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2 16:35:5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农业保险经营原则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受灾面积广，成灾比例高。2004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11590万亩，成灾面积6280万亩，受灾人口1.17亿人，直接经济损失600多亿元。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农民收人水平和风险意识提高，保险有效需求明显增加。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停滞不前的局面亟待改善。近年来“三农”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探索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指示，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随着保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保等保险公司的海外上市，极大地限制了保险公司内部用商业性业务利润补贴农业保险亏损的做法，农业保险业务急剧萎缩，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及保险业发展状况极不适应，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
（三）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农业保险的特点是保险经营成本高，风险高，费率高，有些农险产品的保险费率甚至超过10％，远远高于其它险种费率水平，而农民支付保费的能力十分有限，保险覆盖面小，赔付率高，农业保险的这种准公共晶属性，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准公共产品，必然会出现供给不足，如果没有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很难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建立与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一）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基本思路。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和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改变传统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形式，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总体思路应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农业保险不能等同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其它险种，完全实行商业经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或照抄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特点的多种模式并存，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新模式。
（二）积极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历史、特点、操作方式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二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三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在以上五种模式中，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美国这种在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
各国农业保险在政府支持下，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以此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这种补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公平角度上说，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如美国有300万农民，仅有约30多万人参加了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计划。政府不仅补贴保费，还要补贴管理费，业务规模越大，补贴费用越高。墨西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因为政府补贴过高，而被迫停止。
（三）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经验，总结过去我国农业保险的经验教训，近期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模式，一是设立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三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设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四是设立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五是引进国际上经营农险较为成功的外资公司，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完全套用一种模式，但也不宜过于分散。如果完全由各地分散决策，自行选择农险模式，今后如何整合和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制度变迁的成本，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积极鼓励各地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同时，应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农险经营模式，以下两种模式是比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导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政策性农业保险。该模式的特点是按照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原则，实行委托经营。国家对农业保险给予免税和补贴，由国家或各地政府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管理，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现有资源，节约成本，易操作。如人保公司在20多年的发展中，在农业保险方面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许多有益的经验，保险机构遍布乡村，可以利用人保公司现有机构和人员，解决政府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前期基础性投入问题，提速农业保险发展进程。只要国家政策到位，人保公司是完全有能力办好农业保险的。
该模式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府应对农业保险给予优惠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对受委托保险公司经营的农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并按照经营规模给予相应的管理费补贴；二是对投保农民给予保费补贴，解决农民保费支付能力低的问题，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扩大承保覆盖面。其次，农业保险在承保理赔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农险标的面广、分散，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熟悉农民情况，只有依靠县、乡、村政府的组织推动，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为有效解决农民由于农业保险保费过高保不起；保险公司经营农险效益差，赔不起；国家为扶持农业保险发展而补贴过多，补不起的矛盾，该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坚持基本保障的原则。在产品的设计上，可选择几种与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风险责任，保险金额和费率不宜过高，以减轻农民缴费负担，实行基本保障的原则。二是适当推行强制保险，在足够大的领域内分摊风险，避免逆选择，减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性支出。三是为解决好国家补不起的问题，农业保险的保费筹集应坚持多渠道、广筹集、因地制宜的原则。国家可从财政预算或支农资金、救济资金中划转一部分，国家补一点、地方拿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交一点，共同筹集，以减轻完全由国家补贴或个人交纳保险费的负担。
2.建立全国性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统一由政策性保险公司经营运作，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保险分设经营，建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对农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整合资源，避免多家公司分散经营，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为农民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为把农险公司做大做强，农险公司应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积极开拓县域保险发展空间，为农民提供多方位的保险服务。国家对农险公司经营的所有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扶持农业保险的发展。但现阶段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拿出很多的资金补贴农业保险，因此应允许农险公司经营种植、养殖保险以外其它财产保险业务，推动县域保险的全面发展。
上述两种模式，实质上都是在财政补贴下市场化经营农险的模式。在实施步骤上可优先考虑第一种模式，以减少开办初期的资金投入，节约成本。待具有一定的业务规模、积累一定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验和专项保险基金以后，再予考虑第二种模式，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运转有序，不断发展壮大。
三、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必要保障
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正确选择，是保障农险业务健康发展，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关键。实践证明，政府、法律法规和再保险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各种新模式运行的必要保障。
（一）政府的支持。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的有利支持，是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许多国家都对农业保险实行了国家扶持政策，对农业保险实行减免税收；对保费、管理费等给予财政补贴的办法。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协议》的附件2《国内支持：免除削减承诺的基础》的第7条和第8条，就明确提出了政府可以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具体规定。按照WFO规则，各国必须逐步开放农产晶市场并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但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灾害保险作为“绿箱”政策，不予以限制。许多WTO成员国都利用了这一规则，通过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方式，转移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2004年我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投入已超过3000亿元，农民从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人中直接受益比重为36％。如果能将一部分财政资金转为对农业保险的直接投入和补贴，则我国农业保险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关键词：农业保险；近期模式；远期模式
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发展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稳定农民收入的通行做法。但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恢复以来，一直发展缓慢。2006年农业保险费收入8.5亿元，仅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的0.56%。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农业保险经营的客观困境及其障碍
由于农业保险标的——农作物及家禽家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面临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其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损失率和高管理费用率的特点，由此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很难形成。世界各国对农业这一特殊领域如何更好地开展保险进行了长时期的探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商业性保险经营模式
这种是保险人选择农业中不需要补贴或只需少量补贴的项目，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多为私人公司经营，西欧国家是典型代表。他们按照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经营要求，针对农业中经济价值高的标的，选择损失机会发生少但强度大的风险为承保对象。在西欧，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农业的雹灾损失十分严重，农作物雹灾保险成为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主要险种。另外还有火灾、风灾等，这些灾害发生机会虽然不多，却具有毁灭性。毛里求斯承保甘蔗等糖类作物、牙买加承保香蕉。这些都属于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对于高价值的农作物，选择适当的风险承保，采用商业性经营原则，完全可以获得经营的成功。经营模式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农民要支付足额的保险费。因而该模式在农业中的可承保面较狭窄。
（二）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来开展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费用及纯保费给予大量补贴，投保农民只需交部分保险费用。一般讲，农民从农业保险中所得到的赔款收入大于他们所交付的费用支出，即从农险中得到了政府的净收入转移。因此，这种经营模式实质上是灾害救济与保险机制的结合，又可称为灾害救济性农业保险。该模式作为政府保护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政策，多为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公司经营。
在该经营模式下，农民对保险的有效需求迅速扩张，农业保险得以在广大地区普遍开展。北美国家和日本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他们承保了大多数主要作物的所有主要自然灾害及病虫害，即主要开展农作物一切险。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全额补贴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活动管理费用，同时，为了弥补农险基金的不足，还提供了1亿美元的资本捐助。日本既直接补贴管理费用又直接补贴净保险费。在1947～1977年间日本农险业务总支出为4953.83亿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65.59亿日元，占65%。农业保险早已成为他们提高农业生产投资和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保险，但却能使保险在农业领域广泛推行。
对于我国，灾害救济性的政策性保险模式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但它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补贴的基础上的。选择该模式的国家，大多是工业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所谓工业化，实质是资源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动态再配置过程，是工业生产的资本化不断扩张并在经济总体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源不断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工业份额上升，农业份额下降。当工业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业化进一步完善外，还可以用于支持其他产业发展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受到保护，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大量补贴才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在此时，农业只是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基础的地位会显得特别突出和光荣，农业将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怀，农业成为关系到整个社会生存的大问题、小行业。大问题应当受到关怀，小行业能够得到关怀。工业化的成长过程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支援工业阶段、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以及工业支援农业阶段，不同阶段的工农关系是不相同的。
据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农业与工业的净产值比例为14：86，城市人口率为40%，人均GDP为1300美元左右。据此，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部分地区还处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补助工业，也就是说，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工业发展仍然需依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推动。这一阶段的政府政策取向是农业挤压，通过不平等的税收、价格、资金投入等手段挤压农业以支持工业。第二阶段是平等发展，这时农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农业与工业各自独立发展，农业发展依靠自身积累。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离以工补农即农业保护阶段还存在一定距离，因而还不可能依靠工业收入来全面补贴农业。而且一些欠发达地区仍然需要通过挤压农业来发展工业。
那种认为目前我国应全面推行农业保护政策的观点，显然是一种超前意识。它只认识到了农业发展和农民需要保护的必要性，却没有认识到工业化阶段的可能性。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早已完成。农业保险实际上是他们以工补农的大政策之中的一项具体政策。把我国的农业保险放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现阶段农险要得到国家财政的大量普遍补贴，在当前是很不现实的。我国20世纪80、90年代的众多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就是由于受到了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取向的客观制约。
二、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现实选择及构想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农业保险曾经一度繁荣，当时形成了四种重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一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自营，单独核算模式；二是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办或代办模式；三是保险公司组织农民之间的互助保险合作社的模式；四是民政部门办农险的模式。这些改革，一方面通过险种间互补、政府财政资助或民政补贴等方式部分解决了农业保险基金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与政府合作、组织保险合作社等方式减少了自身所承担的经营农业保险的风险，一度在90年代初使农险迅速发展。特别是1991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到5.17亿元，比1990年增长1.5倍。
然而，这些保险发展模式都只是权宜之计，其制度设计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因而后来大都没能长久。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事实上是采用商业性保险模式来经营农险，却没有按商业性经营原则来选择和设计险种，有些在主观上是想按照政策性保险模式以扩大农业保险的经营面，事实上却不可能得到财政补贴资金来源的有力保障。正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同时考虑到保险公司商业性质的经营体制，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分近期模式和远期模式进行分阶段设计：
（一）商业性保险为主、政策性保险为辅的近期模式
“商业性保险为主”，是指保险公司选择一定的农业险种，完全按商业性原则进行经营。目前的财产保险公司大都是股份制企业，必须为股东利益考虑，不可能容忍农险的长期大量亏损。在保险企业得不到充足的外部补贴来源时，农险要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恢复保险的本性，按照商业性保险的原则来严格选择和设计险种。选择经济价值高的标的、事故发生少但损失强度大的风险作为承保对象。如小麦在田间生长，价值分散，但收割后堆放晒场，价值集中，这时万一发生火灾，干万斤小麦便毁于一旦。因此，众多麦农必然对麦场火灾损失风险的转嫁产生强烈需求。有些经济作物如烤烟、蔬菜、花卉、果类等，商品价值较高，对已形成规模经营的农户来说，他们也存在对生长期风险的忧虑和损失转嫁的需求，并且他们有足够的保险费支付能力。随着我国“三高”农业、外向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
“政策性保险为辅”，是指除了商业性农业保险项目外，允许少数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保险公司内部的其它险种盈余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手段对主要农作物或牲畜实行统保。其目的是为将来实行远期模式广泛开展的农业保险探索规律和总结经验。政策性保险的组织形式以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地方政府支持模式为最好，也可采用合办或代办模式。补贴应是固定的和事先确定的，补贴金额与农民所交保险费之和应与预期赔付额与管理费用之和相平衡。政策性农业保险要作为独立的地方经营险种单独立账、单独核算，免缴营业税、所得税，并且结余留存，作为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专户存储积累。政策性保险应由保监会统一规划和安排，选择有条件的发达地区试办。
（二）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的远期模式
近期模式不能使农民普遍受惠。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进入农业保护阶段，政策性保险即可广泛发展，并在农业保险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远期模式要改变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这时的商业性农险只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充，为农民承保那些政策性农险以外的险种，或者为农民提供更高的保障。政策性保险体系的设想是建立事业性质的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经营农险及其再保险；通过国家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并实行法定保险的经营方针；国家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以必要的优惠政策。远期模式的具体设计为：
1、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各省、地、县设立其分支机构。由该公司经营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此外，允许农村合作组织经营某些政策性农业保险，但必须按一定比例向专业公司分保。
2、通过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专项基金。由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负责筹集、分配和管理专项基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提供该专项基金的一定份额。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独立核算，免征一切税赋，经营结余全部留作总准备金积累，以备巨灾风险。
3、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牲畜商品的生产全部实行法定保险，政府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保费补贴。法定保险由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及其指定的农村合作组织垄断经营。除法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外的商业性农险项目，全部实行自愿投保。各商业保险企业及农村合作组织对商业性农险项目可竞争经营，国家农业保险专业公司为之提供再保险。
远期模式是发展农业保险的一种理想化目标。虽然现阶段它不可能在全国同时实现，但是少数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提前实行。另外，远期模式必须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并要进行农业风险区划和费率分区，承保范围太小了，风险难以有效分散。
参考文献：
1、李军，FrancisTuan.农业风险管理和政府的作用——中美农业保险交流与考察[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英)P.K.Ray.AgriculturalInsurance-Theoryandpracticeandapplicationtodevelopingcountries.PergamonPress，1986.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于1982年正式恢复，由于缺乏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主要走商业化的道路，在经历了几年运行之后，不断萎缩。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全面铺开，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农业保险公司相继获批成立，江苏、浙江、四川、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始启动。2006年，全国多数省市区采取多种模式和渠道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2007年，中央财政注入10亿元资金于首批被列为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的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四川六个省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近两倍。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仍是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险种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突出，正式制度的创建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部分省市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与问题
(一)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及经验
1、“以险养险”的大农险模式
保险公司不但经营农业保险，而且经营农民健康保险、农民财产保险、农村住房保险等一系列事关“三农”问题的保险业务，在扩大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实现以赔付率较低的险种(如住房险)养赔付率较高的险种(如种植业险)。这种模式以上海、吉林为代表。
上海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以险养险，即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和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上海模式是目前运行较好的农业保险模式，但这种模式其它地区很难复制。
2、黑龙江“互助制模式”
黑龙江省的阳光农业保险公司是一家“相互制”性质的保险公司。该公司在日常运营中较重视投保人的利益，且名义上不通过公司的对外经营获取利润，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和资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旦出现灾年，保险公司需赔付的资金较多，而且需要得到赔付通常都是参保的农民。只靠参保农民之间筹措的资金，明显不足以满足高赔付资金的要求。资金受限是相互制保险模式的保障能力比其他类型的农业保险弱的原因。
3、以“共保”为主的浙江模式
2006年，浙江省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为原则，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采取“互助合作”和“共保经营”两种模式。共保经营是主体模式，由省内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成立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以“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为管理核算制度共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共保”模式是国内外保险界应对罕见巨灾和损失概率不确定的重大项目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以降低独家公司承保的风险，提高应对巨灾风险时的承受能力。但存在试点的区域过小，无法在空间上分散风险的问题。
4、四川省的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四川省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自办的代办模式。试点地区政府均采取以财政奖励代替补贴的政策，即农户可在投保后可持相关证明到有关部门领取保费补贴，为保费补贴的及时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种模式实施中，保险公司的商业化意识较浓。保险公司一方面愿意积极参与试点，把试点作为抢滩农村巨大市场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又想把试点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客观上造成了保险产品单一、条款不尽科学合理。
(二)农业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补贴问题
从长期来看，要发展农业保险，无论采取上述何种农险模式，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补贴，只能起到有限的保障作用。在浙江、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财政资金雄厚，而农业占地区GDP的比重较小，无论采用“共保体”模式，还是实行“大农险”模式，政府补贴充足，能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政府补贴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2、农民购买力与购买愿望较低的问题
我国农户家庭生产规模小、收入水平低、保费支付能力不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
3、农业风险无法分散的问题
保险的大数法则，即投保主体越多，则保费越低，保障的风险也越低。农业风险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就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跨区域的保险对象同时受灾。因此，要想分散农业风险，就必须在更大地域甚至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然而由于国家扶持力度有限，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尚未大面积铺开。
4、农业保险法和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
农业保险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但仍缺少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或相关的保险的实施条例。农业保险体制相关规定的缺失，使得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地位不明确，即使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也缺乏法律依据，导致了在实际运营中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过于集中，很难实现农业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
各试点地区的农业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农业再保险缺失的问题。一旦巨灾发生，农业保险公司由于面临巨额索赔而存在破产的风险。国家在农业再保险领域和农业风险基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三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不相称。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保险的发展之路
(一)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农业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国家财政支持、商业化运作，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散风险，并逐步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和市场监督机制，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即：政府对保险机构经营的政策性农险业务给予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依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保险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大数法则，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承保面，以分散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在各地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建立相对统一的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
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五)税收优惠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对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它方面的负担。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的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仅对种养两业的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即使有部分试点地区扩大了税收优惠范围,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地方税收,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承担着一定的税负。美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政府没有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提高了保费补贴幅度,对私营公司提供再保险、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美国农业保险险种创新越来越多,农业保险的参与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农作物可保品种已达100余个。在全美200万农户中,有近150万户投保了农业险,参与率高达75%。1997年,美国农作物保险的承保面积为1.822亿英亩,2004年已经超过2.21亿英亩,8年增加了21%。其中2002年为2.87亿英亩,占可保面积的81.3%。不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是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高支持度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虽然在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后农业保险参与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进一步提高参与率的边际成本已经很高;农业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计划捆绑,许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多农业生产者参加农业保险只是为了取得财政补贴,存在着大量的骗保行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被异化为农民获取政府财政补贴的“刹手锏”。与美国相比,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对中央财政并没有造成压力,但是由于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由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提供,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限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各地区的发展。从参保率来看,各试点地区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即使是在因采取“共保”模式而较为成功的浙江省,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全省共有13976户农户参保,投保金额99397万元,保费收入2164万元,已完成大户基数的33%。同时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大多数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要由财政救济和农户自身承担。但是由于我国很多农业保险地区采取了“统保”等应对措施,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不严重。美国与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对比见表4,表中从支持农业保险所产生的财政压力、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程度、农业保险参与率等几个角度对两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和对比。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一)增加财政支持项目在通过保费补贴提高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积极性之后,还需要增加财政支持项目来降低农业保险业务成本和风险,调动保险机构积极性,主要有: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针对我国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波及范围广、损失大等特点,单一农业保险机构难以承受,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针对农业保险,特别是地方试点农业保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运用大数原理分散风险的特点,可在财政支持下鼓励保险机构通过建立风险基金的形式在时间上分散风险。
(二)提高支持标准1.提高保费补贴。由于我国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宜选择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农户进行保障,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因而,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标准也应有一个梯度推高的渐进过程。具体讲,在保成本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5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40%;在保产量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6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30%;在保收入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70%—8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20%。2.提供业务费用补贴。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使得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偏高,难以获得正常利润,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以给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考虑到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按照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原则,可在10%-20%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特别是地震、洪水、海啸、台风等风险,往往会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就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可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部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关键词：农业保险；近期模式；远期模式
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发展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稳定农民收入的通行做法。但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恢复以来，一直发展缓慢。2006年农业保险费收入8.5亿元，仅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的0.56%。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农业保险经营的客观困境及其障碍
由于农业保险标的——农作物及家禽家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面临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其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损失率和高管理费用率的特点，由此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很难形成。世界各国对农业这一特殊领域如何更好地开展保险进行了长时期的探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商业性保险经营模式
这种是保险人选择农业中不需要补贴或只需少量补贴的项目，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多为私人公司经营，西欧国家是典型代表。他们按照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经营要求，针对农业中经济价值高的标的，选择损失机会发生少但强度大的风险为承保对象。在西欧，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农业的雹灾损失十分严重，农作物雹灾保险成为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主要险种。另外还有火灾、风灾等，这些灾害发生机会虽然不多，却具有毁灭性。毛里求斯承保甘蔗等糖类作物、牙买加承保香蕉。这些都属于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对于高价值的农作物，选择适当的风险承保，采用商业性经营原则，完全可以获得经营的成功。经营模式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农民要支付足额的保险费。因而该模式在农业中的可承保面较狭窄。
（二）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来开展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费用及纯保费给予大量补贴，投保农民只需交部分保险费用。一般讲，农民从农业保险中所得到的赔款收入大于他们所交付的费用支出，即从农险中得到了政府的净收入转移。因此，这种经营模式实质上是灾害救济与保险机制的结合，又可称为灾害救济性农业保险。该模式作为政府保护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政策，多为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公司经营。
在该经营模式下，农民对保险的有效需求迅速扩张，农业保险得以在广大地区普遍开展。北美国家和日本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他们承保了大多数主要作物的所有主要自然灾害及病虫害，即主要开展农作物一切险。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全额补贴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活动管理费用，同时，为了弥补农险基金的不足，还提供了1亿美元的资本捐助。日本既直接补贴管理费用又直接补贴净保险费。在1947～1977年间日本农险业务总支出为4953.83亿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65.59亿日元，占65%。农业保险早已成为他们提高农业生产投资和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保险，但却能使保险在农业领域广泛推行。
对于我国，灾害救济性的政策性保险模式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但它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补贴的基础上的。选择该模式的国家，大多是工业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所谓工业化，实质是资源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动态再配置过程，是工业生产的资本化不断扩张并在经济总体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源不断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工业份额上升，农业份额下降。当工业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业化进一步完善外，还可以用于支持其他产业发展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受到保护，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大量补贴才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在此时，农业只是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基础的地位会显得特别突出和光荣，农业将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怀，农业成为关系到整个社会生存的大问题、小行业。大问题应当受到关怀，小行业能够得到关怀。工业化的成长过程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支援工业阶段、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以及工业支援农业阶段，不同阶段的工农关系是不相同的。
据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农业与工业的净产值比例为14：86，城市人口率为40%，人均GDP为1300美元左右。据此，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部分地区还处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补助工业，也就是说，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工业发展仍然需依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推动。这一阶段的政府政策取向是农业挤压，通过不平等的税收、价格、资金投入等手段挤压农业以支持工业。第二阶段是平等发展，这时农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农业与工业各自独立发展，农业发展依靠自身积累。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离以工补农即农业保护阶段还存在一定距离，因而还不可能依靠工业收入来全面补贴农业。而且一些欠发达地区仍然需要通过挤压农业来发展工业。
那种认为目前我国应全面推行农业保护政策的观点，显然是一种超前意识。它只认识到了农业发展和农民需要保护的必要性，却没有认识到工业化阶段的可能性。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早已完成。农业保险实际上是他们以工补农的大政策之中的一项具体政策。把我国的农业保险放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现阶段农险要得到国家财政的大量普遍补贴，在当前是很不现实的。我国20世纪80、90年代的众多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就是由于受到了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取向的客观制约。
二、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现实选择及构想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几年，农业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约为125亿美元，占世界平均每年损失(500亿美元左右)的1/4左右。我国每年约有0.3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4。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长期以来，谈到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无一例外地归结为农民缺乏经济实力，农民缺乏保险意识，农民缺乏信用等。这些判断与实际符合。
(一)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小
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狭窄。据调查，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0.02％，大牲畜1.1％，奶牛3.6％，生猪0.8％，家禽1.3％，水产养殖2.5％。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而且，即使这么低的保险，基本上全是农业龙头企业投保并受益，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参与，无法通过农业保险得到任何补偿。加拿大农作物投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左右；日本的农作物投保率达90％；美国2000年农作物保险承保占可保面积的76％。我国农业风险的保障水平比较落后，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单一
2003年以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成立了安信、安华、阳光、安盟等几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农业保险的试点。这些农业保险，普遍存在两大困惑：一是经营机制不活，业务拓展不顺；二是受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的困扰，骗保现象时有发生，农险业务经营困难重重，进而限制了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险业务的开展。由于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缺位，现有的业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商业保险业务呈萎缩趋势
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从保费收人来看，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到8.17亿元，达到历史最高。随后农险业务迅速减少。1993年为5.61亿元，2000年为5.2亿元，2002年为3.41亿元，2003年为2.36亿元，2004年为3.77亿元。其中，2004年农业保险费收人同比减少0.8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18.04％，农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按全国2.3亿户农户计算，户均保费不足2元。保险的险种数目，也由农业保险开展较快时期的60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
(四)农业保险法规建设滞后
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我国于1995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也只是“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并没有新的条文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地方性法规对此也是一片空白，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仍处于法律盲区。
在国外，几乎所有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少不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制度。日本的法律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强制保险。美国虽对农业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但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户得不到政府的其他福利计划。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农业保险的正规制约仍是一片空白。
(五)政府行为存在缺位现象
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我国政府却存在缺位现象，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系统，如对农业风险实行强制保险；对投保人和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补贴；实行农业风险再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等。例如，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15％的补贴，遇有特大灾害，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补偿；菲律宾的农险保费大部分由政府补贴，行政开支全部由政府负担。在我国，除了对经营农业风险的保险机构减免营业税之外，目前，还没有专门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有力的措施。政府在推行农业保险时，应该尽快设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农业保险涉及单位的矛盾和问题。
(六)现有试验收效微小
近年来，我国逐步组建了一些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并开展了试点工作。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自治区)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发了多种农业保险品种。然而收效并不明显。2006年，尽管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8.5亿元，较上年增长16.2％，但在总保费中的占比仅为0.15％，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贡献仍然微不足道。
二、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新模式
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支持，是WTO对农业扶持的重要绿色通道。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机制。
(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模式
纵观世界，农业保险的制度中支持农业保险的主要财政
政策有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政府分保、承担部分费用支出、超额补偿、税收优惠等。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政府设立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官僚习性严重，效率低，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实践中利少弊多，是不足取的；二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是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三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是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qk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对我国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这种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但是，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
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但也不宜过于多元化。设计中国农业保险模式，应坚持农民买得起、保险机构微利、政府合理补贴、适度竞争的原则。在设计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时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自主自愿、政策扶持引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在形成中国农业保险的新模式过程中要考虑到5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但不包办；二是由若干专业性保险公司办理，但不垄断；三是农民自治组织中介；四是农户和农业企业自愿投保，但不放任；五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并给予优惠。
(二)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鼓励其参加农业保险
美国对不同险种给予不同比例的保费补贴政策。日本保费补贴比例则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我国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政府的财政能力，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险费补贴。保费补贴比例太低则调动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更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太高则会加大政府的同定补贴支出，其他利益集团有意见。目前。可将补贴的范围限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油菜、棉花、生猪、奶牛等的保费补贴上，平均补贴额为保费的50％为宜。
我国可在农村金融组织不断健全和发展的基础上，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即将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相结合。初期，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在贷款额度和利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条件成熟时，可将是否参加保险作为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这既有利于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提高银行信贷资金质量，保险公司又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范围，实现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三)对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费用补贴，减轻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
美国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我国政府也应给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以适当的管理费用补贴，以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设立更多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有待提高，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
(四)建立农业风险准备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
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是用于应付特大自然灾害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巨大灾害发生时的大额保险赔付。我国可根据政府的财力，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同出资，也可以向社会募捐，设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确保巨灾发生时的巨额保险赔付。上述资金来源可以从涉农的国家转移支付中调剂，具体可以研究通过调剂部分农业直接补贴资金、农业税减免份额、农业灾害救济金、财政专项支出等渠道筹集。补贴标准、实施办法应由财政、税务部门负责研究。由于自然灾害伴有偶然性和周期性特征，农业保险当年核算所形成的利润可作为风险准备金封闭式管理，以丰补欠，专款专用。此外，税收优惠、对农业保险再保险提供支持也是很好的办法。
【关键词】保险条例；服务体系；法律法规；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136-01
我国《农业保险条例》已经于2013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项行政法规填补了《农业法》和《保险法》未涉及的农业保险领域的法律空白，为农险经营提供了法律依据，结束了依靠政策经营农险的时代，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从实践中出现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将条例升级到法律层面，建立系统性农业保险制度。
自2004年开始，保监会宣布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四川、湖南、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等九个省份进行农业保险改革试点。2007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农业保险给予财政、税收等各项支持政策，农业保险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产风险、补偿经济损失、稳定农民收入和促进农业发展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我国是一个农业生产大国，保持对农业保险的重视、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全面建设和完善是必不可少的，农业保险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需要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限制因素，有的放矢的采取针对性措施，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其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新时期，农业生产逐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投入的规模更大，面临的风险更高，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日益增强，作为“绿箱政策”的农业保险补贴还有较大空间，农业保险未来发展大有可为。
在总体形势继续向好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还很突出，亟待政府与市场相互配合解决难题。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需要切实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改革精神和创新举措正确处理好发展中的问题，巩固现有成果，坚定不移的走有中国特色农业保险发展之路。目前农业保险行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滞后，我国虽然施行了《农业保险条例》，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保险的专门法规出台时间晚，而且尚未出台更高效力的法律法规；2、保险费用过高、农民收入过低，保险意识不强；3、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以分散的农户为主体，农民的组织程度低，这与农业保险要求的高度组织化有很大的距离。
从农业保险领域存在的问题着手，目前应该采取的措施有：
一、建立财政支持的中央和省两级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由于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制度很不健全，商业再保险机构对此制度的实施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导致农险巨灾风险难以完全通过再保渠道转移，因此需要政府给予一定支持。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研究工作。一些地方政府也探索建立了多种模式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如：由地方政府出资，充分利用再保险市场，建立“多方参与、风险共担、多层分散”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对一定赔付率以下的风险，由保险公司承担；对一定赔付率以上的风险，由政府直接购买再保险的方式转移；对赔付率极高的农业大灾风险，由政府每年按照农业增加值的一定比例提取大灾风险准备金保障。
二、支持建立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已有的农业保险基层服务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协办模式，即保险公司在农业、林业乡镇基层机构设立农业保险服务站，聘请农业保险专（兼）干和村级协保员，兼职协助保险公司的市县级分支机构开展承保、理赔服务。二是自办机构模式，即保险公司通过在乡镇设立营销服务部的方式延伸服务网络。
由上述两种模式可以看出，各地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政府组织在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条例》第9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支持保险机构建立适应农业保险业务发展需要的基层服务体系”，肯定了政府在农险基层服务体系中的支持、协助作用。
三、努力探索农业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机制
根据《农业保险条例》的规定，我国“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这里的“市场运作”和“自主自愿”表明政府不建立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公营机构，而是由目前市场上的商业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险机构来自愿参与经营。这种政策选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利用市场上的商业保险机构做农业保险，比起政府经营的效率高，同时我国几十年的农业保险试验一直是在商业保险公司的框架下进行的，他们在几十年的试验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由商业保险机构和其他互助保险组织参与经营，是一个合理的符合国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正确选择。这几年的实践表明，商业保险机构的确在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四、制定《农业保险法》
(一)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外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和农业保险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都比较重视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而且具有比较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农业保险的立法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如农业保险发达的美国，1938年就颁发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1980年又修订了《农作物保险法》，1994年又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2000年又出台了《农业风险保护法》等，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开办主体等明确规定。
(二)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
美国的农业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1994年美国《农业保险修正案》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农民必须购买巨灾保险，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的保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日本的农业保险也体现出了强制性特征，如日本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民实行强制保险，对达不到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自愿保险。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强制，如1994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就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等得到政府其他的福利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事实上的强制性。
(三)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从国外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分析，农业保险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适度参与。世界大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支持体现在二方面：一是提供财政支持。主要是提供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相关行政费用。美国保费补贴按照险种不同而有差异，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费用，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的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日本保费补贴比例依据费率不同而有差异，费率高，补贴比例也高，政府还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并承担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全部费用和农业共济组合的部分费用。二是提供再保险支持。农业风险的特点决定农业保险风险具有巨灾性，使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显得更为重要。国外农业保险相对成熟的国家都建立了各种再保险组织对农业保险进行分保。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就行使政府职能，专注为参与农业保险的各种私营保险公司、联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支持。
(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实行分级负责制，即设立农业部和省两级农作物保险局；法国设立农业相互保险集团；日本设立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菲律宾设立农作物保险公司；美国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都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他们或者指导农业保险经营，或者参与农业保险经营，或者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服务。
二、国内农业保险实践的启示
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或做法虽有不少共同点，但更有很大不同，这说明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组织模式可以多种多样，因而构不成农业保险是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理论上对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在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政策支持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前提。
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经营农业保险情况进行比较，充分证明了政府行政干预和政策支持是农业保险可持续运行的根本原因。如果缺少政府支持，即使经营管理水平再高的保险公司，出现经营困境也在所难免。
(二)地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划分应考虑到国家需要。
农业保险实践中，各地结合自己的财政实力、农业特色、发展农业保险的目标，以及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确定了不同的险种作为政策性业务。这些业务地方性特征明显、稳定性差，不利于该业务的长期运作。具有明显地方性特征的保险业务与国家政策性业务不可能完全吻合。目前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均由一个保险公司经营，即使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会削弱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力度。
(三)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各地农业保险实践和主体经营行为十分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