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6 08:31:3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宏观经济思想史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西方经济学，就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到凯恩斯、弗里德曼、萨谬尔森、卢卡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致于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2、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的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西方经济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等。其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来源：文章屋网 ）
Abstract: Based on Guanzhong's economic though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ilar theory of Keynes and Guanzhong in macro management and market economy, the paper aims to look for the wisdom left by sages.
关键词：管仲；凯恩斯；经济理论；略同
Key words: Guanzhong；Keynesian；economic theory；similarity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3-0005-02
0引言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谥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先秦法家的先驱者。齐桓公在位时，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行了全面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由此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的思想主要见之于《左传》、《国语》、《管子》、《史记》中，其思想对后来儒、墨、道、法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后世广泛借鉴。
特别值得一体的是，管仲还是2600多年前中国的齐鲁大地上的一位经济思想先驱，他的经济哲思充分体现了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宏观调控艺术。某些富有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堪与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相媲美。
管仲思想产生于春秋争霸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大背景中，其经济政策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景和要求；凯恩斯思想诞生于工业革命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空前的经济危机中。从理论上看，管仲和凯恩斯思想产生的时代相去甚远，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也完全不同，我们暂时抛开这些客观因素，在同样处于动乱的时代环境中找寻到二者在经济领域共同的观点和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宏观经济理论。
管仲和凯恩斯都主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来维持经济运行。《管子・轻重》中指出，国家调控市场有两个目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获取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其也提到了利用价格因素来实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凯恩斯认为，在自由放任不加干预的情况下，经济的均衡会处在就业量足够低的状态，而它的生活水平会处在足够困难的状态，因此必须有政府的干预，但这不意味着取消自由市场，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本文中，笔者着重分析管仲的经济思想，并就其与凯恩斯在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运行机制方面相似的经济理论予以初步探讨。
1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管仲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颇为重视，其任齐国上卿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3]。体现了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的实质。《管子・侈靡》篇更是将管仲的奢侈消费论推到极致：认为“莫善于侈靡”，“雕卵然后瀹之，雕 然后爨之”即建议“鸡蛋要画上色彩再煮，火柴要雕上花纹再烧”[1]。这样的生动的例子是对消费促进生产的创见，也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一种创造性思维。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幽默地用“挖坑填土”的例子来说明当前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现状，而在千年以前，我们的先哲就已经给予我们如此相似而智慧的答案。
“事实上，管仲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并指出富人侈靡可以为穷人增加谋生手段，其强调的”高消费“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3]。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与失业是由于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消费和投资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量。凯恩斯认为，由于短期内生产技术、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都是不变的，因此，国家调节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调节总需求，达到既无失业也无通货膨胀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提高消费倾向，刺激消费。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中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与管仲在《侈靡》中的价值倡导不谋而合，都认为应以消费促进社会生产，从而拉动就业，实现经济的复苏，这对于当前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世界各国来说是颇为有益的借鉴。
2妙用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语句，我们看到这其实说的是政府通过修葺亭台楼阁达到促进就业和民生安乐的效果。同时管子还注重政府的赈济，《轻重甲》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赡者得赈，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赈孤寡，收贫病”，说的是在困难时期政府予以补助。对于税收政策，管仲灵活地将其分派在不同的商品上，对不同人群，不同产业不同征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中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根据既定的经济目标通过调节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管仲的经济思想与凯恩斯理论中的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通过政府的财税手段达到稳定社会，保障民生，减少贫富差距等宏观调控目标。
凯恩斯所指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管仲所处的前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发展尚处萌芽阶段，也就不可能有金融管理机构或中央银行一类性质的金融调控中心。但管仲提出的“国家商业经营论”[1]也颇有利用中央机器调节社会经济的货币政策之意。管仲认为，国家经营商业，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此所谓“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保证了货币来源，从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达到控制经济运行成效。国家的商业要以货币为资本，而对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要进行计算，称之为“币乘（计算）马（筹码）”即货币资本的需要量，同时，管仲还对于商品货币流通及价值论等做了许多创新性的探讨。在前秦时代能有如此超前的货币调控观念，以及所涉及到流通领域的经济理论的广泛性，在封建时代是空前绝后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用政权力量控制商品和市场的意义和作用。
3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
《管子》中谈到一个事例：由于洪涝灾害，齐国之西粮价居高，每釜达百钱，而齐国之东粮食丰收，每釜仅十钱，粮贱伤农。粮价悬殊如此之大，管仲据此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但要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齐之东民缴三釜，而齐之西民只缴三分之一釜，由此，齐国政府集中了东部的大量粮食，一部分作为储备，另一部分平价散售于齐西，齐西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最终使“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而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3]。《轻重乙》篇恒公问“衡”，管子说：“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恒公问“衡数”是否可调，即物价是否可调，管子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不难看出，管仲深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巧妙发挥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来进行宏观调控。
在凯恩斯主义中，凯恩斯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自由市场活动的领域仍然是广泛的。凯恩斯主张在实现市场对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他不反对自由市场机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治愈经济萧条的疾病，保持市场经济的效率和自由。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是通过价格因素来调节供给与需求，在管仲调控物价的例子中，不难发现，实质上是在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价格调整，并不完全是放任的物价管理，这又与凯恩斯思想再一次契合。
作为诸子百家第一人的管仲，他的经济思想在众多学派中独树一帜，管仲善用经济谋略，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霸主；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化解了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二战后得到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推崇，使得宏观调控和自由市场完美结合。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特别强调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影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握好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能够在经济危机时力挽狂澜……而先哲管仲的经济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国家管理与市场结合的许多良益方案。同时，“宏观之父”凯恩斯所提供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经过中国实践的检验已成为新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流行，并用于经济建设的指导之中。不论是“东方凯恩斯”还是“西方凯恩斯”都把握住经济运行规律，以宏观为手段，以市场为依托，从而运筹帷幄，而对于我们，取先人智慧之精华，必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节俭悖论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2-0085-02
当今《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多数采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观点，其理论主要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一般从讲述GDP核算开始，然后讨论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从宏观干预的角度分析两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研究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等问题。由此可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并非凯恩斯经济学的原貌，而是融合诸多经济流派的一种理论体系。因此，本文针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简单地梳理，以期有助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
一、凯恩斯定律
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凯恩斯定律”，这是相对于“萨伊定律”来说的。“萨伊定律”的核心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认为，由于供给能够自动地创造需求，所以，自由的市场经济总能达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然而1920年以来的大萧条使“萨伊定律”不攻自破。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等心理规律的存在，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生产过程、大量失业、经济增长缓慢等经济萧条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宏观干预，以拉动需求、刺激供给。这就是凯恩斯的“需求刺激供给”。这在多数教科书中称为“凯恩斯定律”，其一般表达为：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总供给总能以不变的价格水平来满足社会总需求。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无法理解凯恩斯定律，但如果结合大萧条的背景就容易认识其中的内涵。在经济大萧条时，大量生产要素闲置，在宏观干预下，最初总需求增加时，增加的供给不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价格水平是不变的。这仅是大萧条时期的短期经济现象。随着总需求的进一步增长，要求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要素相对变得稀缺，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总供给的价格水平就会上涨。
由此可知，凯恩斯定律所描述的内容仅是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一个短期经济现象，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的长期状态。
二、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具有不同内涵的凯恩斯经济学术语，在现代宏观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中经常混淆，此处从凯恩斯原著的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1.消费倾向的定义。“消费倾向”是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核心名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定义为：“存在于Y（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该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χ来表示，于是C=
χ（Y）或C=W・χ（Y）。”其中，Y是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由就业量（N）唯一决定的收入水平，C是以工资单位表示的消费量（C）。也就是说，消费倾向被定义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其实质是就业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而且，消费量与收入量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这就是说，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那么ΔC和ΔY就会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dC/dY为正值，但比值小于1。”
2.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是一还是二？凯恩斯在《通论》的第8章中明确定义“消费倾向”为一种函数关系，即C=χ（Y）或C=W・χ（Y）；在此函数关系的基础上，“消费倾向”还表现出一种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即0
在《通论》的第10章中，凯恩斯为了说明乘数理论而定义了“边际消费倾向”。他说：“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即ΔC和ΔY具有相同的符号，但ΔY>ΔC，其中，C为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这不过是重复了前面已建立过的命题。我们把dC/dY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
以上的论述表明，“消费倾向”主要用于描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则主要描述消费增加量与引起消费增加的收入增加量的比例关系，前者的内涵明显大于后者。但在更多的时候，凯恩斯并不特别区分这两个概念。例如，他在《通论》第9章中写道：“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3.消费倾向与消费收入弹性。有的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那么“消费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C/C，“收入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Y/Y，前者慢于后者即可表示为：ΔC/ΔY・Y/C
三、节俭悖论与“节俭悖论”悖论
“节约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要解释“节约悖论”首先应分析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1.投资恒等于储蓄。凯恩斯在《通论》第3、6章讲解“有效需求理论”时，详细地讲解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他说：“当就业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当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就是储蓄，投资等于储蓄。在《通论》第8章的结束部分，凯恩斯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如果当前储蓄较多，说明人们更加注重未来的消费，满足未来的消费就必须扩大当前的投资，投资和储蓄就会趋于相等；反之，如果当前储蓄较小，说明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前消费，可用于未来的投资资源就会减少，投资和储蓄也会趋于相等。总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投资和储蓄总会趋于相等的。
2.“节俭”降低收入的“悖论”。按照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如果y、c、α、β、s、i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消费函数为c=α+βy，储蓄函数为s=-α+（1-β）y。当投资（i）与储蓄（s）相等时，均衡的收入就会出现y=（α+i）/（1-β），其中，（1-β）称为边际储蓄倾向。节俭指人们更加偏爱储蓄，就是边际储蓄倾向较大。人们越节俭，（1-β）越大，则y=（α+i）/（1-β）越小，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但现实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二战后许多东方国家注重节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节俭悖论”，这被称为“‘节俭悖论’悖论”。
3.“‘节俭悖论’悖论”释疑。理解“节俭悖论”应从凯恩斯理论的产生背景入手。在大萧条时期，大量生产要素闲置，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急需扩大有效需求来刺激生产和供给。此时如果强调节俭的话，有效需求就会进一步下降，使经济更加萧条。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急需大量投资。投资有两个来源：一是经济体自身的积累；二是引进外资。经济体自身的积累就要提倡节俭，把当期产出节俭下来，作为下一期生产的资本。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会提倡节俭以获得资本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由此来看，凯恩斯的“节俭悖论”并不适用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必须关注经济理论的原创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如此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宏观经济学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乃至新宏观经济学等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既有凯恩斯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也有凯恩斯主义左派与之间的争论，还有西方经济“滞涨”前后新兴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这些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其间既存在继承关系，也存在颠覆关系。当这些观点放在一部教科书中，不仅会给学生带来许多困惑，也会给研究者带来许多疑虑。如果能够结合某一理论观点产生的背景，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必须结合经济大萧条的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和理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也可以看到，重商主义并未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过时。正如西方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实际上重商主义的理论也许是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深广和长远的国家政策理论”。
一、重新认识重商主义
1．何谓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十五、十六世纪）产生于西欧的一种经济思想，而所说的重商主义，实际上指的是一些松散的理论和实践体系。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其深层次的背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当时的重商主义，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但君主们眼中盯住的主要目标还是黄金——通过出口，赚取国外的黄金，有了黄金，就可以招募和雇佣士兵来进行战争，便能赚取更多的黄金。
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欧重商主义主要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实行并发展，重商主义在这三个国家发展的不同道路，对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战略很有启发性。
2．“重商主义”之名之错。
重商主义在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看作一种过时的、幼稚的、可笑的早期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在其划的著作——《国富论》中，就尖锐地抨击过它。但是，重商主义虽然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为国家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服务的。实际上，重商主义并不是为商人服务的，而是为国家制订方针和政策服务的，甚至可以说重商主义是近代经济学的起点，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也是国家干涉主义的先导，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甚至可以说它是“经济学”的前身。
英国重商主义的专家墨克舍尔指出：“应当把重商主义看作主要是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阶段。”因为它直接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强大民族国家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
3．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重商主义者的政策取向一般地是，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本国市场，国家管理贸易，尤其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总之，重商主义致力于国家富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根本政策思想。
具体说来，重商主义有两大政策主张：
（1）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包括以关税手段、配额手段、行政管理手段以及汇率手段等）。
关键词：双语教学；经济学；网络
1时效性在经济学课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般意义的时效性是指教学内容应该贴近实际的经济现象和实践，教师的任务是通过现实中复杂而多样的经济现象来使学生把握其背后的经济运行规律。时效性的另一层意思是指讲授的经济学理论也应与时俱进，通过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了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所说的时效性是指教学内容应具有理论上的前沿性并体现时代性。一方面，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研究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必然要求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对现实强烈关注。另一方面，无论从方法上还是研究内容上，现代经济学理论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在教科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演化经济学等新兴的交叉边缘学科正逐渐崛起，它们和新古典经济学一起不断改变和深化人们对于经济现象的认识。因此在授课中，有必要介绍这些前沿的理论，以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
2现有双语教学模式在提高“时效性”中的问题
目前经济学双语教学效果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师生对课堂的过分依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主流原版教材对经济学理论的前沿性介绍不足。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重点介绍两种理论范式，一种是以新古典主义的范式，另一种是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thePrincipleofEconomics)、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Economics)以及布兰查德(Blanchard)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等。这些主流教材的内容一般都是被经济学家和公众广泛接受的理论，这当然是为了教学的方便，但也意味着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新的进展可能涉及不多，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等前沿性的理论很少，最多也只是一带而过，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这些内容，比如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Economics)只是讲述了新古典的微观理论。
(2)由于教材本身的滞后性，教材中的材料和案例一般比较陈旧，这无疑会损害教学效果。虽然过时的教学案例和材料对于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如果教材中充斥了过多的陈旧和过时的材料，一方面可能会损害经济学理论的说服力，因为对于学习者来说，他们对当前发生在身边的经济现象比较关注，也倾向于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试图解释经济现象和解决某些问题。如果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分析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强学生对经济理论的信心。另一方面，新颖和贴近现实的材料更易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教材本身是无法满足这样的教学要求的，这就需要教师根据理论本身以各种途径搜集一些新颖的材料和教学案例来补充教材内容。
3提高双语教学“时效性”的方法
我国开展经济学双语教学是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要求教学方式要与国际接轨，以国际上经济学通性的教育方式进行双语教学。所以，在本科课程的设置上，既要兼顾实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培养应用型人才，也要为培养具有开放精神、能够融人国际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一方面在教学中注重案例和数据处理、分析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分析方法和经济理论的教学，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为了达到上述双语教学的目的，基于网络资源的双语教学模式具有传统教学方式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对于提高双语教学的“时效性”具有巨大的作用和意义。电脑和网络在教学中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网络资源也日渐丰富，关于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网站也更加专业化，这为学生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资源和理论资源。大体上，有助于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网站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线专业性财经杂志，比如Economists和FinancialTimes、华尔街日报(TheJournalofwaIIStreet)等国际上著名的财经杂志，这些杂志以其专业性、权威性而闻名于世，可以大大开拓学生的视野并加深他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第二类是学术性较强的专业性网站，既提供当前的理论动态和研究进展，也有过去以发表的研究成果。这类网站可以是民间学术研究机构，比如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IDEAS-EconomicsandFinanceResearch和经济思想史网站(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以及著名大学经济系的网站等，其特点是在站点内可以搜寻到大量的工作论文(workingpapers)和论文；还可以是经济学家个人的网页，主要提供经济学家个人的研究成果。第三类是一些政府机构网站，比如欧洲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FederalReserveBoard)、亚洲开发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orldBank等，这些网站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也有丰富的数据资料可供查阅。第四类是一些经济学学习网站，包括综合性的网站和专业性的网站，通常他们或者只是一门课程的辅助学习网站，能够提供本门课程的学习重点和习题，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网站，比如博弈论学习网站、微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网站等。这些资源远比教材上的资料丰富，也更加贴近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能够极大地增强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基于网络的双语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方法来说，最根本的优点在于网络使得教学更加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使学生学习基于教材却不局限于教材，大大开阔了视野。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这种特性，在课堂内外、授课前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课前要求学生查询有关资料，包括一些数据和案例。在为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时，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教师一般要结合一些经济现象或者案例来阐述理论的涵义与国内经济学教材相比，原版教材更注重用实际的数据和案例来说明基本的经济原理，而且这些案例和数据大都来源于发达国家，如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这给我们双语教学的启示是在实际的授课中，教师也应该注重用实际数据和案例来讲解理论，而不是纯粹的从抽象理论到理论，这也是因为经济学的传统是“用事实或数据来说话”。对于刚开始接触双语教材的学生来说，原版教材的阅读可能比较困难，但教师在讲授一节课的内容之前就应该给出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预习计划，使得授课有的放矢。
以《Macroeconomics))(8thEdition：Dornbusch，Fisher&Startz)为例，在第七章讲授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内容时，由于会涉及到大量的有关失业和通过膨胀的数据和资料，比如通货膨胀的时间序列、失业率的变化、劳动时间的变化等，教师应该在课前为学生布置预习的任务，通过互联网查找国内外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有关英文资料。同时，教师也应该对学生文献和资料索引的能力给予一定的指导，比如通过google的分类搜索、其所在学校的外文数据库以及进入一些经济专业网站或机构网站查寻资料。在亚洲开发银行、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网站上，学生可以搜寻到大量有关报告或Outlook，在economists杂志网站上，学生可以查到部分关于货币和就业的文章，这可以使学生非常直观地感受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
但是，案例和数据本身并不能自动说明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于案例和数据的分析和理解。由于课前预习的铺垫，对案例的分析，教师可以学生的发言和讨论为主，而且要求发言尽量用英文，并在发言的过程中加以适当的引导。对于数据的分析，要结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这对于学生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教师应以讲授为主，并用相关软件进行模拟演示。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对于本科生来说，有的问题需要大量的数据才能说清楚。比如，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到理论的讲授很是抽象，但是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做一个回归模拟，表明二者之问的相关关系，就会大大增强教学效果。在初、中级经济学中，大部分模型都是比较静态或静态分析，动态模型涉及不多，一般是蛛网模型和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模型，在课堂上，教师用一些软件可以简单地模拟出这些模型的动态特性，比如Excel、Eviews和Mathtab等，这样的教学效果会大大好于纯粹的讲授。
(2)对于教师来说，除了有关的案例的解释和对经济数据的模拟演示，还应该对教材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进一步挖掘，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熟悉该理论的演进脉络，了解理论发展的前沿，“为学生倒出一杯水教师须有一桶水”。除了教材之外，师生还有大量的网络资源可用，通过相关经济思想史网站(如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可以更加系统地了解某个经济理论的发展的脉络，通过网上的工作论文，可以使学生了解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
比如说微观经济学中的制度(历史)经济理论、演进经济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复杂性分析方法，对于有志于将来做研究的学生来说，对经济学理论最新发展的适当了解是有益的比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公共产品一章，一般都会涉及到公共产品提供的“萨缪尔森规则”，即个体对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之和必须等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对于这个等式，一般的解释是每个人应该根据个体的偏好支付公共产品的价格，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激励人们说真话的机制。这个机制的通常包括两种：命令机制(commandmeehanism)或者投票体制(votingsystem)。一般教材对于投票的问题涉及不多，这就需要教师扩展这方面的知识，适当地讲授社会选择问题(socialchoicetheory)和公共选择阿题(publicchoicetheory)，在各种观点的交锋中，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政府的公共活动的本质。进一步，这个问题还可以延伸到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等更新的理论。对于一些在宏观经济学中争议较大的理论或政策，教师可推荐学生查阅相关网站，寻找自己支持的观点和论据。
在经济学领域，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领域。
理论经济学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这样的经济学和数学有很大的关联。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是现在大多数人所学的经济学，具有6个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也有一部分学校新增了新型专业，比如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徐州工程学院开设的网络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开设的企业经济学等等。
应用经济学是以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为基础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学科。它主要运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该专业着重面向各大金融机构、证券公司、金融监管部门及大型企业培养所急需的、兼备较强专业知识和先进技术应用能力、高素质、国际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田宏老师告诉大家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包含的二级学科有：国民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经济学、数量经济学。
2017年12月28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评估结果按照“精准计算、分档呈现”的原则，根据“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前70%的学科分为A+,A,A-,B+,B,B-,C+,C,C-公布。全国高校学科评估结果：理论经济学中，参评高校共计90所，在此列出了其中一部分，评估结果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学校代码排列。
A+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A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A- 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
B+ 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B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辽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深圳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
应用经济学中，参评高校共计90所，在此列出了其中一部分，评估结果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学校代码排列。
A+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
A-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山东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关键词：经济；熊彼特创新理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思想之源的传统路线
在新古典经济学方兴未艾的年代，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创新推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毁灭”特征的内生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其均衡的力量，而在于使经济系统不可避免的脱离均衡的系统内生力量，这种内生力量就是创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创新经济学兴起，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就被普遍视为创新理论的发端，熊彼特则被中外学者广泛誉为创新经济学之父。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史问题―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根源何处，由何而来？传统上，研究者主要由两条基本路线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条是追溯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某个关键概念或某个重要思想的起源，其中最常见的探索是对“企业家”和“创造性的毁灭”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追溯。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就沿着这个路线对“企业家”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做过梳理。当代研究则通常将熊彼特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最终追溯到尼采。这位德国哲学家强调“超人”，强调“任何创造者必然永远是一位毁灭者”，创造和毁灭与停滞不前对立。
第二条是从熊彼特的求学和学术经历入手，考察个别经济学家或学派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影响。目前诸多学者认为，熊彼特创新理论深受马克思和历史学派创新和演化思想的影响。费格伯格就认为马克思内生演化和技术竞争思想对熊彼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概括出一种关于持续的内生经济演化（变迁）的“马克思―熊彼特模型”。在熊彼特本人的评价中也能得到这种强烈的暗示，他曾经说过：’马克思所分析的是经济结构中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永远不会达到均衡。有关内生动力的演化过程思想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这种思想在理论目标上与熊彼特自己是相同的。德国历史学派对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熊彼特理论的影响则是在相当晚的时期才被关注。熊彼特的理论的在社会整体观、经济发展观、方法论诸方面深受施穆勒及其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在中国，围绕“施穆勒纲领”，贾根良和黄阳黄的研究阐述了“施穆勒纲领”所包含历史学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经过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韦伯、斯皮索夫等人发展后，对熊彼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在“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的毁灭”等关键概念上影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
二、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主要内容
熊彼特创新理论通过三本历史性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解释了经济周期的轮转，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创新的含义、作用和运作，大公司的创新以及资本主义的毁灭等内容，对经济现象和本质有这些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这三部作品均以“创新理论”为核心，树立了熊彼特传新理论的崇高学术地位。《经济发展理论》借助“企业家”的概念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创新理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熊彼特明确的提出静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循环流转，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经济进化理论既要研究本质问题，也要从实证分析入手，用历史的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发展的变动规律或模式。在书中，熊彼特论述了创新的含义与作用，实现创新的条件，创新的结果和运作等问题，开创性的论述了“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充分运用“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并根据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以创新概念为基础，形成熊彼特的“多层次”的经济周期论。熊彼特首次提出了经济周期的长、中、短三周期论，并认为周期的交织并存解释了创新的正确性，而且个别企业家的行为是具备宏观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竞争的创新，再一次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理论，企业家创新的“模仿稳定”是熊彼特传新理论拨打、深刻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运用“创新理论”，推断出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才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从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通过资本家来获取他的全部前进动力的，而是通过领头的创新家获得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败和崩溃并不是应为工人阶级的崛起，而是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个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强，创新活动本身变成了制度化得例行公事，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渐衰落，利润将收敛到趋于零。
三、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熊彼特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和对经济社会学的探索是经济学乃至管理学的重大精神遗产，位于“创新”学说的核心地位，而且成为21世纪的主要思潮。熊彼特提出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创新，而且资本主义由于企业家新精神的缺失将走向灭亡而社会主义行得通，并指出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不过要避免过时的行业一下子崩溃，需要进行有秩序的撤退，这些核心观点都为我国的经济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难题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哲学基础；本体论假设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系统协同效应以及作为其核心机制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的本体论假设。所谓系统协同效应是指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公共福利，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个国民的福利，它也由四个基本命题所构成。首先，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创新机会窗口和福利效应是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律师比捡莴苣的人挣更多的钱，因此，一个捡莴苣之国要比一个律师之国更贫穷。其次，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经济活动在系统协同效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富裕：“在有许多人使用机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没有使用机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报酬递增规律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产生的“良性循环”是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欧国家的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玻利维亚同行”。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企业家、工农和政府“共谋式”地分配创新收益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导致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