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2 16: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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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服务渠道；农户渠道选择；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1.06.018
Study on the Channel Selec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Jujube Growers in Xinjiang Area
YUE Yong-hai1, CHEN Hua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2.Changjiang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ted,Wuhan,Hubei 430010,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typical survey of farmers of the jujube industry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of Xinjiang, this study has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ing the channel selec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of jujub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gricultural services were mainly su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raditional channel supplemented, lacking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leading business service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services were far from market-oriented. Family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this result,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Xinjiang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leading companies, supply targeted agricultural services, and consolida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channel of agricultural service;farmers’ channel selection;satisfaction
自1978年实施和农副产品市场化以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呈现并日益尖锐起来。学者周立群等[1]认为消除“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关键在于引进适当的中介组织和连结机制，实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研究发现，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农产品基地（农户）、利益分配机制以及管理制度[2]，其基本内涵便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农业服务为手段，通过实行种养加工、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与服务体系，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3]。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关键在于各种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包括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国务院[1991]134文件），核心在“服务”，本质在“专业分工”[4-6]，通过各部门互相衔接，形成一个网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通过社会分工所形成的高效、低成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目的在于满足农户的生产需求，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7-8]和现代农业建设[9]，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0]。
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共同特征在于通过国家、合作社以及企业或个人组成协作系统[11]，其服务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市场导向型（美国）、物流导向型（荷兰）和政府导向型（巴西）[12]。中国处于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经济体制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通过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在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上与农民经营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加农户需求的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3]。在中国实行“双轨制”体制和大力促进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农业社会化服务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然而，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距，导致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区域发展不平衡，整体供给不足[14]。新疆欠发达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无疑会制约整个地区的产业化发展。
在之前的研究中，诸多学者从多角度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诸如胡瑞法等[15]、钱永忠[16]、何传新等[17]学者从农业科技推广角度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问题；王洋等[18]则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供给主体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金兆怀[14]从制度角度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研究大多都是从全国大范围内研究供给问题，对区域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19]，多数是基于宏观制度层面，以农户视角的研究较少[20]。
学者研究表明，实施农业规模经济与产业化经营是导致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动力[4]。红枣产业在西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新疆地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新疆受地域限制，导致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不足。为此，笔者试图对新疆红枣产业的社会化服务深入研究，从农户视角分析社会化服务的渠道现状以及影响农业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从而完善新疆红枣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新疆地区的红枣产业化经营提供建议，实现农民增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1 农户背景特征与农业服务渠道选择状况分析
1.1 样本选择及其分析方法
笔者研究新疆欠发达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考虑到便利性和样本代表性，运用典型调查方法，选取新疆阿克苏地区红枣产业种植农户作为本次的调查对象。2010年7月，笔者在新疆阿克苏红枣产业种植地进行为期7 d的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红枣种植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同时也是当家人和决策者。整个调查中，笔者总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343份，问卷有效率为85.75%。
笔者运用归纳研究方法，通过对红枣产业特征以及新疆地区现状进行初步分析设置问卷。然后进行试调查，根据试调查结果咨询专家调试问卷，最终获得实证分析数据结果并依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首先，笔者运用spss17.0软件检验红枣种植农户家庭背景特征（年龄、文化、种植年限、耕地数等）的卡方值，并分析新疆红枣产业种植户农业服务渠道现状；笔者运用对农业服务的满意程度为因变量，农户基本背景特征为自变量（引入虚拟变量），利用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基本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1.2 农户背景特征分析
通过表1发现，样本性别特征中男性占86.5%，女性占13.5%，这与男性为家庭的主要决策人特征吻合。新疆农户当家人年龄主要处于31~50岁阶段（占79.5%），大部分农户都处于青壮年时期。从文化程度看，当家人的文化水平处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占54.8%，高中学历占29.2%，大专及以上占16%。从红枣产业种植年限看，5 a以下占34.2%，6~10 a占33%，11~15 a占16.1%，由此发现农户种植红枣年限大部分在10 a以下（占67.2%），种植时间不长。生产支出方面，有64.3%的农户生产支出为6 000元以上，然而家庭总收入为17 000~30 000元，占23.5%，30 000元以上占45.5%。红枣种植规模主要集中在1.5~3.5 hm2，占53.4%。从以上指标来看，符合红枣规模化种植特征。笔者通过卡方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性别、年龄、种植年限、生产支出、总收入、种植规模都呈现显著差异（P
1.3 农业服务渠道选择及其趋势分析
通过对新疆红枣产业社会化服务的调查分析，红枣产业服务主要涉及产前、产中、产后三方面。包括红枣种苗服务、化肥等农资服务、农机服务、红枣产品流通服务（加工、运输、销售）、知识技术服务（生产与管理技术、知识培训）、市场信息服务、人力雇佣服务、金融政策服务（农业保险与法律服务）、信贷服务。农户主要通过政府渠道、村一级农民合作集体组织渠道、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经销商所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市场渠道以及传统依靠亲戚及家庭方式。
从表2农业服务渠道看，农户购买红枣种苗依次是通过政府渠道（占52.23%），传统渠道（占37.39%），企业交易市场渠道（占16.02%）以及集体渠道（占6.82%）。作为非盈利组织的政府部门比例达到52.23%。主要因为红枣种苗是多年生植物，红枣种苗好坏直接影响红枣产量，其质量优质、安全，对于农户来说及其重要。所以大部分农户倾向于政府渠道购买种苗，也有部分农户基于对以前种苗的了解，通过对其进行扦插和嫁接，自我获得具有优势的种苗，节省了成本。
农资方面诸如化肥、农药以及塑料等选择渠道依次是企业市场渠道（占57%以上）、政府渠道（占30%左右）、传统渠道（占12%左右）、集体渠道（占6%左右），集体渠道所占比例较小。可以看出，农资购买渠道主要涉及企业交易市场。农户对产品具有较高的辨别能力，一般考虑购买的便利性。对于红枣一些特定的病虫害，农户会求助于政府服务组织购买相关的农药等产品。
农机设备主要是大宗机械，购买渠道主要是政府部门（占46.04%）、企业市场等盈利部门（占32.31%）、传统方式（占17.4%）以及集体组织渠道（占15.9%）。大型农机设备是耐用品，价格较贵。针对国家推进现代农业所制定的农机价格补贴政策，依靠政府部门购买价格便宜。
知识技术服务渠道主要依靠政府（占52%左右）和传统方式（占38%左右）。农户对红枣的生产与管理技术、知识培训多数来源于政府公益，以及家庭和亲戚朋友的传授。公益占主导，传统方式的技术传播为辅，有偿性技术服务不足。
人力雇佣服务渠道主要倾向于传统方式（占56.3%）、企业市场渠道（占36.6%）和政府与集体部门（占30.06%）。从这方面看出，人力雇佣还是处于依靠亲戚朋友和自我家庭人员为主，企业市场有偿雇佣为辅。
红枣产品流通主要涉及非盈利组织政府部门（占35%左右）、企业市场（占33%左右）和传统方式（30%左右）。红枣产品加工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其次是企业服务组织；运输服务主要依靠政府、自我运输以及盈利组织的有偿服务；销售主要依靠政府、集体、自由市场等。为此，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红枣产品还处于政府统购统销阶段，企业等盈利组织收购红枣产品过于缺乏。产品流通环节市场化程度不高，农户与市场缺乏深度接触。
市场信息获取主要依靠政府与集体组织（68.71%）和传统方式（38.99%），企业市场比例只占15.48%。新疆地区红枣市场信息由非盈利组织和传统方式获得，农户无法真正与市场接触，没有真正实现“购与销”的双重接轨，不利于红枣产业市场化发展。
生产所需要资金服务主要以政府部门和集体组织进行贷款（占74.9%）为主，以传统方式自我出资或者亲戚借款为辅（占39.1%）。与盈利部门相比，农户认为非盈利部门和传统方式的利息率较低。
金融政策服务主要依靠政府等非盈利部门（占70%左右），盈利部门企业组织等只占有10%左右，企业组织提供的金融保险产品服务显著不足。
整体来看，新疆阿克苏地区红枣产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呈现趋同性，种苗、农机、知识技术、产品流通以及金融政策服务主要依靠政府部门，集体与企业市场组织比例小；农资服务主要依靠企业市场渠道；人力雇佣主要依靠传统亲戚朋友或者家庭人员，企业组织有偿性雇佣形式发展快速，已初步形成规模。整体而言，政府部门的公益占有绝大比重，传统获取方式比重较大，农户合作集体组织与企业市场组织非常缺乏，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未形成以农户为主的市场化服务和产业化经营。
2 农户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的影响分析
2.1 农户对红枣产业农业服务满意程度总体评价
调查研究表明，农户对红枣种苗满意占89%；农资服务（化肥、农药、塑料）满意占89%；农机设备服务满意占80.1%；知识技术服务（生产、管理技术、知识培训）满意占86.9%；人力雇佣服务满意占78.4%；流通服务（加工、运输、销售）满意占86%；市场信息服务满意占79.4%；金融政策服务（农业保险、法律服务）满意占78.8%；信贷服务满意占81.4%（注：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合并为“满意”项，非常不满意与不满意合并为“不满意”项，一般选项不变）。
总体来说，农户对该地农业服务的满意程度较高，呈现一定的趋同性。相对而言，人力、市场信息、农机、金融政策以及信贷服务满意程度稍低于其它农业服务。
2.2 农户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服务满意度呈现显著趋同性，对各项农业服务都具有较高满意度。然而，引起农户对农业服务满意因素很多，主要涉及农业服务质量等。Richard[21]对消费者的期望程度进行试验，发现满意程度较高的顾客会花费较多的心力来获得一项产品或服务，并持续对其产生满意感。而这满意感也受到消费者特征、年龄、性别等的影响[22-23]。为此，本研究利用农户家庭背景分析对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将农户对红枣种苗、农资、农机、人力、知识技术、产品流通、金融政策、信息、信贷方面的服务满意度设定为因变量。引入虚拟变量，将性别（男设定为1、女设定为0）、年龄（20~61的连续数据）、文化程度（0~20 a教育连续数据）、种植年限（0~31 a种植连续数据）、生产支出（0~9 000元连续数据）、家庭收入（0~30 000连续数据）、红枣种植面积（0~10 hm2连续数据）以及将农业服务渠道选择方式虚拟变量化，将以上设定为自变量，然后利用回归方法分析农户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度影响。
从表3回归结果看出，农户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具体分析如下：
（1）影响农户种苗满意度的农户背景特征因素为种植年限、收入因素、种植规模面积因素（其Beta值分别为0.032、-0.197、-0.263）。对农户来说，种植年限越高表明农户经验越丰富。根据多年种植经验，对原来使用的种苗越信赖。
（2）影响农资服务满意度的农户背景特征因素为性别、年龄、年限、种植规模因素（其Beta值为-0.103、0.172、0.284、-0.355）。对农资服务而言，女性对农资服务的满意程度较高。年龄越大、种植年限越长，农户会对农资服务产生信赖，满意组织所提供的产品。种植规模越大，所采用的农资较多，所消耗的成本和支出就越大，满意度不是很高。
（3）影响农机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为年龄、年限、种植规模、渠道选择方式（政府、集体、传统渠道）（其Beta值为0.193，0.287，-0.355，0.325，0.201，
0.221）。年龄和种植年限越大，对农机满意程度越高。种植规模越大，对农机的满意程度较低。渠道购买方式诸如从政府或集体渠道，传统渠道方式都会对农机服务具有较高的满意度。主要因为农机为大机械物品、耐用品，农户要找信赖的渠道才会产生较高的满意度。
（4）影响知识技术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为年龄、文化、年限、生产支出、收入因素、种植规模、渠道选择方式（企业市场、传统方式）（其Beta值为0.198，0.134，0.315，0.136，-0.128，-0.407，-0.159，
-0.155）。随着农户年龄、种植年限的增长，通过不断积累的技术和知识提高了红枣的产量，提高了农户的满意度。文化程度越高，对技术知识的接受与判别程度越高，为此更能辨别技术好坏。生产支出越大表明知识技术并未使他降低成本运营，从而导致对其满意降低。通过企业市场渠道所获得的知识技术，农户一般不愿意进行有偿支付获取技术。传统方式所获得技术经验对红枣大规模增产以及抵御病虫害作用不是很明显。
（5）影响人力雇佣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为年龄、年限、渠道选择方式（其Beta值为0.129，0.222，-0.216）。年龄和种植年限越长，由于年老等原因导致对人力雇佣服务满意度较高。由于市场渠道需要有偿，通过市场渠道获得的服务满意度较低。
（6）影响产品流通服务满意度因素为年龄、文化、年限、规模、渠道选择方式（其Beta值分别为0.142，0.137，0.349，-0.313，0.23）。从年龄、文化、种植年限三方面看对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种植规模越大，对流通服务满意度越低，这可能与产品流通体系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产品无法更好流通有关。通过政府部门所进行的统购统销方式让农户感到满意。
（7）影响市场信息服务满意度因素为年限、规模、渠道选择方式（其Beta值为0.294，-0.234，-0.2）。年龄越大，通过多年的观察，对市场信息掌握越准确，为此满意度较高。种植规模越大，表明所需要的市场信息量越大，当前的市场信息无法满足产业化发展需求，导致满意度越低。通过集体获取的市场信息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导致对市场信息的满意度较低。
（8）金融政策和信贷服务满意度因素为文化、年限、规模、渠道选择（金融政策服务Beta值为0.181，0.394，-0.118，-0.14；信贷服务Beta值为0.174，0.289，-0.334，0.173）。文化程度越高，表明对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和防范风险的认识较高，为此金融政策和信贷服务的满意度较高。然而通过市场获得的金融保险等服务，由于是营利性企业提供，导致服务质量没有达到农户期望，满意程度较低。而通过政府渠道的信贷服务可能利率较低，农户对其满意度较高。
从上文分析结果来看，影响农业服务满意因素主要是年龄、文化程度、种植年限、种植规模以及农业服务渠道选择方式等特征。其中种植年限、种植规模以及农业服务渠道选择方式影响大部分的农业服务满意度。生产支出、家庭收入以及性别等只影响一项服务的满意度。影响农户对农业服务满意度的因素是种植年限、规模和农业服务提供的组织。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3.1 研究结论
从农户渠道选择现状看，农户对种苗、农机、知识技术、市场信息、信贷以及金融政策的选择渠道主要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具有较强的趋同性。主要原因是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国家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由政府部门所组成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较多，服务力度全面。农户比较信赖政府提供的服务，服务满意度较高。而农资为化肥、农药、塑料等生产资料，多为便利品和易耗品、产品种类繁多，农户主要依靠企业市场渠道进行购买，农户对农资的满意度也较高。但是，服务渠道以政府部门为主体，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上缺乏由农户所组成的农业合作集体组织和龙头企业。众多研究学者表明，农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关键，也是实施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进程的关键。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红枣产业发展情况，农户对政府依赖性太强。整个产业没有形成以农户为主体，龙头企业为依托的高度市场化体系，整个红枣产业化经营还没有成熟起来。
实证研究表明，农业服务的选择渠道之所以趋同，主要局限于当前地区市场化程度。而农户对农业服务表现出较高满意度，其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农户自身约束。对多项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满意度分析，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对农业服务满意程度不同。文中对9种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满意程度少有影响的是性别、生产支出以及家庭收入，影响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主导因素是种植年限、种植规模以及农业服务渠道选择方式。不同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又有差别，不尽相同。
3.2 政策含义
（1）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服务渠道选择具有趋同性，以政府为主，市场化程度不强。农业服务基于政府组织形态，自由化企业市场组织发展态势受限，产品流通方式在于政府统购统销，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农户无法直接了解市场信息。政府应大力加强以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合作集体组织建设，通过合作组织贯穿于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弱化政府的作用，积极加强农户市场化参与程度，形成农户与市场“购”“销”双层接轨，使农户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通过农业合作集体组织建设，加大市场化进程，有助于使农民的经济行为向“购”、“销”两个领域延伸，巩固农户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建立“生产在户，服务在社”的合作形式，增强合作社的横向合作与纵向选择。横向合作提高农户对初级产品的谈判力和议价能力，纵向选择主要是通过农户引进加工企业，使整个产业链向后延伸，提高产品的后续价值增值。
（2）积极加强西部欠发达地区龙头企业建设。实施产业化经营必须依托于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吸引其它大中小型企业进入西部地区，通过实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把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市场联结起来，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整个西部地区的产业化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使农村经济得以稳固可持续发展。
（3）根据不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制定不同的项目推广计划。根据不同的农业服务特点，结合红枣种植农户自身条件约束制定服务计划。不同农业服务满意度因素差距告诉我们，结合农户自身特点才是全面提高农业各项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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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2014年4月～7月课题组选取渝中区、九龙坡区、万州区、梁平县、黔江区等5个区县为调查范围，以重庆辖区内60岁及以上、能够理解问卷内容且语言表达清晰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抽样法展开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65份，其中有效问卷758份，有效率为94．7％。纳入标准：符合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4］。
1．2方法
（1）专家访谈法：通过对医疗保险专家、医院医疗保险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老年人医保的总体情况及发展建议。（2）实地调研法：深入5个区县社区老年人聚集地，了解老年人医疗保险需求。（3）问卷调查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重庆老年人医疗保险现状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该问卷以基本医疗保险调查问卷为基础，同时结合老年人参保特性设计而成，并由专家对问卷内容进行评议，信度、效度检验均合格。问卷主要包括3部分内容：①老年人的基本信息；②身体状况、医疗负担情况；③医保情况，共计33个题目。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1软件双人录入数据，并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信息
本次调研重庆市老年人口中，男366人，女392人，男女比例为1．00∶1．07；60～69岁412人（54．4％），70～79岁237人（31．3％），80～89岁96人（12．7％），90岁及以上13人（1．7％）；主城区235人（31％），各区县509人（67．2％），外省14人（1．8％）；城镇人口456人（60．2％），农村人口302人（39．8％）。学历分布：小学以下413人（54．5％），中学／中专191人（25．2％），大专及以上154人（20．3％）。婚姻情况：未婚14人（1．8％），配偶健在549人（72．4％），离婚2人（0．3％），丧偶193人（25．5％）。子女数量：没有子女22人（2．9％），独生子女170人（22．4％），2个及以上子女566人（74．7％）。职业情况：农民313人（41．3％），企业员工及政府事业单位人员324人（42．7％），无业87人（11．5％）。经济状况：收入小于或等于1050元的老年人占47．1％（其中收入小于或等于500元占22．0％），1051～＜2000元占21．6％，2000～＜3000元占14．5％，≥3000元占16．8％。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分布情况：退休金50．7％，务农11．5％，务工3．4％，子女支持12．3％，社会低保7．8％，养老保险14．4％。
2．2身体状况
本次调查中高达64．7％的老年人患有疾病。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中，认为“身体非常好”和“非常差”各占9．9％和7．0％，“身体状况一般”占57．3％，“较差”占25．9％。就医情况中，87．6％会及时就医，12．4％则选择了“不会及时就医”，老年人不及时就医主要原因是“看病费用贵、行动不便”。老年疾病种类调查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风湿位居前4位，许多老年人不仅仅只患有某单一的疾病，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情况较多。在医疗费用支出比例调查中，自购药品行为逐渐增加，调查中老年人自购药品人数、门诊就医人数、住院人数分别为45．4％、22．3％、18．6％。但在总体医疗费用支出中，住院费用依然是医疗负担的最大部分，调查中老年人住院费用支出为2880元／次，门诊就医支出为308元／次，自购药品支出为150元／次，其中住院费用报销775元／次，门诊部分报销43元／次，自购药品费用不予报销。2．3老年人医保情况本次调查中老年人参加城镇职工医保比例最高，占42．1％，其次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36．7％，城镇居民及城乡居民合作医保占17．3％，没参加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占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老年人医疗保险参保率为96．7％。重庆市老年人医疗保险参保费缴费方式，主要以个人缴纳为主（P＜0．05），见表1。34％的广大城市居民、农村人口自政策实施起开始缴纳，时长1～10年，40％的老年人对医保相关政策并不了解，由子女负责管理。重庆市老年人对医疗保险的认知情况，绝大多数老年人认为参加医疗保险很有必要（P＜0．05），城乡老年人对医疗保险的参保必要性、政策了解情况的认识有差异，不清楚是否参保的老年人农村高于城镇。重庆市医疗保险参保费水平较为合理（P＞0．05），城乡老年人对医疗保险参保水平的认识一致。另外，重庆市老年人主要通过电视、宣传资料、报刊等媒介获取医保相关信息，亲戚、朋友的口耳相传及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宣讲作用明显。老年人对医疗保险服务的满意度包括4个部分，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满意度、医疗保险报销方便程度、对医院药店医保服务满意度及对医疗保险经办部门的满意度。调查中老年人对医疗保险服务总体满意度高。但城乡老年人对医疗保险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镇老年人对医疗保险服务满意度总体高于农村老年人，农村不了解医疗保险服务的老年人比例较城镇高。重庆市老年人参加多种医疗保险的情况（表2），包含了老年人对商业保险和护理保险的参保情况及参保意愿。老年人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及参保意愿低，参加商业的老年人主要是政府、事业单位及企业员工。城乡老年人商业保险参保情况一致。城乡老年人参加商业保险及护理保险的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镇老年人认为没必要参加商业保险的比例高于农村。此外，城镇老年人对护理服务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高于农村。
3讨论
3．1医疗保险现状问题
3．1．1重庆市老年人医疗保障城乡差异明显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医疗保障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医疗保险种类及待遇上：城镇老年人参加待遇较好的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农村老年人参加新农合待遇水平相对较低。其次，城镇老年人医保基金池相对于农村更为稳固，城乡老年人对医保的认识水平也不相同，对参保必要性及政策的认识城镇高于农村，对医保满意度也普遍高于农村。此外，城镇老年人对多层次医疗保险的接受明显度高于农村。3．1．2重庆市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运行中的统筹及隐形债务问题突出重庆市老年人医疗保险运行中，缴纳的保费主要由个人承担，这部分老年人包括城镇无业居民、农村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疗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相比待遇差距较大。研究发现，在医疗保险缴费时间上，18．7％的老年人口按时间交足30年或25年的保费，不足年限或未缴纳的高达41．3％，老年人医保基金池缺乏沉淀，这无疑将使医保基金产生“隐性债务问题”［5］，医保基金池的缺口将对医保系统产生巨大压力。3．1．3重庆市老年人积极拥护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医疗保险知识十分匮乏重庆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参保意愿都十分强烈，对医保保费缴费水平，医疗保险报销水平，医院、药店及医疗保险机构中医保人员的服务满意度高。患者对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认知状况影响了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满意度［6］，调查中有50％的老人对医保具体政策不了解，阻碍了医保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1．4重庆市老年人疾病风险分担形式单一本次调查中重庆市老年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6．7％，而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较低，仅占8％。商业保险及护理保险的参保意愿表现不强烈，原因包括经济因素、对多种医疗保险缺乏了解等。此外，商业医疗保险自身缺陷影响了参保率。商业保险市场中的“撇奶油”行为将已患病人群排除在商业医疗保险大门之外。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容易购买到保险，而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老年人更可能被驱逐出这一市场［7］。
3．2建议
1制约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满意度的原因
影响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很多，它涉及网点形象与服务硬件环境，内部管理机制运行与制度执行，队伍建设和员工素质等三个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1服务网点数量少且布局不合理，服务环境有待提升。一方面，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偏少，网点分布不合理导致业务办理极为不便，客观上增加了客户获取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同一家金融机构乡镇一级网点与城区、标准化网点的服务硬件环境存在明显差异，还有就是业务咨询、投诉处理机制不健全。虽然大多数营业室对业务咨询、监督投诉电话进行了公示，但多为县级农村金融机构办公室或稽核监察部(纪检监察室)的电话。
1．2服务效能差的问题最为敏感。服务效能通过服务质量和效率两个方面体现。一是在办理业务时农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态度冷淡、“不够热情”现象急需改进。如在申请办理信贷、股金类业务遭拒时，银行工作人员未给予合理解释，在银行开展的营销活动中有“前热后冷”之嫌。二是尽管农村金融网点在营业室均公布了服务监督、举报电话，但仍有客户表示“投诉无门”，通过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咨询电话未能得到满意答复、监督投诉反馈质量不高。三是排队等候时间过长，办理业务排队等待的时间在10—30分钟，尤其是政策性资金集中发放时期和赶集日较为突出，银行未开放更多窗口。四是业务办理程序复杂，如由于客户经理的失误，导致贷款补充调查或由贷户补充资料，影响了办理时效，增加了客户融资成本。还有就是文明规范服务各项制度规定“执行难”。银行业协会、上级银行等出台制度对网点服务环境、理财资讯及信息公示、业务种类及处理效率、人员配备与精神风貌、服务制度与规范等作出了具体要求，农村金融机构还专门开展了文明服务礼仪等培训活动，但效果总体不佳，管理部门也未作强制性要求，未建立统一、切合农村金融机构实际的服务制度和惩戒机制。
1．3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研发不足、可选择度低，“贷款难”客观存在。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一对一的个人理财服务几乎为零，供客户选择投资理财的渠道严重不足，而保险业务因期限较长等原因多数人主动购买愿望不强烈：在贷款方面，尽管近年农村金融机构推出较为丰富的信贷产品，但仍有受访客户反映因自身无足够抵押担保导致“贷款难”。
1．4少数网点“属地业务”思想突出。少数网点对非本地客户办理大额取款等本来可以办理的业务，因嫌“麻烦”变相拒绝受理或借故推托，“引导”客户到其他网点或机构办理，严重影响客户满意度。新产品在基层农村金融机构的推广乏力。少数职工宁愿不办少业绩，也不“冒险”为客户提供无抵质押贷款，在各项制度严格约束下，担心新业务资料收集较为繁多、新业务易违规受损，二则对信用贷款抱有“成见”，认为信用贷款风险高、只有抵押才是风险的保障，三则少数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贪大、求全心理，对小额且无抵押贷款存在惧贷、惜贷心理，致使新产品推广很难实现。
1．5农村客户群体金融知识普遍匮乏，新型支付结算工具应用推广存在现实阻力。随着银联卡、ATM、POS、EPOS等结算渠道日益丰富和完善，自助服务程度显著提高，相应要求客户具备必要金融知识但目前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留守老年人、妇女等一大批弱势群体，他们对银联卡系列业务、新型网络终端业务存在排斥，不会用、不敢用，而更“相信”、习惯于存折(单)等传统的业务办理方式’，不利于农村地区新型支付结算工具的推广应用。农行、邮储虽“再入”农村，但加快乡镇一级网点建设也面临经营成本和人员配备不足等压力。是“三农”自身发展具有局限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纯粹靠种养为生的农民急剧减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本身对金融服务了解不够、需求不旺，抑制了农村金融改进、优化、创新的动力。同时，一些返乡农民工创业致富意愿强烈，但往往陷入经营项目盲目、从业经验匮乏、启动资金不到位的困境，农村金融机构从风险性、盈利性等多方考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动性受制。近年来，尽管国家在农村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对设立新型金融机构实行了准入优惠政策，但仍然不能回避涉农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低等问题。
2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满意度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服务质与量的竞争，笔者认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满意度，必须抓好硬件、软件和内部管理、队伍建设等工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改善农村金融运行的政策环境。目前，农村市场仍然面临高投入、高风险、低产出、低收益等不足，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将资金“融出”农村，不利于城乡统筹长远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离不开财政政策扶持和货币政策激励，政府应发挥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并把对金融的补贴以激励金融机构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增加信贷额度、扩大贷款范围等，综合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信贷窗口指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对农村金融给予必要的支持，对社会贡献度大的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政策倾斜。
2．2坚持把服务满意度作为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好坏的考核标准。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测试和暗访工作，全面掌握金融服务领域制度执行、内部管理、队伍建设、信息反馈渠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充分发挥客户咨询、监督、评议促进工作优势，以外部监督促进经营管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应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满意度为己任，注重自身综合服务能力提高，在发展方式转型、经营模式转型、流程银行转型、服务渠道转型和队伍建设转型等方面有所突破。
2．3以实施“惠农兴村”工程为动力，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
2．3．1做好农村金融服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完善网点便民服务设施，搞好网点绿化，循序渐进推进精品网点战略，优化网点服务环境。其次是在人流集中的地区增设ATM、广布POS和固定、无线EP0S机、自助查询机，开通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让广大农民客户“人不出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便捷的现代金融服务。三是增设便民金融服务点，推行金融服务联络员制度。
2．3．2结合农村实际做好产品研发和应用推广。巩固现有存款类、贷款类产品，推广支付结算类产品，大力发展类产品，开发应用符合农村地区客户投资特点的理财产品，全面满足农村客户多层次、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
2．3．3巩固涉农信贷业务市场。农村金融机构要以开展“惠农兴村”工程为契机，密切联系“三农”，普及金融知识，抓实评选信用户，创建信用村、信用乡镇基础工作，及时采集农户、个体工商户、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小企业的基本信息，认真评定信用等级，科学合理授信，健全资料档案，大力营造诚实守信氛围，培育社会诚信体系。
2．4突出经营考核的杠杆作用，有效强化内部管理
“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2004年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如此定义“公共服务”,“定义”中列举的事项多与民生密切相关。
“今年我们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第二件是在农村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09年底,总理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这样总结当年政府工作中的“大事”,改善民生显然仍是“为人民服务”的主要内容。
在公共服务为民生的中国和强调改善民生的2009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民生领域已经进一步成为考量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维度。”
2010年2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就“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若干民生重点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全国13个城市发起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考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及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9～2010年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为71.5分。
本次调查抽取的样本城市为东、中、西部各区域内经济“发达”、“中等”和“欠发达”三类省份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评价经济水平的主要依据是城市所在省份和直辖市上年人均GDP,选择时兼顾城市的关注度。调查最终选取的城市为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海口、郑州、武汉、合肥、呼和浩特、重庆、西安、成都和昆明,参访者来自各城市的城区和农村。
在对公共服务的各项指标进行测评的同时,本次调查还就公共服务的13个重点领域,对各样本城市的居民进行了满意度的考察,并由此得出“13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排行榜”,其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杭州、广州、郑州、北京、呼和浩特、重庆、武汉、合肥、成都、西安、海口、昆明。
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就业服务等五个重点民生领域位居榜首的城市分别是广州、上海、杭州、郑州、广州。
义务教育满意度最高,
保障性住房满意度最低
参访者对与义务教育相关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最高,对与保障性住房相关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最低,这是本次调查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义务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获得了良好认同,这并非偶然:2000年,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2.58%;时至200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为8.48年和3.48%。同样是在2008年,我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
2009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也为义务教育赢得好评有所贡献。据参与《纲要》制定的教育专家、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教授介绍,《纲要》将在基础教育、素质教育、教育公平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上有所突破,而这些突破“会对中国未来的教育发展发挥不可限量的作用”。
然而,教育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虽有所提升,但仍低于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水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共计69%的参访者认为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和“严重不公平”;“阻碍教育公平性”的主要原因(多选)则被认为是“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62.2%)、“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62.1%),及“学校录取制度不公平”(59.2%)。可以预见的是,对于新一年的义务教育公共服务,人们会在纠正“不公平”、改变“不平衡”方面充满期待。
尽管保障性住房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要受益对象,因而尚不属于基础性公共服务,但在本次调查中,与此相关的公共服务还是成为关注度排名第四和满意度排名最末的项目。
调查数据显示,共计53.1%的参访者表示对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而在回答“您认为如何才能真正抑制房价上涨”时,70.1%的参访者选择了“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显然,面对房价持续攀升的现实,不少人将希望转向了保障性住房。然而,与这种希望相去甚远的服务水平却总是让人失望,于是不满在所难免。
不过,对保障房公共服务的抱怨更像是表面现象,真正的不满其实指向居高不下的房价――这样的房价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无意愿,进而无能力去购买商品房。在抑制房价的种种措施所取得的效果远未让公众满意的情况下,将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力体现为更好的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也许已是化解这种不满的最好办法。
医疗卫生获最高关注度
在“最满意”和“最不满意”之间,还有一些调查结果同样可圈可点。
作为基础性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医疗卫生服务在本次调查中获得了最高关注度,同时也获得了位列第四的满意度排名。这样较为靠前的满意度排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自2009年“新医改”的五项措施。调查数据显示,在问及“对‘新医改’各项措施持何种态度”时,32%的参访者表示“有信心”,不过,也有44%的参访者表示“观望”。
此外,“看病贵”仍是医疗服务中突出的问题,共计53.7%的参访者认为“目前的医疗价格”“较贵,难以承受”和“很贵,无法承受”。未来几年内,“观望”者的态度如何改变也许取决于“新医改”实施后“看病贵”问题的解决效果。
社会保障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获得了仅次于医疗卫生的关注度,但参访者对相关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却并不高。
尽管国家在社保方面的投入在持续加大,但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2%,仍然距离中等发达国家甚远。此外,社保支出在分配上也存在不平等的现象,相当多的农村居民还享受不到社保待遇。2009年启动的“新农保”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种待遇差距,但根本解决还有赖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改变。
同样亟待提高的还有就业服务水平。本次调查中,56.5%的参访者表示“在学校里所学专业与现在从事的工作”“不对口”,这意味着社会对与就业机会相适应的就业培训有很大需求。然而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就业服务偏重于提供就业信息,在提供就业机会和就业培训方面则明显欠缺。因此,尽快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就业培训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与文化、休闲、娱乐,公共安全,政府信息公开及政府与民众互动相关的调查结果――前两项的满意度排名仅次于义务教育,而后两项的排名只略胜于保障性住房。
参访者对文化休闲服务的良好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关服务的市场化,以及政府对文化产业经营限制的逐步放开;对公共安全服务的满意则主要是对政府在警力配备和增强防范措施方面工作的认同,而公众的主观安全感事实上还有待提高。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与民众互动,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然说明政府在增强工作透明度及与民众交流方面仍需努力。
公共服务水平与GDP联系过密
在本次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排行榜上,东部省份城市,即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海口的满意度总体高于中、西部省份城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呈明显正相关关系。
迟福林认为,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密切,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在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拥有了更多可以投入的资源;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个问题,即由于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加之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职责体系尚未建立,所以在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公平方面仍有所欠缺。
“基本公共服务不能仅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挂钩,”迟福林说,“对于难以保证基本服务水平的地区,中央财政必须给予财力保障,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待改进。”
此外,各城市城区与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比显示,城区居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城乡户籍制度导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无疑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关的一个突出事例为农民工就业服务。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服务需求已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然而由于没有城市户籍,农民工在制度上并未被纳入城市的就业服务体系,农民工对就业服务的不满因此就在所难免。
迟福林认为,当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到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后,他们对享受城市就业服务的诉求就会更加强烈。因此,未来三五年内,在进一步放开户籍制度,从而使农民工享受到平等的就业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必须有实质性突破。
“实现均等化要花15～20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欠缺是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本次调查显露的公共服务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明,未来我国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在迟福林看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涉及三方面内容,即城乡均等化、区域均等化和对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的关注,其中城乡均等化最为关键。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应该有全国性的规划,这个规划应立足于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我们现在只是提出一些大目标,缺少实现这些目标的总体规划。其次,应形成合理的中央-地方分工体系,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财权和事权。此外,还要解决投入问题。就解决城乡均等化问题而言,我认为至少需要15至20亿元。”迟福林说。
本次调查所获得的另一项启示来自公众对与文化、休闲、娱乐相关公共服务的良好评价,这一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适当引入市场、社会机制将有利于服务水平的提高。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公共物品短缺的时代,仅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很难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在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迟福林说。
关键词：数据信息；医院医疗；保险管理；应用疗效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行医疗改革举措，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而医院也成为开展医疗保险工作的重要场所[1]。完善的信息系统不仅能够确保医院各个医疗项目有序运营，还能够提高患者的满意程度。为了进一步研究医院医疗保险管理工作的效果，笔者随机选取2019年1-12月在医院医疗保险管理中使用数据信息的医护工作者共计200名研究主体，现将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分析如下。
1基线资料与方法
1.1基线资料
选取2019年1-12月在医院医疗保险管理中使用数据信息的医护工作者共计200名，其中男性工作者98名，女性工作者102名，年龄25~55岁，平均年龄（40.34±3.47）岁，其中医师102名，护理工作者98名。同时，选择同一时期在笔者所在单位接受住院治疗的医保患者共计150例，其中男性患者77例，女性患者73例，年龄18~76岁，平均年龄（47.62±2.74）岁。全部患者与医护工作者均知晓此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都经过笔者所在单位的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1.2.1运用数据，优化统计系统注重收集医疗业务的各项信息数据，构建院内“诊疗-数据”一体化联网机制，实现医疗保险端与医院端的数据库机融合，统一保存患者零散的检查、化验、收费、医嘱、用药以及影像等信息资源，使其传输至医疗保险管理系统中[2]。注重统计分析数据环节，合理应用数据分析软件，对其展开信智能信息化分析，收集数据信息资源，再对其进行整合、汇总与统计。医疗保险机构做好相应的拒付数据筛查工作，每日合理审核即日就诊的HIS数据信息，对拒付原因进行分析，确立相关负责单位、个人，再实施费用落实，如果系统存在错误，需要在第一时间返回有关负责科室。
1.2.2构建完善的医疗保险考核机制在总额预付机制基础上，从数据入手对院内各个科室的真实数据加以管理，把拒付费用、病理组合、药占比重等指数纳入医疗保险考核指标中，构建完善的医疗保险考核机制，以期为运用指标、补充医疗保险考核数据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1.2.3实现数据共享，加强部门合作对医院内门诊部、住院部以及药品部3方交流沟通加以重视，核查各个医疗费用，规范数据录入程序，同时做好病历表补充工作，为实施结算程序做好铺垫[3]。例如，医疗保险收到拒付数据后，对其展开整理归纳，同时将其发送至数据信息平台上，药剂部由门诊办、物价办展开合理收费，有效管理拒付费用，再通过临床科室把数据填补至病理首页，统计部门将进行录入，然后由医务部门、住院部门统一结算数据信息。
1.3观察标准
结合笔者所在单位自行制定的医疗保险政策问卷调查量表，对医护工作者的医疗保险政策知晓程度展开评估，评估内容主要以医疗保险政策、医疗保险宣教、收费问题、拒付问题处理以及医疗保险指标等方面为主，每项以100分为标准，分数越高则说明医护工作者的知晓水平越高。同时，对334例住院医保患者展开满意度调查，结合咨询问卷调查量表评估患者满意情况，评估内容主要以医疗保险政策、收费问题、医疗保险协调等方面为主，100分为标准，十分满意大于90分，一般满意小于89分且大于75分，不满意小于75分。
1.4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采用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进行行t检验。若检验结果为P0.05，则说明组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对比数据信息应用前后医护工作者医疗保险知晓情况
在医疗保险政策、医疗保险宣教、收费问题、拒付问题处理以及医疗保险指标方面，使用后明显好于使用前，组间对比P＜0.05，证实存在差异性，如表1所示。
2.2对比数据信息应用前后患者的满意度情况
采用数据信息后，患者满意度也从数据信息应用前的68.66%上升至86.66%，组间对比P＜0.05，证实存在差异性，如表2所示。
3讨论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管理机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参保项目、参保主体享受程度存在差异性，因此导致医疗保险管理差异显著。为了保障报销的公平与客观，应该对医院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的各个项目给予高度重视，做好相关的审核工作。通过构建完善的数据信息库，能够对患者的诊疗服务、治疗方式、药物审批、限量用药以及自费项目等多个方面实施动态化记录，为患者的医疗保险费用提供必要保障。此次研究结果，在医疗保险政策、医疗保险宣教、收费问题、拒付问题处理以及医疗保险指标方面使用后明显好于使用前，组间对比P＜0.05，证实差异性存在；采用数据信息后，患者满意度也从数据信息应用前的68.66%上升至92.66%，组间对比P＜0.05，证实存在差异性。由此可见，数据信息在医院医疗保险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良好，有利于提高医护工作者对医疗保险政策的知晓水平，改善医院临床服务满意度，临床应用价值水平较高。
1.1公立医院实施总额预付制的有利因素
1.1.1促使公立医院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市场竞争力
医院在项目付费和单元付费的机制下，受到整体医疗行业的垄断性的影响，患者的消费并不具备主动性，是一种迫于无奈下的被动消费增加，而作为医疗卫生部门，从主观上的获取医疗保险基金也引发过度的医疗消费行为，无形增加患者的治疗费用。而实施医疗保险总额预付制，医院为规避基金风险等问题，参保患者可以接受较为合理的医疗服务，从患者的利益角度来讲是有利于患者，这也使得医院成功的抢占医疗保险市场，为医疗服务的优质优价提供有利的发展空间，不断创新的管理机制也极大的提升公立医院的内涵建设，在公立医院内部不断调整配置项目和服务项目后，医院的市场竞争力也表现的尤为明显，可以说医疗保险预付制为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为医院带来源源不断的市场效益。
1.1.2促使公立医院降低医疗管理和服务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
受到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许多医院的运营成本和医疗服务成本也极大的提高，巨大的医疗管理和服务成本管理为医院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限制因素，在医疗保险总额预付制下，医院在合理的总额、定额资金一定的基础上，医院为获得最大盈利必然提高资源利用率，将提出趋向合理的内部管理以及各项考核指标，控制浪费的情况发生，并通过技术调整升级来降低医院的管理和服务成本。另一方面，在医疗保险总额预付制实施后，相比传统的项目付费、单元付费等支付方式，医院对费用的结算和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方面都比从前有更为简单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的创新也直接减少相关管理人员和开支，极大降低医院的整体管理成本，为国家节省开支。
1.1.3促进公立医院积极参与医疗保险管理，增强控费的主动性
从公立医院的根据单元付费模式、项目付费模式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哪种具体的付费结算方式都会引起医院通过控制医疗项目、重复医疗项目来降低入院标准，小病大治来获得医院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患者医疗费用的增长。在实施医疗保险预付制后，总额定量，超额费用将会由医疗机构自行承担，公立医院的整体费用管理意识也进一步提升，为规避所要承担的风险，合理控制医院经营成本以及服务成本，从被动节约走向主动控制经费的态度上，提高医院整体资源的利用率，也为医院在公共事业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受到总额预付制的影响，医疗保险机构将医疗费用使用的控制权力全权交付给医疗服务方，即医院，而医疗保险机构的工作重点则落到医疗经费的预算、医疗经费的审核、医疗经费的执行等方面，极大地降低医疗保险机构的管理成本，也使得其监管作用更加凸显。
1.1.4有利于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目前全国许多卫生资源分配不均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①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②人们对医疗消费观念上也存在着许多的偏见。③医疗保险政策在安排上和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上差别不明显，也未能正确引导患者的医疗消费行为。在实施医疗保险总额预付制后，其中的额度会充分考虑各级别医疗单位的等级、服务患者的人口特征、患者特点、就诊时间、就诊次数与平均就诊治疗费用等方面；并且，政策上提供的转诊制度、家属床位管理措施在付费的标准上应向上调整比例，正确的引导患者和家属小病去小医院，大病去大医院的医疗消费观念。如此，各大中小医疗机构能够获得更充足的医疗保险总额，并通过医院环境、医疗技术更新、服务质量的提高，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医疗保险事业，从而从现实的要求上促进医疗卫生系统公共管理事业的健康发展。
1.2公立医院实施总额预付制的不利因素
1.2.1影响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在总额预付制实施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随即规定各定点医疗机构的年度预算总额费用的管理制度，即在医疗机构用完全年预算的总额费用后，其收治患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将由患者就医医院承担，部分医务工作者认为如此救治患者等同于无偿为医疗保险患者进行医疗服务，随着参保人员的增加，公立医院收治的医疗保险患者越多，医院亏损的越严重，极大的挫伤许多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受到医疗保险总额资金限制的影响，许多患者要求得到更好的治疗也极大地增加了医生的救治难度，医生一方面考虑医院的医疗保险总额限制，也要顾及患者的医疗服务满意度，因而引发许多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矛盾，也极大的降低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作为医疗服务机构，解除患者的病痛是理所应当，而患者上门就诊，医院本无权拒收患者，部分医院的不良做法也极大地激化了医患矛盾，同时，为当地医疗保险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和执行带来不利影响。
1.2.2影响医疗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
在总额预付制的实施下，预算方法必然引起市场作用的减少，在没有市场主动作用的刺激下，医疗机构不自觉会放慢医院的整体工作效率，在医生的服务行为方面，为减少定额超支行为，将极大影响医疗提供方的主动服务性，在发展业务的主动性方面也会极大降低。因医疗保险总额的限制性，许多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开始慢慢降低，服务态度也开始变差，当然这也与医疗机构自身行为及患者的无理投诉有关。但作为医疗机构，要努力提高患者的医疗服务满意度，减少排队就医、入院的情况，避免拒收患者等现象发生。
1.2.3影响公立医院的资金运营
受到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不完善的影响，许多公立医院及私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服务不到位，在大部分的公立医院，由国家和政府补偿还不能达到四成，而许多企业医院在改制调整成为事业单位后，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补偿资金，所有的医院经费开支目前只能根据医院的自身发展情况来维持长久的运营与发展，医院在没有资金的支持下，未来的发展也将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在医疗保险总额制度实施中要求，限定医院每个年度医疗保险支付费用的支出上限，一旦经费预算超支并缺乏依据，并不再根据医院的历史医疗保险数据进行衡量，单单衡量医疗保险基金的结余情况，也为许多公立医院的实际运营造成不良影响，受到严重资金不足的影响，许多医院也有面临倒闭的风险。医院每年收治大量医疗保险患者超出预算的比例不在少数，而该项医疗保险资金未能得到及时补偿，这部分尚未补偿的资金对医院来讲是很大的损失，是医院独自不能承担的。同时，预算经费的不足，也极大地降低对患者的治疗水平，因经费不足，不能选择较为恰当的治疗手段，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是存在的。
1.2.4增加医、保、患三方矛盾
1.2.4.1医院与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医院与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第一个矛盾点是医疗保险基金提供的是限额，而医疗服务提供的却不能因限额而被控制，是无限的服务范畴，医疗保险基金支持是根据上年度收缴情况来确定总额基数的，收支之间存在着一定比例。所以在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进行多种保障方式来确保资金的安全运转。作为医疗服务本身，具备主动与被动性的消费模式，受到医疗科技的不断提高，诊断技术也多种多样，新药物、新技术也被不断推广，医疗费用的增长成为必然。而在市场作用下的医院为生存和获利，为争取更多的医疗保险基金的支持，部分医院为患者提供过多的医疗服务项目，这样造成医疗费用的浪费，为此医疗保险机构作出政策和经费调整等措施，也极大激化双方矛盾。另一方面，参保患者就诊人数与医疗保险指标固定性不协调造成的矛盾，一般医疗保险机构对医院的诊疗费用实施控制，分别在总额费用和人均医疗费用上，而控制标准的制度也是由医疗保险收缴情况以及参照以前的拨款情况来根据比例所调整的，对超标部分根据考核情况进行分配。随着参保人员比例逐年增长，患者也开始自主选择医院，而其流动性与数量变化不定，也极大影响医疗保险报销政策对不同级别医院的制定。因此，许多医院也承受着门诊量与总额费用不能控制的压力。
1.2.4.2医院同患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大部分参保患者对医疗保险制度与政策缺乏正确的认识，同时，医院宣传和推广医疗保险解释不足致使医患矛盾产生。部分患者在对医疗保险制度与政策不详的情况下对医务工作者提出不适当的要求，如医生不能准确解释往往会造成服务满意度的下降。其中，对许多患者自行承担的费用以及报销比例方面医务工作者若没能及时告知，也出现过大量拒绝付款的情况，导致矛盾升级。许多患者因参与基本的医疗保险，便会对医疗保险产生过高的报销期望值，这也是与患者同报销政策之间存在的矛盾，但会转嫁到医院方面，患者就医后，希望得到最好的医生、最先进的仪器进行检查，个人不希望付高额的医疗费用，而我国目前医疗保险体系所能提供的是基本医疗保障。因此，医院根据所能提供的总额进行服务会严格按照医疗保险程序进行操作，也会根据限定的支付标准进行操作和治疗[1]。
1.2.4.3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同患者之间的矛盾。医疗服务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服务，不同患者病种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许多病种伴有多种并发症，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展开具体的治疗，目前我国针对治疗的评价手段还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独有的体系，医疗机构在处方、治疗手段、检查等方面是否合理都很难判断，因此，对医疗保险费用审核及扣款的合理性也很难把握，正因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审核的局限性同患者病情复杂性引发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1.2.5制约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普及和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在总额预付制的实施下，受到资金和条件的限制，许多医院对新技术的试验和使用机会减少，传统治疗方案在医疗保险范围内而新技术并不在，这样让许多患者失去使用新技术治疗的机会，又考虑到总额限定，许多医生也自动放弃新技术的学习和新型药物的使用，也极大降低部分医务工作者探索医学热情，对未来医学技术的推广和提升带来负面的效应，同时，对普及和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方面也产生不利的因素[2]。
二、总额预付制下公立医院的应对策略
2.1转变观念，增强“保基本”的意识
基本医疗保障是医疗保险实施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投保者以及指定的医疗服务机构，都要严格按照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去执行，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医疗保险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服务的实施过程，同样也需要各级医疗服务机构的医务工作者共同实现，为转变医务工作者对基本医疗保障的观念，医务工作人员必须要增加“保基本”的意识，充分理解和掌握医疗保险制度与政策，在医疗保险的服务宗旨下，给出合理用药、检查与治疗方案，不转嫁高额费用到患者身上，才能确保医疗保险政策与医疗服务的良好结合，促进医疗保险政策和医疗服务机构的良性发展。通过实践证实，医院与医疗保险的健康互动，会极大促进医院的发展，达到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同医疗服务机构的双赢。
2.2明确服务定位，调整服务格局
针对全体医疗机构的相关工作者，从根本上树立服务意识，这也是管理者制定医疗服务方案、救治服务方案、提供诊疗内容的一切前提和出发点，而对服务意识能否落实到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的内心，也直接对开展的医疗救治服务行为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医疗服务意识的提升需要全体医务工作者的意识大转变、心理状态和外在行为的一致也需要管理者认真考虑医务工作者的根本利益，从服务医务工作者做起[3]。同时，医务工作者对待患者的态度与行为也是反应医疗体系队伍的重要指标之一，提升患者医疗服务满意度要落实到实处，树立正确的服务救治意识、克服为难情况，以最好的服务质量去温暖患者的内心。当然，服务意识和态度的提升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教育积累，也需要在良好的管理氛围和实践条件下形成。
2.3加强内涵建设，提高竞争力
2.3.1积极调整管理策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水平和工作效率
积极进行各层级管理部门的管理策略调整，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水平及工作效率为策略调整的前提，将效率及质量并抓，将服务质量作为医院的工作任务主线，带动以患者为服务中心的优质诊疗服务，立足现有医疗设备、管理者要借总额预付制度为契机，挖掘服务潜力，向管理策略要效率、挣效益[4]。
2.3.2推行全成本核算，严控医疗费用，降低医疗成本
自医疗保险制实施以来，投保者可以自由选择医院进行医疗救治，这样无形增加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性，作为医疗服务的主体，想在新的环境当中处于竞争优势，只有在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的同时，在医院进行有效的成本核算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努力降低医疗成本，提升市场运作的竞争力。医疗机构可以采取不同的核算策略，开展不同科室的成本核算制度、根据医疗服务项目开展成本核算、按照病种展开核算等，借助现代化的网络和数据库，可以有效节省核算中的人力成本。根据核算成果大力发展医院优势专科或诊疗服务项目。目前全国范围实施的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方式多是以混合支付的方式进行，其中，总额预付制也通常是同其他支付方式结合进行实施的。如同病种支付混合，根据病种支付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实施高新技术的治疗手段，并进行病种核算，可以提高医疗服务机构测算病种医疗费用的成本；在门诊根据人头付费，也可以进行就诊次数的成本核算，以便确保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同时，也能够使得医院、患者、保险管理机构三方获益，这样成为医院持续、协调发展的手段之一。
2.3.3加强医疗保险运行情况监控，及时有效地介入医疗保险环节管理
加强医疗保险运行监控，以确保总额预付制下的医疗服务质量以及医疗安全。受到总额预付制强制计划的影响，许多医疗机构在服务等诸多因素本身不确定的情况下，医疗保险总额要有计划性地完成，要确保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不可因医疗保险费用约束而限制甚至影响医疗行为及医疗服务质量，一切以患者的安全和健康为出发点。在常规管理下，努力推行临床路径，保障患者利益，避免总额预付制度下临床医生的不良诊疗行为，如强制转嫁医疗服务费用、对患者进行转诊甚至拒诊等现象；加强临床药品的管理，在合理、规范的前提下用药，严禁追逐利益行为下的各种诊疗、开药。针对必要的诊断、检查不可因医疗保险费用限制而降低服务标准，以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发生，医疗保险监管部门做到定期维护医疗保险执行力度，在医疗保险环节管理上落到实处。也可以增设独立的医疗保险基金监管组织，将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医院、患者的责、权、利进行划分，由监管机构对整个医疗保险基金的运行进行规范、指导及监督，监管机构可以对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同医院间的协议内容进行调整，对双方行为进行约束。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正确的使用，确保各级医院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平台上同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加强合作，保证患者的利益。
2.3.4建立医疗保险管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医护人员主动控费的积极性
实施管理激励的意义是用于规范公立医院的管理流程，提升医院的服务质量以及发展医院的文化，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WilliamJames的发现，一般受到充分激励的员工，其能力可以发挥到80%~90%，而与普通未受到激励的员工发挥的20%~30%的能力相比，远远超过3~4倍，因此，激励管理也是医院发展专业化平台、精细化平台的内生需求。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也应当在不同医疗机构中引入适当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市场调节作用来改善供需的不平衡性，提升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以及提升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凭借良好的口碑赢取市场资源和利润。良好的竞争也可以降低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运营成本，对矛盾三方都是一个有力的调节方式。在总额预付制实施后，面临新型制度，探索构建有力的激励约束方法，一方面可以控制医疗保险总额的不过度消耗，也能保证医院和员工的自身利益，在保证医疗安全、质量的同时提升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效率，提升医院整体凝聚力和士气。
2.4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和再教育工作
在全系统内，对医护工作者做好两个方面的培训与教育工作。第一，做好对医疗保险政策的教育及学习，医务工作人员因对医疗保险内容及政策的不熟悉引发的医患关系矛盾冲突屡见不鲜。因此，作为医务工作者必须在加强业务能力的培养同时，提升对医疗保险政策知识的理解，能够准确的帮助患者就医疗保险问题进行解答，提升患者及家属在问诊、咨询环节中的满意程度，也为医务工作者自身形象的树立打好基础。第二，作为医院的管理层，要定期对广大医护工作者进行进行和培训，提升医务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选派基层工作人员到高一级别医疗服务机构学习，选派医护精英到基础医疗服务机构锻炼，都是极大提高医疗队伍整体服务能力的较好的学习机会。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和再教育工作是医护工作者自身提高的一个重要机会，也是提升医院整体实力不可缺少的过程。
2.5加强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协调好医、保、患关系
在医疗保险的政策方面，要加强宣传与推广，在社会形成较为良好的医患关系沟通渠道，最大程度的减少医患矛盾的发生，也是保证医疗保险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障医院正常运行减少医闹的主要方法。在医院中患者经常注意的位置，公示最新的医疗保险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就医问诊流程、医疗保险咨询电话、投资流程、联系方式、医疗保险机构网站、地址等，让每一位就诊人员能够充分了解医疗保险相关知识，让患者在就医各个环节中满意，也为医院减少过度的医疗需求、减少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树立医院正面形象、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服务。
2.6积极推行患者转院、转诊工作，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
在服务方面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不断完善集团客户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下发了《XX联通集团客户分级服务规范指导意见》、《XX联通集团客户服务联动机制管理办法》两份主要文件，建立、完善集团客户全业务服务体系。
建立集团客户分级服务体系，加强服务细分。
强化集团客户服务规范，提升服务水平。
建立服务质量监控机制，促进服务提升。
完善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响应能力。
二、深化集团客户分层分级管理,推动特色标准化服务，实现服务带发展，发展促服务的良性循环。
强化集团客户名单制营销服务制度，落实《关于实行集团大客户名单制管理的通知》的各项工作要求，对72家省级集团客户单位，做到每一个集团客户都有指定的客户经理负责其营销和服务工作，确保集团大客户的服务，整理明确了省、市二级集团大客户、核心客户名单，实现了有系统支撑的集团客户服务管理。
按照客户类别属性（行业客户或商企客户）、业务属性（纯移动业务集团、纯数固业务集团、纯行业应用类集团和综合业务集团）、规模属性（按照集团客户收入和用户量规模分级），建立多维度客户分层分级管理体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针对不同类别集团客户的标准化服务要求, 整理集团客户俱乐部服务平台和客户服务热线，加强对俱乐部客户星级服务规范、客户经理服务规范以及客户故障响应绿色通道等相应流程的落实；要进一步加深集团客户的服务深度和广度, 增强客户感知,体现服务差异化,提升集团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最终实现集团客户和企业的双赢。
继续利用好公司星级客户俱乐部这一平台，加强对各类集团客户关键人物的通信外服务，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客户行业推广、年会等客户关怀活动，达到持续提高大客户满意度的目的；面向中小企业客户拓宽服务渠道、完善集团客户积分体系、利用俱乐部资源支持客户的商业运作，以延伸服务为核心打造商务客户的特色服务。
三、以服务促发展，突破行业客户市场发展瓶颈。
完善行业客户的服务体系，加强客户经理服务规范以及行业故障响应绿色通道等相应流程的落实；客户需求结合为客户提供不同等级的服务，加深集团客户的服务深度,体现不同类别客户的服务差异化,增强客户感知,提升集团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最终实现集团客户和企业的双赢。
在此基础上，对存量的行业客户进行深度开发，通过行业解决方案的应用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满足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对信息化和通信的需求。
四、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完善集团客户服务支撑响应体系，不断提升对集团客户的服务支撑能力和水平，努力提升客户感知。
1、推进集团客户服务支撑响应体系建设
按照省分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要求，今年各市分公司全部成立了集团客户响应中心，按照服务客户数量配置了响应工作人员，负责各市分公司集团客户售前、售中、售后响应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集团客户服务支撑流程及制度，对售前技术支持、业务开通、故障处理等流程进行了修订,先后制定下发了《中国联通XX省分公司集团客户售前技术支持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关于下发集团客户故障申告处理预案的通知》、《XX联通关于为集团客户提供项目交付报告的通知》、《中国联通XX省分公司省内数字、数据产品等级服务（sla）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关于XX联通集团客户重大项目及跨域业务营销管理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规范集团客户运营支撑工作。通过建立省、市两级集团客户响应体系，较好地落实了全省集团客户响应工作。
2、组织开展了集团客户网络巡检
按季度组织集团客户光缆线路及客户端接入设备的巡检，共完成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阳光保险等400多家客户的机房巡检工作，提升了客户对XX联通服务的满意度。
3、做好党政金融等重要客户的通信保障工作
继续做好国家、省级电子政务网络、四大国有银行等党政、金融重要客户的服务支撑工作，细化大客户重点通信保障方案，分解落实各级责任人，提高保障业务可用率。全年共完成质检总局、国土资源部、中国农业银行、苏宁电器、建设银行等重点客户78次重保需求，合计完成重保工作3142小时条。
4、推行重要客户配备网络服务经理制度
网络服务经理制度的工作目标是发挥网络运行维护部门的技术、网络和人才优势，提升网络运行维护部门对集团客户的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提高集团客户服务满意度。按照集团客户部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网络服务经理的配备工作，加强了与客户技术层面的沟通，得到了集团客户的认可。
5、实施重要客户双路由改造工作
通过对重要客户网络的分析，针对客户网络不足，进行优化改造。20** 年省分公司安排专项资金260万，实施了27家客户，46个客户接入点的双路由改造工作，提升了接入段的质量保障，降低客户业务电路中断可能性，提高了网络可用率。
6、定期开展集团客户故障抢修演练
通过抢修演练工作，排查分公司实际抢修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故障处理流程及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提高故障定位、组织调度、现场操作处理等业务能力，提高集团客户支撑服务能力。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文章通过对山东省烟台、青岛、威海三地市的渔民进行调查问卷，分析了三地市渔业养殖的基本情况，并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影响因素。从Logit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渔业生产年限、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保费补贴水平、年龄、对保险了解程度、保险重要性、保障程度、赔付水平、对理赔定损服务满意度等因素与渔业保险需求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保费水平与渔业保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的得出立足于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视角，对于构建完善的渔业保险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关键词 ］渔业养殖；渔业保险；影响因素；Logit模型
［基金项目］山东渔业产业体系和泰安市大学生科技创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贾清茹（1990－），女，山东寿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理论与政策；通讯作者：陈盛伟（1971－），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业保险与农业风险管理。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水产品捕捞量约占世界的六分之一，水产养殖量约占世界的70％。自1978年实施“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政策以来，渔业产业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渔业产值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渔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对满足国民优质蛋白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渔业产业的稳定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也至关重要。
但是，水产养殖对环境条件以及管理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温度的升降、氧溶量的变化、污水废水的影响、饵料的质量以及洪水、海啸、异常海潮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水产养殖保险标的多样性、差异性，防灾防损工作的难以施行造成的高风险性，保险责任的复杂性和难以鉴别性，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事故的频发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存在，使得保险公司对开展水产养殖保险非常谨慎，水产养殖保险的开展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以养为主”方针的深入落实，水产养殖保险逐渐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同时，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各级政府的重视，推动了学术界对渔业保险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朝华系统阐述了渔业产业以及渔业保险的风险，并详细介绍了渔业互保协会的制度诚意和必要性［1］；庹国柱论述了构建渔业保险巨灾风险机制的必要性，并从巨灾风险机制的制度、规模、原则、融资安排以及构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2］；龙文军、张成、王瑞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水产养殖保险的可行性、必要性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促进水产养殖保险发展的具体措施建议［3］；Mosehini＆Hennessy的研究发现农户对保险的需求受到农户的风险态度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风险爱好者倾向于自担风险，而风险厌恶者更喜欢通过购买保险分散风险［4］；MonteL．Vandevee通过log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学历水平、费率水平、保障程度、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家庭收入、风险管理办法等因素对农户的保险需求产生显著影响［5］；叶晓凌对影响浙江省渔业保险的因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6］；徐小怡用二项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渔业保险需求的因素［7］。
纵观文献可知，各学者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重要性、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也试图从各方面寻求促进水产养殖保险发展的策略。“需求催生供给”，水产养殖保险的供给应该以渔民的实际需求为基础，但是，基于渔民视角对水产养殖保险的实际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略显不足。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水产养殖的现状，从渔民的需求出发，利用山东省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的200份调查问卷，从微观层面分析影响渔业保险需求的因素，旨在为建立完善的渔业保险体系，增强渔业保险的保障能力提高理论依据和借鉴意义。
二、问卷设计及组织实施
（一）问卷设计
为了了解山东省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影响因素，2015年初，我们对山东省威海、烟台、青岛3个重要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水产养殖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5个部分，50个问题构成，采用封闭性和开放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由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问卷的5个部分分别针对养殖户的个人信息、水产养殖生产情况、水产养殖风险情况、水产养殖保险市场需求情况以及水产养殖保险的市场运行情况展开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189份，样本有效率96．9％。为保证样本的有效性和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我们选择本校的学生干部组成调研小组，并事先对他们进行了相关知识培训和讲解；在调研过程中，学生首先对受访者进行问卷相关知识的讲解，让受访者了解水产养殖保险及其作用，增强对问卷的重视和配合，尽可能减少了问卷填写的随意性。
（二）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通过样本的基本信息可以看出，调查对象中，男性占了86％，年龄主要分布在40－6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和高中；84％的被调查对象从事渔业生产年限在5年以上。可以认为，被调查者能够较好的辨析调查问卷的基本内容，且他们渔业生产经验较为丰富，对渔业风险和渔业保险有较为充分的认识。
同时，86％的被调查者属于家庭养殖户，养殖方式中，海水养殖占到58％，其次为池塘养殖；大约一半的渔户固定成本投入在20万元以下，而78％渔民养殖收入占到家庭纯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的被调查渔户以家庭个体养殖为主，水产养殖规模适中或偏小；同时，渔民家庭生活对水产养殖收入的依赖性较大，风险的发生可能会给渔户的生活带来较为严重的影响（如表1所示）。
三、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渔民对风险的认知情况
一般认为，渔民对风险的认知情况的差异性，会影响到对保险的购买以及险种的需求。从表2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渔民认为自然风险、病害以及污染是导致水产养殖损失的主要原因；同时，对于自然灾害和污染带来的灾害，渔民感到最力不从心，难以采取防灾减灾措施进行施救。在自然风险中，台风、赤潮对受访者造成最大的困扰，这与58％的被调查者采取海水养殖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水产养殖的对象生活在水中，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因此，水温的控制和水质的监控是渔民面临的最严重的技术风险。
风险的发生给渔民造成的损失程度存在差异，对渔民的生活的影响也相应的不同，渔民对风险感知程度和对保险的购买力也就不同。从表3可以看出，84％的被调查者遭受的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一半以下，说明风险的损失比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由于水产养殖的高成本收入却偏低，73％的被调查者在风险发生后基本可以或者难以维持生活，说明风险事故对渔民生活的影响较大。一般认为，风险给渔民造成的影响越大，对保险的需求越大，因此，从渔民对风险影响的认知情况看，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潜力强劲。
（二）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知情况
风险因素的存在，促生了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潜在的需求，但是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知情况是决定潜在需求能否转换为真实需求的内在动力。渔民对保险了解的越充分，对保险分散风险、保障成本的功能越认可，实际购买力就越强。从表4可以看出，46％的渔民对渔业保险了解甚少，36％的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了解相对充分；82％的渔户认可水产养殖保险的重要性。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渔民对保险的了解程度并不是很高，这可能与水产养殖保险刚刚起步有关，但是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重要性具有较高的认识，这可能得益于最近几年社保宣传的强化，使得民众的保险意识普遍提高，进而提升了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可。
表5进一步反映了渔民对保险的实际需求情况，被调查者对购买保险的主要目的比较理性，仅6％的渔民不清楚自己为何购买保险。同时，大多数渔民认为收入水平和生产风险因素对渔业保险的实际购买起到决定性作用；渔民在购买保险时，考虑因素依次是理赔速度、费率、保险条款与责任以及防灾减损技术。这为保险公司开展、完善水产养殖保险提供了指引，要提高勘察、定损的质量和理赔速度，通过合理的费率吸引投保对象积极投保；保险条款应当通俗易懂，并向投保对象解释清楚；要增强防灾减损技术，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力。
（三）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情况
渔民虽然对水产养殖保险有较大的需求，但是，对保险的支付能力却显得有点乏力（如表6所示）。70％的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年保费支出额在5000元以下，同时希望费率在6％以下，这与大农险费率在6％－7％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更与理论上渔业产业高风险对应的略高的保险费率要求存在偏差。同时，一半以上的渔民期望保费补贴比例在40％－60％区间，这与现行的保费补贴试点地区的20％－30％的补贴水平也存在差距。这一方面可能与渔民对“保险保成本”原则的理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渔民的高风险、高损失，导致收入降低，购买力减弱，对保费、费率、补贴的要求相应的较敏感。
从渔民的投保途径来看，约一半的渔民倾向于“渔业主管部门或乡镇干部动员”，约四分之一的渔民喜欢“亲戚朋友同事推荐”。因此，渔业保险的推广应该集合各方力量，加大政府部门的参与，促进渔业保险向强、向大发展。
四、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基本假设与模型选择
本文研究认为影响渔民参与水产养殖保险的因素主要有渔民的基本情况、风险因素对渔民的影响、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知情况、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反馈、政策环境因素五个方面。
养殖渔民对“是否购买水产养殖保险”这一问题有两种答案：“是”和“否”；对于这种机会概率问题或“0－1型”问题，在模型设定上，通常可选择逻辑生长曲线函数和正态分布函数两种形式，他们分别对应模型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但是Logit模型不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能够克服线性方程受统计假设约束的局限性，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出于实际情况考虑，本研究用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二）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因素变量
根据本文的基本假设，选取五类解释变量作为影响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因素，用于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选取的变量赋值如表7所示。
（三）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由于“是否购买水产养殖保险”Y是一个二元取值变量，我们选择Logit模型来描述其与影响因素的关系。为此，设第i个观测者选择Y＝1的次数比例为Pi，即Pi为第i个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概率；以选择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机会比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Z，令：
上式中β0为常数项，μi为随机误差项，C（1）、C（2）、C（3）、C（4）、C（5）、C（6）、C（7）、C（8）、C（9）、C（10）、C（11）、C（12）、C（13）、C（14）、C（15）为所求Logit方程的回归系数，z为第i被调查者选择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机会比的对数，Pi为第i个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概率。
（四）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因素的实证分析
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因素的理论模型与参数估计。本文以调查问卷数据作样本，利用Eviews7．2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首先将所以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得到模型1，其中性别（X2）、学历（X3）、对防灾减灾工作的满意度（X10）、对险种的满意度（X11）四个变量对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影响不显著，然后根据各变量的P值，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2，下文将围绕模型2进行回归解析（见表8）。
表8列出了该模型的回归系数、Z－统计量及Z－统计量的P值，可知回归方程如下：
1．从模型的整体检验程度来看，赤迟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值分别为0．244和0．382，似然比系数值为0．889，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这一问题88．9％可以由选定的11个解释变量解释；LR值为93．287，LR检验统计量的相伴概率是0．00，所以该模型整体高度显著。
2．从各变量的显著性程度看，五类解释变量中有11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渔业生产时间（X4）、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X5）、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X6）、保费补贴水平（X15）在1％水平下显著；对渔业保险了解程度（X7）、渔业保险重要性（X8）、保费水平（X12）、保障程度（X13）、赔付水平（X14）的检验值在5％水平下显著；年龄（X1）、对理赔定损服务满意度（X9）在10％水平下显著。
3．在11个变量中，保费补贴水平（X15）的系数大于2，说明保费补贴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影响非常大；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X5）、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X6）系数在1．5－2之间，说明这两个变量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影响比较大；保费水平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此因素值的增大，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产生反向的影响。
（五）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因素分析
1．渔民的基本情况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渔民的基本情况中包含五个因素，其中性别、学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渔业生产时间、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对渔业保险的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总体而言，渔民的基本情况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具有比较大的影响。
年龄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有较为显著（10％）的正向影响，该变量的系数为0．392。年龄越大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能更好的把握渔业生产的规律，增强风险应对能力，因此会削弱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渔业风险的高损失性认识更为深刻，体质的下降、生活压力的增大促使他们对待风险的态度逐渐转为消极型，因此他们希望最大程度的分散风险，用相对少额的保费支出减小风险损失。因此，年龄对保险的需求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从事渔业生产年限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存在较为显著（10％）的正向影响；变量系数为1．410，影响程度较大。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越长，目睹、经历的渔业风险就越多，对灾害损失给家庭造成的影响感受也越深，越希望通过购买渔业保险来分散风险。
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存在显著（5％）的正相关性；变量的系数为1．903，影响程度非常大。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越高，渔户的家庭生活对渔业生产的依赖程度越大，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给渔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越严重，因此渔户希望通过购买保险进行风险分散的需求就越大。
2．风险因素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本次调查主要探讨了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损失占收入的比例越高，风险的破坏性越强，对渔民生活的危害性越强，渔民对保险的需求相应提升。因此，调查发现，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与水产养殖保险需求呈现显著（5％）的正相关性，且变量系数1．946，对其影响程度也非常大。
3．渔民对渔业保险的认知情况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渔民对渔业保险的认知包含对渔业保险了解程度和渔业保险重要性两方面的认识，两个因素都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都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产生正向影响，说明这一类因素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比较大。
渔民对保险的原则、目标等方面了解的越清晰，会深化对保险重要性的认识，对保险分散风险、保成本的认可度会相应提升，因而会刺激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增加。
4．渔民对渔业保险的反馈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渔民对渔业保险的反馈包括对理赔定损服务、防灾减灾工作、险种的满意度，以及保费水平、保障程度、赔付水平六个因素。通过模型分析，渔民对防灾减灾工作、险种的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保费水平对保险的需求产生负向影响。
对理赔定损服务满意度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呈现较强（10％）的正相关性，该变量的系数为0．058。渔民参与水产养殖保险目的就是在发生灾害损失后及时获得应有的赔偿，以维持正常的渔业生产和家庭生活。如果保险理赔定损过程有失公允或者赔偿不及时，则渔民的投保目标得不到满足，保险的信誉也会有所降低。渔民花费了资金进行投保，在风险发生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保险公司周旋于理赔定损，各种摩擦的出现会降低渔民对保险分散风险的期望，降低投保热情。
保费水平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呈现很强（5％）的相关性，且变量系数是－1．302，这说明渔业保险的保费对渔民参与相互制渔业保险具有反响影响，而且影响很大。因为保费水平越高，渔民的费用支出越大，造成生活压力加重，使得购买渔业保险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2008年6月，《农业部关于下达2008年渔业互助保险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项目资金的通知》（农财发［2008］78号印发），首次启动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项目，对沿海七省重点渔区的渔民渔船参加渔民人身平安互保和渔船全损互保给予25％保费补贴，总补贴资金1000万元，共带动地方财政配套补贴8680万元。同年，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业务规模首次突5亿元，完成了相当于过去9年的互保业绩，这充分显示了保费与渔民参与渔业保险的反向关系。
保障程度和赔付水平与水产养殖保险需求之间都呈现很强（5％）的相关性，变量的系数分别为1．215和1．314。这说明保障程度和赔付水平对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影响较大。一般而言，保障程度越高、赔付水平越高，在渔民受灾后更能充分的获得赔偿，从而减轻损失带来的影响、尽快恢复生产，因而渔民参与保险的意愿越强烈，保险需求越大。
5．政策环境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本次调查中，政策环境因素包含保费补贴水平这一变量，从模型分析表面，政策环境因素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变量系数为2．261。因此保费补贴水平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且系数大于2，对其影响程度在模型的11个变量中最大。
保费补贴一方面凸显了政府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重视，会刺激保险公司开展水产养殖保险项目，竞争的加剧会激励保险公司优化服务、增强竞争力，进而使水产养殖保险市场规范化，增强渔民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保费补贴会直接减小渔民的费用支出，降低购买保险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因而会使水产养殖保险的实际需求明显增加。从开办渔业保险的经验也可以看出保费补贴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刺激作用：2008年，农业部开展保费补贴试点后渔业互保协会的保费激增，虽然中央仅有1000万元的补贴，但是带动了地方财政8680万元的补贴，减轻了渔民的保费负担，刺激了渔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对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调查的实证分析表明，总体而言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受年龄、渔业生产时间、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对渔业保险了解程度、渔业保险重要性认识、对险种的满意度、保费水平、保障程度、赔付水平、保费补贴水平等11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保费水平对保险的需求产生反向影响，补贴水平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最为显著，影响程度也最高。
（二）启示
1．应该提高对渔业保险的补贴。科学实施保费补贴，减轻地方政府压力。保费补贴可以对渔民采取直接补贴的方式，并在投保时向其解释说明应缴保费、政府补贴、实缴保费等内容，以提高渔民对补贴的认识和投保积极性。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为避免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钓鱼问题”，施行“层层补贴＋倒补贴联动机制”，保障中央、省、市、县补贴按时全面到位。但是这样不仅延长了补贴资金的划拨周期，而且地方政府限于财政压力可能不愿扩大保险覆盖面。因此，渔业保险财政补贴可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补贴，并根据地区经济实力差异适当调整补贴比例，但中央财政补贴比例不应低于50％。
2．渔民的保险意识还有待于提高。由于我国渔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偏低等因素造成渔民的保险意识差，渔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渔业主管部门或乡镇干部的职能优势，深入到渔业村镇开展水产养殖保险宣传工作；另一方面，要保障渔民对渔业保险的满意水平，利用渔民口耳相传的途径，增强渔民的投保意识。
3．要建立合理的保费机制，适当降低保费水平。对不同的养殖品种、风险状况不同的地区施行弹性保费制度。并且通过费率减免制度，提高渔户积极施行防灾救灾措施，降低道德风险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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