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3 16:43: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山西；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对策
目前我国的生态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短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环境的全面破坏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问题凸显，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山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当前的生态问题也相当的严峻，解决生态危机性是山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山西生态危机的表现与特征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资源大省，有“煤炭之乡”之称，北部的动力煤，中部的炼焦煤，到东南部的无烟煤，山西不仅煤炭资源产量大，而且种类丰富。历史上山西的支柱产业是以煤炭为支撑的相关产业，促进了山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为我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长期依靠煤炭开采对于当地的资源及环境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得山西的生态问题严重。山西地区煤炭开采对生态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露天开采造成当地的地表景观被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等，地下的煤炭开采造成采空区的地面塌陷、地面裂缝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引发局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甚至交通问题；第二，地下煤炭的开采造成地下水资源的破坏和水体的污染，导致矿山地区土质的下降和农业减产，严重影响人类的饮用水安全和工农业生产活动；第三，不合理的煤炭开采造成了大量矿山的破坏和浪费，开采煤炭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形成严重的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等；第四，工业及生活用煤的焚烧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导致当地人口呼吸道疾病的增加。
黄河流经山西省境内的很多地区，历史上，黄河流域丰富的水资源对促进山西地区的农业发展曾经起到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形成了河套平原等发达的农业经济。但是黄土高原生态脆弱，由于历代人民砍伐森林，开荒种地，逐渐造成了现在黄河流域严峻的生态问题，原来的农业发达的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碱化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变成了废弃的农田；水土流失使得黄河对于沿岸的土地的灌溉作用减弱，且造成了黄河中下游旱涝灾害等生态问题，这些对于当地的居民的生存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新时期的山西地区的生态危机表现出了新的特征。首先，生态问题关联性强，某一领域的问题会对其他的领域形成影响，危害程度大。如前文所述，对煤炭的过度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会造成煤炭资源的短缺，还会造成水资源的污染，植被的破坏，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危及人类健康。其次，在形成原因上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山西地区的生态危机的形成有其独特的自然原因，但是，在人类诞生之前和在人类只有较低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时候，基本不存在生态危机，只有在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提高，改造自然的能力提升之后，人类利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无止境的对自然进行开发，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失衡，生态危机加剧。最后，生态危机一旦形成，几乎不可逆转，治理的难度极大。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经过数千万年的人类历史逐渐积淀形成的，一旦遭到破坏，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地表植被如森林，在破坏之后，最少也少数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恢复；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之后想要恢复几乎没有可能。
二、山西的生态文明建设
目前，我国全局的生态危机比较严重，我国结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各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山西需紧跟全国步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1.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社会转型
山西地区的传统的以煤炭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并在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中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高投入低产出，区域发展失衡，煤炭资源浪费严重等弊端，使得地区性生态危机逐渐加剧。这种发展模式必然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冲突，阻碍地区经济的发展。在2012年的党的十会议上，建设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建设两型社会有利于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两不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推动地方生态立法，保障法律政策的贯彻实施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要有一套完备的社会主义生态制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首先要健全生态立法工作，促进生态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有法可依。其次，在实践中，要严格促进生态法律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加强法律执行与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制，违法必究。法律不是仅仅体现为对违法行为的追究，重要的是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制约，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是守法，也是在法律的监督和维护下更好的发展。个人则应从小做起，从自身出发保护环境、减少浪费，同时应积极的宣传生态法规，倡导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自身生态保护意识的形成。
3. 提高人类认识水平，倡导和谐的生活方式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建立在生态坏境的基础之上的。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解决的出路在于转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类的认识水平，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转变消费观念，促进生态的良性循环。
山西居于全国中等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有待于提高水平，资源和能源消耗大，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压力大，应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贯彻国家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立法，转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提高人的认识，缓减生态危机，倡导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党晋华，王学东，李光毅.资源型省份建设生态省的对策研究――以山西生态省建设为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
生态安全是人幸福生存的生命线，当代人在单向度追寻财富与发展中，遭遇到的是生态环境破坏、生镜丧失和心灵生态失序的艰难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与生存安全”的时代境遇，充分彰显着当代人已经不可能把金钱财富以外的东西放在心上，人的高层次生存安全性被迫建立在流沙之上。人类生活的生态危机成为直接制约人类一切高层次自我实现的瓶颈，呼唤生态治理就成为社会最具公共性价值的文化理想，因为当代人已经在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中深刻地体验到人之生态生存的艰难性“，生态人”的价值信念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就像巴赫的奏鸣曲：没着没落，漂浮如云，备受蹂躏，昏暗无光，尽管每个人一听这首奏鸣曲都马上觉得大受启发，其核心部分却是奥妙莫测的。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时展目标和人文哲学形态的价值性异化体验方式，呈现了一种线性发展观和世界观，人已经忘记了自己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共生共荣的互生关系。理性确定性之世界观主导的发展进步模式的普遍性展演，让人类成为世界的孤独存在者，人的自由自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效果，则完全被忽视了”。重视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彻底性地遮蔽了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变得如此的严峻，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同人类精神心灵痼疾同步性出现，导致社会出现新的整体性状况：一边是现代性进步文化价值的真切体验，另一边是生态危机价值性的恶性体验。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心灵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构成了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心灵生态从人文价值生命的本质处关注环境生态的治理，唤醒了人对自己和心灵存在的环境的特殊性珍视，生态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环境生态向心灵生态构建的公共性转换，着力培育心灵生态秩序，建立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进而生成新的代表新生态秩序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在自然生态的根源处和心灵生态的失序处，找寻化解环境生态危机的实践方案是真正能够治本的治理之道。心灵生态治理之历史性彰显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发展是一个智力的活力的显著体现，只有在心灵生态的自治与共治之中才能展现时代的精神价值之维，心灵生态治理的逻辑有其自治性，此种自治性是一个在人的精神生活层面和文化价值中重要的概念，自治不等于任意性，而是心灵生态有某种约定和选择的公共性逻辑，心灵生态的治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心灵失序、心灵污染的任意性的限制。对于心灵生态的治理和实现人类的生态优化一样，没有心灵生态的治理人就不会有心灵的优化了吗？显然不是，但是，正是心灵生态治理的确立才使得心灵生活秩序有了新的形态，或曰重塑了心灵生活和谐的新形态。就像互联网时代一样，没有互联网人也能交流，有了互联网，人就是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中交流，和起初的交流维度有了性质的区分。人类各种实践活动都要有治理的维度。治理在新的层面规定了心灵生态的质态。但是心灵生态在现实性的层面需要外部的存在目的，就是说有社会现实性的一面即环境生态的对照。这里所彰显的心灵生态的自治主要还不是与既定秩序的紧张关系，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环境生态基础之上的人文向度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形成，不断地对现实的环境生态的优化作出敏锐反映。同时心灵生态的自治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和生长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心灵生态治理的立场和能力，就没有现实维度的环境生态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在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人们看重价格表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在追求某种价值，精神和心灵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价值秩序就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所以生态治理的文化价值逻辑的本质就是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此种转换意味着对生态治理不仅要从环境生态入手，同时要更加注重唤醒人的心灵生态，通过治理的逻辑确立心灵生态的优雅秩序。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建构之中，同时也处于精神生活的心灵生态秩序创造性的建筑之中，生态治理维度中的心灵生态的培育就是对环境生态的构型和心灵秩序的再构型，进而推动社会存在在积极意义上确立一种生态生存的文化逻辑。此种文化逻辑的“这种态度就是更富有弹性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论，重新将历史的构建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与人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型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学世界观;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9X(2010)06-0116-02
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膨胀,个人消费的不断提高,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活动,如大面积的破坏植被,过量排放温室气体等行为正深刻影响着生态环境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最终形成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生态危机。然而,生态危机并不是局限于一地的环境问题,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一体化必然带来环境与生态问题的一体化,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冲突便常常出现环境与生态问题上,因此,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已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生态伦理是对地球生存状态的伦理关注,而与之对应的生态哲学也从早期的狭隘唯心主义哲学演变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即生态学世界观。
2 生态伦理的内涵
2.1 生态伦理与生态伦理学的概念
生态伦理指的是人类处理自身及其与周边生物、环境等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在Aldo Leopold的《土地的伦理(The Land Ethic)》中,Leopold将生态伦理定义为“在为了生存进行的奋斗史中,对行动自由的限制”,而在哲学上将它定义为“来源于行为的社会分异”。人类自然生态活动中一切涉及伦理性的方面构成了生态伦理的现实内容。
着眼于生态伦理研究的生态伦理学,是在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其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边泌第一个主张把道德范围扩大到动物,他认为感受苦乐的能力是获得平等权利的根本特征。生态伦理学实际上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道德,其研究对象包括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及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两方面,而以人类为中心的深层生态伦理研究较受关注。
2.2 生态学世界观的兴起
对传统发展观起支配作用的哲学观点是人类中心论。长期以来,人类中心论始终主导着人类的生存哲学,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按照这种理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世界又是上帝为了人创造的,因而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可以征服、利用和统治自然界。正因如此,人类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万物的主宰,把世界看成对象,把自然界的一切看成物质生产的原材料。在这种观念下,人可以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这种有悖道德的发展观无形中造成了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也造成了同代人之间的不平衡。
当前提倡的发展观,是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哲学也已演变为人道的,人性的哲学。与此同时,生态学世界观也随之兴起,所谓生态学世界观,就是人类摒弃“人定胜天”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向自然学习生态智慧。自然是人类的导师,人类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利用,改造自然。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人类改造和利用的结果要有利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善以及人类自身的安康。
3 生态伦理在应对生态危机中的作用
3.1 无法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
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的现象,是生态失调的恶性发展结果。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当前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给生态学者带来了重大挑战,特别是人类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带来严重的生态后果。人类对资源的粗放利用已造成了多种资源的生态安全问题。例如,当前水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而在地球水循环的过程中,湿地不但是淡水资源的主要来源地,也是水资源的巨大净化器。研究表明,在所有的生态系统中湿地生态系统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我国淮河流域的污染,滇池、巢湖和太湖等数以千记的湖泊高度富营养化,已经威胁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安全。同时,大规模的森林砍伐,过度放牧,过度樵采等利用方式导致了植被的大面积破坏,诱发了严重的生态灾难。
3.2 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缓解生态危机
人类在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信奉“唯有人类具有价值”的观点,进而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计代价的使用自然资源。同时,人们在生产中采用最简便、最“经济”的生产工艺,即“原料――产品――废料”模式,使绝大部分的资源转变为废弃物。这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的掠夺性生产是不可持续的,也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
生态伦理观依据“生命和自然界有价值”的观点,主张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对资源的利用需要考虑其成本。因此,在生态伦理观和生态学世界观指导下的资源利用方式必然是集约型。其采用的生产工艺是“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其经济形态为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即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了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3.3 人类生存模型选择
人类选择何种价值观来指导自身行为,最终将决定人类的生存模型。若继续持短期观念,并限制道德规范和法律来维护人的完全利益,那么这种个人价值至上的逻辑一旦延伸到全世界人群,必然会使作为生命支持场所的生态系统受到压迫和退化。然而,若人类越来越多的转向关注长期发展,将伦理扩展到物种和生态系统水平,则必将形成一种健康的生态学世界观和生态系统价值观,这既有利于减慢人口的增长,也有益于生命支持系统,进而利于所有人乃至所有生命的生存。
选择利于自然界一切生物生存的模式显然是明智的,这种在生态伦理指导下的生存模式是应对生态危机的最佳选择。
3.4 增强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
确立科学的生态伦理,形成一种新的生态学世界观,需要广泛开展生态伦理教育。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是提高人类环境意识的重要步骤。进行公民绿色教育与环境伦理教育,是推动全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结语
生态伦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生态伦理适应了当前环境革命发展的需要,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民族生态伦理修养的需要,也是丰富和发展哲学的需要。当今时代正处于极度的生态危机中。如果人类不正确规范自身的行为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那么人类文明最终会随着生态系统的崩溃而消亡。如果人类要持续生存,就必须善待自然,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包括伦理关系。
生态伦理观防范和治理生态危机的原则。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当代的主导学科群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物理学科群,转向了生物生态学科群。在生物生态学科群当中,科学家也要确立生态伦理观,认识到科学研究中的风险,对科学和自然负责,从而使科技发展的生态转向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生态学家应当具有长远的学术目光,以生态伦理指导生态学研究,真正关心全球的环境问题,从而在一个坚实而广阔的基础上去参与国际生态学界的研究。
生态伦理是人类的共识。当代的环境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文化革命。生态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民族发展的共同文化。可以预见,在21世纪,无论从频率,规模还是对社会的影响上来看,环境运动都会极大表现出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余谋昌.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J].与现实,2009(2):114~115.
[2] 王志敏.试论土地生态伦理观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4):116.
【关 键 词】异化 异化劳动 异化消费 生态危机
异化一词由来已久，从词源上最早指某物通过自身活动与其自身之中的一部分相分离，后者反过来与其自身相对立。在哲学上最早使用它的是黑格尔，他认为自然与人类都是绝对理念异化的表现，稍后持人本主义立场的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马克思继承二人思想进而以异化劳动概念剖析资本主义的矛盾本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四重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在劳动产品中表现出的人的异化；人同其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劳动异化首先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本来与人的存在是同一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中，劳动仅仅作为谋生手段而存在。劳动分工使得工人被肢解，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人的丰富性完整性被分解，劳动过程不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异化劳动是对人的制约和奴役，使人仅仅沦为一种被利用的工具。从劳动成果看，工人生产出的商品越多，他们自身的价值就越低廉。“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异化劳动使生产者与其对象处于对立关系之中，使工人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相分离，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过来成为支配工人的工具，人为其创造物所支配。“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劳动异化还使人同其类本质相背离，并带来人与人之间病态的社会关系。
动物与其生存环境是直接同一的，而劳动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连接。劳动使人自身存在的自然与人之外的自然相分离，并使后者成为对象性的存在，前者成为其对象的对象性存在，劳动的首要价值在于这种区别性，正是区别性使人类获得了主体性力量。生产劳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但是活动的结果却危害到劳动的对象，支撑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承担着人对其生存条件的破坏，这种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类因之陷入生存困境。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取消对象意味着取消劳动本身，自然的不存在意味着人的不存在，彻底的虚无化带来的是彻底的异化，自在的自然并不会随之消失，反倒是人最终取消自身的存在。自然与社会都是循环系统，当人类对自然索取过度，自然将反作用于人类而导致异化，两者之间会出现新陈代谢的断裂，而新陈代谢的断裂导致生态危机发生。存在着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两种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生态将马克思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强调转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视。作为人宣示自身价值的产物，生态危机反过来揭示并控制人的观念与活动，究根归底是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人自身分裂的自然后果，这种分裂也确证了人与自然本源上的同一性，确证了人的不自由与局限性。人的劳动是包含目的性的创造性活动，劳动过程置于人的目的性中，而劳动的结果却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异化劳动展示劳动对人自身的否定，确证了人的自然本质，但否定了自然的人的本质。人试图以对自然的统治结束自然对人的控制，结果自然无一例外的报复了人。
在经济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灌输，通过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成功营造出消费主义，通过制造虚假需求鼓励消费，成功的将非必需品不断转化为必需品，将扩张性需求转化为生存性需求。虚假消费与异化消费互为动力，资本主义不仅为消费需求生产产品，而且为产品寻求消费者。人们不是出自真正的需求，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为衡量生活状况的基本尺度。这样的消费主义主导下，人盲目的运用主体力量戕害对自然的，引发自然规律反弹，生态问题愈演愈烈。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要求改进环保意识，更迫切需要转变消费观念。异化劳动的束缚使人们寄希望于在劳动之外弥补生产中的不自由，消费主义迎合这一需要，以异化消费补偿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越不自由，在消费中就越会出现貌似自由的依附性。莱易斯指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享受不到不到真正的劳动尊严，于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消费领域加以弥补。资本主义迎合这一需要，创造出虚假的幸福概念，将幸福与消费等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脱离了真实需求而陷入编织的谎言中，在毒害自然的同时毒害自身。传统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难以为继，面临死亡的判决。而异化消费及虚假需求的满足缓解了紧张的劳资关系，整个社会满足于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物质的虚假幸福之中，丧失了警惕性，使资本主义重新获得合法性，无疑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但是，异化消费构成资本主义人的全面异化的一环，实质上以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关系，只是相对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而必将以更的激烈方式埋葬它，生态危机的出现宣告了彻底的毁灭。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引导人们关注消费领域之外的人生价值体现。消除异化消费需要消除虚假需求，最根本的是消除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把消费限制在真正必要的地方，而将自由时间用于自由自主的个人创造性活动中，以自由的生产而非虚假的消费实现人的解放，换言之，异化劳动压制人，自由劳动解放人。
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道德、经济无不存在着异化现象，异化劳动是其他异化现象的总根源。技术异化本质上也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割裂了人和技术，使技术逐渐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人的对立面。技术既是引向异化深渊的工具，也是人类借以实现自由的条件，这些都应当在技术之外，在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实现。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源，也就实现了技术合理运用，限制经济理性，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消除了技术同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总根源，也是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生态坚持马克思这一传统论断，看到了自然系统的异化根源在于社会系统的异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2]。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生态危机，问题被转换到不是人们的行为而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深层因素应该对生态危机负责。生态意识到自然的反叛应在社会背景中寻求突破，对自然的解放是人解放自身的先决条件，而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首先在于恢复社会系统的生态平衡。
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高兹着重刻画了资本主义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将消费与经济理性相联系，将异化与消费相结合，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主张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以更好更少代替更多作为原则，限制经济理性的适用范围。莱易斯主张关注中心重回生产领域，消费不再是唯一的衡量生活的尺度，人们在消费之外有着众多的选择，通过非等级制的联合体结构组织劳动生产，个人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真实需要的权利。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而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导致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丰富的生活理想一定会破灭，因而反过来促使人们要求现实变革的理想，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深刻反思，这被称作“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阿格尔进而提出以生产技术的分散化、生产组织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等措施消除异化消费和背后的整个异化现象。这和传统侧重关注社会分配性正义相佐照，丰富了的现实批判力。
异化劳动构成了生态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生态同相联系的内在环节。以异化理论为基点构建的生态之维，无论对生态学还是对其作用都不容小觑。
参考文献：
一
福斯特指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包含生态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西方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的理论家,也有一些所谓“思想家”。福斯特注意到,最近几年在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究竟有没有生态理论的看法似乎有了某种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很多即使原先最苛刻地批评马克思的人,近时均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但福斯特认为,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识是非常肤浅和零碎的,并没有系统和深刻地把握其根本。
福斯特说:“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正因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是深刻而系统的,所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可以现成地拿来作为当今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他反复强调:“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
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个基本判断,他不同意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把目前西方流行的绿色理论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嫁接在一起的设想。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需这些绿色理论来补充和完善,因为它本身已十分完美。福斯特强调,在中隐含着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不但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系统的批判,而且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做出过有富有成效的探索。
二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明明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理论,可为什么人们偏偏无视它的存在,不去挖掘它,更不用说运用它来指导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这正是福斯特所着重思考的问题。他对自己定下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
福斯特指出,在当代绿色理论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倾向,这种倾向将生态退化的整个过程都归结于以弗兰西斯・培根所开创的科学革命。弗兰西斯・培根被认为是“支配自然”观念的始作俑者。而正是这种“支配自然”的观念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恶习,从而带来了至今人类挥之不去的自然危机。这些生态主义者实际上把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归结于是由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启蒙运动所带来,因此这场危机就是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启蒙本身的危机。在这些生态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疑继承了启蒙的传统,的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崇尚科学与进步是马克思的思想核心,从而马克思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是反生态的。
福斯特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结论,把生态危机与科学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是这些生态主义者把马克思说成是反生态的思想家的主要原因。这里最关键的:一是指责马克思崇尚科学技术;二是批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福斯特指出,只要这些生态主义者简单地把生态问题归结为一个价值问题,而无视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行的物质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那么他们永远发现不了马克思思想的生态价值。
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从而不能揭示出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深刻的生态观点者,主要是那些打着旗号的思想家。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确实将一般的唯物主义转变成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不曾放弃过对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总体责任”。他强调,不能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无视马克思依然持有属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观点,即依然坚持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确实针对唯心主义将实在归结为先天的观念和抽象的文化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进行这种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但须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物质存在的自然――物理方面”而使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完全被掏空。如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包含唯物主义的内容,那么即使在社会历史领域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会变得毫无力量。在对这一点做出论述以后,福斯特就进一步指出,非常遗憾,在当今的研究中流行的倾向是在强调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同时,却把的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本性也消解掉了。
福斯特强调,他们这样做所带来的“的悲剧性的后果”就在于,“唯物主义观越来越成为抽象的、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名词概念”,“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范畴’”,或者说仅仅停留在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被说成与唯物主义无缘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自然科学。事实上,在那里,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一生呕心沥血,不懈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
三
福斯特明确地指出,包括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根本就不了解,作为一种“彻底和全面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只有把它与现实的自然、物理条件,与感觉领域,因此事实上也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在他看来,“西方”思想家在把唯心主义化、反自然科学化方面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理论家,他们所开创的“西方”这股思潮即使在为“正名”等其他方面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但在抹煞的唯物主义本性方面犯下严重的错误从而也造成严重的恶果。
卢卡奇等“西方”一直致力于批判把实证主义化的倾向,而他们进行这种批判的有力手段是将黑格尔主义化。所以,“西方”实际上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福斯特说这种黑格尔主义的有时又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同各种“历史文化”理论混合在一起。显然,在这样一种“混合物”中,“似乎并没有为用的方法探讨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问题留下什么空间”。
福斯特在一次交谈中强调,实际上马克思对规范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和社会发展、社会关系密切联系的方式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一些研究者之所以认识不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对思想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他看来,马克思以后的一些者实际上并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追随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从而也就使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被丢失了。他特别提到了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一是“‘西方’者在反实证论时常常表现出对科学的完全忽视或敌视的态度”;二是来自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完全持实证主义的态度”,将理论“完全建立在一种盲目崇拜的和扭曲的科学观念的基础之上”。前者是一种“完全拒绝科学的经院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传统”,而后者是一种“没有给人类留下空间的机械性的科学”。这两种从两个相反方向上对的理解,都不可能揭示出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观点的价值。
四
福斯特有关马克思的生态理论观点的评说,起码在几个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
第一,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导引。这一理论只能是。尽管的生态理论尚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潜在的灵感源泉”,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其价值和意义。人类能否最后走出生态困境、获取美好的前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是否真正能把作为指导自己解决生态问题的旗帜。而与此相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也主要视其能否在指导人们解决生态问题上发挥出自己的功能。
第二,在理论体系中明明包含着深刻的生态观点,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这既有错误地认识生态危机的原因,即把生态危机视为是由唯物主义、科学技术、现代性本身带来的,更有错误地理解的缘由,即把唯心主义化和反自然科学化。要真正地挖掘和展示中所隐含的生态观点,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正确地把握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正确地理解。
第三,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家在妨碍人们展现马克思的生态观点方面,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尽管他们在反对将实证主义化方面做出过贡献,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开创了将黑格尔主义化的先河。他们对的研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把哲学归结为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与此同时否定哲学是本体论意义上和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掏空哲学的唯物主义内容,就是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严重理论后果。
第四,要真正把隐含在思想体系中的生态观点挖掘出来,关键在于重新恢复哲学的唯物主义本性。对解决生态问题的巨大潜力就在于其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直接建立在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与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如果撇开了后者,就无从理解前者。
一、生态安全预警机制的内涵
生态安全的概念，最早是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于1989年在提出建立全球生态安全监测系统时提出的，它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①生态安全具体体现为生存资源满足和保证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状态，与生态环境能力密切相关。
预警即提前警报，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和灾难进行提前警报，以采取相应的防范和避免措施，从而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生态安全预警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预警分析、预警对策。预警分析是对生态系统的逆化演替、退化、恶化等现象进行识别、分析和诊断，并由此作出警告；预控对策是根据预警分析的活动结果，对系统演变过程中的不协调现象或可能发生的生态危机表现出的征兆进行总期控制与矫正。②通过这两方面的协调配合，从而更好地实现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
二、建立健全生态安全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1、有利于节约人力、物力资源，维护生态安全。
《礼记·中庸》曾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才能对事情的成功有利。对于生态安全预警机制，其设立不但有利于维护维护生态安全，更重要的是，对即将到来的生态危险进行提前预报，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能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减少因为生态灾害而带来的财力损害。
2、是坚持预防原则的重要举措。
由于生态资源受到破坏后的危害严重性和不易再生性，预防原则成为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环境保护中的预防原则是指人们利用环境资源的时候，注意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同时采取预防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相应措施，从源头保护环境。而对于维护生态安全中的预防原则，即采取预防措施来保护人类的生存的资源，维护人类的生存需求，从而实现生态安全与稳定。
三、我国当前政策与法律对生态预警机制的规定和不足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组织宏观经济预警研究，很多学者如郭中伟、傅伯杰等在不同的领域对生态安全预警机制进行了研究，中国科学院也将"国家生态安全的监测、评价与预警系统"研究作为2000年的重大项目。③当前我国法律对于生态安全预警机制的规定散见于各类部门规章、条例中，如2007年6月11日起由中国气象局颁行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于传播办法》，对于气象灾害进行预警的方法进行了规定。同时各地方也颁布了诸多地方法规,针对各个地方的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章和条例从法的角度上对于预警机制进行了规定，对于完善预警机制，规制社会秩序，维护生态安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第一，政府部门反映过慢，不能及时的颁布相应的政策、法规。
近期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许多严重的"生态灾难"，我们在呼喊"多难兴邦"口号的同时，也要检讨自身的行为，同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来预防、减少由于生态危机而带来的损失。以地震灾害的法律规定为例，当前地震预警机制主要适用1998年12月16日施行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今年5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正式施行，它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曾在24年前遭到清理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予以肯定，并将其纳入国家监测和预防体系。但总体上对于地震预防的规定不是很详尽。而且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前对于地震预防中玩忽职守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认定不但不明确，而且还存在处罚过于轻泛、不严厉的情况。因此，在当前生态危害日益严峻的时刻，政府部门应当及时有效的修改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加大惩罚的力度，真正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二，多为地方性法规和部门条例、规章，效力等级地下，且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法律。
目前我国对于预警机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多见于部门法规、规章及条例，处于效力等级比较低下的地位。而对于预警机制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时候只会考虑本地区的生态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因素，相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环境资源，具有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对于生态安全预警机制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法律，法律作为效力层次等级最高的法，可以从最高、最广的角度对相关行为进行调整。我国当前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相关法律，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预警机制的作用。
第三，对象范围过窄，规定不详尽。
生态安全预警机制所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生态安全，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从而对于生态安全的保护就要涉及到生活各个方面，保持水土、水源、动植物资源、大气、矿藏等能被人类做到合理、有序、长期的利用。而当前我国对于生态预警机制所涉及的范围仅涉及到气象安全、食品安全等几个层面，只将着力点放在这几个方面，并没有做到全面系统的进行预警，这对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协调发展，显然是不足的。
四、我国当前政策与法律对生态预警机制的发展和健全
首先，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根据现实的生态状态，迅速有力地调整当前的政策，对当前发生的温室效应、火山喷发等生态危机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将生态预警作为预防生态危机和减少人员财产损失的一项重要举措予以规定，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权能。二、将生态安全预警机制的发展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一个方面，对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设立相应的生态预警机构的政府部门进行严肃处理。三、积极鼓励推动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预警研究机制的进行研究的步伐，使其朝着更加全面、完善、科学的发展。
其次，应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生态安全预警法》，从法律的层次和高度对生态安全预警机制作出系统的规定，整合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生态状况来进行预警机制的规定。同时还应当扩大对于生态安全预警机制的范围，将其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从而对各类生态危机的出现都可以作出及时有效的预防，并提出向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生态安全。
最后，要明确处罚原则，加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违反生态安全预警的相关规定的各类行为要区分其界限和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处罚，根据其犯罪性质、主观心态、客观后果等各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和界定，做到权责明确。同时要加强打击违反预警机制规定的力度，对于在预警工作中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以及知情不报、只顾自身安危的公民都应作出相应的处分。从而充分发挥出法律的震慑作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①肖笃宁,陈文波,郭福亮.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54-358
②仇蕾,王慧敏,贺瑞敏.流域生态系统的预警管理框架研究[J].软科学,2005,19(1):46-48
关键词： 美国 生态缺失 商业性 文化霸权
灾难频发、人与自然矛盾重重的时代背景下，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生态电影正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并以飞快的速度席卷全球影院市场。美国生态电影分为剧情电影和纪录电影两大类，纪录电影主要以展现人文地理、自然风貌为主，剧情电影则是融合了灾难片、科幻片、动画片、传记片等其他电影类型的元素展开叙事表达主题。然而放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生态电影作为一种应运现实的生态危机而生的新兴电影类型还并未走向成熟，它是一场电影技术和艺术的实践性革命，人类把概念化的生态理念诉诸影像鲜活地呈现，给广大观众以强烈的视听冲击的同时达到影响最大化的效果。伴随着生态文学、生态伦理、生态哲学以及生态批评等各类理论支柱的发展与完善，美国生态电影在其前行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在艺术性、现实性等方面受到学界内外的相关批判和指正。尽管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美国生态电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放在现实生活里去仔细推敲，再考虑到观众的接受能力、习惯、方式的差异，真正有效地传达生态理念的电影凤毛麟角，繁华背后其实隐藏着种种矛盾。
一、生态主题的下的生态缺失
最为直观的一点是生态电影中表现灾难爆发呈现科技特效的场景都是源于巨大的能源消耗。为了追求更加直观更加真实的感官表现，美国生态剧情电影大多都投入相当大的资本同时配合精良虚拟特效的制作，带来了现实生活中大量能源的消耗以及污染的产生。幕前的惊心动魄的真切时空感受却是以幕后的生态危机为代价的，完全与生态和谐的追求相悖。《后天》斥资1.25美元打造惊心动魄的实景和特技，为了拍出逼真的水灾效果，录影厂特别设有一个大型的水箱，将纽约市街头以及曼克顿公共图书馆“搬入”水箱内，再注入25加仑的水，令纽约市被四呎深的水重重围困着。为了造成暴风雨的效果，在大型水箱的旁边再设第二个较小的水箱，并注入15加仑的水。当一声令下，连接两个水箱的匣门打开，15加仑的水以每分钟五千加仑的速度流入大型的水箱内，并加设强劲的吹风系统，吹起浪花高达二十呎，成功做出暴风雨的效果，场面澎湃惊心。①扩大到整个电影制作圈中来看，以往生态灾难元素的疯狂叠加造成了接下来的美国生态电影的创作面临高额的创作成本压力以及创作空间日益狭隘的困境，长此以往想要系统化地发展规划生态电影而又不过多地破换自然生态环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重，更新电影技术，使用低碳环保能源，探求生态电影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可行之道。
其次，过多的影像奇观消耗了电影蕴含的生态意识，过分强调数字影像技术、3D特效冲淡了生态和谐的内涵，与对科技疯狂发展的批判主题形成反差。坚守观众这个固有生长点必然驱动着电影重视技术手段。观众进入影院多是为了娱乐审美，从正面来看影像奇观的累积便于观众接受影片，反之，营造所谓真实时空的影像扑面而来，观众在被动接受的过程中渐渐步入精神的虚无，感受到的只有影像本身，即展示的事物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被抽空后的符号。观众所消费的假象把人的精神世界推向浅薄化和功利化，即便披着生态反思的外衣，在过多的技术充斥下，消费过程与反思的过程画不上等号。从受众接受层面而言，美国生态电影面临着消费化、娱乐至上的尴尬境遇，模式化的生态电影场景，过分铺张的特效图景，使得艺术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和模式化，视觉的浅薄湮灭了对自然的虔诚，观众在被放大加速的灾难场景攫取眼球的同时对这些美国生态电影快观快忘根本无暇思考，观众观赏远远大于参与，实际的号召力、影响力甚微。
最后一点在于电影中的人文关怀超越了生态理念的传达，影片中所表达出对人的终极关怀盖过对整个生态系统、对非人生命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将生态价值评判的标准退缩到人文关怀的范畴。影片中大多展现人与自然的对立而非和谐相处，实际上仍然是相对的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贬低了非人生命的价值。作为西方长盛不衰的理念，即便是在适应面对现实残酷的生态危机下应运而生的生态主义中心世界观的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痕迹还是抹煞不去。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超越自然超越一切非人类生物的内在价值，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言人，自然成了人类的加工材料和储存物。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倡导人类去征服和统治自然，而在这条路上人类已经渐行渐远，凌驾自然之上的叫嚣行径越演越烈，整个生态系统岌岌可危。
与之相对的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把生态整体当做利益主体，强调生态整体、生态整体和个别物种的联系以及整体内部人类和非人类生物之间的联系。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对立面出现的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消解人对自然的中心地位，敦促人类放弃对自然万物的征服和占有，从主宰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为生物圈中和非人类生命体平等的一员，重视其它生物体的价值，赋予生态整体的主动性，主张人类应当放弃一切干涉、破坏生态系统的技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与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其它生命体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和平共处。纵观美国生态电影的生态主题之下，人类的拯救和归依依然是电影叙事的落脚点。《2012》所呈现的末日景观，天崩地裂、狂风巨浪、山洪海啸，人类的终极命运是推动主人公们奋力拼搏的动因，人和人为了自救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命团结到了小小的诺亚方舟里，镜头的焦点永远是人类的生命价值。漫天的飞沙走石中人们奔走呼号却偏偏没有花草树木的现状关照，我们看不到其他的非人生命体在面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动下的命运状况，倾听不到自然的呼喊，人为地把非人类生命体纳入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中，强行地将其置于默默接受人类社会规则的境地，并不完全是让人类从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体的和谐相处中获益，从而去反思尊重生态价值就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真正要做到以人为本的境界需要三个层面的本：一是以人的生命为本，二是以人的发展为本，三是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本。而这里的人不仅仅局限于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发展，还包括对他人的关心和博爱以及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的维护和思考。大部分的美国生态电影以人的生命和发展为出发点，纵然冠以整个人类的命运前景，挖掘的深度止于浅层的生态意义，人对自身存在虚设的价值凌驾于大自然和其他非人生命体之上并不以为意，这还是有所缺憾的。影片总是选择通过对人性的批判和分析得出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并且最后以心怀善念的人得到拯救给予未来的希望，人类的解救冲淡了本应严肃思考的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沉溺与片刻的欢愉中而不能深刻反思残酷的现实问题。美国生态电影应当借鉴东方传统的融人伦与自然于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创新生态观念，在肯定人的能动性的同时认识到人和万物都是可以沟通并且富有联系的整体，有矛盾冲突但终究不是二元对立。推动生态电影内部组织进化，在电影中以风物环境与人类和谐共处的生态系统的展现作为叙事的助力，关注正在失去的生态文化，理性看待生态文化冲突，强化生态启示。
二、生态危机反思过程中的商业利益追逐
无论什么类型的电影在其产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艺术性和商业性两方的烙印。电影是改变人们思考角度的有力工具，人们通过影像将加深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意识并极有可能去付诸行动，立足于生态关怀的美国生态电影在攫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应当更多地自觉地追求电影的社会效益。好莱坞电影一直崇尚快产快消的物质化消费模式，商业利益追逐成为其考虑的首要因素，从电影的资本融合、角色分配、叙事模式、制作完成后的商业发行、广告、副产品等都已形成行之有效的商业盈利模式，由此思想性上的生态主题和追逐商业效益的娱乐性、技巧性反映在美国生态电影中的矛盾尤其激烈，形式的变化跟不上思想的发展。生态很容易由一种信仰模糊成一种商业谋利的元素，生命的丰富内涵隐退到商业化的盲目追逐中，意识中的自然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自然。电影试图展现人类对于自然的感知和奋力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努力却是和真实的自然相去甚远，缺少了对于生态自然理解的那份虔诚以及对于现代工业文明对于欲望动力的批判力度。
紧迫的生态危机也带动了观众对于生态电影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用尖端技术特效展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视听盛宴，既是电影人给予社会的反思渠道，同时也是攫取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在这条道路上，美国生态电影无可避免地运用高效率的生产机制来满足这些观众的技术之心。数字影像技术为影片增加了视觉冲击力，塑造了想象中的灾难场景和科幻梦境，技术性的胜利渐渐压过电影本身该有的生态思想深度。生态电影和主流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所面对的市场空间不一样，对于受众群的接受也不应当是以普化的娱乐消遣为首要衡量指标。生态危机包含人类文化危机、社会制度危机、发展模式危机、生活方式危机以及人的想象危机，这都源于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制度问题和人的精神异化。美国生态剧情电影和生态纪录片、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例如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相比，在思想深度上缺少从整个生态体系的角度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阐释的深度，表现方式上呈现重视感官刺激胜过影片叙事，通俗娱乐元素胜过原生态地纪录。电影技术制作出的自然生态逐渐由契合观众的想象到超越正常的思维容量，极致夸张化，这样的结果无非是把受众推向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真实原貌的一知半解和对于拯救生态危机的措施和方法的深度匮乏。
美国的生态电影应当走出灾难片、科幻片等依靠技术模型制作来描述人和自然的关系来取胜的窠臼，真正尝试从非人生命体的视角切入，客观呈现自然的真实原貌，以真诚的电影语言打动受众，警示人类进行反思个体、种族、政府、国家至整个地球的所作所为，反思我们现行的社会文化体制的弊端，更好地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才能真正地幸而有效地把理念转化为实践。把商业运作的优势和真诚深刻的生态理念切实地融合在一起，美国生态电影的品质才会得到保障，影响力才会更大。
三、倡导万物平等下的文化霸权
美国的文化霸权无处不在，是全球性的，时刻都在试图消解他国的文化意识。在美国电影里，绝不能单纯地将美学、经济和政治分开。②美国生态电影处处彰显着美国式的国家意识：美国是被上帝选中的，承担着拯救全球的责任，要在新的领土上构建出令人敬仰的理想王国，向人类传递着民主和自由，把光明洒向全世界。美国式的影片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将其价值观念和思想传播甚至强加到世界各地，以重塑世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进而征服和控制人心的努力。美国一直以救世祖自居，高高在上的种族观念和扩张主义深深潜伏在影片之中，即使主题充斥着重视生命自由和生命权利的思想，但在实践中却忽视了作为世界格局有利的一端的发达国家应承担的更多的生命责任和生态保护责任。每一部美国生态电影都是以美国式的个人英雄力挽狂澜拯救了自己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美国公民这样的经典桥段结尾，继而美国拯救世界，拯救其他国家也设置得自然而然。带有文化独霸强权的美国生态电影以拯救者的姿态席卷世界各国的电影市场，赢取了傲人的票房成绩。它一路高喊着生态主义、万物平等，堂而皇之地宣扬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却在现实生活里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一直想要充当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如此狂妄的侵略者的姿态在影片中的人物设置、叙事模式中昭然若揭。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本应担负起更多的缓解生态危机的美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所作所为反而是把深重的困难推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利用文化交流的“逆差”实行不平等的文化侵略。发达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给予了美国不匪的实力，可是这一切都不该凌驾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终极利益之上，人和自然的终极命运却还要被划分国别、种族地对待，这样的悖论不应该被默许和纵容。
我们最大的恐惧和虚无感不是来自面对自然界的不可知，而是来自我们面对人类内心的黑暗、邪恶产生的害怕，来自我们面对人类的异化、国家机器的失控产生的荒诞感、恐惧感。③人类始终摆脱不了深层的社会精神危机，怀疑科技工具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深感人类难以超越自然而存在，于是营造逼真的幻象寻求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自信，塑造危机面前人性的光辉。在美国生态电影中，政治因素、经济思考、社会批判等内容全都披上人文关怀的外衣，它往往借用类型模式和精巧有机的戏剧化处理来消解批判异化的国家机器或国际政治关系的力度，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国家形象和国家意识传播的文化氛围，在此背景下进而再探索生态问题。倘若不直面和处理社会层面不合理的制度问题，人类的深层精神危机就会依然存在，眼下的生态危机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优秀的生态电影可以看作严峻的生态危机之下对当代人生存境遇、荒诞感、恐惧、绝望的一种存在主义表达，对社会制度、政治弊端的认同性表达和对更深层次的精神和道德生态自由的重塑和完善。
结语
不可否认，尽管矛盾重重美国生态电影在传播生态理念的道路上是最有代表性的，它通过绚丽的视听震撼把生态危机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触动人类反思的神经以及探索未来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的问题。生态电影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获得了电影文本传达的生态意识，构建起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态观念。接下来的美国生态电影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应当切实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重，一方面更新电影技术，探求生态电影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系统化美国生态电影格局，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危机进行小众化设计，往更深入更专业化发展而不是流于各种灾难现象的叠加，为整个生态电影的发展营造广阔的天空。
注释：
①摘自互动百科，《后天》【电影】—幕后制作，http：///wiki/%E5%90%8E%E5%A4%A9.
②[法]樊尚·阿米埃尔帕斯卡尔·库泰.美国电影的形式与观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0.
③郝建.类型电影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17.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著，曾伟祯译.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
[2][英]大卫·布林尼著，李谚译.生态学.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3]游飞、蔡卫编著.美国电影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4][法]樊尚·阿米埃尔帕斯卡尔·库泰.美国电影的形式与观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5]郝建.类型电影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文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其实作家和批评家面对的世界无所谓内外，都是一个鲜活的整体，之所以会有“内转”、“外转”之分，是与当时特殊的背景有关。八十年代鲁枢元之所以提出文学“向内转”，是因为当时的文学过分强调了“客观社会生活”，太关注政治因素，文学成为公共的传声筒，忽略了人的主体感受和价值，所以“向内转”可以看成是反抗个体被公共绑架的工具。后来鲁枢元转向生态批评，强调自然，也与时代背景有关，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但此时的鲁枢元其实早已经抛开了内外之别，因为在他的生态批评实践中，既将自然引入了文学领域，又将精神和心灵引入了自然领域，不仅关注外在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也关注内在的精神生态。
生态批评看似将文学批评推向自然，是“向外”的，或者说更加侧重于“向外”，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生态批评是一种“向外扩展”的批评方式，其实生态批评是一种讲求“整体性”的批评方式，是“内外兼修”的。
一.生态批评的“外向性”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1990年詹姆斯・汉斯的定义是：“生态批评意味着从社会和地球的语境中考察文学（和其他艺术）。文学不是存在于它自己的与外界隔绝的领域里，因此将我们对文学的讨论限制在文学性本身，就阻断了文学与其他系统的至关重要的联系，而正是那些联系把我们的价值观念的表达结合起来。”[1]国内学者韦清琦认为：“生态批评不仅是严肃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彻底打开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批评的视阈曾几何时已经和文学以外的社会融合，现在又向自然敞开了。生态批评标志着文学研究已经不仅穿越了其他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和自然。文学批评本应是一个开放的，与外界处于不断对话的过程，生态批评正是在学术的前沿展示了这一特点。”[2]
两位学者对生态批评的定义显示出了生态批评“外向性”的特点，这种“外向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学科边界上来看，生态批评是生态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还会渗透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具有学科上的开放性。现代学科的分工很大程度上是工具理性思维的产物，将知识分门别类的同时，也将人进行了某种“切分”。跨学科的研究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是一种对知识整体性的追求，也是对人本身完整性的追求。其次从生态批评的视阈来看，从文学内部转向社会和自然，扩宽了文学批评的语境。如果说过去的文学批评总是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文学性，看到的只是文学的一个侧面，那么生态批评就试图从纯粹的文学性中超脱出来，在一个更加综合的语境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文学。第三，从生态批评的效应来看。过去单一的批评语境，使文学效应也略显局限，缺乏了自然的维度。生态批评的“外向性”则使文学批评与社会、与自然相连接，使其更加关注外在的社会危机、自然危机。
生态批评的“外向性”很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即把生态批评当成是生态学和文学批评的简单相加。生态批评将文学批评与生态学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形式向、内容上机械的拼凑，而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契合。生态学是一门注重生态整体性的学科，这和文学批评的精神旨归是一致的，好的文学批评也应该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生态批评不是简单的套用生态学的术语、方法、数据，而是在观念上、思想上接受生态学的启发，正如王诺所说：“生态批评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他吸取的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等。生态批评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生态学，而是来自生态哲学。生态批评是在生态哲学思想，主要是生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学批评。”[3]
二.生态批评的“内向性”
生态批评的外向性，把自然引入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对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推向了对自然、对生态、甚至对整个宇宙的责任，关注社会危机、自然危机，使文学批评赢得了外在的广阔空间。与此同时，生态批评其实也有一个极为广阔的内在空间，即把精神和心灵引入自然，关注精神生态，关注生态心理，关注精神危机。
精神生态的提出是对“生态”内涵的扩展，“生态”如果从单纯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将其片面的定义为“自然生态”，但鲁枢元则将“生态”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认为“生态”不仅包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有“精神生态”。提出“自然生态”，因为在传统文学批评中自然缺席了，这可以说是“外”，提出“精神生态”，因为在生态批评中精神缺席了，这可以说是“内”。
对“生态”内涵的扩展，也引发了“生态危机”内涵的扩展。鲁枢元认为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也同样发生在精神领域。他甚至更进一步地认为自然危机、社会危机的根源在精神危机，解救精神危机才能从根本上解救生态危机。所以生态批评应该在关注生物圈的时候关注人的精神圈，关注环境污染的时候关注人的精神污染，关注生理疾病的时候关注人的“精神病症”[4]。
要了解人的精神生态，疗救人的精神病症，解救当下的生态危机，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心理机制，所以生态批评还必须向人的内心扩展，了解生态心理，这就涉及到生态心理学。
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心灵和人的肉体一样也是自然运演的结果，心灵在自然界中栉风沐雨，进化演变，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划分出人、自然、精神往往只是语言的叙述之便，或者说是人类语言叙述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他们本质上的分离。所以生态心理学家罗杰克说“那种将我们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友好地联系起来的心理，比那种将我们同社会上的另一个人联系起来的心理更为必须。”[5]罗伯特・格林韦则说：“生态心理学是为了寻找一种话语来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一个工具，使我们更好的了解这种关系，诊断这种关系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诊治问题的方法”[6]。
精神生态、生态心理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要找到人与自然在心灵层面的联系，找到人的心灵与自然之间的协同关系。所以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不仅是向外扩展，将文学批评与自然连接起来，也应该向内开拓，将人的精神与自然连接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破人与自然长久以来的分界，将地球的需要与人的需要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化解人的精神危机，才能最终化解生态危机。
三.内外兼修，浑然一体
生态批评的“外向性”，关注文学与社会、与自然的联系，关注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生态批评的“内向性”，关注精神危机，关注生态心理。如果只关注生态批评的“外向性”，那么这种批评就只能在打转，缺乏了心灵的维度和内在的深度，只会让生态批评变得单薄无力，无法触及人心；如果只关注“内向性”，沉浸在文学的精神层面，又成了闭门造车，无法发挥现实的效用。所以“内外兼修”才能将文学、文学批评的效应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内”与“外”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长短相形，高下相盈，福祸相倚，内外相依。所以生态批评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要面对一个完整的世界，不去割裂什么，也不去掩藏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批评者的眼光修复有意的分裂，发觉一些被压抑、掩藏、遗忘的东西，让不完整变为完整，这才是将自然引入文学，又将精神和心灵引入自然，让生态批评“内外兼修”的意义。
注 释
[1]James S. Hans. The Value（s） of Literature. Albany： SUNY Press，1990.p.5.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2]韦清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J].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第34页。
[3]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4]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49.
[5]Theodore Roszak.The Voice of the Earth[M].Simon&Schuster Building Rockefeller Center，1992：preface，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