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2 16:35:3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一）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分析
自从1992年两国关系实现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以来，俄罗斯开始了对华直接投资进程。如图1所示，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从总体上看，起伏较大，进展缓慢。1992年底中俄实现两国关系的平稳过渡，1993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达到4194万美元，但之后的几年里投资额开始逐年下降，一直在低处徘徊。直到1998年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才开始缓慢增长。2004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将俄罗斯对华投资推向了，投资额达到了12638万美元。但此后直至2009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又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9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3177万美元，仍不及1993-1994年期间的投资额。
可见，近几年俄罗斯对华投资逐年下降的状况，与持续升温的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相比极不协调。可是，虽然投资额在下降，但下降幅度已经有所趋缓。随着2010年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大幅上升，使得依靠能源出口带动的俄罗斯经济逐渐回暖，俄罗斯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也开始将目光瞄准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根据《中国统计月报》统计，2010年，俄罗斯对华实际投资额为3497万美元，同比增长9.2%，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有所回升。
（二）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分析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02）》以及新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如图2所示，投资第一产业的比重过小，仅有4家企业，约占总数的1%，主要投向农业和渔业；投资第二产业的比重过大，有377家企业，约占总数的71%，主要投向制造业和建筑业；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不足，共151家企业，约占总数的28%，主要投向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总体来看，目前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上。并且通过对制造业进行细分，从企业数来看，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截止2009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纺织业，这三个行业的俄罗斯投资企业数分别占企业总数的15.86%、13.98%和12.1%。其次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占5.38%，食品制造业占5.3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5.11%，通用设备制造业占4.84%，金属制品业占4.57%，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占4.03%，这十大行业占据了俄罗斯企业制造业投资的71.25%的份额。可见，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密集型及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很小。
（三）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1992-2000年，中俄两国之间的投资合作处于低潮阶段，这一时期的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产业互补的东北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山东、天津等地。而随着2000年之后中俄两国投资合作的逐步深入，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呈现明显扩大的趋势。截止2009年末，俄罗斯外商投资企业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占全部投资的90%以上。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俄罗斯投资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俄罗斯投资企业达183家，占34.4%，注册资金额达34619.64万美元，占44.8%。而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虽也有俄罗斯投资分布，但是所占份额不足10%。由此可见，截止目前，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浙江和山东是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两个省份。
（四）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方式分析
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建立途径来看，由于中国对某些产业投资领域的限制，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在中国新建企业来开拓市场，而很少采用收购中国本土企业的方式组织经营。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10年参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的外商投资企业资料统计，截止2009年12月31日，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共有532家，注册资金总额为77119.19万美元，投资总额为119632.57万美元。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比例来看，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方式包括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方式。根据统计，从企业数来看，有98.3%的企业采取了合资或独资的方式，其中，采取合资方式经营的企业数最多，占50.2%，而仅有1.7%的企业采取合作方式经营。从投资总额来看，采取合资方式的企业投资总额占绝对优势，达52.4%；而采取合作方式的企业投资总额占比最少，仅为18%。从注册资金总额来看，仍然是采取合资方式的企业注册资金总额最高，占55.6%；而采取合作方式的企业注册资金总额最少，仅为12.7%。可见，当前俄罗斯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方式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独资方式次之，稳定性较差的合作方式则很少采用。
二、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规模过小
近几年，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中俄投资合作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过小。首先，与中俄贸易额相比，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相距甚远。从1992年至2009年的投资规模来看，2004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达12638万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但仅为当年对俄出口额的1/72，进口额的1/96，进出口额的1/168。可见，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严重滞后于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其次，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利用外资额中所占比重来看，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处于绝对低水平。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即使在2004年的历史最好时期，也仅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0.21%，2009年更跌至历史最低水平，仅占0.04%。最后，从俄罗斯在华企业来看， 2009年注册资金在5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达54家，占62.8%，而其投资总额为744.54万美元，仅占2.9%，但是注册资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只有4家，而投资总额却占53%，可见，俄罗斯在华投资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缺少大型投资项目的带动，因而使得俄罗斯对华投资的规模无法快速增长。
（二）俄罗斯投资于中国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过低
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但是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先进技术，推动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制造业的技术分类，分析俄罗斯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发现，截止2009年，俄罗斯投资于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为主的高技术企业共23家，占总数的6.18%，注册资金额2818.97万美元，占总数的4.61%；投资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中高技术企业共26家，占6.99%，注册资金额5798万美元，占9.47%；投资于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焦炭、炼油产品及核燃料、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业为主的中低技术企业有80家，占21.53%，注册资金额19375.217万美元，占31.68%；投资于纺织、服装、皮革、家具、木材加工、食品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企业有243家，占65.34%，注册资金额33190.555万美元，占54.25%。
可见，俄罗斯投资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特点，系以低技术和中低技术类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很低，因此，难以促进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我国利用俄罗斯外资的质量低下。同时，由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为出口导向型，俄罗斯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中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层次偏低、效益低下，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战略升级形成了掣肘，因此，中俄投资合作急需进一步优化利用俄罗斯的外资结构。
（三）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方式比较落后
从国际资本的流动规律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主要有“绿地投资”和“跨国收购”两种形式，而跨国收购逐步成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是，从俄罗斯对华投资方式来看，绝大多数属于绿地投资，跨国收购规模很小，且大部分俄罗斯收购案例都以失败告终。如2008年俄罗斯钢铁制造企业耶弗拉兹公司(Evraz) 宣布与中国河北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达成协议，计划以15亿美元购买德龙控股10%的股权。根据协议，Evraz附带增加持股比例至51%的有条件选择，一旦行使该选择权，Evraz需买断德龙控股，成为最大的控股股东。但在签订收购协议一年半之后，其收购计划因未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而宣告失败。同样，2008年俄钢铁巨头欧亚集团欲参与收购中国金属（FERRO CHINA）20%股份，以开拓俄罗斯在中国的钢铁市场，但也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落后，势必导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效率与效益的持续下降，因此，必须鼓励俄罗斯企业采用跨境收购方式进行对华直接投资。
三、加快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中俄投资合作机制。目前，负责中俄投资合作的组织机构是中俄经贸合作分委会投资合作常设工作小组，该机构应作为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领导机构，认真研究双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建议，定期就双方投资政策及符合双边投资合作优先方向和标准的具体投资项目进行信息交流与商讨，并有针对性地促进这些项目的执行。同时，要利用中俄投资促进会议开展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工作，不仅要促进中国对俄直接投资，还要更好地吸引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另外，在中俄投资合作常设工作小组的指导下，两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间也要建立定期会晤机制，营造良好的公共关系和广泛的合作渠道，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开展切合实际的双边投资合作。各地政府应组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商业厅等相关部门定期召开会议，建立跨部门的领导协调机制，制定吸引俄罗斯投资的整体战略。最后，要鼓励合法中介机构为俄罗斯企业规避投资风险、捕捉信息、抢占商机提供咨询服务，并培养法律专家、中俄文翻译和商务人才，为吸引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辟建中俄自由贸易区推进中俄投资合作。在当前中俄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显著增强的背景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会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也将涉及一系列投资领域的条款，双方对区域内的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和投资保护等问题会或多或少地做出规定，从而减少相互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加对相互直接投资的保护，加速双方相互直接投资便利化。同时，通过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双方各自的投资法律法规更加协调、透明。双方投资者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所需要的投资信息，减少向对方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另外，通过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断完善中俄双方各自的基础设施，对中俄相互直接投资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最后，通过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削减区域内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促进区域内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促使双方产业分工细化，增加产业内贸易，带动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产生巨大的投资促进效应。
第三，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国家沿边开放战略的催生下，黑龙江省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悠久的历史人文优势和广泛的公共关系优势，大力推进以对俄经贸投资合作为主的沿边开放。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以牡丹江、佳木斯等中心城市为依托，沿边口岸为节点，一线贯穿，多点向外，“半月形”的沿边开放带，为巩固和发展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鉴于黑龙江省具有的优势条件和在中俄投资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考虑到国家沿边开放战略和外交策略的总体要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建议国家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成为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集聚地。
最近，我们对1990年至2015年间美国与中国直接投资（FDI）的额度、方式和行业进行了量化研究。
总的来看，美国公司自1979年以来就是活跃的对华投资者，在华投资总额累计达到数千亿美元。但过去10年中，中国投资者开始扩大在美投资，使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关系变成了“双向道”，每年的资金流动额度高达数十亿美元。
这个变化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使得直接投资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受优先考量的因素之一。
中国传统上并非对美直接投资大国，但过去10年中，中国企业迅速扩大了在美国的投资足迹。尽管目前的中国对美投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它已经在很短时间内跃升到了巨大的规模。
从投资结构和方式上来看，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方式是并购而非拓荒式投资，其投资目的地也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扩展向美国的更多州。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对美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现在越来越多是私企（过去3年平均每年约77%的在美中国投资者为私人企业），投资者组合也从过去的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加入了私募股权公司、风险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投资者。
综合来看，25年来，美国对华累计直接投资额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的4倍；但如果按年度投资额计算，自2015年以来，方向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
中美直接投资的行业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早期美国对华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求低成本制造方，而如今美国对中国投资更主要是为了消费者导向式的生产。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一开始主要由寻找技术、品牌和人才等战略性资产的目的所驱动，近年来则扩展向寻求金融回报。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尽管仍然处在早期阶段，但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优点已经开始显现，比如提供了美国非常需要的资本，创造了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也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分享美国的优势。这比贸易和旅游更能促进中美人际间交往，已经使超过90%的美国州和中国省份从中受益。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相比大量引进的FDI，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包括产业选择、区位选择、主体选择和投资方式选择的战略选择，为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直接对外投资投资战略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1，179.1亿美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还比较薄弱，海外投资企业数量、每年海外投资的金额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都还比较小。而且，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数为中小型项目。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中，仅有35家中国企业，且排名大多数位于下游。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研究
1.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突破口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资源开采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极为优越。对于一些行业，如采矿业、林业、石油开采业，世界上一些国家资源的供大于求，我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的到国外去投资，开采、加工和运回国外的资源以满足国内需要。
2.以制造业和贸易替代为海外投资重点
对我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3.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一致的标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当地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可以直接获取一般技术贸易和引进外资所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播回国内运用，从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事业部。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我国地处亚洲，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需求偏好等使得进入障碍较小；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技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边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投资机会较多；还可以利用东道国享有的优惠贸易条件，把产品销往第三国。
2.有选择地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因为其拥有优良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稳定，投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市场发达，各类人才丰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掌握的高新技术反馈回国内。
3.积极谨慎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国家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进行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拥有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产品出口能力较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战略
1.重点发展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直接的效果是创造经营的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避免外部市场交易的风险；使资金的转移、税赋的合理避逃有了通畅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谈判、询价等交易成本；保证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续获得利益。对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还可以保证母公司所需资源的稳定来源。
2.大力发展具有经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却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其拥有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优势。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都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劳动力成本低，产业转移产品的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也比较低廉；产权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了简明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优势；拥有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实用技术。
3.促进企业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来自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地，如宁波的服装、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产业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成长的角度看，
企业集群可以作为一跨国公司成长发展过程中内部化优势的一种替代。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1.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有利于冲破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控制以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并购、合资为主。这种进入方式能够直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培养自己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充分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2.根据中国的行业特性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一些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应该以新建企业和合资进入方式为主要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等机械加工业是中国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投资优势，这些行业投资市场主要是经济技术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
3.根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有利于发挥这两种投资方式的优点，避免并购、独资的劣势。选择新建和合资方式可以节约外汇资金，有利于利用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弥补新建企业所需时间较长的不足，新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建合资企业比较欢迎。
参考文献：
[1]江小娟，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国际直接投资带动了贸易量的迅猛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其发挥的作用除了能弥补发展中国家储蓄缺口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在当地会产生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益。具体说来，东道国通过吸收随外资一起转移的技术、管理经验，迅速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商品的技术含量，改善贸易的商品结构，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家出口产业的成长，并可利用外商的销售网络迅速进入国际市场，进而扩大他们的对外贸易量。
中国从1978年出口的206亿美元，世界排名第32位，上升到2007年的1.2183万亿美元，排名第2位，占到全球商品出口贸易的8.8%。
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方式的影响。跨国公司广泛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使贸易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随着跨国公司出现后，贸易中间商、商的地位相对下降。国际化生产方式及利用各国比较优势的需要使加工贸易盛行起来，许多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加工基地。除了加工贸易，补偿贸易、国际分包合同等其他新型贸易方式也有所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对定价机制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主要通过“转移价格”（划拨价格）来进行。“转移价格”是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目标，在母公司和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交换商品和劳务时采用的交易价格，目的在于逃避税收，回避经营风险，加强公司的竞争优势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有可能和实际成本没有直接联系，因而具有很强的人为性。“转移价格”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市场的价格行情更加变幻莫测，同时模糊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关系，使贸易利益的归属难以计算。
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着重体现在东道国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上。一般说来，过去发展中东道国引进的外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开发领域。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转向东道国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东道国的出口就相应变为以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这说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促进。在进口方面，机械设备、原料辅料等资本品往往在东道国进口构成中占较大比重。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产品在东道国的进口构成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日益融合及共同发展的趋势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同步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的大幅度提升，国际资本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之与国际贸易规模的差距正在不断地缩小，二者之间的发展同步性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总量增长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两大重要标志和表现。这表明国际资本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带动国际贸易高速增长的原因，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又促使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相一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材料、初级产品在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制成品比例不断上升。在制成品贸易内部，高科技产品贸易成长速度比低技术产品成长快。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表现出的特点是投资方式开始从以产业结构转换导向型和资源开发导向型投资转为向技术创新导向型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型投资，表现为研究开发和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投资比例上升。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政策的相互结合。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融合的趋势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中已表现得越来越清楚。早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乌拉圭回合”就已经将投资问题列入谈判议程并达成了协议。在此轮谈判中修改和补充的《关贸总协定1994》规则涵盖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问题，旨在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扩展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
中国制造业贸易和投资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企业综合能力的提高，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业务逐的增加，单笔项目的收购金额也越来越大。同年我国境内企业共买下278家德国企业。可以看出，跨国并购正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仍处于探索尝试的阶段。
以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从传统制造业逐渐转变为先进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广泛，13个大类基本都有涉及。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以及国内制造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分布上呈现出从传统制造业逐渐向先进制造业转变这样一种趋势。所谓传统制造业，一般是指其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近几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的分布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己逐渐成为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但是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7年底，纺织业、钢铁业、造纸、木材加工等传统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上占绝大部分。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贡献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1.25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北京市以其具有的首都特殊地理位置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跨国公司来京投资。1980～2007年北京市累计外商直接投资376亿美元。经过1980～1983年起步，1984～1991年初步发展，1992～2000年高速发展，2001～2003年调整，2004～2007年的稳定发展；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总计27，984家，世界500强企业中累计有203家来京投资，累计设立的投资性公司达154家，商务部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0家，累计批准设立研发功能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277家。198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仅为2.1%，200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上升为6.5%。（图1）
一、特点分析
（一）第三产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由图1可知，198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1994年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01～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有些回落；此后，又开始稳定增长。其中原因是：北京市按照“三、二、一”产业结构发展的方针，第三产业被列为北京市经济发展的重点，外商直接投资也紧密围绕着全市三大产业的发展格局，加大第三产业投资规模和力度。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与全国总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完全不同，全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以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为主，而北京市以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为主。据统计，从1996年开始，外商投资中工业、建筑业占比之和已不到40%，而居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到2000年，居民服务业已占整个外商直接投资的80%以上。按照2002年后新的统计口径，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三产业产值比值一直高于60%。200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达到80.6%。
从产业角度分析，第三产业主要是从工业或者说制造业中分离、发展出来的。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关系到第三产业的发展进程。例如，没有电子通讯设备，与之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就寸步难行。所以说，如果制造业不发展，第三产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制造业发展的越好，第三产业越能健康发展。
第二产业不是北京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扩大的产业，利用外资规模偏小；第三产业利用外资集中度高，大部分外资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在此期间，房地产业引资拉动力又有所减弱，而第三产业绝大部分行业吸收外资规模又偏小。在这样一个时期，北京市利用外资呈现出了缓慢发展的态势。
近些年，北京市确立了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指导方针，对现代制造业尤其是电子和汽车业的招商力度加大，出现了一批代表北京发展水平的大型外资企业。2004年北京市制造业在大型外资企业的带动下，规模迅速扩大，全年吸收外资22.8亿美元，比2003年全年规模扩大了13.7亿美元，对合同外资的贡献率达到45.8%。同时，商务服务业成为北京市第三产业最具代表性的行业，2004年利用外资21.5亿美元，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82.7%。此后，在商业服务业的推动下，2005～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大幅度增长；2007年由于房地产业的推动，使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中的第三产业投资额远远高于第二产业，达到80%以上。
（二）外商独资企业取代合资企业，在外商投资方式中占据主要地位。一般来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新建投资，也称为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建立一个新的企业，或独资、或合资；另一种是跨国并购，即通过跨国收购或兼并方式来控制东道国的企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全球范围进行投资常常采用并购方式，导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中外商独资企业逐渐增多。据统计，1996～2007年10年间，北京市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稳定，但中外合资企业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减少；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均不断减少；而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均不断增加。（图2）
（三）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而香港仍是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最多的地区。对1996～2007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香港以84.24亿美元位居第一，日本以45.44亿美元位居第二。2006～2007年来自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外商直接投资排名前2位；2007年来自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外商直接投资均超过10亿美元，分别为：14.93亿美元、10.42亿美元，而均以服务业、房地产为主要投资行业，投资技术水平不高。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2月诺基亚西门子投资诺基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4，397万美元，用于发展通信设备制造，该项目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总之，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外商独资企业取代合资企业，在外商投资方式中占据主体地位，合作投资从金额和占比都在减少，合资投资在占比上减少，金额上稳定，外商独资在占比和金额上都增长很快；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香港仍是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最多的地区。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是外国企业在建厂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其直接增加GDP值，对GDP有直接贡献。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在九十年代后发展很快，特别是1994年、1995年投资出现过热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值一度超过10%，如图3所示。2000年后有所减少，但也保持了稳步增长，200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1亿美元，占当年GDP的4%还多。（图3）
借鉴刘云在《跨国技术创新：研发国际化的组织模式及影响》中的模型，以Y表示北京市生产总值GDP，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表示为：
Y＝F（X，U）（1）
其中，X、U分别表示FDI和其他要素变量。
（1）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可得：
（2）式中，Fx、Fu分别表示Y对X、U的偏导数。设除FDI外，其他自变量均不随时间变化，经整理可得：
YT＝C1＋C2XT（3）
其中：YT、XT为每年的GDP和FDI，C1、C2为常数。对（2）式两边除以Y，再进行差分后整理得：
YT＝C1′＋C2′XT（4）
其中：YT、XT为GDP和FDI增长率，C1′、C2′为常数。采用2002～2007年的FDI与GDP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求出GDP与FDI的关系及GDP增长率与FDI增长率的关系。
YT＝1566.885＋18.538XT（5）
R=0.982，调整后的R2=0.965，F=111.125，TC1＝3.173，TC2＝10.542。
YT＝12.655＋0.149XT（6）
全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2002～2007年的FDI平均增长率为0.213。则这期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0.213×14.9%=3.17%，增长3.17%，即2002～2007年间的FDI增长可以带给GDP3.17%的增长贡献率。
（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外商企业就开始在北京市投资设厂。最初外商投资质量不高，仅投资在餐饮业，而后又主要投资在第二产业。此后，又根据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从1996年开始，外商投资中工业、建筑业占比之和已不到40%，而居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2000年居民服务业占整个外商直接投资的80%以上。按照2002年后新的统计口径，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三产业产值比值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由2004年的62.8%、2005年的65.5%、2006年的75.9%提高到2007年的80.6%。2007年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40.8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逐年增加，有力促进了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
（三）外资全员劳产率对北京市全员劳产率贡献显著。以Z表示北京市全员劳产率，以W表示外资企业全员劳产率，以1997～2006年全员劳产率的数据为基础建立模型：
Z＝a×W+b（7）
进行一次回归后得：
Z＝－35116.85＋0.767789W（8）
R2=0.918855，R=0.959，调整后的R2=0.908712，F=90.589，TC1＝－2.68，TC2＝9.518。
结论：通过显著性检查，接受计算结果。
从上面的计算看到，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与北京市技术创新是正相关，在1997～2006年的整个阶段，外资企业全员劳产率每提高1元/人，就会给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带来大约0.77元的增长。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外商独资企业不重视消化吸收。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6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经费为150，328万元、11，441万元，技术引进经费和消化吸收经费之比为1∶0.0761。这就意味着：投入1元钱买技术，而实际用于技术转化的经费只有几分钱，买技术和技术转化的经费差距是十几倍甚至百倍的关系。北京市消化吸收比例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商独资企业消化吸收不够，即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直接拿来使用，不开发创新。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交易成为技术转移的发展趋势，但跨国公司往往只将现成的、标准化的技术转让给海外的子公司使用，而先进的技术往往留在母公司。
（二）合资企业不重视研发投入。合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少，如北京市某汽车合资企业，中外方各占50%股权，由于中方与外方有技术差距，实际外方占据了公司的有利位置，在合资公司内具有强有力的发言权，对研发投入具有决定权。而外方一般对合资公司内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很少，中方又无力反对。据统计，2003～2006年四年中，该公司几乎没有研发投入，只在2007年有1.3亿元的投入，仅占当年销售收入的0.55%，至于用于引进消化的研发投入就更少了，或干脆没有。
（三）与内资企业合作逐年减少。据统计，1996年北京市中外合作企业FDI为4.29亿美元，2007年北京市中外合作企业FDI减少为1.8亿美元；1996年北京市中外合资企业FDI为8.49亿美元，2007年北京市中外合作企业FDI为7.799亿美元，1996年略有减少。从占比看，1996年中外合资与中外合作企业FDI占北京市FDI的80%以上，而2007年占比不足20%；相反，外商独资企业的占比从1996年的17.6%猛增到2007年的80.7%。与内资企业合作逐年减少，对本地经济增长特别是技术进步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四、几点建议
（一）给予外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对外资企业过高的“超国民待遇”或不平等的“低国民待遇”对内、外资企业发展都不利。前者会造成盲目引进许多外商投资或将内资企业变相转变成外资企业，造成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后者则会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负担，不利于外资企业发展。因此，应给予外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使企业之间平等竞争。
（二）规范对合资企业的管理。加大对外资服务的力度，优化为外资服务；对外资公司尤其是合资公司的服务与监控并举，特别是对50%股份的中外资合资企业，政府要监控原料来源、财务等等，要求其投入研发费用用于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树立良好的政绩观，提高FDI的质量。树立良好的政绩观，不要盲目引进外资，搞重复建设；要提高FDI的质量，真正实现“市场换技术”。另外，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环境保护，严控“两高一资”行业，继续引导外商扩大增资、并购等非“绿地投资”。
（四）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合作。利用北京市总部优势和科技资源优势，鼓励北京市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院校、研究所的合作，尤其是产学研的结合；鼓励跨国公司以非独资的方式设立R&D机构、加强合作，建立企业间虚拟R&D网络联盟。鼓励内、外资企业的人才交流，学习模仿，扩大外资企业、研发机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选择 基准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逐渐把中国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国外的产业正逐步向中国转移，中国的产业也要“走出去”。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优化产业结构，走国际化的道路意义深远。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综合实力的增长，交通、通讯等基础条件的改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保障；大型企业集团的逐步形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构筑了组织载体；成熟技术和传统产品的优势、低廉产品成本的竞争优势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的优势，决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目前至关紧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
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要遵循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又必须从中国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按照这一思路，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当遵循以下基准。
一、遵循产业递进规律
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投资的产业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换，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最早的投资大多是为了获得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中间产品等，其投资产业往往是采掘业和一般制造业。随着技术进步、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加强，投资转向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以谋取更高利润。全球战略的制定，又使投资方向转移到快速增长的第三产业上。这一投资的阶段性规律实际上也说明了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化的跃升期，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要遵循产业递进规律，在继续扩大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投资的基础上，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跨越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阶段，最终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递进仅为一般规律，并不要求所有企业都按照这一规律决定投资方向。只要企业有充分的比较优势，同样可以在较高级的产业领域投资。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同样是可行的。
二、发挥产业组合比较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还取决于产业内优势企业的组合状况。鉴于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收集相关信息成本相对增加，投资项目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组建企业集团，发挥集团优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方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优势本质上是一种“组合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经济优势的集合。但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却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中。只有当化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成为可能时，才能不断扩大中国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济空间。
集团的组建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产业内实行企业间的联合，也可以实行跨行业的企业间联合，只要组建的企业集团能通过内部化提高经营效益，对外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将大为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国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国家企业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国内合资企业的普遍成功说明国内企业可以同国外企业合作，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强调产业内部化，还要奉行产业内部化与全球化并举战略。
三、把握区位比较优势
通过企业组合的方式能够体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是相对于一定区位的投资优势，即母国某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使投资国与东道国双方获益的内在经济根源。当投资者结合本身产业特点合理选择和利用东道国区位要素时，就会强化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比较优势或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反之，如果投资者对区位选择不当，不仅不能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还可能造成对外直接投资亏损或失败，使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受阻。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区位选择与投资产业及投资者比较优势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产业选择”是将其“区位选择”包含在其中的，选择了不同的“区位”，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要符合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其经济基础水平。各国对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投资产业领域都有明确的规定，哪些产业属于鼓励投资领域，哪些产业属于可以投资领域，又有哪些产业属于禁止投资或有限制投资领域。进入东道国之前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有关吸收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对投资目标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市场潜力、市场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进入目标市场的产业所占有的市场不但存在未满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这应是企业选择产业的首要条件。市场有发展潜力，企业才能在满足消费者潜在和未来的需求中得到长期发展。该市场有一定的购买力，能取得一定的销售额和利润，这是企业选择产业的重要条件。因为市场上仅存在未满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现实的购买力，形成足够的销售额。如果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现实的市场。企业不能从市场的销售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就没有进入该市场的价值。
进一步看，我们前面所说的产业“组合优势”，也必须以投资的区位特征作为优势的“组合”基准。按照区位经济特征组合产业优势，是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的有效途径。
四、高新技术产业跟随
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企业跨国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领域。中国虽然在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上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开发领域却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高新技术产业覆盖了新材料、生物与医药技术、机械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生态与环保、电子信息等领域。同时中国通过利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对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轻纺、食品等传统行业进行渗透与改造，大批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使传统产业迅速升级。目前阶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国内产业化条件尚比较缺乏，因此，可以考虑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或与外国合作进行产业化，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国在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并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一直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严重偏少。在目前发达国家已
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应该在其市场的不同部分、技术的不同层次、产品的不同类型方面进行渗透型投资，利用其技术和技术人员进行生产，缩短技术获取的时间，并及时向国内相关产业传输，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质性要求
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偶合。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上，而且也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已经或正在向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而我国却处于完成传统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工业化两个阶段的重叠进行时期。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不仅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更应该充分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而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
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跃迁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已由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方式转变为以集约化、高度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必须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即在建立国际生产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形成对国内粗放经济的某种扩张效应，这可以说是我国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国际生产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应当是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核心问题。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国外“资本过剩型”的直接投资，而是为了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重心应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在国际投资领域，广泛拓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投资的非选择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对于“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来说，其投资的“机会成本”通常比“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要高，即这部分资本在国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产生的效益，是其转向海外投资的“代价”。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潜在投资机会日益增加，这种机会成本还会有所上升。弥补这种机会成本的主要途径，便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寻找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方向。另外，选择直接投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有利于为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让出一定的经济空间，从而促使本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各项基准的综合运用，而并不是某一单项基准所能决定的。作为选择基准，上述基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约束在性质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产业组合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一般的和基本的约束，这就是说，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只要具备这种优势，便具备发展跨国投资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产业选择已处于最优状态，相反它可能远离最优状态，甚至是一种对国内产业成长并无实际意义的投资选择。因此“产业选择”还必须加进“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约束条件。符合这一约束条件的国际投资，将通过贸易机制向国内相关产业传递增长动力，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市场条件，“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也给出了“产业组合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的基本形成方式，即这种优势的组合和定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过程，不是现有优势的随意组合，或者说，这种优势也是选择的结果。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则是这一选择的基本指标，即组合而成的区位比较优势，应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改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 贵州省 外商直接投资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格局，贵州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省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
1.1996年～2005年贵州省实际利用FDI的情况
表1显示了1996年～2005年间贵州省FDI的变动情况。在“九五”期间，经历了1997年的高峰后，贵州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呈下降的态势，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比最高峰时期的1997年下降了近50个百分点；而在“十五”期间，贵州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呈迅速上升趋势，到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0768万美元，比“十五”元年的2001年的2829万美元增加2.8倍多。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地处西部地区的贵州省所吸引的外商直接占全国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如2003年贵州省吸收的FDI仅占同年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数的1.1‰。
表1 1996年～2005年贵州省利用FDI情况
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2001年～2005年），贵州省商务厅电子政务网，gzcom.省略/zhengwu/info/guiz-wjm.
2.外商直接投资在贵州省的行业分布
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来看，一般来说，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是由外资投向所决定的。近5年来贵州省利用外商FDI的行业分布情况如表2。
表22001年～2005年贵州省FDI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同表1。
表2可以看出，近五年外商投资的产业特点是：(1)制造业是外商投资密集的行业。从2001年～2005年，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依次为41、21、41、35、23家，新增投资额也由2001年的2401万美元，增加到5542万美元，增长了1.31倍，占当年外商投资总额的50%以上。(2)采掘业、农业(农林牧渔)、房地产业三个行业是利用外资的重要行业，以2005年为例，这三个行业所占外商投资的比例分别为：32.31%、2.22%、1.41%。(3)交通运输、仓储及通讯邮电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艺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等行业是外商投资很少或很少投资的行业，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投资回报率比较低、利润空间小、收益风险大、周期较长等。(4) 贵州省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有外商投资，但在各行业中，外商投资资金的集中度也不一样。如2005年投资的60家企业总金额为10768万美元，平均每家企业投资179.47万美元，其中最高的是社会服务业，平均236万美元，最低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平均0.75万美元。（5）在许多现代服务业领域中如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利用外资严重不足。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贵州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十五” 期间贵州省的GDP一直保持着较强进的增长势头，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我们选取1992年～2004年的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社会固定总投资（FI，选取社会固定总投资中除去港澳台和外商投资部分）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经济模型：
其中，方程式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回归系数t检验值。可以看到，上述方程式的拟合性较好，但其中FDI的t检验值并不明显，所以还不能过分夸大FDI在贵州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更好地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贵州省经济增长的统计关联，我们以FDI作为解释变量，GDP为因变量，取双对数模型，建立回归方程。
这个方程式的拟合性并不是很好，R2偏小，说明解释性不高。在（1）式中虽然有较好的解释性，但可以理解是社会固定总投资对GDP的贡献显著。所以，可以初步认定FDI对贵州省的经济增长虽然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并不明显。
三、西部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利用FDI的对策
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要有效地吸引外资，必须不断的改革创新，用新的思路和新的办法，走出一条适宜于自身吸收利用外资加快发展的道路。笔者认为，从贵州的现实情况及其FDI的发展趋势出发，可以从外商投资环境、投资产业和投资方式三个方面来吸引和利用外资。
1.打造完善的软硬件，创造良好的引资环境
政府应营造培育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是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创建高效、廉洁、规范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体系，及时帮助外商和企业解决困难;二是加大对外政策的宣传力度，保证政策公开化、透明化，健全和完善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真正做到外商投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增加其投资收益，以吸纳更多的外资;三是加快微观主体的培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消除地方和行业壁垒，树立起良好的信用道德观念;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这是吸引外资的先决条件，也是促使投资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
2.进一步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贵州省拥有丰富的资源，尤其是能源、矿山和旅游等资源在全国具有显著地位，但由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这些资源远未得到充分利用，把外资引入这些领域进行开发利用的前景极为广阔。积极鼓励外商进入这些领域，可以形成能源、交通、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特色旅游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投资格局。同时，积极利用第一产业优化，主要对出口商品进行深加工，并注重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3.拓展引资方式，多渠道、多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关键词：跨国并购 引发因素 模式
在近20年间，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跨国并购的浪潮，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研究这一经济现象，对于正确判断世界经济新结构和未来趋势，籍以制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传统跨国并购理论的局限性
在国内企业并购达到一定程度后，跨国并购作为一种更为复杂的跨国性现象登上历史舞台，其理论渊源首先是并购理论，但是，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由于涉及企业的国籍不同，因此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相关的并购理论主要有规模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力理论、效率理论和问题理论，而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的。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发展的主流是一系列优势论说，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周期理论与区位因素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所有以上跨国并购理论分别从不同方面描述了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导致了众多理论假说的产生，这有助于对企业对外跨国并购的认识和理解。但是这些理论假说也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现有理论的研究对象大多针对发达国家企业，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跨国并购，并不能在所有的国家得以“通用”，表现出对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现象的解释力也显不足。
这些理论对于跨国直接投资的决策问题，即跨国创建和跨国并购的选择问题缺乏有力的理论解释。现有理论没有将跨国并购纳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因此，对于我国企业而言，需要进一步对跨国并购进行理论研究，以分析解释跨国并购行为，指导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实践。
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分析
（一） 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分析的假设条件
通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国外工厂、设备开支和直接投资的流量，要么与子公司的销售额有很高的相关关系，要么与在该行业、国家或有关地区总产出的某种尺度有相关关系。这些调查结果同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各种形式相一致。同样，尼克博克对寡头相互制约的研究也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既同工业集中指数，又同相关行业国外投资的盈利性有相当重要的关系。这些结果显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利润导向行为。由此，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跨国公司的行为与利润最大化理论大体相符。跨国公司的并购战略和计划主要取决于对收益成本的预期和对风险的分析。
作为一种跨国界的企业行为，对外直接投资有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两种方式。对于跨国并购的分析，应考虑到企业在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在跨国并购与跨国创建之间进行决策和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在建立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复合分析模式之前，首先设定假设前提条件：
对跨国并购的分析是在对外直接投资范围内进行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跨国并购与跨国创建两种选择；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直接投资行为，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投资收益。
（二）跨国并购引发因素的内在机制
本文认为，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是由引发因素支配的，而引发因素是由需要产生的。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一般来说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某种需要的策动下达到某个目标。需要、引发因素、行为和目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需要引发因素行为目标
由此可知，需要是引发因素的内驱力，没有需要就不可能产生引发因素。需要是引发因素产生的源泉。但并不是任何需要都能成为引发因素，只有需要指向一定的目标，并且展现出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时，才能形成引发因素，才会对行为有推动力。也就是说，有需要产生，还要有外部条件及内外相关条件对企业行为主体产生作用，才能成为实际活动的引发因素。只有和需要相适应的外部条件和内外相关条件出现时，需要才能成为跨国并购的引发因素。因此，形成企业引发因素的条件有三：内在条件；外在条件；内外相关条件。企业跨国并购，往往是在三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这就是企业跨国并购产生的机制。
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复合分析模式基本内涵
根据跨国并购引发因素的内在机制分析，跨国并购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其引发因素系统分析包括需要层次论、外部环境推动论和相关因素影响论。需要层次论是关于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内部条件的理论，外部环境推动论是关于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外部条件的理论，而相关因素影响论是关于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内外相关条件的理论。需要层次论、外部环境推动论和相关因素影响论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复合分析模式。
（一） 需要层次论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企业都要维持或提升本企业的经济利益。企业的这种愿望和追求可概括为三种需要，即维持企业生存需要、提高竞争力需要和追求寡占地位需要。跨国并购的内在推动力都直接来源于这三种需要。
1.维持生存需要。维持生存需要指的是一个企业维护现有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并维持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被淘汰的需要。从并购企业的角度来看，跨国并购满足其迅速扩充实力抵御被并购的需要。这是指企业在竞争现实和预期的驱使下，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以免在严酷的竞争中失败，从并购中寻求自身实力的壮大，以维持市场地位。
2.提高竞争力需要。提高竞争能力需要是指一个企业增强企业实力和扩大国际市场能力的需要。通过跨国并购可以在产生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加速科技发展及增强市场份额等几个方面满足提高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需要。
3.追求寡占地位需要。追求寡占地位需要指的是一个大型跨国公司在相关产业或行业内支配市场价格的需要。追求寡占地位的公司，通常是巨型跨国公司。有些巨型跨国公司由其母国经济制度的性质所决定，不存在控制世界产业经济的愿望。然而，跨国并购无疑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巨型跨国公司追求寡占地位的需要。
跨国并购企业三个层次的经济需要的同一性和对立性，使之既成为推动跨国并购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又成为酿成跨国并购错综复杂的根源。
（二）外部环境推动论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经营成为必然趋势。而在跨国直接投资决策中，究竟是选择创建方式还是选择并购方式，则与外部环境因素对创建和并购两种方式的强化程度有关。
1.企业产权股份化和证券交易国际化对跨国并购的正强化。企业产权股份化和证券交易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对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正强化的作用。首先，企业产权的股份化和分散化，使得“以少控多”的资本经营方式成为现实，这是跨国创建所难以匹敌的。其次，现代公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得公司的经济信息和财务信息越来越透明化，这就有效地降低了跨国并购价值评估、“黑箱”问题等对跨国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证券交易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使跨国并购方式的融资变得比跨国创建更为容易。因此，企业产权股份化和分散化，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使并购企业比创建企业具有更大的益处。
2.全球经济自由化对跨国并购的正强化。近年来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经济自由化的大趋势，这一趋势的实质就是所谓的“市场化”。我国采取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式，引进市场机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不同程度地解除了原先对经济活动的各种限制。原来严重制约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国内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已产生了有利于企业实行跨国并购的变化。国家政策鼓励“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这为组建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样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通过自由市场实行自由经营的普遍趋势，由此推动企业在自由竞争压力下主动或被迫进行跨国并购活动。例如，上海制订专门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收购兼并当地企业，并积极利用中国援外贷款参与非洲的资源开发。因此，政府放松经济管制对跨国并购起到了正强化的作用。
大量统计数据和研究资料表明，在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能力和区位因素相似的条件下，上述各种因素对跨国公司在跨国直接投资方式中越来越多地选择并购方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导致并购方式在全面实施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过程中的优势愈发显著，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三）相关因素影响论
由于跨国并购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企业，因此两个国家或企业之间的相关因素成为跨国并购引发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因素影响论包括：
1.社会结构相似度影响。统计表明，社会结构越相似，相似度越高，则并购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美欧国家等相互并购的迅猛发展，是与社会结构的相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美欧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密集的地方，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比较接近，消费结构和市场规模也较为一致，彼此能为对方的资本、技术、管理方式流动提供完备的外部条件，而在社会结构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的并购，则会产生更多的并购壁垒，因此社会结构相似度与跨国并购的发生率具有相关性。
2.制度安排影响。企业并购，实质是将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和交换，所以企业并购现象的多寡，取决于这种生产商品的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从制度经济学来看，这种市场供求关系和买卖或交换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跨国公司能否以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还取决于东道国是否竖起跨国并购者的进入障碍以及跨国并购者跨越这种障碍的难易程度。
当进行跨国并购企业处于两种不同制度安排的国家时，客观上会对跨国并购产生更多制度上的障碍。跨国公司在选择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时，即使有主观上选择并购方式的愿望或者某些特定需要产生的并购偏好，但面对制度安排的障碍，有可能也能采用以创建方式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
由跨国并购引发因素系统分析可知，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方式时，在当代世界背景下有利于并购选择的因素越来越多且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选择的平衡被打破，两者的可替代性不断被弱化，因此在跨国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方式成为主要形式。
跨国并购引发因素复合分析模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企业对外跨国并购的引发因素，但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解释跨国并购。同时，跨国并购引发因素系统分析容纳性较强，一些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流派不同程度地在该分析方法中得到体现，并从某一个角度进行论述来支持该分析方法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鲍曼.战略管理.中信出版社，1997
2.孔杰，韩建军.2001中国年度最佳资本运营案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