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18 16:40:5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村镇银行行业前景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165-03
村镇银行出现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机构单一，存在金融支持面狭窄，功能服务不全，农村信贷需求无法满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2006年12月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村镇银行设立开辟了通道。自此，村镇银行作为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开始逐步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其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作用。
一、村镇银行发展概况
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1071家，其中开业987家、筹建84家。从覆盖范围看，全国已有31个省份，1083个县（市）设立了村镇银行，占县（市）总数的57.6%；从地域分布看，组建的1071家村镇银行中，中西部地区665家，东部地区406家，占比分别为62.09%和37.91%；从经营情况看，已开业的987家村镇银行中，有739家实现盈利，累计发放农户贷款1455亿元，累计发放小企业贷款1825亿元，占发放贷款总额的90.31%。
从2007年3月首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成立，到2013年末的1071家，短短数年间我国的村镇银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我国农村金融领域“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然而，向好的发展局面并不能掩盖村镇银行所面临着的严峻风险形势。据统计，2013年末，村镇银行吸收存款4631亿元，发放贷款3632亿元，村镇银行整体的存贷款比率为78.43%，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限定的存贷款比率近4个百分点。说明有数量众多的村镇银行在自身规模小、底子薄的情况下，过度追求高盈利，盲目扩大信贷规模，信贷风险形势相当严峻。
二、村镇银行信贷风险及成因
村镇银行的信贷风险是指村镇银行在从事传统信贷业务或其他表外业务的过程中，由于贷款对象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的多变性以及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不能按期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或实际收益小于期望收益而承受损失的不确定性。信贷风险会造成村镇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在危及资产存量安全的同时，使信贷资产质量整体恶化，甚至可能引发村镇银行倒闭。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大体可以将村镇银行信贷风险划分为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两类。
（一）内源性风险
1.管理风险。当前，许多村镇银行管理者的风险防控意识较为淡薄，对风险预警体系建设、风险管理人才培养往往不够重视。由于没有引入精确管理、定量分析的风险防控技术，使得部分村镇银行对信贷风险的管理还处于经验判断阶段，这就很可能出现因管理者判断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信贷资产损失的情形。另外，由于村镇银行规模有限，虽为股份制银行，但多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机制不健全，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由行长或大股东一人左右村镇银行的经营行为，将金融机构变成个人的小金库，致使村镇银行出现大量内部关联人贷款或关联方贷款，在损害小股东权益的同时，使村镇银行出现严重信贷风险。
2.操作风险。村镇银行本质上是小型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地域性决定了村镇银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因经营市场受限、业务范围小、网点布局单一，部分中西部地区村镇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非常有限，利润主要来源为存贷款利差。为维持自身生存，这部分村镇银行必须在不断吸收外来存款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放贷款。在合乎贷款条件的客户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受绩效压力驱动，村镇银行部分信贷人员就可能会为一些不满足贷款条件的客户擅自放宽贷款条件或帮助其达到贷款条件。这将严重削弱村镇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为信贷风险蔓延埋下隐患。另外，村镇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还有待完善。部分村镇银行重制度建设、轻贯彻执行，内控制度流于形式。还有部分村镇银行为节约资金成本、提高放贷效率，“重发放、轻管理”，对贷后管理重视不够，检查监督流于形式，对资金流向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了解有限，增加了信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道德风险。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领域的新成员，多数员工在入行前没有金融机构从业资质或经验，对信贷工作和与之相关的制度缺乏了解。因部分村镇银行培训经费不足、培训经验欠缺，新招录人员的岗前培训效果往往并不理想。这些人员对信贷岗位的胜任度不高，从事该岗位工作，只会使村镇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能力长期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而部分有经验的信贷人员，因村镇银行工作环境相对较差、机构小、发展空间有限，很难扎根留住。基于以上情况，村镇银行很可能由于信贷人员专业素质低，风险防控意识差，对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状况把握不准确，而产生信贷风险。此外，个别道德素质低下的信贷人员，可能利用我国农村的“熟人文化”，以贷谋私、假冒贷款，甚至串通客户恶意骗取贷款，给村镇银行带来风险损失。
（二）外源性风险
1.信用风险。当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农户和当地小企业的信用意识普遍较差，村镇银行发展缺乏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极易产生信用风险。一是农村与大中城市在征信体系建设方面有较大差距。村镇银行在进行风险控制分析客户信息时，没有相对便捷完备的信息系统提供支持，容易导致风险控制出现漏洞，无法及时对不良贷款做出判断和处理。二是村镇银行主要服务于“三农”，农业生产周期性长、前期投入大、见效缓慢，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市场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用风险；另外，农村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也较差，容易在市场风险侵袭下停业或倒闭，无法按期偿还贷款，也会导致出现信用风险。三是农村某些个人诚信意识淡薄，对申请贷款没有清晰的认识，将贷款视同为“政府补助”，主观还款意愿不强，经常逾期拖欠甚至恶意逃债，也会给村镇银行带来一定的信用风险。
2.政策风险。村镇银行的政策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由于国家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上的不连续性，可能恶化村镇银行生存环境，导致村镇银行不能持续健康经营，从而形成信贷风险。一般情况下，这类政策风险发生的概率较小，但随着我国银行破产条例的加快酝酿和制定，这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在微观层面，村镇银行作为一级法人机构较易受当地政府影响。当地政府扶持的重点建设项目往往是村镇银行信贷业务重点介入的融资项目，在不对等的依附关系下，当地政府若提出不合理要求或进行行政干预，将可能造成村镇银行信贷资产发生损失。
3.法律风险。近年来，国家加强了银行业立法，对包括商业银行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总体而言，村镇银行所处的法律环境仍需改进，与其经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不配套。受到法律环境的种种限制，村镇银行在经营运作过程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另外，因村镇银行规模较小，大多没有专门的法律事务部门和法律人员，员工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在利用法律武器防控信贷风险方面存在短板。
三、加强村镇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高效的信贷风险预警体系
由于农业属弱质产业，加之我国农村信用资本欠发达，村镇银行发生重度信贷风险的机率较大。根据JP摩根等大型商业银行的研究数据：在信贷风险暴露前18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1%至2%；提前9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3%至6%；提前3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10%至20%；没有采取任何预警措施的，风险损失率达50%以上。因此，构建高效的信贷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可以帮助村镇银行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判断表面化和风险反应滞后的状况，使信贷风险管理模式从粗放走向集约，从依靠主观判断走向量化分析，从事后处理走向事前预警，提高贷前分析效率，改善贷中决策质量，优化贷后管理技术，最终减低或规避信贷风险。
由于人力、财力资源有限，村镇银行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如与专业机构或大型商业银行合作，由其代为提供信贷风险预警服务，以节省时间和成本。也可以集中自身力量，在综合分析客户守信状况和守信程度、客户财务风险状况和风险程度、客户经营风险状况和程度的基础上，通过归集信贷项目指标、动态环境指标以及贷款风险度、单个贷款比、不良贷款比、贷款集中度等内部控制指标，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实际且具有递阶层次结构的信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再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本征向量法（TE）来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搭建数理框架模型，利用SAS、MATLAB等软件平台进行数据挖掘，进而构建完成整个信贷风险预警体系。此外，村镇银行还应强化对宏观经济、行业、区域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以提升预警体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健全风险管理内控机制
1.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部分村镇银行风险防范意识淡薄、风险管控能力较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所引起的，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完善：一是健全董事会运作架构。2013年7月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中明确指出：商业银行董事会对银行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村镇银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其董事会应当认真履行风险管理职责，建立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和程序，判断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确定适当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偏好，督促管理层有效应对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董事会应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贷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各委员会间相互独立、有明确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二是董事会与管理层各司其职、互相监督。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经营，有否决权。管理层应向董事会报告重大风险事项。行长不得兼任审贷委员会主任，并且银行前台与中后台相互监督制衡。三是不断优化内部决策机制。完善议事规则，建立民主、科学、高效的决策流程，从根本上降低因决策失误而导致信贷风险发生的可能。
2.强化内控制度建设。周密严谨的内控制度是村镇银行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必须先行健全内控制度体系。一是修订完善已有制度。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对操作效果欠佳、不符合当下实际的制度条文予以修订或废止，以构建符合内外部监管需要、操作性强的信贷风险内控制度体系。二是建立灵活的制度更新机制。建立信贷风险内控制度的动态更新机制，定期或根据实际需要，灵活组织开展内控制度的修订完善工作，以更好地应对信贷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三是不断优化操作流程。明确风险控制要求和不同岗位职责，制定规范的业务操作指引和内控管理指引。在指引中细化信贷业务操作规程和工作流程，将内控制度条文转化为信贷人员的具体行动守则，进一步增强内控制度的明晰性和操作性。
3.加强信贷文化建设。信贷文化是银行在长期的信贷管理工作过程中积淀形成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总称，相比制度规定，其影响力更加深远持久。健康的信贷文化既能为信贷业务发展提供助力与支撑，又可以有效防控信贷风险，村镇银行基于自身的高风险特性，应主动加强信贷文化建设。一是加强信贷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各种违反信贷工作制度、有损职业形象的行为或事件发生。二是高度重视信贷业务和风险管理培训。应以打造高素质信贷人员队伍为目标，不断加大投入，通过“请进来、送出去”、“传、帮、带”等丰富多样的培训形式，使信贷人员牢固树立风险意识，不断提升业务理论和工作技能，成长为信贷工作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三是加强内、外部监督。构建内外联动无死角的监督机制，推行贷款监督、岗位监督，对违规贷款责任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监督工作威慑力，消除个别信贷人员的侥幸心理，防止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发生。
（三）完善信贷业务管理体系
1.探索新的信贷抵押担保模式。基于我国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户和小企业难以实现“完全抵押”的现实，村镇银行有必要探索尝试一些新的抵押担保模式。一是借鉴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小组”模式。按照生产相关性，将农户分成若干小组，以村民联保的方式进行贷款。这种模式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信用关系紧密联接，既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改善经济状况，又有助于农户增强还款自觉性，减少信贷风险。二是采用企业联合农户的信贷模式。将处于同一生产链条上游的企业和下游的农户联合起来，互相为对方担保贷款。这种模式可以有效支持当地某一产业快速发展，增强还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三是探索新的抵押方式。银监会和林业局已于2013年7月出台了《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规定银行可以接受借款人以其本人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林权作抵押担保发放贷款。这使得村镇银行在传统方式外，又多了一种新的抵押方式。此外，村镇银行还应积极行动，探索尝试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内的其他新方式，在更好满足农户和小企业贷款需求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规避信贷风险。
2.健全信用等级评价机制。一方面，村镇银行应成立多方参与、公正高效的资信评定小组。该小组应由村镇银行信贷人员以及农户、小企业代表等多方人士组成，有科学、合理的信用等级评价程序和量化的指标体系，能够客观高效地对申请贷款对象偿债能力进行评价。信贷人员应充分搜集农户家庭人员、承包土地面积、产出、年收入等方面的情况，掌握小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收入、利润、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并由此形成真实可靠的调查意见，以便为资信评定小组评定贷款者信用等级提供参考依据和数据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快农村地区信用环境建设。大力推进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征信系统的建设，将农村信贷全面纳入国家信贷登记系统，形成城乡统一、覆盖全国的信用信息网，以便村镇银行更好地开展信贷工作。
3.进一步加强贷后管理。村镇银行应针对自身信贷客户数量多、分布广、交通通信不便等特点，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备、实用便捷的贷款贷后管理责任制度，通过“谁经手、谁负责”的方式，将贷后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信贷人员身上，促使其高度重视贷后管理环节，主动加强有关工作，从而减少村镇银行发生信贷风险损失的可能。另外，村镇银行还应健全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对信贷人员贷后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监督检查的结果直接与信贷人员的考核以及工资奖金发放情况挂钩，确保信贷人员认真履职，在贷后管理工作方面不走过场。
（四）增强独立经营能力
村镇银行底子薄、实力弱，要抵御政策风险可能带来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强自身的独立经营能力。首先，必须提高自身吸储能力。充分发挥服务“三农”职能，打造本土品牌形象，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尽可能增布经营网点，扩大服务半径，提升结算便捷程度，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引导农户储蓄闲置资金。此外，还可凭借自身熟悉当地风俗、物产、民情的优势，充分吸纳农企、农产资金，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其次，要增强经营独立性。应注意调控对公存贷款规模，以免同政府形成依附关系，丧失经营独立性。对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推荐的贷款项目，要严格执行信贷审批制度，坚持独立审贷、实地考察、自主决策、择优选择，降低政府因素对贷款风险的影响。再次，要持续关注农村产业发展状况。充分了解当地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分析掌握其发展前景，根据客户所属行业的不同，提供差异化信贷服务，以进一步提升村镇银行经营能力。同时，掌握不同行业的发展前景，可以有效降低某些客户因所属行业与国家发展政策不符，而造成信贷风险损失的可能。
（五）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村镇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也以追求营利为目标，但不同之处在于村镇银行以服务我国“三农”事业为根本宗旨，并在经营规模、客户群体、产权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为防范降低村镇银行信贷风险，国家应在综合考虑农村地区信贷风险情况和村镇银行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如：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村镇银行在服务“三农”事业中的信贷市场定位、营业范围、经营领域，以及村镇银行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以期在进一步规范村镇银行信贷业发展的同时，为确保村镇银行的经营独立性得到有效维护、与之相关的优惠政策得到真正落实提供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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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后WTO时代，我国实现了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根据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及自身优势，以开拓网络范围、扩大市场渗透、发展社区银行为突破点抢占国内客户资源。外资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新动向为国内银行的金融创新提供了参照。为此，准确界定社区银行、认识社区银行发展意义及把握社区银行设立路径等问题对当前中资银行来讲尤为重要。
关键词：后WTO时代 社区银行 设立路径
我国金融业已经全面开放，中资银行将与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外资银行全面进入后,肯定会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现在看来，外资银行想要进入我国大型企业或项目有其困难度，而最大的突破点应该是在开拓网络范围、扩大市场渗透、发展社区银行方面。这样他们可在为客户提供更广泛服务的同时，也令该地区接触国际市场，接受外来银行，从而推动本地企业和本地经济的发展。在面临强大竞争的情况下，中资银行如何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如何确保客户不会被外资银行拉走？外资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新动向为国内银行的金融创新提供了参照。为此，准确界定社区银行、认识社区银行发展意义及把握社区银行设立路径等问题对当前中资银行来讲尤为重要。
社区银行的界定
关于社区银行的界定，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对社区银行的界定都强调了社区银行的地域性特征，即产生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在中国该如何定义“社区”？我国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对“社区”的定义是：要有一定的地域、一定数量的人口、文化相同或相近、有一定的管理机构。但国内外学者界定社区银行的侧重点不同，国外学者多从规模的角度，而我国学者则多从独立性的角度。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外银行大多是单一的独立银行而我国银行实行的是总分银行制。如果社区银行是处于非独立的分支机构地位，则它必须服从整体经营策略的要求和利润最大化要求，相应的也就不能把更好地服务于社区作为首要目标。众多学者正是看到了总分银行制下分支机构承担社区银行职能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才特别强调独立性是社区银行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笔者认为，要准确定位我国社区银行，应针对我国金融机构的现状，明了社区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之间的本质区别。
社区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前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在社区同时办理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为社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而后者并不具有相应的法人资格，在社区为客户更多办理的是负债业务，即基本上只办理存款不办理贷款业务。
社区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年来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营战略上向大型商业银行看齐，基本上也是在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中谋求发展且不再满足于在地方发展。广泛发展分支机构，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相比之下，社区银行在发展战略、组织形式以及经营规模上，与股份制商业银行有着明显的区别。
社区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在这一点上与社区银行服务社区的宗旨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城市商业银行依特定城市而设立，地域范围要远大于社区银行，其对居民和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要远低于社区银行，在服务对象的选择上，城市商业银行也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而对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无暇顾及。
社区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后者实行的是合作制，并不是按照市场法则和现代银行制度建立起来的商业银行，其在组织形式上较为松散和灵活，而前者严格按照《公司法》建立，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社区银行与民营银行。民营银行是以民间资本为主的股份制银行，这是从产权上进行界定，强调的是资本的民营化，意在打破国有资本对金融的垄断；而社区银行则主要是从服务对象和服务地域上界定的。
社区银行与村镇银行。社区银行源自美国，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市或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而我国的村镇银行地理位置主要指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中国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再平出席于2010年7月17日的第三届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时表示，村镇银行的发展应该坚持安分守小、扎根农村、做特做优做强的原则，村镇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目标之一应该是做贴近百姓生活的“社区银行”。可见，社区银行包括不仅限于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是社区银行的一种类型。
社区银行的发展意义
（一）社区银行发展的理论意义
不少理论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其规模大小无关。相反，规模小的、独立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其抗风险能力反而更强。
Goldsmith（1969）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分析为中小商业银行及其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规模并不是决定银行机构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商业银行从包括只有一间办公室和几个雇员的小银行到在全国设有数千个分支机构的大银行，它们在资金运用能力方面的差异比其在资金实力、业务范围方面的差异更为重要”。Berger 和 Humphrey（1997）运用平均成本数据对银行的规模与盈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发现银行经营中的经济或不经济并非与规模经济或范围有关，它更多地与经营效率有关。Holland等（1998）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地区性银行发生银行危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认为由于地区性银行的规模较小，即使倒闭或破产也不会造成系统风险，从而得出中小银行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乃至经济影响较小的结论。
（二）社区银行发展的现实意义
1.中小企业信贷难。中小企业信贷是一个国际难题。世界银行2008年11月发表报告，在45个受调查的国家中，由于银行发放中小企业贷款过程中存在较高的信贷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明显居于弱势。大、中、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占比分别为3.0∶1.2∶1.0，即大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资金总量达到了小企业的3倍，是中型企业的2.5倍。从信贷成本来看，大、中、小企业的相对比例分别为1.0∶1.3∶1.4，中小企业信贷成本明显高于大企业。就风险而言，大、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良率分别为3.9%、5.7%和7.4%，中、小企业的风险比大企业分别高46%和90%。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量非常大，但却难以从大型商业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因此设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社区银行势在必行。
2.社区银行风险小。在美国的二元银行体系中，存在着超过7000家以州、市或镇为单位的社区银行，其资产规模从1000万到10亿美元不等，平均在2亿美元左右。虽然规模不大，但长久以来都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是十分了解本社区的情况，对贷款人的资信状况更是清楚。同时，由于在社区里贷款人失信的成本很高，因此社区银行的风险很低。
在最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尽管雷曼破产、美林被出售以及AIG被接管，但美国一部分社区银行依靠差异化的经营方针和保守的经营理念最大程度地缓冲了次贷危机对自身业务的冲击。标普公司的银行分析师欧嘉表示，对风险通常极为敏感的很多社区银行在一年前就实施了资产减记，并且与华尔街金融机构或大银行们动辙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比，社区银行遭受的损失要相对小得多。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一些长期以来保守经营、流动性良好的社区银行不仅能够从这场风暴中幸存于世，并将迎来发展壮大的良机――赢得更多的储蓄客户，吸引更多的银行贷款，同时引进更多的银行专业人才。
我国社区银行设立路径的态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成员从属于单位制逐步被社区制所替代，服务于社区经济生活的社区金融业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因此，探究社区金融需求并给予满足，无论是对金融业依托社区发现新的业务热点和效益增长点，还是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当前我国社区银行的设立有如下几种路径。
（一）外资银行独资设立社区银行
从2006年12月11日后我国银行业全面放开对外资的限制，内、外资银行在同一监管环境中竞争。一些外资银行认为，由于中国富有阶层及其理财需求非常分散，把服务网点开到高档社区，到距离目标消费者最近、最契合目标客户的市场区域拓展服务网络，不仅能提供各种产品和贴身服务，还有品牌建设的功效。从设立区域看，外资银行均有将业务中心设立在中国内地金融业最集中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最值得一提的是，当中资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成本收益考虑，不断从效益欠佳的农村市场撤出时，外资银行却逆流而上，纷纷设立村镇银行，如表1所示。外资银行不是非理性的疯子，外资银行看中的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长远潜力和农业转型的前景。
（二）主要商业银行拟设子公司银行
中国银监会2005年7月在《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中提出在小企业融资业务方面进行“六项机制”创新，每家银行必须组织一个专门的部门来服务中小企业。2008年12月招商银行获得银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在江苏苏州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小银行信贷服务中心，注册资本1个亿，只做贷款业务，贷款规模由总行统一提供。2008年11月11日银监会王兆星副主席到招行中小银行信贷服务中心考察时提出要按“准法人、准子银行”模式加快专营机构建设。为此招行在2008年建立苏州分中心的基础上，2009年重点加快了异地分中心的建设。目前已顺利完成了苏州、杭州、上海、南京、宁波、北京和东莞等发达城市的七大区域总部20几家异地分中心的建设。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招行中小银行信贷服务中心小企业一般性贷款余额55.12亿元，较年初新增了50.62亿元，全年累计投放61.17亿元；小企业客户931户，较年初新增850户，户均贷款592万元。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中心业务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全中心单月发放贷款超过10亿元，单日放款超过2亿元，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虽然只做1000万元以下的信贷业务，户均贷款也只有592万元，但是2009年中心已经累计投放贷款61.17亿元，贷款余额达到55.12亿元；同时也表现出较强的定价能力，平均贷款利率为6.31%，上浮20%以上。实现了小企业贷款新增、小企业客户数新增和利率定价的全行三个第一。
新模式的组织架构建设：组建招商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管理委员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薪酬考核委员会。制定管委会议事规程、专门委员会规程和中心章程，管委会在总行行长室领导下，总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委员身份参加决策。总行对管委会充分授权，中心的许多重大决策都通过管委会决定，提高了中心的决策效率。
由上可以看出，招行中小银行信贷服务中心这个新生事物并不是社区银行，只是服务全国小企业的机构，仍在招商银行一个体系内。目前招商银行正在探索一个针对中小银行信贷服务中心的独立考核体系，好的方向是朝独立的子银行发展。
（三）城市商业银行主成立村镇银行
在内有主要商业银行步步紧逼、外有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上有严格监管要求、下有农村信用社奋起直追的情况下，研究城市商业银行采取何种战略，实现怎样的市场定位，从而在日趋激烈的中国银行业竞争市场上生存、发展和壮大，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下文以中小城市商业银行――九江银行为例谈其华丽转身。从中可以看出，对现有风险不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出资主设立村镇银行，使之走上市场化经营轨道是较佳出路之一。
九江银行原名九江市商业银行，由九江市八家城市信用社主发起设立，于2000年11月18日诞生在悠悠长江之滨，巍巍匡庐之麓，仅以资产总额7亿元的弱小身躯闯入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潮中。目前九江银行主发起设立4家村镇银行―修水九银村镇银行、广东中山小榄村镇银行、井冈山九银村镇银行、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其中2008年12月26日主发起设立的中山小榄村镇银行是广东省首家、全国最大的村镇银行，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旧村改造、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景观道路建设，加大新能源推广利用力度。
（四）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社区银行
2006年2月底在“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分管农信社改革工作的副主席唐双宁划定了新的农信社改革方向：农信社过渡到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机构。这表明，银监会对农信社的改革方向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其终极目标被锁定为社区银行，也就是此前的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信用社是地方性机构，其大部分机构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核算，部分机构以县市联社为单位统一核算，市（地）以上行业管理部门主要行使行业管理职能，不搞经营。信用社组织的资金全部用在本县市内，在市（地）以上不存在任何部门抽调信用社资金的问题，信用社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广大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与社区银行主要为当地社区经济服务的要求相一致。农村信用社的网点遍及乡间，把金融服务延伸到了乡镇居民的家门口，这与社区银行金融服务贴近居民的要求相一致。
因此，将农信社改造成社区银行模式，既增强农信社的生存发展能力，又与大部分农信社的商业化趋势相衔接，是其制度变迁的可选择方向。我国的农信社改造成社区银行以后，其市场定位可在传统“三农”的基础上，扩展至涉农企业、涉农经济组织和为农业、农村经济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服务区域可扩展至县域及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分步实施社区金融发展战略，变单一营销为综合营销，以零售业务带动公司业务的全面发展。所以就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而言，在其改制中有效移植社区银行制度模式，存在资源要素组合、外部监管便利等方面的优势，可能会是一种成本较低的路径选择。
（五）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
小额贷款亟须转型的核心原因在于资本金不足。由于无法吸收存款，小额贷款公司只能通过注册资本金及不超注册资本金50%的银行融资进行放贷，加上小额贷款公司放贷对象多为“三农”企业和中小企业，因此从银行融资也非易事。因此，希望通过改制成社区银行，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扩容存盘量，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2009年6月，银监会《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规定成立3年以上且连续2年盈利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可能转制为村镇银行，不良贷款率必须低于2%、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130%以上，并且最近四个季度末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均不低于60%。
作为典型的园区型小额贷款公司―上海张江小贷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目前其前三大股东分别为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年平均贷款利率仅约8%，其颇具实力的国有股东们或将助其成为首批转制社区银行的小贷公司之一。目前小贷公司贷款规模和资本金比例过于接近，利润空间很小，这是转制的内在原因。但要注意的是，小贷公司一般人员简单，管理也不很规范，但社区银行虽然小，毕竟是真正的银行。这就要求小贷公司需要在组织、流程、人员、风险管理控制等方面都进行完善，对企业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对合规的理解程度等方面也需要转变。目前上海张江小贷公司正和相关部委起草有关转制建立社区银行的计划书。
结论
目前实务中我国社区银行的设立路径主要有五种方式：外资银行独资设立社区银行；主要商业银行拟设子公司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主成立村镇银行；现有条件成熟的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小贷公司）发展成社区银行。其中前三种渠道属于新建的社区银行类型，后两种渠道属于改造的社区银行类型。
采取新建方式，易于发挥社区银行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再次提出要“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所以有关监管部门应放宽新建社区银行的市场准入条件，大力发展民营社区银行。
采取改造方式，能健全现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提高银行竞争力。《意见》第18条的核心内容包括：“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现有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改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等。如采取改造方式，应把握准改造的方式力度，不要偏离市场化的方向，要使得社区银行的特点能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Goldsmith Raymond.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在全市上下加快实施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关键时期，市政府召开这次政银企合作洽谈会，主要目的是应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通过政府搭台，促进银企对接合作，破解企业发展融资难题，实现银企互利共赢。刚才，市发改委张传胜主任、市经信委陈安忠主任、市农业局副局长分别通报了有关产业发展情况，市人行行长通报了当前金融形势及信贷工作安排，银企双方进行了集中签约。
为办好这次洽谈会，前段时间，各级各部门、各金融单位和企业顾全大局，密切配合，做了大量扎实细致、富有成效的工作。从去年底开始，市金融办就着手牵头组织洽谈会筹备工作。市农业局、经信委、发改委等部门对各项目及资金需求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筛选了一批符合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市场前景好、带动力强的项目，向各金融机构进行了集中推介。市人行组织各金融机构主动与企业进行沟通对接，广大企业积极向金融部门汇报争取，银企双方在会前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和协议，为洽谈会圆满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政银企洽谈会取得了丰硕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签约量大。此次洽谈会共签约项目548个，项目总投资1323亿元，签约金额694亿元。（其中，建设银行签约项目62个，签约金额138.9亿元；中信银行签约项目41个，签约金额89.9亿元；中国银行签约项目31个，签约金额79.2亿元；农业银行签约项目23个，签约金额68.1亿元；工商银行签约项目34个，签约金额50.2亿元；恒丰银行签约项目40个，签约金额46.6亿元；交通银行签约项目20个，签约金额41亿元；浦发银行济南分行签约项目15个，签约金额36.7亿元；华夏银行签约项目70个，签约金额31.8亿元；招商银行签约项目41个，签约金额30.3亿元；民生银行签约项目19个，签约金额25.6亿元；农信社签约项目82个，签约金额19.5亿元；农发行签约项目11个，签约金额16.6亿元；市商业银行签约项目41个，签约金额9.8亿元；邮储银行签约项目3个，签约金额8.6亿元；莱商村镇银行签约项目15个，签约金额0.9亿元。）二是覆盖范围广。此次签约项目，不仅有工业类项目，也有农业类和服务业类项目，基本涵盖了我市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工业类项目508个，签约金额660.7亿元；农业类项目22个，签约金额16.8亿元；服务业项目18个，签约金额16.1亿元。三是大项目、好项目多。超过10亿元的有8个，过亿元的有195个。新能源、新材料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项目较多，共31个，签约金额85.1亿元。四是签约主体更丰富。与去年相比，签约银行多了3家股份制银行、1家村镇银行。今年新增的这些银行，签约项目110个，签约金额134.5亿元。企业方面，除了传统产业，也出现了像水务公司、大学科技园等新兴主体，充分展现了我市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特点。总之，这次洽谈会开得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签约双方的成功合作表示祝贺。
下面，就进一步做好政银企合作，我讲四个方面的意见。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政银企合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金融部门和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银企合作，直接关系着企业、银行的发展，关系着地方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实践证明，银企合作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必须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加强银企合作，既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也面临一些有利条件。
从不利因素来看，一是国家信贷政策趋紧。受持续上行的通货膨胀压力影响，国家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向“稳健”转化。自去年开始，国家先后3次上调存贷款利率，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突破了历史最高值、达到了19.5%，同时央行还将对超规模放贷的银行实施差别准备金率。特别是今年以来，各级金融机构全面压缩信贷规模。今年1月份，全国人民币贷款新增1.04万亿元，同比少增3182亿元；当月贷款同比增速18.5%，低于去年12月份的19.9%。我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今年1月份，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1164.95亿元，比年初新增16.84亿元，同比少增17.34亿元。二是当前我市信贷需求矛盾非常突出。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黄蓝”两大战略的关键一年。“黄蓝”两大国家战略在我市融合交汇，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市委、市政府确定了“黄蓝融合、海陆统筹、一体发展”的工作思路，把今年确定为“项目攻坚年”，决心以项目为抓手，大干快上，掀起开发热潮，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率先发展。初步统计，今年全市计划集中开工的项目有509个，总投资2124亿元。项目建设是否顺利，关键是资金是否有保障。当前，信贷仍然是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但随着国家信贷政策的收紧，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和成长型企业普遍存在资金链绷紧的问题，经测算，全市仅地方工业企业贷款需求就在400亿元左右。信贷政策收紧与资金需求的矛盾在我市越来越突出。
从有利因素来看，一是我市金融业发展一直保持良好态势。全市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良好，各项财务指标继续保持全省前列。去年，全市贷款余额达到1148亿元，新增248亿元，增幅27.7%，居全省第一。良好的市场前景和金融环境，也吸引了各大银行纷纷进驻。去年一年，我市有2家股份制银行、1家村镇银行正式开业，4家股份制银行、2家村镇银行获准筹建。同时，全市新成立小额贷款公司10家。今年上半年，预计还将有6家银行开业。随着地方金融体系逐步壮大，金融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二是向上争取信贷指标具有良好的政策优势。去年省政府出台了金融支持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意见，与8家国有银行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今年又与18家金融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将酝酿出台金融支持半岛蓝色经济区意见。作为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主战场和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前沿城市，非常有利于我市金融机构向上级行争取指标与规模。三是我市政银企合作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础。近几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政银企合作，先后多次组织大型银企合作洽谈活动，仅去年就组织了两次大型签约活动，签约金额743亿元，资金到位率70%以上。各县区、开发区以及各金融机构也都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银企交流合作活动，签订了一系列合作意向和贷款协议，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全市政银企各方合作基础良好，关系融洽，为深入开展银企合作创造了条件。#p#分页标题#e#
总之，大家既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要充分把握好重大历史机遇。工作做得好，应对得当，挑战可以变为机遇。工作做得不好，即便是有机遇，也可能因抓不住而丧失机遇。因此，大家一定要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创新工作方式，狠抓工作落实，推动银企合作深入开展，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地方经济与金融发展息息相关。面对实施“黄蓝”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金融部门要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在推动地方经济建设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要千方百计扩大信贷投放总量。国家信贷政策调整，各金融机构面临的形势是相同的。这个时候，谁能够跑上去、靠上去，争规模、争指标，谁就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各金融机构要认真研究国家信贷政策变化，充分利用好“黄蓝”战略这两块金字招牌，积极跑上去争取信贷规模和信贷额度。要客观看待股份制银行进驻工作，发挥好黄三角金融中心的优势，坚持合作共赢，实施差异化竞争，通过竞争扩大信贷投放，通过竞争提升管理和效益。要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对达成银企合作协议的项目，减化贷款手续，缩短办理时限，争取早上报、早审批、早放款、早发挥效益。总之，希望在各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即使面对严峻的信贷形势，我市的信贷规模也能够稳中有升，在全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第二，要切实优化信贷投放结构。一是保证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信贷需求。市里确定了“四区一城”重点开发区域，同时也筛选确定了优先发展的重大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各银行在信贷投放上也应予以优先考虑、重点扶持。二是积极服务“转方式、调结构”。针对石化盐化、橡胶轮胎、造纸纺织等传统支柱产业，要继续加大信贷投放，支持产业升级改造，巩固传统信贷资源；同时，针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战略产业，实施倾斜信贷，培育潜在的优质信贷资源。三是继续将“三农”和服务业作为信贷投放重点。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服务业是我市今后发展的重点，这两个领域普遍存在资金制约难题，是信贷投放应该关注的重点，也是未来信贷增长的亮点。各金融部门要进一步扩大“三农”和服务业信贷额度，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三，要不断创新信贷产品。在当前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银行要在加强管理、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加大信贷产品创新力度。要继续加强委托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保理等表外融资业务，同时，积极拓展产业链、供应链、销售链融资业务，探索推广仓单、专利权、土地使用权和股权等抵押融资试点，尝试推进信贷资金和股权投资基金融合，多渠道为企业融通资金。此外，各小额贷款公司要继续发挥好信贷“补充器”作用，规范经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更好地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各担保公司要通过治理整顿，进一步扩大担保能力，形成功能互补、运行高效、分担有序的担保体系。
三、各企业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金融支持
在银企对接活动中，企业要注重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主动对接。银企合作，企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在信贷额度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各企业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利用各种平台或媒介主动与银行接触，交流信息，推介项目。比如，可以经常邀请银行到企业考察经营情况，一方面让银行贷款贷得放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听听银行对企业下一步发展的建议，并借机推介新的项目。这次洽谈会上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协议，下一步，企业要抓紧进行深入对接，力争信贷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见效益。
二是要提高自身竞争力。企业要赢得银行信任、获取授信额度，关键是要提高自身竞争力，树立良好形象。一是要做大、做强。好企业、大企业，资金往往能得到优先保障。因此，要积极瞄准行业高端和强势企业，在技术装备、产品研发、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等方面，寻找差距，制订目标，尽快做大、做强，提高企业竞争力。二是项目要好。好的项目，既可以规避企业发展风险，也可以规避银行放贷风险。要冷静分析，科学论证，企业新上项目或改扩建项目，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同时，又要审时度势，紧紧抓住实施“黄蓝”国家战略的有利时机，研究利用好各项优惠政策，抢抓市场机遇，大干快上好项目。三是信誉要好。信誉就是效益。信誉好了，银行才敢贷款给你。做企业，要有长远眼光，一定要讲诚信。这一点，不仅大企业要注意，广大中小企业经营者更要重视诚信的市场价值。在申请贷款时，要真实反映自身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贷款放下来后，也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按时还本付息。只有做到诚信守诺、合法经营，银行才会愿意放款、主动放款。
三是要多渠道融资。多一条渠道，就会多一分希望。从当前形势来看，信贷政策短期内不会松动，信贷资金偏紧的形势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企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除借助本地银行信贷资金外，还应积极争取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的支持。同时，要大力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通过企业上市、发行企业债、银行票据、短期融资券、集合票据等形式，争取更多的市场资金。
四、进一步完善政银企合作机制
一是要完善分工协作机制。市金融办、人行等部门要做好全市政银企对接工作的组织协调，建立定期调度制度，加强与金融部门的联系、互动，协调解决银企合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发改、经信、农业等项目主管部门，除了做好项目的汇总与筛选外，对项目进展和资金到位情况也要加强调度督导。各金融机构要安排专人负责签约项目，深入企业搞好调研，帮助完善手续，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企业要主动配合落实好信贷资金，力争项目早开工建设、早发挥效益。各县区政府也要积极组织好本区域内银企对接工作，推动全市政银企对接工作分层、有序、高效开展。
二是要完善项目动态储备机制。农业、经信、发改等部门要分别负责一、二、三产项目的汇总、筛选、储备和日常调度工作，建立完善项目储备库，做到及时更新、随时调度。这次洽谈会，首次将农业和服务业类项目纳入推介签约范畴，下一步要不断完善这一做法，积极考虑增加城建、重大基础设施等项目。
进入2014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节奏在加快，而对于如何让金融改革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乃是此次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否则中国经济转型将无从谈起。
民营银行靴子落地
目前已确定5个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分别由参与设计试点方案的阿里巴巴、万向、腾讯、百业源、均瑶、复星、商汇、华北、正泰、华峰等民营资本参与试点工作。业内预计将会有5家民营银行在年内成行。
自从1996年民生银行成立算起，已有18年时间，没有新批一家民营银行。银监会近年加快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步伐，其打开金融业的“玻璃门”是不遗余力的，内地一大批由民间资本投资的小贷公司、担保租赁公司、典当行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但由民间资本独立发起（国有银行业不参与），风险自担的民营银行的阀门却迟迟没有开启。监管部门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的态度颇为谨慎。但即便如此，民营银行的成立也已大势所趋。
其一，民间信贷、地下钱庄、互联网金融等民间影子银行也在野蛮成长，影子银行体系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会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不小隐患，所以让这部分资金阳光化、合法化，转成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接受更严的监管便已迫在眉捷。
其二，银行业出现暴利，实体经济就凋蔽。公开数据显示，仅工商银行2013年净利润为2629.6亿元，同比增长10.2%，日赚7.2亿元。按照2013年度的净利润排列，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排名为后2300家的企业去年实现的净利润则仅为2406亿元。也就是说，仅工商银行一家商业银行，其去年的净利润就超过了A股2300家上市公司净利润之和。所以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引入民营银行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对于削平我国金融机构的暴利，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其三，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中小微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信贷资金又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这使得信贷结构严重的错配，如此下去，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是很不利的。有鉴于此，允许民间资本开设民营银行，对于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很有帮助。
众所周知，民营银行最突出的特点是按市场机制自主运作，这也是其优势所在。但是，这一优势的发挥应以健全的信用环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有效的监管体系为前提。所以笔者认为，接下去管理层应该在这三方面进行改革，我国的民营银行才能真正健康成长。
首先，监管层多次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的退出机制，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在未来一二年内放开。这意味着，随着银行业垄断格局被打开，监管层认为民营银行倒闭由其自己买单，而且国有银行万一出现倒闭现象，其身后事也要自己负责。这次5家民营银行的方案迥异，但共同点是均承诺风险责任自担。
再者，坚持避免成为发起企业的提款机，为此这次试点方案提出至少要有2人发起，且必须遵守单一股东比例规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银行成为发起企业的提款机，最终积聚大量风险。对民间资本来说，发起成立民营银行可以，但一定要目的明确，绝不允许将发起企业融资更方便作为民营银行的目标。
最后，对发起企业的资产债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除了加大监管外，对发起企业的资产债务状况以及企业发展前景等都要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估。凡是资产负债比例高、负债规范过大的企业，都不会被允许成为民营银行的发起人。只有慎重筛选那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民企，否则，就极容易实行风险转嫁，使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守不住风险底线。
整顿银行同业业务，优化信贷结构
由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五部门在6月初联合下发“127号文”，这份文件名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旨在规范金融机构的同业业务。
此消息一出，银行股便开始大跌，被业界称为“同业之王”的兴业银行，当日领跌2.81%。市场传言，包括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暂停了同业业务中的非标业务（即非标准化资产业务，如买入返售信托收益权等）。业内人士表示，“127号文”在业务层面重点打击了银行业长期以来通过同业业务中的买入返售业务逃避监管的行为。今年的“钱荒”现象或将不会发生。
在去年的“钱荒”事件将满一周年之际，此次五部门联合下发的“127号文”，其实就是重拳打击了买入返售业务。“127号文”对买入返售业务作出了两项实质规定：其一是要求买入返售业务项下的金融资产应当为银行承兑汇票、债券、央票等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将近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和较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其二是要求买入返售业务中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
笔者认为，这意味着以后的买入返售业务对应的金融资产将以标准化的资产为主，对于以信托受益权为代表的非标准化资产买入返售业务则会受到抑制。而不允许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将减弱银行从事买入返售业务的安全性，相信银行会慎重做出业务选择。
据了解，银行同业业务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投融资业务。截至2014年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总额高达6.3万亿元。而对比一季度买入返售的6.3万亿元的总额，2013年我国保险业资产规模仅为7.4万亿元，证券业总资产规模也仅为1.7万亿元。可见“买入返售”业务已是银行业务的重中之重。
那银行为啥会热衷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呢？“买入返售”业务大致的模式为，把贷款项目包装成金融产品（如信托计划），银行再通过该金融产品，实质形成资金流向贷款项目，但在入账时却计入同业科目，从而逃避了银监会的监管。
按照此前的银行资本规定，同业资产计入银行风险资产的权重约为25%，而传统贷款业务的这一指标却高达100%，同时同业资产不计入存贷比。所以，银行为了追求利润，故意将贷款业务通过同业业务的方式，移至表外。其实，买入返售与逆回购相类似，是指一家机构购买金融资产，然后再约定时间和价格在某一时期将购买的资产卖出。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资金的融出。
正是因为银行通过买入返售将资金实质投向贷款项目的核心原理和目的即是将信贷表内资产表外化，以求规避资本监管、拨备成本和存贷比。在买入返售的过程中，为了打消通道银行的顾虑，往往还会有担保银行出面为贷款项目担保。只是这些担保协议不公开，被称为“抽屉协议，指在双方出现纠纷时候作为划分权责的依据。
那为何同业业务会变成去年钱荒的元凶呢？目前已经证实，同业业务特别是买入返售业务的大肆发展，是去年银行间市场上演“钱荒”的幕后推手。因为同业资金为了逃避监管，变相用于放贷业务，就会造成短期资金被长期占用，这很容易引起短期内市场的流动性风险。
想想也简单，以兴业银行为例，其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一般在9个月，而同业资产对应的还款期限则较短，剩余期限在一个月的短期资金占比接近50%。在长债短借的期限借配下，如果市场资金流动性充足，那尚不足为虑，但一旦流动性紧张，银行不能顺利在市场拆借资金归还负债资产，则会引起流动性风险，导致违约。
灾难还不仅仅止于因钱荒而“违约”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使得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更为紧密。只要有一家商业银行发生流动性风险，可能会通过同业业务链条传导至整个银行间同业市场，危机将逐步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如果问到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李明昌灾后的四川什么最重要,他一定会回答:“信心”,同样的问题在四川银监局局长王筠权那里也得到同样的答案。在上述两位金融政策实施者与监管者看来,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维护灾区人民的信心是第一要务,其中维护灾区人民对自身金融财产安全和未来家园重建的信心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地震发生后,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所出台的相关政策均围绕于此。
在李明昌行长看来,金融业在震后四川发挥作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提供正常的金融服务和对相关支付结算特别的安排以满足灾区人民基本的金融需求,保证金融秩序稳定,在这一阶段维护的是人们对现状的“信心”;第二个阶段是对灾区进行特别的资金安排,通过信贷政策的倾斜促使灾区尽快恢复重建,在这一阶段维护的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第三个阶段是恢复灾区金融秩序的全面正常化,在信贷市场中,以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非常时期所采取的特殊政策安排,维护灾后信用机制,在这一阶段维护的是金融业对灾区发展的“信心”。实践证明,金融业参与抗震救灾以及支持灾后重建所做的安排也正契合了上述三个阶段。
2008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全力做好地震灾区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根据该通知精神,商业银行应紧急布设服务网点,确保受灾群众在安置点就近获得银行服务;对于因地震原因而造成凭证缺失的,只要存款人可以提供其他有效证明信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向其先行支付5000元以下的现金;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到受灾地区群众和企业的实际困难,对灾区不能按时偿还各类贷款的单位和个人,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救灾信贷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资源调配力度,优先保证抗震救灾急需物资生产与流通的信贷需求;合理调整信贷资源地区配置,从信贷总量、信贷资金和授信审查等多方面优先支持灾区重建。2008年5月26日,针对地震对金融机构办理支付结算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人民银行《关于地震灾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支付结算有关事宜的紧急通知》,该通知对震区个人、单位等各种客户在支付结算上予以特别的便利,以满足灾区居民基本生活和灾后重建需要。2008年6月19日起,四川全省5561个受灾银行业网点通过板房银行、汽车银行、迁址合并办公等方式全部恢复营业,确保了受灾群众办理转账挂失、提取现金以及财政救灾资金和救灾部队用款的及时划拨。上述各项政策对于维护灾区金融秩序并为灾区注入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后,为贯彻落实优惠金融政策,增强灾区金融机构信贷支持能力,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指导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川分支机构加大系统内调剂力度,将信贷资源向受灾地区倾斜,保证灾区对灾后重建的资金需求。人民银行首先对四川重灾区六市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其中重灾区农村信用社执行9%的存款准备金率,一般地区农村信用社执行10%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比国有商业银行低7.5和6.5个百分点。其次,执行优惠的专项央行票据兑付考核政策,目前四川全省已兑付央行专项票据96.4亿元,占发行总额的98.5%,其中重灾区39家农村信用社已全部兑付,金额为35.32亿元,增强了灾后恢复重建的信贷支持能力。再次,执行优惠的支农再贷款政策。目前全省139个极重灾区、重灾区、一般灾区农村信用社申请支农再贷款享受比其他地区低0.99个百分点的优惠政策。
2009年4月,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联合四川银监局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灾区城镇居民住房重建的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贯彻有关住房信贷优惠政策。7月,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地震灾区城乡住房重建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好灾区被损毁城乡居民房屋重建的金融支持工作。截至2010年3月31日,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城镇居民住房贷款155.86亿元(不含商品房开发贷款),涉及9.88万户城镇居民住房重建;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灾后恢复重建贷款3366.5亿元,其中城乡住房重建贷款574亿元,城镇建设贷款669亿元,农村建设贷款181亿元,公共服务重建贷款102亿元,基础设施重建贷款814亿元,产业重建贷款1020亿元,金融业在支持灾区恢复重建、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明昌认为,救的金融政策在短期内主要体现为应急性特征,要实现金融资源对震区持续性的投入,灾区的信用环境不能破环,基本的市场规律不能违背,要维护金融运行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可持续化。各种应急性的金融救助措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在灾后震区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恢复的时候,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思考将金融运行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保护灾后信用环境不受破坏,金融支持抗震救灾不能以信用环境的破坏和牺牲金融业本身的良性发展为代价,这里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比如对于灾后农户贷款,人民银行指导商业银行在利息上给予特别的优惠,但优惠后的利息仍能使商业银行保本经营;又比如对农户住房贷款,政府、商业银行多方共同努力,采取贴息、信贷额度、担保等多种方式,既使农民尽快安居又使得银行的信贷资产安全得到保障。四川人行始终将推动灾后震区的诚信体制建设作为信贷金融支持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措施,加强诚信教育,建立中小企业、农户的信用档案,使诚信建设与金融支援灾后重建相配套。
作为四川本地银行业的监管者,即便是面对“灾后重建”这一特殊形势,王筠权局长同样也没有放松对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的要求,银行业既要支援抗震救灾、积极参与灾区重建,又要把控风险,这是王筠权局长对四川省银行业机构的基本要求。为此四川银监局首先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控,派出工作组走访机构了解地震灾害对信贷资产的影响,组织指导银行机构进行风险评估,研究风险控制和缓释措施,督促银行及时入账反映不良贷款,及时评估各企业、各项目信贷资产损失情况,做到真实反映,加快处置。针对灾后出现的特殊情况,四川银监局指导商业银行加强操作风险管控,敦促银行业机构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协调沟通,争取公安部门支持,强化临时营业网点等机构的“三防一保”工作和风险隐患排查,确保网点、设施和人员安全。此外还加强对突发风险管控,重点加强重灾区中小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防范。
截至2009年末,四川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2009年初增加4560.7亿元,增长43.17%,增量和增幅分别居全国第七位和第三位,有力地支持了四川灾后重建、水利公共设施、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等重点工程和行业的发展。其中发放灾后重建贷款2535.58亿元,向四川省500个重点项目贷款1601.63亿元,5024个工业止滑回升银企对接项目累计贷款564.21亿元。在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引下,四川民生领域信贷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四川银行业积极投身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发展的脚步没有因此而放慢,银行业整体信贷质量也没有因此而受损。
面对2010年充满挑战的四川银行业工作,王筠权局长说到:“必须始终把支持经济科学发展放在首位,没有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就不可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运行。防范信贷风险也完全是保持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内容。”
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地震后的支持作用,同时也为了给金融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入川提供服务,2008年10月,四川省金融办正式成立,其主要负责拟定全省金融业发展规划;负责地方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的行业管理和服务;负责全省企业的上市指导和审核推荐工作,指导和推进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和再融资等。陈跃军作为主任是该机构的首位负责人。在省金融办成立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各项基础工作已开始着手准备:积极地与省市各级金融机构联系,与省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三家职能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与接洽;在灾后重建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的情况下着手灾后重建的融资工作,帮助那些需要资金的地方与企业进行融资,帮助他们积极恢复生产。
当然适时成立的金融办的目标从长远看是通过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和服务等手段,依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帮助四川省金融业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更长远的未来是将金融业作为引领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并以成都为中心,将成都构建为西部金融机构聚集中心、西部金融创新和市场交易中心和全国一流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尽管在西部,诸如西安、重庆等地也提出过同样的设想,但相比而言,成都具有更高的金融竞争力。陈跃军认为,成都具备其他西部城市所不具备的金融机构优势。首先从四川省金融业发展状况看,截至2009年末,全省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597家,银行业分支机构网点12475个;证券期货基金公司57家;保险业机构48家;全省共有金融业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17013个,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总量均位居中西部省(市)首位。从成都本身来看,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成都已成为西部省会城市中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的城市,各项金融业务量在中西部城市中名列前茅,金融辐射力大为增强。
2010年2月,由四川省金融办主笔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0-2012年)》正式出台。根据该报告,成都要立足西部区域,与北京、上海等全国性金融中心实行错位发展,同时还明确在成都科学规划金融总部商务区、金融产业集聚区和金融后台服务业集聚区。其中金融后台服务业集聚区的打造要力争到2012年让金融机构在成都的后台服务中心达到30家,总投资规模超过20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并成为全国金融后台服务机构最多、配套服务功能最完善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相信随着成都作为西部金融中心的构建,必将吸引更多的外部金融资源入川,也必将为四川震区的灾后重建注入更多的力量,对此,陈跃军充满信心。
2009年温总理在“两会”所做的政府报告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经历过苦难的四川人民对此有着更加感性的理解,信心之所在,困难必将迎刃而解。
大行的担当
2007年3月20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作为一个有着3.6万个储蓄营业网点,4.5万个汇兑营业网点,2万个国际汇款营业网点的大型银行机构,其60%的储蓄网点和近70%的汇兑网点分布在农村地区。2007年12月9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正式挂牌成立,2008年“5•12”地震发生时,邮储四川省分行距成立还不足半年。那时摆在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敬宗泉面前的主要有三个问题:其一,四川邮储受灾网点多达818个,需要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网点、人员受灾情况,对受灾人员进行安抚;其二,在了解网点、人员情况后需要立刻安排灾区网点的经营工作,力保网点尽快恢复正常营业;其三,如何进行灾后的工作安排,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反观中国邮政储蓄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传统的储蓄、汇兑业务上占据优势,但在相关的资产业务上却备受诟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成立虽然在资产业务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在成立时间短、经验不足,又面临地震后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时,敬宗泉的难题显然要比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大得多。然而,敬宗泉说:“在地震那么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困难不算什么。”
于是,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敬宗泉率省分行相关人员分赴重灾区指挥抗震救灾,率先启动灾备系统,实现数据成功恢复与存储,并采取流动银行、帐篷银行、集装箱银行等方式恢复网点营业。截至2008年6月18日,四川邮储818个受灾网点恢复营业,都江堰、绵竹、江油等地的网点在当地银行业机构中率先开业。灾区网点虽然简陋,却给担心储蓄资金安全的受灾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为支持四川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启动赈灾汇款“绿色通道”,并面向6个重灾市(州)群众开办了邮政储蓄定活两便“爱心存单”业务,免收用户查询、挂失和省内异地交易手续费。截至2008年末,全省累计开发爱心存单3557笔,金额1.99亿元。同时,邮储四川省分行还向总行争取将受灾地区小额质押贷款单笔最高上限金额提高到100万元,加大小额贷款和银团贷款投放,在有力支持灾后重建的同时,也促进了小额贷款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延伸。
地震所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生活还是要继续。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四川8700万人口中有80%是农民,每年外出务工农民1600万人。在各商业银行基层网点撤并的关键时刻,邮储银行强大的基层网点优势填补了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空白,也找准了未来自身发展的定位。截至2009年底,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通过银团贷款、协议存款、票据转贴和小额贷款等方式返还四川建设资金超过500亿元,其中,累计发放小额贷款129亿元,全省超过13万名农户和中小企业主获得了邮储银行的信贷支持。敬宗泉坦言:“邮储银行不仅没有撤,而且在改善基础金融服务上加大了对农村的服务力度,其中许多业务是一些商业银行不愿意做的。”正是这样的执着和对承诺的严守,使邮储银行在地域广阔的四川地区深植,有些区域甚至成为当地居民唯一可获得金融服务的银行业机构,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举全行之力,服务四川经济建设”,邮储银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业务实力、服务能力和社会责任。
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一样,在大灾面前履行大行职责的还有中国农业银行。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1个小时,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的党组办公会地点搬到了省行大楼对面的马路上,主题只有一个:救人。此后的10个小时内,省分行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同一地点成立,迅速摸清本系统人员及营业网点的受伤、受损情况后,分别成立救助安抚、物资保障、恢复营业、灾后重建、宣传信息及安全保卫等6个抗震救灾工作小组,指挥统筹协调全省农行的抗灾救灾工作,并明确工作思路:尽一切可能保证营业网点的正常运行。
2008年5月13日,农行四川省分行受灾网点开始恢复办理业务,并先后设立75个流动银行和1000个赈灾服务窗口,开通有密码、有通兑标志的定期存款全省通存通兑业务,制定面向广大灾区群众的“灾后个人金融服务指引”和“灾后个人金融业务受理网点名录”,最大限度保证了赈灾业务的快速、合规办理。5月18日,农行四川省分行下发《关于大力支持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紧急通知》,出台了集中规模、突出重点、灵活担保、优惠利率、采取多种方式核定授信额度和灵活的担保方式等支持抗震救灾的8条特殊信贷政策,在第一时间为抗震救灾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
2008年8月13日,农行四川省分行下发《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信贷意见》,针对性地调整了灾后重建行业准入标准、资本金比例、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贷款担保、因灾进入不良客户的信贷政策、支持灾后重建金融产品创新等12个方面的信贷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灾后恢复重建。四川省省长蒋巨峰批示说:“这个信贷意见政策全面、措施具体、出台及时、操作性强。要对接好、落实好、宣传好。谨向农行总行和省分行为我省恢复重建所做的工作和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黄小祥副省长批示:“农行四川省分行率先出台了支持灾后重建的信贷意见,操作性较强,我们拟在全省银行业机构中推广。”
2008年12月21日,农总行与四川省政府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把四川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省份,承诺三年内在四川增加信贷投放1800亿元,助推四川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和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到2009年末,已落实银政战略合作协议项下项目74个,签订贷款合同金额613亿元,实际贷款金额476亿元。
“5•12”以来至2010年3月末,农行四川省分行共对全省灾后重建客户授信623亿元,贷款余额401亿元。
以上种种数据表明,农行四川省分行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履行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应当说在四川震后重建计划尚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农行对某些领域所提供的信贷支持是承担了一定风险的,问及如何看待这些风险,农行四川省分行熊长城副行长回答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一家国有银行,在国家发生这么大的地震灾害面前,有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我们所提供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支持。既要支持抗震救灾,又要把控风险,是我们金融业支持抗震救灾的原则。”为了体现出要救灾也要防风险这一原则,农行四川省分行对金融资源的投放领域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准入标准、资本金比例、客户信用等级、授信额度的限制、抵押担保方面均有所把关。
为了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所导致的非常时期发放贷款产生的风险问题,从2009年开始,农行四川省分行开始对灾后信贷项目进行风险排查,从行业政策、贷款流程、客户信用风险评估等多方面重新对已发放的贷款进行跟踪梳理。在对客户的重新排列分析中,对现有客户进行分类,明确哪些是可以列入战略性客户,哪些是可以列入一般性客户,哪些是属于退出的客户,并通过对客户需求的调查明确分行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方向。仅2009年一年,农行四川省分行就接受了包括国家审计署、总行、省分行在内的四次集中审计,事实证明,即便是在这样地毯式的审计面前,农行四川省分行也是能够经受住考验的。
“贷款不是捐款,我们既要对灾区人民负责,也要对银行的资产负责,说到底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也是对灾区人民负责,因为银行的钱来自于百姓,如果我们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银行经营困难,最终受损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熊长城说,这一观点又一次体现了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灾区负责,对自身负责,对百姓负责。
2009年5月,在汶川地震发生的一年以后,中国农业银行在其的200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不离不弃,大爱无疆。汶川地震,生死转换于瞬间,举国皆为之伤恸。农业银行以最好的金融服务和最有力的金融支持,为抗震救灾和四川灾后重建竭尽所能。灾后短短几天内,率先建立1000个赈灾专柜,50多个‘流动银行’、‘ 汽车银行’、‘ 电子银行’、‘ 帐篷银行’等迅速被投放在重灾地区,农行系统员工自发捐款奉献爱心,到年末共捐款1.84亿元,同时积极满足灾区群众的应急金融服务需求,全力支持灾后地区恢复重建。”以上种种显示出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一个与地方经济,与“三农”紧密相连的国有大行在危机时刻的担当。
平衡公益性与商业性
2008年6月12日,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人先锋号”的称号;6月27日,该分行又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为中国银行业系统“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是全国40家银行机构中唯一一家获得此项荣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样作为本次受访的唯一一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在上市公司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与作为公众公司在大灾面前承担社会责任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是记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王立新,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有着近27年的银行业从业经历,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地震后保证服务不中断,这是作为一个公众公司首要的社会责任。”当时,招商银行在四川共有25个营业网点,全部分布在成都,与其他银行机构相比,网点受损情况较轻。但大震过后余震不断,通信网络也受到影响,要维持银行所有服务正常化仍然存在困难,但在当时招行在成都的所有分支机构都做到了一如常态。“我们首先坚持营业不间断,地震以后,因为余震不断,一些银行的服务时间有所变动,招商银行所有营业部均保持正常的营业时间;其次,我们坚持业务系统不中断,即便在地动山摇之时,招行的pos机刷卡系统也是畅通的”。事隔两年之后回忆起来显得颇为轻松,但可以想象当时仅维持正常的营业时间这一点,王立新所要担负的压力。
当然,王立新并不否认在地震中,作为一家股份制上市银行所遵循的经营宗旨与作为公众公司所应承担社会责任存在一定冲突,对灾后重建的信贷支持客观上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我并不认为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就必然要承担风险,风险始终是存在的,银行的职责是通过适当的安排,在公益性与商业性中找到平衡点”。王立新补充道:“招商银行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发起单位,面对这样的灾难更不能袖手旁观。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小企业贷款,高风险是其客观属性,但商业银行仍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做到既推动此项业务发展又很好地控制风险。”以此为出发点,大地震后,招行积极参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在重灾区安县方碑村开展的金融支持灾后重建工作。针对该地区民房损毁较为严重的状况,为了使农民尽快得到安置,推行了“一帮一”模式,由当地富裕户帮助贫困户,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提供一万到两万扶贫款帮助贫困农民重建家园。目前,已向方碑村218户受灾群众发放无息扶贫款316万元,帮助受灾家庭重建倒塌的房屋,改善民生,“方碑村试验”为社会各界帮扶灾区恢复重建提供了一条帮扶模式。针对地震后四川省内企业现状,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给予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信托贷款50亿元。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四川省政府独资,汇聚省内优势资源的特大型企业,是推动四川省经济加快发展的骨干力量,肩负着推动四川经济发展以及灾后重建的重要历史使命。结合四川发展的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发展战略,招行成都分行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金融服务方案,该方案突破了传统的银行信贷融资模式,在资本金贷款尚未出台政策的前提下,先通过信托理财的方式给予四川发展人民币50亿元人民币信托贷款,分期滚动发行,解决企业的燃眉之需。
王立新始终认为参与灾后重建对招行成都分行的业务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兼顾商业性与公益性。为抓住机遇,成都分行实施了以下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对于灾后重建政策倾斜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制订符合灾后重建的产品和服务,开展银政合作支持灾后重建项目。
为防控因政策性与商业性划分不明而产生的相关风险,招行成都分行的主要做法是:首先,筛选项目,在加强银政合作的基础上,从政府重点灾后重建项目中筛选出24个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其次,把控行业信贷风险,根据总行制定的行业信贷政策,对灾后重建不同行业客户实行不同的信贷政策,选择不同的风险防控措施。三是充分发挥招行财资管理平台的作用。财资管理平台又称跨银行现金管理系统,是招行利用科技优势,在提高客户资金管理能力、提高资金效益的同时,有利于成都分行自身加强资金风险监管,在对灾后重建项目公司中大力推行使用财资管理平台,实现了银企双赢。四是全面推行信贷风险经理与客户经理并行作业的机制,加强对授信客户贷前、贷时、贷后的审查,有效防控风险。
正如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发起成立时所宣读的那样:“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基础层次和社会层次。企业在基础层次中需要尽到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在依法经营、纳税的过程中创造企业的阳光利润;在社会层次中企业需要尽到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贯彻在以人为本、扶贫救危、帮学助教、建设社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企业公益行为中。”招行成都分行在大灾面前以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上述两层含义。
地方金融的责任
每个地区都有这样一群金融机构,它们根植于地方经济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它们作为一级法人或行业管理机构,没有异地总行机构为它们进行业务指引;它们的经营范围一度或现在仍囿于一域,无法获得资产在不同区域内的合理配置所带来的风险分散与区域差别化发展所带来的额外好处;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往往面临资金、人员、创新、规模经济等等方面的劣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它们的存在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满足农村领域金融需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的一群金融机构,我们通常称之为区域性金融机构,构成它们的主体为城市商业银行与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在2008年四川“5•12”地震中,这样一群金融机构因其与地方经济联系最紧密,在震区网点分布最广泛而遭受到最严重的损失,但它们却以最快的速度自救并投入到抗震救灾的战斗中去,这些在地方经济中作用重大生存环境却最为艰难的金融机构理应得到我们的敬意。
对于两年前的那场灾难,四川省联社理事长王华的感受要比其他金融机构负责人更为深刻。作为四川受灾最大、损失最严重的金融机构,四川农信全省115个县级联社、2986个营业网点均不同程度受灾,死伤员工198人,其中遇难及失踪64人,重伤108人。北川联社大楼坍塌,33名员工深埋废墟之中。全省农村信用社直接财产重置损失44.3亿元,因灾形成不良贷款达115.58亿元。当过记者,也当过地方父母官的王华既有着新闻从业人员的敏锐感也有着政府官员处事的果断。5月12日晚,王华牵头省联社党委迅速启动了全省农村信用社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在路边一辆中巴车上,紧急召开党委会,成立了全省农村信用社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对全省农村信用社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与部署。在第一时间了解农信系统网点、人员受损、伤亡情况后,次日凌晨,省联社班子成员分别率队冒险进入各重灾区看望慰问信合员工,现场指导抢险工作。要保证灾区不乱,金融机构自己首先不能乱,因此必须使身处灾区的农信人员树立信心,有条件的先自救,没有条件的稳定情绪等候救援。
5月15日,省联社阿坝灾区第一批运送救灾物资小组启程经雅安、过宝兴、翻夹金山、绕马尔康,行程800余公里,抵达重灾区理县、汶川。5月16日,第二批运送救援物资特别小组,也启程前往震中地区,向各灾区送去食品、帐篷等物资和应急资金。灾区员工见到来自省联社的慰问人员时,禁不住失声痛哭,泪流满面。
保证金融秩序不乱,尽快恢复营业是每一个身处灾区的金融机构的要务。可是客观条件使得一些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为了稳住灾区人民的信心,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混乱局面,四川省联社在《四川日报》上公告了应急业务办理范围、受理网点地址和支持灾后重建的信贷政策,并向灾区印发了15万份《灾后金融应急服务指引》,指导受灾群众办理业务。此后,王华率领省联社人员多次深入灾区,在灾区农村信用社营业用房毁损、人员伤亡、账款被埋、设备损坏、交通、通信中断的情况下,针对灾区特殊的金融服务需求,及时研究部署,采取了“房屋安全的原址恢复、房屋倒塌及危房的就近租房或搭建帐篷恢复、相邻网点合并恢复、借助他县网点恢复、设置流动服务车恢复、在灾民安置点设立临时场所恢复”等6种方式,通过“借网络、借人员、借场所、借资金”等4种措施,确保了受灾网点在5月25日前全面恢复营业。
在完成自救以及恢复营业后,接下来就是投入到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去。为满足灾民和受灾企业灾后重建信贷资金需求,四川省联社首先改进贷款方式,开通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绿色通道。其次延长贷款期限,对因震灾不能到期还款的借款户,给予展期。三是实行贷款利率优惠,对灾民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所需贷款执行了基准利率;对受灾的中小企业,在已执行利率基础上下浮动10%〜20%。四是及时推出了生活费垫资贷款、恢复生产经营贷款、重建家园贷款、企(事)业单位恢复生产经营贷款、政府统一规划的安居工程及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等5个救灾贷款专项产品。同时,省联社要求全省农村信用社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无条件、高质量地做好各种政府补贴的工作,为国解忧、为民解困。“5•12”以后四川农信系统累计发放农房建设贷款含困难农户和委托贷款62.07万户,金额为138.87亿元,分别占全省金融机构的94.48%和92.61%,其中发放困难农户农房建设贷款5.76万户,金额14.14亿元。
面对空前惨重的地震灾害,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带领全体员工响亮地喊出了“山垮房垮,四川信合不垮;水停电停,服务三农不停”的口号,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豪迈誓言。如今,四川省联社的灾后重建工作还在继续,由于“5•12”地震烈度强、破坏面积大、影响范围广,处于震中地带的北川、汶川、青川等多家县级联社几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所有营业网点均已坍塌或形成危房,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恢复重建资金缺口较大。其中18个重灾县级联社恢复重建资金缺口就达72692万元,难以完全靠自身力量解决。对于在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失又做过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如四川农信社系统理应得到政策面更多的关注。
和四川农联社一样在地震中践行地方金融机构职责的还有德阳市商业银行。
2008年5月12日的中午,德阳商行董事长李琦对办公室人员说她需要休息一会好准备下午的会议,在后来那地动山摇的一分钟里,李琦只身一人在办公室,地震过后十几层的办公大楼变得十分安静,她尝试从办公室下了8楼,当李琦最终走出办公大楼时,发现所有的员工正含泪望着她,而她的第一句话则是问有关工作人员:“数据备份有没有问题?”在她看来如果IT系统出了问题,数据丢失,那就出大事了。以往当过地方政府官员的经历使李琦尤其具备对事态的洞察力和对大局的把控能力,在简单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后,李琦奔赴市政府,目的只有一个:向政府求援首先保证金库的安全。
其后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德阳商行在第一时间,全面恢复营业,积极维护灾后经济金融秩序。2008年5月13日,开放市区内的ATM机,保证灾民的现金需求;同日,为有关部门开立抗震救灾资金专户,并向社会公布,确保抗震救灾捐款、汇款通道顺畅运行;5月14日,客户经理开始走访客户,对客户进行慰问并了解其受灾情况和金融需求;5月14日,汽车流动银行在什邡支行诞生;5月16日,灾区第一家板房银行在绵竹支行诞生;5月16日,全部网点恢复营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什邡与绵竹是“5•12”地震的重灾区,而在李琦的指挥下德阳商行第一时间有序转移疏散人员,无一人员伤亡,这一点尤其令李琦感到欣慰。
李琦说德阳商行根植于地方经济,其发展离不开地方经济,当本地经济发展因地震而受阻时,德阳商行应该承担起作为一个地方性商业银行应有的社会责任。为此,地震灾害发生以来,德阳市商业银行创新信贷产品,优化信贷模式,向灾区发放抗震救灾贷款和灾后重建贷款。先后推出“会员制担保公司赈灾贷款”、“灾民自助、自救扶持贷款”、“灾区安居工程贷款”、“灾民生活资料贷款”等系列品种,截至2009年末,德阳商行共投放灾后重建贷款近20亿元,既解决了当地政府修建活动板房、安置灾民、建设过渡安置房等资金不足的问题,也进一步支持了受灾企业的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为缓解地方财政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德阳商行与各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为各地方政府提供综合授信,其中旌阳区1.5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0.5亿元、绵竹市1亿元,中江县1.2亿元,罗江县1.2亿元,同时计划灾后三年将新增贷款规模的60%,预计36亿元支持灾区的恢复重建、产业升级和各项社会公用事业。2008年12月,德阳商行发起成立的德阳首家村镇银行-什邡思源村镇银行成立,这是德阳商行以实际行动履行向灾区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的承诺。
地震使德阳商行面临少有的遭遇和处境,德阳商行因地震账面净值损失4000万元左右,贷款损失2亿元左右,但地震也使得德阳商行面临少有的关注和关切,面临少有的机遇和前景,因此大灾之年并没有降低李琦对银行发展的要求。在她看来灾后恢复重建将会给德阳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震灾带来的“危机文化”,不仅在人们思想领域、文化行为中将潜移默化地发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中,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形成强大投资驱动力。
作为四川省十大财经风云人物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李琦一直是德阳市金融界的标杆人物。2002年李琦接手德阳市商业银行时,全行仅有20亿元的存款规模,却有在岗职工500多人,对外营业网点48个,不良贷款率更是高达25%。如此的规模和发展状况早已被同类商业银行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李琦上任后,率领德阳市商业银行围绕打造“中小企业伙伴银行”和“市民贴心银行”品牌,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李琦坚持金融创新,着力在规范业务流程和创新金融产品方面寻求突破。先是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中心”,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了快捷高效的绿色通道,紧接着又率先推出了“会员制互助担保贷款”融资模式,有效地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该行的支持下,被誉为“小汉模式”的会员制互助担保贷款模式,被四川省中小企业局定位“全省担保机构孵化培训基地”,她也因此被中国银监会评为“支持中小企业先进个人”。如今,在成立12年之后,德阳商行总资产达到185.18亿元,为开业时的22倍,存款总量达到165.96亿元,为开业时的24倍,贷款99.67亿元,为开业时的17倍。
大灾最终没有阻挡德阳商行前进的脚步。2008年11月末,德阳市商业银行总资产从2007年末的86.98亿元增长到12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44.6亿元增长到65亿元,各项存款从2007年末的71.5亿元增长到105亿元,在当地金融机构中存贷款增速第一,在2008年三季度末提前两年实现存贷款的“双百亿工程”。
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德阳商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就股权合作一事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其后经过多轮磋商,2009年10月17日,在第十届西部国际博览会四川跨国公司产业合作座谈会及签约仪式上,德阳市商业银行董事长李琦和IFC国际金融公司东亚太平洋局环球金融市场负责人塞奇•德费罗代表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根据该协议国际金融公司投资约2.1亿元人民币入股德阳市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IFC将在公司治理、信贷管理、风险管理、中小企业业务等方面全力支持德阳商行的未来发展,此协议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报监管部门正式生效。
在经历种种困境之后仍能够得到境外投资者的认可,李琦认为这恰恰是因为灾难凸显出了德阳商行顽强拼搏,勇于奋进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外资投资者对于目前的德阳商行,对德阳商行的经营管理层充满信心。这至少已经说明德阳商行具备相当的投资价值,为德阳商行未来的增资扩股、补充资本金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按照李琦的设想和德阳商行的五年规划,通过奋斗三五年,将德阳商行资产规模扩大到500亿元,届时德阳商行将成为一个立足本地,面向四川,辐射西部的现代化区域性商业银行,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对于这样一个心系地方,关注弱势群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银行机构,在此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掌声和祝福。
本期发表的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这篇文章，对金融包容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金融包容致力于将贫困人群纳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金融包容性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本文对全球范围内金融包容措施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成功的金融包容措施应遵循的原则。作者认为金融包容有利于提高金融的稳定性而非相反，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更应积极倡导金融包容性发展。
本刊征得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DBI）同意，翻译和发表本文，ADBI及作者对译文免责。
关键词：金融稳定 金融包容 普惠金融 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3-011-07
一、什么是金融包容
金融包容目的在于将“无银行服务”人群纳入正规的金融系统，从而使他们有机会得到储蓄、支付、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金融包容既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得到服务，也不意味着供应商在提供服务时不需要考虑风险和成本。尽管可得性不受限制，自愿除外和不利的风险收益特点两方面都可能排除某个家庭或小企业使用金融服务。该结果并不必然会招致政策干预。政策创新应致力于纠正市场失灵和消除非市场壁垒，以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
尽管在过去20年中，小额金融机构、信贷联盟、储蓄合作机构取得了巨大进展，世界上大部分贫困人口仍然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现金管理等服务。根据世界扶贫协商小组（CGAP）的报告，全球储蓄账户总数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但是全球人口的一半――25亿人（其中中国有2.63亿人）――没有储蓄账户，也无法获得其他任何形式的金融服务。
金融包容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反映了长期以来关于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穷作用的争议，反映了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政策的演变，体现了金融服务对贫困者生活有积极影响这样的重要观点。金融部门的政策演进有三个阶段：首先，通过直接信贷支持国有企业和农业发展；第二，通过自由化和放松管制，让市场促进发展；第三，建立旨在平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机构。
直到19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引导公共基金投向农民和小企业等目标客户，并对其活动范围进行监管以保证这些资金得到有效利用。这些“直接信贷”项目基于此认识，即农村贫困人口无法进行储蓄，无法支付市场利率，因而需要通过补贴利率得到贷款以建立资本。因此开发银行向所选目标客户发放的贷款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为提供低价贷款，存款利率通常受制于监管上限，这对国内资源的流动性造成损害。后果即是“金融压抑”，典型的表现为浅的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缺乏根据风险收益特征有效分配资源的能力。另外，补贴削弱了金融机构的业绩表现。这些项目不仅被证明是典型的不可持续的，而且也不能扩展对贫困者，特别是农村地区贫困者的金融服务。
到了1980年代末期，新的方法出现了，该方法集中于关注金融机构向没有或较少能得到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服务的表现。这种变化是巨大的：新方法将讨论从单个企业和家庭转到机构及其以可持续、广泛的基础提供服务的能力上。印尼、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最初的实践表明，作为“为穷人提供银行服务”的微型金融和农村金融实际上是经济可行的，而且可以可持续地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这些令人鼓舞的案例形成了所谓“金融系统”范例的新观点。该方法的内在假设是贫困人口可以产生经济剩余，这使他们有能力偿还贷款的实际成本并进行储蓄。微型金融的概念开始取代“小额信贷”，前者越来越多地用于指代由各种受监管和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如贷款、存款、保险、支付和汇款等。
在过去几年中，由于与正规金融系统的联系扩展了，微型金融出现了快速转型。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证据显示为低收入群体服务的金融系统可以促进扶贫式经济增长。低收入群体无法获得融资则会阻碍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削减，穷人更难以增加储蓄、创建资产以防范风险，以及投资于收入增长项目。因此，对金融部门发展的兴趣越多越多地集中于那些决定可获得性深度和广度的因素，趋向于发展普惠（包容性）金融体系。
随着对金融削减贫困关注的不断增加，政策目标不断扩展以包含更有质量地获得范围更广的金融服务。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和迅速普及通过支付系统大幅降低了用户与正规金融机构建立联系的成本，对该趋势提供了支持。
以此为背景，向未得到银行服务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决策者、实践者、学术研究者关心的一个主要领域，他们越来越多地强调要将金融包容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不仅承认要尽可能地将更多的贫困者以及被排斥者纳入金融服务范围，而且要求主流金融机构在为得不到银行服务的人群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作用。从这点来看，微型金融正被视为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金融包容正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对传统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支柱以及其他如客户保护等监管目标形成补充。当然，鼓励向得不到金融服务者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必须将金融稳定考虑在内，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由于微观层面对于涉及金融服务的家庭行为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成为可能。现在，各方已经能够理解贫困家庭依赖于各种金融工具对其日常的现金流和风险进行管理，努力通过储蓄建立资产。金融日志等工具显示这些低收入家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其现金流的不规则性。国际贫困线每天2美元的平均收入在实际中变化较大，需要加强管理以平滑消费，减少对如健康风险等各种冲击的脆弱性，同时管理好生命周期中的主要事件。
二、金融包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期证据
有证据表明金融包容对整体经济增长和个人福利存在影响。与政策目标的演进相一致，研究焦点先是集中在金融系统发展的宏观经济影响上；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关注金融包容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证据
金融机构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信息不对称可能对储户和投资者之间资金的有效中介形成阻碍。有大量证据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因果影响。比较突出的解释是Schumpeter的观点，认为金融通过向新进入者提供资金支持，增强创新，可能改变其现状，鼓励“创造性破坏”。沿着这个思路，向新的创业者提供资金是金融-增长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近的研究焦点转至金融中介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上。Beck等人（2008）发现金融发展、收入不平等下降、贫穷消除之间存在一种联系：金融服务的整体利用，即更深的金融系统可以降低基尼系数。
宏观经济层面同样存在证据，更宽广的金融系统促进经济增长。Giné和Townsend(2004)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泰国经济进行分析，发现金融服务的扩展极大地提升了泰国经济的增长率。相反，Banerjee等人(2009)强调了与富裕者优先获得融资相关的效率和生产率损失，显示金融可得性对投资和增长存在潜在的一阶效应。
最后，Pande和Burgess(2005)运用印度旨在鼓励银行扩展新服务领域的新分行监管“自然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其对降低农村贫困有积极影响。但是，这种扩展政策的高成本抵消了总体收益。该结果显示技术驱动、低成本分行扩张具有巨大的潜在收益。
（二）微观经济证据
近期，微观经济层面对金融包容的支持仅仅基于看似有理的轶事证据，如孟加拉乡村银行65%的客户跨越贫困线等数据未经统计测试。在金融服务和贫困者生活得到改善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存在计量挑战而且非常昂贵。这要求消除样本中自主选择等因素、以及无数的可能混淆分析结果的未观察到的因素的影响。选择的方法是田间实验，即通过随机选择一些客户进行反事实的研究方法来建立这种联系，然后运用统计分析来辨别提供某种金融服务等干预措施产生的不同效应。
来自印度的随机对照实验（RCT）案例显示小额信贷的影响取决于家庭行为：企业家利用信贷扩大其业务，这可以在耐用品消费和商业利润的增加中得到证明；最初被认为少有开启业务倾向者没有增加投资，而是增加食品和交通等消费；有较高倾向开启业务的家庭减少非耐用品消费，增加耐用品消费，减少临时支出。研究表明对教育、健康、妇女权力等方面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商业产出的正面效应明显，包括有新业务出现，现有业务利润出现增加。
近期在南非开展的研究关注金融包容的风险管理收益。随机为因边际利润被拒绝的贷款申请者提供贷款，结果显示接受试验者中失去工作的可能性比那些无法获得贷款的申请者要小。得到贷款的家庭获得更多收入、走出贫困的可能性增加。总的来看，信贷增加有助于改进福利。研究确实证实了短期贷款是一种重要的现金流管理工具，对特别是就业和收入领域中的福利有较大的正面影响。研究同样发现对边际（或稍高于边际）的客户的贷款是有利可图的。
三、金融包容政策：近期创新
金融部门易于出现市场失灵，因而对其监管普遍较严格。低收入部门特别容易受信息不对称的困扰，需求方经常缺少信用纪录或能让贷款者放心的担保物。另外，贷款者在金字塔底端的新市场中经验不足，面临与商业程序相关的调整成本。同时，个别交易和总体市场规模都较小，这使供应商难以弥补其固定成本。
但是，微型金融的先行者曾经发现现实的市场机会，大量商业模式创新已经扩展了“获得性可能边界”。更近期，技术创新大幅降低了接近低收入群体的固定成本，吸引了更多的新供应商。
政策通过建立监管框架、公共所有、提供市场基础设施、降低需求端壁垒等措施成为私人部门创新的重要补充。监管框架决定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制定可提供的服务的范围，影响机构开展业务的成本。
谨慎监管之于金融中介活动的开展、国内资源流动、金融机构发展、以及储户保护等非常关键。而且，公共所有将中介服务延伸至商业行为不会涉及的领域。安全的贷款框架和公共信贷监管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使交易得以实现。最后，贫穷客户的低教育程度对客户保护和金融教育政策提出了要求。
决策者努力跟随快速的创新。他们在监管框架内提供实践这方面做得尤其成功，极大地控制了潜在风险。在一些案例中，决策者通过监管或立法手段，甚至直接参与市场，为市场引入新的解决方案。
快速的创新步伐极大地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一方面，要求考虑到金融包容对政策规则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因为创新方案由发展中国家监管者创造，促进对等建议有极大余地。
为了捕捉和比较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策的趋势，德国技术合作机构（GTZ）评估了10个国家中提升金融包容的35个政策解决方案。其中6个方案特别有效，4个通过各种渠道改善条件以服务到贫困者，包括银行服务、移动支付、金融供应商多样化、国有银行改革。其余2个是客户保护和金融身份确认政策，对于使金融包容成为可行特别关键。
（一）银行服务
在银行分支机构无法覆盖之处，允许银行与非银行零售机构进行合作的政策对于促进金融包容非常有用。这类政策将现有零售机构作为销售渠道，不仅将药店、邮局或超市转变成银行机构，而且将其转变成金融包容的机构。
技术降低了金融交易中信息远程交换的成本和风险，使得银行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变得可行。伴随着开户程序的简化，以及如现金转换等其他利用该渠道的激励，金融系统得以延伸，用户数量大幅增加，如近期在巴西可以见到的。
巴西通过大规模地引进“银行替代者”服务于无法得到银行服务的巴西人，成为银行服务的先期领导者。该办法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物理渠道限制：2000年只有1600个市拥有银行分支机构。现在，大约95000家机构覆盖了所有5500个市，3年来通过机构开设的账户近120万户。巴西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措施，如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和智利。2006年哥伦比亚通过了监管条例，允许金融机构发展机构，吸引3539家机构，最初集中于票据支付等业务。
银行模式的关键特点是交易清算及时以减少欺诈、开户程序简化、客户严格遵循了解你的客户的国际准则。成本的节约相当可观：秘鲁监管当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建立40家机构的成本仅相当于建立一家银行分支机构。
巴西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巴西的机构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服务的提供者。任何受央行监管的机构都可以发展机构，只要银行承担责任，关系受公共合同约束，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机构。该模式的成功源于其务实和灵活。总体情况集中于金融机构，央行可以获得所有机构的数据，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可以有足够的自选择如何建立关系。
（二）移动支付
2009年全球有40亿部移动电话，超过一半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过去5年中手机用户几乎增长3倍，亚洲增长尤其显著。肯尼亚47%的成年人拥有手机，城市拥有率升至73%。
手机开启了向穷人提供服务的另一个渠道。这种新技术大幅降低了方便实时交易的成本，扩展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接触点，通过引入e-货币降低了持有现金的成本，吸引了以前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客户。
一些国家的案例显示了移动支付之于金融包容的前景。2004年，菲律宾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成功地提供移动支付服务。两家移动支付运营商拥有约550万客户。手机交易成本约为银行的1/5。
肯尼亚由移动网络运营商Safaricom提供的e-货币转换服务M-PESA，在拓展移动支付中取得的进展最让人印象深刻。该服务发展迅速，目前拥有700万注册客户，这些客户中大部分之前未得到过银行服务。近期的国家调查显示了其对金融包容的积极影响：包括M-PESA的半正式服务的使用从2006年8.1个百分点增加到2009年17.9个百分点，只能获得非正式金融服务的人口比例从35%降到26.8%。最重要的，同期未得到金融服务的人数从38.3%降到32.7%。
移动支付因其跨越银行、电信、支付系统和反洗钱机制等多个监管领域，对监管能力形成挑战。移动支付产生时，监管者倾向于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允许运营商进行实践，在密切监管下开展业务。一旦市场创新和知识满足了监管者和手机运营商的要求，再建立和实施监管规则以提供法律确认，为新进入者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三）金融供应商多样化
政策制定者采取多种监管战略以管理因放宽存款和保险服务提供机构范围所带来的风险。将银行监管规则运用于特定的小额金融的战略包括：
――给致力于吸收小额存款的专业机构发放许可证；
――给成功转型的金融非政府组织发放银行许可证；
――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许可证。
从央行的立场来看，分层监管方法按许可的经营范围将机构加以分类，限制低层级机构的风险暴露，可以让风险最小化。不管战略选择，高层政治在推动监管创新以扩展金融服务领域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秘鲁、玻利维亚、乌甘达的监管者通过建立获得许可的合法途径将不盈利的创新者包括在正规体系之内。这带来了更高的储蓄率，对消费者和机构都有利，使他们减少对外部和批发融资的依赖，可以经受金融危机的冲击。
印尼于1980年代后期在金融部门自由化中引入了乡村银行，这降低了金融部门的进入壁垒。经历了自由化初期的爆发性增长和后危机时期合并过程，目前有1800家村镇银行，持有20多亿美元的存款，拥有980万账户。
（四）国有银行改革
国有银行在许多国家的银行系统，以及为贫困者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仍然充当重要角色。102个国家中有73个国家拥有国有银行，占银行总资产15%。公共银行拥有大量分支网络，通常是农村中唯一的银行，因为毕竟政府要利用公共银行在农业或住房建设等缺少商业利益的领域增加储蓄和信贷，实施社会项目。
全球局面相当繁荣：贝宁、巴西和秘鲁等政府出于最低成本的选择，关闭了表现不好的国有银行，而另一些政府则继续忍受政府干预和不良表现。不过，一些决策者推动的改革显示了金融包容具有能够成为国有银行新的、有利可图的业务的潜力。
以印尼人民银行（BRI）为例，通过建立独立的业务条线，而非重组整个银行，发展有利可图的小额金融业务。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公司治理改革和运用最先进的小额信贷技术。BRI拥有4200多个乡村单位，为350万借款者和210万储蓄者提供服务。BRI小额金融业务（资产总额的27%）的利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资助了较不成功的其他银行业务。
（五）客户保护
全球每年有15000万新客户进入金融市场。客户和银行之间在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这些新客户处于不利境界。客户经验越不足，产品越复杂，这种不平衡越大。金融包容项目因而承担引入更多经验不足和脆弱客户的风险。
多数金融机构确保能够为这些客户提供良好服务，但有些滥用其信息优势，以客户为代价增加自身收益，这些客户会发现自己过度负债、保险不足、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投资收益。
客户保护通常被认为是监管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回应。正确的监管应当纠正信息失衡，通过在整个服务过程中（事前、事中和事后）加强及时的信息披露，鼓励可持续的市场扩张，帮助客户更好地理解其权利和义务。
监管者需要了解客户观点以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些监管者通过利用客户投诉来识别需要关注的领域以及市场活动的趋势。监管工具包括查阅产品相关信息、现场检查、电话访谈、中介监督，以及行业和客户监督。
客户教育有助于减少客户和金融服务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缺乏经验的市场新进入者尤其需要接受教育以了解其权利和义务。客户教育可以由政府机构、客户联盟、行业提供，但大部分以网络、电视、广告等公众宣传的形式展开。
（六）金融身份确认
在多数国家，只有在一定贷款数量之上才提供信贷信息，正好使得贫穷客户无法获得信贷登记机构提供的信息成本节约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这些客户甚至缺乏开立银行账户所需的身份资料。
政策制定者开始处理这些进入障碍，缩小与银行账户有关的文件门槛和低收入客户拥有的文件质量之间的差距。结果，这些政策赋予客户金融历史，将其交易历史转换为金融资产，使其得以以此为杠杆获得信贷和其他银行服务。
在降低准入的文件障碍时，监管者必须确定为提升包容度能够接受的风险水平。为降低信贷和身份识别风险，印尼开始收集非正规金融部门中的本地信息，特别是在农村贫困人群中较流行的集合基金中的信息。这是获得金融身份和金融历史中关键信息的一个机会。印度放松了严格的了解你的客户规则，允许凭当地政府信函开立低风险的基础银行账户。
考虑到反洗钱（AML）和反恐怖融资（CFT）的有效性，尽管成功的政策改革并不正式遵循金融行动专职委员会的指引，监管者已经采用替代机制确保与AML-CFT办法中的客户识别的最低标准相符。
（七）评估
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面临金融包容目标与金融稳定和客户保护等其他目标之间权衡的挑战。上述解决方案在这方面运作良好。现实的证据表明金融稳定和金融包容目标之间的平衡是可以获得的。近期这些提升金融包容性的政策改革没有一项出现这方面的失误，相反，这些政策使得金融环境更加稳定。
以上政策解决方案应该对照扩展金融可得性广泛接受的一系列政策原则进行评估，这些原则包括：
――提升金融机构的准入性、增强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
――建立法律、信息机构和硬件设施；
――鼓励已知的需求；
――确保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安全和稳健；
――保护低收入者和所有客户不被金融服务供应商欺压；
――保证高利贷法是有效的，如果运用的话；
――增强跨领域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政府角色和金融服务的市场供应之间进行平衡；
――有效地使用补贴和税收；
――保证数据收集、管理和评估。
总的来看，上述政策解决方案遵循了扩展金融可得性的这些被广泛接受的政策原则。
最后，上述讨论到的政策案例在为得不到银行服务者提供金融选择中取得的成就最显著。经济学人情报组近期对55个国家小额融资环境展开的评估调查显示，菲律宾、玻利维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位列前10位，在小额融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建设中做得最好。
四、金融包容和金融稳定之间的权衡与合作
本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金融稳定的巨大价值，要求对现有政策工具加以检查，防止金融系统崩溃并造成高昂代价。由于金融包容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在近几年来进展巨大，因此有必要对保持金融系统稳定目标与金融用户数量不断增加之间的权衡取舍情况进行调查。本次危机来源于次贷危机，多少显示了底层市场的不稳定，尤其增加了这种相关性。
另一方面，已知的经验教训显示金字塔底部高度本地化的市场通常较少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尼人民银行的微型金融在印尼危机中保持稳健，事实证明为底端服务的金融机构更能承受金融危机冲击，有助于支持本地经济活动。更加多样化的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覆盖种类更广的经济体，是否有可能让经济更有弹性、增长率更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认为金融稳定由三个因素组成：游戏参与者所能获得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危机防范和解决框架完备与否，市场完善程度。
本部分旨在识别金融稳定和金融包容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引发政策冲突也可能带来合作。为支持监管决策，我们考虑到稳定性突出金融包容的潜在成本和收益，强调有必要按照风险分层对政策工具加以区分。
（一）金融包容：金融动荡的潜在原因吗
根据强调信息不对称的定义，金融动荡发生于对系统的冲击极大地恶化了信息问题，使得存款和生产性投资机会之间的金融中介出现崩溃之时。在这些冲击中，那些源于状况恶化的金融部门或非金融资产负债表看似与金融包容最为相关。
金融机构在低收入市场中承担的风险取决于该条线业务收益在其总收益中的占比。尽管一些大的公众银行在这些低收入细分市场中已取得重要进展，专业的小额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更大。但是，小额金融客户一般还款利率较高。对低收入市场中的金融服务加强监管比之于其他细分市场更易理解。
数量庞大的客户的频繁的小额交易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不大，因为它们只占金融部门资产很小的一部分。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监管面临的挑战更容易被克服。因此，实际上监管者更关心的是因低收入客户缺乏专业知识而带来的客户保护问题，以及如果特定机构破产将因涉及大量客户而造成声誉风险的问题。
近期对包括审慎工具、市场和机构的新的宏观谨慎监管框架展开的研究证实了该观点。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发现两类外部性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金融机构因为共同的风险在某一时点同时破产，以及顺周期性，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相互加强，增加了繁荣的幅度，损害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另外，研究显示单一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与其规模和与其他机构的关系非线性相关，规模较小机构的风险显著较小。
另外，美联储的研究证实社区再投资法案（CRA），美国立法中鼓励银行向低收入群体贷款的部分，对次贷危机的影响甚少：CRA形成的抵押贷款中属于高风险的次贷类的极少，确实源于CRA的次级抵押贷款的表现也比平均水平要好。
近期，出现了关于印度快速扩张的低收入部门中早期信贷泡沫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低金融教育程度者存在信贷需求过旺的风险。大部分观察者相信过度信贷是一个经常出现但具有本地化特点的现象，这证实近期对客户保护的政策关注是必要的。由于部门中非盈利机构的高比例性，与次贷危机不同，过度信贷可能是源于支出压力而非出于盈利动机。另外，大量未满足的需求使得泡沫不可能大规模形成。
总之，金融包容引入了具有特殊风险的新的业务条线，这些风险可以得到正确的管理和监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可能较少，对客户保护和声誉风险的考虑更重要。特别是涉及如手机银行等以技术为基础的金融包容政策，监管部门通过金融行动专职委员会的政策框架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其关注重点在于金融诚信胜于稳定性。
实施金融行动专职委员会的标准所需的风险管理工具与对服务于低收入客户的机构进行监管所需的工具相似。这对金融包容有直接影响，因为严格的了解你的客户规则会限制扩展客户的潜力。一国的监管或排除了那些缺少相关身份证明的人群，或给金融机构施加高昂的合规成本。
（二）金融包容：本地层面上缓冲危机的影响吗
经常会提到的关于以往发生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服务于贫困者的金融机构在因公司贷款客户而起的国际混乱中仍能保持稳定发展。因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得当地经济活动多少可以继续，或更快地得到恢复。
不动员存款的小额金融机构在系统性危机造成信贷紧缩时受到的冲击更大，因为现存的信贷额度无法续期，因此转贷给低收入客户的贷款资金不再随时可得。这在本次危机中也可以观察到。通过这种信贷渠道，高层危机的传导可能给当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而其本来可以隔离于国内甚至国际冲击。
五、结论与建议：金融包容如何使穷人能够应对不稳定性
尽管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源于工业国家的金融部门，但可能会改变未来金融包容政策的重点。对政府在金融中作用的深刻反思已经形成了对监管体系进行改革的重大趋势。决策者应该利用当前改革，引导形成有利于增强经济弹性的更先进的金融包容政策。
危机后提升金融包容性的机会有赖于对贫困者的交易风险进行仔细地分析。如果缺少这种分析，增强的风险意识可能不加区别地对创新形成限制。为制定金融包容政策，决策者应利用其同行发展形成的成功的创新。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等交换，正如金融包容联盟（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决策网）推动的，会帮助更新和广泛传播这些洞见，令其他国家得以改进和扩展成功的创新。
最重要的是本次危机要求关注重点由信贷向存款转换。获得储蓄应是个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因其可以提供三个重要收益：
――增强家庭管理危机造成的脆弱性的能力；
――使金融机构的融资基础多样化，缓冲全球信贷收缩对国内金融中介的影响；
――更深的金融系统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推动多样化、减少贫困，提升经济弹性。
全球25亿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成年人，因为受制于非正规金融的较差的风险管理特征，在经济冲击中显得尤为脆弱。能够在冲击来临前建立资产的低收入客户将可以有地方寻求庇护。
研究已经显示大量被压抑的正式储蓄需求有助于战胜昂贵的信贷壁垒，推动商业发展。收入和支出因此得以增长，健康的产出被证实对混乱更有弹性。更强的家庭风险管理能力在危机时期使公共支出得以释放。金融包容显示同样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更稳固的社会关系有助于防止政治动荡，使政府可以专心于危机管理。当收益在正规金融部门中通过基础的银行账户进行传递时，社会安全网同时提升金融包容性。次贷危机显示了无目的贷款行为的危险性，客户保护被列入政策议程，金融教育势头日益增长。
总体上，对金字塔底端可行商业模式进行一个综合展示，技术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过去几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在削减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帮助吸引了大量的私人部门投资，拓展了可得边界。决策者将监管框架引入低收入市场层面中的金融创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且没有因此影响金融稳定或客户保护目标的实现。考虑到这些，在获得扩展金融可得性收益时可以不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当前危机因而给了决策者一个推动金融包容政策、提升经济弹性的独特的机会。
作者简介：
阿尔弗列德.翰尼葛（Alfred Hannig）金融包容性联盟执行主席、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