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1 16:41: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茶艺基本礼仪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价值；薪酬；薪酬策略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所获得的能带来未来满足或收入的人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舒尔茨，1990），它是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创业创造价值，提高绩效，获取与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与关键资源。由于人力资本具有能动性的特征及资本的属性，为了充分发挥其载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需要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给予合理的价值回报。而到目前为止，薪酬依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与手段，它是人力资本投入所取得的收入，决定着人力资本投入的价值回报。由于包括知识与技能等在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上的差异，形成了员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不同贡献，从而表现为所获薪酬应有所差异。但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这形成了实践中对其价值认定的困难，也难以据此为基础确定其相应的薪酬。因此，如何制定与人力资本价值相匹配的薪酬制度与策略，实现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投入的价值回报与有效激励，就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际价值。
一、 薪酬
薪酬是员工因完成工作而得到的内在和外在的奖励，包括内在薪酬与外在薪酬。内在薪酬是指员工得到的心理报酬或满足感；外在薪酬是指员工得到的货币奖励和非货币奖励（马尔托奇奥，2002）。薪酬涉及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短期和长期的激励性工资等货币收入，福利和服务等非货币物质收益，以及安全感、成就感、工作满意度、培训和晋升发展机会、良好的组织环境等精神收益。基本工资主要体现工作岗位价值基础上对人力资本的保障功能，通常由人力资本的价值、能力与资历所决定，相对稳定。而与个体工作业绩及企业绩效挂钩的绩效工资及激励性工资则起着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作用，一般由个体、团体及组织的绩效所决定，变动相对较大。而福利及内在薪酬主要起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的作用。
企业可根据薪酬各构成要素的功能与特征的差异，结合对人力资本的价值特征的分析，确定各薪酬要素之间的构成比例与组合，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回报，激发员工的特定行为，从而达到吸引与激励员工的作用。通常，企业通过薪酬水平决策、基本工资体系、薪酬结构与组合等薪酬制度的确立实现这一目标。
过低的薪酬水平会造成员工的过度流失，带来一定的重置成本，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特别是核心员工，其流失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过高的薪酬水平又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薪酬水平决策要求企业参照竞争对手的薪酬水平，决定本企业薪酬水平的总体定位，其目的是在保证本企业薪酬总体水平具有外部竞争力的基础上，吸引与留住合格的员工，在对员工的有效激励与企业的财务负担之间寻求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
基本工资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回报提供了基本保障，基本工资体系决定了基本工资是依据员工的岗位还是以员工的技能或资历来确定的。依据员工的资历来确定基本工资具有较浓厚的保障色彩，可最大限度地稳定员工，鼓励他们安心本职工作，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但这也会降低一部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发挥薪酬的杠杆作用。依据员工的技能来确定基本工资，突出的是工作能力是基本工资的基础，适应性较强，弹性较大，但通常需要有对员工工作能力与技能的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与考核制度。依据员工的岗位来确定基本工资，有利于员工责、权、利的有机结合，鼓励员工提高业务能力与管理水平，实现同工同酬，增强员工的公平感，但同时也会造成企业员工工资晋升渠道单一，影响与抑制企业内部人员的配置与职务的安排。因此，企业要根据不同的条件与环境要求，科学地制定基本工资体系。
经济分析通常认为企业的所有者是风险中性的，而员工则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从最优风险分担的角度来看，企业可通过支付固定的薪酬而减少支付的总额，员工可通过接受固定的薪酬而减少其人力资本价值回报波动的风险，但这种薪酬安排会带来对员工激励不足的问题。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实施绩效工资或激励性工资，把员工所获的薪酬与其工作绩效及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相联系。这虽然能够较好地解决对员工的有效激励问题，但其收入的不确定性加大，风险增强，需要额外的风险补偿工资加以平衡，会增加薪酬支付的总额（Brickley et. al.，2001）。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对薪酬组合及薪酬结构的合理设置，审慎地确定固定薪酬与变动薪酬、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经济报酬与非经济报酬的比例，以合理的薪酬支付实现对员工的有效激励。
【关键词】京津冀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相对应的，凝聚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
经济学家们对人力资本理论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但现代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端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的人力资本投资报告，他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比物质资本投资。[1]Romer（1986）构建了知识溢出模型，认为知识生产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知识投入又是受到私人决策行为支配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即知识在使用中几乎没有成本，但在研发中却投入巨大的成本，因此只有建立合理有效的私人知R投入机制，才能够最终促进经济增长。[2]Lucas（1988）建立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提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必须要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并利用动态规划理论研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和最优经济增长问题。[3]Mankiw、Romer和Weil（1992）在Solow（1956）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增长率3个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包含人力资本投资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能解释不同国家间每个工人平均产量的差别将近80%。[4]该模型简称MRW模型，在人力资本实证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对MRW模型进行扩展。例如，Park和Brat（1996）通过加入R&D投资扩展MRW模型，发现R&D投资也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5]Nonneman和Vanhoudt（1996）同样加入R&D投资扩展MRW模型，研究发现包含R&D投资的MRW模型对OECD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差异的解释能力高达73.2%。[6]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内生经济理论的研究学者也在尝试扩展 MRW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杨建芳等（2006）在MRW模型中增加了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发现与物质资本积累相比，人力资本积累对增长的影响力更大，人力资本投资（包含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7]孙淑军（2012）在对我国1978～2008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拓展的MRW模型及相关数据考察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促进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入研究。总的来说，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人力资本逐渐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或是技术内生化的一种方式。人力资本逐渐成为促进各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本文的目的是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于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增长之中，探讨人力资本发展对京津冀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二、京津冀经济增长差异
京津冀地域相接，地缘一体。根据各地区和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5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69312.9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24%，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22968.6亿元、16538.2亿元和29806.1亿元，分别增长6.9%、9.3%和6.8%，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河北省经济增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2010～2014年五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6%，比全国年均增长率8.6%的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河北省与北京、天津的经济增长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经济增量上看，2000～2014年京津冀三地均快速增长。相比于北京、天津直辖市，作为一个省的行政区域，河北省的人口众多、土地广阔，因而河北省的经济总量始终大于北京、天津，但是这种优势正在逐年淡化。与北京相比，河北省经济总量相对于北京的倍数由2000年的1.60倍减少到2014年的1.38倍；与天津相比，河北省经济总量相对于天津的倍数由2000年的2.96倍减少到2014年的1.87倍。
能够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更好的指标是人均GDP。2000～2014年，河北省的人均GDP与北京、天津相比并没有改善。与北京相比，河北省人均GDP相当于北京的比例由2000年的31.47%增长到2014年的39.99%，15年间增长了8.52个百分点；与天津相比，河北省人均GDP相当于天津的比例由2000年的43.75%减少到2014年的38.00%，15年间减少了5.75个百分点。
三、京津冀人力资本发展差异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地区差异不仅是科技、制度、区位的因素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也是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本在质和量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高校毕业生人数、外来人数、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一）高校毕业生人数
高校毕业生人数是衡量一个地区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京津冀地区高校数量较多，毕业生人数也逐年增长，随着毕业人员年轻化、个性化的发展，回原籍的观念逐渐淡薄，因此，高校毕业生人数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力资本发展状况。京津冀的高速发展及政策扶持，使更多的高校毕业生有意愿留在京津冀地区就业和发展。
由京津冀三地高校毕业生人数及其比较可以看出，在绝对人数上，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以较大的优势高于京津两地，并且在北京人口承载能力受限和治理大城市病的背景下，河北高校毕业生的发展速度快于北京、天津。但是，京津冀三地共有普通高校262所，其中北京89所，天津55所，河北118所。在这些高校中，北京有211工程大学26所，985工程大学8所，天津有“211工程”大学三所，985工程大学2所，河北仅有211工程大学1所。专任教师数河北地区与北京相当，但就生师比而言，河北大大高于北京和天津。因而虽然从总体规模而言河北地区高校数量占据优势，但毕业生质量远远低于北京、天津。在校生数、招生数、毕业生数均显示，大量的本科人才集中于京津两市，专科人才则主要集中于河北省。
进一步，虽然毕业生总数河北省最多，但是河北省的总人口数倍高于京津两市。虽然河北每万人中高校毕业生人数快速增加，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北京和天津。也就是说，高校毕业生人数所占比重北京和天津高于河北。由此可知，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劳动熟练程度，河北劣于京津地区，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有待提高。
（二）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更准确地度量了人力资本发展状况，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京津冀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其中北京受教育年限最高，其次天津，河北最低。这与北京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及北京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最集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高等教育也实现了大众化，是北京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北京利用它的地理优势、经济优势以及高福利水平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北京的生产力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2000到2014年京津冀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其中北京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由2000年的9.9827年增长到2014年的11.8542年，天津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8.9748年增长到2014年的10.5044年，河北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6820年增长到2014年的8.8676年。
2000年河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北京的76.95%，相当于天津的85.60%；2014年河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北京的75.06%，相当于天津的84.42%。表明北京、天津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大幅度高于河北，而且其发展速度也不低于河北，表明河北的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北京、天津的差距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京津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河北，意味着京津的教育发展水平高于河北，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样高于河北。由此可知，河北需加强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充分发挥知识对经济发展进步的带动作用。
（三）外来人口数
京津冀地区的地理优势以及北京、天津的飞速发展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人才的聚集，京津相对过剩的人才资源和周边地区相对匮乏的人才资源形成了鲜明对比。表5是北京、天津统计年鉴公布的近年来北京与天津人口迁入迁出量的数据。
从净迁入人口数量来看，2000～2014年北京净迁入人口每年在10万左右，而天津的净迁入人口则从2005年的114万增长到2014年的476万人。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从来就不缺乏其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由于其人口密度的限度，北京不断提高外来人口进入的门槛，以治理其不断强化的大城市病。天津则在保证人口质量的前提下敞开怀抱，大力吸收高素质的外来人口，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强劲增长。近年来其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全国各地区的领头雁，也远高于北京的经济增长速度。
《河北经济年鉴》没有公布人口迁入迁出的变化数据。从河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河北人既不愿意外出寻找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也极度排斥外来人口进入河北寻找就业创业机会。因此，除了受自然增长率的影响，河北省的人口变化很少受人口迁入迁出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影响。
四、推动京津冀人力资本协调发展
推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必须推进京津冀人力资本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大力吸引外来外来高素质人才，实现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本共享。
一是协同发展京津冀高等教育。在推进京津冀高校协同发展中，三地间虽建立一些联盟、签订了若干协议，采取了一系列的合作，但受制度机制约束，政府层面行政推进较少，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协同发展的成效不够显著。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3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京津冀三地普通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天津增长率为5.37%，北京增长率为 0.01%，而河北为-21.19%；普通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费用天津增长率14.11%，北京1.65%，河北-33.72%。因此，不论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还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均反映了京津冀三地教育经费政府投入水平差别很大的格局。所以中央应该尽量合理配置京津冀的教育资源，加大对河北省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分配资力量，使三地的教育公平化。
二是大力吸引外来高素质人才。贯彻落实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的重要指示，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完善对于外来人才的优惠政策，相关部门要在政策咨询、信息交流、资金融通等方面尽心竭力地做好外来人才的服务工作，进一步营造出有利于人才发展的优良环境。牢牢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一关键战略机遇期，大量引进外来优秀企业、加快提升本土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以机遇吸引人才，以人才促进发展，以发展创造机遇，形成良性循环的人才发展模式。资源配套是人才引进的有力保障。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人才聚集，离不开城市的资源配套。努力优化交通运输、居住环境、医疗和教育资源，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改善生活环境，从而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使不断涌入的大量人才无后顾之忧。
三是推动京津冀人力资本协同发展。河北必须要下大力气做好科技人才这门课，把京津在技术、智力上的绝对优势转化为促进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把京津丰厚的人才资源转变为产业力量。利用协调发展这一契机加大三地的人才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为此，需要中央加大对河北的教育投入，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等方面的投入，并且注重学习和借鉴外地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同时，还需要完善三地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建立以政策导引、共享共赢、完善市场为内容，服务于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保障机制，使京津冀区域内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竞争有序、定位准确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以提升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Schultz，T.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l-17.
[2]Romer P.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3]Lucas，R.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4]Mankiw，G.N.，Romer，D.& Weil，D.N.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407-437.
[5]Park，W・G・，Brat，D.Cross-Country R&D and Growth：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Mankiw-Romer-Weil.Eastern Economic Journal，1996（22）：345-354.
[6]Nonnemen，W.& Vanhoudt，P.A Further Augmentation of the Solow Model and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s for OECD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111：943-953.
[7]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5）：10-17.
[8]孙淑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对产出水平及经济增长的影响[J].西安工I大学学报，2012（1）：62-67.
关键词：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土地所有制；低度私有；赋税项目
赋税基本理论是笔者在欧美同行的启迪下提出的一个关于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的新概念，旨在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古税制，考察、描述和分析林林总总的赋税项目是怎样起源、设定并实施征收的。而所有权形态是认识中西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不同类型的重要基础，赋税基本理论正是在它的影响或制约下才设定了税项并实施了征收。那么，中英中古社会所有权形态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所有权形态是如何影响赋税基本理论的?怎样通过税项的设定看待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差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论述，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低度私有”的所有权形态
在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形成中，财产所有权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而中古时代具有怎样的所有权形态与这种所有权具有怎样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密切相关。这个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应处于中古社会发轫时期，在中国约为春秋战国时代，在英国则在诺曼征服之前。那么，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和英国，财产所有权状况如何呢?
先看英国。所谓历史基础，是指从罗马统治以迄诺曼征服期间的所有权发展状况。这一时期，是不列颠私有制萌生的关键时期。也正是这一时期，不列颠先后四次受到外族长期的大规模的入侵和统治，分别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罗马人、公元5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元8世纪的丹麦人，以及1066年诺曼人的入侵和统治。这些入侵无论积极与否都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人的入侵，打断了私有制的萌芽，使私有制的产生表现出断续坎坷、步履维艰的特点，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根据凯撒记载，在罗马入侵之时，英格兰还是一块荒蛮之地。占不列颠大多数的人口尚处在群婚制阶段，个体家庭和私有制还远未产生。他们“大多数都不种田，只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当作衣服。……妻子们是由每一群十个或十二个男人共有的，特别是在兄弟们之间和父子们之间共有最为普通，如果这些妻子们中间有孩子出生，则被认为是当她在处女时第一个接近她的人的孩子”[1](p52)。而沿海主要是南方沿海人口虽因罗马影响而稍有开化,亦不过刚刚踏上文明的门槛，处在农村公社的早期阶段。但是这种落后状况并不排除英格兰短期内产生私有制的可能，因为它的强邻罗马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业已形成发达的私有制，而不列颠与罗马的来往亦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日益密切。从人类历史上看，先进民族征服落后民族并在那里建立一定时期的统治，是后者在短期内走出野蛮步入文明的常例。在罗马征服之前，英格兰已经频频感受到来白海峡对岸的罗马文明之风。征服之后，罗马人在不列颠南部建立了统治，并曾按大陆通行的方式在这里征收动产税和人头税[2](p3-5)。正是通过赋税征收以及其他的统治方式，罗马私有权观念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传入英格兰并形成了一定的私有制形态，从而为英格兰私有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长达四五百年之久，结果不仅催生了农村公社组织，而且在南部发达地区导致了农村公社的解体，从而使不列颠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罗马军队撤离而基督教人传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渡海征服了不列颠并建立了统治。从社会发展进程看，盎格鲁·撒克逊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这使在一定程度上业已罗马化的不列颠受到消极影响，社会发展受阻，并出现倒退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们将土地按农村公社的原则进行分配，从而在那些罗马化程度较高已获长足发展的地区重演了农村公社的历史。《伊尼法典》反映了农村公社存在的一些情况[3](P364-372)。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私有，比如自7世纪中叶，国王赐地之事即不断发生。赐地所立文书，皆由来自大陆的教士起草，其中所用术语，多袭自罗马法，由此罗马法原则再度影响英格兰的经济关系。遗存下来的国王赐地文书约千余件，所赐对象包括教俗两界的封建主，而以宗教人士或团体居多。但资料证明，这时不列颠土地可分两种，一是书田(bookland)，一是民田(folkland)[4](p41,p60-63)。所谓一定程度的私有，即指国王封赐的土地一一书田。而书田，只是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是民田，而民田仍属农村公社所有。所以综合看来，罗马私有制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但就是这样一株纤弱的根苗，在丹麦人的入侵中再次遭到蹂躏。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期间，丹麦人曾多次大规模入侵不列颠，历时300年之久，对不列颠的历史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与已经发展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这些丹麦人大体处于民族迁徙时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水平。作为落后民族，他们的入侵给不列颠带来了巨大破坏。基督教会和修道院受到严重冲击，教堂等建筑设施多成断壁残垣，而基督教会不仅代表不列颠的最高文明，且担负着文明传播的历史使命。因此，对基督教的破坏必然带来历史的倒退。另一方面，由于丹麦人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对征服的土地仍像5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按农村公社的原则进行分配，从而使不列颠特别是丹麦法区又一次展现了农村公社的历史景观。受此影响，业已私有化或正在私有化的土地复归公有。例如，上层的赐地由私有恢复了马克公社的公有性质。私有制的发展再次受到遏制，历史进程再次中断甚至倒退。
丹麦人的喧嚣刚刚沉寂，诺曼人的入侵又复开始。不过，这次入侵与前两次不同，不是以落后征服先进，而是以先进征服落后。这种征服当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对不列颠文明来说，总体看来是利大弊小。如罗马征服一样，诺曼人带来了大陆先进的文明，从而改变了在原始社会末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了不列颠的发展。
外族的频频入侵，农村公社的反复展现，不仅严重干扰了不列颠本土的私有化进程，而且削弱了外来积极因素如罗马法的正常作用。赋税理论所赖以形成的现实条件，正是接受了这样一种历史基础。
所谓现实条件，主要指诺曼底公爵从大陆法国输入的封建原则。英国赋税理论正是在这种原则的影响下形成的。1066年前后，诺曼底公爵领地同法国其他地区一样，封建化早已完成，封建秩序已经定型，封建阶梯也相应形成。在这一阶梯中，除国王外，各级封建主所占土地皆领自上一级封君。通过土地的领有，封建主一方面榨取农奴的剩余劳动，一方面享受封臣提供的协助金与其他封建义务。而由于一定范围内的各级封建主都从同一土地上获得收益，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也就在这些封建主中分割开来，封建主所获收益从而视为他所分享部分所有权的表现。因为对封君来说，土地一经分出，便在封建法的保护下受到封臣的有力控制而难以收回，这意味着他对他所享有的部分所有权的丧失。而就封臣而言，因土地领自封君，必须按封建法设定的条件承担协助金与其他义务，所以也不享有这块土地的全部所有权。而当我们将这一封建关系置于整个封建阶梯中观察的时候，便必然发现，任何一级封建主包括国王在内，都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而只是享有它的一部分。威廉所输入的正是这种封建原则，马克思称之为“导入的封建主义”。马克思所谓“导入”的涵义之一，是说英国的封建制度与法国的封建制度相比没有变化或很少变化，即将英国封建主义视为法国的同类。从这种意义上讲，英国便难以形成发达的私有制。因为在法国，既然土地所有权在各级封建主中分割，无论哪一级封建主，便都不会拥有土地的完全私有。而土地是当时社会的主要财富，土地非私有条件下的财产私有绝不是一种发达的私有。而且不止如此，“导入”一词并没有将英国封建制度建立的特征准确地表达出来。在“导入”过程中，威廉并没有完全照搬法国的模式，而是在“导入”的基础上予以改造，例如在索尔兹伯里盟誓时特别强调了国王的权力，从而使不列颠封建制度在其建立时即克服了不利于集权的一些因素，使英国形成了相对强大的王权。这样，仅就现实条件来说，英国只能形成低于而不会等同更不会高出法国的私有制。这种私有制由于王权相对强大，封臣对土地的控制或处分受到限制因而土地制度向国有或王有方面倾斜。
为便于讨论问题，这里引进一个“低度私有”的概念，以概括处在一定参照系中的英国中古私有制的发展状况。所谓“低度私有”，首先指中世纪私有制自身的发展状况。如果把这时英国的所有制视为一个整体，那么，构成这个整体主要部分的土地并非私有，或者不如说为贵族公有或共享[5](p25)。私有的部分主要是动产和少量不动产如住宅等。而就一般家庭来说，这些私有财产的价值要远低于地产的价值。也就是说，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尚处在较低的程度，所以称之为“低度私有”。另外，英国的“低度私有”还可以置于几个参照中予以认识。例如与罗马相比，罗马的私有制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而且在罗马法的保护下发展得相当完备。这种私有制及其在法权上反映的私有权对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英国私有制形成了自然的比照。与同时期的法国相比，这种私有制也处于较低水平。因为法国直接继承了罗马私有制的基础，私有制含量自始就比较大，发展的起点比较高。英国虽也曾受罗马因素影响，但其深度和广度都比较低，而私有化过程也一再因原始部族的冲击而中断，这就必然造成财产私有的低度状态。
与英国不同，中国的私有制产生过程较少受到外族入侵的干扰。村社土地所有制约自西周中后期即已开始解体，“田里不鬻”的格局渐被打破，出现了赠送、交换、抵押、典当等现象。周宣王即位后，深感“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于是宣布“不籍千亩”，废除借助民力以耕公田的籍田制度。与此同时，私有土地开始出现，而且随着荒地的大规模开垦迅速发展，至春秋末期，已经出现买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与贵族地主抢占公田为私有同时，村社成员也纷纷将所占土地变为私田，并竞垦生荒，扩大经营，转化为自耕农。这是诺曼征服前英国私有制产生过程中少见的现象。另外还可以发现，中、英私有制产生的过程虽然都伴随社会的动荡，但动荡的性质不同。中国主要是诸侯兼并战争，英国则主要是外族入侵。前者引起的社会动荡虽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却不会导致私有制产生进程的中断，相反，其所造成的内乱成为私有制发展、确立的重要条件。如前所述，正是乘着这种内乱，贵族地主才侵吞了公田，村社成员才转化为自耕农。英国则不同，入侵者多为落后的部族，而一经征服，便推行原始的经济关系，这就必然造成私有化进程的中断。由此可见，就财产私有权的历史基础而言，中国显然高于英国。
但是，进入中古社会前后，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发生制度移植的现象。所以所谓现实条件，是指王权与土地在这时结成了怎样一种关系。村社的解体，不仅是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重要标志，而且是这种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契机，但文明的演进使专制制度过早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就在村社解体的同时，专制政体也形成了。这里所谓的专制政体，是指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实行的政体形式。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国家规模虽小，却都已具备专制的特质，与秦汉相比并无不同，因而都属专制国家。而秦汉只是完成了国土的统一，在国家规模上获得了发展，但在专制内涵上并无多少创新。专制制度形成伊始，王权即发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论具有可资利用的巨大价值，于是一方面告谕天下，土地和生民属国有或王有乃祖宗之制，另一方面利用国家机器，强力推行土地国有。而中国历史的地平线上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观：私有土地刚刚从西周王朝的废墟上生成，旋即落人各诸侯国强有力的掌握之中。可以说，战国时代土地国有制的恢复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的主要影响并不在于扼杀了新生的土地私有权，而在于为中国未来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设定了基调。
秦汉以降，土地国有制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态。虽然有学者竭力证明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制，主张中古时期土地私有制非常发达，土地买卖盛行云云，但大概谁都不能否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论在中古土地所有制中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否认皇帝或官府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最终决定权。否则，便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上抑豪强、抑兼并的反复展演，不能解释抄家、籍没的频繁发生[6](p97)。在这一理论的作用下，每个王朝建立初期，都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土地国有制。这样，所谓屯田、占田、均田，便都是国家分配土地，农民在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使用土地。即使是官僚占有的土地，虽可能由皇帝赐予，亦未超出土地国有制的范围。
在中古社会的具体条件下，由于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主要形式，土地的国有便意味着财富的私有仅限于一个有限的部分。而在中国中古社会，臣民私有的财富则可能限于一个更小的部分，而且即使这个更小的部分，其私有也远远不能确定，因为它缺乏起码的法律、制度保障。而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权力是脆弱的，这在后文还将论及。而且，在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原始的情况下，吃饭几乎是生产生活的头等大事。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而土地的价值越是突出，其他财富便越显得无足轻重。何况所谓动产如粮食等也都是土地所产，而不动产如房屋，它们的存在和积累也都以土地为先决条件。总之，中国中古社会的私有相比英国，不仅不高，而且更低，更具有“低度私有”的特点。
在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的关系中，如果历史基础已经具有较高的私有制含量，那么在现实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形成较强的私有制。比如法国，作为征服者的日尔曼人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基本相似。但它所接受的历史基础就私有制发展水平而言却是古代世界最为发达的罗马文明，仅此一点，便可使法国能够建立高于英国的私有制。事实也正是如此，征服时代的日尔曼人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发展阶段，公有制形式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对征服土地的分配仍然贯彻了农村公社原则。但由于公有制正在衰落，私有制业已产生并加速发展，日尔曼人对于罗马发达的私有制并未产生明显的排异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的私有制基础对这些征服者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日尔曼人入侵之后，西欧大陆百废待兴，各蛮族小王国亟需一定的法律理论来规范和保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协调，而这，靠自身之力是难以解决的，于是充分继承罗马遗产，起用罗马旧吏，承袭罗马法条文[7](p105-111)[8](p251)[9](p1-23)，使罗马法中物权关系的基本内容在日尔曼人内部扎根推广。这样，日尔曼人定居后不久，土地便停止了重分，转化为“自主地”，很快完成了由公有向私有的过渡。后来虽进行了采邑改革，使土地关系变得复杂曲折，但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业已确立，否则便难以说明为什么采邑制自始就含有世袭的萌芽，并在此后不久便转化为世袭的封地了。征服者威廉任诺曼底公爵时，其领地的财产所有权状况即大体如此。但在不列颠，征服者接受的是发展进程落后于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同时又掺杂了丹麦人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中，私有制含量十分有限，当国王挟征服之威集中权力时，这种基础自然不可能发挥像大陆罗马文明那样的作用，而封臣对土地的权力也就受到相应的限制。在同一关系中，在历史基础不变或相似的情况下，现实条件中私有制含量高些，也会形成较强的私有制。但如前所论，英国现实条件是指从法国导入的封建原则，本来私有制含量就不高，又经过了威廉的改造，私有制含量自然更低了，所以在这方面，也不可能形成高于而只能形成低于法国的私有制。而如果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的私有制含量都低呢?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从表现形式看，英国的土地制度与大陆大体相同，都呈现为等级形式，都是在一块土地上重叠着多种权力，都具有有条件和不完全占有的特点。但在私有程度上，英国的土地私有较法国更低。这可从王权的强大得到解释，也可从封臣处分土地的权力上得到说明，还可从封建主的独立性状况得到证实。
中国则不同。中国中古私有状况虽有高于英国的历史基础，但它的现实条件却非顺应私有地产发展的专制政体。这些政体的执行者即各国王公，很像封建割据时期的德国诸侯，对外对上力主分权平等，对内对下则厉行集权专制。而一经从周王控制下获得独立，便站在国君的立场急于实施土地国有。这样，在专制王权的强力控制下，私有制的发展态势遭到遏制，而所有制形态也就向着国有制方向发展。这表现为诸国王公纷纷将那些不在册的“隐田”等私有地产纳入国有范围。而所谓晋国的“作爰田”、鲁国的“初税亩”、郑国的“田有封洫、庐井有伍”、齐国的“均田畴”等便都是从整顿田地入手，改革税制，使私田复归国有[6](p114)。这就将新生的土地私有制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其结果，是中国中古社会与英国殊途同归，也形成了“低度私有”的所有制形态。
这样，大体上可以认为，中英中古社会都具有“低度私有”的特征。
二、赋税基本理论与中古不同时期主要税项的设定
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对赋税项目的设定。在中国，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论，这种设定是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参加人员为朝廷命官，而不是纳税人。英国的设定则是在君民共同需要的条件下经共同同意而实现的。由于君民双方在赋税征纳中处于不同地位，君主是征收者，国民是纳税人，在英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前者一般处在被动地位，而后者则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所谓共同同意下的税项设定，其实主要是国民或纳税人控制下的设定。
在中国，受这一理论的制约，中古前期主要征人头税，后期主要征土地税。在这里，人头税、土地税分别与“王臣”、“王土”相对也许是一种巧合，但税人与税地确实反映了中国中古税制以及赋税基本理论的主要特征。与中国不同，英国中世纪前期曾有少量土地税征收，中期曾有几次人头税征收，但这些征收不仅在各自被征时期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且很快遭到废除。而自动产税征收以来，赋税征收便先后以动产税和工商税为主体。这也反映了英国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重要特征。依习惯理解，在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生活资料主要靠土地产出的传统农业社会，赋税征收必然以人头税与土地税为主体。以此衡量，中国的情况最为典型。而英国，竟是违背常理，不去依靠人头税与土地税而去依靠其它吗?不管这看上去怎样不可思议，而事实的确如此。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同属传统农业社会，同依土地维生，而结果却如此迥异?
就财产所有权的主体而言，英国中古土地所有权既不同于罗马，是私有的，也不同于中国，是国有的。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在多人中分配或分割开来，致使一块土地上重叠着多种权力，而产权关系也就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这种土地关系在所有权意义上如何表述?可否看作公有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公有可有多种形式，公社占有、教会占有、城市占有等都是公有的不同表现。这些表现当然具有不同特点，如公社占有制表现为横向占有，而领主占有制表现为纵向占有。但在我看来，这些表现并不能体现公有的性质，而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正是这种形式，才决定了不同公有的不同特点。公有的本质是什么?是特定群体中的各个个体共同享有公有对象的权益。这方面，公社制与领主制并无显著不同，或者说二者并无本质的差异。赵文洪先生在论及经济、社会环境对西欧中世纪私人财产权利的影响时说：“中世纪西欧是一个团体、集体或共同体至上的社会，无论封臣封土制度、公地制度、行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都体现出这一特点。社会的过度重要，压抑了个人权利和自由。”[10](p61-62)也许正是因为“共同体至上”和“社会的过度重要”，西欧中世纪的封土制才具有了公有或共享的性质。至于权利义务，亦非封君封臣制的孤立现象，公社成员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对公社也必须承担相应义务。而且，所谓权利义务，亦非体现公有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结果。
动产情况则不同。虽然某些动产与地产的关系密切相联，例如粮食，如前所述，一人仓廪，便以动产视之，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似都没有争议。也就是说，动产基本上是私有的。如此则可以认为，中世纪英国的私有权主要是一种动产私有权。这一点，是我们认识英国中世纪私有权形态的关键，也是所以形成赋税基本理论的基点。如前所论，在中世纪，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财产中的主体。既然作为财产主体的土地是非私有的，那么，动产的私有便显得相对微弱了。这就是英国私有权形态的基本情况。
与英国不同，中国中古社会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由国家直接分配或赐予广大小农和地主官僚，而土地所有权仍由国家或皇帝执掌，在土地所有人和使用者之间不存在众多的阻隔，具有“一捅到底”的特征。至于动产，似乎无人不说是私有的，但接触到的材料使我们感到似乎并非如此。因为这种私有的指向非常软弱，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以“低度私有”概括和表达当时的私有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为了行文的严密，至于私有的物品具体指什么，实在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是细软珠宝之类、通常理解为真正私有的物品，官府都可以随时随地加以抄没，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不胜枚举。这使我们想起了古典时代雅典的立法：如果某人经公民大会表决犯有叛国罪，那么这人须被放逐国外，时限为十年。但放逐期间，他的家产仍受法律保护，一俟放逐归来，即马上归还。在西方中世纪，这一法律精神是否得到继承虽然无从稽考，但抑豪强、抑兼并、籍没、抄家的事情似乎很少发生。两相比较，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的“私有”显然不无意义。
那么，在英国，这种弱势的私有权是怎样制约复杂的经济关系从而形成了以这种私有权为核心并在后世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的赋税理论呢?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分割造成了英国中古时期少征以至不征土地税的表征。这里应当区分国王作为国君和封君的双重身份。作为国君，他可以征收国税，而由于土地在理论上属于国君，土地税又属于国税，所以国君可以征收土地税。但作为封君，虽然封地也从封君处领得，由于他已经征收封建税，所以不能别征土地税。但是，国王可以扮演两种角色，土地却不可以如此。因而，当国王作为封君通过土地的封赐征收了封建税后，作为国君便不能再从土地上获得另外索取。这样，假定有一块土地，国王要征土地税，公爵可以说这块土地虽原从国王处领得，但又转封给了伯爵。而若向伯爵征税，伯爵亦可以同样理由予以拒绝。如是一直到骑士，而骑士仍可说业已分予庄园劳动者，而劳动者无土地所有权是各级封建主都承认的。结果使土地税的征收不能付诸实行。事实也正是如此。1066年诺曼征服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曾经征收名为丹麦金和卡路卡奇的土地税，但那时封建等级制尚未确立，因而各等级间的阻隔还未形成，而且是处在丹麦人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所以这种征收是可能的。尽管如此，这时的征收次数很少，征收量也不大，因而为一特税而非常税。诺曼征服后情况不同了，封建等级制业已建立，各等级间的阻隔业已形成，所以从理论上说征收已不可能。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土地税的征收呢?答案应该是：土地税虽不，却已经是国人认可的税项，征收旧税要较新税容易得多，对于这种现成的税项，国王当然不能舍弃，而对国民来说，由于已经形成了习惯，或至少已有先例，继续征收也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说，诺曼统治者征收土地税具有一定的历史因由。但征收之难，已远非昔日可比。因为土地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征收，所以往往多年甚至十多年不见征收一次，而且征收量很小[11](p5-6)。如此似存似废，时续时断，不绝如缕地维持了百余年，终于在1224年被明令废止[12](p220)。
正因为如此，英国赋税基本理论几乎没有涉及土地税的征收，这是英国赋税理论区别于中国乃至东方的一大特征。不征土地税，政府依靠什么来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呢?相对土地而言，国民对动产的所有是清晰而牢固的，不似土地所有权那样形成了若干等级，因而也就没有征收土地税时所遇到的阻隔，所以征收是可能的。同样，工商税的征收也不存在这样的障碍。于是，动产与人们习惯区分于动产的工商之人便成为政府的征收对象。其实动产就其来源而言，大部分仍产自土地。但如上文所言，这种产出一经与土地分离，便属动产范围，从而与以地积作为征收依据的土地税区别开来。而工商之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以动产的形式存在的。但在征税实践中，政府都将之分列，所以别称工商税。笔者曾著文认为，英国中古赋税初以土地税为主体，继以动产税为主体，约自14世纪初，始以工商税为主体[13]。赋税结构的这种变化是赋税基本理论指导的结果，同时也对赋税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动产与工商之人的所有清晰而牢固，所以政府在废止土地税后相继以动产税和工商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体。正因为如此，国民才尽其所能限制或阻止动产税和工商税的征收。也正因为英国中古社会主要征动产税和工商税，国民对动产和工商之人的私有才足以制约赋税理论的制定，并决定它的性质，而赋税理论中涉及这两种税的内容也就特别突出。
在中国所有权形态等特定条件下，税人与税地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先看税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论在人头税以及徭役的征发中起着重要作用。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在深层的民族意识中，皇帝是中华大家族的家长，人民为皇帝的臣子。对皇帝而言，“臣子”的概念虽不同于“奴隶”，但在宗法制意义上，却也具有某种所有权的意味。这种文化特性作用于税制，便易于表现为人头税与徭役的征发。而在中古前期商品经济成分、人的独立性和人口流动还很有限，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税人乃是最便利可行的选择。这里包含着税人的某种必然性。再看税地。财富的“低度私有”同时意味着“高度国有”。而“高度国有”表现在土地制度上必然意味着国家对于土地具有近乎完全和直接的控制权。这样的控制权无疑为土地税的征收提供了保障。此外，这里不存在英国土地所有权的分割问题，从而排除了土地制度中的层层阻隔，因而征收土地税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本身具有不可移动、变更的特点，税地在技术上最便于操作。在商品经济显著发展，自然经济日益解体，人的独立性日渐增长，人口流动日臻频繁的情况下，与税人相比，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又由于土地是中古最重要的社会财富，税地能够保证赋税的最大量征收。这样，税人也就必然过渡到税地了。
参考文献：
[1][古罗马]凯撒．高卢战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S. Dowell, 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Taxes in England, voll, London, 1965.
[3]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roll, London, 1955.
[4] S. F. Pollock and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Cambridge ,Voll, Cambridge, 1923.
[5][美]道格拉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
[6]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 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1999.
[8] F. Lot,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1931.
[9] Alfred P. Smyth, Medieval Europeans, Studies i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Medieval Europe, Suffolk, 1998.
[10]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一一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1] GL. Harriss, King, Parliament, and Public Finance in Medieval England to 1369, Oxford, 1975.
[12] S. K. Mitchell, Tax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Yale, 1971.
[13]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J]．世界历史，2003，(4)：2-1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Basic Theories of Tax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Ownership in the Middle Ages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作为全民医保的率先试点地区，天津市在近几年内努力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和全市统筹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克服了其他试点地区在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农民之间缴费、补贴、个人账户和管理上的巨大差别，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本文旨在调查天津市民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感受和满意程度，研究满意度背后所隐藏的基本医疗保险的优劣之处，同时找出天津市全民医保的经验及尚需改进的地方，以期实现更加便民利民、顺应社会的医改之路。
关键词 ：全民医保；城镇职工；城乡居民；老年群体；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05-0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
在社会保障逐步发展的今天，看病难看病贵已然成为中国百姓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说明我国医保制度尚不完备，难以实现全面统筹调控。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医保制度正在逐步向全民覆盖推进整合，全民医保是一个国家医疗保障的目的和归宿。
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实现了全民医保，而各国实现全民医保所经历的年数从20年至127年不等，由此可见实现全民医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想要实现医保的全覆盖，不可急功近利。天津作为全民医保在中国的试点地区，自2008年起逐步实施完善全民医保，并始终坚持着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最终实现了城乡统筹、全市统筹，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更能够反映出全民医保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对全民医保满意度研究具有深厚的研究价值。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理论意义：更加深入的了解天津这一全民医保试点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与其他医改试点地区进行路径比照分析，吸取经验不断调整，努力提高天津人民对医保的满意程度。对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补充，扩充了医疗保障的研究范围。天津全民医保改革的路径分析、经验分析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对其他地区政府进行医保改革具有可参照性的范本研究价值。
现实意义：反映出试点地区人民对全民医保的态度和观点，体现人民的诉求，有助于促进天津全民医保更好地改进和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全国其他尚未实行全民医保的地区进行学习。而且当前正值天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方案出台的关键时刻，希望能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提出对医改有帮助的对策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全民医保现状
1.全民医保国家的改革历程
（1）德国：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现代意义上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各种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已经达到99%，这与其多年来不断推进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创新分不开。在学习借鉴德国医改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严格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以及医药行业的适度自由竞争。[1]
（2）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至今已运行半个多世纪。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非常注重拓宽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和私营医疗机构进入大众医疗服务领域；注重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和护理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英国医疗保险行业在对外开放市场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护理技术和管理技术来弥补英国整体医疗资源的不足，实现了英国医疗资源总量的集约型增长；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还尽力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整体医疗能力的集约型扩张。[2]
（3）韩国：作为东亚社会政策的代表，韩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压缩性的，其经验与欧美、日本明显不同，因而韩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具有更直接的借鉴和警示意义。[3]
韩国医保改革的巨变发生在政治民主化之后，此前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政策向来都是官僚和专家的排他性领域，社会势力根本没有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因此中国医改需要注意政府对医保的财政支出和政府责任的加强，同时也要考虑医保制度的整合以及医保民主化的方向。
M.R.Gupta研究全球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指出各国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制度创新改革基本趋势有四个方面：一是非洲国家法定保险计划的出台和进一步发展，以此来加强社会保障，并且努力将医疗保障的范围扩大到覆盖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所有职工；二是美洲大陆致力于扩大社会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提高制度的效率，其改革的主要方面是更好地利用有效的资源来使医疗服务覆盖更大的范围；三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改革主要侧重于扩大医疗服务对低收入人群的覆盖面，扩展资金筹集的渠道和福利内容；四是欧洲国家积极地应对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控制由此引起的医疗服务成本不断上涨。[4]
2.国内全民医保实施的现状
在近三十年的整改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规模效应，促进了医疗资源的丰富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但是也要看到在不断地调整中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缺乏有效配置，同时医保基金难以平衡、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缓慢，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中国医改的方向最终朝向全民医保。[3]
例如在江苏、上海、福建、山东等部分省市均普遍存在着对制度认知度较低，居民分类复杂，参保积极性不高，保障水平偏低，逆向选择、医疗费用难以控制，医疗保险用药目录范围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衔接、统筹层次差异大，预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珠海的医改历程如下：1998年起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02年实行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到2006年实行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学生医疗保险，而后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珠海的医改与其他试点地区有所不同：首先，它将外来务工人员和全部未成年人及在校大学生独立出来，自成保险；其次，珠海建立了城乡统筹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克服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保障不平等的问题；此外，在实现全民医保后珠海地区仍积极调整，不断优化医保政策。最新数据显示，珠海出台新规定，增加了医保门诊特定病种，并提高了住院支付限额，珠海市参保人将享受到更多的医疗保障。[5]
3.综述
从各个国家来看，在医保建立的初期，国家普遍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在不同职业下的不同水平的医疗保险，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对真正的弱势群体和底层人民并没有多少益处。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医保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开始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说医保的完善与民主化进程亦步亦趋。因此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推进。鉴于中国国内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多数免费医疗国家财政危机的现状下，中国应该坚持走社会医疗保险的模式。
在中国多个医改试点地区的比照分析中不难看出，每个试点在实现全民医保的过程中都是忧喜参半的，难免会遇到问题，而这些问题反映出医保还存在着不健全之处，这也正是天津医改过程中要注意和尽量避免的地方。在这些试点地区中，我认为珠海地区的医改路径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首先，全面推进医疗保险覆盖面；其次改变路径依赖，消除城乡不平等问题；随后不断壮大社保基金，逐渐提高险种和支付限额；加强预防，关注外来工、未成年人、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对门诊保障的巨大需求，推行小病门诊统筹、中病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救助三个层次；最后，打破医疗市场原有利益格局，努力改善医患关系，尊重保障民众的利益。
（二）评价研究不足及本次研究的独特性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有关全民医保的研究都是与国际间不同体制下的国家相比较，抑或是对全民医保背景下公共服务体系、效益、改进、重构的研究，对于特定试点地区全民医保的满意度调查却寥寥无几。而相关文献多为中国医改试点地区的经验和启示类文章，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政策设计和政府管制方面。在医保满意度问题上，目光总是锁定在大学生群体，而忽视了儿童和老年人这些医保主要对象的感受，使得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缺少真正从最普通的人民群众角度进行调查、追求医保更贴近老百姓生活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是通过将医保满意度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调查，来获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状况下人们对当前医保的态度、感受和建议，从而更好地帮助医保深入群众、便民利民。同时在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比重的客观条件下，充分考虑全民医保中不同需求量人群之间的差别，分年龄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向接触医保最为频繁的老年群体倾斜，从而能够得出更加准确的描述和结论。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研究总体为全体天津市居民，包括天津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样本规模约为84。为了突显全民医保的实质性作用，本次调查向易患病的老人群体倾斜。
研究的内容为天津市民对全民医保的满意程度，即两种不同医疗保险下人民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医疗保险的实用性、简化性，医疗费用支出在人们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看病次数多寡，医保报销范围、比例，医疗费用、门槛费对满意度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保卡、转院等方面的专项调查。
四、天津市市民对全民医保实行的满意度分析
（一）人民对全民医保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74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接受调查的人群普遍认为个人每年在看病买药治疗上的花销只占个人年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医保门诊报销范围的800-5500元确实也是绰绰有余的，可以说天津市的医疗保障着实为人民减轻了部分经济负担，缴费少、受益大；人们也表示医保卡可以使手续相对简化，同时在医疗机构交费时并不用提前垫付需报销的部分；此外，天津市的急诊正在逐步实现当场报销，无需个人全额垫付，更省去了事后报销的复杂环节。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当前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个人缴费比例相对满意，也说明医保确实起到了缴费少、受益多的作用。
同时，与北京地区医保不同的是，在天津地区人们无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其规定的3个定点医院仅仅是在特殊病登记时需要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患有特殊病的情况下才需要到这3家定点医院进行治疗，而日常生活中全市所有医保定点医院均可参与报销。这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平时的看病治疗，给人们带来了便利的条件。
由此可见，天津医保的改革与发展着实达到了惠民的要求。但是相比之下，在很多方面人们也提出了当前医保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医保方面有着人们普遍重视的四大天王：门槛费、报销比例、医疗费用和药品范围。通过排序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认为医保门槛费是首当其冲的，门槛费越低，人们越能够享受到更多医疗费用的报销。当前800元的门槛费在人们看来过高，想要享受报销就要先花光800元，这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或者是生病次数较少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个大数目。因此，就会有一些贪图利益的药店、药房，用部分生活用品或家用电器代替药品卖给持卡者，通过多划取医保卡上的金额，来帮助参保人员更快的跨过医保的门槛，同时药房也达到赚取差价的目的。此外，人们比较看重的是医保可以报销的比例、医疗费用的高低以及购买的药品是否在可报销药品范围内。这些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对应的，验证了当前“降低医保门槛、提高报销比例、控制医疗费用、扩大可报销药品范围”呼声四起的现状，更加体现出人们最希望医保改进的方向。
其次，根据对“城镇居民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满意的地方”的统计，可以看出有近70%的人认为医保可报销病种过少，报账、转院、报销手续太过繁琐，对老人、儿童及特殊病种病人的处理缺乏灵活性，负担重。有超过50%的人认为不同等级的定点医院报销比例不应相差太大，医保制度的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以及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差、态度差等问题。
而在去医疗机构看病的问题上，多数老年人基于身体状况所限，多会选择去离家近的医院或社区门诊；多数患有专科疾病的人群则会选择去专科医院、三甲医院进行治疗；而在所调查群体中，多为年龄集中在26-40岁之间的青壮年，因免疫力强，他们更愿意根据自身病情，自行在药房取药。而如果要去医院的话，他们也会选择去三甲医院，而非社区门诊。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更相信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而对低于社区门诊的报销比例并不是很在意。
本次调查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占14.86%，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85.14%。然而，在这74位被调查者中居然仍有单位职工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其单位并没有为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是按照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定，凡有单位者，单位需为其员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看其户口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因此在户口问题上反映出天津市仍需加强各大企业、单位的督察力度，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享有医保带来的实惠。
（二）影响医保满意度的针对性分析
在天津医保满意度调查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天津医保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更要看到弱势群体对医保的呼声。而其中最有发言权的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因为相比于青壮年，这两类人群都属于体质较差、与医院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群体。而通过对居民每年看病次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看病次数高达每年11次以上的人群中，66.7%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老年群体上，通过与这一类经常接触医保的人群的沟通来了解当前人们对天津市全民医保存在的不满意之处。为此，笔者分别咨询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老人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社区老人。
1.天津市老年群体的特惠政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天津的社区门诊，不仅可以通过医保报销药费，而且还为特殊病人及老年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对于退休老人而言，天津市的医保确实为他们减轻了很多负担。一位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退休老人说虽然退休后每个月都有退休金，但仅靠这些根本无法支撑近5万元的心脏搭桥手术费用以及术后的护理康复费用。而通过医保报销之后，老人个人实际仅担负了2万多元。
2.社区老人的医保报销问题
同样是身为老年人群的社区老人，很多退休老人享受到的福利和报销比例却没能覆盖到他们。他们属于居民，自身并没有任何收入，更没有养老金。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和住院报销额度非常低，一些老人一旦患大病，很容易因负担不起而放弃治疗。在10年前有一位突发脑栓塞、脑溢血的老人因为没有参加医保，住院35天竟花费8万的费用。虽然后来参加了医保，但报销比例却过少（除去自付段，在医保可以报销的范围内可报销50%），每次住院仍需负担5-6万的费用。加上患有半身不遂，几乎需要药物维持生命，庞大的医药费全部需要子女来提供。
3.涉及药品方面的问题
其实对于老人而言，医保在改进的时候更需要注重细节。例如在购药方面，由于医保开药有定量定额的限制，人们在医院或药房只能取得约1周的药物，等到快吃完的时候就又要去买药，如此反复。
其次，一些慢性病患者，如心脑血管疾病、特殊病、糖尿病等，病程长，需经常与药房接触。例如糖尿病所需的胰岛素注射剂，只有部分国产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如果想要使用更好的注射剂就需要个人全额付费。除此之外，很多注射剂、口服常释剂型、软膏剂、凝胶剂以及保健品也是不在医保报销范畴的。可以说，患者在医保上的自付费用有相当部分是花费在了无法报销的药品上。想用的药不在医保报销范畴，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开始投机取巧，通过变换处方花取高于这种药的费用，并通过医保报销来取得该药品。
此外，对不可报销的药物，一些医生会在开药之前先询问一下老人的意见，使人担心可报销药品的疗效。因为部分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会引导患者说：这种药虽然不能报销，但药效非常好，建议使用。在这种建议下，患者或其家属往往会同意买该种药品。
最后，也有很多被调查者建议提高药品质量、提高医护人员道德水平，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开药，避免开与病症无关的药物，赚取利润，欺骗患者。
4.社保卡
社保卡在给人们带来交费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补办社保卡首当其冲。因为社保卡制卡速度慢，补办和领取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大多不懂办卡流程，也不清楚所要准备的材料，常常东奔西跑很久才能拿到卡。
而住院期间所需药物如果本医院没有，需要患者去别的药房或医院购买时，社保卡已锁定该医院使用，不能再同时使用社保卡进行报销。因此如果要购买非本院药物不仅需要本医院住院医生出具证明，还要个人全额垫付。而且医生为避免利润外流往往不愿出具证明，而是会使用疗效较差的同类药物顶替。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患者都是受害者。因此，社保卡的使用和管理仍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5.转院
转院，是一个让患者劳心费力的大工程，不但要把前一个医院的费用限时结清，还要及时与下一个医院衔接、办理手续，其过程十分繁琐，往往需要患者或其家属往返两个医院多次才能全部结清。而且通常在病人转院后，新入住的医院往往会要求病人重新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而不愿意使用前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和报告。不仅患者多花了钱，还占用了有限的报销额度。
五、总结及对策
公平是社会保障的根本价值和核心理念，天津市努力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医保全覆盖也正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同时，在本次调查中天津的基本医疗保障也受到了市民的广泛称赞，例如医保能够覆盖越来越多的人群，实现了个人缴费少、受益大的惠民目标，大大减少了人们在看病方面的花费；同时在医疗机构交费时使用医保卡直接报销、无需垫付，只交纳个人应付的部分即可，使手续得到了简化；而一些医疗网点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是推出了看病免挂号费、社区门诊上门服务等一系列特惠政策。
但由于全民医保尚未全面推广，作为试点地区，天津市在医疗保障制度、规定上也是一边实施、一边总结、一边整改，本次对医保满意度的调查也是希望能够从人民大众的角度为医保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
例如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零收入老人而言，如何才能减轻他们看病的负担？我认为国家应当给予这些老人以特惠政策，加大政府在弱势老人方面的财政补贴。或者可以考虑在医疗机构开通老人看病绿色通道，提高零收入多疾病老人的医保报销比例，在重大疾病问题上启动费用减免政策等等。此外，凡是居零老人均应享有医院上门诊疗待遇。而如果是慢性病且需要长期服用同种药物的话，医院和药房可以考虑放宽取药的数量限制。
当前，社保卡在天津市已经普及并且全市通用，人们只要进入医保联网的各个医疗机构，使用社保卡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道流程。因此需要在社保卡投入使用方面，真正做到办理、补办手续简化，提高审核、制卡速度，避免因社保卡没有审批下来而造成患者无法正常看病和报销等问题。
此外，医院的急诊和转院始终是医保报销上的一大难题，不仅办理手续麻烦，审批过程漫长，还要牵扯到社保卡暂时停用、个人全额垫付等问题，极大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希望医疗机构能做到联网操作、全市统一，做到报销手续一站式服务。实现由院方直接进行的转院交接，使转院等手续的办理更加便捷简化，让人们办理大量手续、东奔西跑、重复审核的现象不再发生。同时加强院方的监管，减少不必要的检查，更体现出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
而针对目前天津市较为严重的“药房赚取门槛费差价”现象，社保中心稽核人员应重点监控、约谈、依法纠正这些违规骗保行为，确保医患能够严格遵守医保规定，诚信就医；同时加强对各个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打击医保的灰色地带，避免医院、药房、病患三方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医药分业，避免以药补医，以此促进医保的健康发展和完善。
此外，在医保变得与大众生活密不可分的当前，加大医保知识的教育宣传，开设医保小课堂、医保日，利用好每个社区的宣传栏，不断更新医保常识和新出台的规定等普及医保知识、使医保办理流程透明化的做法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 周毅.德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经验及启示[J].学习与探索，2012，（02）.
[2] 侯立平.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评析[J].经济界，2006，（04）.
[3] 李莲花.后发地区的医疗保障：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全民医保经验[J].日本东京大学学习与实践，2008，（10）.
[4] 马娟，于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制度分析——基于上海、北京和广州试点方案的比较[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0，（06）.
【关键词】二进制差分相移键控 反相工作 相对码 相干解调 差分相干解调
【中图分类号】TN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4－0089－02
〖课程名称〗《通信原理》（樊昌信、曹丽娜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课 题〗二进制差分相移键控（2DPSK）基本原理。
〖授课时数〗1节。
〖教学目的〗 通过对2DPSK的原理分析，让学生掌握2DPSK信号的时域波形极其调制与解调原理。
〖教学构思〗
1．课前布置预习，要求学生阅读本节内容，了解2DPSK的基本原理。
2．以提问方式引入新课。
3．引导学生在分析2DPSK基本原理的过程中掌握2DPSK信号的调制与解调的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2DPSK信号时域波形中的相位关系，2DPSK信号的调制与解调原理。
〖教学难点〗2DPSK信号时域波形中的相位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提问。
〖教 具〗笔记本电脑、投影仪、电子教鞭、粉笔。
〖教学过程与时间分配〗
1．复习旧课（约2分钟）
提问：2PSK具有什么特点？它为什么不能作为实用的数字调制方式？存在什么问题？
2．课题引入：（约2分钟）
在2PSK信号的载波恢复过程中存在着的相位模糊，即恢复的本地载波与所需的相干载波可能同相，也可能反相，这种相位关系的不确定性将会造成解调出的数字基带信号与发送的数字基带信号正好相反，即“1”变为“0”，“0”变为“1”，判决器输出数字信号全部出错。这种现象称为2PSK 方式的“倒π”现象或“反相工作”。为了克服这种缺点，提出了二进制差分相移键控（2DPSK）方式。
〖教学内容〗（约33分钟）
一、2DPSK原理
2DPSK是利用前后相邻码元的载波相对相位变化传递数字信息，所以又称相对相移键控。
假设j为当前码元与前一码元的载波相位差，定义数字信息与j之间的关系为：
于是可以将一组二进制数字信息与其对应的2DPSK信号的载波相位关系示例如下：
相应的2DPSK信号的波形如下：
由此例可知，对于相同的基带信号，由于初始相位不同，2DPSK信号的相位可以不同。即2DPSK信号的相位并不直接代表基带信号，而前后码元的相对相位才决定信息符号。
数字信息与j之间的关系也可定义为：
（1）A方式 （2）B方式
2DPSK信号的矢量图
在B方式中，当前码元的相位相对于前一码元的相位改变 π±/2。因此，在相邻码元之间必定有相位突跳。在接收端检测此相位突跳就能确定每个码元的起止时刻。
二、2DPSK信号的产生方法
由上图可见，先对二进制数字基带信号进行差分编码，即把表示数字信息序列的绝对码变换成相对码（差分码），然后再根据相对码进行绝对调相，从而产生二进制差分相移键控信号。
上图中使用的是传号差分码，即载波的相位遇到原数字信息“1”变化，遇到“0”则不变。
2DPSK信号调制器原理方框图
差分码可取传号差分码或空号差分码。其中，传号差分码的编码规则为：bn＝anbn－1。
式中，为模2加，bn－1为bn的前一码元，最初的bn－1可任意设定。
上式的逆过程称为差分译码（码反变换），即an＝bnbn－1。
三、2DPSK信号的解调
方法之一：相干解调（极性比较法）加码反变换法。
原理：先对2DPSK信号进行相干解调，恢复出相对码，再经码反变换器变换为绝对码，从而恢复出发送的二进制数字信息。在解调过程中，由于载波相位模糊性的影响，使得解调出的相对码也可能是“1”和“0”倒置，但经差分译码（码反变换）得到的绝对码不会发生任何倒置的现象，从而解决了载波相位模糊性带来的问题。
2DPSK的相干解调器原理图和各点波形
方法之二：差分相干解调（相位比较）法。
2DPSK的差分相干解调器原理图和各点波形
用这种方法解调时不需要专门的相干载波，只需由收到的2DPSK信号延时一个码元间隔，然后与2DPSK信号本身相乘。相乘器起着相位比较的作用，相乘结果反映了前后码元的相位差，经低通滤波后再抽样判决，即可直接恢复出原始数字信息，故解调器中不需要码反变换器。
2DPSK系统是一种实用的数字调相系统，但其抗加性白噪声性能比2PSK的要差。
四、功率谱密度
从前面讨论的2DPSK信号的调制过程及其波形可以知道，2DPSK可以与2PSK具有相同形式的表达式。所不同的是2PSK中的基带信号s（t）对应的是绝对码序列；而2DPSK中的基带信号s（t）对应的是码变换后的相对码序列。因此，2DPSK信号和2PSK信号的功率谱密度是完全一样的。信号带宽为B2DPSK＝B2PSK＝2 fS，与2ASK的相同，也是码元速率的两倍。
〖小 结〗（约5分钟）
2DPSK信号的时域波形表示，2DPSK信号调制与解调的基本原理。
〖作业布置〗（约2分钟）
1．用B方式画出2DPSK信号时域波形。
2．2DPSK为什么能克服“倒π”现象？
1979年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以年均23.9％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11.4％的增长率，被国外学者称为增长之“谜”。与乡镇企业高速相对应，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却经历了一个速率递减的增长过程。应该说，乡镇企业产生于国有企业的缝隙之中，但短短20年间，却在工业经济中由原来微不足道的补充地位，到80年代末和国有企业分庭抗礼，90年代末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一批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一时成为界的焦点。同时近年来，随着“苏南模式”由盛而衰的变化以及“温州模式”、“横店模式”的迅速崛起，使人们不禁思考一个，即同属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及不同类型的乡镇企业之间缘何产生如此之大的经济效率差异？经济学者关于两类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分析和讨论，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本文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人力资本产权的角度，对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作出解释，以求与经济学界同仁探讨。
一、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近年来的有关和统计报告。这些调查统计报告和数据对分析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率的具体差异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针对性。笔者从利润率、资本产出率、劳动产出率三个方面对两者作全面的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关键词：医学检验；4年制本科；专业能力；
作者：乔凤怜等
在2012年教育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医学检验专业从临床医学类调整到医学技术类(1010)，学制由5年改为4年，学位由医学士改为理学士，专业名称改为医学检验技术(101001)[1]，这一调整更加明确了医学检验专业技术性人才的培养定位。为适应医学检验专业学制、学位、学科属性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变化，一些从2003年起相继开办或改办4年制医学检验本科的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进行了有关4年制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能力培养等关键环节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2-6]，但也备受争议，并未达成广泛的共识；而另一方面，实验室认可制度以及《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正在不断对检验医学工作的内涵和定位提出新要求，临床实验室的组织架构也在重建，这些变化客观上已经造成了院校教育与岗位能力需求的差距逐步加大[7-8]。因此，准确把握医学检验人才岗位需求的专业能力，客观分析人才的能力结构，清晰界定其基本标准和发展标准，以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来重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才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点。
为此，成都中医药大学作为国内较早(2007年)举办4年制医学检验本科的学校，开展了针对行业专家和本校毕业生的医学检验专业人才能力基本标准的调研，旨在理清医学检验岗位需求能力的基本标准，并通过分析本校历届毕业生的专业能力自我评价与岗位需求能力之间的差异，客观评价本校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深化4年制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提供思路和路径。
1调查内容及对象
1.1调查内容
在前期研究[2-3，6，9-11]的基础上制定了“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检验专业人才能力基本标准与质量评价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及其工作单位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医学检验岗位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要求”，第三部分为“毕业生专业能力的自我评价”。第二、第三部分调查表均将岗位能力需求分解为“普适性专业能力、临床基础检验能力、临床生物化学检验能力、临床微生物学检验能力、临床免疫学检验能力、临床血液学检验能力、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能力、综合能力”8个维度共49个项目。
1.2调查对象
以省内不同层次(二甲、二乙、三甲、三乙)的医疗机构检验专家(科主任、或主管)为调查对象完成岗位能力需求问卷调查；以在上述单位工作或实习的本校医学检验专业2011届~2015届本科毕业生为调查对象完成毕业生专业能力的自我评价。
1.3调查数据分析
毕业生专业能力自我评价中的“优、良、一般、较差”四个等级，分别给予赋值“4分、3分、2分、1分”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结果以各条目评价分值的“均值±标准差”表示并进行比较。所有数据用excel表格和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统计方法选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独立样本t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医学检验岗位应具备的专业能力要求
随机调查医疗机构检验科主任30位，问卷回收27份，问卷回收率90%。被调查者中，高级职称占比70.4%，所属单位为三级以上医院占比81.5%，其中拥有专业设置完整的检验科的医院占比96.3%。“医学检验岗位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要求”调查中，所有被调查者对8个维度49个项目均选择“是”，有33.3%的被调查者在自主填写栏目中进行了补充，主要包括：①仪器检验结果的综合分析能力；②实验室认可相关知识及参与实验室认可的能力；③强化法律法规意识及服务意识。
2.2毕业生专业能力的自我评价
按历届毕业生30%发放问卷220份，回收204份，回收率92.7%。
被调查毕业生工作单位分布情况为：医院检验科占72.1%，独立实验室占7.8%，输血科及其他实验室占20.1%；检验科所属医院中三级以上占66.1%，二级以上占11.8%，具体分布见表1。
毕业生专业能力自我评价各维度得分总体情况见表2。由表2可见8个能力评价维度中“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能力”得分最低，条目均数2.91±0.83。评价为一般或较差(3分及以下)共15项目，详见表3。
3讨论
3.1医学检验岗位需求专业能力基本标准的研判分析
为探讨医学检验岗位需求专业能力基本标准，本团队前期通过徇证的理念及方法，获取近10年来有关医学检验专业教学改革情况研究现状，重点分析人才培养的知识、素质和能力要求情况，结合检验岗位的现实需求和发展趋势，初步界定了“医学检验岗位能力”[2-6，9-11]，概括为群集的普适性专业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实验室质量控制能力、专业拓展能力4个方面。
为进一步确证和完善上述专业能力体系，本团队制作“医学检验岗位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要求调查表”对省内不同层次(二甲、二乙、三甲、三乙)的30位医院检验行业专家(检验科主任/主管)完成了岗位能力需求调查。
3.1.1医学检验岗位能力标准体系调查表的制作
调查表以初步界定的“医学检验岗位能力”为依据，将4个方面的能力归入8个维度(见表2)，第1维度“普适性专业能力”涵盖群集职业能力，具体细化为临床实验室一般工作能力，包含实验室检测系统的操作与维护，实验结果规范化、准确报告，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实验室安全防护能力等项目。第2至第7维度分别为专业技术能力(临床基础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每一维度中均细化为特有实验室检测基本知识与能力，开展的常规项目基本知识和能力，常规仪器分析项目及结果判读的基础知识和能力，实验室质量控制的基本能力。第8维度“综合能力”涵盖信息获取、表达及专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细化为文献检索、信息获取能力、跟踪专业理论和技术发展能力、专业信息表达能力等项目。并最终形成由8个维度共49项目构成的医学检验岗位能力体系，既体现了医学检验岗位的一般能力要求，同时描述了专业的具体能力需求，力求使标准体系具有指导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3.1.2岗位能力标准体系适应性调查对象的选择
“医学检验岗位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要求”调查中调查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医院检验科主任或主管技师以上捡验工作人员，目的是抽取对医学检验岗位具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可准确、全面的理解和分析医学检验各专业岗位能力需求的行业专家。本次调查中该项调查回收问卷均来自省内医院检验科主任，其中多数具有高级职称，所属医院多数为三级以上，几乎全部具有专业设置完整的检验科。因此认为，调查对象应积累了医学检验岗位丰富的实践经验，全面掌握医学检验各专业实践较高水平的需求，其评价结果具有可靠性。
3.1.3岗位能力标准体系适应性调查结果分析
该项调查中，一方面所有被调查者对列出的全部(8个维度49个项目)能力标准评价均选择了“是”，说明研究者初步制订的岗位能力体系中切合岗位实践要求，无超出实践需求的不合理能力要求。另一方面，被调查者认为体系中尚欠缺的能力包括仪器检验结果的综合分析能力、实验室认可相关知识及能力、法律法规意识、服务意识等。充分反映了医学领域的新技术、新思维对检验医学岗位实践的深入影响，是医学检验院校教育应积极跟进的相关部分。
3.2毕业生专业能力自我评价分析
第一，由表2可见，8个维度评价中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能力均分最低，结合表3可见，该维度5项指标中4项指标均分均低于3分，可见毕业生认为自己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能力欠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①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相比其它传统学科，出现时间相对晚，对该学科能力培养的模式、方法尚未有较长时间的理论探索、实践验证；②虽然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为现代医学实验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方法学，但因方法自身成熟性及医院条件限制导致临床实验室尚未普及开展，毕业生在工作过程中涉及较少。在表2中，其他得分相对较低的专业能力项目为临床血液学检验和微生物学检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①形态学的知识和能力相对复杂，与临床医学尤其是疾病联系较为紧密，医学基础知识要求高，学习难度和熟练掌握难度较大；同时各项实验室检查项目与临床病理生理改变甚为密切，实验结果分析难度较大；②在不同等级医院开展的项目、基本要求差异较大。
第二，分析表3可知，能力体系列出49项指标中有15项在本次自评调查中得分为3或低于3，即总体评价为“一般”或“较差”。分析可知15项在8个维度中的分布如下：1.实验室质控能力项共6项；2.分子生物学检验维度中4项(包括质控)3.普适性能力及综合能力共3项；4.其他专业能力3项。可见，各学科的实验室质量控制是毕业生岗位能力中相对薄弱的方面。完成实验室质量控制、解读质控结果、根据质控结果采取行动的能力，相比其他的专业岗位能力要求岗位对专业实验室中与检测结果质量相关的各环节(包括设备、试剂、环境、人员、方法等)具有全局的观念以及对检验过程具有相对透彻的理解。
3.3从医学检验岗位的专业能力需求探讨本校4年制医学检验专业教育的改革思路
本次调查结果提示本校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培养中传统学科基础知识和能力培养效果较好，专业课程体系的建立满足了“医学检验岗位专业能力”的要求，毕业生具有较好的岗位适应能力。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能力、骨髓细胞形态学检验能力、细菌/真菌形态学检验能力相对欠缺，虽然与在不同等级医院开展的项目、基本要求差异较大，相关的知识与能力在毕业后未得到更好的补充有关，但也提示加强形态学教学，筑牢基础，提高形态学辨识能力的重要性；实验室质量控制能力的相对薄弱，仪器检验结果的综合分析能力、实验室认可相关知识及能力、法律法规意识的欠缺也提示我们，在专业能力的培养中，在重视“基本技能”、“常规项目”这样“点”、“线”状能力的培养基础上，需进一步探讨以“专业实验室能力”这类“面”状能力培养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法，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爱将焚香，挂画，插花，点茶视为人生四大雅乐，进而也发展成了用一种程式去体验其中奥妙的四大雅道，既香道，书道，花道，茶道。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伴随着茶叶的出现开始兴起，到唐宋时期中国茶文化才真正发展到顶峰，唐时期既由茶文化发展出来一种茶道，也就是今天日本鼎鼎大名的茶道，茶道是通过一种品茶形式去修身养性，品位人生，感悟自然道法的严格仪式过程，因此最初只是修身克己，思想得到一定升华之后，再去通过品茶去品位人生世事，最后的最高境界才是达到“悟道”的地步，因此，这也是茶道学习者需要经历的三步，唐宋时期茶道讲究的是茶禅一体，通过严格的仪式修炼自己，通过品茶“得道”，最终达到茶人境三者合一得天人合一思想，因此，唐茶道真正在乎得不是冲茶，品茶，前二者只是一个媒介，通过此带入仪式中，又通过仪式升华到自己的心界，因此“醉翁之意不在茶，而于禅也”。日本茶道虽是学自于唐宋茶道，但却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唐茶道虽然也有一定的请客待客奉茶仪式，但也有看重行为洒脱，融合于自然当中的一面，而且中国本来就看重“无道既道”“心中有道”更多的看重宜情，自然，幽雅洒脱等方面，追求人本性中的自然法道，而不是强化欲速则不达，因此虽然有一定的仪式，但可以自由的程度大些，不必严格依照。而日本茶道程式非常僵化，大到主客每一步的举止行仪，小到茶具的摆放位置，杯箸放左放右，对事茶者（多半是主人或家里女主人）的要求更为严格，先迈哪只脚，怎样行动都有严格的规定，其实，这样繁琐的程式也有它的好处，培养忍性耐心，不停用同样的动作来磨练自己，锻炼坚毅的品性，其意义早已远远超离了品茶的本意，而看上去更像是主客一起进行的一门修炼课程，而中国当时的茶道，除了对主客之间的应答礼仪，事茶者制茶，泡茶，奉茶的一套程式有统一标准规定之外，其余则是更看重个人的感悟，自身的修养。
中国茶文化主要包含四大块：茶道，指品茶过程中自身的修炼自我的修养以及参禅悟道感受自然，茶境，指品茶时的环境，幽雅的环境，对修身养性是有很大帮助的，因此，茶道与茶境分不开，茶礼，指茶事过程的礼仪祭祀等形式，茶艺，指表面的一层，即制茶冲茶时的技艺或者艺术加工，可惜的是，如今茶道与茶境文化自然已成了日本的茶道，茶礼则被韩国学去并发扬光大，只剩下最肤浅的茶艺（也算是冲茶过程中的艺术修养但仅仅限培养情操艺术方面），看着邻国都有了“茶道”自己堂堂中国发源地怎能没有？因此把此拣去算是兜了底儿，这就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茶艺，更夸张的是，竟然发展成为一种表演形式，没有主客间一起的修养及心理交流，有的只是下面的一群当看电影似的观众，或者是一种街头现买现卖当卖油条式的饮食推销，下面请个客人，冲壶茶给他喝，而台下那位自然而然的想到的是期待茶的美味，所以，这又成了一种饮食文化了，唯一的亮点就是冲茶时的技艺，这样既有趣又值得观赏冲出的茶也自然美味，再加上茶艺小姐带有表演性质的仪式，还可以看到美女红袖添香，也算不错，至于道不道的，就全靠自己去体味了，可悲呼？孰可悲呼？因此，中国的茶文化只能是茶艺，叫茶道就有点暴殄天物了。
中国历代茶道按种类分可以分为三个，即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唐时期流行煎茶道，宋时在有煎茶道的基础上又有点茶道，同时宋时还盛行“斗茶”通过品茶猜茶品，打禅趣，日本的茶道，就是吸收了煎茶道和点茶道以及斗茶的形式（自己又在其基础上发明了“抹茶道”）宋亡以后，代表雅文化的上层社会“雅道”失传，被元统治的都是一些汉人平民哪有什么文化，明以后才发明了泡茶道，就是现在人们所习惯的，喝茶方式的雏形。如果说唐宋茶道讲究的是茶禅直接结合的话，那么盛于明中期的泡茶道则更多忽略了表象上所表达的禅的意境，而是在茶艺上表达茶趣一体，形式上注重“道”，现在的中国茶艺追其源头来其源也是泡茶道，其中最流行的”茶道表演“，始于清代宫廷，也可以说，到了清代，茶艺中本身蕴涵的修道意义才转化为完全以表演形式奉茶的表演意义。但现在的茶艺又和明时的泡茶道不太一样，正确说是内涵更加退化了，现在的茶艺文化，则是由清代出现的工夫茶道发展而来，虽然工夫茶道流行于福广地区，但也有很多不拘小结或者说退化的地方，比如说每个步骤起的一些华丽的词名，技巧上华而不实，使用盖碗，高冲壶，“点兵”等方式太过强烈（茶道整个氛围应该是安静温和并天人合一的）不出示茶具（茶具不仅是茶本身也是整个茶文化的载体）动作上的夸张过去其形式本身的夸张，鉴赏茶叶好象很无聊，闻香品茗杯口在一起送给客人很不卫生，更重要的是，没有客人同步骤一起品茶养性的互动感，要知道，表演不是本意，更重要的是茶道精神，哪怕仅限于品茶上。
2、茶文化礼仪
下面就说一下明中期盛行的泡茶道仪式，按理说真正的茶道文化应该在唐宋，可惜的是仪式方面已经断代不复存了。而且，唐宋虽然有茶道的仪式，但他们往往更喜欢单纯的品茶。主人邀请客人来品茶，没有侍女冲茶，只主客几个人，旁至多只有一童子捧案侍立，寻找一分特殊的环境。没有冲茶-奉茶-品茶的仪式，而是拿出现成的茶招待客人。大家坐在一起只喝茶，不多发言，观察周围的景色。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清、静、和、寂的氛围,礼仪形式也从简，童子捧案向客人进茶，客人立身回礼。
明时期的泡茶道将侍女的侍茶茶艺与主客品茶悟道结合在了一起，有点介于唐宋时期的品茶和后来茶艺表演之间，既有茶艺也有修身养性方面的特征，因此也可以归为茶道，一般只用于主人待客上席间请茶师来主持茶艺。但明又有了一种新文化意义上的发展，即茶艺成为大家闺秀的闺中之乐，作为修身养性的锻炼过程。同时又可以培养艺术情趣、艺术情操，使得自己心灵手巧，兰心惠质，建立德馨。因此颇受大家闺秀的青睐。其意义如同于抚琴、刺绣、插花重在自娱自赏。做茶艺前可先抚琴，然后净手焚香、备器候用、温杯熏杯。其形式与现在工夫茶大抵一致。茶艺的过程中还可以赏月赏画，作为自身的修养（过程中，注重动作姿态的优雅）。
下面就来说说待客中的茶道。唐宋时期的茶境，即品茶的环境，以户外为主。多选择禅室道场内，清风明月下，村野郊外，林里山间等惬意的地点，以自然环境为主。到了明代，明人发明了专门的茶庐茶室这样特殊的地点，室内陈设多以配合茶艺表演操作而设置，基本格局每间茶室几乎差不多，个别的布置，如挂画摆设等皆按照主人喜好与品位来安排。不同的布置代表了主人不同的品位和不同的思想感悟。
室内基本陈设：茶师位置一般在室内北面，对面随意摆放几张绣墩作为主人和客人的座位。中式茶道中的坐次很随便，不拘一格，主要是感受自然的氛围（日本茶道中客人皆列排坐于室内的左右两边，皆严襟正坐，座次的排位很关键，品茶时将杯子传递每人只品一口，有点类似先秦时朝会的感觉，氛围庄严肃穆）茶师用一长条方桌，背后设一屏风，中间一坐墩，桌左边设茶洗、水，桌右边摆设一插花花瓶。茶师坐着事茶，侍女捧案于旁边。
准备器具：一茶座（最好表面带格为漏水装置）；一茶煲（盛开水用）；一茶炉（煮茶用，旁最好带有小挡风屏）；一茶洗（洗茶杯用）；一茶叶罐（装茶叶用）；一茶罐（捣茶叶用）、茶勺（盛茶叶用）、茶漏（盛茶汤用）、茶捣（捣碎茶叶用）、茶竹（夹茶杯用的夹子）放于一瓶里；一小香炉，茶座上摆放一套闻香杯、一套品茗杯，外加茶壶。
对主客要求：做到安静，有礼有序，正装出席，不说话私语，主人礼让客人。
对茶师要求：动作有序不紧不慢，庄重，行动优雅（注重）有礼。人员一般为一茶师，两陪侍侍者，侍者站屏风左右斜向捧案而立，无案时应合手而立（合手，手搭于腹前掩于袖中）茶师与侍者行礼时都应合手而鞠躬。
仪式：
待客赏境（茶境）——茶艺前，主客聚齐，主人与客人依次行礼问安，一般是客人行礼，主人答礼。主人招待客人，陪其谈话，顺便请客人参观茶室，主人向客人展示自己的布置，并请客人点评，作为话题。
品初礼茶——茶艺开始前，主客落座，这时都不再讲话，茶师率其侍女进，到桌前，横列一排鞠躬致敬，主客起身答礼，然后皆落座。茶会便正式开始。
净手焚香——侍女先捧水盆进，茶师净手（象征性）然后依次走到客人跟前，先客后主，主客也需净手。古代人认为茶事是心诚庄重的，同时亦要保持清洁，净手无疑已等于净心）然后茶师点燃香炉，一放于自己桌上，一让侍女放于客人坐中间的矮案上。静气之香在茶文化中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增添意境外，还利于调节气氛，增添平和的气息，更利于在座人们心灵之间的联系交流。
展示茶具——然后茶师将茶具放于案上，侍女捧案将茶具（主要是茶杯）分发给客人供其观赏点评。
3、茶文化礼仪
洗茶
岩泉初沸——第一步先煮水，泡茶道直接用开水冲泡茶叶末即可。（唐宋时期的煎茶法则是将茶饼直接煮成茶汤，因此第一步需要“捣茶-煮茶-调茶”，用茶勺取茶叶放入茶罐中，用茶捣将茶叶捣碎，捣时要慢，细，雅；再将茶叶放入茶炉中，注入开水煮茶；煮好后，用茶拌轻调茶汤，盛起复放回，调法很有技艺）。
洗茶
孟臣三沐——水开（茶汤煮好）后，用茶漏盛开水轻轻淋洗于茶壶上（谓之温壶）；再打开茶炉，用茶漏盛茶汤注入茶壶中，尽量注过多量的水，然后用壶盖轻轻一扫，茶汤顺流淋满壶身（冲泡）；然后盖上壶盖，再盛茶汤淋壶身（使茶壶里外皆有茗香）。（在没兴用茶壶泡茶之前，直接用茶漏将煮好得茶汤淋于茶杯上，也为三淋，第一步用开水轻淋杯身，第二步注入茶汤，第三步复用茶汤整个淋之，淋法有技艺，或冲或滴，或紧或慢）后来有了茶壶，不同茶器质料泡茶时能更加有利于保存味道，例如紫砂，还有一种茶壶，顶盖处有孔，这样是使茗香能散发出来，同时又利于蒸发味佳，明茶艺爱用露孔散气，称之为“茗香壶”。
洗杯-温杯-熏杯——与料理茶壶是一样的，茶杯也需要温-洗-薰，这边用精致的茶壶还须泡上一些时间，先取出手帕（最好为绸巾）放于桌上叠成小方，逐个擦拭茶杯，再用茶夹夹杯依次放入茶洗中过水清洗，再夹茶杯于茗气前滚热温烫，最后将茶杯放于香炉前熏香静气。
盛汤倒茶——茶泡好后，依次往茶杯里注水，玉液回壶，如果茶壶是“茗香壶”的话，还可将茶杯里的水重新浇回茶壶中。
茶香合壁、递手传香——回壶后，再次注入茶水，这回将闻香杯盖于其上，左手托起，右手覆于杯上，端至胸前，左右晃三次，是为茶茗之香与茶气之香交合在一起，然后取下闻香杯，双手端于鼻前，捻转而嗅，然后侍女再将闻香杯奉与客人，客人依次如状品嗅。
奉茶——将所有茶杯注上茶水后，取闻香杯覆于其上，再取丝帕覆茗香上反复静气，然后将丝帕放于左手，用右手折叠，将茶杯放于丝帕上，然后双手放茶杯于案上（用丝帕垫茶杯主要是怕烫手，而且一些好质的丝料隔热，至于动作，则是为了好看，同时亦要讲究奉茶时的幽雅礼仪），然后侍女捧案依次奉于客人，先客后主。侍女奉茶时，应举案至眉一下，以示尊敬，客人原座躬身答礼，方可接过案。
品茶——品茶时，先合香；茶师示意，众人左手托杯，右手覆于杯上，一起端于胸前晃动三次，谓之茗气合香。再闻香；右手取下闻香杯，左手托于鼻前，捻转而嗅，然后才是品茗；左手端起茶杯（连带丝帕），端至嘴前，右手将茶杯于丝帕上转三圈，谓之观汤色，然后遮注杯前部而饮（其实不只茶道时这样，古人无论喝酒还是品茶，都要将手遮于杯前部，防御品饮时的不雅观）然后放下。（对于品茶时动作最为注意，也算是整个茶艺中唯一要求行仪，规矩得体的地方吧，先前都不是注意动作的，最多是“弄茶”一做一观而已，因此，品茶时左手右手等动作，是为注意的）品饮一共举三次。因品茶至多三口，亦不能大口喝，只能细细抿之，一品苦涩，二品甜腻，三细细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