿化带、文化广场、文化长廊以及社区服务中心，住起来很舒心。
除了居住环境好之外，更让我高兴的是，政府还努力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让群众搬得来、住得稳、早致富。
我家楼下的陈小刚，在政府的帮助下享受到了10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他把自家的三层小楼改成了农家乐，开业两个月来，生意火爆。
同时，借助距离遵义机场仅6公里的交通区位优势，发挥万亩大坝的农业发展优势，社区附近建设了近万亩金银花产业基地，4000余亩油菜基地和核桃基地。随着产业呈现规模化，一些加工厂也陆续建了起来。
平时我和爱人都在项目基地和加工厂打工，每人一个月可收入2000多元。不忙的时候，我还在楼下做点农产品生意，生活过得比在深山里好多了！
产业脱贫：农业园区托起致富梦想
自述：苏培军 （九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是山东人，来贵州之前，我对贵州的印象是山高坡陡，应该不适合蔬菜培植。2012年2月，一次偶然的招商机会，我来到了贵州。这里的空气、水质、土壤等生态资源，令我有种“发现金矿”般的惊喜。
一个月后，我们公司就在织金县茶店乡建设了一个蔬菜基地。改土壤、整田地，我们先后精选百余个品种试种，最终有80多个品种进入了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流程。
半年后，蔬菜长势喜人，村里的群众惊叹，从当初的不愿流转土地到纷纷主动申请加入。
2014年以来，我们把重心向外辐射，决定利用自身的技术、管理、品牌、市场优势开拓贵州市场，目前已在毕节、遵义、铜仁等地建立了5个蔬菜园区。园区内种植的蔬菜供不应求，2015年实现产值8000万元。
发展农业园区，最大受益者是农民。为了让科技“星火燎原”，我们公司采取无偿供种、无偿技术培训、订单收购等方式，不断扩大技术员队伍，每名技术员带领5至10名当地农民，鼓励他们自主经营。
一些群众通过土地入股，平时务工、年终分红，实现了脱贫致富。目前，我们建设的这五个蔬菜园区可提供就业岗位2000个，辐射带动2万多农户，已带动全省20余个乡镇种植精品蔬菜10万余亩。
2015年6月，在遵义县枫香蔬菜现代高效农业园区考察时，对我们的示范带动予以肯定。临别时，他嘱托我们：“我到这里来，主要就是看中你们对农民的带动作用。大棚不错，希望继续努力。”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是我们全体员工最大的动力，为我们继续留在贵州，带动群众致富，增强了信心，提升了士气。
基础设施建设攻坚：乡村旧貌换新颜
自述：彭朝斌 （丹寨县杨武镇五一村村支书）
2001年到2006年，我在拉萨市当兵，2006年退伍回到家乡丹寨后，一直在县城上班。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我的家乡丹寨县扬武镇五一村进村的路还没有硬化。虽说距离县城不远，但一路上都是坎坷、坑洼，又脏又难走，村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了。
不光路不好，前几年我们村还没有通上电，天一黑，整个村子都被黑暗笼罩，出行也不方便，村民只能待在家中，什么事也干不了。
村里的这些情况，我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有机会，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
2013年11月，五一村举行了第九届村级班子换届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我被选举成为村党支部书记。
刚一上任，我就带领村支两委在村里走了个遍。通过逐户了解，村支两委决定，首先必须改善村容寨貌，消防卫生、道路硬化、安装路灯等等，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在村里修建了5个标准垃圾池，保证村民不再乱丢垃圾，然后组织党员和村干部一起打扫卫生，给村民作表率。如今，村庄处处干净整洁。
为了硬化通村通组路，2014年我们争取到了国家“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财政出资购买沙子和水泥，村民投工投劳，目前已经硬化了20公里路，还剩8公里左右就完工了。
过去5年，我们村400余户人家共有160户争取到了危房改造的机会，有些年久失修的房子拆了重新建，有些条件不好的房子也得到了改善，村里大部分人都切实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福利。
如今村里路灯亮了，道路平了，环境也整洁了，老百姓都特别感激我，但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支书，我能为乡亲们做这么多事，都是因为党的政策好，我和村民才跟着过上了好日子。
绿色贵州建设：守住生态底线 为发展加码
自述：田景武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锯齿山林场场长）
我2012年调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锯齿山林场任场长。锯齿山林场建于1962年，处于沿河、务川、德江三县交界处，线长面广，地形复杂，由于边界不清，历年来纠纷不断。
我到林场后一直想做好三件事：制止乱砍滥伐森林和毁林占地、有计划人工造林补植宜林隙地、改善职工工作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林场的工作环境特别恶劣。林场距县城102公里，没有硬化路，出行十分不便;林场海拔1200米，而我们在林场住的是木房子，冬天特别冷;以前林场没有通电，我们只能就着煤油灯取暖。
2012年全省实施了一系列国有贫困林场扶贫项目，我们林场也被列入扶贫范围，解决了通电问题，林场的工作人员晚上终于不再用煤油灯了。
2013年，中央对贵州的国有林场公路建设进行补助，我们林场得到了21公里的补贴，这让林场的交通有了很大改善，出行方便了许多。
最令人高兴的是，2012年锯齿山林场从差额拨款转为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有了完全的保障，那些为护林守林奉献了一辈子的职工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防止偷砍盗伐，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林场工作的重心。记得2012年，经常有人到垭口场工区偷砍树木，当时我和林场的工作人员蹲点捕获了两名偷盗者。
早些年的时候，林场树木被砍得多，水土流失严重，只要下雨，附近的村寨定是遍地黄泥。
我一辈子在林场工作，感悟很深：只有森林茂盛，生态才会好。“十二五”期间，林场一共新造林500亩。
森林是我们贵州宝贵的资源，去年全省开展了绿色贵州三年行动计划，我和林场的职工一定努力护林造林，为贵州的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教育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自述：孙伟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执行校长）
五年前，当台湾爱心企业家王雪红、陈文琦夫妇名下的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决定投入8000万元在内地建一所公益性大学，并把具体实施工作交付给我的团队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把这所大学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时我们用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查全国各地的各项经济指标，再进行选择。各项数据显示，贵州最需要职业教育。
很快，我带着团队来到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百鸟河村，我们怀着忐忑之心摸索前行。时常有人问我，从北京来贵州想办一所什么样的职业学校？我笑着回答道：“我想办一所不一样的大学。”
在课堂上，老师不是天天把考试挂在嘴上，而是把训练学生的实际能力和一技之长作为目标，实行从传统应试教育的“课堂授课和考试”为中心转向“以素质教育和能力评估”为主体的创新模式。
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实践，最初的希望都逐一实现。
如今，学校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模式。
2015年上半年，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共有在校生2967人，目前每年大约招收1300名学生，80%来自贵州省连片特困地区，86%来自农村，相当一部分学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我们希望教育脱贫的根本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讲诚信、有道德、懂感恩的人。
通过几年的成长与学习，学生的就业前景一片向好。
在2015年的就业季，学校互联网营销学院学生就业率达到90.86%，民族文化传承中心学生就业率达到97.56%，茶学院、光明天使学院学生就业率更是高达100%。
17%的学生在万豪、百度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其中，互联网营销学院魏良勇同学在百度公司实习3个月后，成为月薪破万的学生，目前在贵阳创办“飓风网络公司”;酒店管理专业陈雨同学在成都丽思卡尔顿酒店实习，获得酒店优质服务冠军、五星实习生提名奖等荣誉，超过了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新西兰等地留学的实习生;茶学院2011级毕业生邓阳、熊凤俩自己开设茶叶专卖店，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将16万贷款全部还清……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在这里实现他们脱贫致富的梦想，创业示范的梦想。
社保兜底：摘掉“穷帽子” 勇打“翻身仗”
自述：林宪平 （黎平县德凤街道办事处蒲洞村村民）
我们村坐落在大山深处，是国家典型的一类贫困村，全村贫困人口比例超过43%，年人均纯收入仅有2160元。
因家庭贫困，已过不惑之年的我是村里年龄最大的“光棍”，父亲早逝，妹妹远嫁他乡，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以种地为生。
我家的老房子，是一座已有80余年历史的木板楼。这是我们侗寨特有的房屋，可是木板经过长时间雨水侵蚀，成了危房。
前些年我也在外务过工，一是想存点钱改善家庭条件，二是想在外面找个对象成家。
然而，外面的务工经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由于没有一技之长，我只能打零工，日均收入60元左右。除掉日常开销，一年到头基本存不了钱。
欣慰的是，一直以来，我和母亲都有低保金和其他民政救助资金，每逢过节，政府还会给我们发放救助物资。
正是有了这些民生保障政策，我们家的日子还算过得稳定踏实。
2015年2月，总理到我们村考察，不仅来我家进行慰问，还带来他在集市上自掏腰包买的腌鱼、糍粑、米酒、侗果、炒米等特产，并询问我家的收入、粮食收成、有无低保等情况。
当时总理看到我家两层木板楼破烂不堪，他很感慨：“透风漏雨的怎么住人呢？万一遇上火灾就更糟了！这是我们的心头之患啊！”
总理还考察了村里的卫生室，关心村医补贴是否到位，能否安心治病。他嘱托当地干部说，要把我们村列入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的工作范畴。
危房改造、种植青钱柳、引水进寨……一系列的扶贫项目在我们村里开展得如火如荼，而我也成为了此次扶贫的重点对象和受益者。
此后，政府加大了社会保障救助力度，我们村共有441户人家申请危房改造并获批，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新房是一栋两层的砖木混建房，2015年8月开始动工，目前基本建成。新房建设的费用都是政府买单。
为了年迈的老母亲以及这栋新房子，今年我没有外出打零工，决心留在家里打“翻身仗”。今年村里建设项目多，我就在村里给承包商打工。同时，在政府扶持的众多项目中，我选择种植青钱柳，县扶贫办等部门的领导也时常带着企业负责人到村里进行技术指导。
他还给300多位委员赠送了来自无污染地区的“陈光标好人”罐装空气，并倡导大家绿色出行。如果不是“不小心弄丢了”，原本他还有一项绿色的帽子要戴。
会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会坚持走我的创新道路。但是，今后两三年，我会稍微低调一点，我的媒体曝光率要减少六七成。”
然而芦山地震的发生，令他低调的愿望没有达成。4月20日上午8时，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正在井冈山参加活动的陈光标闻讯立即赶赴机场，下午3点20分抵达成都，5点抵达芦山灾区。
“我要第一个赶赴现场。”陈光标对记者表示。他调动资源，租了13辆重型机械车参与道路疏通，为灾民发放了1000床棉被、500个手电筒、1000公斤快餐面。21日上午，他到龙门乡王家村大石林组慰问灾民，发放现金30万元。
从现场视频来看，依然是灾民们男女老幼排好队，陈光标微笑着亲手将钱一一发至他们手中。就在2年前，陈光标让盈江地震的灾民举着钱与其合影，引来舆论批评。但这一次，网上骂陈光标的人少了很多。
5月7日，价值20多万元的“陈光标好人”暖茶随着赈灾物资车队进入芦山地震的重灾区天全县思经乡。陈光标意在为灾民暖心打气，祝愿他们不惧艰难，重建家园。
“暴力慈善”的逻辑
陈光标参与慈善事业多年，但名声大震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地震后短短几个小时，陈光标就调集60台工程车，带着120名员工抵达地震最前线参与救援。
在灾区的41天里，他沿途给当地灾民分发现金100多万，亲自参与背抬灾民的救援工作。此后，他陆续为汶川重建捐款。
这些善举令他在2008年收获了“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许多荣誉，并与李嘉诚共同获得“中华慈善奖特别贡献奖”，乃至被誉为“中国首善”。此后，他日益高调的慈善行为也频频见诸媒体。
2009年，为提倡环保，他砸掉自己的大排量奔驰；2010年4月，他第一时间赶赴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救援；同年9月，在比尔・盖茨与巴菲特中国慈善行时，他写了致二位的公开信，表示自己将是首位支持捐赠的中国企业家，并宣布裸捐。
2011年9月，他在贵州毕节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在台上为农民赠送扎着大红花的2000头猪、1000只羊及113台农用机具。
2012年1月，他到台湾捐献5亿元新台币救济低收入及弱势群体，引发当地Y4父女下跪。
3月11日，得知日本发生9级地震，他随即带着100万现金和多面红旗赶赴日本灾区现场；3月15日，他离开日本赶赴云南盈江地震灾区参加一线救援。
舆论对这些行为褒贬不一。多次出现的灾民举钱合影照及成捆百元大钞堆成的“钱山”照，令批评陈光标高调作秀、不尊重受捐赠人的声音愈来愈多。
面对指责，陈光标表示部分网友站着讲话不腰疼。“这些人一个手指指向我的时候，不要忘记下面三个手指是指向自己的，要问问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
“我的高调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宣传个人。我从小做好事就高调，得了小红星就要让别人都知道。做好事如果我不说出去，心里憋得慌。”陈光标说。
陈光标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自述，他出生在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4岁时哥哥姐姐因家贫饿死，他9岁卖水补贴家用，10岁到村里捡垃圾，11岁开始卖菜，12岁租车卖粮食，13岁把老家的粮食卖到温州，15岁时还放过电影，放的第一部电影是《雷锋》。
根据他在央视《商道》节目中的自述，他通过卖“跨世纪家庭CT”和灵芝胶囊获得第一桶金。
2003年，他创立了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正式驶上了致富的快车道。公司网站的数据显示，公司拥有各类人员4600余名，主要承担大型厂房、桥梁、高耸建筑物等复杂环境的控制爆破和高技术含量机械设备拆除，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专业拆除公司，先后参与了江苏、上海、北京、广州、四川等10多个省市的废旧拆除工程。
陈光标喜欢积攒荣誉证书早已不是秘密，他的办公室里有4000多本荣誉证书，3万多条哈达，2万多面锦旗。
今年5月16日，陈光标以“中国首善”的身份出席某论坛，结束时，他没有忘记要求论坛组织者给他发一个荣誉证书。
陈光标坦承，自己什么都想争第一，得了一本荣誉证书，就想得第二本，有了第二本就想得第三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追求，我追求钱的欲望真的不是很高，我追求荣誉的欲望很高。”
“善举”离“慈善事业”有多远？
今年两会期间，陈光标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称，他已向社会捐献约17亿元，希望小学200多所及多个“母亲水窖”。
“财富是水，是身外之物。如果有一杯水可以一个人喝，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在家里，要是有一条河就该与大家分享。”这是陈光标常说的话。
但对陈光标的评价从来都是两极。支持者认为，无论他如何高调，拿出的是真金白银，做的是实事，实属难能可贵。反对者则指其行为出格，沽名钓誉。
亦有媒体发文质疑陈光标履历不实，向社会的捐赠单多处含糊不清，善于利用媒体进行自我宣传，甚至质疑他通过慈善维护政商关系开拓事业版图。
在5月16日的某论坛上，面对“拿自己知名度换公司发展”的质疑，陈光标说，其企业的一手业务利润能达到10%～15%，二手业务的利润在5%上下，并反复重申，捐款的地方不经营，经营的地方不捐款。
当前，国内外富豪的捐赠通常选择创立或委托基金会来实施。比尔・盖茨基金会由专业工作人员运行，由毕马威会计事务所负责财务报表和年度活动报告，并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2010年，曹德旺父子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2亿元救助西南旱灾群众，但与基金会签订了严苛的“对赌合同”，内容包括钱不能给干部和生意人，随机抽查的10%受助家庭如缺损率超1%，基金会要按照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赔偿等等。
但陈光标更喜欢运用自己公司的人力及财力，喜欢与灾民面对面交流。
对此，他的解释是：“我不建基金会的原因是因为条件不成熟，现在的制度不完善，我现在花钱多方便啊，想捐钱就捐钱，想买猪就买猪，想买车子就送他们车子，要建了基金会就不这么方便了。”
对于这种做法，即便是慈善业内人士，评价也大相径庭。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公益事业专业化、透明化、规范化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称，陈光标的高调慈善是“暴力慈善”，是一种“慈善的倒退”。
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则替陈光标深感不平：“陈光标替富豪们干了一件好事，‘陈光标’这三个字如果竞拍的话，我认为起拍价是100亿元。每当有人站出来捐献，媒体和民间总是充满了对这个人道德质疑的声音。只有善意的压力才会促进慈善，这种恶意的揣测只会打压慈善心。”
疾步走进办公室，还来不及缓解一下舟车劳顿，余国良就“扎”在了电脑前，要赶紧将脑子里的东西“驱赶”到电脑上。走千所中职学校取职教真经，访万名职教同行寻教育灵感，余国良说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职校学生在一起，跟职校老师在一起，“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年轻与活力，这是职业教育带给我的爱与感动。”
麦田里的守望者
出生于浙江衢州农村，余国良当过放牛娃，也曾是小小庄稼汉。在那个不爱书生爱武生的年代，得以投身军营的余国良曾屡屡招来旁人钦羡的目光。在部队里学文化、练技术，那几年是余国良成长最快的几年。退伍转业，余国良被分配到衢州市技工学校（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前身），那是1986年，学校尚未从小乡村迁往如今的新校址。
尽管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但是凭借一颗爱学生的心，农民出身的余国良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理念。他在即将出版的《让失意的鸟儿飞起来》（暂名）一书中讲述道：“菜农们为什么总要与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四季豆过不去，时常把向外攀爬的藤蔓绕到小竹竿上面去呢？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迎着阳光向上发展，才能长势好、结豆多。”从学生们耳熟能详的种豆常识说开去，将师长们为什么总要规劝、干涉学生行为的道理娓娓道来，让刚才还趴在桌子上无精打采的学生一下子来了精神。
援引农牧常识进行通俗化的德育教育，可谓余国良的拿手好戏。将闲书比作麦田里的野麦子，教诲学生莫要因为好看而留着它们，以致最终影响“收成”；将行为习惯较差的学生比作差秧苗，提醒教师只要科学周到地侍弄他们，照样能有好的收成；将要求学生做某件事比作教牛拉犁，先摸摸他们的头再饱饱他们的胃，还要让他们先轻装走上几圈，以此引导教师在教育学生过程中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这些看似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理论却实实在在地碰触到了学生的内心。自诩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余国良认为中职学生需要的正是“农场教育”。
中职学生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农村，调皮捣蛋、精力旺盛，还爱跟老师对着干！在与学生接触交流的过程中，余国良渐渐发现这些学生桀骜不驯的性格下往往藏着一颗寂寞悲伤的心。指着照片上那位依偎在自己身边的“小寿星”，余国良感慨说：“职技校的学生往往来自单亲家庭、贫困家庭、留守家庭，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缺乏亲情的关爱、师长的鼓励，但是调皮捣蛋并不等于品德差，学生越是做出出格的举动，越证明他们希望引起老师的注意。” 余国良总能犀利地看到学生行为背后的内心诉求，倾其所有地关心着这些孩子，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多了许多贴心的“儿子”、“女儿”。
或许连余国良自己都已经数不清到底资助过多少位贫困学生，悄悄帮这个缴了学费，默默给那个塞几百元生活费，更别提与他结下深厚父女情谊的“小女儿”。倒是学生处的老师留下了这样一组宝贵的数据：曾经在某一个学期内，余国良就陪伴或探望过59人次的学生“病号”。对此，余国良却神秘地解释说：“这并不仅仅是老师关爱生病的学生那么简单，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教育机会。”
原来，在余国良看来，只有学生愿意接受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否则就如同“摁着牛头去吃草”。正如他在2009年全国中职学校德育工作论坛会上的发言中所说：“只有爱上这批孩子，才能留住这批孩子；只有留得住这些学生，才有机会教育他们；只有通过教育他们，才能成就这些学生，甚至成就一个家庭！”而探望生病的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因为一切教育皆有线束，教师把每个孩子都当成了自已的孩子，他们也就把教师当作亲人，此时的教育才是“无言而教”。“中职三年是人生的重要分水岭，我希望他们走上社会时，能成为人格健全、懂感恩、懂生活的良好公民。我是一个守望者，守候着一方教育的沃土，只为能够看到学生的茁壮成长。”简单的言语直抵教育的真谛，余国良翻看着厚厚一叠学生们在离开校园前写给自己的信，有种唤作回忆的笑容爬上了他的脸庞。
校园里的能量源
偌大的会场，台上却并不见余国良的身影，拿着无线话筒的他正在学生落座的队伍里穿梭而行。是他让学校老师买了许多个无线话筒，“你是主人，你的声音更重要！”“余书记答全校学生108问”……从2004年至他换岗前，这种大到学习方法，小到食堂服务，让学生开口说话、培养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的教育形式，可谓标新立异之举。非但在学生当中反响甚高，而且也打开了一扇师生交流的新窗口。
每每遇到违纪的学生，余国良都会细心与他们交流，在恳谈中他发现，很多摩擦都是由于学生不善表达而引起的。“不小心踩了他一脚，我本来是想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不知怎么的，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以为他明明错了还想挑衅，张口就回了一句‘你想怎样’？”听完摩擦双方的自述，余国良已经大概能在脑海中还原事件经过了。本来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是因为学生不善表达而“变了味”，看来，在中职学生中引入“说话教育”刻不容缓。于是，一场以歌声、笑声、掌声、口号声、感恩声为主要内容的“五声”教育，开始在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046，携手奋斗；物畅其流，奔向全球！”喊着雄壮的班级口号，1046物流班的学生方阵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来到操场，每个学生都鼓足了劲儿，中气十足。余国良给每个班级都编创了一句口号，但凡遇到大的集会活动，他都会要求学生先喊上一嗓子。在余国良眼中，这些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正能量，因此中职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群孩子补充“精神能量”，护住他们的“精气神”。
除此之外，余国良要求教师多奖励学生，给予学生爱与关怀，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愉悦地接受教育，快乐地度过校园生活；他努力为学生创造一展歌喉的舞台，“欢歌笑语星期六”、“天天有歌声”等丰富活动不一而足；“老师好”要天天喊、平安电话周周打，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强对学生的感恩教育……用歌声激活校园、用笑声装点校园、用掌声快乐校园、用口号声振奋校园、用感恩声温暖校园，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老师们都忍不住找到余国良抒发感慨：“没想到我们的学生这么可爱啊！”
但学生的可爱又何止体现在这些方面！某次余国良与一违纪学生边走边谈心，师生俩经过一处正在滴水的自来水龙头。余国良下意识地想要去拧紧水龙头，却发现它滑牙关不上了。正在余国良愣神发愁的瞬间，那名刚刚还被批评过的学生就近捡起一根小铁丝，三两下就将水龙头暂时关住了。“你真聪明，手很巧啊！”余国良不失时机地表扬了这个前一秒钟还处在受罚阴影中的学生。抬眼望着余国良，学生清亮的眼神中写满了欣喜：“老师，要不您将全校的水电都交给我来管理吧！”主动请缨的提议让余国良突发灵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学生的请求。学校就此成立了“水电管理部”，组建起一支水电管理小分队，甚至为这支小分队每人配备了一个水电工的专用工具袋。一支完全由学生自发成立、自主管理的队伍开始每天“巡逻”在教室楼道间。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评价、自我服务”是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五自管理”的核心内容，将权力下放给学生，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这是余国良从“水电管理部”得到的启示。“因为在水电管理部的管理之下，学校再也没有出现‘长流水’、‘灯长明’的现象，而且这些学生在其他行为品德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赏识教育带来的积极效果。”于是，从一个“水电管理部”发展出涉及校园生活方方面面的18个学生自我管理部，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的学生自主管理百花齐放。余国良更将此戏称为：干活的人要多，吃饭的人要少；把人管得“活蹦乱跳”，把事管得“服服帖帖”。而“五声教育”与“五自管理”也获评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二等奖。
草根团的领头雁
足迹遍及全国10余个省份，累计做了120余场报告，来自全国的10万余人聆听了报告，目前团队所做的21世纪国家教育科学院小额资助项目——《中职学生厌学与流生现象研究》就吸引了全国各地共计164所学校的老师参与……致力于多视角研究中职教育问题，汇聚团队力量推动中职教育发展，由余国良出任团长的“中国草根职教先锋团”近年来可谓声名鹊起。越是在中职教育这片土地上耕耘得勤奋，就越是感觉到这个行业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余国良有幸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有心推动中职教育向更美好方向发展的职教同仁，于是大家一拍即合，就此踏上了“用脚做教育”的新旅程。
单亲家庭的孩子如何去教？应该给予留守儿童怎样的关爱？中职学校因厌学而导致流生怎么办？如何对中职学生进行入学指导？……一系列中职教育过程中具有普遍性、敏感性的话题成为余国良以及中国草根职教先锋团其他团员时常思考、讨论、交流的问题。每周五晚上，中国草根职教先锋团的成员们都会早早守候在电脑旁，借助于QQ群这一网络平台，天南海北的老师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我们常把自己比作‘鲶鱼’，誓要搅动中等职业教育这方鱼池。”希望通过校际间的职业教育教学交流，让更多的老师更理解职业教育、热爱职业教育，让更多学生自信起来，找到自己的最佳发展区，余国良坦言：“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对职业教育的爱、责任与兴趣。”
“把学生视为‘恋人’，你会发现你的状态天天都是美的，你的语言时时都是甜的，你会注意自己的穿着言行，记住与学生之间有纪念意义的重要日子……其实我们的教育，简单点来说，还不就是对学生好一点吗？”笑声四起、掌声雷动，余国良幽默的语言总能赢得满堂喝彩，座无虚席不说，还常常有周边学校的老师慕名而来，哪怕只能获得一张“站票”。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绚烂的舞台，有的只是对职业教育的满腔热忱，凭借着27年执教经验所积累下来的教育理念与案例，余国良的讲座丰富而又深刻、幽默诙谐而又发人深省。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6月10日，2012年度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路翔就出现在了上海虹桥火车站。在那个被称为“老家”的湖北襄阳市，他没有多待上一段时间。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上海，因为这里有他在此工作的父母和分别一年多的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考试我肯定不回去，在那边一点都不习惯。”略显羞涩的路翔告诉记者。
比路翔更苦恼的是他的父亲路振国。一年来，没有上海市户口成了这个44岁中年男人的心头之痛。原来，依照《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12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只能在其户籍地报考。
“没上海市户口，就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只好让孩子回老家了。从出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我们。”路振国说。
作为父亲，路振国很清楚：面对记者，儿子并没有说出来，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间，他需要学习两套教材，体会两种不同的学习进度，感受两种不同的学习氛围……
被户口决定的高考
直到2011年的夏天，路翔都没有意识到他和自己的那些同学有什么区别，甚至还因为在私立高中上学有一点点优越感。
当时父亲路振国告诉他，为了高考，他需要回襄樊（2011年改名为襄阳市）上高三了。
“我和孩子的母亲从小伙子、小姑娘的时候就来上海打拼了。小翔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如今在一家公司从事销售的路振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上海这座寄托着他们夫妻青春和梦想的城市，路振国一直努力为儿子的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初中，路翔都和其他的上海孩子一样，在本地就读。“尽管当年是为了上初中，曾经给学校缴纳一万多元的借读费。”
初中毕业后，路振国又花了一大笔钱让路翔进入了上海一家私立高中。“只要是为了孩子，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路振国说，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儿子离他们近一点。
当2011年高中二年级暑假到来的时候，路振国听从了孩子班主任的建议，“如果不能在上海市参加高考，那么最好还是提前回去适应一下。”
路振国知道老师是好意。实际上，多年来，他一直以儿子为骄傲。因为孩子非常要强，也特别争气，成绩也一直优秀，“这么多年来不容易，眼看就要熬到头了，没想到到头来还是无奈”。
“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上海市户口的重要性。”路振国对记者回忆道。
没有办法，路翔不得不面对要回湖北参加高考的困境。而实际上，之前除了随父母偶尔回去过几趟，他几乎没有在故乡生活过。
“一年的日子终于熬出来了。”6月10日，在与记者交谈中，路翔如释重负。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现有流动人口2.6亿人。在这2.6亿流动人口背后，则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
正是如此，自2010年7月起，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随迁子女家长每个月都会向教育部提交一次建议书，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允许随迁人员子女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参加高考。他们还成立了“我要高考网”，截至6月13日，一共征集到了101742个签名呼呼早日实现“异地高考”。
“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和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异地工作时间的推移，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日益迫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
缓慢推进的异地高考
自2005年起就有家长开始进行努力，一些家长走上街头，发放传单，向市民征集签名，寻求对“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支持。
而2011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中国法学会教授郭道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等15人联名向总理上书，建议立即废止教育部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并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同时呼吁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
同年的10月29日，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在这些家长组织召开的会上，他们希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这些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不少家长还选择前往各地、市教育局表达诉求，希望政府重视他们的诉求。
在这些努力下，异地高考的政策闸门，也慢慢开启。
2011年8月15日，《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只要湖北省高中学籍满3年，户口在外省的考生有望在湖北省报名参加高考。
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分管此事的副部长杜玉波接受媒体采访时均透露，将定于在今年出台总体性方案，并要求地方于今年年底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高考大省山东成为异地高考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在其近期出台的政策里，明确规定：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报名参加高考。此后，福建、广东、江苏等省份纷纷跟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省份当中不少是因为用工荒倒逼的。
以福建为例，作为中国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福建是外来务工人员输入大省。可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福建省的教育资源就面临着挑战。
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2012学年，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接收随迁子女67.8万人，其中来自外省的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有41.9万人，占62%。
然而，据福建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情况来看，2009年以来，福建省已连续4年出现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出生率下降，2012年高考人数再创新低，与去年比减少了近万人。
一边是招工难，一边是本地高考报名人数逐步减少、高校生源面临冲击，这直接导致了一些省份在异地高考政策上做出调整。
然而，异地高考在北京、上海等指标性城市却停滞不前。
实际上，北上广作为最先开放的人口流动的大型省市，成为异地高考最难啃的骨头。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就指出，“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根本原因还在于地方教育状况的问题”，长期关注此事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高考录取成绩在各地有较大差异，且各高校在不同省份的录取人数也多不同。
而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出台政策的承诺恐怕也难以兑现。“有些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全部一下解决，到不了那个程度。高考方案要先让专家间讨论，之后递交教育部讨论，再经各部门和各省讨论，然后再上报决策。决策部门也正在讨论之中，”一位熟悉决策部门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士告诉记者。
这位人士吐露，正是要顾及到北京、上海等地改革难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目前决策部门难以下定决心。
地方利益与门槛难题
作为去年10月26日上书总理建议立即废止教育部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明确指出，高考与户籍挂钩不合法，认为该项制度违反《宪法》和《教育法》。
“全国每年几百万考生遭歧视，却没有人站出来从法律上挑战招生指标制度。在我看来，高考户籍限制违反了《教育法》，从法律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但教育部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所以我们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提请国务院审查教育部的规定。事后我们得到了国务院的反馈，大家也看到目前教育部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向记者回忆“上书”的原因。
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指出，“这让那些原本可以留在父母身边，享受家庭温暖的孩子，将不得因为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因素，被迫加入‘留守儿童‘大军，有的甚至要从初中开始，即要承受三年以上的分离之苦，并可能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和谐、青少年教育、不同族群的割裂等。”
据统计，2010年，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小学和初中就学的人数已达997.1万。
但是专家们也坦言，异地高考的实现目前也遭遇一些阻力。而正是这些难点，让路翔和他的爸爸希望落空。
“最大阻力在于地方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居民以及对决定招生和考试政策有影响的地方官员。”张千帆教授指出。
众所周知，各地现行的政策均倾向于本地考生，这与各地的高等教育资源直接相关。
即使是一些部属院校，也不可能脱离与地方政府的联系。“985工程”、“211工程”等高校，其建设资金却基本是中央与地方一比一配套，其在土地、治安、水电等各方面，对地方政府亦多有依赖。
“谁都知道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地方上大学容易得多，在上海能上一本的分数，在有的省甚至连二本都上不了，有上海户口的人当然不会愿意放开这种特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
以上海为例，2011年上海市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6.1万余人，710所高校公布计划招生5.28万余人，实际录取5.45万余人。高考录取率达89.3%，不仅高于全国高考预计录取率的72.3%，而且比山东、河南等省份高出20多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担心异地高考政策一旦出台，会引发很多“投机者”奔赴“低地”，甚至引发新一轮“高考移民”。
“毕竟开放户籍限制将增加地方考生数量和竞争压力，如果按照当地标准录取还将占用各大学对当地分配的招生指标。”储朝晖对北京、上海等地市民的担心表示理解。
实际上，门槛多高是异地高考政策“何日来”的另一个焦点。
早前山东的方案是，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以。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到了纳税年限等。
“获得异地高考资格的纳税等年限不宜全国统一，各个城市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例如一线城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可适当将年限提高一些，而一些压力比较小的城市，3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至于北上广，可以略微提高一点。”储朝晖指出。
储朝晖指出，不管怎样改革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让这些异地工作的子女在当地考试，必然阻碍了社会发展进程。”
南科大：在“招风”中招生
招生指标姗姗来迟，“自主招生”被指很有限
本报记者 洪若琳 发自广州
南科大的老师们最近都很忙，因为南科大不仅转正了，还可以合法招生了。
2012年4月16日，教育部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几年来跟在南科大校名后面的“筹”字，终于有抹掉的一天了。
不过招生工作却迟迟没有展开。5月29日，离高考只有8天的时间了，迟到的南科大2012年的招生方案，才终于得到正式批复，当天第一时间，南科大的网站就贴出了校长朱清时的《致2012年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详解招生方式，仿佛已经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了。
和南科大创立初期完全自主招生的初衷有所不同，今年南科大的自主招生方式是采取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高考成绩占60%，高中阶段平时成绩占10%，复试成绩占30%。考生们参加完今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后，可通过自荐和学校推荐两种方式在网上报名参加复试考试。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有些失望，认为这是有限的自，不是学校真正意义上自主招生。南科大在沉默了一年之后，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迟来的招生指标
一年前，南科大还在为首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是否要参加高考而纠结。最后结果是45名学生集体“抗争”拒考，这在当时无疑是冒险之举，当时，南科大的“筹”字还未卸下。
不久后，有消息又传出，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已悄然退出南科大。其中三位去职教授更发表公开信，称南科大缺乏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同时，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都未明确制定落实，改革空有口号。
一时间，南科大被推往舆论的最前端。承担教改重责的南科大，面对内忧外患，未来将何去何从，引来多番猜想，自此之后，与前期高调出镜相比，南科大选择了退到舞台后方。
不过这半个月来，南科大又“复出”了。犹如一部经过重重审查的电影，终于能合法亮相于世人了，但却遭遇了尴尬的档期。5月29日，招生方案最终确认，6月15日，考生报名就截止了，也就是说，留给南科大招生的时间只有短短半个月。
6月5日一早，广州某师范高校内的酒店房间，王怀清、吴文政、何祝兵三位老师在等待考生家长前来咨询招生问题。
桌面上摆着印制的宣传册、报名表格、教师名片，还有《朱清时校长致2012年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像这样的招生团队，南科大一共有8个，分别在广东、山东、四川、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这8个地区，是南科大今年的招生范围，指标为180人。朱清时本人十天奔走八个省份，马不停蹄地宣讲。
成为舆论的焦点。
师资的初步到位
事实上，2010年的12月底，朱清时同样写过一封给考生和家长的公开信。那一年，朱清时在信中不无激动地说：“大学能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才有真正的办学自，才能推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这是我国高教改革的必由之路。”
和一年半之前写的那封公开信不同，今年的版本，朱清时并没有将笔墨过多地停留在呼吁关注教改理想的口号上，而是将大部分篇幅用来解释招生政策——“南科大的复试以书面形式测试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包括记忆力、想象力、注意力和洞察力。”
5日上午，广东招生组组长王怀清迎来第一位前来咨询的考生家长。“大部分家长问的是如何报名的方法，内行一点的，就会问，南科大的定位是什么？怎么证明南科大是‘亚洲最好大学’？”王怀清说，这个问题比较不好回答。“现在肯定还不是，但我们有优势，也有信心，将来可以是。”
王怀清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任金融系教授，去年年底，他第一次和朱清时接触，一两个月后，没怎么犹豫，就签了合同，寒假之后已经投入教学工作。
朱清时在公开场合核实的，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与南科大签约的全职教师已经有65位。宣传册上则写着，“南方科技大学目前拥有一支70人的国际一流水平教师队伍”。
多位教师佐证了朱清时的说法，福建招生组的许宗祥说，70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位是兼职教授。
香港人吴文政，就是在去年八月份正式签约南科大的，虽然南科大已经有许多香港工作背景的教师加盟，但目前为止，他是南科大唯一一名香港人出身的香港教师。他透露，今年至少还会有两位像他这样的香港本土教师加入南科大，未来会更多。
妥协中前进
吴文政加盟南科大的时候，离三位香港教师离开南科大筹建团队的消息传出仅仅才过了两个月。来深圳之前，他也对此做过功课。“我来了以后，他们三位已经离开了，没有机会坐下来聊一聊，所以并不了解当时的背景，不好多说。”
但后来的事情吴文政是知道的。“教育部经常会派人过来审查，我们也一直在为‘去筹’做准备，我们这些老师看到他们会来，也会批文件，都觉得所谓的内忧外患都会好起来。”
朱清时更为看中的南科大学术副校长，却仍然没有定下来。去筹转正之后的南科大，仍有迂回的路要走。2012年的招生方案，看上去更像是讨价还价之后的结果。朱清时曾在4月27日，找到了《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几家媒体，公布了今年南科大准备的招生计划。当时的方案是，学生的高考成绩将占总成绩的40%，平时成绩与南科大的综合能力测评成绩则各占30%，即433模式。最终出炉的方案却改为613模式，高考成绩的比重占了六成，坊间开始用“妥协”二字来形容南科大的无奈。
“我觉得用妥协这个词说得大了一点，”朱清时说。“任何理想的东西往往都不能一步到位就实现，尤其是教育改革这种复杂的事情，每前进一步都要取得共识，要不然就会摔跤，我觉得重要的是朝着我们的目标已经前行了一大步。”
（实习生方灿对本文亦有贡献）
办学12年投入1.5亿，助3000多名寒门学子圆梦高考
海丰好人陈介仁
本报记者 侯斌雄 发自广东海丰
6月2日上午，广东汕尾市应届初中毕业生叶小燕，腼腆地站在海丰县任荣中学董事长陈介仁的面前，自述家境：“我家三个孩子，全靠爸爸一人登三轮车养家，经济条件不好。可是，我想继续上学……”
陈介仁神色宁静地看着叶小燕，专注地倾听她的述说。13年来，陈介仁无数次面对同样的场景。
海丰县仁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介仁创办的仁荣中学，有1/3学生享受着包学费包吃包住的“三包”资助。多年来，陈介仁投入的助学金额累计达5000多万元，3500多名寒门学子在他的帮助下，步入大学校园。
办学的缘起与代价
每当新学年即将到来之际，陈介仁的手机通话量就会急剧增长，许多出身寒门的学生向他申请资助或减免学费。
陈介仁的助学情结，源自于他早年的坎坷经历。
陈介仁家庭成分不好，五岁时随父母下放农村。历经“”苦难岁月的他，耽误了学业，1980年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就一脚踏入社会，开始为衣食生计奔波。
“我21岁白手起家做小工。1988年时，我24岁，组织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建筑队，到惠东县淡水镇建房、装修，忙碌了一年，没挣到什么钱，就回到了海丰。”
在海丰，陈介仁进入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挖到第一桶金。1993年，陈介仁组建海丰县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两年后，又成立海丰县仁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走上多元化发展道路，并在2004年当选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
事业有成的陈介仁，目睹海丰县不少寒门学子辍学的现状，忆起自己早年求学时的辛酸经历，心生悲悯，决定帮助那些和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寒门子弟圆上求学梦。
从哪里入手？“办学最直接，也最好。”陈介仁想起族中先贤陈炯明主政广东时的办学盛举，决定自主办学。
谈及陈炯明这样一个被历史烟尘遮蔽了的族中先贤，身为海丰县陈炯明研究会会长的陈介仁如数家珍。
1919年冬，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特意从当时的军事支出中拨款10万两予以资助留法学生，每年固定4800法郎。
1921年，广东教育经费预算为153万余元，实际支付为111万余元，陈炯明闻后裁兵，“每年可省军饷500万元，即以溢额拨为教育经费”。
陈介仁亦提及，陈氏家族有位前辈也曾于1949年前创办“培园”学校，培育海丰子弟，得到族人和家乡父老的敬重与感佩。
而这些族中先贤，正是他追慕和学习的对象。
陈介仁先后斥资1.3亿元，先后创办仁荣学校（注：小学）和仁荣中学（注：完全中学），目前两所学校共有80个教学班，近4000名学生。
海丰地处粤东，背山面海，虽然毗邻港澳，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许多寒门子弟念完初中，便外出打工，其中，尤以女孩居多。
海丰县仁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先于1997年创办仁荣学校，随后在1999年创办仁荣中学，成为汕尾地区首家十二年一贯制的私人办学实体。
仁荣学校是所小学，既招收海丰县本地籍学生，也招收外来工子女。仁荣学校办学15年来，每学期的学费一直保持500元水准，早年比公立小学便宜，与当前的公立小学大致相当。
另外，对于家境困难的学生，仁荣学校减免学费，每年扶助的贫困生均有100多名。
为了使汕尾市的老区、边远地区的贫困生能继续读书完成学业，陈介仁在建校之初就果敢决策：对立志向学、品德好、成绩优秀、家境困难而面临失学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给予减免学杂费；甚至，每年免费三包的优秀贫困生占仁荣中学1/3比例，就读高中。
每年5月前后，仁荣中学相关员工就要奔赴全汕尾市各乡镇学校，走访家庭，挖掘挑选学习好又家境贫寒的学子。
6月2日上午，陈介仁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了办学的一部分代价：“光是补贴贫困生，仁荣公司每年至少要投入400万元。”
因办学成绩优异，仁荣中学先后被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全国绿色先进学校”；目前，仁荣中学已成为汕尾市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民办完全中学。
风风雨雨的办学路上，在收获荣誉的同时，仁荣中学也遭遇一些非议。
有人批评仁荣中学打着“扶助贫困生”的幌子，抢夺优秀生源，其早年招收议价生的做法亦被称为“劫富济贫”之举；甚至有人说，陈介仁办学，就是在做一门生意……
对此，陈介仁向时代周报记者澄清说：“海丰县中考后，澎湃中学得到县里扶持第一批就录取了拔尖的苗子，仁荣中学再录取，不存在‘掐尖’现象。”
以前招收议价生，可以叫做“劫富济贫”，因为这些收入，仁荣中学都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了。而现在，仁荣中学已不再招收议价生了。
2010年，仁荣中学高三学生王思雯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创造海丰县13年无人考入北大的历史纪录。
“陈先生就像我的父亲”
一茬又一茬的学生从仁荣中学毕业，考入全国各地的大学，对于母校仁荣中学和“教父”陈介仁，他们一往情深。
每年假期，很多师兄、师姐回到母校看望学弟学妹，激励他们好好学习，拜访陈介仁，答谢他当年的助学恩情。
陈介仁也挂念着他们，因为他们是他的骄傲。在陈介仁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文件盒，里面装着十几本学生花名册，那里面，记录着一个个让他感到骄傲和欣慰的学生的名字。
仁荣中学每学期，视学生的家庭状况和学生的表现情况，增加优惠生名额；因此，每学年第二个学期的优惠生人数，都会多于第一学期。
常务副校长罗远辉介绍，对于每一名优惠生，学校不单单只是免费，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档案，以继续跟踪学生们的成长历程，对于那些考上大学的贫困生，陈介仁会继续资助。因为关心下一代成长，2009年，陈介仁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称号。
陈介仁的助学故事，不胜枚举，广为传诵的是仁荣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刘秀凤在他的资助下考上大学，最终东渡日本攻读博士。
6月2日，陈介仁向时代周报记者简述当年资助刘秀凤一事。
刘秀凤出生在海丰县平东镇新湖村，一座小村庄。2000年刘秀凤初中毕业，她的母亲思想古旧，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处，家里又捉襟见肘，派去东莞打工。
尽管万般不情愿，刘秀凤无奈前往东莞。忽然，亲戚听说仁荣中学提供优异的贫困生三包免费读书，于是刘秀凤被叫回。疑虑中，她成功申请就读高中，成为新湖村第一个女大学生。她的弟弟，也得到陈介仁先生的资助。
高考之前，刘秀凤到广州住院动手术，6000元医疗费全由陈介仁先生支付。对于刘秀凤求学的资助，一直继续进行。陈介仁见刘秀凤成绩优秀，支助了她四年的大学费用和一年到日本做交换生的费用。8年来，陈介仁光支助刘秀凤的资金已超过30万元。
现在的刘秀凤，靠着自己的努力，已经在日本九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5月下旬，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刘秀凤来到仁荣中学，与学弟学妹座谈，讲述自己在日本的生活和求学史。
提到陈介仁，刘秀凤感慨万分：“陈先生就像我的父亲，每次回国，我都首先回母校看望陈先生。要是没有陈先生的鼎力资助，我如今不知生活在哪里，不知生了多少个孩子。”
扶贫的未来
即使交学费的学子实际上也得到补贴，每学期学费才交1400元，一个学期住宿费350元，每个月伙食费300元。而培育的成本需6000元，完全是输血办学。
非“三包”学生只要遇上家庭困难，同样可以递交申请书要求三包。接到申请书，班主任会作家庭调查，再交由学校德育部批准实施。
为了凝聚师生的团结向上士气，仁荣中学给予教师待遇还好，多数教师的月薪达3000-3500元，比公立中学的教师高四五百元。
6月2日下午，刚刚听完师姐刘秀凤讲座的仁荣中学学生江祥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不去外地出差，陈介仁董事长每天早晨7点都会站在校门口，看着学生步入校门。
陈介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谈时，总是在不经意喃喃自语：“我就是读少了书，否则不是如今的状况。”因此，他说，他办学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上大学。
【关键词】棉纺织业；效率；劳工；资本规模和结构
一、方显廷的生平事迹和活动
方显廷（1903-1985）出身于浙江宁波，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学者，在民国时期与、何廉、刘大钧并称四大经济学家。1903年，方显廷出身于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家庭，3岁那年家里遭遇一场火灾，一切化为灰烬。1917-1921年，在穆藕初的资助下去美国求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后来在1921-1928年这七年时间里分别在纽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对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组织的传统划分方式做出了创造性的革新。传统的分类按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和工厂制度划分，方显廷改述为手艺工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这种划分方式获得多方好评，并在1959年编入教科书《欧洲经济史》当中。1929-1946年，方显廷赴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47-1968年，方显廷受聘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71年由于身体原因，方显廷决定退休，后辗转英国、美国后于瑞士定居安享晚年。1985年于瑞士日内瓦去世。
二、方显廷的棉纺织业研究
（一）中国棉纺织业之区域分布
中国的棉纺织业多数集中在几个省或者几个市，江苏省在棉纺织业界中地位算是最高的，紧接着是湖北、山东、河北、辽宁、浙江。从1918年至1930年，上海、青岛、武汉、天津、通崇海、无锡六个城市纺锤总数则占全国总数的85%，方显廷把棉纺织业区域集中的原因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几个市都处在中国的棉产业的中心。从1918年至1929年间，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四省每年的棉产量最高的时候占全国的总产额的90.7%，最低的时候也达到66.6%，除此之外，在这几个城市中，还有的城市是棉花进口的中心。
第二，生产经营享有煤和电力供给的便利。河北和山东二省是中国产煤的地区，上海和汉口是煤炭运输的中心，江苏则在电力供给方面优于其他的省份。
第三，棉纺织原料、设备及产品运输的便利。这六处棉业中心，除了通崇海以外都是我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必经之地。上海、无锡、青岛、汉口还是铁路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天津又是必经之处。其次这六处棉业中心不仅是铁路干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靠近大河，同时也是航业发达的地区。
第四，这六处棉业中心人口密度大。如山东、湖北、河北、江苏这四省的人口密度非常的大，并且交通运输工具都非常便捷，纺织业中心的产品，不仅可以在省内销售，在其他相邻省份都可以销售，并且附近各省市的人口密度也非常高。
第五，这六个市是靠近广大地区的市场和金融的贸易中心。汉口、青岛、天津、上海都是通商口岸。而且这四处口岸都有最大的棉花进出口商，并且这几个城市都有保险公司、银行、交易所等金融机关，市场供求和人口密度相互影响就促进了中国棉纺织业区域的相对集中。
第六，我国纺纱厂发展的起源就在这几个棉纺织业集中的地方。上海是我国最早设立纺织厂的地方，无论回顾以前，放眼现在还是展望未来，其中心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
（二）关于棉纺纱厂的效率
众所周知，在一般的经济学研究中，如何计算和分析效率问题，不仅非常繁琐，而且是一个难点。中国有许多纱厂同时经营纺纱和织布两部分，但是这两部分的原动力和工人又没有划分，所以计算时很不方便。在这种情形之下，方显廷选择先以仅经营纺纱的纱厂来计算纺锤的效率，然后纺织厂也拿此纺锤效率作为计算仅织布所需要的工人数量和原动力总额的依据。方氏用此方法对筛选出的中国127家纱厂的织机、纺锤和工人数进行计算，对于日商和华商得出来一个多层次的结果，他们各有特点各具备经营和效率优势。如果从每锭纺锤的产纱量以及销棉量两方面来看，华商纱厂效率要优于日商，前者比后者产量多。是如果依据每个工人的工作效率即每个工人控制的纺锤数量来看，日商纱厂工人控制的纺锤数量比华商要多，所以纺锤的效率要高于华商。但也可以换句话说，一个工人要控制的纺锤数量多了，其精力不容易集中，即日纱厂的效率又低了。方显廷通过能体现纱厂效率的12个经济技术指标，分别选择合乎调查标准的日商和华商纱厂，并且严格地按照程序计算出纱厂的效率，把日商和华商的工作效率的比较编制成表格。
我们可以看出此表格通过繁琐的调查及统计结果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华商的某项指标低于日商，相反反映出来的是日商和华商纱厂在一定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各自效率特色。这也给经营者们提供了很大的便捷，投资者可以通过其决定一些经营措施。这是最能反映出方显廷在中国棉纺织业效率的研究方面的成果的地方。
（三）中国棉纺织业之劳工
方显廷在对劳工的研究可谓是非常详尽，内容不仅涉及工人的数目、籍贯、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而且还包括劳工的状况（工人雇佣率和移动率、工资与生活程度、工作时间、童工与女工），劳工组织，劳工立法（工会与劳资纠纷）和劳工福利设施（生活需要及设备、教育与娱乐），其视角宽广，面面俱到，能兼顾棉纺织产业的各方面。
方氏统计出工人之雇佣大多从外县或外省招，或者采取学徒训练的方法招募。天津纱厂的解雇率除了北洋纱厂，总体是不高的并且有随着时间推移，近几年有递减之势。在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工人的移动率方面，大致研究后得出结论为，天津纱厂的工人留在纱厂的时间比较久正好和近年来天津纱厂劳工移动率低落的趋势相吻合，而上海纱厂的工人留厂的时间比较短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工商中心，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劳工的移动率也就比较高。
方显廷对棉纺织工人工资及生活状况的作出了深入的调查分析，这是一大质量特点。调查显示旧中国的纱厂通行的支付工资制度分为三种：计时、计件及计时计件混合制三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选取天津之裕元纱厂、华新纱厂以及上海纱厂的工资制度作为调查，考察了不同工种的工资类别的关系，并且分析各类工资应用的条件及其利弊得失。例如方氏发现对于扎实肯干的工人，无论计时还是计件工资在一定条件下都有着激励工人的作用，但就混合制度而言，无论是在厂方还是工人这一方都不是最完善的制度。
难能可贵的是，方氏又以上海和天津的棉织厂和棉纺厂为典型，编制成统计表对与不同的工种的工资制和工资率进行调查统计。方氏先以裕元纱厂作为天津纱厂的代表其工人日资率与上海纱厂的日资率做比较，后来又以上海棉纺工人和棉织工人为两部分与天津纱厂日资率作比较分析。方氏对于支付的工资制度的实际实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手法的细腻，内容的详实，深深令人折服。
在工人生活程度上，方显廷根据上海国定税则委员会与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南开经济学院的调查结果，将1927-1930年间上海和天津纱厂的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作了比较和分析。分析结果得出，从收入上讲，上海每家每年的收入比天津家庭高，而在天津家庭中丈夫的收入占全家总收入的比率则高于上海。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多，天津地区家庭的收入用于食物和燃料的比率要比上海家庭高；在衣着和杂项（娱乐、人际交往、应酬等）消费上，上海家庭明显高于天津家庭。
方显廷还根据对上海曹家渡的230个家庭作为调查，调查工人家庭的储蓄情况，方氏发现各种借贷方式，有会钱、借贷、印子钱等。并且根据这一状况为上海纱厂工人家庭编制了家庭的“假收”和“假支”表。从这一小部分的细致调查数据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棉业工人生活相当困苦，这也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贫困的生活写照。这份有关中国棉业工人家庭财务详细的资料能够保留下来，十足非常珍贵。
（四）中国棉业资本规模和结构的分析
中国整个棉纺业的竞争整合、经营势力和盈亏动态都跟棉业资本的规模和结构栖息相关。方显廷根据民十九年的一些中国纱厂的统计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方氏通过搜集的资料从三个层次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第一，方氏先从全国81家华商纱厂中按照厂址在上海或外地及资本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去除无投资7家，纺锤和织机混合34家，从剩下的40家中算出纺锤资本额。资本额从最高到最低，从其中变动的幅度方氏归纳出了数因，包括数家纱厂的出租、金银兑换率的变动、投资统计包括资本及公积金两项以及纱厂的经营情况等等原因均是影响纺锤资本的因素。
第二，方氏也按照在上海的厂址与否及资本规模的大小将43家在华日商纱厂分组，并按每厂的投资额分配列成表格。从中可得知在全中国，43家日商纱厂的投资总额为14892万元，每厂的平均资额为346万元。方氏又通过周密复杂的计算指出从全中国的日商纱厂来看其资本的中位数为275万元，按众数计算则为222万元。
第三，当时在华的英商纱厂只有3家，方氏通过华商、日商、英商纱厂的资本大小分配以及纱厂所属的国籍和地域的不同将中国所有的纱厂的资本分配列为了两个图表。从中体现出各国在中国投资的纱厂情况各有特点千变万化，但是通过分析统计在投资额方面却能看出一致的现象，即众位数比算数平均数低，中位数居中，算数平均数为最高。
（五）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前途
方显廷从中国棉纺织业的世界地位以及棉纺织业的阻力两个角度来分析棉纺织工业的前途问题。方氏首先指出自从1914年的欧战爆发以来，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的棉纺织工业是发展极为迅速的，从纺锤增加率论就可以看出，但是如果从每千人所有的纺锤数来说，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数最低的。中国每锭纺锤的产纱数量以及每千锭纺锤的销棉量亦为其他主要棉纺国最高的。中国的棉织机的数量就大战以来和纺锤的数量一样也是增长的速度极快，但即便自1914年以来棉织机数量陡增，中国的棉织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不可以与棉纺业同日而语。如以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棉织机数量来看的话，中国还是拥有数量最低的国家。
自从1925年以来中国棉纺织业的增长率已不及大战期间及以后数年（1914-1925），除了有一部分原因是进口货的竞争恢复了，方氏还分析出其他阻碍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即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由于内战频繁并且延续时间长，人民的苛捐杂税变多等原因阻碍了棉纺织业的发展。资本缺乏、管理不良、劳工效率低微是阻碍华商纱厂发展的三大经济原因。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国的纺织业不但不能发展停滞不前而且日益衰退。方显廷在这样的情况下指出，中国的纺织业如果想谋求发展的话，最首要的是停止内战，没有了政治原因来自于政治方面的阻力，在经济方面的其他阻力都是可以解决好的。方显廷最后呼吁我国国人要奋起图强，这是一个伟大学者的由衷心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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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詹姆斯・路易斯・加尔温等著.英百科全书（第十四版）[M].1929.
案发案破，杀人魔王现形
2003年12月24日晚10点钟左右，河南省鲁山县城里的一家夫妻性保健品商店里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一位在店里住宿看门的19岁姑娘被凶手用斧头砍死在店中，凶手作案后，用水对作案现场进行冲洗后逃逸。由于作案现场已被破坏，警方未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2004年2月25日，鲁山警方又接到群众报案，该县城一家影碟商店一女店主被杀害在店中。通过对现场勘察，结果让警方大吃一惊：死者被害方式与年前性保健品店中被害人的被害方式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次凶手杀人后抢走了被害人的一部手机和一些性保健药物。经初步推断，这两起入室杀人案很可能系一人所为。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警方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3月1日，公安机关的技侦部门发现被害人被抢走的手机在县城二高附近正在使用。刑侦部门获得这个重大线索后，立即到警方锁定的区域进行秘密侦查。经侦查，更小的目标锁定了该校高三学生封鑫可。当警方找到这位才19岁的高三学生问他是否用过手机时，他顺口就答道：“用过。”并随即把手机交给了警察。就这样，两起震惊鲁山全城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便在如此平静的气氛中告破了。随后警方在封鑫可寝室的床下皮箱里搜到了十几本约70多万字的日记。当办案人员将这些由封鑫可亲手写下的十几本日记读完后，所有人员都在一阵惊愕后，无不对这位年仅19岁的高三学生的蜕变历程感到惋惜与痛心！
以强凌弱，武打、暴力开始吞噬少年的心
封鑫可的父母都是老实勤奋的农民。在封鑫可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与同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发生纠纷，在争吵中被那个大户人家打了一顿。封鑫可看着势单力薄的爸爸被人打翻在地，他的心几乎都要碎了。回家后，他含泪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弱肉强食，以强凌弱，这两个成语，真的好像是对今天爸爸被人欺负的真实描写。我封鑫可真是太无能了，太软弱了……”童年记忆中的这一幕永远铭刻在封鑫可的记忆中，让他对暴力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转眼间，封鑫可到了上初中的年龄。一天，在他放学回家的路上，有几个比他大的学生故意找他的茬，对着他一阵拳打脚踢，然后还威胁他以后不老实就揍死他。个子矮小的封鑫可含着悲愤的泪水回到了家里，他拿起门后的钢筋棍，朝院里的一棵大树狠狠地打击了一阵。他不服输，但又很自卑，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闷气。
初二新学年开学的那天，封鑫可拿着爸爸给他的50元学费在个体书摊上买了一大摞书：《剑客行》、《苍窍神剑》、《碧玉刀》、《铁血传奇》、《天涯明月刀》等，都是些武打、暴力的书籍。封鑫可的确是个聪慧过人的孩子，特别是历史、武打之类的书籍，几乎是过目不忘。他把这些书看了一遍后，便在日记里把他所认为的一些“仇人”名单一一列举出来，并在这些人的名字旁边写了这样一首诗：“一虎怒时处万狼，霸业奋起秦兵亡，挥指雄狮三百万，趟平天下楚国长。”一个13岁的孩子，写出了这样充满杀气的诗句，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暴力呀，已开始吞噬一个本有正义感的少年的纯洁心灵。他的心理开始发生了扭曲，变得狭隘、自私起来，心里只有复仇，只有把别人踩在脚下而后快的强烈欲望。
封鑫可非常喜欢历史书籍，他的历史考试成绩曾多次接近满分。就是在他被捕后，公安人员还从他的寝室的床下搜到了100多本中外名人传记和各种历史故事演义书籍。在他的日记中，他用近十万字的篇幅，几乎对每一位他所崇拜的中外风云人物作了评价。他把拿破仑、斯大林、林肯、希特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秦始皇等中外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作为自己的楷模，并特别把自己说成是希特勒的化身。他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希特勒这位战争狂人：“希特勒出身贫寒，却能气吞山河，足见其豪胆壮魄，他的命运和我是那么相似，他以一当十横扫欧罗巴，他的胆色可谓全球之冠。他虽也自卑过，但却是个冷血的复仇杀手，他是我封某人的化身。”后来，封鑫可买来一把斧头、一把匕首和铁锤，他要做佩刀的侠客。为了在外形上把自己打扮得尽量像希特勒，他还特意留起了小胡子。他甚至把希特勒的生日、恋爱和一些孤僻毛病都记到了日记上。笔者真的不知道一位中学生到底看了几遍关于希特勒的传记，才写出如此偏激的钟爱之言。但笔者却知道，我们当今一些对历史、政治、武林人物描写的书籍，已经把对这些伟人偏激，甚至是孤僻毛病的描写当成了捞取商业利益的得意之笔，殊不知，你的几文收入，也许会毁了一代人！但愿笔者不是在杞人忧天！
遭遇“黄色”，梦幻的甜蜜世界给他留下无穷后患
一个12岁少年眼中的世界原本应该是一个充满新奇和美好的世界，七年前的封鑫可也不例外。封鑫可因为崇拜希特勒，所以特别喜欢演讲，学校里经常让他到其他班级里演讲。谈起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形势，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堂课。由于演讲的需要，他喜欢从五花八门的书籍中摘抄一些美丽的句子来美化自己的语言。那年深秋的一天，他放学后走到大街上一个小书摊时，不禁停下了脚步，一本叫《00情》的书籍跃入他的眼帘。他认为如此富有诗意的书，里面一定会有不少好句子。于是，他就拿起一本翻了起来，翻着翻着，封鑫可的呼吸开始急促了，脸也红了。12岁的少年，不一定会有成熟的生理状态，但那时的封鑫可似乎要比其他孩子成熟的早些。他的情窦终于被书中那火辣、污秽不堪的性描写句子点燃了。于是，他颤抖地从衣袋里掏出了所有的零花钱，可还差两毛钱，但卖书的老板却大方地接过他的钱，把这本“精神鸦片”递给了这位只有12岁的孩子！
一个生在贫困县里的农村孩子，当青春萌动时想从最挚爱的父母那里获得有关性的知识，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些农村学校尽管开设了生理卫生课，可老师讲课时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语犹未出脸先红”，很难把性的问题解释得自然平常，从而把少年们心中的有关性的朦胧、好奇之火平息下来。家庭的生长环境，本来就使封鑫可内心充满了自卑，充满了压抑，充满了释放情感的强烈欲望。如果此时他从一些不健康的书中找到了导引他压抑情感的情景描写，就很容易走进书里的世界，去寻找那份自以为是弥天大错的刺激。封鑫可在偷偷看了那本黄色书籍后，便不由自主地偷偷开始了。他的母亲是个基督教徒，封鑫可从小就看了大量基督书籍，圣经中的许多句子他都能背上来，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基督人的眼中，欲是个罪恶的念头，我的行为岂不是天天在犯罪吗？我可以打败世界上所有以物质武装起来的诱惑，但我为何总是无法也无力驱赶这种污浊精神的诱惑呢？我是个罪人，我是个不断自残的罪人。在每个人面前我都没有资格昂起自己的头，谁能拯救我呢，我的上帝？多少次，我举起了刀，闭上眼睛，试图把自己的双手砍断。然而，手断了，我就真的不会再有邪念了吗？我的身体因此不行了，精神恍惚，少气无力。我到大街上的游医那里询问病情，他们说‘一滴精等于十滴血’，说我的病很严重，如果不花大钱去治，后果不堪设想。还说我的身体状况就像八十岁的老头（其实经后来正规医院诊断，封鑫可只不过是神经衰弱而已，游医们为了挣钱故意把病情说得危言耸听――作者注）。为了给我补养身体，并不富裕的家里花尽了几十年的3万元积蓄为我治病，想让我考上大学。然而，我的爸爸妈妈哪里知道，他们的儿子已不再是过去班里的尖子生，而是一个没有志气的垃圾生了！家里的钱花完了，妈妈在街头又摆起了修鞋摊，为自己挣钱治病！我这是在喝妈妈的血呀！昔日的‘状元郎’，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真的不能自拔，我真的发过一万次誓要成为令人称颂的好学生，好孩子，谁能来帮帮我呢？”
学习成绩的每况愈下，精神状态的萎靡不振，使封鑫可开始受到一些同学的鄙视。背后的指责，相遇时的白眼，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更加自卑。封鑫可曾多次想到过自杀，在日记里也曾写过多次的遗书。然而，对未来的憧憬，对父母的回报之心，使他驱赶了死神的召唤。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真的想到过要自杀，然而，我封鑫可还这么年轻，我还没有吃过一桌像样的饭菜，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甚至还没有真正接触过一个我喜欢的异性。我死了是不会瞑目的！”
是什么让他杀人，听杀人魔王自述
今年4月1日，笔者在鲁山县检察院办案人员的陪同下到羁押封鑫可的县看守所去提审。去之前，我一直在想像一个连杀两人的杀人魔王到底该是如何一种凶残模样。然而，随着一阵呼呼啦啦的脚镣声，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目光迷茫（他的眼睛因长期看书已近视到了800度），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局促地揉搓在一起的少年。这是一位还不失学生气的孩子啊！
在正常的告知程序进行完毕后，办案人员开始让他供述两次杀人的经过。思索了片刻后，封鑫可便开始了回忆：“这两次杀人我今天回忆起来，似乎像是在做梦，但仔细一想又感觉就是的。第一次，是去年12月份的一天晚上。那天下午，我在大街上走，被几个同校的大个子学生骑着自行车撞了。他们凭着身强力壮，人多势众，不但不道歉，还动手打了我，把我的右眼角都打出血了。那天晚上我妈妈到学校看到我的眼睛受伤了，伤心地哭了，我也抱住妈妈哭了！后来妈妈回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大哭了一场。我在心里想，自己真的就如此弱小吗？弱小到被别人无辜地伤害后竟只有躲到角落去哭泣。我即使给学校说了，他们能同情我这个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经常逃课出入录像厅的垃圾生吗？不会，我想他们肯定不会的。想到这里，我开始痛恨那些让我又恨又无法逃脱的黄惑。我曾是这样善良的一个人，这样天资聪慧的一个好学生，落到今天这般地步，全都是因为那些比“白粉”还要毒的黄惑。这时在我的脑海里便出现了希特勒、成吉思汗、出现了佩剑大侠的形象，在那一刻我仿佛就是他们的集合体，我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面对黄妖，我要杀之。于是我便拿了一把早已准备好的斧头，到大街上去转悠。后来我到了一家夫妻保健品商店，我问一个女营业员有没有既便宜又管用的保健药，当她转身去给我拿药时，我看到了柜台上那刺激的药盒包装后，我的脑子开始膨胀了，我这些年吃了3万多元钱的保健药，可身体是越吃越差，我感觉自己是被黄惑和这些保健药害成这样的，我仿佛感觉我眼前的这个年轻姑娘就是黄魔，因为她是女人，我就是堕落到女色手里的（其实被害人是无辜的）。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回响着“如果不是女人生，天下女人当杀净”这句话，心里想着江湖大侠令狐冲那冷若冰山的佩剑形象，我‘嗖’的一下从腰间掏出斧头朝那个女孩头上连砍几下，直到她不动为止。然后，我还拿了她包里的200多块钱。后来我就在她的床上睡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来钟我才把她的店门锁上，到学校去上课了。没过几天，我便到街上花58元买了一件西装，并专门到照相馆里以北京天安门为背景照了一张相。那时的我，仿佛感觉到在杀死一直羁绊我的女色阴影后，有一种快要振作的感觉。
杀第二个人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在学校的操场上遇到了我多年来单恋的一位女同学。她在我心里就像是圣女，她是我心中的恋人。尽管她对我也许没有任何感觉，但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她当作我生命的一部分去欣赏去守候。因为是刚过完春节，我就鼓足勇气向她问候春节好。可她却说：“还有别的事吗？”说罢又鄙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扬长而去。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心就要碎了，我仿佛是一只在地上挣扎的蚂蚁，我是那么渺小，那么被人蔑视。于是，我大脑一片迷糊，把斧头别在腰里上了大街。到了一家影碟专卖店，我进去后就问女店主有没有好看的影碟，当那个女的转身去给我拿影碟时，我看着影碟架上令我眼花缭乱的画面时，我又开始痛恨起女人来，于是，我就掏出斧头像上一次一样把那个女的杀死了。我把她杀死后把灯关上，便在屋里开始看电视，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我才把店门锁上，到学校去上课了。临走时，我拿了不少那个性保健店里的药品，还把那个女人的手机也拿走了。说实在，如果我不被抓，说不定哪一天我还会去杀人，去杀那些在深夜放黄色影碟的老板。”
2003年8月15日，国家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河南主持了一次相关省份刑侦部门的会议。会议对皖豫鲁冀四省出现的系列相关杀人案进行并案，并发放内部资料全面部署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行动，此为公安部2003年1号挂牌督办案件。
2003年11月3日，杨新海在河北省沧州市落网，据其供述，此前在皖豫鲁冀四省作案22起，杀死65人，重伤5人，23人。经核实，公安部并案处理的18宗案件中，17宗已确认系杨一人所为。
被害人孙胜军的63岁母亲石来英，承受着丧子丧孙的痛苦。石家庄菜农魏现增一家被害现场。血案发生后河北邢台县祝村镇李道村的村民都人人自危。
11月18日清晨，河北邢台县祝村镇李道村，一栋砖包皮土房。孙胜岐和孙爱军两兄弟爬上房顶，抡起了锄头。他们想把这栋房子拆了。
两兄弟刚扒了一个房角，天上便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孙胜岐落泪了，他拉了一把弟弟，“等天晴了再拆吧”。
3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他们两人的哥哥孙胜军、嫂子李树枝，还有15岁的侄女孙，被人用斧头砍死在这栋房子里。孙胜岐说，自从发生了那事，邻居经过这栋房子都害怕，干脆拆了算了。
孙胜军一家是被杨新海杀死的。
杨新海，又名杨柳、杨枝牙，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身高1.58米，初中文化，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汝南埠乡张家村杨陶庄东队人。
本月3日，他在河北沧州落网，5日晚，他初步交代了自己的犯罪情况。据杨自述，这两年，他在皖豫鲁冀四省杀人作案22起，杀死65人，重伤5人，23人，其中，河北作案2起，山东作案1起，河南作案17起。在这22起案件中，不少还是灭门案。
此案，被定为公安部2003年1号挂牌督办案件。
今年8月8日，石家庄桥西区东良厢村被惨遭灭门的一家五口：丈夫魏现增，妻子范玉华和三个孩子。68岁的父亲刘中原拿着儿子刘占伟的照片痛哭着。去年12月6日，河南西平县人和乡三和村刘庄自然村刘占伟和他的母亲、媳妇、儿子、女儿一家5口遇害，刘占伟68岁的父亲刘中原因住在相邻的新楼房里看门而幸免。
被害人魏现增70多岁的父母亲相互劝说对方不要过分伤心。
范春和的老母不胜悲伤。去年10月22日，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宋集乡毛庄行政村的范春华和他6岁的女儿被害，女主人吴清华在医院抢救45天，得以幸存，但肚里的孩子流产了。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就是孙圆圆，家住河北邢台县祝村镇李道村，今年8月5日，她和爸爸孙胜军、妈妈李树枝一同被杀害。(家属提供)
圆圆走了
(孙圆圆，河北邢台县祝村镇李道村人。2003年8月5日，圆圆与父亲孙胜军、母亲李树枝被杀，哥哥孙红波幸存)
孙胜军和李树枝都是邢台当地农民，主要靠种地为生，女儿孙圆圆和儿子孙红波都在邢台县的西大树中学读书。一家四口并不富有，但生活安定。
孙胜军一家三口被杀是杨被抓获前所犯的倒数第二桩案件，他们的尸体是今年8月5日被发现的。
当天早上8点来钟，孙胜军的母亲做好了饭，来到儿子家门前，看到栅栏门还锁着。老人隔着院墙喊了几声孙女的名字“圆圆”，但不见答应，而平时圆圆总是起得很早。于是，老人来到屋后的楼房，喊起了孙子孙红波和外孙张斌(化名)。孙红波那天没和父母、妹妹一块儿住，这让他躲过了一劫。
据老人回忆，孙子走得快，先进了自己家门，然后立刻跑了出来，哭着喊道：“打死人了！我妈死了！”老人赶忙往院内跑，“刚跑到院子中央，我就晕倒了。”老人说，没过多久隐约有了感觉，又爬起来，刚想往屋里走，又摔倒在地上。“我几乎是爬着进屋的，看到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满是衣服。”
老人来到儿子儿媳的床前，掀开被子，看到儿媳的头朝里侧着，满头都是血，血已经凝在头发上，干了。老人也哭起来，跑到院内喊“救人”。
院子里很快聚了一堆乡亲，但没有人敢靠前。老人后来告诉记者，当时一着急没到屋东头孙女的床边看，也没见到儿子孙胜军，还以为儿子和孙女被绑架了。
乡亲们越聚越多，孙胜岐也跑来了，是他第一个留心到了床旁边搭着的床套，“我当时脑子全乱了，我想，坏了。”孙胜岐将床套掀开，见到自己的哥哥孙胜军蜷着趴在地上，后脑流出了脑浆。孙胜岐将尸体扳过来，发现哥哥的右眼处被砍了，满脸是血。
孙胜岐想到了侄女，一开始不敢去看。后来，孙胜岐还是跑到侄女的床对着的窗台，不知是拉着窗帘还被蒙了床单，孙胜岐看不到，于是拽了旁边的一把梯子，踩上去往里看，眼前的事实证实了孙胜岐的预料：侄女仰身躺在床上，下身没有衣服，两条腿半搭在床沿上。
邢台警方材料显示，案发后的尸检情况是：孙胜军头部多处被犯罪分子用钝性物体击打，致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李树枝被犯罪分子用钝性物体击打头部，用锐器割断颈动脉，系颅脑损伤死亡；孙圆圆被犯罪分子用钝性物体击打头部致使颅脑损伤，用剪刀割颈、勒颈死亡，同时孙圆圆被杀后有被奸尸现象。
孙胜岐说，大约一个小时后，祝村镇派出所和邢台县公安局的干警赶到了现场。在院内，警察发现了一副带血的线手套。事发两天后，孙胜岐在屋门口的一块石板下，又发现一副手套。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据犯罪嫌疑人杨新海交待，这两副手套的确是他遗留在现场的。
邢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事发现场，他们还发现了作案工具：一把斧子。孙胜岐说，前些天，邢台县公安部门派人到他家告诉他：案子破了，犯罪嫌疑人也抓住了，据其交待，那把用来砍人的斧子正是当夜从本村一村民家偷的。
关于孙胜军及妻子女儿被杀一案，邢台县公安部门定性为“抢劫、杀人、伴有犯”。
对于杨新海杀人的动机，目前没有确切说法。孙胜岐说，可能是劫财，因为家里写字台原本锁着的抽屉被撬开了。孙胜岐还说，几天前他听警方讲，杨新海供述，在案发当晚之前的一个晚上，杨新海曾骑着自行车从邢台市来到李道村，进入孙家，并进屋摸了摸孙胜军的衣兜，见没有钱就走了。第二天，杨又骑着自行车来到李道村，将自行车远远地放在村边，从田地里走进村内，估计孙胜军一家人睡了，才进到院内。孙家院内一角搭有黄瓜架，杨在黄瓜架下大约躲了50分钟，听到孙胜军打起了呼噜，才进屋下了毒手。孙胜岐说，警方还告诉他，犯罪嫌疑人杨新海供述，作案当晚，他也没翻到钱。
邢台市警方的一份就该案现场勘验分析意见的材料显示，犯罪分子是从院墙栅栏下的一个空洞钻进院内的，“进入院内以后用一块三合板将栅栏下的空洞堵住，入室后将电灯开关绳割断，带上白线手套开始行凶。作案现场的正屋两个窗户，被犯罪分子分别用被罩和床单盖住，作案后用锁将作案现场的屋门锁住后，从院西围墙靠北距离正房约1.5米处翻墙出院，顺着墙外的巷道往北向西逃出村”。
11月18日，记者在李道村看到，很多村民家的院墙呈现两截，下面一截大约两米左右，砖明显很旧，上面一层都是齐刷刷的新砖，大约高一米左右。村民说，上面的院墙都是新垒的。孙家出事后，“一两天内，全村人都垒高了院墙，村里人晚上都不敢出门”，一村民告诉记者。
除了垒高院墙，李道村现在几乎家家都安上了防盗门和防盗窗，再热，谁家也不敢不关门就睡觉了。孙家养着两只猫。孙胜军母亲说，那本来是孙女圆圆养的，圆圆死后，她把猫抱了回去，替孙女养着。老人说，她最疼爱的就是孙女，“圆圆人聪明，又会说话，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五名”。案发前，圆圆刚考上初一，去学校刚领了新书，就等着开学了。“出事后，我让人把新书烧给了圆圆”。孙红波，孙胜军家的幸存者。父母被杀后，他不敢一人回家，住到了叔叔孙胜岐家，由孙胜岐、孙爱军两人陪着一起睡，就连上厕所，也得有人陪着。孙红波在案发后就辍学了。
幸存的孕妇
(吴清华，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宋集乡毛庄行政村翟和村人。2002年10月22日，丈夫范春和与6岁女儿被害，吴清华头部遭重捶但奇迹幸存，不过，肚中的孩子却流产了)
在杨新海供述的22起案件中，有17起是在河南犯下的。驻马店西平县宋集乡翟和村，是杨新海去年10月22日来过的地方。
范春和是翟和村的农户。11月19日，泥泞的乡村道路旁边，范家的三间红砖瓦房已略显破败，院内的牲口圈已经塌了一边。
“他们一家出事是在去年农历九月十六日晚上。”范春和的大嫂说。目前，她和范的大哥以及80岁的奶奶住在这里。
但是，直到次日傍晚，范家的惨剧才被发现。
刘文珍是范春和的西邻。去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早上7点多，她从范春和家院子前面走过，发现院门还没开，从里面传来一群猪的叫声。
“农村里开门都不会这么晚的，当时我还想范春和是不是陪媳妇上医院去了，因为他媳妇吴清华怀的第二胎已经有八九个月，就快生了。”刘文珍回忆说。
晚上8点多，刘文珍在一个同乡家看过电视回家，范春和家依然是一团漆黑，院里的猪叫声更响了。刘文珍扭头去了范的父母家，告诉他们：“春和家一天都没人在家，你们是不是去给他家喂一下猪。”
随后，范春和的四哥范春华成为案件现场的第一个目击者。
“见院门没开，我就从墙头上翻了过去，但奇怪的是房屋大门已经开了一条缝，我掏出手电筒，推开大门，然后进入他们卧室，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一幕将我惊呆了，我赶紧跑出去叫人。”
在范春华眼前，范春和6岁的女儿仰躺地面，头上有血，范春和趴在床上，妻子吴清华身上还盖着被子，“我用手一摸，春和的身体已经冰凉、发硬。”
“人死了！”范春华提起当时最直接的感觉：“我还以为他们是呕气后服药自杀的，没想到与凶杀联系在一起，后来我大哥家的孩子提出报警我们才拨打了110。”
再次走近，范春华看到了弟弟一家人头上的血窟窿，他估计是用锤子砸的，这才想到可能是凶杀。
宋集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后，西平县刑警也来了。
“警察在搬的过程中，我听见清华哼了一声，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刘文珍回忆，就在警察将三人往车上搬的时候，围观者发现了这个意外：
事后，吴清华住院45天，终于被抢救过来，但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了。
目前，吴清华住在西平县权寨乡的姐姐家里，她的额头上深深地凹下去一块，左眼残疾失明。
对于案发当夜发生的一切，吴清华浑然不知。姐姐说，她现在精神不大好，经常是一个人说笑就笑。
记者试图将嫌凶被抓的消息告诉她，吴一笑而过。“这人即使被枪毙也抵不了他的罪行。”范春和的大嫂说，11月14日，宋集派出所警察已经通知他们凶手被抓获的消息。
刘文珍说，发生凶杀后，毛庄村几乎家家都装了铁门，村里、乡里也组织了夜间巡逻，每十人一组，一直到今年春节后。
一家三代遇害
(刘占伟，河南西平县人和乡三和村刘庄自然村人。2002年12月6日，刘与母亲、妻子及一对儿女儿同时遇害)
同是西平县，在杀害范春和之前，杨新海于2002年12月6日就来过了一次。那一次，受害者是人和乡三和村刘庄自然村的刘占伟一家四口。
“新楼他们一天都没睡过，我一个人住了两层楼啊，本准备去年十一月初六(农历)就搬进来，没想到初三遇到了灾祸”刘占伟68岁的父亲刘中原蹲下身去，双手在脸上搓擦，眼泪顺着古铜色的脸颊滑落。
停顿了一会，老人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一家人惨遭不幸的前前后后。
去年正月，儿子刘占伟扒掉了旧平房开建新楼房，到农历十一月基本装饰完毕。刘中原每天到新房里看门，老伴、儿子、儿媳、10岁的孙子和7岁孙女住在刘中原三弟的空屋里。
十一月初三早上7点多，刘中原觉得跟往常有点不一样：“每天这时候，不是孙子就是孙女过来喊我去吃早饭，怎么今天到现在还没来喊呢？”
他决定自己过去看一下，雪刚化，路上都是泥。
刘中原先到厨房，发现没动烟火，他敲大屋的门，敲了几声没有敲开，仔细一看，铁门闩是从外面插上了，他拉开门闩，先到老伴和孙女住的东屋，叫老伴没人应声，进房看到老伴眼睛在眨却说不出话，孙女的头上有个血窟窿。
说到这里，刘中原又抹了一把眼泪：“我赶紧叫人，说一家人被害了。”
刘中原的侄子刘刚平听说后以为是他们中毒了：“我赶紧跑进西屋，叫小伟(刘占伟)，没人作声，我掀开被子一看，小伟睡在外面，她媳妇睡在里面，男孩睡在中间，脸上布满血迹。”
警察到场后，刘母被送去医院抢救，10天后死亡。其他4人当时就已身亡。
现在，刘占伟用积蓄和借债建起的两层楼房由刘中原老人一人住守，屋内没有什么家具，底楼西屋里一张单人床就是老人的卧榻。
“出事的时候，新屋的大门还没有安装，只是用帘子拉在门上，我们还商量就在一两天将门窗全部装好，赶在十一月初六这个好日子搬进来，没想到他们一天也没有住上。”
老人又蹲下去，双手捂住眼睛，泣不成声。
对于今后的事，刘中原说：“我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老伴看病还欠了债务，叫我这老头子怎么办呢？”
老人说自己经常做梦梦见孙子和孙女，醒来后却只有自己一个人独处。
11月19日，人和乡派出所所长李文平说，上级机关将杨新海的审讯情况向他作了传达：去年农历十一月初三夜里1点左右，杨新海将刘占伟一家杀害后，将铁锤埋到了老坟前面，血衣扔到河里，然后步行两个小时逃窜至河南漯河市。杨新海交代，在西平乡两次作案使用的铁锤都是在集市上买的，他每次作案都会换把铁锤。
11月16日，在三和村濠港北边200米处的一座老坟前，警方挖出了那把铁锤。
菜农灭门案
魏现增，遇难前居住在石家庄桥西区东良厢村。2003年8月8日，魏和妻子范玉华、女儿魏玉芝、魏玉惠、儿子魏玉斌一家5口被杀死在菜地旁自搭的小屋里。
今年8月8日，也就是杀害孙圆圆一家三口后的第三天，杨新海又来到了石家庄桥西区东良厢村。在杨新海涉嫌所犯系列杀人案件中，“8·8”血案是被有关部门认定的杨新海涉嫌杀人案中的最后一起，那一天，杨新海一共杀害了5人。
被杨新海杀害的是魏现增一家。魏现增一家本是河北邢台内丘县金店镇魏家屯村人，他们是今年春节后才搬来东良厢村，租了4亩多地种蔬菜。和附近其他10多家菜农一样，为了省钱和种菜方便，魏氏夫妇从附近的垃圾堆里拣来砖头搭起三间小屋。
来自邢台隆尧的张民(化名)是魏的邻居，每天早晨两点来钟，张魏两人会一起骑着三轮车去石家庄市卖菜。
“他平常睡觉没有那么死。”张民说，今年8月8日早晨，当他像往常一样呼唤魏现增时，魏没有回应。张民跑到东头的魏慎林家，敲开门说：“我叫不醒魏现增，也看不清屋里，你家有手电，咱们一起去看看。”
魏慎林跟着张民来到魏现增家窗前，两人用手电朝屋里一照，“出事了，出事了……”两人开始叫喊。
“太让人难受了，我三天都没睡着觉。”一位菜农回忆了当时的案发场景：“大床上，魏现增和他的妻子，以及儿子魏玉斌三人头朝西，朝里侧卧着身子，仅穿着短裤，身上和头上全是血，搭在他们腿上的被子也都是黑红一片；在西边一间的小房里，魏现增的两个女儿仰在床上，身上没穿衣服，头部全是血，两人的腿朝床下垂着。”
另一位菜农则回忆，当时魏现增家的屋门上方有一个约半平方米左右的窟窿，围观的人有的认为凶手是从窟窿钻进去的，有的认为不可能，理由是从上面钻进去动作太大，肯定会吵醒了魏现增和他的家人。
事后，据有关人士透露，石家庄警方勘验现场的分析显示，魏现增一家五口系被锤子猛烈击中脑部致死，魏玉芝和魏玉惠有被奸尸的痕迹。
“我最心疼的是魏家三个孩子。”魏慎林夫妇也是邢台魏家屯村人，妻子建敏(音)说，魏现增的小女儿魏玉惠平日里叫她干妈，很讨人喜爱，魏玉惠本应今年春天读初中，但因身体不好休学了，此后从邢台来石家庄和父母同住；案发前，魏家的儿子魏玉斌则刚刚收到邢台县东庞煤矿育才中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此前的紧张复习让他急于出来透透风，就从邢台来到石家庄看望两月未见的父母。建敏流着眼泪说“这孩子，真不该来。”
11月18日下午，魏慎林夫妇从菜地里拔完白菜，顾不上拿小板凳，便拽着三轮车往外走。
“得快走，要不天黑了。”建敏说，血案发生后第二天，在此处种菜的10多家菜农全部搬到了旁边的村子里。
今年6月，魏现增曾回到邢台老家赶种玉米，魏现增70多岁的父母说，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
现在，两位老人和魏现增唯一的弟弟魏现峰住在一起。魏现峰说，父亲有心脏病，事发一个多月后，他们才敢让老人知道。
事情是由魏现增的叔叔魏如国慢慢告诉哥哥的，开始说死了一个，再过两天，说还有一个，魏如国说，一直，他哥哥都没有说一句话，说完最后一个的时候，老人流下了眼泪，用干瘦的双手捂住了脸。
魏现增的母亲曾一直和孙子住在一起，也为魏现增看家。案发后，老人知道儿子一家人都不在了，一哭起来就是没完，魏现峰的妻子劝不住婆婆，婆媳两人就一同哭。
“侄子一家五口在医院的冷冻费用、火化丧葬费用，家人亲戚往石家庄跑处理后事的总花费超过了两万多块”，魏如国说，这些钱都是他和侄子魏现峰向亲戚们借的。现在，哥哥嫂子本来就多病，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最近吃药越来越多，不知道医药费如何去筹？
一位知情人士介绍，石家庄“8.8”血案发生后，石家庄市警方通过现场勘验发现，该案件同邢台和此前河南系列杀人案件(公安部门称“8.15”系列杀人案)十分相似，便按照河南警方提供的材料，预测犯罪嫌疑人下一个作案地点会出现在哪里，在立刻布置抓捕方案的同时，又紧急报河北省公安厅，展开全省的抓捕工作。
而根据邢台市邢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孙圆圆”一案发生后，警方一开始将怀疑对象主要定在当村，通过一天的调查发现，本村人的犯罪嫌疑不明显，犯罪分子应该是流窜犯罪分子，从第二天开始，才开始扩大范围排查。
有关知情人士透露，杨新海被抓后供述，在李道村作案后，他返回邢台市，白天在商场逛了一天，晚上在电影院看电影，第二天才前往石家庄，并制造了“8.8”血案。邢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河南警方是稍后向邢台公安发来传真有关河南系列杀人案的材料的。邢台县警方看到该传真后，断定李道村案件与此前河南系列杀人案应为一人所为。有关公安工作人员指出，如果这份传真来得再快些，邢台警方可能一开始就会对怀疑对象做出准确的判断，也不会把第一天时间浪费在查村民身上，那样有可能在邢台就能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邢台县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必须加快各省公安部门的沟通，建立互通的网络信息，使具有一定级别的公安部门对全国案件都能够从内部网上看到，让民警了解，加快并案串案，才能更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
与此相关的消息是，2003年8月15日，公安部召集相关省份的刑侦部门在河南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由公安部一名副部长主持，会议对系列相关杀人案进行并案，并发放内部资料全面部署抓捕犯罪嫌疑人行动。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并不知道犯罪嫌疑人为谁，但基本得出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并确定其为河南人。
杨新海老家
杨新海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1个姐姐，下面还有1个妹妹和1个弟弟。
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是杨新海的老家。在杨新海所在村2000多户村民中，杨新海家属于最贫困的家庭之一。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关和母亲杨詹氏住在自己修砌的低矮的土坯茅草房里，杨俊关连袜子都没得穿。
“其实海儿从小很聪明，小学一直都是班上前几名。十六七岁时，就上了高三。”11月16日下午，杨俊关接受记者采访时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表情。这两天，他刚听说了他儿子杨新海被抓的消息。他告诉记者，在此之前一个多月，已有警察去他家排查过。
杨俊关说，杨新海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1个姐姐，下面还有1个妹妹和1个弟弟。
“海儿从小特别聪明，喜欢画画，画啥像啥。”杨新海的姐姐、43岁的杨新艾说，当时，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也从没有任何人教他识字。总是自己关在屋里画画、写字，六七岁时。没上过一天学的杨新海，直接上了小学二年级。“只是不喜欢跟别人说话。”
杨俊关说，杨新海是高三那年出走的，一开始是去焦作某煤矿打工，后来又到而太原一施工队做饭。约一年后，家里又收到杨新海从广州写的信，说他被广州收容所收容了。杨俊关又赶到广州把儿子领了出来，到了信阳火车站，杨新海死活不肯回家。又过了一年左右，杨新海又从成都打电报让父亲去成都一个招待所找他，等杨俊关赶到成都时却没有见到他。此后，杨俊关再也没有得到儿子的任何消息。
杨新海落网经过
11月2日河北沧州市新华分局刑警大队接线索，在沧州市供销宾馆205房间住宿的一名河南人，没有身份证，行迹十分可疑。新华分局立即组织力量对其跟踪控制。
11月3日10时办案警察在该人企图逃跑时果断将其抓获。经初步审查，该人自称杨新海。
11月3日沧州市新华分局与沧州市局刑警支队研究认为，该人操河南口音，身材瘦小，形态异常，许多方面与公安部刻画的皖豫鲁冀系列杀人、抢劫、案犯罪分子特征相似，遂提取其血样化验，先确定其血型为“B”型。
11月5日河北省公安厅DNA技术鉴定确认该人就是皖豫鲁冀系列杀人、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随后对其展开审讯。
11月5日晚杨新海供述犯罪情况。
罪行档案(据杨新海供述)
河北作案2起
1、2003年8月5日，在邢台县祝村镇李道村杀死3人，1人。
2、2003年8月8日，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东良厢村杀死5人，2人。
山东作案1起
3、2003年4月，在曹县桃园乡三里寨村杀死2人，1人。安徽作案2起
4、2000年冬，在阜阳市杀死3人，1人。
5、2002年，在临泉县苗岔镇杀死3人，1人。
河南作案17起
6、2001年，在临颖县巨陵乡纺车刘村杀死3人，1人。
7、2002年7月28日，在邓州市杀死4人，2人。
8、2002年10月22日，在西平县杀死2人，1人，重伤1人。
9、2002年11月8日，在上蔡县杀死4人，2人，重伤1人。
10、2002年11月16日，在尉氏县杀死2人，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