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6 08:32:0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突变理论；金融安全；综合评价；金融安全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3-0051-03
一、研究的背景
我国虽尚无明显的金融危机发生，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且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内外因素使我国金融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所以，研究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研究如何有效测度或评价我国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金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脆弱及金融危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早期，Irving Fisher(1933)、Kingdleberger(1978)等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来研究金融安全问题，Diamond and Dybvig(1983)利用博弈模型对金融安全机理进行探讨的“金融挤兑论”，Mishkin(1991)提出的“不均衡信息论”等。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也被放到了宏观经济政策，如对外借款、过度借债、隐性担保、存款保险、贷款竞争等方面，从不同方面解释了金融安全问题。在实证计量方面，现有文献基本上是以预测为主，对金融安全测度预警的研究多以严谨的计量方法进行，如：FR概率回归模型、KLR信号监测模型、、STV横截面回归模型、DCSD预警模型等。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认为金融脆弱性或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是线性且连续的，其研究的出发点是传统经济理论，而传统经济学是在静态均衡理论基础上以统计和线性化方法为主要手段建立起的理论体系，在现阶段无论是从自身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指导经济实践方面，都碰到了一系列悖论和难题，这一现象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非线性科学。金融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其运行状态具有高度的动态性、明显的非线性。
因而要对金融体系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就必须建立一个非线性综合评价模型，突变理论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方法。Thomas Ho and Anthony Saunders(1980)曾描述了银行系统的突变性失败，沿着这一思路，本文运用突变理论构建金融安全的综合评价模型，探讨突变理论在金融安全分析评价中的应用。[1]
二、金融安全突变模型综合评价及模型构建
(一)突变模型基本原理
突变理论主要研究动态系统在连续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不连续突然变化现象及其与连续变化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临界点之间的相互转化来分析系统的过程特征。最常用的初等突变模型为：尖点突变f(x)=x4+αx2+bx；燕尾突变f(x)=x5+αx3+bx2+cx；蝴蝶突变f(x)=x6+αx4+bx3+cx2+dx。其中，f(x)表示一个系统的状态变量x的势函数，状态变量x的系数a、b、c、d表示该状态变量的控制变量。对于势函数f(x)，由f＇＇(x)=0和f＇＇(x)=0可得到由状态变量表示的反映状态变量与各控制变量间关系的分解形式的分歧方程。把突变模型的分歧集方程加以推导引申，便得出“归一公式”。这是利用突变理论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的基本运算公式，将系统内部各控制变量不同的质态归一化为可比较的同一种质态，即转化为状态变量表示的质态，从而对系统进行量化递归运算，求出表征系统状态的系统总突变隶属函数值，以此作为综合评价的依据。[2]上述三种突变模型的归一公式与系统示意如图1，一般将主要控制变量写在前面，次要控制变量写在后面。
图1 常用突变模型的系统示意图
(二)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基本步骤
金融安全评价的基本步骤如下：(1)按系统的内在作用机理，将金融体系分解为若干指标组成的多层系统。(2)对各时期的底层指标进行原始数据规格化，即转化为[0，1]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得到初始的模糊隶属函数值。(3)利用归一公式进行量化递归运算。(4)根据“互补”与“非互补”原则，求取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即金融安全度。“互补”原则是指系统诸控制变量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作用时，应取诸控制变量相应的突变级数值的均值作为金融安全性总突变隶属函数值。相反，“非互补”原则就取诸控制变量相应的突变级数值中的最小值作为金融稳定性突变总隶属函数值。(5)重复(1)到(4)的步骤，对系统不同时期的金融安全度进行跟踪评价。(6)分析评价结果：金融系统安全度越高，则脆弱度越低。安全度为0表示金融体系极其脆弱，随时会发生金融危机；安全度为1表示金融安全性最优，几乎无脆弱性，是一个理想的绝对稳定、优化的金融体系。计算出的稳定度将在0到1之间变化，越接近1表示金融体系安全度越高。
在运用指标来测度银行体系安全性状况时，科学的核心指标和综合指标的选择和设计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本文认为，金融脆弱的产生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体系在一定因素的影响下常常会剧烈地震荡。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金融安全是金融与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因此，金融安全评价是对该复合系统的综合评价。
(三)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一套金融安全性的分析指标体系，应该满足如下一些基本条件。第一，须灵敏度高，要求指标值的细微变化就能敏感地反映金融形势的变化，反过来，金融形势的细微变化也能通过这些指标及时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指标体系的设置要以金融活动为中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标数量的大量性。第二，要求所选择和确定的指标体系对金融形势的变化情况能够迅速及时反应，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预警性。第三，指标系统要具有多元性，能综合反映金融活动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的实际情况；要逻辑性强，各个指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客观全面地反映金融形势的变化情况。第四，要求各个指标都能搜集到相对准确、可靠的指标值，也就是说指标要操作性强。
本文借鉴国外学者对金融脆弱性理论研究的结论，[3][4]以及国内学者的设计，[5][6]并参考实证研究时选取指标过程中的共同经验和成果，[7]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金融安全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造如下：
表1 多层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综合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1993-2005年间13组数据来综合分析金融体系的安全度。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月报、国际金融统计等资料，并根据指标所需进行了计算得到指标数据。
(一)指标数据规格化处理
根据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基本步骤，首先将获得的各时期的底层指标进行规格化，即按
进行标准化处理为[0，1]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其中，i=1，2，3...18为指标数，j=1，2，3...13为评价对象数。
表2 规格化处理后的指标数据
注： u13中消费指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和；u213根据我国利率变动时间进行了加权处理，且消除了通货膨胀影响；u232用深圳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代替；u233用深证综指波动率代替。
(二)指标突变级数计算及金融安全度的确定
本文将XU定义金融安全度。利用上述方法得到我国1993-2005各年份的金融脆弱度Ff，如表3所示：
表3 基于突变模型的金融安全度 (1993-2005)
根据表3结果，可以得到1993、1996、1999、2001年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度较低。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比如：1993年开始，我国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国民经济秩序全面失调，金融秩序紊乱，当年信贷增长率达43.2%，投资增长达61.78%，通货膨胀率达15%以上，金融系统极度脆弱，相应的其后两年金融体系也体现了较为脆弱的一面。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自2001年以后，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逐年增强，金融安全度呈上升趋势，2005年已达到较稳定的状态。
四、结论
本文将突变理论初步应用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分析及综合评价中，结果表明，此方法在金融安全研究中的应用是合理可行的，能较准确地量化金融体系的安全程度。突变理论综合评价法可以将金融系统内的各变量不同质态化为统一质态，模型中因素重要性的确定量化是根据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归一公式中进行的，计算公式与步骤简单明了。但是，在综合评价中要对金融体系的情况进行指标体系的分解并对同层次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就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分解层数的多少、同层次指标相互间的重要性判断都会对最终的评价结果产生影响，这是要加以注意并值得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Thomas Ho，Anthony Saunders：“A Catastrophe Model of Bank Failure”，Journal of Finance Vol. 35，No. 5 Dec.1980.
[2 姜璐，于连宇.初等突变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10).
[3] Graciela L.Kaminsky， Saul Lizondo and Carmen Reinhart “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is”，IMF Staff Papers，Vol.45，No.1，March 1997.
[4] Demirgüc-Kunt，A. and E. Detragiache：“Monitoring Banking Sector Fragility：A Multivariate Logit Approach”，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4No.2，March 1999.
[5] 吴航.试论我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指标体系的建立[J].上海金融，2000，(1).
[6] 李威龙、谭文炜等.我国金融危机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11).
1 互联网金融危机频发，敲响安全警钟
近年来频繁集中爆发的互联网安全事件不仅应验了业内人士此前的忧虑，而且也给年轻的互联网金融敲响了警钟：
2014年春节前夕，拍拍贷、好贷网、火币网等多家P2P网贷平台遭黑客攻击，平台页面无法打开，致使投资人无法登录平台投资和提现，平台负责人随后收到黑客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敲诈信息。
近期，多个P2P平台陆续爆出问题，P2P网贷行业资讯门户网贷之家、网贷天眼及第一网贷等平台都遭受到了黑客攻击。
此外，央行近期对虚拟信用支付和二维码支付的叫停，也可以理解为，考虑到支付流程中的安全问题，比如虚拟信用支付中的本人确认问题、材料真实性问题以及二维码支付中的客户信息安全问题，都已经成为监管机构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的监管地带。
严峻的金融信息安全形势，要求金融业切实采取措施，努力提高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坚决打击危害金融信息安全的犯罪活动。因此，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安全面临的形势，充分认识金融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未雨绸缪，勇于应对挑战，对于我国的金融机构来说尤其迫切。
2 互联网金融危机呈现新特点，技术性风险上升
业内普遍认为，互联网金融最大的成本不是平台运营成本，也不是客户的获取成本，更不是监管上的投入成本，而是作为平台本身的信誉成本，也就是常说的平台信任度。一旦缺乏了信任度，客户挤兑，资金流逝，平台成为了无源之水，即便符合监管标准，降低运营成本也无济于事。
从用户角度出发，选择一个安全、审慎的平台进行理财、融资、投资是十分有必要的。传统金融之所以没能在金融互联网化上有更多创新，一方面是监管设限，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平台的安全性问题，在一个没有良好的IT后台支撑，没有风险拨备和不良率控制的互联网平台，一旦遭遇平台的信任风险，就将很难再次获取客户的信任。客户的迁移习惯需要一个长期培育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遭遇了风险和安全问题后，一般是不可逆的。
我们注意到，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层的立场基本上是有条件的鼓励和支持，即便是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互联网金融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潜台词是要风险可控。否则，一旦出现不可控的风险趋势，监管层必然会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由进行更严格的准入监管。
从近期发生的互联网金融安全危机来看，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已经进入了风险的第二阶段，因为技术力量的不足，在互联网非法攻击面前，平台的抵御能力和用户资金、信息的保护能力正逐步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
2014年，互联网金融通过概念和收益的引领，开创了互联网金融元年的新时期，也成为金融新趋势的代名词。在这个初创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平台风险主要是集中在平台的运营风险和模式风险，也就是平台自身的风险，比如部分p2p进行自融、诈骗、频繁债权转让等，在不规范、甚至违法的业务运作中放大了平台的运营风险。
为此，央行、银监会以及相关部门在上海、深圳等地对互联网金融开展了深度的调研，并成立了一些专业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分享运营模式经验和风险，给当时的不规范的互联网金融打了一剂猛药。在行业性风险的处理中，互联网金融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安全与风控的基本原则，比如P2P行业的“点对点、数据征信、第三方”以及不搞自融，不建立资金池，不非法集资等。
那么近期爆发的互联网金融安全危机，普遍呈现出哪些特点呢？从这一轮安全性风险的溯源来看，大多不是平台的模式风险，而是外部的网络安全性问题，也就是平台在抵抗互联网非法攻击方面的抵御能力和用户资金、信息的保护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目前的互联网金融是进入了风险的第二个阶段。如果说前一个风险是经验上的不足导致的风险，这一个阶段的风险就是技术上的不足导致的风险。
频繁发生的安全危机无疑正在不断推高互联网金融成本。相关技术分析和舆论解读普遍认为，传统金融的成本集中在线下的人力成本、物理店面成本以及复杂性较高的后台IT成本；而成长初期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安全性上的配套资源相对不那么充足，主要的成本在于平台搭建成本和市场营销成本。
我们注意到，随着互联网金融往纵深发展以及金融互联网化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成本差距正呈现缩小的趋势。
就互联网金融而言，安全性问题在短期内将成为一把达摩利斯之剑，为提高平台的抗安全攻击能力，除了在平台流程和数据征信上加强完善外，互联网金融平台将不得不在安全性问题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设备配置、网络维护、人员安排以及应急处理机制。特别是对于部分中小P2P网贷平台，资金实力本来有限，购买宽带、使用防火墙，将耗费巨额成本，往往难以控制风险。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特别是对于非专业IT公司出身的一般互联网金融平台，在互联网安全问题上碰到危机可能性更大，短期内也会加大平台的运营成本，甚至有覆盖利润的风险。所以，互联网金融并非没有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中小平台的运营成本将会呈现更大的上升趋势；不仅如此，技术性安全隐患更是风控以外的另一个核心命题。
3 护航互联网金融安全，规避技术风险的任重道远
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并不是仅仅互联网与金融简单嫁接，他是互联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金融业务方式重新组合捆绑提供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金融安全的核心工作是风险管理，基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殊性，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与控制是一项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团队及其人员的要求，有着比传统金融更高的技能要求标准；而从国家金融安全的层面看，互联网金融安全或将有更加缜密的顶层制度设计。
近日央行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上的表述是：互联网金融应自担风险，而不能转嫁给社会；鼓励充分竞争，反对垄断。结合之前央行的表述，基本可以确定央行以及上层监管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平台的风险控制，也就是将平台的运营模式和流程控制规范化，更多的是考虑模式上的风险，而不是安全、技术上的风险。
鉴于我国经济尚不发达，宏观金融调控政策除了实现全供求关系的基本平衡外，还具有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的职能。众所周知，货币资金是整个经济运行的血液，在生产要素自由化流动程度较高的今天，货币资金的流量与流向对其它生产要素流动具有较为强烈的先导作用，也就是在调整和提升经济结构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具体到某一特定区域，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其它生产要素的变化(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是不显著的，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货币资金的有效投入，因此，区域内商业银行及分支机构加大有效信贷投入力度，提升和改善区域经济运行层次，扩大经济总量，是实现区域金融安全的重要前提；同时有效信贷投入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自身不良资产占比，提高了规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区域内央行分支机构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辖内商业银行增加有效信贷投入，支持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是增强金融监管有效性、实现区域金融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二、建立以“人民银行监管为主导、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制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立体式的金融监管运行机制。
1、以人民银行监管为主导。作为区域金融监管主要当局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在实施有效监管、实现区域金融安全区方面责无旁贷。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切实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大力推动开展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确保金融稳健运行。
2、以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各级金融机构作为创建金融安全区的主体和金融安全区的直接受益人，要加强内控，努力做好系统内的金融安全工作；要切实提高对建立健全内部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一套责权分明、平衡制约、规章制度健全、运作有序的内部控制机制，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限度；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要针对金融业长期普遍存在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管理风险这三大风险，充分发挥其防范和化解的作用。内部管理机制表面上看是一种“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金融机构内部任何人、任何事都有制约作用的“运行机制”。
3、以行业自律为制约。在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中，要注意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快成立银行业协会，制定《协会章程》，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在机构性质、内部组织、职能范围、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完善，通过积极开展活动，强化行业自律，杜绝违法违规经营和恶性竞争。真正发挥行业纠纷的调解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的作用，组织银行业贯彻央行政策、稳定金融秩序。
4、以社会监督为补充。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与群众的监督作用，人民银行要对外公开举报电话，在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醒目张挂社会监督明示牌。在日常工作中，认真接待群众来访、来信、电话咨询及投诉，妥善处理利率等纠纷与群众举报事项，依据举报线索查处高息揽存、非法开展金融业务、乱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以维护国家金融政策的严肃性，保证客户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促进金融秩序的稳定。
三、建立金融监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列化，是提高当前央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途径、手段。
1、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监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按照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不是独立的、封闭的，而是与其它相对独立的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系统，其内部的子系统之间是相互的、相互交流的。能否建立区域性金融安全区，除了区域内因素外，还与周围左邻右舍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必以各种方式影响、波及本地区经济金融运行；加上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具有较为强烈的波及性、对公众心理的强烈冲击性。试想，如果周围地区是金融高风险地区，陷入“孤岛”状态的本地金融安全区能维持多久呢?
为此，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沟通体系和渠道。从我国当前的中央银行分级监管的实际出发，考虑到地理位置相邻地区、运行质量的不同，金融运行蕴藏风险大小不同，以及央行分支机构有效金融监管信息沟通的现状，中央银行分行与分行之间、地市中心支行与中心支行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不同风险处置与防范的信息沟通、共享体系，实现联手监管，在毗邻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防止金融风险传播的“防火墙”，密切监视其它地区金融风险可能对本区域所造成的。这对于分属不同分行、中心支行的毗邻区域，更是尤为必要。
2、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建立起有效监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银行业由中央银行监管，证券业由证监会监管，保险业由保监会监管，这种监管模式适合当前我国金融监管能力与水平，也有力地维护了金融秩序稳定。但从金融业的沿革与其内部关联程度来，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高度关联的有机联系，无论是其中哪一部分发生金融风险，必然以各种方式迅速波及、蔓延到其它两个领域。同时，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中出现了三业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如近两年来，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先后允许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允许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允许证券公司以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等等)，三大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共享系统。从目前金融监管当局监管有效性角度看，虽然中央级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已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监管信息共享渠道，但由于三大金融监管当局分支机构设立的空间分布上不完全一致、监管各自侧重点的差异，到目前为止三大金融监管当局分支机构之间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政、各守一方，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共享体系。在即将加入WTO，我国经济、金融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将会越来越显性化，三大金融监管当局分支机构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共享渠道显得尤为迫切。
创建金融安全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会很多，应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一要正确处理好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的关键。经济决定金融，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金融运行环境就难以得到改善，实现金融安全也就无法做到。创建金融安全区，就是要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稳健运行。因此，区域内各金融部门要站在发展的高度，大力改善金融服务，加大信贷的有效投入，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做到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要正确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核心是“立足于防，着眼于化”。“防”主要是针对于增量，把握好投向，堵住新的风险源头。要调整监管策略，以事前预防为主，加大事前预防的力度，关口前移，及早发出预警信号，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化”就是要盘活存量，对现有的风险，区别不同情况，分门别类，对症下药，坚持一行一吐一策，逐步消化。
一本让刘亚洲上将“既高兴又担心”的书，究竟有何干货？带着这个疑问，我翻开了时吴华同志的新著《金融国策论》。
在我看来，刘将军在序言里提到的“高兴和担心”都是十分切实的，只不过我的感觉可能略有不同：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的思想创新大开大阖又恰逢其时;让我担心的是，作者对金融的深刻认识还没有成为社会共识，一些阴谋论和歪曲论反而广为流行，对中国金融健康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正因为如此，金融亟需正本清源，而《金融国策论》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思考金融的定位，展现出襟、大气魄、大格局，值得政策高层、专业人士和其他所有关心金融的人细细阅读、慢慢品味。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金融的正本清源需要五个“不要”。
其一，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金融。
虽然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个年头，但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固有思维依旧在市场经济的缝隙里悄然生长着。对一些人而言，金融这个词总是和“华尔街”密切关联，不由自主就带上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在看金融。《金融国策论》冷静且专业地指出，金融本身是“无色”的，不仅生来就有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历史，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器，关键是要理解金融的本质，挖掘金融的潜力，发挥金融的作用。利剑本身不伤人，伤人的是用剑的人，虽然金融被一些霸权国家用作政治制裁和的武器，但不能因此而曲解金融、妖魔化金融，将其与中国政治社会发展隔离开来，带着警惕的心态抑制金融茁壮成长。
其二，不要用狭隘眼光审视金融。
如果说有色眼镜带来的是“敌视”，那么，狭隘眼光带来的，则是“漠视”。在很多人看来，金融虽然愈发重要，但充其量也就是国民经济众多行业中的一个，其兴衰起伏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长期影响。放在十几年前，这种想法可能无伤大雅，但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金融已经成为经世济民的重中之重，金融强则国家强，金融弱则国家弱，金融安全未必国家安全，但金融不安全则国家必然危险。金融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资金融通，还表现为协调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孵化创新潜能，甚至还延伸至助力军事国防、维护社会和谐和引领对外经略等方面。如果还是把金融视作一个单一的、孤立的行业，而无视其作为现代社会血脉的特殊性，那就实在太过狭隘了。
其三，不要用“阴谋论”理解金融。
讽刺的是，即便不“敌视”或“漠视”金融，改而“重视”金融，现在很多人的“重视”方式也大有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阴谋论”也尘嚣四起，在产生巨大“眼球效应”的同时，也歪曲了大众对金融的认识。《金融国策论》非常清醒地发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创新观点：“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利益，规则范围内最大化国家利益，只有阳谋，没有阴谋”。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而言，“阴谋论”有害无益，它不仅扭曲了创新发展的逐利本能，还弱化了体制机制建设的紧迫性，而只有用专业实力和浩然正气击碎各种阴谋论留下的幻影，中国金融才能沐浴在阳光之下，健康成长。
其四，不要用“吸血论”理解金融。
比“阴谋论”更危险的，是“吸血论”。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弱复苏成为新常态，中国经济也在三期叠加压力之下邂逅了增长困境。很多人将实体经济的困难归结为金融体系的抽血作用，认为金融在摄取大量利益的同时拖累了实体经济复苏。这种“吸血论”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因为它荒谬不堪，更因为它无形中激生了民粹主义，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并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金融国策论》并没有盲目迎合社会上流行的那些观点，而是基于数据和逻辑，有力驳斥了“金融吸血实体”的虚妄本质，并客观指出了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改进建议。
其五，不要用教条主义理解金融。
一直以来，金融都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它非常专业。但如果仅仅把金融刻板地看成一个专业模型绘成的世界，而忽视金融服务国家目的的战略高度和作为实干工具的现实性，那就太过于教条了，就像《金融国策论》所言：“流于匠气而不自知”。
金融的格局是很大的，它不仅掌控着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供需，还对国家战略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并足以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高效抓手;金融的作用是双向的，它不仅可以用来支持一些事情，还可以用来限制另一些事情，这在国家博弈和产业调整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金融的关切是全方位的，它虽然有逐利的本性，但在适当机制引导下，完全可以成为兼顾国家利益和微观福利的有效手段。
现代社会，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赋予了金融更多可能，如果陷于传统理论和既有经验的桎梏，不够解放思想，那就很可能会错过发展机遇，辜负这个精彩的金融时代了。
不可否认，金融是国际竞争的焦点，谁掌握了金融权，谁就控制了世界。而单一的就金融谈金融的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国家战略的需要和时代进步的需求。作者的主张为我们打开了认识金融安全的全新视角。书中不但建议从国家防务和军事战略的角度来建设金融体系，还首次提出了金融安全与坚实国家价值基础的关系，并解构为金融与国家安全的六大维度，深度解密“金融与”“金融与反恐”“金融制裁”“金融与‘第四空间’”等，并指出即使在和平时期，金融安全风险甚至会威胁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直击问题核心，极具颠覆性意义。
在外交经略方面，本书构建出“战略智慧”“战略布局”“战略主动”等新式全方位经略架构，发人深省。对于目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书中提出应发展与稳定并重，实现金融改革的六大平衡，摆正金融公平的六大误区，无不切中要害。
一、银行业跨国并购的主要趋势及动因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相对制造业而言，世界各国的银行业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无论是利润率还是经营状况，都处于相对平稳的阶段，这一方面受益于国际制造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由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的相对无序导致各国政府对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加强管制的结果。但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对金融业逐步放松管制，银行间的跨国股权并购行为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金融业在跨国并购总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6%以上，并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
世界各国银行业的跨国并购，在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两种主要方式中，以股权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金融市场的更为普遍。外资银行往往通过股份互换、合资参股、股市收购、债权换股权等方式，获得东道国银行的部分甚至全部股权。对于银行业并购动机的分析，西方经济学家曾作过大量探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大则不倒”理论（Too Big To Fail）。该理论正式创立于1984年，是在伊利诺斯大陆银行破产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由于大银行具有与金融市场及其他机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因此政府出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往往在这类银行遇到困难时，对它们给予保护，从而推动许多银行追求规模的扩张，而并购正是银行业在短期内实现规模扩张的最好方式。事实上，规模经营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但银行经营失败对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并未消除，相反，一旦大银行发生危机时，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更为激烈、更为持久。这已被许多国家银行业的实践所证明。
从理论上分析，银行业之所以发生大规模的外资股权并购，除了追求规模效应之外，还受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因素驱动。从银行业外资股权并购的外部原因来看，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1.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推动东道国政府逐步放宽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随着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由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实行开放的金融政策，逐步减少对银行业跨国并购的限制，甚至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扶持本国银行到境外去收购、兼并。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也逐步对外资实行了开放政策，纷纷修改原有的限制外资进入和收购本国企业的法律，为银行业从事跨国股权并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银行业竞争的加剧，迫使银行管理层开始站在世界市场的角度来思考银行的发展。
20世纪末期，随着银行业规模的扩大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开始出现“白热化”，无论是世界知名的大银行，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都在为生存和发展“绞尽脑汁”。传统的拘泥于国内市场的银行经营理念已被大多数银行家们所摈弃，他们开始思索如何在世界市场上为自身的发展抢夺先机。
3.银行业经营的特殊性决定股权并购是银行业实现对外经营扩张的最好方式。
银行业属于服务业的一个行业，传统的银行业需要大量的营业网络和客户服务作支撑。同时，银行业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如果通过在东道国新设机构的方式，一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无法控制；另一方面也容易受到东道国本地银行的处处限制甚至刁难，而通过股权并购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
4.近年来几次大的金融危机也促使了一些大的银行加快对外股权并购的步伐。
拉美金融危机使一大批拉美国家的银行被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所收购，成为外资银行控制下的分支机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亚洲的许多银行处于困境，为资本正处于寻找“出路”的欧美银行提供了良好的获利机遇，以至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许多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中银行都被外资所控股。以韩国为例，外换、韩美、国民、韩亚等主要商业银行都被外资控股，部分银行的外资股东还直接参与经营；在住宅、国民、新韩等一些优良的上市银行中，外资的持股率保持在50%以上。
5.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推动银行开展跨国并购的主要动力之一。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使银行业的跨国经营变得更加方便，网上银行的出现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许多银行在国际化经营中，借助网络技术实现对国外分支行的管理，大大节约了管理成本。
从以上对银行业外资股权并购的动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银行业外资股权并购的发生有银行业自身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也有东道国对外资的渴求，同时还受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可以说，国际银行业的外资股权并购走过了一条从纯粹追求规模到逐步重视市场、再到追求长远发展战略的路径。
二、银行业外资并购对东道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金融安全是东道国政府十分关心的一个话题，是指金融体系或金融制度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一旦金融风险由潜在变为现实，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就构成了威胁。从政府的角度，最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因而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个主要职责是对引发金融安全的各种诱因进行规制。
外资股权并购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外部因素之一。由于外资股权并购的动机与东道国政府的出发点难以完全一致，客观上存在对东道国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资股权并购在为东道国银行带来先进经营理念的同时，也凸显出东道国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的滞后。
在一些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外资银行在企业评价、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拥有较高的水平，往往对东道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进行技术分析后，能够采用一些较强的规避管制措施，导致东道国银行监管出现“真空”，如果东道国政府不能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对东道国金融安全带来危害。
2.外资参股甚至控股东道国银行将弱化东道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
货币政策是一国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银行是货币政策发生效应的对象之一。如果货币政策对银行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则货币政策从总体上是失效的。外资通过股权并购的方式控制了东道国国内银行，可以有效抑制东道国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作用，但也弱化了东道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
3.外资股权并购方经营的稳定性是构成对东道国金融稳定的最大威胁。
金融业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金融危机往往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大动荡，导致经济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因而，追求金融的稳定是各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包括汇率稳定、利率稳定和货币稳定等。在外资股权并购中，一旦出现具有强烈投机色彩的短期资本和各类投资基金，很容易引发东道国银行业的不稳定性。在韩国，这种情况也曾发生。一些外资控股的银行为追求眼前利益，缩减这些银行的公司金融部门，增加低风险、高收益的消费信贷，导致支撑韩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信贷规模缩减，影响到韩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后劲。
4.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对东道国本土银行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
外资银行凭借其丰富的经验、高素质的人才和先进的客户服务技术和服务理念，对长期受东道国政府保护的本土银行业将构成极大的威胁，一些中小银行可能因此而破产，诱发银行业的信用危机。正因为如此，世贸组织在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谈判中，对银行业的开放问题专门拿出章节进行详细规定。
三、各国对外资并购行为的规制及启示
由于银行业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而银行业外资股权并购行为也是各国政府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1.各国政府应对外资股权并购的规制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股权并购行为都存在政府规制。如1974年马来西亚制定了《有关资产收购、合并和接管的管理指南》，对外资并购作了具体规定。1986年加拿大制定的《加拿大投资法》和美国的埃克森―弗洛里奥条款，1989年12月欧共体制定的《欧共体企业的企业并购控制政策》，都对外资并购行为作了详细规定。许多国家对包括战略性工业、公用事业、通讯业、金融等领域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如巴西、墨西哥、东盟等国家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国资本拥有股份在49%或以下。一些国家认为外资收购本国企业会增强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减少国内市场竞争。如印度规定一般情况下禁止外国资本接管本国企业，阿根廷、墨西哥也规定外资公司接管当地企业必须经政府管理部门的事先批准。即使是追求经济自由的美国，对于金融业也实行了开放的金融保护主义政策，有效地保护其国内银行业不受外资的影响。
2.中国银行业外资股权并购的现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看好中国，纷纷来中国开展投资。金融业一直是中国高度保护的一个行业，长期以来对外资是封闭的。中国在入世承诺书中规定，将在2006年前，分6年放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限制。事实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一年，外资就已经掀起了一股金融业的并购热潮。目前除4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政策性银行外，其余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大都已引入了外资。
外资通过股权并购的方式大量进入中国的银行业，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广阔市场的美好预期，另一方面也是在华跨国企业的需求。中资银行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增强自身的整体实力，开拓国际市场，并通过外资来推动国内银行业改革，有助于推动中国金融业监管水平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外资并购可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但银行业外资的大量进入，对于我国目前经营相对困难，改革压力较大的银行业来说，冲击在所难免。因此，在外资股权并购中资银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好一定的比例关系，很可能对中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引起经济的恶化。如90年代中期以后，印尼放宽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废除了股权比例限制。在金融领域，在其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中，印尼承诺允许外资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开上市公司拥有100%的所有权。但是，印尼超常规的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埋下了隐患，以至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印尼遭受了重创，经济严重恶化，投资环境极度恶化。
3.有效防范中国金融风险的基本对策：开放条件下的适度保护
论文关键词:金触信息系统风险隐患防范措施
随着，国金融电子化建设的不断深人，电子化、网络化、集约化已经成为金融业信息化发展的大趋势，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金融业经营的各个层面，成为了金融业务开展的基础，现代金融就是“货币+信息”。金融信息化系统安全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成为金融业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本文就当前金融信息系统风险隐患的成因进行剖析并提出对策措施。
一、金融信息风险成因
1.系统运行环境的不安全。一是操作系统平台的漏洞。金融信息系统主要是基于UNIX.Windows,SUN等系统平台设计的，而这些操作系统，安全级别较差，存在着安全漏洞，如系统崩溃漏洞、拒绝服务攻击漏洞、缓冲区溢出漏洞等，都能导致系统的瘫痪。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缺陷。数据管理系统是信息系统的基础，必须与操作系统的安全配套，但这无疑是一个先天不足。三是网络协议安全的脆弱。计算机网络系统大都使用TCPIIP协议，传统的FTP,E-MAIL等服务都包含着影响金融信息安全的因素，存在着漏洞，容易被攻击，直接威胁到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
2．信息系统设计不完善。近几年，金融信息系统不断开发出来和投人运用，创新了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但由于有的系统在开发中，片面注重科技创新追求快出成果，对安全的认知程度不高，缺少风险管理概念，忽视了系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系统没有统一的安全标准，功能单一、容灾、容错能力弱，应用效果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信息资源的浪费。
3.安全系统建设缺乏整体性。根据木桶理论，金融信息系统的整体安全性，取决于安全系统的最薄弱环节，而当前安全系统只重视单一或几个安全产品的部署，网络安全产品仍然是在以“点”发展，停留在访问控制、病毒扫描、内容过滤等方面，而忽视整体安全系统建设。
4.安全队伍建设和员工安全意识教育不到位。高素质的安全管理人员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措施的有效落实。就当前情况来看，金融机构安全管理人员大都是由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兼任，他们既是电子化工程项目的建设者、管理者，也是信息安全的管理者，集电子化建设和信息安全管理于一身，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不能有效地对安全现状进行真实、客观的评估和审计。
5.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内部控制不产。落后的管理也使计算机安全工作大打折扣。据统计我国银行业的IT投人有59%花费在了硬件设施上，软件投人所占比例为23%，管理服务上的投人少，只有18%,这与国外银行业的IT投人比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落后的管理也使计算机安全工作大打折扣。从已经发生过的金融计算机犯罪事例来看，大多数问题出在疏于检查、放松管理上。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银行系统发生的计算机犯罪案件，85%来自内部人员或内外勾结作案。
二、构建安全的金触信息系统
1.树立正确的信息安全观。从金融管理机构到金融机构、从金融管理层到基层员工都要高度重视金融信息安全，清醒的认识到加强金融信息安全的根本是保障金融业务的连续性、是促进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的金融信息安全管理策应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进行分析。一是资产负债结构。分析受评企业负债水平与债务结构有助于了解管理层理财策略(如债务到期安排，企业偿付能力等)。此外，企业的融资租赁、未决诉讼中的负债项目也会影响评级结果;二是盈利能力。通过对销售利润率、净值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等指标衡量;三是现金流量充足性。现金流量是衡量受评企业偿债能力的核心指标。净现金流量、留存现金流量和自由现金流量与到期总债务的比率，基本可以反映受评企业营运现金对债务的保障程度;四是资产流动性。主要考察企业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的比例结构。同时，通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反映流动资产转化为现金的速度，以评估企业偿债能力的高低。
为了能准确地考察借款人的偿债能力，非财务因素对于借款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非财务因素主要指借款人所处的行业、经营特征、管理方式、还款意愿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上述模型考虑了企业自身的内部组织结构，经营方式的不同给银行在实际贷款时可能带来的不同程度风险。该模型对各因素的内容作了具体描述，对风险的程度划分详细，便于操作。在深层次的信用评级中，还应考虑相关的实际因素如行业风险、业务风险等对企业信用的影响。
“一行三会”是我国最基本的金融监管体制,“一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三会”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其中,央行承担总调度的责任,三会的设置通过权力的制约平衡机制而来,相互约束,相互协调。
“一行三会”监管体制的目标状态:
(一)使金融监管更加全面
“一行三会”分工协作,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防范、化解国家金融风险,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方面全方位监控中国金融动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二)一定程度上解放人民银行职能
“一行三会”建立后的明确分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银行的监管负担。并有利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统一,从而更有利于监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三)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监管目标、策略,由“三会”以及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统一执行,下放到各自的下一级机构。各级监管机构结合各地自身情况推行监管政策提高监管效率。
二、美国监管模式和弊病
(一)“双线多头”监管模式
“双线”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的监管,“多头”即指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各有若干个机构行使监管职能。联邦政府最主要的三个监管机构是美联储、货币监管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而50个州由于有自己的金融法规各自设立的监管机构也不同。
(二)从金融危机看“双线多头”之弊病
这次从美国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所以破坏巨大就是金融监管步伐跟不上金融创新所致。危机爆发前,美国评级机构对一些次级债券的评级达到了AA级,相当于美国国债。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向国会提议“重整美国监管体制,增加美联储权利”。 这些都表现出美国金融监管中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暴露了。
“双线多头”的监管体制中机构太过复杂。一方面,机构太多会造成监管不力,该管的撒手不管。“双线”中的平行机构会出现互相推诿责任,分工无法明确的现象,导致很多金融风险无法控制在最初的萌芽状态,很容易导致监管的真空。另一方面会造成监管重叠,不该管的乱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个级别都有大量的监管机构,繁冗复杂。美联储下达的监管政策分不清该由谁来执行,容易出现大家都管的情况,出现重复监管,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最重要的还会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盲目及出现漏管现象。
美国实施近80年的“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在金融危机中展露无遗,那么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是否也会像“双线多头”那样导致监管真空和盲目监管呢?
三、与“双线多头”相比看“一行三会”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分业监管导致监管真空
不管是“一行三会”还是“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其实质都是金融分业经营的制度体现。这种分业经营和监管的制度表面上看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隔经营和监管,可以明确监管职责界限,加强监管力度,同时可以切断三个行业的联系,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率。实际并非如此。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金融产业日益融合交汇,金融业处于混业经营的发展道路中,分业经营和监管制度与当今国际经济交流融合的大背景相违背。各行业界限划得太清会使得很多处于这些行业之间的问题变得边缘化,被监管机构所忽略,造成监管的空白。
(二)监管机构分支太多导致盲目监管
“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没有“双线多头”中那么多的监管机构,但一样会导致监管不力和监管重叠。人民银行下设分支机构太多,加上之前改革中分设的监管办,监管机构一层一层深入,“三会”下设也有很多分局,一齐对各级(省、市、县)金融业进行监管。看起来人民银行统领全局,各级监管机构层层深入,以充分保障金融安全,实际上人民银行总行的政策信息,层层传递后监管已经变样,加上有监管办这种只有小部分事权的机构存在,这个体系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监管政策下达到地方就演变为了地方政府的指令,造成盲目监管。
(三)金融创新太快导致监管真空。
“一行三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当今社会金融创新的发展速度。目前,主要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在大力拓展衍生产品业务,且现在的金融衍生产品已经不再像传统的期权、期货那么简单和规范了。现在的衍生产品,都是金融工具一次又一次复合的结果,例如期货的期货。这是由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所决定的,因此金融监管也显得更加困难。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在高速金融创新的背景下政策下达时滞长,监管不及时,监管效率低,容易出现监管真空。
(四)人民银行责任太大导致监管真空。
人民银行手握货币发行权、肩负稳定币值的职能,是我国唯一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制定货币政策的同时,兼有对我国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维护金融安全的职能。这两大职能都关系着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关系着中国的金融安全、国家安全。人民银行身上担子太重难免也会导致监管政策不及时或者监管力度不够。
四、针对以上问题的对策
一是针对分业监管问题,“一行三会”应该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制度,从金融行业的整体监管上入手,人民银行制定监管政策过程中结合各行业的不同特点和状况入手,“三会”在执行监管政策过程中互相协调、借鉴,以解决分业监管所造成的三行业交叉环节的监管真空。
二是“一行三会”模式下的监管机构需要精简。精简机构可以减少政策传递时间、减少地方机构的自由发挥,提高监管效率,从而避免由于监管不及时而造成的监管真空和基层机构的盲目监管。
三是人民银行应该适当改革,自1998年改革以来,人民银行下设分支机构太多,加上监管办没有权力,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且因为监管机构太多、太乱,导致各个级别机构下达的指令不一,最基层一级监管机构搞不清形式,表面上工作多且细,实际上却是一种盲目监管。
四是监管机构应提高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关注度。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直接导致监管难度越来越大,因此,监管机构应该完善对金融产品的评级机制,减少低质量衍生产品的进一步创新,这样才能避免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发展造成的监管不足和真空。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下称“金砖银行”）的概念，首次提出是在2012年，目的是为了避免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巴西、中国和南非）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构建的共同的金融安全网，并以此兑换一部分的外汇应急。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金融政策的变动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波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砖国家币值的稳定。中国的人民币波动较小，但是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都经受了货币的巨幅贬值，导致通货膨胀，金融安全受到威胁，而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所能获得的帮助十分有限，甚至还要被附加严苛的政治条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尝试通过创建自己的金融体系来代替长期以来受西方发达国家管控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减少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2013―2014年间，金砖成员国围绕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进行了多次谈判，终于在2014年7月召开的巴西峰会，金砖国家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初始资本为1 000亿美元，总部设在上海。
二、金砖银行成立的意义
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由金砖国家共同出资成立，这对于金砖国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下加强自身的经济自主性，帮助成员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基础建设等项目所需资金、应对突发性偿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和IMF在新形势下虽然也有所变革，但从根本上说仍受少数发达国家所控制，行长也由发达国家政府直接指派。金砖国家和应急储备基金的成立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必要修正，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促进自身发展
1.当前世界银行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多层次、差异化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模式。金砖银行的做法更具区域化特征，在经济危机后有利于推动改变美国一家独大的全球经济低效率运行的状况。
2.世界银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无法满足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金砖银行在五个国家未来长期投资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国与国合作关系中进一步发展，可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求，能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3.有利于金砖国家货币的稳定。通过金砖国家货币的互相流通，减少美元的国际使用空间，减少这些国家的货币超贬或超升，有利于降低币值风险，降低这些国家的外汇干预成本，达到稳定这些国家货币的目的。
（二）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
IMF对于金融危机解决方式存在双重标准：一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对救助国的条件十分苛刻不符合振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初衷;另一方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对美国的要求十分宽容。目前在IMF中，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全球的29.6%，人口总量占世界总人口的43.6%，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1.25%。然而，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与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则相对较少，金砖五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总共不过11%，而美国一家就拥有17%。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等新兴国家相对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
金砖银行是对世界银行的补充修正，是新的活力元素。而金砖应急储备基金将成为对IMF的有力补充。在未来，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纽带的合作机制，将带动金砖国家间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为巩固金砖国家经济体地位、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金砖银行的未来走向
金砖银行的成立将给自“二战”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多边体系带来挑战。虽然在成立之初它的规模和重要性将无法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抗衡（截至2013年6月，世界银行的资本总额为2 230亿美元，其中多数是担保额度），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供应方，金砖银行的重要程度甚至有可能超过世界银行。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每年1.4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这正是金砖银行可以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一）投资建设项目“去政治化”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世界银行和IMF中占据一票否决权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银行是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一个工具，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的贷款和救助大多数有非常严苛的标准和附加条件。这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时更加谨慎，接受过于苛刻的条件无异于饮鸩止渴。
金砖银行作为金砖国家抱团取暖、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一种机制，它的运营不可能完全摒弃政治考虑。同时，还要实现盈利，推动受援国家发展和获得投资收益的平衡。金砖银行应在满足立行宗旨的基础上，将政治等因素体现在限额分配环节中，而在运营过程中，投资限额内的项目应该“去政治化”，在项目选择上不附加政治条件，按市场规律办事。这样能够增加金砖银行的吸引力，赢得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信赖和支持，实现金砖国家经济的腾飞。
（二）金砖国家合作“体制化”
金砖银行将会使目前仍处于松散状态的金砖国家增强紧密型，世界上最重要的五个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合作，由过去的范范合作开始展开实质性的金融合作，形成抱团效应，这可加快金砖国家之间合作的体制化，而不再是若即若离的外交协调机制，最终或将成为一个具有执行力的经济联盟。
金砖银行可以促进金砖国家本币走向国际市场，通过这个“中转站”，建立本币离岸市场，金砖各国的货币可以相互兑换流通，加大循环力度，有利于金砖国家的货币实现国际化。同时，金砖国家可以依托金砖银行减少美元资产和美国债券投资，转向相互之间的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扭转全球财富失衡的局面。
（三）有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功能上类似于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也就是说，在这一领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业务是交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多了一条为基础设施融资的国际渠道，这将有利于降低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特别是包括我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可以随贷款一起输出，有利于更好改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条件。当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规模还远小于世界银行，加上发达国家心态复杂，其要想发挥应有作用依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