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3 16:42:5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全球环境治理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差别待遇；自然资源；国家同意；国际合作
1自然资源是环境差别待遇产生的法律基础
1.1自然资源的确立
广大南方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发现其国内经济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将其归结为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存在严重不平等，因此开始了以争取自然源永久为起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自然资源虽然1952年联大7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自由开发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决议》，这一决议开始将资源问题与联系起来。1962年联大在《关于自然资源永久的宣言》中正式确立了自然资源永久。有的学者认为，1945年后发展起来的自然资源永久原则，主要是新独立国家对于自己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被外国人所有的反应。①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永久属于的固有内容，而且有的学者也认为一旦某种资源，例如森林资源，落入到了国家排他性范畴之内，国际法对它的使用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而对于自然资源永久的强调，被认为是暗示在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自然资源的限制都需要有关当事国的同意。②自然资源在国际法中的确立，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为了确保自己对其境内资源的完全管辖权，从而排除殖民期间境外企业对自身的经济控制，另一方面也是想据此来发展国家经济，缩小贫富差距。这一权利的确立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主张差别待遇的法律基础。
1.2自然资源与差别待遇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国际环境法在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造成的国际社会“分界而治”确实对国际环境法的有效实施造成了障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致力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坚持成为了国际环境法需要首先处理的问题。一国选择怎样的资源利用方式，选择是否参加国际环境条约以及在参加后在其国内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更具体的规则，完全是一国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一权利也被众多的国际文件所确认。这一权利的确立是在南方国家主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确立的，但随后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领域要求国际环境法给予其差别待遇的重要砝码，从而促进了差别待遇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兴起。自然资源虽然是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起点，但这一运动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且这一运动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衰落。自然资源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权利，其目的就是通过确立自然资源，在国际经济领域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地位，促进其经济发展。而当环境问题被提上联合国议程，摆在了发展中国家面前时，这一权利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领域主张差别待遇的合理依据，李春林教授也认为“自然资源永久原则是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所取得的最大的成果，它本身就构成发展中国家随后争取国际环境差别待遇的依据”。①自然资源是国际法站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的，而环境差别待遇就是承认并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维护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因此二者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这一目标上存在着一致性。
2差别待遇引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环境法
2.1国家同意在国际环境法中仍然适用
迄今为止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和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矛盾，就否定或取消国家存在的合理性。②如果发达国家妄图借助环境保护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想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地位,迫使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环境条约，或者不经过发展中国家的同意就使国际环境条约对发展中国家生效。这其实是在推崇一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环境霸权”，“普遍同意才可创设普遍适用的规制”③，所以国际环境法必须在具体的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上争取国家的普遍同意。国际环境领域存在“人类共同利益”的特殊性，并不能使其像“强行法”或者“习惯法”那样可以不经国家同意就对国际社会成员生效。国际环境规则可以共同协商，不能由霸权主导。发达国家不止一次的妄图通过弱化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每当国际法中出现新的议题，其主导制定的规则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同意才可以获得通过时，发达国家就会出现弱化的声音，因为发展中国家基于其发展利益的考量可能不会同意这类规则。由于国际法的主要主体是国家，国际法仍然处在国家的掌控之中④，国际环境法也不例外，国际环境法规则仍然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中，尤其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其应当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去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同意并遵守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如果只是根据环境系“人类共同利益”来排除国家同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同意来制定国际环境法是不符合现实的。国家同意原则源于国家原则，国际法的概念建立在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完全依靠国家间的同意来实现。⑤既然通过直接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来实现国际环境立法是不现实的，那么通过在国际环境法中嵌入差别待遇这一制度，国际环境条约便可以更大程度上争取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意，从而使全球环境治理变得有可能。
2.2差别待遇获得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环境法的普遍参与
在国际环境法中，差别待遇就是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优待，从而使处于经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愿意参加到同一的国际环境合作安排中来。这样表面上可以缓解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而产生的经济成本，又可以满足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环境治理中来的要求。更进一步来看，差别待遇解决了国家基于所产生的国家同意对于国际环境法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目标的阻碍。因为差别待遇作为国际环境法中的一项制度，承认了两个方面的现实；一，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要比环境保护更为迫切；二，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当进行环境保护，但是发达国家对这一要求更为迫切。基于这两个现实问题，发达国家就需要在国际环境谈判中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以获得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环境协议的同意来满足其环境需求。其实国际环境法也就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的格局下展开的，发达国家强调环境保护，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发展。因此，差别待遇就被国际环境协议使用以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同意，从而平衡这两种现实需求。国际环境法中不存在像欧共体那样的能力可以通过特定的多数决定而在环境问题上为各成员国立法，而只能通过所有当事方的支持而前行。①由此看出，国家参与国际环境法的意愿对于国际环境法的实施非常重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意愿是必要的。差别待遇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环境条约承担环境义务的时候享有一定的优待，而其享有这种优待的代价就是其要严格国际环境条约的规定在国内实行相关环境政策。这就是用这一定的优待获得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环境协议的支持。差别待遇就作为一种制度调和了“人类共同利益”与观念造成国际社会“分界而治”矛盾，使得为了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环境法可以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3国际环境法通过差别待遇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3.1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阻碍国际环境合作的进行
平等国际法主体之间存在法律能力差异从一开始就被国际法环境文件所承认与肯定。②《斯德哥尔摩宣言中》原则4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的不同，暗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进行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能力的不同。而1992年《里约宣言》提出在国际环境领域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而所谓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其实就是在正视国家之间能力差异这一问题。因此，全球环境治理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一方面全球环境是一个整体，世界各国，不论大小、贫富、种族、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别，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一份责任，都应当无一例外地参加全球环境保护事业。③另一方面，同为实体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此类差异使得它们根本无法从不同的物质空间进入到同一制度平台之上。④环境的整体性要求全球环境治理必须进行全球环境合作，而发展中国家在生态资源中的重要地位就更加使得全球环境治理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想要将还在致力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拉入环境保护这一舞台，发达国家就必须解决影响发展中国家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要问题———法律能力差异，而差别待遇可以填补这种差异。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明显有着资金和技术不足的缺陷，如果让其满足发达国家现阶段对环境的诉求，与发达国家一道进行全球环境治理是不现实也不公平的。在国际环境法中融入差别待遇，针对不同的国家制定不同的标准即符合了环境正义也激励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环境合作的积极性，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全球环境合作的最大障碍———法律能力差异。
3.2差别待遇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在国际环境法中，全球环境治理对于国际合作的要求是基于环境的整体性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现实的法律能力差异，而这种法律能力差异的现实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积极性不高，并且不愿意牺牲国内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去满足发达国家对于环境的迫切要求。为了在国际环境领域进行有效的国际环境合作，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就需要差别待遇作为一种制度工具来促成搭建这一合作平台，从而使存在法律能力差异的国家可以在公平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环境作。差别待遇为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合作条件。如果将国际合作假设为一个联盟，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是否加入这一联盟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其福利最大化问题。所以当国际环境合作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和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国家是愿意参与到国际环境合作中来的。环境是公共物品，也就存在着外部性问题，一个国家利用了另外一个国家的费用或者效益而没有支付补偿就存在国际外部性。这就是国际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任何一国的资源的使用都会给全球环境造成影响。基于一种利益分析，每个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从而可以在其他国家提供额公共产品基础上“搭便车”，于是在这种选择下公共产品趋于减少，环境也将会变得更糟。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想着“搭便车”，在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一些面对恶劣环境濒临灭绝的小岛国家基于其利益考量，总会想要对于公共产品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发展中国家却欠缺这一意愿，那么在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则前面发展中国家就不会选择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做出贡献。财富可以在各国之间相互转移，如果一个国家非常贫困，那么他不会为国际环境做出任何贡献，但是一国的收入分配的增长可能使得一个原来对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没有任何贡献的国家开始有所改变。在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国际环境法如果要使得发展中国家加入到这一合作平台，就要解决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问题，或者说通过一种财富转移的方式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全球环境治理有所贡献。差别待遇本身就是财富转移的一种重要方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机制。国际环境合作又被视为是一中负担分配性的合作，因此，通过资源转移，参与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中国家负担得以减轻，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财富的增长。发达国家通过在国际环境公约中同创建国际机制来管理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以使国际环境问题得到解决。全球环境基金主要任务就是提供资金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因采取履行环境义务的措施而逐步增加的成本。这一基金被库里特认为是促进了伙伴关系的发展。①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考虑，融入差别待遇的国际环境法可以减轻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理预期成本，从而促成国际环境合作。
4总结
对于我国而言，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的背景下，在进行国际环境谈判中应当积极争取差别待遇，尤其是在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气候领域谈判。差别待遇根植于国家之间的能力差异这一现实，并旨在填补这种现实带来的合作困境。在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要求的同时，其自身作为国际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本身也符合国际环境法对于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的要求，这一点已经在全球臭氧层治理过程中得到证明。差别待遇尊重国家中的国家同意要素，且不损及治理环境的目标，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环境合作，这就是其在国际环境法中兴起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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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晓宏.国际法论丛变动世界中的国际司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3.
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围绕发达国家减排，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脆弱性和南北发展鸿沟等问题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相关的规则和议定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渠道。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过去20多年来一直呈现“共识与矛盾交织、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局面。世界各国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在人类共同利益和本国切身利益之间寻求某种动态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焦点逐渐从《京都议定书》发展到“巴厘路线图”，目前的重点放在“德班平台”上。
近年来，随着国际权力分配逐渐趋于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国际体系处于深刻的变化和转型过程中，已进行二十年的国际气候谈判也进入了关键阶段。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气候谈判格局双重调整和转变时期，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同步，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步。2011年南非德班会议确定“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并启动所有国家参与减排的法律协议进程。在后金融危机、美国追求能源独立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主要谈判力量都在重新审视德班平台，并根据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2015年谈判前景变数增多。
为实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愿景，国际社会必须展示坚定的政治决心和行动效力，坚持联合国的主渠道地位，充分发挥世界各国和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形成和谐共赢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
关键词：种苗植物；环境保护；科学管理
1 当前我国的种苗植物保护现状
1.1 缺乏对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治以及对农药的依赖
有害生物是威胁种苗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有害生物主要是指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是农业生产的重要障碍，也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农业发展的最大因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因为这样有害生物的因素而造成的粮食损失竟然高达800多亿kg，水果和蔬菜的损失就更大。而棉花可能会造成20%的损失。由于缺乏对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治，使得我国目前的种苗植物受到严重的生存威胁。
另外，是农药化肥的过分使用，使得种苗植物失去了本身的抗病能力，自身的生命力减弱，而对农药的施用又增强了有害生物的抗药能力，从而使得大规模的虫灾和植物疫情越来越迅猛。过分依赖农药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态本身稳定与平衡，使有害生物更加嚣张，种苗植物生存能力相对减弱。造成了一个失衡的恶性循环。
1.2 缺乏科学的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
有些地方缺乏科学的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措施，为了更多的利用土地，而达到追求更高的经济价值，结果造成了种苗植物的大面积的枯死，不仅没有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严重破坏了种苗植物的生存环境。比如前几年，大量开发荒山荒地，旨在广泛地种植粮食，结果使得草原退化，植被严重破坏，开发的土地粮食无法高产，土地沙化严重。近年来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又开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我国对环境的保护措施还处在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环境治理和保护法规和手段，这也是威胁种苗植物的又一重要因素。
2 保护种苗植物的对策
2.1 加强种苗植物的检疫和防治有害生物侵袭工作
加强对种苗植物的检疫和防治有害生物侵袭工作是保护我国种苗植物的最主要手段。对种苗植物的检疫可以预防植物疫情的发生，并以进行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对有害生物的侵袭防治，有效的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发展，比如2011年的蝗灾，如果预先进行有效的防治，就不会造成蝗灾的大面积蔓延，建立有效防止措施的地区就没有受到蝗灾的威胁。
2.2 加强环境的治理工作
加强对环境的治理工作，是有效保护种苗植物的又一有效措施。保护种苗植物的生存环境，为种苗植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增强植物自身的抗病能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很多年前，因为没有科学的环境治理理念，为了净化湖水而盲目引进的水葫芦，结果给我国的很多水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环境治理工作一定要科学有效，要不断地探索新的途径。加强环境治理是保护种苗植物的有效手段。
2.3 科学的保护和培育种苗植物
种苗植物虽然有着自己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也需要科学的保护，科学的保护措施才能保证种苗植物的生生不息。而对于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需要培养新的适应能力更强，有更高的抗病抗虫能力的种苗植物。以丰富种苗植物的物种，组织培养及体细胞杂交技术培育抗性品种、组织培养及体细胞杂交技术培育抗性品种、基因工程培育抗性品种、抗虫转基因工程、抗真菌、细菌基因工程等多项高科技植物品种的培养，以确保种苗植物的自身抗生物威胁能力。
3 保证措施
要保证以上保护种苗植物生存和发展的途径，需要有很多保证措施。首先建立科学管理种苗植物的相关立法，给保护种苗植物以法律的效应，让更多的人对种苗植物的保护工作重视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其次，制定相关的种苗植物生存环境保护条例，让种苗植物保护有法可依。第三，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才力，进行种苗植物的检疫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将对种苗植物的危害消灭在摇篮里。第四，加大对优良品种的培育投入，更新种苗植物的品种，使之有更强的抗病抗虫能力。第五，加大对新型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研制工作，要进一步开发副作用小，可以提高种苗植物自身抗病和抗虫能力的农药的研制和生产。第六，加强生物防治制剂的研制和开发，重视利用田间天敌的同时，引进、研制和开发各种新的生物防治制剂，并发展田间天敌的产业化生产，建立赤眼蜂人工卵自动化生产线等措施，进一步协调了自然控制因素和人为防治措施的作用。
4 结语
优良的生存环境是种苗植物生长的基础，科学的管理和科学的检疫防疫工作是保护种苗植物的保障，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是保护种苗植物的强大后盾。只有各个部门齐抓共管，保护好环境，科学的管理和培育，我国的种苗植物一定会欣欣向荣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优美的环境和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基于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机制,提出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任何发展都是有一定环境背景和起点的。当今人类的发展是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由环境变化引发的生态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军事问题以至国家安全问题,正从各个层面冲击着“人类健康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在此背景下,如何定义“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对此,本文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1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
1. 1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再认识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今天的环境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生活环境的优美和健康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乃至整个地球的命运的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问题,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因为,由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环境、资源、生态方面的负影响除了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外甚至已进一步影响到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同时,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也势必将对目前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然而,目前人们似乎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层面上,仅仅从环境规划、开发、保护和管理的角度和从科学技术等硬件方面寻求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对策,却忽视了从人类学研究角度发掘由其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各类化学品—特别是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的积累和持续影响;气候易变和变化、常见的公众健康问题、新的社会问题,如疾病、流行病肆虐、失业、贫困、社会组织接替、崩溃、冲突、异化等;自然资源继续退化、环境性反映的不足和可再生资源的紧张所导致的粮食不安全和冲突的局势;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变化和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及酸化作用等。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为地方、区域和全球社会带来了更严重的发展危机。可以看出,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所有区域范围内环境和政治越来越密不可分,生态、社会和政治安全问题一起交织着提前到来〔‘〕,在不断加重环境危机破坏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及国际关系变化,并在更深更广层面上影响着全人类的健康持续发展。
1. 2对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再思考
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健康”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而“疾病”就是生理机能失调川,这只是传统的最简单的生物模式。自工业化和城市化革命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文化与精神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20世纪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遍接受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这种规律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健康”逐渐由简单的生物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综合模式的多维健康观。在意义上包含了体健、心安和适应社会三个方面}z7。世界卫生组织于1946年将“健康”的定义重新修订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而且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概念应是一种全方位的和多层面的社会状态,强调的是系统原则和完整人健康观念,特别是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起源。这点恰与《布氏报告》中定义的“可持续发展最高宗旨为全人类的健康、持续、全面发展’,[s〕具有高度一致性。这要求对“健康”的理解必须放在一个宽广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既要从动态发展和历史变迁角度看,更要从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角度思考。简言之,新的人类健康标准的提出既标志着个人健康议题转变为社会健康议题的过程,同时也标志着社会健康化时代的到来。
1. 3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发展关系框架
虽然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自身健康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存在重大影响,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人类系统又是怎样作用的,目前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从大量的事实和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由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自然和生活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由环境变化牵动的社会政治效应引起的各式社会问题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这两大方面共同决定着全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图所示:
2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发展的影响
如上图所示,全球环境变化正从个人健康化和社会健康化两大方面影响着全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
2. 1全球环境变化对个人健康化的影响
全球变暖及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以及对人体健康影响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一个热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科学预言,人类体质退化将成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因素。预测世界在未来的100年内气温将逐渐升高。长期暴露在高温,热浪中的弱势群体(老人、小孩、穷人)将面临更高的危险;因CO:增加最终导致的太阳紫外线辐射量的加大,将致使皮肤癌、白内障和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急升;各种污染及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鼠疫、霍乱、脑炎等一系列的传染病提供致病环境同时间接加大了对人体健康的损害。研究发现妇女、儿童和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土着人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受环境影响最大}4}
另一方面,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此类影响属于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次一级的影响。如社会环境质量和社会生活处境的改变引发的精神心理卫生与健康人格的扭曲,处理个人社会角色功能、社会关系状况与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的下降,人生态度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这些都可能造成人类社会新的分化和不稳定。联合国人口出版司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1997)资料称,在40年后,全球人口每一代将开始减少,2040一2050年,世界人口大约减少8500万,以后世界人口每一代将递减约25,人类将可能出现“濒危”危机。同时心理学家预测,世界各地人的智力水平增长这一趋势将在今后的100年里发生逆转。表现为:随环境因素的影响,高智商的人群生育子女的数量在减少。英美的研究表明受遗传因素影响的智商每隔一代人降低1/2-1/3个智商点〔s7。很明显,健康的体魄虽然重要但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功能角色健康和思想意识健康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发展性的全人健康才是真正现代化的个人健康体系,也是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部分。
2. 2全球变化对社会健康化的影响
如果说个人健
康化是全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那么社会健康化就是保障。健康社会的精髓就是社会的质量。这里提到“社会健康化”概念主要体现在政策反映本身。包括: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卫生政策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欧美的卫生实践表明,社会化程度越高,服务超越卫生领域向整个社会生活渗透扩张的趋势就越明显、强烈困。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健康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尚不完善。包括宏观层面上社会生活管理和制度安排、医疗社会化和保险市场的发展、全民保险成为普遍的政策选择、新型公共卫生政策框架的形成等。虽然环境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已被传统的医学所认识,但却没有将环境考察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政治决策很好结合起来。众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全球经济收益不能有效地与环境保护和找会发展方面的投资相伴随,国家政府不更加重视个人和全球的健康幸福,那么社会各部分的服务将很难实现更加公平、健康及持续发展。考虑到关于健康决定因素的不同估计,对健康福利环境(包括农业和水)以及社会服务(包含教育)的投资就显得至关重要。
3。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面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人类必须实现多层次的连续性飞跃:个人层面上,由关注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转为更加关注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质量;社会层面上,由关注经济发展转为关注整个社会系统(包括国家、市场、社区、民间社会、家庭生活和个人)的结构质量;国家层面上,由关注民族国家发展质量状况转为关注全球性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这三个层面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全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认识只是第一步,决策行动才是关键。
3. 1加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GEO— 2000》表明,我们对有关当前环境状况的信息仍充满了弱点,还缺乏用以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如何影响其他地区以及一个地区的理想和期望是否与全球民众的可持续发展相符合的有效手段C}7。另一个严重疏忽是没有努力发现新的环境政策和花费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这些知识上的缺陷无疑起到一种障碍物的作用,掩盖了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积极的国际合作加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掌握全球环境变化、海平面上升、污染扩散等的规律,及由各因子引发的健康效应,利用现有的观测网络和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长期的定位观测和研究,逐步建立完整的检测和预测系统,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行为指导。否则羲们的发展只是“暂时的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Ca].
3. 2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为各项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变化是一个较多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虽然环境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早已被认识,但缺乏现代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验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改革现有的、僵化的地球科学专业体制,将学科体系从学科中心推向学科边缘,与现代环境学、社会科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交叉渗透和有效合作[9];其次,建立专门的环境与健康研究机构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环境与健康实验室,组织环境保护学、医学、化学、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等多学科联合、积极公关,发展控制和预防疾病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同时促进医疗、制药产业的调整和创新;此外,改变环境的理解方法和管理环境方法,将环境问题纳人主流思想,使其与有关农业、贸易、投资、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和财政的决策更好结合起来。显然,包含广泛社会因素的环境政策将会比单纯地解决部门问题产生更长久影响。
3. 3提高公共参与的力度,减缓全球变化的进程和强度
全球环境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地关系长期失调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human一caused)['0]。人是主动者,全球环境变化也必须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这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源”上减缓和降低全球变化的进程和强度,包括所有有关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工业界、地区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行动。据((GEO— 2000))的政策分析证实,公众参与是改善环境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的是,一是无论国别、种族,环境关系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二是正确对待公众参与,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明白,公众参与环保不是施舍而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有义务去回应和保障。没有利益有关方特别是贫困人口和丧失社会权利的群体的广泛参与,所实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
3. 4深化人地关系的认识,适应环境变化,保持心理健康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版图的心脏区域和近两年雾霾肆虐的重灾区，有多达1.07亿、占全国1/13、占全球1/60的人口在此生产生活。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创新机制，从根治雾霾、清洁天空着手，全力改善京津冀地区环境质量，并引领带动整个中国发展方式和环境质量的根本跃升，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相关研究显示，北京地区雾霾的“中坚”成分——PM2.5主要来自机动车（24%）、燃煤（20%）、周边地区的外来输送（19%）、餐饮（13%），四部分合计达76%；京津冀地区的PM2.5则主要来自燃煤（34%）、机动车（16%）、工业（15%）、其他（13%），周边地区的外来输送占比较小，为9%。可见，雾霾的治理，北京很难独善其身，必须将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在此不妨借鉴碳汇与清洁发展机制，划设范围，统一标准，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雾霾防控与治理体系。
碳汇与清洁发展机制是基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过量导致全球环境问题凸显的国际共识。其中，所谓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复等措施，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汇能力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多少和固碳能力的大小来衡量。而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核心内容是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灵活履约机制，CDM是现存的唯一的可以得到国际公认的碳交易机制，基本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减排计划。同时，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机制，这种机制既能使发达国家以低于它们国内成本的方式获得减排量，又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清洁发展机制被认为是一种双赢机制。总体上来说，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清洁发展机制是战略方案、碳汇则是战术手段。
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与上述清洁发展机制的诞生有着诸多相似。即都面临着环境危机和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从区域范围上看，京津冀地区以自生性雾霾为主、大气环境几乎自成系统。从发展阶段来看，区域内产业结构、用能方式差异较大，因此雾霾来源不同，雾霾治理手段与重点也不相同。
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跨区域治理雾霾除了需要压煤、上气、控车、监管等常规战术手段外，还需要顶层设计，统一谋划。通过划设范围，统一标准，市场导向，建立区域“霾汇”及清洁发展机制，加强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雾霾防控与治理体系。
划设范围、统一标准。范围，既指地域空间也指涉及内容，先期以京津冀三地来构建和示范，条件成熟后向整个华北、东北等我国雾霾重灾区扩容；内容上首先从技术角度明确雾霾组分、来源和防治措施，技术成熟后扩展到跨区域水环境、土壤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等领域。标准上，要统一区域内的空气质量标准、减排标准、奖惩标准、换算标准、监测标准等，为建立区域“霾汇”交易及清洁发展机制做技术保障。对于吸收削减雾霾的森林、湿地、湖泊及河流等生态系统也都应列入标准，特别是属于集体与个人的生态资源，有了标准才好评估、才好进入区域“雾汇”的市场交易环节。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
关于经济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对资源与环境造成危害，违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世界经济的增长长期依赖对非再生资源的利用，引起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较发达国家宽松，有发达国家的企业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国际贸易的频繁加剧了跨国境污染事件发生的几率，而此类事件的解决往往被搁置。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全球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国际贸易贸易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知识与技术的流动，促进了绿色产品、环境清洁产品的推广，增强了各国的环境保护意识；各国之间贸易的交融，扩展了国际环境合作方式，有利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
尽管存在争论，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环境问题是多方面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了环境问题的表现。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各国都应该抓住的发展机遇。经济全球化为知识、技术的流动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一国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其资源利用率和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自身环保标准比较高，能促进清洁高效的生产技术传播；国际合作的深化促进了国际性环保组织的产生，有利于环境保护意识、技术的全球推广。
其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又日益严重。全球的经济增长以更快的速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石化资源被过度开采；环境危害的范围更大，跨国界污染、物种的入侵，都使环境问题得到扩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废弃物和污染权。
因此，应该在不同的背景下，辩证的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环境产生的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巨大贡献，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也在逐年增长。但同时，2011年我国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达7.2亿吨，约占全球排放总量9.3%；2011年我国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6.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6.4%。近期，有47家在华供应商被环保组织查出存在不同程度环境违法问题，其中不乏阿玛尼、家乐福等世界一级百货公司。，对外贸易、引进外资都通过不同途径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
表一 进出口产品中不同类别占进出口总体比重
初级产品占出口总比重 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比重 初级产品占进口总比重 工业制成品占进口总比重
2000 10.2 89.8 20.8 79.2
2002 8.8 91.2 16.7 83.3
2004 6.8 93.2 20.9 79.1
2006 5.5 94.5 23.6 76.4
2008 5.4 94.6 32.0 68.0
2010 5.2 94.8 31.1 68.9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表中数据单位为百分比
从表一首先可以看出，初级产品在出口的比例中逐渐下降，但近年来进口保持增长，反应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增大。初级产品中很多是工业原料，而且在加工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非常严重。
其次，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95%。工业制成品的高速发展，必然依赖我国现有资源，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排放规模巨大。由于短期内我国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以及我国水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水循环系统脆弱，使大气、水体污染加剧。
但同时我国可以通过对初级产品的进口利用全球资源，缓解国内能源相对人均不足的形势；并引进国外洁净技术设备，加速改造当前我国工业生产中的低效率、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吸引外资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从表二可以发现，外商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从2006年以来保持增长（2009年有小幅下降），但2006年6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使用外资额总接近64%。2007年～2009年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均保持50%以上，2010年除外。这说明外商投资在采矿、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度极高。
表二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制造业实际使用金额比重（%） 外商投资水利、环境公共设施使用金额（万美元） 外商投资水利、环境公共设施使用金额比重（%）
2006 6302061 63.6 19517 0.30
2007 7476789 54.7 27283 0.36
2008 9239544 54.0 34027 0.37
2009 9003272 51.9 55613 0.62
2010 10573524 47.0 90859 0.8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同时，外商投资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的实际使用额在2006～2010年之间呈大幅增长，2010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实际使用额同比增长63%，而且2006～2010年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实际额占总数的比重从0.30%增长到了0.86%，说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项目在逐渐引起外商投资重视。
外商投资通过对我国环保和公共设施的投资，不仅能给我国环境治理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对我国环保产业的结构优化也有促进作用。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环境保护的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对我国环境均有裨益，我国要规避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对我国环境的不利影响，保持和扩大其对我国环境的积极影响，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进出口贸易中，首先要优化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在第二产业中轻工业比例与重工业比例不够协调，重工业对国内资源环境都消耗巨大。在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过高，其中轻纺产品、矿冶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因此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要控制和减少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
其次，要注重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的引进，同时通过政策或税收优惠鼓励国内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对于环境问题引发的贸易争端，以及发达国家采取的环境贸易壁垒，我国还要积极利用WTO争议解决机制保护我国的合法利益。
在引进外资方面，首先要引导外资投资方向。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额占总额比重均保持50%以上，其中化工、矿冶、纺织等都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因此要引导外资投向资本密集型、环保产业以及污染较少的高新技术产业。
关键词：苏北;农村经济发展;农业要素投入;主成分分析
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苏南、苏中、苏北3大区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苏南地区发展较快，苏中适中，苏北较慢，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都呈现出不均衡。苏北是江苏省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的比重大，在承接苏南和苏中的产业结构的转移过程中，农村环境问题制约着苏北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影响苏北农村经济发展和要素投入的制约因素，对苏北农村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苏北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关系的理论研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在探究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国内外学者先后提出了较为成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Grossman等［1］基于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的数据，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Copeland等［2］通过建立动态模型证明了库兹涅兹曲线的结论，阐述了经济与环境的发展;秦江波等［3］基于Grossman影响环境因素的机理分析模型，对黑龙江省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彭迪云等［4］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江西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对策思路;张明等［5］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法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广浩等［6］对辽宁省市域的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研究;高宏霞等［7］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各省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丁继红等［8］利用江苏省1985～2006年6类污染指标的年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苏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投入要素及环境治理协调关系的研究还鲜有所见，笔者以2004～2013年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要素投入和环境治理的平均数为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苏北农村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环境的协同程度，为明确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程度和全面苏北农村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1江苏3大区域农村区域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的比较分析
1．13大区域农业主要指标比较分析
江苏省3个区域农村产业结构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农村环境污染和农村环境的治理问题，虽然近年来江苏农村经济中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都有一定发展，三次产业均衡发展型结构模式较为松散地分布在全省，但相对而言，苏北为农业主导型，苏中为工业主导型，苏南为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并重。而在农业结构中，2012年苏北、苏中、苏南农林牧渔及相关服务业的比值分别为53．80∶2．47∶25．90∶13．91∶3．92、47．24∶1．26∶21．48∶24．06∶5．96和50．58∶4．02∶14．60∶22．23∶8．57，说明除普遍进行种植业外，苏北以禽畜养殖为主，苏中水产养殖和禽畜养殖并重，苏南则以水产养殖更为突出。工业结构中，苏北更多的是承接了苏南的产业转移，而苏南则逐步向高价值创造的行业转变。产业结构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污染源及污染物类型的差别。
1．2江苏农村区域环境治理的比较分析
江苏省农村工业迅速发展。从表2可以看出，2005～2013年江苏农村工业GDP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也带来了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迅速上升。从总体来看，2005～2013年江苏省农村工业废水与废气排放量呈现上升态势，苏南农村工业废水排放量明显大于苏中与苏北的排放量。从2006年开始，苏南与苏中农村工业废水排放有下降的趋势，而苏北农村工业废水排则有上升的趋势，并且苏北农村工业废水排放量增长、废气排放量增长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苏北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的主成分分析
2．1指标介绍与数据采集
按照Diana等［9］聚类分析指标选取的8大原则:“随着时间变化的敏感性、随着空间变化的敏感性、预见性、有效的参照值、测量的可控性、适合数据的变换、数据的综合性，数据收集和使用相对简便”，选取6个指标反映苏北农村经济发展情况:X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X3粮食产量(万t)、X4油料产量(万t)、X5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元)、X6恩格尔系数(%);4个直接影响苏北农村环境的要素投入指标:Y1化肥施用量(万t)、Y2农村用电量(亿kW•h)、Y3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万hm2)、Y4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江苏统计年鉴》。
2．2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运用数学方法将各个变量的复杂关系进行简化的分析方法。由于该研究选择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所以选择基于相关系数矩阵的主成分分析，一般分为4个步骤:①明确研究问题;②利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③依据主成分的提取原则———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应大于1、累计贡献率达到85%以上选取主成分，利用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综合得分;④结果分析。
2．2．1苏北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主成分分析。根据表3数据，运用SPSS16．0软件，对苏北农村经济发展各类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4。
2．2．2苏北农村要素投入的主成分分析。根据表5数据，运用SPSS16．0软件，对苏北农业生产要素的各类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6。
2．2．3苏北农村经济与农业主要要素投入的相关性分析。为了解释苏北农村经济发展与影响环境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关系，根据公式(1)和(2)，计算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要素投入的综合得分S1和S2，结果见表7。根据表7得出苏北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关系曲线(图1)，2004～2013年苏北农村环境与经济随时间发展的变化趋势。可知，苏北农村经济发展与要素投入得分大至呈抛物线关系，先下降后上升，存在一个最低点。由图2可知，2004～2013年苏北农村环境与经济发展得分都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得分的增加幅度快于环境质量，说明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质量是相对下降的。
3结论与建议
(1)对苏北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苏北农村经济发展速度逐年加快，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0．43)，其次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42)和农林牧副渔总产值(0．42)，表明影响苏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消费指标，而非生产指标。农民的收入弹性大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弹性，所以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协同发展，需要苏北农村居民改变消费理念，倡导绿色消费意识，优化企业绿色营销治理和规范市场秩序，从完善绿色消费机制角度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效率。
(2)对苏北农村生产要素投入的主要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化肥的投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最大，2006年化肥投入(120．15万t)是平均量的50%左右，该年的农村经济增长量和速度陡然下降。2004～2013年苏北平均每一年的化肥施用量几乎是零增长，说明苏北农业化肥的利用率逐年提高。但是与国外发达的农业国比较化肥利用率较低，平均只有30%～35%。也就是说，每年有72万t左右的化肥份流入苏北地区水体和土壤。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环境产生了严重污染，对水体、土壤、大气、生物及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3)江苏省3个区域农村产业结构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农村环境污染和农村环境的治理问题，苏北为农业主导型，苏中为工业主导型，苏南为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并重。而在农业结构中苏北以禽畜养殖为主，随着苏北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特别是畜禽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大量增加，给苏北农村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畜禽养殖成为苏北农业生态环境、农村生活环境的重要污染源。改变苏北农村环境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污染治理行为的经济收益;加强环保教育，强化养殖者对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的认知，提高其治理污染的自觉性;加强环保监督力度，组合使用环境政策工具等。从苏北农村经济与农业主要要素投入的相关性分析看，苏北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快于农业生产主要要素的投入速度，说明苏北地区农业要素利用率逐年提高，有望达到农村经济和环境改善的库兹涅兹拐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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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治理；环境法；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065-04
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促进全社会的集体行動。以前的研究大多关注从国家与市场两个维度来探索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国家和市场非此即彼的制度安排中，虽然环境管理的主体从单一政府扩展到了政府授权的社会公共组织，环境管理的手段也从单一的“命令一控制”模式向市场化模式过渡，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权力自上而下单向度的运作模式和官僚体制的弊端。这种从国家和市场两个维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忽视了社会自组织网络的基础性作用。传统环境法研究范式的不足集中表现在该范式指导或影响下的环境法律实践中暴露出公众参与不足、执法不力、司法薄弱等问题。鉴于此，笔者提出公共治理与环境法的融合，并以此推进环境法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对环境法研究范式的反思
在工业社会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由于人类过度的掠夺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对于如何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大多数学者关注以下两种思路，即或者通过市场机制或者通过政府管制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和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但是，无论是市场化路径还是政府管制路径都存在失灵现象。
其一，市场机制通过产权私有化制度因应环境危机困难重重。市场化路径主张利用产权制度解决环境的外部性和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史密斯认为：“无论是对公共财产资源所做的经济分析还是哈丁关于公地悲剧的论述，都说明通过创立一种旨在终止公共财产权的私有财产权制度是唯一方法。”科斯在《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认为，英国从17世纪开始，灯塔一直是由私人提供，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给的情况，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灯塔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德姆塞茨在《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一文中提出公共物品的私人联合供给方案，认为如果有排除非购买者的能力，私人供给者可以有效率地生产公共物品。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理论，利用俱乐部产权制度来解决由于使用者之间的交易费用所带来的拥挤现象，这类公共物品因此被称为“俱乐部物品”。无论是科斯定理提出的解决外部性的办法还是德姆塞茨提出的公共物品的联合供给以及布坎南的俱乐部供给方式，都建立在一个产权明晰、信息对称而且交易成本可行的市场基础之上。然而，在环境经济实践中，严格的产权界定与安排和完全通过产权安排来解决有关环境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至少在目前还难以达到，因为市场无力克服诸多技术性难题。
其二，依靠政府管制解决环境问题是现代政府普遍采用的方法，但是政府管制也存在失灵的问题。要运用国家公权力来改变公地悲剧，形成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均衡，必须是建立在公共管理机构完全掌握信息、监管有力到位、制裁可靠有效以及成本费用为零等这些假设的基础上的。“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中央机构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包括主观确定资源负载能力，罚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过了背叛者等。”而且，公共选择理论否定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利他性假设，认为政府自身也是追逐私利的理性经济人，在制定和执行环境公共政策时，很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虏或者寻租，从而导致公共目的落空。正如卢基扬契可夫所指出：“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消耗巨大。这种体系很快失去平衡，因为它的职能与可持续发展、生物圈、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平衡的基本原则不相适应。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同样表现出比市场经济体制耗用更多的资源。……这就不能确保社会、经济和生态财富的增长，同时，这还加剧了环境负荷即阻碍了现实的社会福利的增长。”
二、可持续治理：环境法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同时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超越环境治理中国家和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公共治理理论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新近成果，强调多中心治理，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开放型的公共管理，充分利用市场、政府和社会的优势而避其不利，在上下平等协商的互動中实现公共目标。笔者尝试将公共治理引入环境法研究，提出可持续治理作为环境法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治理的内涵
“公共治理”由“治理”和“公共”两个词合成。“治理”长期以来一直与“统治”交叉使用，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自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以来，“治理”便被赋予不同于“统治”的特有内涵。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罗兹认为“治理意味着民间和公共机构关系的转变，既是一个新的统治过程，又是一个改变统治规则的条件，甚至是一种借由社会来统治的新方法”。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罗兹依据治理的目标不同，将治理分为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公共治理”中的“公共”一词将“公共性”融入治理理论，使公共治理成为公域之治的一种模式。公共治理的公共性主要指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共治理主体的公共性。政府、社会公共组织以及私人团体等共同构成公共治理网络。公共治理网络具有民主、自由的品格，可以使各利益主体之间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成集体行動。第二，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实现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以及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第三，公共治理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无疑它们均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公共问题是公共治理的逻辑起点。同时，由于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共同促成了公共治理公共性。
综上对“治理”和“公共”的分析，公共治理是指在由公共或者私人机构以及个人所组成的治理网络的基础上，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开放的公共管理，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方式的总和。
（二）可持续治理：公共治理与环境法的融合
环境法是因应环境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法重要的目的价值。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背景下，公共治理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融合是环境法发展的要求和新趋势，笔者将两者的融合称为可持续治理。可持续治理将治理机制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可持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可持续治理主体不仅包括传统的管理主体——国家及其授权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公共组织，还包括其他社会公共组织或者个人（如利益相关者）。各种治理主体在环境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平等参与治理过程，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中，国家在公共治理中起“元治理”的作用，即为了避免公共治理失灵，国家在公共治理过程中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它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却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者行動的共同准则和确立有利于稳定主要行为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
第二，可持续治理的多维度性。可持续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制度四个方面。其中，制度的可持续性是实现可持续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在可持续性制度之下，采取协调行動以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治理的多维度性，要求在治理环境公共事务时，尤其要注重制度建设的可持续性，在制度框架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要素的可持续发展采取综合性的决策。
第三，可持续治理工具的多样性。可持续治理的工具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强制性工具、诱因性工具及能力建设性工具。强制性工具是政府运用公权力采取的措施，该类工具以法律强制力为执行保障，属于“命令一控制”性的管制工具。诱因性工具又分为激励性工具和压制性工具，通过激励性工具，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可以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動；通过压制性工具，如限制贷款，可以减少环境负外部的发生。能力建设性工具是通过一些列措施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如通过绿色教育或者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参与环保决策的能力。
第四，可持续治理的整合性。可持续治理的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是使政府政策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处境和行動相协调。可持续治理的持续性、多层次性及主体多元性等特征，要求治理主体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要有整体理念、发展眼光和协调意识。现代国家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朝向部门专业化发展，这虽然有利于对特定问题的处理，但是公共决策可能会欠缺长远考虑，并且单个部门的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不充分或者有害的。可持续性要求政府决策要有长远眼光，要整合不同政府部门或者同一政府部门不同时期的政策，并且要改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互動关系。
三、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关系的构建：环境法研究范式转换的新思路
（一）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可持续治理中的关系
可持续治理理论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在促成公共目标中的协同作用。同时，可持续治理强调平等协商，凡是能够通过市场和社会解决的公共问题，国家干预退居其次，即主张一种“先市场和社会调节，后国家干预”的模式。奥斯本和盖布勒对政府、私人（代表市场）和第三部门（代表社会）三者的优势及适用范围做了全面论述。
根据奥斯本和盖布勒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市场、社会和国家在可持续治理中的功能准确定位，从而正确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市场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市场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求关系，促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结构的形成。例如，通过能源价格的绿色化，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发展。第二，市场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分担政府的压力。如在公共服务民营化中建立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促进低碳经济项目的发展。第三，市场竞争机制可以促进污染物减排技术、节能技术等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第四，市场交易机制可以促进污染物减排的效率。例如通过排污权交易机制，可以实现减排资源的最优配置，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
其次，社会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社会的自组织是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径。环境保护和治理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多个领域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采取共同行動。第三部门在发展社会事务、提高个人责任心、加强社区、提高对他人福利的责任心等方面非常有成效，可以说，其在开展社区节能服务、环保宣传和教育以及促进环境友好行動等方面具有市场和政府无可比拟的优势。
再次，国家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在明确了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之后，我们对国家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可以作如下定位：环境管制对于解决环境负外部性问题必不可少，同时，国家在实施管制措施时，要注重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对于市场和社会在环境治理方面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要为其作用的发挥提供制度条件。一方面，尽管市场在环境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一个真实经济不可能是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粹的市场”。正如萨缪尔森所言，“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那些使市场运作的机制（例如，定义和执行财产权利，以及管理合同执行的民法），都是必须有一个公共团体提供的公共产品。政府管制便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环境规制是一种可能增进交易机会的管制方式，因为他在原先产权不明显的地方创造出了可以交换的产权（通过污染排放的许可）。也就是说，在利用市场解决外部性问题时，首先需要拥有强制力的国家制定有关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强制性规定。例如，国家要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监测制度、确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污染物减排目标、污染物减排的基准年线、年度污染物排放总量以及配额的分配方案等等。另一方面，尽管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具有自愿性特点，但是也需要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为其发展提供制度激励和保障，如污染物排放信息披露制度。
（二）环境法研究范式的转换
环境法研究范式的转换应当以可持续治理为理论基础，着重于研究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動模式，并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其一，从二元到多元。环境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进行环境管制的充分条件，而且政府管制自身还会出现失灵现象。以往的研究多专注于政府环境管制的制度安排，对于如何通过发挥社会自组织网络的力量解决环境问题鲜有涉及。社会自组织网络植根于公民社会，对于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后的研究中，要突破政府和市场非此即彼的路径依赖，关注由政府、社会自组织、利益相关者等共同构成的可持续治理网络。探索多中心治理的进路，发挥国家元治理的作用，同时要协调好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其二，从单层到多层、从分散到一体。可持续治理具有多层次性和整合性。这要求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有统筹全局的发展眼光和全球视野。不仅要关注局部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还要关注政府间环境治理问题和全球环境治理问题。要将分散的能源、经济、社会及环境政策和法律，按照可持续治理的基本要求进行整合化和一体化。
其三，从管制到民主。从管制到民主的转变，其实质是从单向度的以“命令－控制”为主的国家管理模式转变为民主化、市场化的双向度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视角从单一的政府管制转变到社会控制和市场调控，从关注政府到关注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可持续治理中的功能和定位，从政府（管理者）与社会（被管理者）的对立到政府与社会的互動，从自上而下的命令到民主参与和平协商等。
其四，从硬法之治到软法硬法相结合。公共治理并不仅仅依赖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硬法（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而更多的依赖于软法（如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等）。软法以不同于硬法的方式体现法律的评价、指示、预测、惩罚等基本法律功能；软法可以弥补硬法不足，推動公法结构的均衡化；软法有助于强化法律的正当性，提高法律实效；软法能够降低法治与社会发展的成本；软法能够促成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生态领域的软法对于促进环境问题的民间自治以及促进环境政策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以后的研究中要关注生态领域中的软法之治，注重软法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