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0 16:24:5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中,涉及大量的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和手工业、农商业发展状况的内容。教材内容多、涉及面广,学生轻易掌握不了,容易出现混淆概念的现象。故讲述时应尽可能理清经济体制演变历程,帮助学生认清其发展线索。
从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历程来说,其经历“国有制私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过程,其中奴隶制度社会是最具代表的井田制土地国有制社会,该阶段土地制度用一句话描述,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制度则从土地国有制演变为三种形式,包括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私有土地制、国有土地制。围绕土地和人口争夺,三者间展开异常激烈的斗争。但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土地制度在封建社会演变历程,就是进一步发展巩固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整个社会历史中贯穿了封建大地主将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土地变为大地主所有地的过程。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历朝历代中均有体现,如东汉时期出现的大地主田庄;南朝时期的封山占水;唐后期普遍建立的官僚、贵族以及大地主庄园;明后期遍布全国范围的皇庄和庄园等。并且,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与之相应的赋税制度也发生着变化。赋税制度演变历程自春秋时期鲁国始,称之为“初税亩”,到唐朝时期则演变为两税法和租庸调制,直至明朝时期的“一条鞭法”和清朝时期的地丁银制,清晰地体现出赋税制度在封建社会下的发展线索。整条线索观察于以人丁为主转变为以土地财产为主的赋税征收中。赋税形式更是从实物、劳役转向为钱财,明显反映出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中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相对减弱的依附关系。
最后,在经济史讲述时,应适当选用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阅读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与之相应的经济生活场景,有利于学生理清历史概念关系,改善历史概念混淆的现状。
关键词:建筑业人类是会经济发展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经济的发展必然在建筑业的作用之下得以进一步实现,因而说,经济的发展少不了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的发展推动者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家主业的发展可以上溯到古代的社会发展,比如说古代皇宫的建筑、皇家园林的建筑都能寻觅到建筑业发展的踪迹。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建筑业始终贯穿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发展。
建筑业是人来物质文明的重要发展标志,人类在建筑业的不断推动下是物质文明不断达到发展的巅峰。我国古代有鲁班、李诫等建筑大师,在建筑业上具有辉煌的发展成就。鲁班的建筑风格别具匠心,在古今建筑史上堪称一朵奇葩,李诫的《营造法式》一书,总结了我国古代建筑业的发展踪迹,同时系统第总结建筑业发展经验,彰显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建筑业发展的主要宗旨是讲究建筑风格没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美。世界各国建筑业发展风格不尽相同,但都是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实现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建筑业的发展概况
(一)世界建筑业市场发展概况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建筑业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建筑市场依然充满活力。从地区分布来看,欧洲地区、亚太地区、中东和北美地区是全球建筑最活跃的地区。世界各国建筑业发展势头呈现高扬态势,建筑业的发展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同行。
(二)我国建筑业市场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建筑业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不断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入世贸组织,在给中国建筑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冲击和挑战。将来要直接面对国际承包商的竞争 ,国内建筑市场以及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竞争将会愈发激烈。
管理信息化是传统产业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我国建筑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企业能否为社会提供质量高、工期短、造价低的建筑产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提高自身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管理水平,应该作为提升建筑行业竞争力的重点,这也是国外优秀建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总结。 建筑业具有土地垄断性和不可移动性等特点,建设工程产品的生产具有单件性、流动性、地域性、周期长和生产方式多样性、不均衡性,以及受外部约束多等特点。随着建设工程项目的类型和特征的日趋复杂化,建筑产品的精益化,工程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市场化的进程,使得建筑企业对建设项目管理的精益程度要求也越来越高。
二、建筑业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及其重要性
(一)建筑业与国家经济的关联性
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小到每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建筑业的推动作用,建筑业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必然的关联性。例如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必须运用建筑业相关的解决措施,才能实现基础设施的建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的到长足的发展,我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建筑业的卓著贡献。例如我国南方特区的建设,东部沿海城市的建设都离不开建筑业的发展和贡献。时至今天,我国建筑业以迈进了世界先进步伐的门槛,建筑业的发展正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提高。
(二)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探讨
建筑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标志。国家没有经济实力,老百姓没有经济能力搞建设,建筑业就无法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这就意味着,建筑业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建筑业的发展可以优化国家资源配置,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故而,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就业方面,建筑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它有效的缓解国家人口就业压力,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从我国人口众多的实际出发,建筑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我国当前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创新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建筑业呈现多而发杂发展的态势,从而存在环境问题和就业杂乱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应本着发展的观点,实现绿色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渠道,创新发展建筑业新模式,更进一步地贡献于我国经济建设。
要实现建筑业的创新发展新模式,就必须从环保和生态效应方面出发,走绿色建筑业新道路。例如在建筑设计上要重点研究环保型建筑物设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实现环保效益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资源节约和环保效应的基础上,建立绿色的生态的建筑发展新方案,实现建筑业的环保和生态发展目标。
创新发展新思路,实现人与自然,建筑业与自然协调发展。例如绿色屋顶的推广,生态家园的建设,环保材料的应用,垃圾变废为宝的有效处理都能以创新的姿态实现建筑业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结语
总之,建筑业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必然的关联性,经济的向前发展离不开建筑业的推动作用,经济的增长有促进建筑业的向前发展,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实现经济的长足发展,就必须搞好建筑业的发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建筑业与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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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生旺;;围绕客户个性化需求提升总承包管理水平[J];山西建筑;2012年19期
关键词:古代;沈阳地区;城镇发展
中图分类号:A715文献标识码: A
1、历史地理环境概述
沈阳地处东北地区南部、辽河平原的东端,属于长白山与辽河平原的交汇地带,是东北地区最先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城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在西汉时期,辽河入海口还在黑山、辽中一线。唐代还有“辽泽泥潦,车马不通”,“辽东以西水潦坏道数百里”的记述。宋代的12世纪也曾有“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的说法。到明朝17世纪以后,沼泽化才逐渐被疏干,19世纪20、30年代辽河口才延伸至营口之外。建国之后盘锦湾逐渐疏干,方始成为农田和苇场。受此影响,沈阳地区的城镇发展也较中原地区相对缓慢,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有城镇建设。
2、古代沈阳周边地区城镇发展历程
2.1、战国秦:城镇发展初创期
战国时期,东北地区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肃慎、高夷等游猎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域,仅辽东半岛、辽河平原、辽西走廊与辽西丘陵部分地区有了行政建制,属于燕国的辽东郡。此时辽阳(襄平)为辽东郡的治所,等级相当于采邑城,是东北地区最高级别的城市。这一时期沈阳地区的城镇发展还有燕“置辽东郡以拒胡”和燕为修筑长城在今沈阳城内故宫附近设置军事要塞――斥堠所的说法。可见战国时期是沈阳地区城镇空间发展开端,此时的城镇建设是以军事为主。
秦时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但是这一时期东北与沈阳地区的城镇建设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是国家的防御边界没有发生改变,依然维持在战国时期燕长城一带;其次是在建制上只在医巫闾山以西增设了辽西郡,医巫闾山以东仍为辽东郡,除此外没有其他的城镇建设记载。
2.2、汉到唐:片断式的城镇发展
从汉代开始,东北地区的行政建制开始频繁变动,尤其是在东晋十六国之后,国家的防御边界也不断发生变化。西汉一方面沿袭了秦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在公元前106年设置部刺史,“分全国一百多个郡国为十三部”。东北地区在原有辽东、辽西两郡的基础上,管辖范围扩大到燕长城外今清源、海龙、浑江市一带,并增设了玄菟郡,此三郡同属幽州刺史部管辖。
到东汉以后,国家在东北地区的行政管辖范围重新回到燕长城以内,玄菟郡治也迁至今沈阳上伯官附近。此时虽然形成了以辽西、辽东、玄菟三郡郡址为核心的城镇体系,在城镇建设上却是有减无增。
在东晋十六国的北燕(410―436年)之前,辽东丘陵、辽河平原及辽西丘陵还基本归属国家统一管辖。到北燕时期,辽河平原及辽东半岛也被高句丽占领。一直到唐之前,除辽西丘陵的部分地区外,大部分东北地区被高句丽、契丹等民族占据。
唐朝,东北地区虽然纳入到国家统一管辖范围之内,归河北道管辖,并且也设置了都督府、州、县等地方行政体制。辽河流域分属安东都护府、营州、松漠都护府、渤海都护府等管辖,其中安东都护府治所的多次迁移,足以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民族间利益争夺对城镇发展带来的剧烈影响。
2.3、辽金元明:沈阳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
辽代各城镇发展依然是以军事职能为主。也因此辽代在沈阳地区虽然形成了“府、州、县”的建制体系,辽阳府也下辖沈州、辰州、苏州等州县,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城镇体系结构。
1115年在金取代了辽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之后,基本延续了辽在人口与城市上的发展政策,每攻下一城都将战俘迁至东北本土。
金末,蒙古族兴起,东北地区又进入战乱年代,城镇的建设发展也一度被中断。1287年在东北地区设立了辽阳行省,并逐渐形成路、府、州、县四级行政体制。
元朝在东北地区开辟的多条驿道,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建设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仅商业得到重视,城镇规模较以前也又了较大发展。辽阳成为东北地区首位度最高的城市。
明朝初期,国家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充实东北地区的居住人口,另一方面针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在辽南、辽中对峙的状态,在修建明边墙的基础上,将辽西作为军事布防的重点地带。
2.4、清:沈阳地区城镇体系功能结构逐步走向完善
清入关之后,沈阳也成为陪都,在东北地区满族等八旗人口大规模迁入关内的同时,清政府一方面将沈阳地区作为 “龙兴之地”加以保护,修建“柳条边”来阻止外族进入;另一方面又为巩固东北地区的战略防御,实施“招民垦荒和遣戌流入”政策,鼓励关内人口进入东北地区,并于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之后清政府为加强东北边疆防御,但沈阳地区也仅是以奉天(沈阳)为中心,逐步建立起府、厅、州、县城镇体系结构,城镇建设数量与规模也较明代有一定的差距。
3、古代沈阳周边地区城镇发展动力机制
3.1、战争是城镇发展的源动力
在清以前,中国的城镇发展主要集中在燕长城以南,尤其以长江、黄河流域最为发达。受到特殊地理区位的影响,位于燕长城与山海关之间的沈阳地区,一直是东北渔猎民族与中原国家的过渡地区,以辽阳等为核心的沈阳地区城镇职能也长期以军事为主。不同时期统治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或中原政权都将强化军事力量作为这一地区城镇发展的核心。
3.2、有计划的移民是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
出于地方发展考虑,在每一次民族间战争与政权更迭时期,国家政府都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来增加沈阳地区的居住人口规模、改变原有的民族构成,进而增强国家边疆防御能力和地区的稳定。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直接促进了古代沈阳地区城镇规模的增长。同时又为这以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加促进东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东北地区内部各民族以及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民族间的融合。
3.3、农业经济长期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
沈阳地区虽然作为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但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直到清朝末期营口开埠殖民经济进入、沙俄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及其支线,政府才放松对经济发展的管制,并出台了工业发展扶持政策、建立专门的培训学校和生产工厂,商品经济开始逐渐繁荣起来,采矿、工业生产迅速壮大,各城镇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3.4、水运对城镇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与长江、黄河及珠江等大型河流相反,受河道及入海口变迁影响,辽河的漕运作用并不突出,直到营口开埠后才逐步兴起,但是仅仅发展了40余年就被日俄战争打断,相应的运输功能也全部中东铁路及其支线所取代。古代依托辽河、太子河、浑河等发展起来的城镇也相对较少,尤其是高等级、较重要的城镇主要是沿古驿道、国家防御边界布局,到清朝末期沿铁路布局的城镇开始迅速崛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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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一、从自然经济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民法
自然经济的最初发展,使中国国家形成较早,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知道,最初的农业经济,因生产力低下,土地国有,使得广大民众安土重迁,长期将自己束缚在固定的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之中,从事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劳动。即使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剩余劳动产品的交换,也往往不是出于盈利的目的,不超出血缘亲属关系的范围。遂使得本来就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长期处于一种十分简单的状况中,从而导致社会实际生活中民事法律关系的稀少。这种基于“抑商”而不是保护和促进商业及商品经济发展,出于禁榷制度下的官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目的,而形成的中国古代民事性质的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干预的特征。进而言之,中国古代民法始终未摆脱古代行政法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民事调整手段上表现和尤为突出,至今仍未尽失其影响。
二、从刑律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民法本文由收集整理
中华法系中刑法规范的发达,直接影响着其它性质的法律规范。尽管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要求法律规范各有其不同的调整对象,并采取与调整对象相适应的调整手段。但中华法系重刑的特点,使其它诸如行政性质的法律规范,民事性质的法律规范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刑法规范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法方面则形成了“刑事兼容民事”的特点。简言之,虽然古代许多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照今天看来是民事性质的,但这些规范的法律调整手段却带有明显的刑罚方式。民法的历史就是在一步步摆脱刑罚手段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其实不仅是民法,就是刑法本身,不也是强调应逐渐缩小刑罚的适用范围和程度吗?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许若干年后,那时的人们会对今天刑法中的刑罚手段也觉得不可理解。这个历史上古代民法逐渐摆脱刑罚手段的全过程,在中华法系中历经两千多年而无什么进展,这恰恰是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将社会中的一切都僵化和固定下来并加以神圣化,从而导致了中国古代民法在法律的调整手段上,始终留有明显的刑罚特征,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可以说这种调整对象属于民事性质,调整手段属于刑罚的二重性特点,是中华法系中绝大部分民事法律规范结构上的特色。这当然不完全符合今天民法的概念,但它却符合了中国古代封建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古代民法。
三、从礼教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民法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着,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着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着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着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着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关键词:历史;教学;人类;自然;和谐
一部社会历史,在记载着人类内部关系发展史的同时,也刻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烙印。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于人类内部的关系。因为自然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前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状况,体现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整体上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应有意识地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科学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观念。
原始社会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我们要讲清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从人类的起源到氏族社会的发展状况都反映出这种依赖关系。这一段历史要讲清以下几个观点:第一,自然是人类之母,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
地球形成以后,经过数亿万年的演变,地球上产生了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所需的很多材料,如构成地球的重金属,外层的岩石与矿物,表面的水大气层等。地球上的物质及材料在经过数亿年的化学、物理的种种变化后,一幅植物绿毡就覆盖了地球。一旦植物覆盖了大地,产生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又经过了几十亿年的种种环境的变化,动物遍布于地球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自然经历了新型的进化,它已经破坏并还将破坏在先前各个进化时期所建立的所有法则,由于新型的进化的各种要素动物界全都具有,如记忆和学习,甚至概念和观念等等的形成,新的事物发生了,人类从动物王国进化出来了。可见,自然为人类之母,没有自然便没有人类。其实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所积累的传统、观念、概念、神话、宗教都是自然界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类而产生的结果。它们来源于人对自然的反应,对其同胞的行为的反应,以及对于困难环境下生活艰苦的反应,甚至我们的躯体以及动物的躯体的形状也是在悠久缓慢的自然选择过程中造就出来的,它们成为几十亿年生命进化条件的见证者,人的思想与行为的传统也是环境影响下的产物。
第二,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惟一资源。
我们从迄今已经发现的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及留下的诸多“遗物”中可以断定,原始人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来源是大自然的恩赐。在北京人的洞穴里,考古学者发现了六十多种鸟类的骨骼,二十多种鼠类的骨骼,还有大量的朴树籽及一些鸵鸟蛋壳,骨头多半是烧焦的。其他的原始人群洞穴中所发现基本都是小动物的骨骼,也有些大型兽骨。由于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比较温暖、潮湿,林木茂盛,大自然便慷慨地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浆果、坚果和可吃的块根、嫩叶、树蕊、昆虫、鸟蛋及易捕捉的小动物等。由于生产力的极其低下,为了生存,采集就成为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或许也有人狩猎,但凭借的也是自然提供的简陋武器──木棒、石块和蚌壳。大自然在用“火”改造自身的同进也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里程碑的动力。自从用火后,形成中的人类逐渐确定了“人性”,创造了自己,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兽皮做成“衣服”以御寒,用砾石做成工具进行劳动。原始人群过着和野兽差不多的生活,为了吃饭,到处流动,从事采集和狩猎,自然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人类在与野兽及自然界斗争中,靠辛勤的劳动和不断积累增长的智慧,战胜自然,艰难地发展和繁衍生息下来。
第三,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人类观念上的图腾崇拜。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类的生存要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人们对自然界种种凶猛的动物以及神秘的自然现象感到敬畏,从而产生图腾崇拜,如对熊、象、雷、电等等的崇拜,并使其成为本部落之图腾和象征。
远古的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从传说和神话里可以推测一些情况: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白皋是其中一族酋长,姓风,神话言他乃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一族。据说灭西周的犬戎族祖先为二白犬,固以此为图腾。炎帝姓姜,神话说他牛头人身,大约以是牛为图腾。以尤为首的九黎族首领共81人,神话说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河石,钢头铁额,有角能触人等,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的勇悍善斗的部落,而黄帝则人头熊身,应以熊为图腾。可见,自然又深深地影响了人类文化传统的形成。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部分的教学中,要讲清自然对人类文明进程发展的影响及人们不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着重应说明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自然环境的差异对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并且是大陆型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农抑商、封闭保守。中国古代之所以形成这种文明,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东濒太平洋,西临戈壁滩,西南矗立着青藏高原,北面是荒芜的西伯利亚,在当时交通工具极其落后条件下,这种四方包围的自然屏障,严重阻碍了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必然形成封闭保守,以中国为中心、盲目自大的心理特征。即便是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航海业的兴起,对外交往有所增多,但主要是周边国家来中国朝贡,中国主动向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少,并未改变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同时,由于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又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农作物生长繁茂,极适宜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立国、重农抑商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最基本国策。这一政策对后世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以致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唐宋以来中国对外交往频繁,但商品贸易始终局限于某些商品,如丝、瓷器等,且外人入华贸易者众,而中国人走出国门者鲜。郑和七次下西洋,但重点却是宣传所谓大明之国威,并非发展同交往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因此商品经济自始至终在封建社会都未占有重要地位。清政府骄傲自大,以为“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一切尽有,无需同外国交易,从而严重阻碍了正常对外贸易及工商业的发展。自然环境桎梏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因而旧中国始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难以发展成近代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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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古代文明与古老的中国文明有很大的差异。古希腊文明是一种开放式的重商主义的文明,这与爱琴海诸岛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那里四面临海,面积狭小,且土地贫瘠,不宜发展农业,但利于通商、捕鱼。因此,古希腊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这种经济上的开放式活动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开放意识的形成。而后发展起来的古罗马文明同样具有这种特征。哥伦布、麦哲伦等之所有能够利用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作远洋探险都与这种欧洲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早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就极为发达,濒临大海这种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了雅典人的思想行为,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制度,而斯巴达由于是内陆国,农业发达,造成了它政治的保守和落后,形成奴隶主军事贵族专制的国家。可见,自然环境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第二,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人类不断摆脱自然的束缚,有目的地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从认识自然来说,中国古代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历法,到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如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流星雨、日食的记录,有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有利于农时的24节气。西周时商高提出的勾股定量特例比希腊早500年,《九章算术》记录了大量世界第一的有关数学计算方面的内容。而战国时楼房、瓦当的出现及鲁班的种种发明创造说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了深化,对人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是简单地对自然界的迷信和宗拜,而是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把人的力量和自然界的力量摆在可以并驾齐驱的同等地位。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能预测地震的方位,极大地破除了对地震的神秘和恐惧;罗盘针的发明为人们远洋航行认识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徐霞客游记》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认识成就。在古代欧洲文明中,同样由于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提高,逐步克服了对“神”的崇拜,提出了“神人合一”的思想,《荷马史诗》则是反映人与自然相抗争的杰作。
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来说,在古代文明中,随着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冶炼技术的不断提高,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使人们大规模垦荒种地成为可能,从奴隶社会井田制到春秋战国以后大的规模“私田”的出现,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体现了人们改造自然的成果。治理水灾和发展灌溉农业是中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最杰出的成就。从大禹治水到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以及汉唐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的工程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丝绸之路的开辟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征服西部戈壁滩的能力,郑和下西洋则反映了中国人民征服海洋的水平。
在这个阶段,人总体上还是有限地利用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和谐的。
近现代历史,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近现代史的教学,要重点讲清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空前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同时“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近代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对自然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应阐明以下观点:
第一,工业化的进程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赋予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
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人类在很多方面控制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新阶段。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的发明和运用,缩短了人类行进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飞机的使用使人类有能力发现和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电的发明和运用,人类征服了黑暗,改变了世界;人工降雨可以解除旱情;家庭空调器的使用增强了人们抗寒热的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不仅征服了地球、海洋和天空,而且还向太空进军、登上了月球和宇宙空间,人们不仅能上月球,而且在宇宙中停留,开展科学实验。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
第二,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现象。
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高生产”使自然资源遭到了过度开发和消耗,导致全球资源短缺,同时又排放出大量有毒有害的废物;“高消费”又使人类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染物。两者结合导致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日益严重。地球上的森林迅速减少,大量的动植物品种在消退和灭绝。由于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使人类又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近年来地球不断变暖,长此发展下去南极冰川会逐渐融化,世界上大量的岛国和沿海城市将被逐年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臭氧层不断遭破坏,人类的疾病将会大量增加;土壤的退化和沙漠化,不仅减少耕地面积,而且会使越来越多的地区处于沙漠尘暴的袭击之中;二氧化硫的无序排放,使酸雨区域不断扩大,对建筑物,农作物和人类自身健康都产生巨大的危害;水土流失会使更多的大江大河的含沙量提高,造成洪水灾害;废水的大量排放使人类可饮用水日益减少。这一切都告诉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要注意尊重自然规律,不能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否则索取财富的过程就是自掘坟墓的过程。
第三,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性的课题。
一、FASB第8号中财务报告描述产生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带来的影响 不论是IASB抑或是FASB在制定相关的会计指导文件的时候,考虑的经济背景、或者是时代背景都脱离不了美国的经济背景大前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考虑其中的问题。而纵观美国的经济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着力发展工业制造业,20世纪后半叶开始向资本经济转化,到21世纪,金融业、高科技、网络、房产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撑点,而这些都是以资本运营为主要经济运行手段。作为会计核算的对象,也即资金运动,在美国经济大环境前提下资金运动也随着其运动的主要方式开始瞬息万变。财务信息使用人员对财务信息需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及时性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对于未知变化的预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基于这样的环境要求,FASB自然也就顺应时代的发展,对财务报告的性质进行符合时代变迁的改革。而2010年9月的“第8号”只不过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为今后高速发展、发达的资本运营状态下的会计报告指明了方向。
(二)会计自身发展的趋势 从会计的发展史来看,会计经历了从产生,到古代会计,到近代会计,再到当前的现代会计,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身适应于时展的烙印。古代会计以记录作为其职能产生,该职能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记录仍然不失为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即通过核算完成。近代会计开启了科学记录的篇章——复式记账的产生,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时间标志。在近代会计时代会计不仅产生了科学的复式记账,而且完成了会计管理职能的拓展,并进行了学科的分化。特别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成本会计的产生,符合了当时大工业,制造业兴盛的时代背景。现代会计,其时点标志公认为是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会计公报”(ARB)为起点,在这一阶段,会计的职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所提出财务会计报告目标的时代印记也更加明显,注重财务信息使用人对信息需求的相关性,并且在会计界更是出现了相关性和可靠性谁更重要之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显示了会计职能的动态及时的特性。因此,纵观会计的发展,财务报告从其所反映信息的根源、整合所反映信息的过程以及经济发展对财务信息的需求上来看,动态、时时、具有预测价值的财务报告信息是会计发展的趋势所在。
(三)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类别来看 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同,将会计理论划分为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和行为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解决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财务报告的性质主要是解决财务报告应该提供给财务报告使用人什么的问题;实证会计理论相对于规范会计理论而言,主要解决的是“是什么”问题,是根据客观事实的描述,而不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结合时代背景和会计发展历程来看,第8号所论述的关于财务报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估计”“判断”和“模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精确的描绘”,更多的是从实证会计理论的观点提出的论述。
(四)从具体的业务内容来看 美国人力资本成本高,因此大量的制造业、加工行业从美国转向了人力资本成本低的不发达地区,在美国本土则主要是通过资本控制将控制活动延伸到全球各地的海外生产基地,故美国的经济业务主要是通过资本运营来完成其经济运行过程。这就意味着在美国,更多关注的是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资本是否创造利益,能创造多少利益。资本的现实表现——资金,其运动速度远高于大工业时代的资金运动速度,故在财务报告中对于估计、判断的应用程度也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二、我国财务报告性质漫谈
(一)经济环境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年鉴中关于2010年全国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构成的数据中,最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86.1%,最高的超过了100%(由于存在其他类为负情况),平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96.13%;结合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到了46.8%和43.1%,金融行业资金来源中存款89.1%,资金去向中贷款只占到59.5%;从各地区按主要行业的法人单位数量分布来看,2010年总量为875.46万个,其中处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务的单位数量达406.35万个,达到46.42%。由上述数据人们有理由推断,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实体产业,特别是以工业为主的制造业。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主要组成因素仍然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要部分。同时也说明我国的会计核算也主要围绕实体产业的经营过程进行精确描绘。
(二)会计发展需求 纵观我国会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质下的会计制度,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形式下的企业会计制度改革,到目前以实现与国际趋同为目标的会计准则的颁布,无一不表明我国会计在借鉴了国外先进思想后飞速发展。会计的发展始终都应与我国经济发展进步保持一致。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会计,其财务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不足以给信息使用人带来有效的帮助;过快于经济发展的会计,其财务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不足以满足信息使用人的要求,特别是当经济业务的水平未达到会计核算的所要求的条件时,甚至出现会计对象缺失。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的会计得出的财务报告对于财务报告信息使用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管理大灾难。
(三)适合我国的财务报告性质 根据2006年最近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有关规定,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在当前我国经济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其财务核算的对象是被如实描绘的生产经营过程,资金价值的变化相对较稳定,足以支撑历史成本核算的会计基础,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短期不会大面积受浮动价值的影响,财务信息使用人对于财务信息的需求仍然没有达到时时财务信息需求的程度。就目前来讲仍然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如实的描绘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而报表附注、其他财务报告以辅助的方式向企业财务信息使用人提供相关可靠地信息。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提出的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适合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财务报告性质也符合我国当前对财务信息的需求。
三、与国际先进理念的衔接
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虽然仍然以工农业等各种生产服务类为主,但是资本运营也开始逐渐显现身影。证券、基金、各种民间资本、金融机构开发的形式多样的金融产品,都显示出我国经济发展未来发展方向。因此,我国会计界的理念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情,积极稳妥的实现与国际先进理念的衔接。在学习先进理念之后,积极反思如何通过先进的会计理念完善自身的经济发展,在发展中的经济运行中结合国内实际情况逐步完善会计的发展,最后实现无缝对接。
(一)正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致力于财务报告如实反映企业经济业务 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以生产制造业为基础。资金运动过程在制造业中各种状态下的资金形态相对较为稳定,因此在会计进行核算和监督的过程中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采用的计量属性(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其他计量属性为辅)基本上能够反映资金在各环节运动的特征。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财务报告的性质主要是对企业经济业务如实反映的信息综合。
论文关键词 洛阳;古代美术;艺术价值;经济价值
论文摘要 作为千年古都的洛阳,其辉煌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给今天的洛阳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总体而言,这些古代艺术作品可以分为彩陶艺术、墓葬艺术和佛教雕塑,这些留存下来的艺术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中重要的艺术精品,同时也是今天洛阳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3700多年前,大禹在洛阳建立都城,此后夏、商、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在此立都,从而使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的古都,长期以来都占据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悠悠千载的帝王兴替,峥嵘岁月的历史烟云,时光流逝,帝王不再,曾经辉煌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给古都洛阳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洛阳现今除地面尚存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之外,地下所存历代墓葬以上万计,所出各个时期的各类美术文物数量足以数十万件计。这些分布广泛、数量丰富的洛阳古代美术遗存,作为古代文化传承的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以其特殊的方式延展着中华民族视觉美术前进的足迹,印证着文明发展的步伐,同时也在今天成为洛阳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一、根在河洛与彩陶艺术
在中国人心目中,洛阳自古是“天下之中”,是“中心”。古代所称“中国”即指洛阳一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谓洛邑,为天下之中也”;“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襟喉,而魏赵之走集”等等。这些都表达了洛阳为“天下之中”的意思。作为“天下之中”的洛阳是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数千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成为“东方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发祥地”。
有一种说法,要了解中国的20年可以到深圳;要了解中国200年可以到上海,要了解中国的500年可以到北京;要了解中国的1000年可以到开封;要了解中国的3000年可以到西安;而要了解中国的5000年,只有到洛阳,正所谓“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生产和生活。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当时人们不仅居住地稳定,并且基本脱离了茹毛饮血的生活。随后,在1959年考古工作者通过长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不少学者认定最早的洛阳城也是夏王朝的都城,这也是我国“七大古都”(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中最早诞生的都城。由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洛阳由此就有了“九朝故都”(九表示多数)或“十三朝故都”的俗称。
悠久的历史给洛阳带来了浩如烟海的艺术宝藏,考古学家在这里不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制品,也发现了最早的青铜和青铜器,更为着名的是这里所发现的彩陶艺术品,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遗址也在洛阳辖区内发现的。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尽管是先民为了不同的用途而制作,但其质朴简洁的造型,明快绚烂的纹饰所显示出未经磨砺的幼稚和天真,却带给人一种恍若返璞归真的艺术美感。如大庄遗址出土的一件庙底沟文化类型彩绘陶盆,造型坚实挺阔,饰以花瓣纹。其实用与唯美的巧妙结合,体现了河洛先民的聪明智慧与浪漫的气质。1978年在洛阳附近的临汝县问村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件彩陶缸,陶缸腹部彩绘一幅形象生动、色彩鲜明的“鹤鸟衔鱼石斧图”,占画面主置的是鹤鸟,体形肥硕,通身灰白,长嚎短尾,延颈直立,口衔一条大鱼,旁侧树立一件有“x”型标志的有柄石斧,这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彩陶绘画,线条构图诡异,具有浓厚神秘氛围,显示了原始先民结构作品的水平和写形状物的能力,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这些彩陶艺术作品无论在造型、纹饰、图形和色彩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对后世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二、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墓葬文化与艺术
古人云:“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人眼中,洛阳盆地北高面水,低山环绕,温暖向阳,洛河、伊河等河流缓缓从盆地中央流过,是典型的避风聚水之地,风水两者兼而有之,故自夏、商、周以来,成为理想的建都之地和上乘的阴宅之所,是他们无比神往的墓葬之地,故而才出现了“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的独特景况。“洛阳为九朝都会,先民遗址,随处皆是,地下宝藏,不知既极。”而古墓中,尤其是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所伴随的不计其数的随葬品都是珍贵的古代艺术品,既有堪称古代书法艺术精品的墓志和碑刻,更有显示出中国古代艺术成就的陵墓雕塑、彩陶和墓室壁画。
现今已发现的洛阳地区古墓不计其数,其中已确定有皇陵区8处,名人墓11座,着名壁画墓21座,已发掘各代墓葬五、六千座(包括已发掘西周墓葬总数约800余座,发现东周墓千余座,发掘汉墓近3000座,西晋200座,北朝墓30余座,唐代600多座,其余还发掘有秦、曹魏、北宋墓若干,洛阳市北二、三十座墓冢组成邙山古墓群更是成为了目前洛阳一道独特的古墓人文景观。在这巨大古代墓葬文化中,其艺术价值首先是通过洛阳古代陵墓雕塑来反映的。洛阳古代陵墓雕塑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邙山的汉陵区,遗留有大量石人、石马、石象等雕塑,这些雕塑既是皇陵石雕的开山之作,同时又从建筑艺术形式本身体现了皇帝的权威,以其高超的石刻工艺增加了陵寝的神秘感。唐孝敬皇帝李弘的恭陵位于河南偃师城南的景山上。恭陵坐南朝北,南门外为神道,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石象3对、石马1对、石华表1对。这些石刻雕塑造型硕大生动,雕刻技艺高超精湛,极富盛唐气息,整体效果和气势并不逊于唐代其他皇陵。而在此墓葬群中的宋陵石刻在艺术上更是颇有特点:宋陵武士身躯高大,形象勇猛,雕像甲胄的纹饰细腻传神;宋陵番使深目高鼻,须髯浓厚,酷似唐朝胡人形象;宋陵石虎造型威武雄壮,四肢前立后蹲,张口咆哮,威风凛凛;宋陵石羊则面目清秀,体态修长,静卧于旁,展示了石羊恬静、乖巧的美。这些宋陵雕刻作品人物和兽类造型逼真,装饰花纹细腻,代表了宋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体现出了雕刻艺术精湛和成熟。
最能反映洛阳墓葬艺术价值的还有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和墓葬壁画。唐三彩也被称做“洛阳唐三彩”,这是因为洛阳于唐朝时出产三彩陶器极负盛名,汇成了一种新奇的民族艺术。从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唐代三彩陶器来看,有模仿生活中的各种器物,如住房、假山、柜橱、牛车等;有各种动物,如马、骆驼、狮、虎、鸡、狗等;也有各色人物,如武士、文吏、贵妇、仕女、牵马胡人等。这些造型浑厚丰满,工整细腻,色彩绚丽,神态逼真,气魄雄伟,刀法简朴,线条流畅,潇洒奇特的唐三彩作品虽然历经一千多年,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从其艺术价值上来说,洛阳唐三彩在人物俑的塑造上,不仅能够展现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各自不同的鲜明外部整体形象,同时还能准确地捕捉其特有的心理特征,对五官部位巧妙地予以夸张,进行精细地刻划,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如天王俑夸张其双目,以显威武;文吏俑微收其双唇,以露其亲和;女侍俑两眼平视,一副顺从的神态。在动物俑的塑造上也同样能够展现出不凡的气势。同时在工艺上,洛阳唐三彩创造性地运用了低温铅釉色彩的绚丽、斑斓,以及我国独有的流串工艺,使得这些陶器作品在造型上生动逼真;在色彩上光彩绚烂、典雅富丽,成为我国艺术宝库中难觅的珍品。洛阳墓葬壁画艺术主要体现在此发现的两汉墓葬中,现已发现的完整的两汉壁画墓室已有十数座。这些墓室壁画以数量多、年代跨度大、表现技艺丰富高超而居于我国古代三大墓葬壁画分布区之首。事死如生的汉人在其墓葬壁画上描绘有摊戏、打鬼、羽化登仙、天文星象、历史故事、迎宾拜渴、宴饮歌舞、车骑出行等内容,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及生活意趣。1976年出土的西汉卜千秋墓壁画显示了汉代绘画开阔雄浑的气派,墓室中满绘壁画,主室平脊上所绘着名的“升仙图”以长卷方式描绘了男女墓主夫妇在神仙灵怪的护佑下升入天界的景象,在13块砖上依次绘有女蜗、月亮、持节仙翁、双龙、神豹、聚羊、朱雀、白虎、仙女、玉兔、蟾蜍、墓主夫妇、伏羲、太阳、黄蛇等形象,流动的彩云萦绕其间,气魄深沉雄大,用笔豪放,色彩鲜明,充满了飘动活跃的气氛,为研究汉代的历史和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视觉形象资料。
洛阳作为古代墓葬的“首善之区”,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举世皆知的,随葬在墓中的艺术作品更是埋藏在地下的艺术宝库,这些艺术作品不仅生动记录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是洛阳甚至中国历史的写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其所体现出的艺术特色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佛像雕塑与龙门石窟
古都几度兴废,战火几度燃烧。历经悠悠千载的帝王兴替,伴随峥嵘岁月的历史烟云,洛阳地面上的许多古代美术作品都已经灰飞烟灭,至今屹立不倒的龙门石窟终究让我们能够探寻一番洛阳地面美术的过往辉煌。
龙门石窟的建立要归功于北魏孝文帝的迁都,在他迁都洛阳后,笃信佛教的他把佛教也从山西平城一即云冈石窟,转移过来。中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隋、唐、北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建达四、五百年。据统计,龙门现有佛龛2345个,佛像十万余尊,佛塔六十余座,碑刻题记二千八百余品。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佛完如蜂巢般密布于东西两山崖壁,南北绵延达一千多米,蔚为壮观。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1961年,国务院公布龙门石窟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将龙门石窟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龙门石窟的佛教雕塑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首先体现在造像术上的较大的进步,相对于云岗石窟造像概括洗练,以整体感取胜而言,龙门石窟的魏窟写实能力大大加强,表现出较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的温和可亲,洞中的释迦面露微笑,衣饰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变成了汉族的胞衣薄带式。进入唐代后,变化则更为明显,唐代的佛像具有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形体丰满健壮,雍容华贵,象征着唐代早期的国势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
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肌肤和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了雄伟的气势和向外进发的力量。再次,龙门继承了云冈的艺术风格,从造像题材来看,云冈石窟以三世佛为主,龙门石窟北魏时期也整体上给予了继承。但是进入唐代后,由于唐代高僧玄奘说过“天见弥勒佛下生”的话,武则天为了加强其统治,宣扬其就是弥勒的化生,于是她在龙门大造弥勒。龙门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体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就是奉先寺的主尊卢舍那大佛,女皇武则天鼎力相助的卢舍那大佛,像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身旁有肋侍菩萨两尊,佛弟子、金刚、神王各两尊,这9尊造像或文静质朴,或饱经沧桑,或雍容华贵,或文或武,性格各异,错落有致,这一切都本着一个主题,烘托卢舍那大佛的至尊至上,当然这也就是烘托武则天的至尊至上。最后,龙门石窟由于是北魏进驻中原后才开凿的,它历经多朝多代,直到明朝还有小规模的雕凿,其受到的文化熏陶十分强烈,除了佛像外,还有像龙门二十品和药方洞这种特殊的艺术题材。“龙门二十品”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它所展现的书法艺术,是在汉代隶书和晋代隶书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字形端正大方、刚健质朴、既具隶书格调,又有楷书因素,是“魏碑”体的代表,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四、洛阳古代美术的经济价值
从彩陶艺术到墓葬艺术到佛像雕塑,洛阳古代美术作品以其巨大的艺术价值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比重,为洛阳昨日的文化添上了绚烂的一笔,更是今天洛阳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艺术品和艺术所产生的效应除了知识活动、发展文化和赢得他人尊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外,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来源这一点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只要想一想那些成群结队去参观那些艺术名城的人们够了,这些名城包括巴黎、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等等。”可见,艺术成为了许多人们“慷慨解囊”时不可抗拒的诱惑,艺术与经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上文可知,洛阳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华夏文化的摇篮,其悠久的历史遗存下来了丰富多彩彩陶艺术、墓葬艺术和佛像雕塑艺术构成了洛阳极其绚烂的艺术文化风景线,而这些艺术品的遗址则成为了人们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龙门石窟,每天都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成了洛阳最亮的名片;邙山陵墓群、洛阳古墓博物馆,也都成为了国内外游人喜爱的古文化旅游景观。无疑,洛阳古代美术遗迹成为了洛阳旅游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法宝。“在现代旅游活动中,文物资源无疑是主角”。
旅游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有着传统产业不可比拟的优势,许多国家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旅游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文物上,创建特色旅游品牌。文物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和特有的文化个性,又是不可再生的,这正是特色旅游的优势所在。洛阳经济的主导产业是工业,但是如果能够以洛阳古代美术为依托,以“文物搭台、旅游唱戏”把本地旅游搞出特色,也必定有助于拉动洛阳经济的更快增长。从旅游学的角度看,旅游开发涉及到许多学术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不言而喻,洛阳的古代墓葬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名”、“古”、“特”、“新”、“奇”、“用”,这几项旅游开发的要素在洛阳古代墓葬资源都具备。“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就是洛阳古代墓葬“名气”的最好例证,这种情况在中国找不出第二家;“古”就是古老的程度,洛阳古代影响比较大的墓葬若从周灵王算起,距今也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周灵王陵是有史可证的第一个帝王级别的陵墓,此种情况,其他地方也没有;“特”即特殊、特别,洛阳古代墓葬时间长,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多,墓葬形制变化大,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大,确实与众不同;洛阳古代墓葬虽然是古老的文化,但其中蕴涵着许多“新”的东西,如出土的墓志和文物中有许多史籍上没有记载的东西,可以起到补史和佐史的作用,典型的就是洛阳新安县的“千唐志斋”,被称为“石刻的唐史”博物馆;“奇”就是奇特,洛阳古代墓葬乃天下奇观,绵绵二千多年,人们不改初衷,一直把洛阳的北邙当作墓葬的“万吉之地”,邙山之上累累古冢,在无言地诉说着它的神秘和奇特;“用”就是实用价值,如果我们将洛阳古代墓葬看成是文化资源的话,它就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洛阳开始认识到历史文化资源是洛阳最大的优势,旅游经济的发展应作为洛阳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使旅游经济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旅游经济在拉动需求、刺激消费、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着作用。2000年,洛阳借河南省提出的“三点一线”的黄金旅游发展战略,打出“黄河旅游带”品牌的机遇,在发展旅游经济中有更大作为。“三点一线”汇集了龙门石窟、自马寺、关林、小浪底、少林寺、清明上河园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名胜古迹。
近几年,洛阳的城市面貌有了明显改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旅游环境得以改善,投入巨资整治了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汉光武帝陵、千唐志斋、小浪底风景度假区以及白云山、龙峪湾、鸡冠洞、洛浦公园等,使洛阳景区面貌一新。龙门石窟等一批精品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初露端倪,洛阳旅游开始有了品牌形象,游客人数增长迅速,成为了洛阳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据统计,第25届牡丹花会共签订各类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298个,同比增长21.6%;投资总额462.6亿元,同比增长4.4%;合同引进市外资金398.4亿元,同比增长9.4%。全市接待游客人数825.5万人次,入境旅游者6.9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11亿元。第26届花会期间,洛阳市共接待国内旅游者1437.7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8.89亿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2.23%、20%;接待入境游客11.39万人次,旅游创汇3029.41万美元。花会期间,洛阳市共签订合同项目284个,投资总额达698.98亿元,合同利用市外资金612.17亿元。其中外商投资项目21个,投资总额12.7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