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0 16:28:3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进一步减速？我们可以从生产和需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生产的角度看，2014年GDP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工业增长放缓。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较2013年下降1.6个百分点，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7.8%下降至2014年的7.3%。第三产业增速从8.3%降至8.1%，降幅要小得多。
但这不意味着服务业大发展将取代工业大发展成为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些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基本上都在持续下降，都从2007年的高点（分别为14.9%和16.0%）下了一个台阶。那种当前服务业的发展好于工业，中国经济结构在优化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放缓了，净出口的增长则有所加快。
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降至个位数，但由于进口是负增长（按人民币计算），贸易顺差创下历史纪录，较2013年大幅增长，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正，大约拉动GDP增长0.02个百分点，出口低增长并没有拖累经济增长。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近年出口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但外需占GDP的比例小，已经没有影响GDP走势的能量。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自2003年以来长期维持20%以上的增长，2009年达到30.0%的高点，但之后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额最大的两个行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放缓。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2014年“仅”为13.5%。2014年商品房销售量价齐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跌至10.5%的低点。综合来看，2014年投资拉动GDP增长约3.6个百分点，较2013年下降，是2014年GDP增长率进一步下滑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
标，一般都被理解为“底线”，而不会被认为是
“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观念的反映。
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消费的增长率较低而且较平稳。消费不是近年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反过来看，它也不是可以拉动经济加速增长的力量。
展望2015年，导致GDP减速的因素仍然存在：制造业仍然要消化产能，投资增速很难提高;房屋销售情况不会很快就好转，而且开发商面临消化库存的压力，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仍然会比较低。而且，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净出口则可能从2014年的高位下降，对GDP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此外，由于2014年收入增长率较2013年进一步下降，2015年居民消费能力将有所下降，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仍将小幅减弱。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2015年GDP增速有可能较2014年进一步下滑。 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近一半年份（17年）是超过10%的超高增长，而低于8%的“波谷”只出现过4次共10年。
中国经济此前经历了3次“波谷”，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之后，第三次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遇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与第二次和第三次不同，这次GDP增长减速主要是由经济自身调整所致。前3次“波谷”的时间不长，而且很快就恢复到10%以上。这一次经济增速已连续3年低于8%，而且2015年很有可能会继续下滑，“波谷”的长度前所未有，显示出经济走势与此前3次有很大不同。那么，这一次，经济还会不会很快就从“波谷”向“波峰”攀升，再现10%以上的超高增长呢？
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是由于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多，导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放缓，消化产能和库存之后，经济就能重获动力;此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将带来新的投资机会，这也将是强大的增长动力。
这些分析当然很有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重化工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已过了快速增长期，消化产能和库存之后，这些领域的投资也只会是平稳增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能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例如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相关的投资，但这些新领域的投资规模不会像房地产、基础设施那样大，即使短期内超高速增长，也不太可能带动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
投资最终要兑现为消费，消费是投资的根本动力。之所以今后难以出现大规模、高增长的新投资领域，是因为各种基本消费形态―吃穿用住行游―都已经发展起来了，再通过投资创造、推动新形态消费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投资也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动力。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开发推动了住的发展;前几年，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又促进了行的发展。与居住和汽车相关的投资和消费是前几年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汽车、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的零售额增长率都曾超过30%，但2014年已大幅下滑。这反映了一个趋势：与住房、汽车相关的一次性支出较大的消费已过了快速增长期，10%左右的增长将是常态。而这又会将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拖入平稳增长的节奏。
今后，会有一些新型消费品在出现之初经历高增长，但对消费整体的影响会比住房、汽车小得多。例如，2014年，可能是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通讯器材销售额的增长率高达32.7%，但其总额只有2685亿元，远小于汽车、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的销售额。可能有人会说，网上销售会是潜力极大的消费增长点，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率高达49.7%。电商的确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但并没有创造新的消费形态，它在高增长的同时，也会抑制另一些消费方式的增长，对消费总额增长的拉升作用有限。
可以说，我们正在从“从无到有”的阶段进入“从有到优”的阶段。在“从无到有”的阶段，各种消费形态逐渐发展，消费增长快;同时，投资先于消费发展起来，增长得更快。这使GDP增长的空间很大。而在“从有到优”的阶段，会有很多创新，有一些快速发展的新领域，但难有普遍而且规模很大的新题材，因此，经济增长潜力会大大低于“从无到有”阶段。
“从有到优”就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是多次提及的一个概念，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个概念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通过这个阐述，我们可以概括出，“从有到优”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在上文中展开论述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消费和投资―“从有到优”可能带来的变化。
“新常态”带来的突出改变，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增长形态的变化。中国经济将从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长减慢到年均8%左右甚至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未来很难再现10%以上的增长率。透过2014年GDP增长率继续下滑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已经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旧常态”分配倾向于资本
既然有“新常态”，当然就有相对应的“旧常态”。所谓“旧常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状况，其突出特征是GDP高速增长。与这种状态相关，“旧常态”还有一些其他特征。
首先是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在需求端是消费和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大发展，在供给端是“人口红利”不断释放。这样的现实条件是“旧常态”的特征之一。
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未必就会导致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还需要另一个条件―人们有追求超高速增长的观念和行动，充分甚至过度利用现实条件。这样的观念和行动普遍存在，也是“旧常态”的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一般都被理解为“底线”，而不会被认为是“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观念的反映。越快越好观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
在越快越好观念的指导下，便有过度利用现实条件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主要办法是刺激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每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基本上都是由投资发动。例如，从1996年到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下，GDP增长率低于10%;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突然蹿升到26.7%，此后一直维持在20%以上，GDP增长率也迅速提高，2007年达到14.2%的高点。在经济可能减速时，投资又成为强行拉升经济的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4万亿”刺激计划很快出台，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30%。
要促进投资，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需要得到资本的大力支持。因此，刺激投资的政策取向又导致了向资本倾斜的行为。早期是给予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导致了所谓“超国民待遇”的问题;后来是通过宽松信贷，最典型的是“4万亿”刺激计划。近年则是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促进多种融资方式发展。只有提高价格，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某些领域、扩大投资。但这些措施可能的后果是积累金融风险、推高物价涨幅。
向资本倾斜的行为还包括社会保障不足。一方面，许多企业为员工―特别是农民工―少缴养老保险费;另一方面，养老金的替代率比较低。这可以更大限度地利用“人口红利”，减轻了资本的负担，增加了资本的积累。
向资本倾斜的后果之一，是分配有利于投资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者与消费。“人口红利”本应属于“人口”，实际上却被资本取得了更大的一部分。这是造成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从2002年到2011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一直在下降，已不到50%。还有一个后果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与环境负担过重。现在大城市房价上涨快、交通拥堵严重、空气质量差，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这些不良后果长期存在而且难以缓解，也是“旧常态”的特征。 “新常态”意义不亚于反腐
“旧常态”―包括现实的经济条件、普遍的观念和行动―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认识到“旧常态”也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因此，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不但是对现实条件变化的适应，也是对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追求。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我们应做的不只有适应“新常态”，还要去努力开创“新常态”。
从现实条件来说，“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人口红利”将要逐渐耗尽。近年来，老年抚养比上升较快，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会使劳动力供给增长减慢，今后劳动力的成本会不断增长。“新常态”的另一个特征已在上文中阐述：在“从有到优”的阶段，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将大大放缓。而且，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还将受限于环境的承受力。例如，在21世纪吃的大发展中，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自然环境不支持人们如此快速的食品消费增长;近年来很多大城市限车牌，城市环境已难以支持行的持续快速发展。
没有了现实条件的支持，追求经济超高速增长的观念和行动就难以取得成效，就算刺激力度像以往那样大，换来的经济增速也不会高，而换来的风险则会比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应该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从而使政府部门有精力和资源去开创一些与“旧常态”相反的“新常态”特征，摒弃越快越好的观念、刺激投资高增长的政策、向资本倾斜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促进发展观念转变，实施有利公平、改善民生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
新常态下的主要体现和预期
记者：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如何理解新常态？
王小刚：所谓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现象。
首先从增速上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 和人民财富成倍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按照经济规律，经济规模大了以后，传统的内生动力在减弱，增速有一个逐步趋缓的过程。其次，资源环境的压力迫使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过去经济增长是传统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巨大代价，高速增长的背后也积累了深层次矛盾，所以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第三，国内的投资拉动、国际的外需拉动这两个增长的动力要转换为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向创新驱动转变，把传统的制造业转移出来，发展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面向未来，我们也必须推进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创新大国转变，换句话说，我们也要面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寻求我们自身的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三个方面都促使我们进入新常态。
记者：新常态下四川的经济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王小刚：对四川来讲，新常态还有特殊的含义：一是和全国一样进入新常态，二是回归四川自身的“新常态”。四川的经济增长有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部大开发以前，四川经济增长落后于全国;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相对速度比全国高10%-20%。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们发挥制度的优越性，进行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全国都对四川大力支持，4万亿投资中有1万亿用于灾后重建，使得四川经济出现一个非常态的超高速增长，GDP增速达到15%甚至更高，高于全国50%-60%。灾后重建结束以后，四川经济有一个回归自身常态的问题，从灾后重建这个非常态回归到自身发展的常态。
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有需要且有可能
记者：魏宏省长称四川经济既必须坚持高于全国增速的发展速度，又要在战略上保持平常心态。那么我省如何在转型升级和合理增速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王小刚：增速高于全国，一是有需要。从国家来讲，加快西部发展是国家战略需要，否则全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受影响;从四川来讲，总体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尽管我省经济总量达到了全国第8，是经济大省，但人均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24位，属于欠发达地区，需要保持较快的增速来缩小与全国的差距，为国家整个区域协调发展做贡献。二是有可能。一方面有国家战略的强力支撑。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提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四川能源、交通、水利投资的潜力很大，对产业转移和外部投资的吸引力也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由四川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四川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快速提升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较强。
当然，增速是相对的，四川经济是全国的一部分，必然也要受宏观环境影响。从历史轨迹看，今后四川经济增幅高于全国10%-20%应该是合乎规律的状态，比如全国7.5%，四川8.5%。坚持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速是可以的，我们对此要有信心和决心。但也要看到四川面临既要保持发展速度、又要加快转型升级的双重巨大压力。一是到目前为止，四川经济的下行通道还未结束，仍然有1-2个百分点的下行压力，保持高于全国的增速是很不容易的。二是产业必须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四川经济以传统产业为主，大规模的灾后重建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步伐，而新兴产业目前还处于培育阶段，所以四川面临的压力更大。
记者：我省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在哪里？
王小刚：四川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体现在多方面：一是发展阶段，我们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内生动力较强。二是要素保障，我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劳动力、水电等能源资源丰富，回旋空间较大。三是改革开放，四川是中国改革的发祥地，四川的农村改革、企业改革都曾走在全国前列，深化改革开放将有力促发展。四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天府新区的批复等，都为四川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五是转型升级加快，四川正在加快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和五大先导型服务业发展。
优势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经验
记者：魏宏省长提到，四川存在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领域的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怎样逐步解决这些问题？难点在哪儿？
王小刚：这些问题和风险与全国一样，只是四川有些地方比较突出。比如政府债务排在全国前列，但其中有特殊原因：一是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单位GDP创造的财政收入较低，而四川改善和提高民生的任务很重。二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各地都有重建美好家园和加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很多地方是负债搞建设搞发展。要逐步化解这些矛盾，需要一定时间。
记者：怎样看待四川的产业发展现状？优势产业，如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哪些经验？
王小刚：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四川的产业。四川的产业能否支撑经济发展？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四川的传统产业比重大且竞争力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转型升级;而新兴产业处于培育期，还没有形成支柱。我们的产业结构在支柱产业上，形成了一个“断档”，也就是魏省长说的“空窗期”。因此，我们必须既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又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探索用新的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并从传统产业中派生出新兴产业，将二者结合好，促进融合发展。
经济增速下降，居民收入结构也要改变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新常态是新挑战，也是新动力和新机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科学制定战略战术，就能化挑战为机遇，变新常态为新风景。同时，新常态对创新环保工作， 谋划“十三五”环保规划编制，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环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态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是创新推进“十三五”环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环境要素投入呈现下降态势。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环境保护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在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是潜在增长率作用的结果。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想要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维持永动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做不到的，而且资源环境也承受不了。伴随中国高速增长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还有环境持续恶化、能源依赖迅速增强，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牺牲环境、健康的方式已无法继续下去。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要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思维定式，也预示着长期以来以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时，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容忍和主动承受短期的调整甚至阵痛，努力让民众享受到更现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经济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环境，这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准。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和挑战
在推进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机遇大于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让危机加重，新问题累积，错失改善环境质量的良好时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
改革红利释放，环境质量进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明确了转型发展的路径和制度保障，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意志更加坚定，人民群众空前关注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全国上下有望统一思想，真正迈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期。
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进入关键期。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较多地依赖资源过度开发，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强度、产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
经济增速换挡，污染物新增量涨幅进入收窄期。GDP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通道，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减缓，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总量和结构都在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粗钢、水泥以及铜、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产量预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现峰值，传统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趋缓。
能源消费增速趋缓，污染排放叠加进入平台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机遇，能源消费结构已悄然发生变化。能源需求开始呈现“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业增长缓慢、能源强度控制增强，经济总量与化石能源需求将逐步脱钩。APEC会议特别是中美联合气候变化声明签署后，能源和碳减排任务日益明晰。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均衡期。我国城镇化率已跨过50%的门槛，其增长率已从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长期，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国土空间优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缓解的机会窗显现，环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对下降。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挑战
世界环境利益多元复杂、争夺加剧。“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持续慢增长态势，脆弱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趋势明显。世界人口增长，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加剧，相关博弈将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美国重返亚太等经济政治因素，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重大压力。国际上对我国环境履约将持续施压，“绿色壁垒”需积极应对。
布局性污染点状转移面上扩张、叠加明显。区域发展格局及城镇化形态发生转变，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与区域型环境污染呈现新的特征。东、中、西部环境治理呈现不同特点，区域差异和分异明显，分区分类精细化管理挑战加大。产业区域梯度转移带来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空间结构的变化。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的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既要考虑东部沿海产业升级对污染排放的利好趋势，又要深刻认识中西部能源重化工产业增长带来新的污染压力。传统与新型环境问题叠加，出现农村环境叠加城市环境、生态退化叠加环境污染、国际环境叠加国内环境特征。
产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颈、加速转型。近年来，一些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发展成支柱，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许多产能由既落后又过剩转变为过剩但不落后，长期性产能过剩态势显现，进一步淘汰压减将更多涉及非落后产能，企业有较大的抵触心理，政府赔偿企业损失带来的财政负担显著加重，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污染治理迟疑不决、患得患失。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处理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和就业保障的关系成为难题，环保资金投入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变数。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政府环保投入长效机制难以为继，污染治理主体承受力下降，治污决心和行动出现迟疑，有的企业可能不上治污设施、上了治污设施也不正常运行，甚至偷排漏排，监管难度加大。
环境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效率不高。社会公众环境权益观增强，环境公平正义的诉求与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可达、可行、可接受之间的综合平衡难度极大。体制机制改革的阵痛可能持续时间较长，财税体制等改革短期内对基层环保能力、重点问题的专项治理影响大，制度性供给能力亟待加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方向
在深化环保工作任务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强化环境质量管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在健全完善环境监督方面，要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规范污染物排放许可行为，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大力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各类排污指标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权交易的组织机构和监管能力建设。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健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体系，改革环评制度，以环评作为结构调整的调节器、绿色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强化源头管理。扎实构建科学的环境监督体系，将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落到实处，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深化对企业的环境监督，严格环境执法，不断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严格环境保护的绩效考评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指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行政审计和离任审计。加大环保投入、发展模式和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生态金融，建立稳定长期的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向，大力发展环保战略性产业。
关键词：新常态；大连软交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2-08 -03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展经济也必然进入新常态。2014中国会展业年度研讨会暨池州会展经济论坛主题“新常态与会展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信号释放出会展业保持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出现放缓。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再青在年会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展业告别了高速、两位数增长的时期，出现温和增长的新局面。因此，对于大连软交会未来发展的规划，应结合展会自身不足，适应新常态变化进行展望。
一、新常态分析
对于展会的成功举办，我们更应着眼展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我们认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了解经济发展方向，根据经济发展态势做出完整的展会规划。
（一）经济新常态的总体特征
1.经济发展趋势向缓
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数据显示：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曾分别为7.7%、7.7%、7.4%，这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已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平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会展业而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我国经济向新阶段演化的经济增速、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的调整和转向，对于中国会展业完全适用。我们全力要做的是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极可能意味着会展业的发展速度也会随之调整，但我们更要着重提高会展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2.调整结构、提高质量
新常态呈现出九大特征，体现经济发展方向，其中包括：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突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市场竞争逐步转向以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等。从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仍上好的趋势发展，新常态下，改变的只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提高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创造出更大价值。总而言之，中国会展业新常态应对之策：“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二）新常态背景下展览项目的发展重点
为了顺应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新常态背景下，展览项目的发展应着重强调其专业化、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展会品质的提升，并以创新引导其持续化发展。
1.提升展会项目的专业化和国际化程度
专业化是展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参展商和专业观众评价展会的重要指标。展会项目的专业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办展机构、展会主题、展会内容、展场布置、展会服务等方面。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展会项目提升行业竞争力和代表性，主要体现在海外展商和观众的参展和观展比例。
2.注重展会品牌和服务品质提升
面对会展业的“新常态”和国内会展行业的发展实际，放开市场、提升品质成为业内对未来国内会展业发展的主要需求。专家表示，提升展会品牌和服务品质是会展企业顺应新的发展趋势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能够为参展企业提供有所需的服务，才能受到参展企业的欢迎和重视，包括影响力、智力支持、增值服务等。德国、法国等一些会展强国的会展业发展实际也证实，展会品牌建设和服务品质提升是展会发展的主导和生命线。
3.实现展会的创新发展
为了实现展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展会务必要实现创新发展，不断在展会主题、展会内容、展会活动、展会服务等方面进行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创新，使展会常办常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展会现有客户的忠诚度和信任感，同时增强对潜在客户的吸引力。
二、新常态背景下大连软交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商贸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以第十二届大连软交会为例，组委会特别组织的“千人买家团”主题活动中，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供热、医疗卫生、智慧城市等20个行业类别，近千名买家与国内外软件服务外包参展商进行12场一对一洽谈，800多家参展厂商参与互动，并促成了多项合作和签约。但是，从参展商调查的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本届参展商的参展目的主要是展示公司形象和广泛了解市场信息，而以交易为目的的参展商为少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连软交会的交易功能并不凸显。因此，大连软交会应该更加重视展会交易功能的强化，在展示展览功能突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展会的商贸功能。
（二）展商、观众质量有待提升
调研过程中，调查人员曾对一标准展位的日本参展商进行采访。在问到参展目的的时候，参展商的回答是希望更多中国游客去到日本神奈川进行参观游览。可见大连软交会仍有并不属于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的参展商参展，虽然国际展商的比例有所提升，但是展会和展商的目的均不能有效达成。在对观众在公司担任职务对比一项中可发现，参观观众多为职员职务，并不能在公司交易中起决策作用。由此可见，大连软交会应邀请更为专业的展商及观众，提升展会质量。
（三）宣传推广方式需要完善
在“观众获取软交会信息的渠道对比”一项调查中，有近1/3专业观众是通过组委会的邀请获取展会信息的；同时，在“参展商获取展会信息渠道对比”调查中可以看出，74%的参展商是通过组委会的直接邀请和政府团组参观获取展会信息的。由此可见，大连软交会进行展会宣传的渠道和方式还是相对单一，展会推广的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展会服务质量仍需提高
在对“参展商对各项服务满意程度对比”中，可以看出参展商对展会的不满意程度较高，对展会满意程度为一般的参展商已有很多。从“参展商对各项服务不满意对比”中发现，约有25%参展商对展会的通讯服务感到不满意，约19.17%的参展商对展会的餐饮服务不满意。所以展会服务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新常态背景下大连软交会发展对策分析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以平常的心态来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会展实际功能作用应对会展新常态：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结合发展；对大连软交会进行明确定位；加深国际化程度；提升大连软交会服务质量。
（一）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坚持走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展会管理的体制、制度和方法还没有进行充分与必要的变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使得目前的体制、制度和方法仍然带有明显的计划性经济特征和烙印，市场化机制运作不完善。在大连软交会发展过程中，实施政府主导才能以高效率、权威性的政府行为提高展会知名度，吸引高质量参展商、专业观众。所以应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互动调节、共同推进的作用，创新思维，精准发力，围绕市场培育和市场规范出招，通过市场化手段奏效。
（二）重视展会品牌经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结合大连软交会发展实际认真研究和分析行业市场供求关系和实际市场资源，真正做到目标确定切合市场实际，学习借鉴国内外同类品牌展会的发展经验，针对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体系，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并以积极的姿态来加以实施勇于走出国门，进行品牌扩张；促进展会主办机构放眼全球，进军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会展业的竞争。在品牌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发展目标的合理制定和展会品质的提升，还要注重宣传渠道和方式的多元化、宣传内容的针对性，从而不断加大展会宣传推广力度。
（三）明确展会定位，强化展会商贸功能
大连软交会相对于其他同类展会，其定位并不明确。澳大利亚的悉尼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侧重于展示专业科技技术从而吸引大量专业观众及采购商与媒体，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则是侧重于个人电子设备的展览，其定位更多的是倾向于普通观众。相较之下，大连软交会并没有太多倾向于普通观众的展览，其专业性也不能与国际知名展会相比。因此，大连软交会应在对比中学习先进经验，找到大连软交会明确具体的展会定位，在竞争中合理确定发展方向。大连软交会可以像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类电子展览会一样，将贸易作为展会核心，切实加强展会的商贸功能，促进参展厂家和观众之间的交易，最终成为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为主导的交易性展会。
（四）加深国际化
在企业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及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大连软交会仍与国际知名展会之间存在差距，根据国际展览联盟（UFI）的认证条件，国际性的展览会需要直接或间接外国参展商数量不少于总数量的20%；直接或间接外国参展商的展出净面积比例不少于总展出净面积的20%；外国观众数量不少于总观众数量的4%等。要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应利用大连软交会的地缘优势，重点开发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东北亚国际市场，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各类驻外机构、行业协会或学会的海外组织、国外商业公司等协助组织要求境外专业卖家、买家团前来参展参观。吸引专业外贸公司，专业采购商，形成大型专业采购团，从而成长为国际性展会。
（五）提升服务质量
会展业属于服务行业，操作技巧并非重点。所以，展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会是否可以提供完善的服务。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大连软交会需加强通讯和餐饮方面的服务。对于通讯方面的服务，应进一步完善展会相应设施，增加网络接入口，进一步了解参展商的网络需求，为其提供网络通讯服务，在休息区或服务区设立免费上网服务设备，以便参展商可以及时收发邮件与外界交流等获取信息。在餐饮服务上，应提高展馆内餐饮供应的种类以及质量，在口味、价格方面均衡配置，提供个性化、特色化的餐饮服务，以满足来自各地的不同参展商的不同需求，提高满意度。组委会可以将展馆餐厅、展馆周边饭店的地点、供应食品、价格、订餐电话等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编制出餐饮指南附在参展商手册内或直接发放给每个参展企业等，以便更好地提升展馆服务质量和满意度。
参考文献：
[1]周春雨.新常态下，温和看待会展业平缓增长[N].中国贸易报，2014-12-16（第005版）.
[2]褚祥银.会展：中国会展业步入新常态[N].国际商报，2015-2-3（第A08版）.
[3]刘海莹.新常态下的会展业智慧[N].中国贸易报，2014-12-16（第005版）.
关键词:新常态;内部审计;审计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企业发展面临着新命题。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格局里，企业需要对自身的发展模式予以重新定位，优化企业内部格局，做好专业化分工，从而主动适应市场的新常态，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价值提升。作为企业内部约束机制，内部审计在促进企业稳健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也要随着革新，主动适应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促进企业价值增值，从而提升内部审计自身的价值。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及特征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经济新常态是一种发展趋势，表面经济发展从以往的追求速度转变为现在的追求质量。经济新常态的“新”，说明经济发展进入与以往不同的阶段，也反映原有以来人口红利和资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经济新常态的“常”，则说明这种新状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性。简而言之，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要与过去粗放增长模式告别，注重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的浴火重生。
(二)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经济新常态具有丰富的经济内涵，并不是简单的指经济增速放缓的状态。与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所处的旧常态相比，新常态具有三大典型特征。第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从超高速的10%上下的增长率下降到7%上下的中高速阶段。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其必然性。第二，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动力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依赖性的增长，工业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传统驱动力，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依靠大规模资源要素投入来实现的。随着我国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以及资源环境问题的加剧，以低要素成本驱动为支撑的传统增长动力逐步下降，迫切需要加快更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的逐步消失，经济发展动力发生转变，经济发展将更多的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第三，经济新常态下，在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方式双双发生重大转变的格局中，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亦是大势所趋。首先，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更趋协调，从“投资+出口”的拉动型粗放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其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第二产业由低端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提升。
二、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
我国自正式开始在企业中推进内部审计时就非常注重内部审计监督功能的发挥，发展初期内部审计的关注点也仅集中在财务合规性，这样给企业造成了其职能单一化的印象。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内部审计除了在传统财务领域开展活动外，还要成为一股强大的、独立的力量，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推动者，在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领域发挥作用，充分发挥自身风险监督、咨询评价的作用，增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看待内审工作，提升内部审计自身在企业中的地位。内部审计在企业中的角色应从以往的独立监督检查职能转变为企业价值增值推动者，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为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做出相应的贡献。首先，内部审计要参与到战略管理过程之中。企业战略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资源配置，是因此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内部审计部门要重视企业战略，可参与企业战略制定并通过内审工作促进战略执行到位。内部审计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关注战略执行的整个过程，检查战略决策的执行情况，对战略执行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做出评价，发现战略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建议，为企业经营决策和战略管理提供帮助。只有将内部审计的定位与公司的战略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体现出内部审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也才能提升内部审计在企业中的地位。其次，要扩展和延伸内部审计范围，强化全过程审计，通过与其他部门高效、积极的协作，对企业的核心业务和经营管理关键环节进行全过程跟踪，发现其中的风险缺陷，促进企业风险防范能力的提高，确保企业不会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同时，对于审计发现的问题要进行持续关注和跟踪调查，确保审计问题得以整改落实，以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促使内部审计成企业价值提示的重要引擎。
三、内部审计价值提升路径
(一)完善公司治理环境
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都离不开企业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因此，内部审计价值的提升，需要内部审计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得到多方的鼎力支持。以往我国内部审计强调监督职能，企业内部对内部审计多有抵触，毕竟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工作被别人指手画脚，关系的敌对会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障碍，无法充分发挥出内部审计的价值。因此，内审人员要主动出击，加强与管理层的沟通，充分了解管理层对内审工作的要求和期望，把握内部审计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同时，提高主动服务意识，定期评估内审工作是否符合组织的期望，寻找差异原因并予以完善，确保内部审计与组织期望长期保持一致。
(二)采用风险导向型审计方法
内部审计方法的更新，是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实现增值功能的重要保证。随着内部审计职能从监督与评价向确认和咨询转变，传统的账项基础审计和制度基础审计方法已不能适应内部审计工作职责的扩展，制约了内部审计的发展。要想提高内部审计的全局观，从战略的高度审视风险，寻求自身目标与组织目标的高度吻合，就必须对内部审计方法进行革新，采用风险导向型审计方法。与传统审计方法相比，现代风险导向性审计方法在审计思路上有了跨越式的突破。在风险导向审计的指引下，内部审计以企业风险分析评估为导向，把注意力转移到企业整体层面，对企业的环境、战略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找到企业风险所在。然后，依据量化的风险高低水平和重要性程度来确定重点审计领域，采用相应的审计方法并施必要的审计程序，综合获取的各项审计证据，控制审计风险，从而提升审计质量。
(三)革新内部审计技术
在信息技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为内部审计技术的创新创造了先天条件。首先，加快发展内部审计信息化进程。在内审工作中，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计算、筛选、判断、分析，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的应用可以充分满足审计数据处理需求，提高审计效率。其次，借助计算机技术，以数据库技术为依托，有利于开展非现场审计，节约审计成本。再次，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科学合理的审计模型和内控模型，并将大数据思维运用到内审工作中，强化对风险的预测、评估和分析，提高内部审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加强内部审计质量评估
审计质量是内部审计工作得以生存发展和在企业长期立足的基础。内部审计价值的发挥程度与内部审计质量的高低息息相关。要想实现内部审计价值的充分发挥，就必须建立健全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尤其在“新常态”下，需要打造公司治理“新状态”时，基于传统内部审计角色与使命建立的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企业应结合内部审计自身职能定位，构建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加大对内部审计质量的监管力度，深入发展审计全面质量管理，提高审计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促进内部审计目标的实现，引导内部审计持续健康发展。
(五)强化内部审计队伍建设
审计人员是审计工作的最终实施者，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对内审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审计质量的高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其作用，就需要内审人员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公司对内部审计要求的转变，给内审人员的胜任能力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要获得具有相应胜任能力的专业人员，首先要积极推动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发展，制定人力资源计划，从长远角度规划内审人员的培养和引进，做到能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其次，内部审计工作是一项知识密集型的工作，因而要加大培训力度，注重企业现有内审人员素质的提升，不断增强内部审计人员的责任意识、综合素质，使其积累实践经验，完善知识结构，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内审精英团队。与此同时，强化内审人员与企业其他部门的沟通，成为业务部门的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到各项业务活动中，深入业务并换位思考，促使内审人员能站在企业价值创造与持续发展的高度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崔振龙，2014:内部审计的价值定位与发展趋势［J］.中国内部审计(5)，P14－17.
［2］刘新，2015: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价值的提升［J］.中国内部审计(12)，P34－35.
［3］刘德运，2014:内部审计帮助企业增加价值［J］.审计研究(5):108－112.
［4］林黎，2015:“新常态”下内部审计绩效评价问题探析［J］.商业会计(4):37－38.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商业银行；市场流动性风险；融资流动性风险
一、 引言
李杨、张晓晶（2015）引用主席于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讲话：“我国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特征。
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前的上升周期带来的经济增长，致使人们忽略了经济不平衡以及金融创新所携带的高杠杆率所隐藏的风险（李杨和张晓晶，2015）。商业银行是金融创新造成风险的首要冲击者，全部的资金都要通过商业银行进行结算流转，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保持商业银行合理的流动性水平，规避和降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极易诱发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进而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流动性风险引发系统风险的最好例证。金融危机动摇了经济稳定的根基，也引发了金融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持续关注。
全球金融危C凸显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廖岷，2009）。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一个全面的衡量和管理最佳流动性水平的风险管理策略是非常有必要的。巴塞尔Ⅲ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专门提出了新的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指标（BCBS，2010）：LCR（流动性覆盖率）和NFSR（净稳定资金比例）。LCR是巴塞尔协议Ⅲ针对流动性风险管理专门做出的改革，主要用来保证商业银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未来30日流动性的需求。LCR的提出提高了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风险的回旋空间和抗冲击能力，切断了传导到其他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其对银行业的监管细则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推动着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不断完善。NFCR推动着银行流动性管理转向长期负债，如稳定的存款和中长期债券等。监管新规的不断出台推动着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不断前行。
流动性风险溢价比信用违约成本要高，对于长期的高收益证券尤为明显。商业银行在不断追求收益的时候使得其流动性越来越少。实际上流动性有一个真正的成本，而且它比从信用风险预期损失大（Ericsson & Renault，2006）。Aspachs等（2005）、Acharya和Naqvi（2012）认为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是高度扭曲的，并且期限错配会造成短期内流动性的匮乏。孙清，陈靖元（2011）通过构建资产负债的引力模型，试图解决资产和负债不同期限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问题。选择从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端融资流动性分析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遵循了国际上最新的流行方法，如Drig？`和Socol（2009）与Topaloglou（2015）等学者在研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时，都是从商业银行的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端融资流动性切入的。
金融危机以来暴露出来的流动性问题，已经说明了流动性风险的危害，并且引起了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如何进行流动性风险进行分析并给予管理，对商业银行来说，是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的棘手问题。本文安排如下：第二章讨论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结构变化；第三章分析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的挑战；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结构变化
流动性风险是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匹配资产负债流动性的匹配问题，主要包括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负债端的融资流动性风险。而流动性风险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分析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不能割断资产与负债的联系。特别是2014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出台以来，随着监管的更加严格，更应从总体和结构上把握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新来源和变化。
1. 中国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风险。一直以来，我国M2增速处在高位，宏观流动性比较充裕，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较为充足。从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来看，我国商业银行2008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整体流动性风险处于稳定水平上。流动性比例总体保持在40%以上，远高于25%的监管标准，但其波动也较为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流动性比例出现了较大的降幅。2009年～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形势向好，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保持稳定水平。自2012年起，随着经济增长减缓，流动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在2013第三季度，受“钱荒”事件的影响，流动性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前四年的平均水平，整体流动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2014年，央行两次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次非对称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利率水平保持在相对低位，2013年第四季度～2014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处于上升趋势，流动性风险下降。
总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比总体宽裕，但是流动性风险依然存在于商业银行体系当中。Drehmann和Nikolaou（2009）等学者的研究认为流动性会突然枯竭，流动性风险会突然加大，因而单纯的保证总量充裕无法真正消除流动性风险。
2. 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资产方的市场流动性风险主要存在于资产结构和资产期限上，传统的敞口分析通常会忽略结构上的变化与不同，当市场流动性出现超预期的恶化和枯竭时，银行的资产会更难在金融市场上变现，使得银行资产流行性迅速下降。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构成主要有净贷款、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同业资产、债券投资等。从流动性来分，商业银行资产可以分为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现金、超额准备金、短期同业资产、可交易的证券和短期贷款等都属于流动性资产。中长期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属于非流动性资产。不同性质的资产面临着不同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贷款是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在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占比最多的是净贷款。贷款的流动性较差，潜在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较高，2009年～2014年，商业银行净贷款增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商业银行一直在控制市场流动性风险较高的贷款项目的增速。商业银行的净贷款增速从2009年的38%降到2014年的12%，w现出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不断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变化比较大的还有同业资产。2010年同业资产缩水严重，主要在于央行多次上调准备金率，造成同业拆借资金紧张。同业拆借利率受市场影响比较明显，波动比较频繁，若发生流动性危机，商业银行就会难以在同业市场进行借款，给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流动性风险。政府债券在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中占比较小，主要是因为其盈利性较差，但其良好的流动性和无风险特征受到商业银行青睐，因而商业银行需要在盈利性和流动性上进行权衡，因此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一直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从商业银行总体资产结构看，流动资产中的现金和存放中央款项是呈现增加趋势，同业拆借市场中的流动性从资产方看保持平稳态势，因而商业银行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较小。
3. 商业银行负债端面临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的负债方通常作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是融资流动性的直接体现，因而对于流动性风险管理来说，商业银行的负债端显现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可能更为重要。
我国商业银行负债方的主要构成有存款，短期借款和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等。商业银行资产方的债权是商业银行负债端的债务。从融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区分潜在的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存款是商业银行最稳定和最有效的资金来源，是其融资流动性的保障。从2010年起，商业银行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也逐渐的增加短期借款的持有数量。短期借款的增加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了短期的融资流动性，但恶化了期限错配问题，长远来看不利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长期资金的增加有利于商业银行降低融资流动性风险，长期债券和中长期存款都是商业银行不可或缺的稳定资金来源。尽管会增加商业银行成本，但对于商业银行减少融资流动性风险，减少挤兑发生的可能性，都有巨大的作用。所以，近些年长期资金的不断增加，为商业银行防范流动性风险提供了资金保障。
通过分析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可知，融资流动性风险较市场流动性风险暴露充分，融资流动性风险要大；大型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较为合理，面临的市场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风险较低；中小银行过于依赖同业拆借市场，融资流动性风险要大于大型商业银行。
三、 经济新常态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特征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下行，但金融环境复杂化，利率市场化等制度的变化也都是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张晓晶，2015）。新常态导致的新变化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测算、评估、管理等带来一系列挑战，因此，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强关注是新常态的要求。
1. 宏观经济下行增加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不确定性。余斌、吴振宇（2014）总结经济新常态特征时认为经济下行并趋于稳定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用违约逐渐增多，银行坏账增多，部分银行开始惜贷，从而使得流动性需求越来越多，但此时流动性供给不断减少。Minsky（2008）、Davidson（2002）、BCBS （2008，2010）和Nikolaou（2009）都论述了宏观经济对流动性的影响。对于大型国有银行来说，流动性风险管理背后有国家信用的隐形担保，所以会助长此类银行过于追求利润而忽略了风险的存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近些年来持续下降，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了挑战。宏观经济下行会使得其他风险转化成为流动性风险。Drig？`和Socol（2009）认为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会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面临更大的风险。外部环境对银行的负面影响在增大。潘敏和张依茹（2012）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证明了这个观点。
流动性风险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在经济下行时尤为明显。在银行业出现危机之时，流动性风险往往会给予银行最致命一击。宏观经济环境变差会导致资本外逃，加剧资金流动的波动。商业银行在面临资本外逃时往往无计可施，而资本外逃也会引发“羊群效应”。“巴林银行事件”和“雷曼兄弟”倒闭说明了忽视流动性风险后果是严重的。
2. 金融环境变化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复杂化。金融脱媒导致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受到冲击，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资产证券化在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也积聚着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速了流动性风险的暴露，也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速度。金融危机以来的金融环境复杂化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复杂化。
经济新常态下的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构成了新的挑战，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可能不会出现问题，但过度膨胀的同时在不断积聚风险。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存在着价值减少的情况，如果贷款出现违约或者展期，则意味着商业银行目前持有的尚未资产证券化的非流动资产不再受市场欢迎，变得难以继续资产证券化，银行的流动性难以为继。对于金融市场上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来说，如果价格波动过于激烈，尤其是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证券化资产就会被抛售。市场流动性因此出现萎缩，甚至枯竭。商业银行在资产证券化市场上也参与了交易，市场流动性出现的风险会传导到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导致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其中的机理在于，抛售行为使得资产价格下浮更快，价格持续下跌会加剧资产抛售，形成恶性循环。
四、 结论
商业银行流动性总体充裕，但资产端和负债端分别存在潜在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从市场流动性风险看，大型商业银行由于盈利渠道广，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拥有较多的优质资产；中小银行盈利渠道少，因而同业存放较多，但保持了灵活性。从融资流动性风险看，大型商业银行持有较多的稳定的资金，并且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中小银行融资更多的是通过同业拆借的方式，在金融环境复杂化和金融脱媒加速的今天，中小银行面临更多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宏观经济下行、资产证券化和利率市场化的发展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经济处在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中，央行和O管部门在流动性风险监管时应重点关注：（1）宏观经济波动的时候，流动性风险极易由利率风险、信贷风险、市场风险转变而来，因为信贷市场、利率市场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同时，需要同时防范利率风险、信贷风险等风险。（2）流动性风险具有资产负债结构特征，同时流动性风险也会根据宏观经济波动和流动性变化而变化，因而仔细分析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结构变化，区别发现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及时的补充商业银行的流动性。（3）资产证券化和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会促使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要在合理的监管范围内进行。监管部门应对有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金融创新进行动态监管，以便及时做出对策，防止流动性突然枯竭，诱发流动性危机。
参考文献：
[1]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4-19.
[2] 廖岷.从全球金融危机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J].西部金融，2009，（1）：33-35.
[3] 刘志洋，宋玉颖.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贡献度[J].南开经济研究，2015，（1）：131-143.
[4] 孙清，陈靖元.基于引力模型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J].经济问题，2011，（6）：82-85.
[5] 张晓晶.试论中国宏观调控新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5，（4）：12-22.
[6] 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17-25.
[7] 潘敏，张依茹.宏观经济波动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基于股权结构异质性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2，（10）：57-65.
[8] 张超英.对金融资产证券化经济学意义的再认识[J].财贸经济，2002，（11）：17-20.
[9] 刘琪林，李富有.资产证券化与银行资产流动性、盈利水平及风险水平[J].金融论坛，2013，（5）：35-44.
[10] 黄小军.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J].银行家，2014，（12）：86-91.
[11] Aaron M， Armstrong J， Zelmer M.An Overview of Risk Management at Canadian Banks[J].Bank of Canada Financial System Review，2007，10（1）：39-47.
[12] Acharya V， Naqvi H.The seeds of a crisis： A theory of bank liquidity and risk taking over the business cycl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106（2）：349-36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协调研究”（项目号：13BGJ042）。
关键词：新常态；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途径
0.引言
“新常态”的含义是“速度”、“结构”、“动力”。其中，“速度”指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从以往的高速变为中高速；“结构”是指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升级管理；“动力”指的是我国的产业驱动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创新驱动为主；我国的“新常态”这一说法是提出。新常态提出于2014年，说明的是我国目前的国情以及应对该国情我国应该摆正的心态，也就是说面对新形势，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在新常态下，我国的企业面临了改革转型的压力，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应该寻求创新从而适应新常态经济。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九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消费需求，消费仍旧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需要继续促进消费驱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和进一步发展；第二，投资需求，消M与投资相辅相成，新常态下我国的投资机会增多，涌现出多种投资方式，新经济、新电商、新商业都逐渐成为投资的热门；第三，出口和国际，出口显示了一国的经济实力，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动力，发展好国际关系也是新常态下逐渐涌现的特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在新常态下尤其明显；第四，生产能力和生产组织，新常态下小型生产力的作用不可忽视，微生产、微电商逐渐兴起，同时也兴起了一大批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小微企业，生产的组织模式多样化；第五，生产要素配置，以往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等在新常态下正在寻求新的配置方式，创新成为资源配置最重要的前提；第六，市场竞争，新常态下更注重高质量、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市场竞争必须重视这两点，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七，资源环境约束，经济越发展，环境越重要，合理配置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点，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第八，经济风险积累，由于互联网在新常态下有一个广泛的应用，对于信息的安全就更需要引起重视，新常态下更需要建立健全的风险规避和风险化解措施；第九，宏观调控，政府逐渐放权给市场，更多地依靠市场自动优化配置实现经济发展。
1.新常态下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
新常态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带来了挑战。就企业管理者而言，新常态是新事物，如何理解新常态的本质内涵，如何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如何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如何在新常态下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这都是新常态下企业面临的挑战。
1.1企业面临转型，需要人力资源适应新型企业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发生巨大的变化，企业为了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市场，逐渐开始转型，使得我国服务业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以往仅仅停留在重视人、用好人和激励人的一般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企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企业如果还是采用以往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或者传统的管理制度，将会阻碍企业的转型，使得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不完善，企业转型失败，导致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因此，新常态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必须适应企业的转型要求。
1.2人口红利的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是世界以前的“大工厂”，而随着第一批计划生育实施几十年以来，独生子女占劳动力的多数，以往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依靠劳动密集获得生产和经济进步的可能性逐渐减少，劳动力的成本逐渐减少。尤其是进入21世纪，“刘易斯拐点”开始来临，我国的劳动力结构逐渐产生变化，人口老龄化开始逐渐成为目前我国人口增长普遍的问题，劳动力的逐渐稀缺使得劳动成本不得不增加，这样导致的结构就是企业需要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为资产密集型或其他类型。因此，新常态下，我国企业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必须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还要尽量减少劳动力成本，同时还需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以保证创新。
1.3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使人力资源管理面临挑战
新常态经济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意味着不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企业，都需要针对互联网有一个全新的改革和升级。如果企业不能适应互联网，则可能面临倒闭。因此，不论是企业主动应用互联网进行产业升级还是被动改变，其管理者都需要对人力资源管理有一个全新的思考，制定新的战略战术。因为对于企业而言，其获取利益的根本都是人力资本。著名学者贝克尔（1992）曾提出，发达国家资本的75%以上不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成为人类财富增长、经济进步的源泉。对于处于信息化时代的企业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的创新是各行各类企业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2.新常态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途径
现今中国企业已经进入“新常态”，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来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扩大，现代化思想的普及，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经济增长不能依靠一味地压榨剩余劳动力，而是依靠创新和技术开发。那么，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成为企业提高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前提，新常态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
2.1人力资源管理利用互联网使用大数据，进一步发展e-HR
互联网是“新常态”下的一大趋势，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经济时代。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背后隐藏着人的需求、个性特征、情感变化以及深度沟通和思想冲撞所产生的新信息和新知识。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源部门应该学会采用数据化思维。
2.2人力资源部门主要以业务为导向，HRBP化是人力资源的趋势
在“新常态”下，人力资源部门从发挥管理职能为导向变为支持业务为导向是一种趋势，在如今‘用户至上”的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者更多地成为业务伙伴和战略伙伴（HRBP），这样，人力资源部门必须由关注“事务”转变为兼顾“人”和“事”。目前HRBP已经不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许多大型企业例如华为、阿里巴巴都开始设立HRBP这一岗位，通过将人力资源管理者与业务部门管理者两者的身份相结合，在业务部设置HR职位，可以帮助业务部更好地配置人才资源。HRBP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人才，也是专业的业务型人才，这使得其能够更合理地帮助业务部实现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人才创新管理，同时保证业务部门的人才供应。
2.3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创新，其职能和业务将进行扩展
新常态下，组织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企业应该去中心化，着重发展扁平化组织，在这种扁平化组织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和业务得到扩展。将组织管理去中心化，激励员工自主经营管理，打破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部门边界和职能边界。向左向右来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员工可以相互合作，员工的职能更广，各部门之间也可以积极合作或互助，人力资源部员工可以与其他部门员工之间积极沟通，相互合作，扩宽了各部门的职能，使组织内部更加紧密，使人力资源工作更符合组织实际；向上来说，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组织战略相结合，成为支持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动力；向下来说，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如果更接近客户，就可以直接与顾客进行业务交流，因此企业人力资源产品可以延伸到价值链上的客户。
2.4企业的招聘渠道增加，企业招聘呈现网络化
新常态下，一些大型企业在招聘时已经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报纸、人才市场、电视广告等渠道，而是在网上招聘信息，扩宽了招聘渠道与招聘覆盖范围，消除因信息不对等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从而为企业招聘到合适的人才。调查表明，全国企业中有60%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认为网络招聘是一种有效的招聘手段。有的企业甚至认为，应聘者是否能从网上看到公司的招聘信息，找到公司的主也是考查应聘者能力的―个隐形标准。
2.5打破组织的地理边界，加强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新常态下最典型的进步是互联网的发展，在互联网技术落后的时代，长距离的沟通和交流存在极大的困难，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范围的组织被地理边界严格地区分开来。新常态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现如今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组织将跨越地理上的边界，彼此相互影响渗透，进而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新常态下，由于地理边界的消除，企业更加需要加强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迫在眉睫。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需要优化组织的人力资源配置。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应该去除单一化，建立具有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特色的人力资源配置。地理边界消除后的跨国企业中，员工的价值观会呈现多元化，因此，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就应该在企业各个分（子）公司传达一致的企业文化，让全体员工树立共同的企业价值观。
走出认识误区。通过媒体宣传报道，广大受众了解了新常态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总体上看受众对新常态的认识还是表面化的、甚至有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体现在“三化”上：一是泛化，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二是标签化的倾向，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新常态当口头禅，甚至当成挡箭牌。三是庸俗化的倾向，现在把反、惩治腐败这些政治上的变化称为新常态，甚至有人把新常态娱乐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需对新常态做一个理论上的界定，把新常态停留在中央战略判断的层面，还是上升到一个经济思想的高度？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研究，有了定位才能够统一思想和认识。
认识四种关系。在报道新常态时首先要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调结构转方式是基础，从而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第二个关系就是利与弊的关系，克服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的关系。第三是变与不变的关系，在报道中应该讲清我们战略发展机遇期没有变，这样就会避免在认识上的误区。第四是忧患意识和坚定信心的关系，我们要客观分析经济发展形势，给受众讲清楚，让大家树立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另外，在新常态报道中合理引导受众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在市场中，预期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运行，所以有了合理的预期再加上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来积累的雄厚家底和中央宏观调控驾驭能力的增强，我们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是能够做到保持岿然不动的。
避免两个极端。在报道上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特别是要掌握好分寸和火候，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不同于一般的报道，主流媒体要服务大局，不仅要回应社会关切，而且要因势利导，所以在新常态报道中把握度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媒体应该避免这两个极端一是专注一个无关紧要的数据不放，然后就扩大化，最后得出不符合现实的结论，导致对新常态的报道中常常会表现为唱衰的论调。二是把一般现象当成普通现象。比如前一段西铁城撤离中国的报道，后来扩大到外资大举撤资中国。在主流媒体中常常表现为缺乏问题导向，缺少辩证思维，容易把经济现象和经济数据割裂开来，有的报道虽然唱响了“光明论”，但是缺乏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