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8 16:40:5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市场化转型发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环境保护 脱硝 改造
中图分类号：X7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3-0322-02
前言
为了还社会一个蔚蓝的天空、减少雾霾天气的频繁出现，使人民群众生活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下，张家口发电厂响应国家号召，从2012年开始对8台机组逐步进行脱硝改造，截止2014年11月，1、2、3、4、5、6、7、8号炉的脱硝改造工作全面完成。尿素公用区是张家口发电厂脱硝系统的核心设备，为全厂脱硝系统制备提供尿素溶液，作为脱硝还原剂供给锅炉溶解炉，保证脱硝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尿素公用区设备的好坏，直接影响锅炉脱硝的效率，作为环保设施，尿素区所属设备肩负着崇高使命。为了保证尿素溶液管道压力不发生波动，张家口发电厂设备部综合专业对尿素区设备进行了升级优化改造，改造工作如下所述。
下面将张家口发电厂尿素公用区设备的改造情况作简单介绍如下：
对一期1、2、3号尿素循环泵整体换型改造，并新增安装4号尿素循环泵
一、创新事由（实施背景）
1.张家口发电厂尿素区于2011年开始建设，2012年投入运行，一期尿素循环泵由同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形式采用为3台循环泵串联方式（2用1备）单循环制供一期4台机组SCR区尿素溶液的，供应管道为DN65。随着一期脱硝改造工作的深入进行，目前供一期尿素溶液管道需要按照单元制进行供液，分为一单元供1、2号机组脱硝；二单元供3、4号机组脱硝的方式进行。
2.因目前只有3台尿素循环泵串联运行（2用1备），不能满足今后一期4台机组的运行工况，因此需要新增4号尿素循环泵方可保证满足今后一期4台机组的脱硝系统按照单元制方式运行要求。
3.由于当初设计考虑不周，设计不合理、采用3台串联形式的运行方式供一期4台机组尿素溶液；并且采用的尿素循环泵制造质量不高，设备投运后缺陷频繁发生，无法保证整个脱销尿素溶液管道系统压力的正常运行，经常造成尿素溶液管道压力波动，使得机组脱硝系统经常被迫退出运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4.为了保证尿素公用区制备设备、系统能够正常运行，新增4号尿素循环泵，能够像二期4台高流量尿素循环泵一样，分为二个单元制的运行方式，保证满足每个单元一用一备运行方式供2台机组脱硝需要，为此特提出以下改造方案。
5.尿素区一期尿素循环泵频发缺陷统计
二、解决方案（技术改造方案及主要做法）
1.改造思路
张家口发电厂一期尿素循环泵由清华同方设计，3台尿素循环泵由串联方式供一期4台炉的尿素溶液，运行方式为2用1备，在具体运行过程中，3台泵因为泵的选型原因，造成电机经常烧损，泵体密封结合面发生泄漏、泵叶轮损坏。
2.改造方案
2.1由于当前运行模式不可靠，为了更好地保障机组脱硝系统稳定运行，经过研究决定新增一台尿素循环泵，按照单元制分别运行，即1、2号尿素循环泵供应一单元1、2号炉脱硝系统；3、4号尿素循环泵供应二单元3、4号炉脱硝系统。1用1备。
2.2在尿素区一期3号尿素循环泵东侧（预留4号尿素循环泵）位置，土建泵座基础制作，安装4号尿素循环泵入口管道、阀门及安装出口管道、电动球阀及手动球阀管道等项工作。
3.具体步骤
3.1综合点检工作范围：
3.1.1在现有3号尿素循环泵出口管道弯头处，更换为三通，焊接连接至一单元1、2号机组脱硝循环管线出口，与预留的4号尿素循环泵出口门对接。
3.1.2从室外北侧1、2号尿素储存罐至一期3号尿素循环泵尿素过滤器预留的阀门处，连（焊）接DN100变DN65不锈钢管道穿墙进入尿素区室内作为4号尿素循环泵的入口管道。
3.1.3完成安装4号尿素循环泵的土建基础工作，并做好二次灌浆工作。
3.1.4焊接、安装、调整4号尿素循环泵入口管道和出口管道。
3.1.5 4号尿素循环泵（新泵）安装好后，逐步对1、2、3号尿素循环泵进行新选泵型的更换安装。
3.2电气点检工作范围：
3.2.1安装4号尿素循环泵变频器控制柜（变频器控制柜的采购、选型、安装、组织接线、调试等工作）。
3.2.2 1、2、3号尿素循环泵更换新泵的接线、调试。
3.3自动化点检工作范围：
3.3.1负责4号尿素循环泵出口电动球阀控制部分的控制电缆线及DCS远方操作的接入、安装、调试等工作。
3.3.2 1、2、3号尿素循环泵更换后的出口电动球阀控制部分的控制电缆线及DCS远方操作的接入、安装、调试等工作。
4.配合单位职责
4.1综合点检：负责施工的组织协调。
4.2电气点检：负责4号尿素循环泵电机动力电缆电源接线及电机变频器控制柜的、采购、安装调试。
4.3自动化点检：负责4号尿素循环泵出口电动球阀控制部分的控制电缆线及DCS远方操作的接入、安装、调试等工作。
4.4土建专业：负责1、2、3、4号尿素循环泵的土建基础施工等工作。
4.5外车间：负责1、2、3、4号尿素循环泵的出、入口管道及阀门的安装、调试等工作。
5.设备清单
6.改造示意图
改造前示意图
改造后示意图
7.改造前后实际照片
三、实施后效果
通过设备改造，使得张家口发电厂一期脱硝尿素溶液供应得到了保证，原来的频发缺陷已彻底根治，不再发生。通过改造一期尿素溶液输送系统分为二个单元制的运行方式，保证满足每个单元一用一备运行方式供2台机组脱硝需要，提高了尿素溶液管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张家口发电厂通过自主创新和绩效管理走出了绿色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前进步伐，通过设备改型，满足了张家口发电厂一期脱硝系统尿素溶液的正常需要量，提高了脱硝环保设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增强了张家口发电厂作为央企的社会责任感，为还社会一片蓝天、减少雾霾做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参考文献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发电厂辅控运行规程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着标志作用的大众传媒，如何因为社会的改革开放而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转型，转型的成效如何，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等。是所有传媒人关注的热点，值得我们去总结。
一、改革开放：中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源动力
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传媒的发展和转型总是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并同时反作用于社会转型。这种互动关系是社会学语境下传媒研究的基本范式。因此，当代中国的传媒转型，首先是受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源动力。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各个阶段的每项抉择无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决定着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社会在人民的民利保障、基层民主建设、政务公开、干部制度改革、党的建设、法制建设、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以“非政治领域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扩大、意识形态世俗化”为特征的有限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所创造的政治环境，直接影响到传媒体制的发展与变革。因此，传媒逐渐从一元的宣导性工具向多元的沟通性工具转变，在信息沟通、舆论监督、实现公民的知情权，构建公民社会，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由文化泛政治化到文化多元化的文化改革，也直接导致了传媒产业化，传媒文化多元化、大众化的转型与发展。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社会的深远变革，决定了传媒改革的根本内涵和表征形态。
二、现代化：中国传媒转型的内涵体现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传媒转型的研究，国内不少学者进行过思考和总结，这些研究从我国传媒改革历程和结果出发，对我国传媒转型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阐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综合看来，改革开放30年的传媒转型及其未来发展，仍缺乏一个确定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就转型的内涵而言，仍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基本标准对当代中国传媒发展进行总结。
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转型理论，专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这一理论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广泛使用。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的主要理论概括范式。其具有代表性的阐释是：“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正如郑杭生教授所言，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研究改革开放与我国社会变迁，即是研究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结果。以此类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子系统的转型梳理与总结，同样可以现代化作为其研究标准。
在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关于现代化基本内涵国内外有很多标准。本文不作赘述。但就其核心内容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化主要包括了民主政治、工业化、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化、世俗化和都市化。从传媒转型的角度来看，根据这一标准，传媒现代化的内涵就可以概括为“传媒多元化、传媒市场化与产业化、传媒技术化、传媒文化表征世俗化、都市化”四个方面。
1 传媒多元化
传媒多元化具体体现在传媒体制、传媒内容、传媒功能、受众权利、传媒法治等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传媒体制上基本实现了计划管理的垂直体系向政府宏观管理和市场调节双重制约的转变；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公有与私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传媒机构体系；传媒传播内容多元、范围扩大，基本实现“一个方向，多种声音”；传媒功能多元化，信息传播功能得到彰显，舆论监督、社会协调、娱乐等功能互为补充；通过如《信息公开条例》、《互联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新闻事业取得巨大进展。
2 传媒市场化与产业化
中国的传媒转型，经历由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事业单位到计划商品经济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化、集团化发展。经过30年的不断推进，我国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取得系列成就。目前，报刊、广播、出版、影视等传统媒体蓬勃发展，形成了一批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新闻集团。新媒体发展迅速，互联网、移动媒体等全面扩展，与传统媒体一起构成了多元、立体的传媒产业结构。特别是2003年实行文化体制改革以来，一批文化试点单位按照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分类监管和运营，不少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加大创新，采用企业化的管理办法，以市场化的手段管经营、抓发行，抓融资，社会效益与经济实力都大大增强，形成了包括辽宁出版传媒、粤传媒等在内的资本市场亮丽的传媒板块，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据统计，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811亿元，《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预测，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将约为5440亿元。比2007年增长13.1％。总之，随着我国传媒业赢利水平稳步提高，传媒业正在成为受社会资金以及风险投资青睐的朝阳行业。传媒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带动或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一个以传媒为中心的产业链正在形成。
3 传媒技术化
在传媒领域，从报业、广电、影视、到网络、手机媒体。传媒的现代化转型绝对离不开传播技术的发展。印刷技术在报业，电波、摄像、光纤卫星通讯等在广播影视业，电脑技术对于网络媒体，3G流媒体技术对于手机媒体发展等，无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媒介技术学派就是专门针对媒介技术发展对媒介形态改变、对传播形式与内容影响以及新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进行研究的。由此。中国传媒的现代化转型，技术的演进应该作为一个重要考察范畴。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在技术上发挥后发优势。发展迅速，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传统的印刷媒体、电子媒体技术方面全面改进，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等新媒体发展紧跟世界潮流；二是各类媒体，包括报业的数字化。广播电视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数码电影，从Web1.0到Web2.0的网络技术与网络媒体发展，3G与手机媒体的发展等均与国际接轨，同时各类媒体在技术和业务方面又相互融合。构成了信息传播技术环境下媒体融合的传播生态。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正不断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媒业迅速崛起，并不断催生传媒领域新的变革和转型。
4 传媒文化表征世俗化、都市化
文化的世俗化、都市化转型，给作为亚文化系统的传媒
文化世俗化、都市化创造了条件，体现为以传媒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以传媒为核心所形成的大众文化，正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以现代科技传媒为手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市民大众为对象，具有商业性、娱乐性、技术复制性等特点，强调主体参与、感观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费的都市化、市民化、泛社会化审美追求。这种文化形态与大众传媒一拍即合，体现在传媒产业化、技术复制化、都市报热、广播的窄播化、电视频道多元化、网络草根化等方面；体现在传播形式与内容的平民化、大众化、娱乐化等方面。同时，传媒文化表征的世俗化、都市化构建的文化消费环境，又反过来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三、未尽之路：中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距离与反思
综上所述，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研究中国传媒30年来的变迁，用公认的现代化标准来衡量和评价是合理和明晰的。结果表明，30年来中国传媒的现代化转型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我国传媒现代化程度有待提高，目前正处在发展的历史拐点上。同时，由于我国传媒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传媒宏观调控体系还未形成，制约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体制依然存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公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分类监管和运营的管理模式成型与完善，新闻体制改革仍任重道远。
传媒市场化、产业化，同样给中国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但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正如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专家所指出那样，“‘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但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可见，由于产权制度不明晰，传媒固有的“守土有责”理念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传媒市场化、产业化程度还比较有限，报业、出版、广电集团改制过程中还有很多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传媒的碎片化经营还比较明显，规模效益较低，真正的规模传媒产业价值链尚未形成。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单个传媒集团、传媒产业总产值以及内容传播量和美国等市场化发达国家相比的巨大差距。
【关键词】城市空间组织；规划；智慧
引言
智慧城市是以技术创新、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智能技术与城市设施建设、居民活动、城市空间相结合，形成一套智能基础设施、智慧公共服务和智慧产业等功能。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将城市建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先进、信息网络通畅、科技应用普及、生产生活便捷、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务完备、生态环境优美、惠及全体市民的智慧城市。本文就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的转型方向和规划准则进行讨论。
1、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的转型方向
1.1社会化转型
原先的以去单位化为核心的市场化转型中，虽然推进了市场化和工业化，但逐渐显示出市场调节机智的不足，社会发展滞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持续恶化，一个可持续的城市需要社会化转型。社会化转型应朝低碳、提升社会公众影响力、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中国城市碳循环多源叠加、多汇锐减，源汇平衡系统遭到破坏，城市空间结构呈现高碳格局，在建设低碳城市的过程中，需要探索面向低碳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加快疏散中心职能，重新回归功能混合和紧凑发展，积极促进职住匹配和再平衡，治理交通拥堵、交通能耗和排放。通过空间的组织机制，促进空间资源的平等供给，设计城市规划的利益再分配和调节机制，保证基本物品的均等分配。在转型中出现“单一用地、设施供给不足”的现象，居民职住分离，这显示了城市规划依靠空间组织结构、土地利用等空间政策对生活质量改善不足，这让我们认识到城市规划应以“空间、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为出发点，突出“以人为本”的观念。
1.2市场化转型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空间重构发生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的道路转型是渐进的，城市空间的市场化转型大体可概括为“去单位化”，单位制是建国后30年中国城市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和组织形式，主要特点是居民职住接近，土地混合利用，设施供给齐备，经济生产和行政管理高度统合，日常行为空间与物质功能空间高度重叠，在之前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单位制的模式显得有些僵硬，阻碍了城市经济利益的提高，对居民的空间需求也有一定的压制，单位制的解体，实现了土地利用模式的转型，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社会组织模式加快转型，去计划指令大力推进了城市化、拉开了城市框架、拓展了城市容量，城市空间重构由经济利益与市场力量所控制主导，并将地方行为、土地财政捆绑在一起。但其的快速郊区化规模和速度失控，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如高碳化、不公正、低生活质量等。要想做到市场化转型，地方政府利用空间资源，通过土地经营、资金杠杆滚动手法推动郊区房地产开发，将开发所得用于市中心改造，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动郊区居住开发。“积累体制”从单位转移到城市，地方政府发展城市经济、改善投资环境，实行“大力推进城市化、拉开城市框架、拓展城市容量”的经营策略。
1.3智慧化的转型方向
智慧城市规划即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达到使城市生活更加智能，高效利用资源，带来成本和能源的节约，提高生活质量，减少环境污染，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智慧城市化转型围绕居民的活动与地理空间的关系，打造便捷、舒适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构建高效、畅通的城市各类要素流网络，营造生态、低碳的城市功能空间。通过感知网络、“三网融合”技术和数据管理中心建设，对整个城市进行公众服务、社会管理、社会监督。做到智慧化转型，要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引导技术与生产、生活、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和均衡发展，避免技术过渡超前发展而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结合物联网、信息技术等基础网络和系统建设为重点，搭建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数据平台和智能应用基础，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2、智慧城市空间组织的规划准则与方法
2.1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准则
结合可持续城市空间模式的研究，提出“低碳城市空间规划策略“”生态城市空间规划策略“”紧凑城市空间规划策略“等空间规划策略，通过城市空间的规划控制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将各种社会价值取向融合在一起，对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行协调解决。可持续城市空间能够为市民带来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福利和机会，实现工作、居住、零售等综合职能，使城市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按照生态的准则来规划控制城市空间，达到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标准，同时，通过城市空间的规划控制，倡导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的城市空间模式，进而达到低碳的目的。
2.2特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准则
城市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目标，当一些重大的事件会对城市空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战争、自然灾害、奥运会、世界杯和一些大型的建设目标等。通常这些特定的城市的空间规划会和其时代价值观结合，加上特定的城市发展目标产生与之相对应的城市空间准则和标准从而形成特定的城市空间规划。根据城市空间形态、城市景观风貌、城市公共活动体系及城市景观地标体系，通过特色要素的相互联系以塑造不同层级的特色空间，同时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依据空间景观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城市总体设计，提出空间特色塑造的目标与方案。
2.3智慧城市空间组织规划的方法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将智慧城市发展理念融入到已有的城市规划体系和内容，打造新的融智能技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制度文化为一体的城市生产、生活和空间组织范式。通过空间规划控制减少汽车尾气对大气的污染，保护城市内部的绿地和生态系统格局，引入生态的法则约束城市环境，通过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控制从而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同样智慧城市将对智力和社会资本、包含传统交通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投入作为动力，提升社会服务效率、促进生态、低碳经济发展，实现城市的生态、低碳、协调、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建设活动中注重质量的提高，并不仅仅追求数量，结合城市的自身优势，对城市空间进行特色规划，同时需要紧密结合市民生活，对特色地段和廊道特殊规划，适应人的活动需求，综合市民、规划管理者和专家的主客观评价，提出可靠的技术方法和成果。
3.小结
通过对智慧城市的空间组织和规划的研究，我们总结出要想做到智慧规划，就必须做到可持续城市发展，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协调居住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应利用现在的网络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更方便快捷的进行。与此同时，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取长补短。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
[2]吕斌，佘高红，城市规划生态化探讨：论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融合.城市规划学刊[J]2011
关键词： 经济转轨；财政转型；协同演进；内生利益集团；政治权威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6-0090-09
一、 引 言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且颇具哲学思辨的经济学基本问题。本文无意于为这一问题划上终结的句号，而是试图提供一幅具有中国特色改革动态的历史素描。在此之中，我们利用近乎“自负”的理性，尝试着解释从权威体制向“准”权威体制演变这样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励精图治、致力赶超的政治权威如何协调市场深化与政府范围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尝试着分析政治权威、利益集团、政府组织和分工模式如何影响经济市场化转轨与财政公共化转型的协同演化过程。如果这种解说能够合乎理性地重塑历史的主要线条，能够延伸出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基本特征，能够拓展出走向未来的改良路径，那么这种解说就应该是成功的。
关于政府范围的经典解释是“市场失灵论”，即政府范围的合理性源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可行性，分散决策的非合作市场协调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政府行动的可能选择集。相对于非合作均衡，政府协调能够增进社会总福利的领域就是政府行动的应然选择集。因此，公共物品、收入再分配、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领域为政府这一组织形态的经济合理性提供了证据。这种理论洞见是建立在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发演进型市场经济形态之上的，增加市场的完备性很难解决它本身的“失灵”问题。但是，在转轨国家和以“赶超”为目的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分析范式必然受到挑战。这种情况下，政府担当了不完备的市场做不到的任务，既然市场不是“稳态”的，那么作为市场竞争剩余的“市场失灵”也就无法确定。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放弃政府担当，市场的自发成长能否担当此任？政府继续担当，可能的市场永远不会形成。刘尚希也指出了以“市场失灵论”判断公共支出范围具有局限性，他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判断方法，将公共风险作为政府支出范围判定的标准，凡是最终风险归宿到政府的，就应该作为政府支出的项目，于是在逻辑上就有了公共风险―公共产品―政府支出的顺序，因此认识到公共风险是最重要的。“公共风险说”象“市场失灵论”一样，都要找出一个不同环境下通用的政府职能范围界定标准，我们认为对通用标准的寻找不是没有意义，但也许正是对通用性的过份追求，而忽略了我国经济渐进转轨这一基本事实。[1]
Hart、Shleifer和Vishny（1997）在一个政府公共服务（如监狱）是采取市场外包还是“自制”的两元决策框架中，利用不完全合约理论解释了政府合理范围的经济决定。外包合同始终是不完全的，这主要表现在服务或产品的质量界定和监督始终是不完全的。对于一个既定的承包合同，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相比，私人部门具有更强的成本节约动机，过强的成本节约动机会诱致“偷工减料”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如果社会成本降低不抵服务质量恶化，社会福利就会下降。公共部门具有较弱的成本节约动机，因而能够保证服务质量的相对稳定，但要付出相对更高的社会成本。政府的合理范围就是在成本节约与质量控制之间的权衡中得出的，质量易于控制的公共服务项目（如垃圾处理）可以通过市场外包以获得竞争性低价，质量不易控制的公共服务项目（如外交）就不得不由公共部门来提供。这种理论洞见的政策含义是显然的，为我们理解转型国家政府范围的阶梯式演变（从生产的市场化到生产、提供的全面市场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种分析除了具有跟“市场失灵论”类似的局限性之外，它本质上是静态的。从动态的视角看，竞争性外包市场中的厂商不仅具有很强的成本节约动机，而且具有很强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创新动机。私人部门的创新，尤其是工艺创新不仅不会增加成本，反而可能降低成本。公共部门的高成本换来的只是消极意义上的质量保障，而不是积极意义上的质量创新。因此，Hart、Shleifer和Vishny对政府合理范围的界定标准更多地适合短期的静态经济决策，而不太适合包含改革动态和市场结构变迁的情形。
汤玉刚、赵大平沿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实证经济学分析传统，将政府范围的决定视为一个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相竞争的政治均衡过程。[2]在“有管理的竞争性政治市场”上政治权威通过管理“政治价格”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由此形成的均衡政府供给结构与规范经济学意义上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均衡结构往往会发生背离，而且政府供给范围的公共性越小，这种背离产生的效率损失越大。他们的分析也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政治过程和政策形成过程，而忽略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改革过程中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
二、 权威主导型“赶超”及其“异化”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特征是“权威主导”和“目标赶超”。这里所谓的“权威主导”不是指政治权威对社会经济微观事务的全面控制，也不是指历史横截面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社会治理模式，而是指历史纵断面上政治权威对策略性改革动态过程的方向性驾驭能力。下面将说明，正是这种策略性改革在短期内加快了市场深化的速度，同时，也正是这种策略性改革“异化”出了进一步经济市场化和财政公共化的阻力。这里所谓的“目标赶超”体现在政治权威和各届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性目标上，我们假定市场深化和财政公共化既是实现赶超的目的，同时又是实现赶超的工具。基于改革初期的经济运行模式和发展阶段，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是实现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在改革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制度目标的正式提出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种假设省略掉了具体的历史细节。市场深化与财政公共化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并不像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策略性互动那么直接，但从忽略了改革细节的历史过程来看，政治权威为实现“目标赶超”而设计的改革路径确实呈现出一种“柔性”策略互动。这一制度组合目标的时间最小化。在转型经济中，市场与政府两个变量都受到权威决策的影响，因此政治权威可以在经济转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策略性地控制市场深化与财政公共化的协同演进，从而实现其战略目标实现时间的最小化。这种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认识与简单的“渐进论”和“爆炸论”之争具有明显的不同，渐进到目标模式需要时间，“爆炸”后到目标模式同样也需要时间，关键是不同的时间路径对应的社会福利不同。
权威主导的动态优化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策略，具体而言，价格双轨制、存量与增量改革、国有部门的策略性退出、多种形式的补贴或赎买以及地方政府（块）和政府部门（条）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等等都具有很强的策略性安排的特点。在本文的经济市场化转轨与财政公共化转型两元分析框架中，我们仅仅考虑两种特定的策略性安排：第一是经济转轨早期对部分国有部门的保护性发展，第二是经济转轨早期地方政府（块）与政府部门（条）首先成为市场竞争的参与主体，政府派生型无形之手替代市场自发型无形之手笔者认为，很难用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来区分当前我国的市场治理和政府治理，政府推动市场化实际上是运用了无形之手的原理，而非显性规则下的有形之手。，加速实现市场化目标。我们将说明为什么这两种选择是策略性的，以及它们各自产生怎样的“异化”。
先来考察经济转轨早期对国有部门进行策略性保护的效率属性。假定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特定的时期内可能是很重要的影响改革路径的因素，这里我们仅从经济理性决策的角度分析。，从纯粹经济效率的单一目标考虑，效率高者应该得到优先发展，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将得以改善，但现实中问题没这么简单。问题之一是在现实中效率高低几乎不是理论界定的，而是经济主体在相似的制度（规则）约束下竞争的结果，如果彼此竞争的制度约束不同，效率高低的评判就无从着手。因此，渐进转轨过程是企业所面临的竞争规则约束同质化的过程，也是在不断趋同的竞争规则约束下“优胜劣汰”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在转轨的早期阶段，有限信息、有限理性的政府无法通过“标尺竞争”来发现和判断国有和私营部门的相对效率，从而有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之说，[3]这使得对原有及新生国有部门给予策略性保护具有了某种效率上的正当性。问题之二是同质性企业（这里主要指从事相同行业、经营相似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的效率高低理论上可通过竞争发现，但身处不同产业链条的企业之间的效率评价很难通过竞争关系来说明，相反，处于不同产业链的企业之间互补关系可能是问题的基本面。杨开忠、陶然和刘明兴的论文观察到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解除管制（表现为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政府退出），并通过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来提高效率，同时又由于新兴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民营经济）需要中间产品部门（存量国有经济）为其提供中间投入和技术装备，所以不仅避免了对存量的冲击，甚至提高了上游国有部门的产出、就业乃至于技术效率，从而使经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实现了平稳过渡
在适度保护原国有经济的同时，逐步放开民间经济，从而使高成本的国有企业成为经济转轨的一种“公共品”，在中央计划者看来这种公共品是经济平稳转轨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民间经济的市场秩序扩展，这种转轨的“公共品”逐渐丧失其对整个社会而言的公共性，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如竞争性行业，非自然垄断行业制造行政垄断）这种公共品成为了市场经济深化的“公害品”（Public Bads）。。[4]从这一角度看，在民营经济尚未成熟的转轨期，策略性地发展某些关键国有部门具有增进宏观经济效率的作用，因此政府供给范围的收缩仅限于一般竞争性行业，而并非从企业投资领域的全面退出。问题之三是作为政府主导型的转轨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效率绝非政府追求的惟一重要目标，某些时候，政府对社会稳定的追求更甚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从规范的意义上讲，企业主要是效率的追求者，政府主要是公平的维护者，这是社会分工自然演化的结果。但受到现有分工水平和分工格局的制约，在配套改革，尤其是社会保障网络缺失的情况下，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部门却起到了“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提供者”的作用。[5]尽管这里的“社会”和“公共”两个词绝非其本原意义上的，但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安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府追求社会稳定的目标。因此，这里存在着效率与稳定的短期权衡，这种权衡关系将随着民间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政府职能的相应调整而同步变化。无论如何，以上三点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政府在企业投资领域的迟迟不肯退出是整个转轨动态优化过程中的策略性安排，尽管跟标准的竞争性市场均衡相比，它们不是绝对最优的制度安排，却具有动态效率。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前提：经济市场化的动态优化过程必须按照理论设计的那样实现成功转轨，否则这些策略不仅不是动态有效的，而且是很差的制度安排，是新的低效率的根源。换言之，这些临时策略性安排之所以具有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是因为对这种过渡性策略安排的效率评价必须与一个动态的经济转轨过程相结合。首先，如果这种安排在转轨的前期阶段能够获得较高的即期回报，而在转轨的中后期阶段又能规避早期策略性安排产生的路径“异化”，从而实现较高的远期回报，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就不仅具有静态效率，而且具有动态效率。其次，如果转轨的前期阶段只能获得较低的即期回报，而中后期阶段能够规避早期策略性安排产生的路径“异化”，从而实现很大的远期回报，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虽然不具有静态效率，但却是动态有效率的。再次，如果转轨的前期阶段获得较高的即期回报，而中后期阶段的发展路径被早期策略性安排制造的“异化”力量所左右，从而无法达到社会计划者所预想的转轨目标，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虽然具有静态效率，却是动态无效率的。最后，这一种情形最糟糕，如果早期的策略性安排只能获得较低的即期回报，同时中后期阶段的发展路径被早期策略性安排制造的“异化”力量所左右，从而无法达到社会计划者所预想的转轨目标，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既非静态有效，也非动态有效。规范意义上的改革者所争取的是前两种情形，所尽力规避的是后两种情形。
再来看政府派生型无形之手推动市场加速形成的策略性选择。如果说计划本位下的政府更像一个全能的社会计划者，多种社会经济目标，不论宏观、微观都集于一身，其主要缺陷是社会计划者难以有效利用分散于社会各处的知识和信息，自发的社会分工秩序受到中央计划的抑制，那么，转型期中的政府角色则向另一个极端的方向快速突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计划协调能力加速衰减，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强化，公共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碎片化”格局很快形成。第二，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由原来的社会计划的执行者，由原本意义上的中央当局的多任务人，迅速调整为类似企业家职能的单一经济目标追求者，这一单一目标又因为纵向官员政绩评价指标的单一化和横向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受到双重加强。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给予各级官员过强的“企业家精神”激励。在资源有限或个人精力有限的约束下，从事多任务目标的行为人或从事具有多维属性的单一任务的行为人，如果在某一目标或某一维度受到特别强的激励，他必然会以牺牲其他目标或其他维度的努力程度而获得更大的满足。于是，资本追求增值的天然属性与政府（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相结合，数量目标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而质量目标则被忽视，有形指标受到重视，无形指标被忽视，结果受到高度关注，而过程则被忽视。转型期我国政府的经济角色定位完全不同于标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有限政府”，而是成为地地道道的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当然，这里的市场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中的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何晓星将这种特殊的产权结构称为“地方政府的内公外私”，即地方政府权力范围内的资源对内都是公有的，具有非排他性，政府可以以社会计划者的身份规定各种公共资源的价格和使用方式，以在对外（外地）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满足其追求地方政府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对外则表现出私人产权的属性，在资源的使用和产品的交易中具有绝对的排他性。[6]以上分析逻辑也同样适用于政府部门主导的“条条”经济。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投资比例居高不下和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的根源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结构失衡、“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目标难以落实的根源之一。 事实上，地方政府（部门）已将市场机制的运用推向了极端，政府成为一家以盈利（如GDP）为目的的经济单位，这不仅大大推迟了以民间资本为主导的公平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而且使得社会分工演化中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分工被扭曲，政府从事了从长期来看并不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市场竞争活动，而私人部门无法自发协调完成的公共事务却被政府忽视。尽管政府日益认识到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部门的首要任务，但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这种改变是艰难的。
地方政府（部门）主导型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不是越来越清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部门）与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改革初期就提出的“政企分开”目标至今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许在现有的政治架构内“政企分开”本身就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或政府内的行政官员又面临着被巨大经济利益俘获的问题，这表现为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特殊联盟关系。显然，这种格局的出现与政府作为市场规制者的角色定位是密切相关的，政府或官员被私人资本所俘获，一种可能是政府规制本身存在问题，这诱使企业家投入资源进行各种形式的寻租或联盟活动，另一种可能是政府规制本身没有问题，而约束规制执行者的制度出现了问题，规制者面对市场机会和权力租金的诱惑而主动与私人资本妥协、联盟。这一方面说明政府供给范围有从提供投资（包括有形和无形公共品供给）向提供“公共”政策转变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的经济活动有超越财政管理和监督的趋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僚机构越来越学会了利用“伪市场”手段来获取源自于公共权力的部门或私人经济利益。既然是“伪市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就难以仅仅运用所谓的经济手段来实现，这恰恰印证了“伪市场”必然对应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在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的“伪市场”中政府部门很难成为公平经济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必然存在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放任甚至纵容，从本质上讲，政府主要还是经济效率的追求者，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决策当局对公平赋予较高的权重，最低公平设定（中央权衡的约束条件）高于社会最优值，在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效率（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权衡过程中，效率始终低于潜在最优值。改革开放后，中央权衡中的效率权重明显提高，但为了达到理想中的效率目标必须考虑路径选择问题，稳中求进的渐进改革策略使得在经济分权中地方政府本位和部门本位控制了大部分的经济资源，从而表现为经济效率的追求者、地方政府及相关裙带、部门及相关裙带内可以很好地实现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协调，但这些裙带或圈层外的社会群体则只能是效率与公平的低层次权衡，实现效率的初始禀赋和发展机会对他们而言都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如果阻止裙带或圈层的利益外溢，如果遏制公平竞争机会的拓展，社会效率只能是低水平的非均衡的效率，公平也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公平，而不是全社会的普遍公平，两者的权衡也是分割的、碎片化的低水平权衡。
可见，无论是转轨早期对“关键”国有部门的保护性发展，还是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这两种策略性安排交织在一起，客观上起到了加速市场深化，增进短期（静态）社会福利的作用。与自发演进为主的市场化方式相比，我们可以称我国的市场化方式为策略性的。但是，这种策略性的市场化方式本身孕育着反市场化的力量――部分行业的行政性垄断之弊和政府职能转型难题。于是随着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阶段，早期政府推动的策略性市场化方式“异化”出的力量则成为阻碍改革沿既定正确路径演进的力量，从而可能将社会导向动态无效率的均衡。
无论是对国有经济的保护，还是条块竞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化，这些策略性安排必然是临时性的，必将随着转轨过程而被放弃，从而转向目标最优的制度安排。这里的问题是：早先权威主导型市场化转轨的目标是否会因策略性路径内生出的“异化”力量而改变？经济转轨的路径和政府供给范围的均衡区间是否会被锁定到一个动态无效率的状态？
三、 执政模式、政治承诺可信性与改革的路径控制
公共政策是个人（关键政治人物、立法者）与社会群体(包括官僚集团、党派、民间组织等)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政治角色之间不同的作用模式则构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架构。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极端的情形：情形之一是，公共政策由全知全能的社会计划者做出，其他人物仅是公共政策被动的适应者，这种假定在社会经济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同质性较强的环境中更接近现实。情形之二是，不存在所谓的社会计划者，政治家是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社会群体制造的政治压力高度敏感，以此来迎合大众偏好，获取最大的政治支持。这种假定在社会经济关系高度复杂，民主政治体制相对完善，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异质性较强的环境中更接近现实。现实是两种情形的混合物，而我国转轨的过程蕴含着一个公共决策模式从更偏向情形一向更偏向情形二的渐进转变。正是这种渐变使得权威主导型的动态优化过程可能受到威胁和削弱。
西方政治经济文献中对利益集团的讨论已相当深入，但那里的利益集团大多指的是有组织的集团（organized groups），因而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并达成集体行动的，利益集团是如何通过民主政治这一舞台对关键政治人物及官僚系统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或再分配的，以及利益集团之间是如何冲突和妥协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形来看，真正意义上以争取特殊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只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是另一种形式――未经组织的社会群体（unorganized social groups）。前者具有明确的组织和行动方案，通过游说活动影响政府决策，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后者大多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却自发地表达同样的政治经济呼声，以此来引起政治家或政府的关注。两者之间可能相互转化，所以对它们的区分也不得不带有时间特征，从目前的情况看，粗略地分类，属于前者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因各种理由而被保护的国有部门和垄断性行业等等，属于后者的主要包括相对强势的拥有社会保障的城市职工、教师、公职人员，相对弱势的城市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者等等。两者都能够对公共决策产生压力，从而影响政治均衡的结果，但由于制造压力的方式不同，因而制造相同的压力，不同集团或群体付出的社会成本不同。这里我们需要考察的过程是：渐进转轨的初期阶段，竞争性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尚未形成，权威主导型的动态优化设计在公共决策中占有相当的权重，这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力量对公共决策者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一阶段，政府供给中对国有经济部门的保护性支出，对相关群体的补贴性支出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平稳转轨的作用，这主要是社会计划者为实现动态优化过程而做出的策略性安排，但是次要的方面，计划经济条件下相对受益的部分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对改革持有怀疑和犹豫态度，他们的要求与社会计划者的动态最优化策略性安排拟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转轨初期阶段政府供给范围的均衡区间。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渗透，相关利益集团浮现出来，与之相对应的具有某种社会经济特征的群体也浮现出来。我们将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浮现的渠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于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造成财产或财富差别的最直接原因，作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以及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大都把财产作为划分集团或社会群体的标尺。Widen对政府经济分析中的“集团”本位做了系统的综述。[7]而造成的，这种差距或为市场竞争所诱发，或为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所导致。第二类是政府基于某些规范性考量而给予某些目标群体以保护，但这种保护在时过境迁之后却难以消除，反而使当初的目标群体演化为有相当政治经济话语权的利益集团，这一类渠道可称之为“异化”――当初有助于转轨的策略性安排成为当今阻碍实现转轨目标的力量。新生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公共政策结果，也就会影响整个转轨的路径，并有可能使原有的动态优化过程半途而废。由此也很容易地看出，原先作为政治权威控制转轨进程工具的政府供给，现在正被转轨过程中的各种力量所内生决定。
前面我们提到，政策结果是关键政治人物（类似于社会计划者）与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交织作用的产物。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可能接近于社会计划者最优化决策的结果，但一般情况下两种均衡存在很大差异，尤其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与非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之间冲突显著的时候。第一类渠道形成的利益集团有可能具有推进市场化转轨进程的动机，第二种渠道形成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是反对进一步转轨的力量。这个时候，所谓的政府供给中的“越位”与“缺位”现象才真正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在此之前，“越位”与“缺位”还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并因转轨过程中的策略性安排而具有合理性。这个时候，市场化的转轨进程能否最终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关于经济改革的政治承诺是否具有可信性。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一般而言，两党或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情况下，在位者很难做出可信的长期（至少多于一个选举周期）政治承诺，从而使政府难以通过策略寻求跨期（选举周期）投资最优化，也就是说政府将偏向于收益快、见效明显的短期社会供给，而忽视本期低回报，而下一期高回报的社会供给，如各种人力资本投资。[8]相反，一党长期执政的好处就在于政府可以做出相对长期的政治承诺，一方面可以实现象经济转轨这样的跨期动态优化，另一方面可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关系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领域。而现实中我们发现，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体中战略性政府投资并不一定太少，而一党长期执政的政体也不一定进行更多的战略性政府投资。这不是上面的分析逻辑有问题，而是由于存在更为重要的约束条件在发挥着相反的作用机制。社会财富存量和政府财力约束是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社会财富和政府财力越充裕，政府进行战略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另外一个可能的作用机制是，竞争性执政条件下选民约束（通过代议制）更强，从而迫使政府做出更富远见的投资和公共供给，进而有可能抵消了不可信政治承诺带来的低效率。而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往往是官僚体系的惰性和腐败使得政治承诺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从而难以收获可信性政治承诺带来的好处。因此，要继续推进转轨进程，首先，需通过执政党强化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承诺，使之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继续发挥主导角色（至少要在市场化转轨基本完成之前）。其次，可能是更重要的，更有前景的取向是让来自集团或群体的不同“呼声”公开透明化，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最后，需改革执政党与政府系统的政策执行力，尽量缩小政治承诺与政策效果之间的差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使政府的职能分工逐步收敛到其核心领域，使政府职能的收敛与市场吸纳功能的拓展相协调。
“职责同构”所谓“职责同构”，是指在政府间关系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通俗地讲，就是在这种政府管理模式下，中国每一级政府都管理大体相同的事情，相应地在机构设置上表现为“上下对口，左右对齐”。（朱光磊，张志红，2005；周振超,2005）[9-10]的“权威+官僚系统”单一政党执政模式有利于增强跨期改革承诺的可信性，这种模式相当于提供了一种类似“规则”，而非“相机抉择”的机制，从而减弱了政治决策时间不一致性（Kydland，Prescott，1977）可能带来的宏观动态效率损失。当同质性社会偏好占主导的时候，尤其是权威、官僚和一般居民偏好趋同的时候，上述执政模式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承诺可信性，这保证了宏观动态效率的获取，而且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较小。[2]当异质性社会偏好占主导的时候，这种执政模式虽然仍然具有较高的政治承诺可信性，但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很大。随着社会偏好异质性的增强，最优公共政策的竞争性发现机制和弹性调整机制就成为最为迫切的需要。原有的执政模式如何改变才能适应这一新趋势？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效率损失实现这一改变？我们在最后一部分再回到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话题上来。
四、 策略性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两期离散时间的情形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致力于将经济转轨与财政转型置于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内，并在这一框架内比较策略性与非策略导致的社会福利时空分布。首先，我们考虑一个离散时间的两期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情形。
前面笔者已对“策略性”安排的两种形式――对国有部门的保护性发展与政府参与型加速市场化做了分析，与之相对的是“非策略性”安排，这里的“非策略性”安排可以理解为经济转轨的另一种路径：实行一次性存量资本均等化分配，从而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原始的自然演化轨道。这种假想虽然有些极端，但能够抓住“非策略性”安排的最主要特征。另外，“非策略性”安排在当时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与实际的和将来可能的转轨路径做比较。
表1列出了第一期（转轨的早期阶段）与第二期（转轨的中后期阶段）的可比之处。从公共决策的类型来看，转轨的早期阶段类似于社会计划者的动态规划过程，这时政治权威推动改革的作用非常重要，转轨的中后期利益集团、社会群体以及政府（执政党）本身的多元互动成为公共决策机制中的主要特征。
表1中的市场深化是指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分值越高说明市场经济的质量越高，分值越低说明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政府不当干预、行政性垄断等问题越严重。财政制度指的是财政公共化转型的程度，同一时间，财政公共化程度越高，则分值越高，转轨中的策略性政府供给会降低财政公共化的程度。非策略性转轨中的市场深化和财政制度初始赋值为2 ，第二期转轨目标实现，赋值为10。以此为基准，策略性转轨第一期的市场深化赋值为5，这意味着转轨早期对国有部门的策略性保护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推动会产生较高的即期社会回报，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策略导致的内生利益集团（“异化”力量）掌握了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决策，那么社会有可能被锁定到非社会计划者原先预期的低效率状态（赋值为2），转轨将半途而废。当然，如果在推动改革上仍然具有一定权威的政府以及赞成继续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公共决策的最终结果，社会将继续优化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的配置比例，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程序，从而在第二期达到与转轨目标设定相一致的社会状态（10）。另一方面，就财政制度而言，第一期，早期的策略性政府供给必然导致财政制度的赋值（1）低于“自然”状态下的赋值（2）。第二期，财政制度的演化面临着上面同样的难题，与经济转轨的过程相对应，一种可能是推进改革，完成转型， 实现公共财政制度（10），另一种可能是改革半途而废（5），“公共”财政成为既得利益者通过公共方式进一步攫取私人或集团利益的工具。
策略性转轨中，规范意义上的改革者追求的是社会福利的5+10模式（策略性安排具有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和财政制度演化的1+10模式（策略性安排虽然静态低效率，但有动态效率）。从整个转轨过程来看，早期政府供给的策略性选择――“越位”与“缺位”是静态低效率的，如果他们具有动态效率，即转轨的过程能够平稳实现，那么所谓的“越位”与“缺位”就具有合理性。但是，如果他们不具有动态效率，并在转轨的中后期不断制造出新的“越位”与“缺位”，那么潜在的问题就变成了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
五、 策略性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连续时间的情形
第四部分对两期离散时间情形的分析虽然简单明了，但它忽略了我们第二部分提到的“目标赶超”特征，即在政治权威看来，采用怎样的策略性安排才能尽量节省赶超的时间？这一部分，我们利用一个连续时间情形的图形说明策略性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可能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和社会福利我们将社会福利看作市场深化程度与财政公共化程度的双元函数，市场深化和财政公共化程度越高，社会福利水平就越高。同时，市场深化与财政公共化之间又存在策略性互动，这种互动会如何影响社会福利的时间分布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的时间分布，见图1。
有策略（下图）行为的经济转轨
图1的上图描述的是非策略性转轨下的市场深化程度演变趋势图，早期阶段社会福利的增进相对较慢，但随着各种配套制度的健全市场深化会自动加速，并最终在t2时间达到市场化转轨的稳态水平和稳态的市场深化程度W*。图1的下图描述的是策略性转轨下的市场深化程度演变趋势图，早期阶段市场深化的速度相对较快，这主要是政府供给的策略性安排和市场化过程中政府的策略性参与造成的。在时间t1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W1>W′1，但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当然也有若干中间状态）：第一种情况是在原有计划者权威的积极推动下很快实现了整个转轨的动态优化过程，从而在时间t3处就逼近了稳态的市场经济和市场深化水平，图中曲线3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目标赶超”得到最好的实现。第二种情况可能是早期策略性选择内生的“异化”力量主导了改革进程，从而使转轨过程半途而废，社会被锁定到一个低效率的市场化和社会福利水平W′*，如曲线1所示，显然W′*
与经济转轨过程相对应，我们来观察财政转型过程。图2的上图描述的是非策略性转轨下财政制度演化的趋势图。S*表示与标准的稳态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公共财政制度，这一状态在t2时间达到。图2的下图描述的是策略性转轨下财政制度演化的趋势图。在转轨的早期，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是滞后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转轨中的策略性选择减慢了政府供给朝市场经济内生型公共财政转换的速度，显然，在时间t1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S1
最后来看图1和图2中的策略性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在时间t1之前，财政转型的策略性滞后在客观上起到了加速市场化的作用，如果作为经济基础的市场深化更具有战略意义，那么这种财政转型的策略性滞后就是值得的。但策略性市场化转轨本身孕育着巨大的路径风险，由此可能形成三类迥然不同的市场化转轨路径，同时派生出三类不同的财政转型路径。
六、 结论与讨论
我们基于对中国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过程、路径的经验观察，讨论了政治权威改革目标正确设定条件下政治承诺的跨期可信性问题，指出了政治权威与策略性改革所内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决定“目标赶超”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呈现出一种策略性的互动关系。
1．对我国经济转轨期政府供给范围转变的效率评价应该以转轨的动态过程为背景。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过程与体制外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财政学中经常讨论的“越位”与“缺位”现象的认识不能进行孤立的判断，必须与一定时空环境下政府主导的转轨策略，以及这一策略安排的后续可信性相联系。如果转轨的动态优化过程能够尽快完成，则由于其中策略性安排所导致的暂时性“越位”、“缺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动态有效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否则，此前所做的各种策略性安排带来的是更低的效率和更差的结果。因此，在转轨的后期阶段必须坚持改革的政治承诺，完善新的履行这一政治承诺的法治化基础，并寻找推动市场化转轨顺利完成的新动力。
2．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利益集团的出现和社会群体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利益集团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过多的利益集团活动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僵滞，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政府判断社会偏好，使政府供给更富社会效率的主要渠道之一。原则上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不同类型利益集团的形成而实现上述两者的最优权衡，但对政府而言，鉴别成本很高，错误鉴别的可能性也很高，因此根本的作法还是使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活动公开化，从利益集团政治性寻租的源头上来解决问题，从而既规避了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又利用了利益集团的积极作用。对不同社会群体非组织化的自发集体行动也应该采用类似的取向，从而为不同局部利益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偏好的凝聚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政治平台。
3．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形成机制转变的过程。转轨的早期，利益的群体化现象虽然存在，但并未强大到成为显性的利益集团，从而他们对公共决策的政治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这时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公共决策的主体是一个拥有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社会计划者。这一社会计划者为保障体制的顺利转轨，会做出策略性安排，而策略本身会导致利益集团的内生形成。同时，由于经济市场化本身，特别是机会不均等的市场化会带来利益群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分化，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的出现不可避免，公共决策的机制中社会计划者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必然相对增强。这种公共政策形成机制潜移默化的转变很有可能破坏原有的市场化转轨路径，从而将社会长期锁定到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之中。面对这种困境，最直接的反应是通过党政系统强化市场化转轨的政治承诺可信性和执行力，间接反应是政府通过联合具有推动改革动机的利益集团，并利用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济“呼声”对抗反对继续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为转轨过程的完成提供新的动力机制。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推论：公共决策中的策略随着决策民主化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而公共政策的战略性选择也会从社会计划者的单边抉择模式向多利益群体的博弈均衡模式转变。
4．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是“一次改革”：即由计划到市场的改革，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新生的民营企业一起进入了市场，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那么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二次改革”：即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民间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从市场经济的竞争者身份上退出，专司其管理和监督职能，政府供给从一般建设性领域退出，专司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从而使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能分工进入一个自发演化的良性循环，成功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财政体制的公共化转型。
5．“职责同构”的“权威+官僚体系”执政模式在经济转轨的早期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偏好异质性的增强，“职责同构”必将被“职责异构”所取代，只有这样，政府职能的“条块”交织现象才能得以消除，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职能分工才可能通过政府间竞争过程得以发现并规范化。同样，社会偏好异质化也给“权威+官僚系统”的执政模式带来挑战。给定“权威”也是有限理性的这一假定，社会偏好异质性使得有限理性的“权威”更加难以发现最优的公共政策，这表现在“权威+官僚体系”执政模式下只有当不良政策的负面效应积累到非常显著的时候，政治系统才会对此做出反应。这就需要更具灵活性和竞争性的执政模式。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党内民主和竞争机制建设应该是一条具有经济效率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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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经济发展；深远影响
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改造过程。在生产、管理、运营、营销方面上应用数字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在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国有企业经济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国企管理者需要积极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提升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1.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1.1数字化转型给国有经济带来的机遇
激发国有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消费的效率和形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数字化转型从多方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拉动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拥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很多国家都将数字经济提高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政府部门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能够为国有企业开拓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大的拉动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投资的活跃度，在建设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在研发前沿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于需要投入较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会增加投资的数额，提高资本的流通速度。为国企经济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数字化转型能够突破时空上的限制，使得国际经济交流变得更加密切，加快了经贸往来交易的速度，能有为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
1.2数字化转型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的挑战
跨行业、跨区域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经济背景下，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传统国有企业会面临被替代、被淘汰的经营风险，由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提供比传统国有企业更优的服务和商品，因此对于传统国有企业经济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例如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给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挑战。从现阶段市场经济形式来看，传统实体经济的消费额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信息服务业、咨询行业也处在被替代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中经济融合、跨界业也加快了竞争格局的变化，在传统经济市场背景下企业探索的相关领域也不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较大的发展机遇。例如谷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在无人驾驶、导航、地图开发等领域的研发，也提高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信息传统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国有企业只有通过准确的信息来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对机遇和风险进行合理的把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也对国企辨别。获取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关国企的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会变快，因此国有企业就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身企业的形象。与传统渠道传递信息一点对多点的模式相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播信息具备多维度、多点的特征，因此传播负面信息的速度也较快，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较大的应对能力。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失真、虚假的信息，对判断和分析经济环境的能力起到了负面性的影响，开发互联网环境中涉及到大量复杂的信息，也存在着一些不真实的信息。信息失真、扭曲严重影响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正确性分析，会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发生偏差。延缓了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不能紧紧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
2.数字化转型下国有企业经营的难题
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数字化转型既是对技术进行的更新，也是全方位对经营理念、战略、组织和营运进行的变革，主要是从全局的方面来谋划。现阶段很多国有企业有着比较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但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和战略目标并不是很清晰，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在生产端引入相关信息系统，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来进行综合性的谋划，高层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能达成共识。同时，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一项系统复杂的任务，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人才培养、业务能力建设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新的要求，一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重塑组织和完善相关制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有明确部门之间的权利和职责，激励奖罚制度和考核制度也不够完善。数据资产应用范围不广泛：数字化转型从实际上来看是国有企业对数据资产不断积累、应用的过程，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对数据价值的合理利用、加工。现阶段对数据应用方面，很多一部分国有企业还处在感知阶段，并没有进入到行动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流程的工业数据链；在内部各个业务系统中散落着分布不同数据资源，在过程控制层和底层设备层之间不能进行及时的沟通，引发了“数据孤岛”的问题出现；融合外部数据的能力不高，不能对数据的更新与分布进行全面、及时地感知。目前由于受到数据的质量、规模、种类方面的限制，一部分国有企业应用数据还处在起步阶段，在风险控制、精准营销方面还缺乏广泛的应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从决策性和预测性的分析，不能都会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进行合理的挖掘。缺乏数字核心技术和第三方服务：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也会面临供给数字核心技术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架构设计、咨询和数据运营等任务方面缺乏应该有的承担能力。同时由于市场上的大数据、软件和云计算服务商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也就加大了国有企业选择的难度。明显的数字鸿沟：传统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比较突出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并不具备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对数字化转型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有时会受到资金、人力方面的限制，这就会严重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的建设在功能完整性、行业覆盖面、模型组建系统性等方面还不够先进，在行业内还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
3.国有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转变生产经营管理思维：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要提高员工对数字化的认识，现阶段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认为通过数字技术就能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因此就需要对数字化转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下，技术与人才的合理搭配是比较重要的，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并不能盲目地追求先进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转型就是机器代替人工，而是要综合考虑到人工和机器相互配合，调动起员工在更新产品、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国企管理者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重视消费者体验，培养国企员工社会责任意识，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国企社会形象，带动消费者消费。鼓励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大胆创新的改革理念，并积极吸取员工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国企的生产经营能力：一方面对风险和创新进行正确的衡量。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的交易结构、运作结构和成本结构带来的较大的创新和改变，使得传统国有企业从原来以服务和生产为核心体系向数据和信息为核心体系转变，因此，在转变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风险，国有企业要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衡量。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国有企业决策者应该具备较强应用数字思维的能力，创新性数字化思维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建设高效的数字技术供给体系：国有企业在数值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建设一个数字经济创新平台，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特别是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水平和原创创新技术水平，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究力度。对全球平台和人才资源进行整合，加大与全球科研机构进行紧密合作，推进融合性创新和数字技术原创性研发。制定任务明确、目标清晰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企业设定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不能采用传统的方法，要组织企业员工、管理层和董事会召开座谈会，聘请新兴数字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参与数字技术的研究工作。在选择数字转型路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选择自上而下的局部尝试和顶层规划并行的方法，在发生局部突出的时候，要坚持“客户优先”的基本原则，积极采纳客户提供的合理解决方案。国有企业可以应用联合项目组的方法，来制定出一个统一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强化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面的支持：对政府服务进行优化，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对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进行统筹研究，对土地、人才、金融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力量进行整合，全面推动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在取得财税支持上，需要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统筹，加大对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力度，这样可以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国有企业需要探索成立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基金，推动各级政府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投资子基金；积极落实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惠企政策，确保落地见效。
4.结语
编者按：
2005年5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办的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论坛举办期间，《财富》全球论坛中方秘书处向与会代表和记者提供了一套由国务院新闻办监制的惟一指定中国资讯，传媒分册是10册中的一本。传媒分册从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和结构、中国传媒产业的政策及经营环境、社会不断进步营造着传媒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等方面展望了中国传媒产业的前景，极富学术和实践价值。本刊从本期开始分三期陆续全文刊登这一发展报告。
序言
2004年，在中国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全年广告经营额再创新高，突破1200亿元；传媒体制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试点单位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大批新闻报道促进了若干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传媒产业的突出表现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可。
一个产业的兴起，要由一个庞大的企业群构成。2004年中国传媒业发展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政府层面上对传媒机构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转型的推动。2003―2004年，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相继出台政策，分别对报刊社、出版社、广电媒体提出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分开、企业化转型等要求，实质上就是促进中国传媒机构的企业化转型――起码是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在经营层面的企业化转型。
从公司化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传统传媒机构大多为国有事业单位性质，即使带有产业特性，也无法称之为真正的企业，因此严格来讲所谓的传媒产业也只能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传媒产业，距离真正的产业目标，仍存在不小的距离，距离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目标，仍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
但2004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让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的传媒业也正走上产业化发展的规范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2004年真正的媒体企业开始出现，而这一群体势必会越来越大，传媒也将真正成为一个产业，因此2004年可谓是中国传媒产业的启蒙年。
2005―2008年将是中国传媒产业的崛起期，2005―2010年将是中国传媒产业的起飞期，而2005年则将是中国传媒产业改制与转折起飞的元年。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在中国社会经济稳健发展、传媒产业国际竞争加剧、国民消费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得以迅速前进，能否在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问题的引导和解决、服务人民文化消费需求上发挥自己独有的作用，2005年也将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必将作为中国传媒产业由启蒙到起飞的关键点而载入史册。
从传媒机构个体角度来讲，2005年中国传媒机构能否抓住这一产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及时进行市场化转型和迅速发展，将决定自己在社会舆论层面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决定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决定自己将来的发展前景。
从产业整体角度来讲，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实现真正的企业化转型，是决定其能否具备足够发展后劲、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关键一搏。中国传媒产业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将受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影响，同时，中国传媒产业理应也必然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理性健康发展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推动器”的作用。
我们预计：
2005年，改制将成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题。
2006年，扩张将成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题。
2007年，国际化将成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题。
2008年前后，中国传媒产业将全面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
一、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与结构
传媒产业究竟由哪些产业构成，各个国家统计标准各不相同，仅存在一个大致的共识。由于中国传媒产业统计的缺陷，长期以来纳入公共视的一般是四大传统媒体（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四大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构成了中国广告营业额的半壁江山，它们和广告公司共同构成的中国广告营业额，2004年已逾1200亿元。
实际上，另外一些传媒细分市场的发展长期以来为人忽略，例如报刊发行收入、有线电视收费等，虽然这部分收入客观存在且产值巨大，但在研究中国传媒产业的整体规模时，经常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及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新的媒体形式逐渐涌现并迅速发展壮大，这些媒体形式正壮大着中国传媒产业，并在其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分额。这些传媒细分市场所占市场分额已超过中国传媒产业整体市场的一半。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传媒产业核心层应包括报纸广告、电视广告、期刊广告、广播广告、广告公司、有线电视收费、图书出版、报纸发行、期刊发行、电影票房、音像制品、手机短信、上网费、游戏等14类，上述中国传媒产业核心层产值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2004年产值规模约为3270亿元（如图1、图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传媒产业统计的欠缺和统计数据公布时间的制约，以下数据为我们参考多方资料推算而得，谨供大家研究参考。
1.中国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状况
据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统计数据，2003年全国出版图书、期刊、报纸总印张为1806.93亿印张，折合用纸量418.59万吨，与上年相比，用纸量增长10.75%。其中：书籍用纸占总量14.11%，课本用纸占总量11.77%，图片用纸占总量0.1%，期刊用纸占总量6.13%，报纸用纸占总量67.89%。
图书
2003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70家（包括副牌社35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0家（包括副牌社14家），地方出版社350家（包括副牌社21家）。
2003年全国共出版图书190391种，其中新版图书110812种，重版、重印图书79579种，总印数66.7亿册（张），总印张462.22亿印张，折合用纸量108.77万吨，定价总金额561.82亿元。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1.4%，新版图书品种增长10%，重版、重印图书品种增长13.2%，总印数下降2.9%，总印张增长1.3%，定价总金额增长5%。
期刊
2003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074种，平均期印数19909册，总印数29.47亿册，总印张109.12亿印张，折合用纸量25.64万吨（含高校学报、公报、政报、年鉴1704种，平均期印数429万册，总印数4287万册，总印张178015千印张）。与上年相比，种数增长0.5%，平均期印数下降2.44%，总印数下降0.14%，总印张增长2.58%。
报纸
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金融控股公司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0-0070-03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识码:A
一、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经验借鉴
资产管理公司通常是在银行出现危机时特别成立,用来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专门机构。如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瑞典和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日本的过渡银行等都属于这类机构,其实质是指由国家出面专门设立以处理银行不良资产为使命的暂时性金融机构,具有特定性的使命特征和较为广泛业务范围的功能特征。以下对几个典型的国家处置不良资产和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发展的做法做一综述。
(一)美国最先迈出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实质性步伐。1989年成立重组信托公司(RT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一起来处理大批倒闭的储蓄贷款银行。到1995年,FDIC和RTC先后处置了7050亿美元的资产,使金融不良资产问题得到了较为彻底地解决。1995年12月,RTC在完成使命后宣布解散。
(二)瑞典1992年在银行业已陷入严重困境的情况下,借鉴美国的经验成立了多个资产管理公司分散处置各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但不同于美国RTC模式的政府果断介入和果断退出,基于本国实际境况进行了新的发展。一是成立多家资产管理公司;二是不完全由国家一手包办,银行可有自行成立、自行管理的资产管理公司;三是资产管理公司采取了商业化转型的办法,让国有的和各银行自行成立的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发挥作用。
(三)为应对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相继采取措施,包括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加以解决。1998年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Fsc),领导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对银行进行重组,KACMO的政策性特征更加突出。泰国成立金融重组局和资产管理公司,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相继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接管银行的不良债权,并试图通过重组、出售来缓解银行业存在的矛盾。由于采取的措施较为及时和彻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上述国家均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尤其是韩国和泰国表现得更为明显,金融系统渐趋稳固,投资者的信心逐渐恢复,货币汇率和股市持续反弹,银行的稳定性有了明显的提高。
(四)中东欧国家大体上采取集中、分散和混合三种模式处置不良资产。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都是采用集中模式,即由政府出资设立或直接经营独立的机构――整合银行(CB),负责统一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国家大都采用分散模式,由债权银行专门设立机构或小组来处理自身的不良资产;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则采用混合模式,既有财政主导的重组,又有银行主导的重组。
(五)日本没有采取成立专门机构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而是在政府主持下,即运用政策包容、实施注资并清理不良资产,同时银行注资与不良贷款的处置同步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使日本政府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综上所述,各国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模式的比较,由于各国不良资产管理主体的最初设计原则、不良资产市场结构、规模以及资产管理处置结构等方面的情况不尽相同,其资产管理公司在完成使命、实现市场转型和退出时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成四种:一是设立一定的存续期,完成自身使命后即宣布解散,清算后关闭;二是实现政策性业务向商业化经营行为的转变;三是将国内同类型机构进行整合,逐步加强其权限作为政策性机构永久存在经营;四是对国内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合并。
二、发展方向的选择: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
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根据我国自己的国情和特点,找出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在改革与转型中的发展方向。转型既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也是资产管理公司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必然性。向商业化转型,就是变单纯执行政策性目标为面向市场,追求盈利最大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广义来说,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经营某类金融业务并通过控股兼营其他金融以及非金融业务的集团公司,也就是指在同一个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金融企业为社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它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高级形态和有效形式。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组织安排,金融控股公司在进行综合性银行业务(混合经营)时具有许多优势,这些优势决定了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有效的综合性银行组织制度安排。它的主要特点是:集团控股,联合经营;法人分业,规避风险;财务并表,各负盈亏。金融控股公司设立的最基本的目的在于通过内部的业务协同,通过实施集团多元化混业经营,来实现整体的利益最大化。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整合,银行、证券、保险等的单一经营模式不但是旧模式的重复,也不符合金融发展的混业经营趋势。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将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进一步深化金融业混业经营在中国的探索发展。从资产管理公司自身的情况来看,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存在一定的优势条件:
一是专业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多年的不良资产处置实践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收购调查、估价、内部处置程序、处置方法的制度化总结和运用。国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目的是要处理不良资产。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前提下,期初,大家对处理不良资产方面都没有太多的经验,法律环境也不成熟,不良资产处置没有专业二级市场,因此难度比较大。经过十年的磨砺,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形成自己的专长和优势,积累了很多经验,对未来业务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政策优势。主要体现为国家为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给予的政策支持,突出表现在经营范围的创新性、混业性和可扩充性等优势。就目前的业务范围而言,资产管理公司已获得了全方位的投资银行的服务功能,且在证券承销、重组并购服务方面是很有潜力的,应形成比较强的专业能力和优势,其中重组并购服务更能体现公司服务的独特性和专业技术含量,相对容易形成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良资产相关债务人、关联人的大量存在为公司带来了一群自然的、独特的、潜在的客户群。在执行资产处置任务的同时,注重筛选、培养一批长期的、稳定的客户,有意识地培养高质量的企业客户群,并形成在重组并购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同时,该优势的关键还在于,国家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代表着国家在金融混业经营方面的探索,带有前沿性
特点,容易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进一步的资本扩张。
三是资本优势。公司成立时即由财政部出资100亿元,与目前资本市场中100多家证券公司相比,相对资本优势不可否认,而且从信达、华融、东方3家资产公司与母体银行成功建立战略投资关系,其资本更是瞬时倍增,这也体现了资产管理公司资本扩张性的强势。
四是资源优势。首先银行机构存量不良资产额度巨大。虽经政策性剥离和竞标收购不良资产,但各家银行隐性未剥离和增量不良资产仍然是不良资产的重要来源。其次证券、信托、地方融资平台不良资产风险不断积累。截至2009年底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达6万亿元左右,80%左右为项目贷款,过度举债已达极限,融资风险十分明显,国家已出台严格规范措施,但仍会形成可疑、损失类不良资产。再次房地产业贷款风险极大。国家加大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正在密集出台,房地产不良贷款的产生成为必然。最后“低碳”时代“两高”贷款风险暴露,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不良贷款已经出现“双升”局面。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大有可为。
优势的存在为资产管理公司立足资本市场,实现后来居上提供了良好机会。如何挖掘、发挥自身优势,提高创新能力,多措并举,将这些优势综合运用,进一步深化,真正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是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必须解决的事情。
三、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对策
(一)重塑产权结构与治理机制
目前,资产管理公司既不是有限责任公司,也不是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和缺乏董事会的治理结构,既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也不能保障资产管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只有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与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充实公司自本金,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规范公司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组织管理体制,实现股权多元化,治理机制商业化,形成有效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者之间的制衡机构,使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按照商业化原则经营管理,参与市场竞争,才能谈得上向商业化转型和市场化发展。
(二)确立清晰的发展战略
从国际上各大投资银行的发展趋势看,各家机构在业务拓展多样化、交叉化的同时,都各有所长地向专业化方面发展。围绕金融控股公司的目标,在发展现代业务多元化的同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资产特点,有所侧重,走专业化道路。不能照搬其他公司的模式或路径选择,而应从资产管理公司实际出发,扬长避短,研究制定出符合实际、最有利于发挥优势特长的战略。模式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别,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同时,战略的制定也未必力求一步到位,可以随着转型实效取得情况,进一步深化和提升。
确立清晰的发展战略,就是要明确业务组成,即欲进入的业务领域,分门别类,确定哪些是主要业务,哪些是次要业务,哪些极有可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并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相应的中期、长期发展目标,明确具体的发展措施的途径。
(三)完善支撑战略的组织架构体系
完善支撑战略的组织架构体系不仅是适应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支撑实现金融控股公司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前提。对照战略目标的多元化业务种类相应设立业务分部,或者是在业务成熟之前不单独设立,而集中设立发展研究中心,在发展研究中心内部分设课题组,分别研究、开拓各自业务领域,建立起“研发中心”和新业务发展“司令部”的雏形。同时,这部分人力资源的配备,力求做到配强、配齐,能通过内部发现、培养的就通过内部途径解决,没有合适人选,就积极引进专业人才。从而,真正保证支撑战略的新业务有相应的专业研发人才,保障新业务拓展的稳步推进。
(四)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
制定严格的目标责任制和问责制有利于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监控,实现经营效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约束的最大化。要确定合理的考核目标和责任偿付,在此前提下,建立多样化、高度透明的激励机制,使薪酬激励与明确的、可衡量的业务目标挂钩,强化技能和竞争力在业务开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使公司治理更具活力和持久性。
(五)创新人才战略
人才战略就是要配合好发展战略定位要求,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关键环节,造就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只有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新业务领域的进人才能有基础。特别是对现代金融业务的开展,涉足的领域繁多,业务关系错综复杂,必须有熟悉金融、财务、法律、管理的经济“通才”。只有这样,才能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思路,提升公司软实力。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胡祖六博士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有两条建议:一是要特别注重培植高质量的客户群;二是要吸引优秀的专业人才,重视员工的培训。
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势在必行,伴随着各家金融控股公司改革的进程逐步加快,转型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各家资产管理公司能否将转型与自身的业务特长联系起来。资产管理公司要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商业化转型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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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会展 旅游会展保障系统 主体角色 角色定位
我国旅游会展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其转型现象和特征也逐渐凸显。旅游会展的转型引起了业内和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可查阅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会展效应和旅游节庆转型的个案研究、旅游节庆和展览会市场化策划等领域,鲜有从系统的视角来探讨旅游会展的转型。而从旅游会展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现有的经验借鉴中,可以认识到旅游会展的运作和发展是一个和谐、完整的系统。因此,本文试着选择以旅游会展保障系统尤其是其主体角色的发展定位为切入点,来讨论我国旅游会展转型的问题,以期对有关方面决策有所帮助。
旅游会展保障系统
旅游主题节庆活动与大型旅游博览会是展示区域旅游业发展状况的主要途径。至今,我国成功举办过的旅游会展既包括大型的综合性旅游博览会,也包括诸如2007上海国际豪华旅游博览会、2008上海世界旅游资源博览会、2008全球旅游景点博览会暨全球旅游年会和海峡两岸旅游行业联谊会在内的各类国际主题专业旅游博览会。各地也举办了许多有特色的区域主题博览会和节事庆典,我国旅游会展业正呈现出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转型发展态势。但同时,我国旅游会展业存在重复办展、会展运作不规范、品牌化程度低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并提升我国旅游会展产业的整体运作是各业界人士需要关注的。从系统和谐的角度来看,旅游会展保障系统尤其是其主体角色的发展定位对保障转型期我国旅游会展的有效运作并实现其整体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会展保障系统包括政策行规保障系统、市场保障系统、硬性基础支撑系统、财经和人才保障系统以及媒介保障系统。政策保障系统是指一系列旨在保障和推动旅游会展业可持续发展的倾斜性政策和行业规范所组成的系统;市场保障系统主要是为旅游会展业的健康发展培育相对规范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硬性基础支撑系统确保旅游会展顺利进行的专业设施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财经和人才保障系统就是从财政金融和会展人才培养开发两方面采取多种措施,为旅游会展提供财力和智力支持;媒介系统则从传播和舆论导向方面来提高旅游会展的社会影响力和调动社会参与性。从旅游会展的五大保障系统涉及到的职能组织中,可以分析出旅游会展保障系统的三大主体,即政府管理部门、会展企业、协会中介组织。深入分析转型期旅游会展运作保障系统的主体发展定位,有利于各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自觉实现角色更替并选择合适的旅游会展业发展模式;也有利于协会中介组织进行职能调适;更有助于企业实现旅游会展办展主体和运作形式及内容的创新。
旅游会展保障系统主体现状分析
(一)政府管理部门
纵观我国旅游会展产业发展轨迹,最初采取的是政府包办型主导发展模式。在旅游会展相关领域的法律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商务部、中国贸促会等相关部门颁布了20多部旨在促进会展业健康有序发展的行政法规;地方政府在会展城市的形象定位、宣传以及会展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了持续性的公共资源投入;国内旅交会、旅博会的主办方多为各级主管部门,作为会展的主办方或承办方的各省市地方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外经贸等部门积极动用政府资源,直接参与旅游会展的运作和管理,地方政府间经常相互组团参加对方的展览,这种“政府搭台”举办的旅游节庆展会运作模式中,政府操作的痕迹比较明显。在我国旅游会展业发展初期,政府包办型主导发展模式直接推动了我国旅游会展业的新兴和发展,但这种模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政府在旅游会展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不甚明确,政府的大包大揽使得政府在很多方面替代了企业和协会的职能。同时,在旅游展览会、会议和节事项目的审批方面,多头审批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旅游会展的规范管理方面,旅游会展归口管理部门也不甚明确。各地缺乏专门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及统筹协调机构,区域间重复办展的现象比较多。
伴随我国旅游节庆和小型专业展览会的市场化转型,我国旅游会展产业发展逐渐成熟,政府包办型主导发展模式正在不断调整。从我国旅游节庆的逐步转型来看,一些地方政府主动从旅游节庆产业的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把工作重点转到节庆环境和氛围的营造、发展规划和管理协调上来,对旅游节庆只是象征性地给予补贴,由部门代表政府行使职能,政府部门通过间接方式为旅游节庆提供服务,节庆的经营基本属于企业行为,政府直接参与旅游节庆的成分相对较少。归纳起来,我国旅游会展发展类型主要有政府包办模式;各部委局及协会主办或与政府、地区联合主办的模式;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这四类模式,政府不断调整其在旅游会展保障系统中的角色和职能,直接介入旅游会展具体运作的成分逐步减少,并集中在政策行规、硬性基础设施、市场保障等方面提供资源保障和公共服务支持。
(二)旅游会展企业
在我国最初的政府包办型旅游会展产业发展阶段,旅游会展企业是缺位的。随着旅游会展产业的逐步成熟,一些地区的旅游节事和小型专业展览会实现了市场化、商业化的成功转型,在很多项目上采取面向社会招展的运作方式。市场化特征在2007北京国际旅博会等大型博览会中也有所显现。从政府包办到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转型和发展中,一些隶属于贸促会和旅游会展政府部门的会展承办机构纷纷转型,也涌现了大批民营会展公司。目前,参与国内旅游会展的企业大概有三类:从政府机构剥离出来、转型的旅游会展企业,它们在参与旅游节庆和大型旅游博览会筹办方面具有比较好的政府资源和筹办经验;隶属于旅行社和酒店的旅游会展部门具有规模小、专业性强的特点,它们在旅游会议筹办方面具有天然的整合优势;兼做旅游会展的专业会展广告公司,这类公司在会展公司、广告、运输、搭建、旅游等会展产业链的协作方面具有运作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
我国旅游会展商业化、专业化转型过程中,一些具有实力的会展公司参与承办旅游节庆和旅游博览会,并逐步成为核心办展主体。有些大中型和特大型展会虽然总体上由政府掌控,但旅游会展企业已经开始作为承办方承担项目的运营,如青岛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与青岛市旅游局联合承办了2008中国青岛?亚太国际旅游博览会。同时各地还涌现出独特新颖的市场化项目策划运作方式。但由于我国会展企业大多存在规模小、专业性不强、资本运营能力欠缺等特点,还不能单独承办大中型的旅游会展,更谈不上主办中大型旅游会展。在大中型旅游会展运作中,客商邀请工作和商业筹资工作方面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政府行政的力量,我国旅游会展企业呈现出对政府的高依赖性,还不说是办展的核心主体。在旅游会展产业链上,也存在交叉重复,缺乏合理分工和精诚合作等问题。此外,在旅游会展专业团队建设方面,高层次专业旅游会展人才极其欠缺,现场组织服务人才素质不高,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直接影响服务效率、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旅游会展品牌的打造。
(三)协会中介组织
我国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和会展行业领域的协会、中介组织等NGO,其组织者大多是旅游部门和经贸部门的政府部门,这种体制为协会中介组织参与旅游会展提供了很好的政府资源和联系纽带。在历年举办的各种大中型旅游会展上,都可以看到展览业协会、中国旅游协会等有影响力的协会作为主办方或承办方、协办方参与到旅游会展的筹办和协调工作中。还有以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为代表的会展研究机构通过与行业协会、学术组织等广泛合作,聘任经济、会展、旅游、城市规划、投资、法律、策划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学者、政府官员、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为研究会顾问和专、兼职研究人员,面向会展经济领域从事政策研究、产业研究、理论建立、行业评估、行业协调等工作,为旅游会展提供智力支持并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此外,旅游类、地方报业集团、传媒组织在旅游会展的宣传推广、招商招展工作和氛围营造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体而言,我国旅游会展领域内的一些有影响力协会、中介组织在旅游会展的筹办和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进了旅游会展的市场经营行为的规范和旅游会展服务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这些来自旅游和会展领域的有影响力的NGO组织,大多是政府部门派生的,其自主独立性不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部门,民间自发的、有影响力的中介组织是很欠缺的。这些协会中介组织大多都直接参与到盈利项目运作中,这和NGO组织的非盈利发展导向和宗旨是背离的。此外,这些协会中介组织对旅游这类独特专业会展的重视程度尚不够,在旅游会展相关的研究、咨询和教育等智力支持方面的系统性成果还不多见。
旅游会展保障系统主体的角色定位策略
伴随我国旅游会展模式从最初单一的政府包办模式到四类模式并存的产业发展和转型过程,我国各省市地方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外经贸等部门以及各部门派生的协会中介组织进行了一定的角色定位调整和相应的职能调适,但政府部门和协会中介组织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大量存在。而大多旅游会展企业正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不满不能成为核心办展主体,另一方面却因为实力薄弱而过度依赖政府和协会中介组织的会展资源。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些有助于各主体作用在旅游会展市场上充分融合并形成最佳集合效应的角色定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