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0 16:25: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传统经典文学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注重传统美文的社会性，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语文课程从育人功能上讲，应注重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而传统经典美文的阅读不但赋予了这种重要的功能，同时还能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个性思维。孩子们在阅读中通过认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师，成为先贤的知己；明晰唐宋元明各朝代的历史变迁，处事以史为镜；体会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气派，胸中涌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比热爱。通过传统经典美文的阅读，使他们直接和历代“先哲”们进行“对话”，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尽情徜徉、思索并汲取消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的雅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这些传统经典美文中真知灼见，无不孕育着中国人的文化气质与民族品格。文学典故、童话寓言、四书五经、名人传记、唐诗宋词、百家散文……这些都是我们推荐阅读的精髓。小学生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接收熏陶感染，养成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审美情趣，这对于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培养知书达理、霍达正义、儒雅宽厚的情感及高尚的人生理想有着深刻的意义。
二、凸显传统美文的多元性，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激发小学生浓厚阅读兴趣，培养他们良好阅读习惯和训练他们基本阅读能力不仅是小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需要，也是他们将来适应社会发展必备的素质。通过大量有益的阅读，尤其是对传统经典美文的阅读，可以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陶冶情操，感悟道理，发展语文素养。以景物描写为例，传统经典美文中元曲、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都有大量描写景物的诗词、语句，巍峨雄浑、瑰奇、壮丽之美，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镜花水月、恬静、朦胧之美，又让人追寻空明蕴藏的灵性；秀美轻盈、清新、恬淡之美，则给人愉悦、和谐的身心享受。对于小学生而言，传统经典美文中大量描写绚烂多姿、形象新奇的自然景致的诗文，最能拨动孩子们的心弦。而传统经典美文，所借鉴的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例如《声律启蒙》，这是每个人不可不读的人生宝典，它具备了工具性和人文心性的统一，它是学习写对子、楹联的基础，是训练儿童应对的启蒙老师，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更见韵味。“明对暗，淡对浓，上智对中庸；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书生惜壮岁韶华，寸阴尺璧，游子爱良宵光景，一刻千金……”这类读物，文采华丽，清丽雅致，启迪智慧，独具一格，经久不衰。让学生唱吟背诵此类传统经典美文，细细品味其中的韵律美、意境美、情感美和哲理美，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观怎能不水到渠成呢？
[关键词]经典诗文；现代方式；传统文化；指导行为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7）03-0005-02
经典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能启迪学生的智慧与思想。因此，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用现代的学习方式学习经典、感悟经典、践行经典，让传统文化浸润学生的心灵。
一、坚持诵读，启迪思想
在学校的经典诵读计划基础上，我制定具体的教学活动计划，明确诵读篇目，保证诵读时间，引领学生诵读经典、感悟经典、践行经典，让优秀的中华经典陪伴于学生每天的学习生活，潜移默化地启迪学生的思想。
第一，落实每天晨读和每周一的经典诵读活动。在每周的经典诵读交流分享课中，我积极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经典诵读活动，师生共同诵读经典、分享诵读心得，吸收精华，传承民族美德。
第二，依托小组力量，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悟读中华经典，引导学生领悟中华经典文化中的道德和智慧。
第三，在班级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中华经典文化的育人作用。我组织学生开展以仁爱、孝道、诚信、礼仪等为主题的实践活动，通过展示经典诗文的学习成果，对学生进行行为指导。
二、选好教材，落实目标
人教版语文教材收录了很多古诗文，为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提供了基本保证和训练平台。但是光靠语文教材所提供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在认真落实课程标准、充分挖掘现行教材中经典教育资源的基础上，选编符合本校实际的教材，建立经典诵读的长效机制，更好地落实中华经典教育的教学目标。
1.根据学生的学情与年级特点，选定教材和制定诵读计划
根据学生的学情，我选定各年级经典诵读的必读教材：一年级《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二年级《声律启蒙》《朱子家训》《必背古诗75首》；三年级为《大学》和《论语》两部其中的片段；四年级《论语》《千家诗》；五年级为《中庸》和《诗经》两部其中的片段；六年级为《孟子》《春秋》《道德经》三部其中的片段。
根据学生的年级特点，在诵读经典教学中，我把学校的经典诵读教材与语文教材中的经典诵读内容有机结合，制订了一至六年级的诵读计划。
2.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教材，落实育人目标
除了按照预定的诵读计划选择经典诵读教材和落实教学目标之外，我还根据学生的成长需要灵活选择教材，落实育人目标。例如，当学生文明礼仪不够好时，低年级的经典诵读教学除了读《弟子规》之外，我还提前选择《论语》中关于礼仪的内容让学生进行诵读。如，子曰： “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子曰：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通过此类诵读活动，来规范学生的礼仪行为。
三、创新载体，激发兴趣
在吟诵、吟唱、小组合作诵读等经典诵读活动中，我发现学生诵读热情最高的是自己选择富有童趣的诵读方式。因此，我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作用，让学生小组选择自己喜欢的诵读方式，营造良好的诵读氛围，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提高诵读教学效果。例如，教学《论语》时，在“温故而知新”的复习环节中，我让学生小组合作以自己喜欢的诵读方式展示学过的内容，结果学生想出了各种有趣的方式：有的小组学古人摇头晃脑地吟诵；有的小组根据歌曲《新年好》的旋律填词吟唱；有的小组边表演武术边吟诵；有的小组根据孔子弟子的特点扮演子路、子贡、颜渊进行诵读……活泼、有趣的诵读形式，让学生学得开心，从中获取知识，既激发了学生的诵读兴趣，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整合资源，融入课堂
在语文教学中，将课堂和传统经典有机结合，那些蕴含丰富哲理、发人深思、有灵性的国学经典，都会植根在学生的心灵深处，影响学生的言行，熏陶学生的情感。
1.以现代方式，悟读经典
小学语文教材精选了优秀的中华经典诗文，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记录了我们民族的感情和精神，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古诗文教学方式多为教师讲解分析，学生被动理解背诵，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熏陶。如果用现代的教学方式，以生为本，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悟会更加深刻。
例如，教学《短歌行》一课时，我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诵读、交流，有联系上下文、联系学过的知识、联系生活体验、理解诗歌意境等方式。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除了能说之外，还能用画、用文、用歌等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我给予适当的点拨、评价，通过激励性的评价语言，为学生主动赏析古诗文插上了奋飞的翅膀，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2.运用于课堂，指导行为
学生诵读大量的古诗文后，还需要有复习的时间和运用的时机。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我积极运用古诗文进行调控，这样既能帮助学生复习古诗文，又能指导学生的学习行为，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例如，课堂上有学生不尊重别人或发言不文明时，我就背“亲师友”，让学生对背“习礼仪”，以此来提醒学生，引导学生端正课堂学习态度，尊重他人。
3.围绕单元主题，拓展经典名篇
语文教材中的每一个单元都有其鲜明的学习主题。课堂教学中，我根据单元主题选择相关的经典诵读内容，将经典诵读内容融入语文阅读教学中，让学生阅读相关主题的古诗文，并与现代诗文进行同步阅读。例如，教学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壮丽的祖国山河”时，我选择了描写祖国山河的古诗融入单元导读课、阅读教学课和单元阅读分享课中，引导学生诵读古诗名篇，有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谢灵运的《初去郡》、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望岳》、王维的《汉江临泛》、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让学生把现代文和古诗文融合起来进行阅读，进一步领略祖国的风光，从中感悟祖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由此可见，把国学经典有机融入语文课堂，既让国学经典学习常态化，又丰富语文教学内容，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
关键词：大学生 文学经典 阅读
文学经典是指那些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并被大众认同的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的优秀著作，是迅速了解人类智慧结晶的最佳途径。中外文学经典蕴含的生活经验、社会内容、客观真理以及道德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等更是历经时空的考验，使我们认识社会人生，给我们以启迪和美的享受。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采用《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状况调查》自编问卷。2013年3-6月，我们以西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为对象，就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状况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869份，其中有效问卷865份。涉及的专业有文科、理科、工科，其中文科359人，理科348人，工科158人；大一93人，大二287人，大三253人，大四232人。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阅读的态度、时间、数量、方法等。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开放性题目2题，共有37题，其中涉及程度的题目全部采用正向记分。所有问卷的数据结果采用软件SPSS 19.0分析处理。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的现状
1.阅读态度较好。所读文学经典的来源，自己购买的占26.3%，向图书馆借阅占56.8%，向他人借阅占9.9%，不借也不买的占5.9%，与他人合看的占1.1%。阅读文学经典的必要性情况，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的占2.8%，没必要的占2.3%，可有可无的占6.8%，有必要的占54.7%，十分必要的占33.4%。阅读文学经典的目的，满足兴趣爱好占17.5%，提高自身修养的有35.6%，专业学习需要的占23.4%，为了考试需要的占23.5%。在没有要求下，购买并阅读文学经典还是比较多，文学经典还是得到了重视。
2.文学经典阅读时间、数量偏少。在课内，除了文科生的专业要求，仅有11.6%的人在课堂上阅读，也仅是因为选修课的需要。在课外，78.5%的学生会去阅读文学经典，其中65.3%的人每周平均阅读时间为低于4.6个小时。关于“阅读效果最好的地方”，选择教室的占22.6%，图书馆的占46.3%，自习室占19.4%，宿舍占9.3%，其他地方占2.4%。阅读地点丰富，但选择图书馆的每周进图书馆的时间不定、次数较少。一学期阅读10本以下文学经典著作的占67.3%，可见，大学生阅读时间、数量总体偏少，且文学经典阅读的时间没有保障。
3.阅读内容丰富，网络阅读较多。大学生会进行与专业、社会、生活、个人相关的阅读，经典著作类、武侠言情类、励志成长类、生活百科类等五花八门，平时翻阅多选择杂志且重在娱乐、科普、时事新闻。网络阅读中女生偏向言情穿越类、男生偏向武侠修真类，有网络阅读的占95.6%，阅读文学经典的仅占5.9%。
（二）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大学生对文学经典阅读不够重视，教材利用度较低。具体表现为：第一，从花费在文学经典阅读的时间上看，关于“课余时间是否阅读文学经典”：基本不阅读占13.0%，偶尔阅读占56.7%，经常阅读占24.7%，每天都看占5.6%。其中68.5%是没有目标的阅读。即使文科生拥有与文学经典相关的教材，60%以上的人没有有效地利用教材。大学生花在文学经典阅读上的精力很少，而且阅读没有目标，缺乏计划性，积极主动性不高。
二是从文学经典阅读的范围看，大多数学生会选择文学类，即使理科生，攻读工科类经典外也涉及文学类。86.1%的人愿意先选择文学类来阅读。可见，大多数同学仍然愿意阅读文学经典。他们认为文学经典是历史的锤炼、文化的积淀，能够完善人格、提高审美境界，促使他们热爱生活。
第三，从大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利用程度来看，大多数对文学经典著作内容的熟悉程度不高，经常翻阅的人很少，阅读缺乏深度。他们更愿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绝大多数文科生是为了考试而阅读，读书功利性和实用性的心理更强些。 第四，大学生的阅读方式有待改进。关于“阅读文学经典时是否做笔记”：选择从不的占28.6%，很少的占35.6%，有时的占23.9%，经常的占11.9%。可见，大学生在文学经典阅读方法上缺乏专业指导，经常做笔记的约占十分之一，大多数人阅读只是走马观花，对文学经典中的重点内容难以进行深刻消化，体悟较浅。 网络阅读中，11.5%的认真阅读，73.2%的大致浏览，65.4%选择的读，8.1%仅读标题。调查表明大多选择大体浏览，缺乏筛选，人们普遍认为网络阅读影响视力和身体健康，有的人沉溺网络小说，作息时间不规律，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三、改善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的对策
（一）选好教材
教材是学生阅读的起点，是学习的依据，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阅读的方向，尤其是文科生，阅读的同时也是专业学习。学校应精心选择教材，注重教材的系统性、前瞻性、贴近性、创新性。
（二）教师加强阅读指导
首先，教师要对大学生的文学经典阅读进行思想辅导。教师可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读书报告会等向学生强调阅读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引起学生在思想上的重视，提高其阅读文学著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全校各学院各专业组成读书小组，交流阅读经验，促进文学经典的阅读。
其次，教师要给予文学经典阅读的方法论指导。尤其在网络阅读大为流行的趋势下，更要提供优秀的文学著作和读书网站，教学生使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进行各种期刊和电子资料的阅览。教师可对相关问题解疑答惑，促进有效阅读和文学创作。
（三）大学生要转变阅读观念，改善阅读方法
好的阅读方法会大大提高阅读的质量，大学生必须转变阅读观念，树立正确的阅读动机，提高阅读的深度。首先，大学生应重新认识文学经典阅读，将专业书籍、文学经典等纳入自己的阅读范围。其次，大学生以周、月、学期等为时间单位制定阅读目标并达成目标。第三，掌握精读、略读、浏览、朗读、默读、速读等阅读方法，整体把握，并适当做些笔记。第四，大学生应互相监督，作自我评价，主动总结，写下个人体会、感想等。
（四）回归传统文本阅读，打造网络平台
大学生对网络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习惯用网络解决问题，疏忽甚至遗忘了传统的文本阅读。网络阅读方便、快捷、内容丰富，但其内容良莠不齐，还有待开发，不利于大学生知识的拓展。而传统阅读让人细细品味作品的内涵。因此，要提倡传统阅读，也要打造文学经典的网络平台。
在阅读低俗化、庸俗化、快餐化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应重试文学经典的阅读，主动投入到文学经典阅读中去，以研读经典作品为突破口，学会对大量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归纳分析。在人文精神中汲取营养，锻炼思维，启迪智慧，最终形成能力。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传统文化资源 语文课程 现代化 文学经典
在文化视野下审视语文课程，语文课程显得更加动态化和具体化。传统文化内容包涵了富有价值和内涵的语文课程内容，而语文课程给予了传统文化最直白的阐释，并通过再现经典建构着内在的文化品性。正如20世纪初语文教育学家沈仲九所说“国文最重要的功用，是在人与人的心的沟通联络和文明文化的遗传。”纵向来看，在20世纪初期发生了传统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过渡，语文课程的自身嬗变及与传统文化的微妙关系当由此说起。
一、语文课程的早期现代化
学科是课程的基础，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可并非依据学科，而是倾向于“专人专书”。如小儿入塾，须先用《说文》《广韵》识字辨音，最后熟读六经而闻道。在现代学科形成之前，传统的经典不仅为“体”承载着文化积淀，更散发着“体用一源”的价值。这种方式体用相涵，类似于孔子所说“六艺于治一也”。各文化分支虽在“体”上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知识内涵，但是却可以在个人的融会贯通之下达到“道”之相同。最后通过“文以载道”学以致用，再次证明了“体”与“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晚清的社会剧变，使中国被迫现代化，文学变革也随社会变革而推进。西学涌入，现代知识登陆中国。此时的“体用”之辩动摇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晚清教育人士达成共识的公式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公式为接引西方知识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也直接影响了现代学科的规划。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中小学堂始设各种现代学科，语文学科从传统的知识体系中独立出来。独立设科既是一种理智的知识框定，又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释放。传统文化可以借由语文课程为平台进行自身整合并与西学碰撞融合。但此时语文课程的整合仅是把传统文化盛在课程的容器里，并未真正接收西学，从选用教材可看出，《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讲《诗经》即用朱子集传，讲《书经》即用蔡沈集传，讲《易经》即用程传，《仪礼》即用《仪礼郑注句读》。仅仅是变更了注本，选用的经典古籍依旧。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语文学科有了正式的课程名称。其中第三条“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及之文，兼课习字。”可见，此时语言文字教育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后随着“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推动，1920年教育部通告“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现代文进入语文课程并逐渐稳固地位，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为课程的重心，传统“闻道”的目的被悄然搁置。这种趋势在1923年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中的“毕业最低标准”清晰可见：阅读普通参考书报，能了解大意；作普通应用文，能清楚达意，于文法上无重大错误；能欣赏浅近文学作品。而此时的列出略读书单也证明了传统经典已经与西方经典及现代文学相并列：从题材上分为小说、戏剧和散文三部分；以小说为例，选读书目涵盖了古代、现代和西方译介的小说。
二、课程内容的言语转化
五四最显著的果实便是白话文的胜利。纵有林纾、胡先啸的强烈反对，但是仍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及学生的拥护。书面语言的改革，从表层上来看，文学形式将发生变化；而进入深层分析，传统文化正处于尴尬的境地。传统经典的言语权威被质疑，教育者们倾向于通过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鞭笞与解构，并把一种科学的态度注入中国新文化之中。
在20世纪初期，出现这种言语转化其实是必然的，传统文化注定遇到如此劫难。傅斯年为证明文言文的没落，曾诙谐地表示中国人思考是用白话的，而表达时却被迫“翻译”成文言文。而吴宓作为文言文的捍卫者，立即给予抨击，论证文言文不但是表达工具，而且可以作为思维工具。这种晦涩却恰巧反证了文言文给中国文学发展造成的诸多阻碍，即文言文作为一种僵化了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世人与新知识新文化的接触。
张东荪从更细致的角度，证明了言语与思想及民族特性的关联。他认为，中国哲学注重的不是求得“真实”，因为求真的前提是在民族词汇中要有与“真实”和“表象”所对应的言语，中国思想上没有与“表象”对应的恰当的言语。而从文法上，文言中并不注重主语，主语省略及主谓不分，使得“本体”这一范畴很难分离。而西方的哲思都是源于此，科学思想也是就这一点展开研究的。所以西方学术偏于“物界”，而中国人专注于“人事”。
在对待“物界”和“人事”的问题上，引发了文人的一次辩论，体现为20年代的“科玄论战”。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不能由科学所决定，胡m则主张将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梁启超则较折中，认为人生问题，大部分可用而且有必要用科学解决，有小部分或者是重要部分，是超科学的，便是生活中的情感、爱和美。“科玄论战”明显地以“玄学鬼”败北而终，当时社会的潮流便是选择科学的人生态度而非“反求诸己”的修心养性观。
的这种科学态度并不是盲目崇外，而选择背离并摒弃传统文化，而是以一种兼容的态度理性梳理传统文化，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披上了学术的华袍。从他1923年起草的《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能分析出他的这种思路：以文字学为例，纵向来看，将传统文言与今日国语做了衔接；横向来看，援引西方的语音学和文字学来作为观照。
三、传统文化资源的再现方式
传统的文化资源经由现代性的变革以及言语转化后，如今在语文课程的再现方式表现在价值观念、文学脉络以及经典修正上。文化资源的再现在语文课程里是以文学经典为载体的，语文课程与传统文化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长期的默契，传统的价值观念如光合作用般释放恒定的氧气，而文学脉络便是语文课程的筋骨，经典的修正则是课程的一种正常且持续的新陈代谢，这种语文课程生态环境在动态发展中体现出一种和谐之平衡。
如果说最初思想的产生是为文化需要所决定的，那么思想产生之后潜移默化形成的价值观念却能影响文化的产出，即文学作品亦承载起了价值观念成为一种固态化的思想。这便是中国文化中富含玄理的“道统”。道统并不是一种价值权威，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钱穆认为道统“此诚中国民族生命文化传统之独有特色，为其它民族之所无”。儒家思想和理学思想为中国道统的特色和精神所寄。儒家经典在教材中的地位不仅非偏安一隅，而且孔孟荀的思想共同闪耀。如人教版《文言读本》中的《论语》十则及《论语》六则，《寡人之于国也》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劝学》均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常驻文言文。理学思想作为儒家思想内质的变化分支，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改造。相比传统儒家经典，理学思想的渐染体现在观念层面。如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格物致知”，仍是公认的“为学”获取知识的途径。
再观前文所列的所拟的高中必修科目《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尽管朝代更替，中国传统文化却在继承中发展，从未间断。而且难得的是通过代代文人的贡献，文学作品不断增新，形成了特有的文学脉络。文学脉络并非走着循环往复的道路，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有活血涌入。倘若抻开任一版本的语文教材，从小学教本、初中教本再到高中教本，按时间序列规整后都可称为一部简明扼要的“文学史”，《诗经》与《楚辞》，诸子百家散文，汉赋与乐府，魏晋风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小说近现代诗等无一缺席。“节选”这种形式虽难以呈现出整个文学史发展的全貌，却不同于古代教育的“厚古薄今”，全景式的文学视图正是传统文化的完整再现。
文学经典修正与重构是近年来西方的重要论题。西方文学批评家们认为经典的形成与社会、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难分，所以应把文学经典重新放到文学批评的舞台上，对其内容和意义进行挑战和修正。其实文学史和作品选集本就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如今因审美观念的变化对经典的标准产生质疑从而力求解构批评后重构，这种修正行为无可厚非，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审视语文教材的历次修订，便可发现几个规律：在文学脉络之中，年代愈久远的文学经典越容易恒久存在，如上文提到的儒家经典，可以长达数十年作为典范；同一时代的经典作品，选集常有变动，如唐诗宋词会节选同一诗人或词人的不同作品亦或是变更作品在教材中的位置；近现当代的作家作品最不稳定，因其形成过程中些许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因此是修正的最跌宕区域；外国作家的经典节选也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的趋势发生着相应变动。关于经典的修正问题是一个无限循环，永远不会停止。但是修正的态度却应谨慎，因为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是传统文化资源呈现在学习者面前的最直观的书面方式，“换血”得当可以焕新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但是盲目修正走向另一个极端便可导致“贫血”了。修正考虑的核心应是作品的“文学性”价值，即西方所提的“诗性”原则。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传统教育资源积淀体现在多方面，各地书院旧址犹在，官学私学的风华记录在册，而最富有价值并鲜活的便是在文学脉络上的作家与作品，学习者能直接透过它来触碰传统文化的脉搏。语文学科经早期现代化而形成之后，文化经典借由语文课程实现了“经典大众化”。从此角度上看，传统文化在经历了20世纪前期的瓶颈之后看似受到挟制，并被西方现代文明冲击，被白话文俗化，而实为一种释放。通过语文课程的现代化及言语转化，传统文化不仅自身完成了学术整合，而且通过课程这一媒介普遍地渗透到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正如钱穆所说，国人不再是“不仅是有知识之人”，而是“有知识之国民”。
参考文献：
[1]沈仲九.中学国文教授的一个问题[A].二十世纪前期语文教育论集[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8.
[5]张东荪.知识与文化[M].长沙：岳麓书社，2011.
[6]张东荪.思想与社会[M].长沙：岳麓书社，2010.
[7]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关键字：大众传媒；影视改编；推动与传播
一、大众传媒时代影视作品中文学经典的变身
1.为弥合影视改编需求对文学作品加以再创造
文学经典是历经时展中大浪淘沙般的择捡后留存于世，被读者广泛认可与接受的作品。即便如此，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文学经典作品被纷纷搬上大荧幕接受观众与读者的再度检验，文学经典也经受了纸媒时代不曾经历的严峻挑战。为了使文学经典能够更好地融入影视传媒，在大荧幕上谋得一席之地，影视编剧们使出浑身解数对经典原著加以再创造，天马行空的影视改编为诸多经典文学作品的二次传播带来了新的生机与考验，吹响了这支影视文学圣战的集结号。
谈及文学作品的再创造，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不外乎近阶段大热的四大名著改编，这些原本便已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经过影视剧的再度改编，被赋予了别样的内涵。《新水浒传》中宋江额头上凭空出现了银色纹样，《新红楼梦》中引起热议的昆曲造型，被网友大肆调侃的“铜钱”头饰……都是影视改编过程中文学经典变身的重要标志。然而其改编成果是否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影视改编是终于原著还是与作者愿意大相径庭，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编剧本着怎样的态度对原著进行影视改编，都会在改编过程中融入自身的思想，使得文学经典更具时代气息与商业气息。
2.传媒时代下文学经典在影视中不断修整
大众传媒时代的车辙滚滚而来，携着磅礴的气势，一举席卷了传统的纸媒与印刷行业，为传统文学作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此宏观环境之下，文学经典作品为了延续其生命力，不得不在影视中不断修整自身的文学架构。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射雕英雄传》已被数次搬上大荧幕，然而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位编剧的作品，都不能够完全做到终于原著，甚至于金庸先生自己也曾经表示：“我无法评说哪一版的《射雕英雄传》改编得更出色，我只能说张纪中导演的改编更符合我的作品。”可见影视改编成果孰好孰坏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再举一个《天仙配》的例子，这个取材于经典戏剧黄梅戏的段子，从古至今就备受宠爱，历朝历代对其的改编从未停息，尤其是大荧幕时代，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更加成为了荧屏的宠儿，究其故事情节虽然大体相同但又各具差异，但正是因为这些许的改动，弥补了原著中的不足，融入了改编者全新的观点，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可看性，这是文学经典在影视中不断修整的代表现象。
二、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的推动和传播
从红楼、西游，到今天的《红高粱》、《白鹿原》，一部又一部经典文学在思维的火花中被搬上荧屏，进而成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一夜走红”的典例不在少数。那么，究竟是什么魅力致使这些原本有些生僻甚至晦涩的小众经典文学具有了动辄牵系千万人心的大众面貌与气质了呢？影视剧的改编给出了这个答案。
1.影视改编使文学经典形象化吸引大众眼球
有道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喜好的文学，多半受到科学技术及时代政策的拘束，想要传承下来也只有通过书籍了。但书中描绘的情节再丰富，内容再详实，也无法将之一颦一笑、一行一色阐述得详实、精确，读者只能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依附于自身想象将其画面展现出来，虽然赋予了读者更加广泛的想象空间，却是欠缺了生动形象、活灵活现的真实场景的。
而影视改编作品则不然，它利用演员们精湛的表演艺术与影视工作人员的后期处理等等元素相结合，使得一个个立体形象、立体场景跃然于屏幕之上，更易于吸引人眼球，使大众接受和喜爱。就拿《西游记》来讲，看过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的读者，没办法忘记孙悟空“毛脸雷公嘴的和尚”的形容，然而这“毛脸雷公嘴”究竟是怎样一个形象呢？这又是“一千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事了。自从影视剧《西游记》播出后，六小龄童披一身猴毛，头戴金箍，黄衣、虎皮裙、行者靴，上蹿下跳、俏皮灵活的样子将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实体化了，读过原著的人心中孙悟空的形象更为突出、集中，没读过原著的人被影视作品诠释的孙悟空吸引，至少使其知晓这世间还有《西游记》这么个东西。
2.影视改编使文学经典通俗化易于大众理解
文学经典之所以“经典”，在于其自身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乃至于历史、社会影响。但相应的，书卷气浓郁、学术气息浓厚的文学经典难免文学性太强，以至于从内容上、语言上都不易被广大受众理解与接受。试想，若是刘邦与项羽著名的《鸿门宴》文绉绉地将宴上范增属意、项庄舞剑、樊哙怒叱、项羽阖然、张良救急、刘邦尿遁这一系列惊险而富有变数的事件通过短短百十字讲述出来，甚至动辄使用“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之类晦涩难懂的文言句式，恐怕这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好戏至今仍不能入主街巷。而影视剧将其通俗化，从刘邦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入手，加入略微粗俗的语言与行为动作，更加使这位平民皇帝贴近百姓生活，自然更吸引大众眼球。这是影视改编恰恰通过内容上、形式上乃至语言上的通俗化的表现，不但扩大了受众范围，也变相实现了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转变，从一定程度上使文学经典更具生命力。
三、总结
即使众说纷纭，影视改编也已经确然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并对其原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影响是一柄双刃剑，纵然有效推动、传播、发展了文学经典的再创造，丰富并增加了其价值，但由于影视作品生动鲜活的特点，致使人们误将其中情节当作原著内容一概而论，这对于基于历史事实而挥就的文学作品而言，是有一定扭曲史实之嫌的。如《孝庄秘史》、《雍正王朝》、《大汉天子》等等影视剧，其内容情节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也使人们陷入了正史与野史之间的挣扎中。如何更加完善地运用影视改编作品来展现文学经典的无限魅力、推动文学经典的再生长，而规避由影视改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我们仍需继续深入探讨与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文红，《与文学同行：从文学叙事到影视叙事》，《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黄书泉，《论小说的影视改编》，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李松：《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性的危机与变迁》，《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4]魏毅东，《视觉殖民_与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艺术百家》2010年第4期
[5]盘剑.影视艺术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作者简介：
一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精神总是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重变奏。意识形态是为社会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念体系,它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当下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遇,承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使现存社会系统尽可能地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反,乌托邦则是以否定或者怀疑现存社会为前提的,它总是指向某个超越于现实存在的境界或领域,并且对当下的社会存在具有某种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会系统发生变化,尽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给出的方向来变化的。
一般说来,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显现。正是因为不满足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们才会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为文学作品呈现出某种超越的境界或意义,可以满足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将其奉为经典。席勒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马尔库塞坚持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在异化的社会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从而为生活艺术化的社会之到来做预演……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同样的理论预设,即文学艺术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精神。因此,所谓文学经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够充分展示特定时期人类乌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说乌托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那么,文学经典也就是人类之梦的话语显现。
但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乌托邦、人类精神之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性范畴,因此,对它们的理解及其内涵的界定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就常常呈现出相互转换的关系。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曾经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精神的核心话语,曾经激励资产阶级联合广大被压迫阶级起来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些概念便转化为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了。同样,作为人类精神之梦的话语表征,文学经典自然也具有历史性,绝对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昔日的文学经典迟早会受到冷落直至被弃置不顾。
二
如前所述,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文学经典的地位迟早会受到挑战,而且,社会文化变化程度越大,这种挑战也就越严重。就中国而言,“五四”时期,唐诗、宋词这些经过千百年考验的文学经典被视为“贵族文学”、“隐逸文学”、“山林文学”而受到贬斥。相反,倒是杂剧元曲、《西厢记》、《红楼梦》之类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压制排挤的文学作品渐渐被奉为圭臬,成为新的文学经典。随着社会文化剧烈变革时期的结束,旧经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魅力,新经典也继续受到人们推崇——这种现象说明,尽管在文学经典的谱系中会常常出现新成员,但原有经典却很难被完全遗忘。
但是,今日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却较之“五四”时期更为严峻。“五四”时期文学经典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随着这两种价值观被重新整合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文学经典面临的挑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减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学经典,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经典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将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在图像文化远不如书写文化发达的时代,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曾经长期承担着知识阶层业余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作品层出不穷,举凡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艺术类型或风格,无论是雄浑豪迈的,还是淡远飘逸的;无论是清新自然的,还是华丽绮靡的;无论是含蓄蕴藉的,还是古朴直白的;无论是金戈铁马的,还是晓风残月的;无论是哀婉凄迷的,还是诙谐滑稽的……简直是应有尽有,足堪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机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更有甚者,即使还有一些时间留给了阅读,却又冒出了许多侦探的、武侠的、科幻的、个人隐私的等等文字书写来与文学经典展开竞争。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此类作品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那些经典的。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
其次,大众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构功能摧毁了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蔑视权威,蔑视经典,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将某种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的境地。例如,在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和冯小刚的贺岁片系列中,古今中外,无论是神佛的庄严宝相还是圣贤的醒世箴言;无论是客观无伪的科学知识,还是神圣严肃的道德信条,一律可以作为笑料而用之。诸如反讽、戏拟、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在这里都变成了解构经典的有效手段。在大众文化面前,文学经典就像一个自尊自贵的书生面对一群泼皮无赖的顽童一样束手无策。
另外,大众文化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并不像以往文化变革时期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通过改变价值观念来贬低旧经典,确立新经典,而是并不树立敌人,毫无竞争的姿态,甚至还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大众文化在摧毁文学经典神圣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着文学经典的影响面。以往只有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有关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审美的知识,也会通过大众文化而为广大百姓所了解。这表明,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轻率地予以评判。要真正弄清楚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还应该深入到对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追问之中。三
如前所述,文学经典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它必然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现象,文学经典的形成必然与知识阶层的整体状况直接相关,因此,从知识阶层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角度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轨迹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从客观效应而不是主观动机角度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往的一切文学经典都可以看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那个特定知识阶层或精英集团价值观念的显现,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们具有特权地位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诗经》是如何成为经典的。首先,这部古代诗歌总集被儒家士人推崇为“道”的载体,而“道”正是古代士人阶层所奉行的价值观念的共名,因此,也是士人阶层社会身份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即“道”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象征性符号。孔子以降,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把为天下制定价值规范,即充当天下的“立法者”作为自身社会角色的基本定位。《诗经》既然是“道”的文本形式,当然就在整个士人文化的语境中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反过来说,《诗经》成为经典也就意味着士人阶层拥有了文化领导权。
如果说从先秦至两汉文学经典的形成主要与士人阶层政治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直接相关,那么,魏晋六朝以降,随着文学渐渐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精神活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各个门类都呈现出独立化、成熟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业已获得稳固地位的士人阶层,因为各种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开始向着纯精神空间拓展了。对精神空间的拓展在客观上使这个已然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其领导者身份。如果说玄学是在形而上领域确立他们的话语权,清谈是在交往方式与时尚方面强化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那么,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活动则是在审美层面上凸现他们的精神贵族品位。这些精神活动的共同效应是使知识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也包括靠武力获得政权的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从而彰显其对于精神文化领域不容置疑的绝对领导地位。诗文书画的“雅化”追求与玄学的探赜索隐一样都是这个阶层自尊自贵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只要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文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阶层的身份性标志。
虽然六朝时期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士族文人是贵族化了的士人,与汉代以及隋唐以后的士人阶层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拓展出来的精神空间却为后世士人所接受,而且,他们也同样把文学艺术作为自身特殊社会身份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经典也必然是那些最能够体现士人阶层身份特征的作品。由于两千多年中士人阶层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经典也具有某种稳定性。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经典是由文学作品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可以超越于历史之上。然而,只要认真看一看“五四”以来近百年间不断出现的对经典的重新选择与确认,我们就不难看出经典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也不难看出经典与言说者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之间的紧密关系了。
但是,事情依然有更复杂的一面,文学经典本身难道没有某种可以超越历史性限制而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因素吗?例如唐诗宋词,过去曾经是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性标志,可是现在依然为人们所欣赏。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具体的社会逻辑来看,文学经典的确具有确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社会身份的客观效应;但从文化逻辑角度看,文学经典又是人类探索并展现精神世界的产物。正是后者使之具有某种超越历史语境的可能性——只要人类精神上还存在某种相通性,那些深刻而巧妙地展示了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就会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惊叹的古希腊神话与史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所在。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今人与古人之间的那种“相通性”会越来越小,与之相应,以往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也必然会越来越小。从理论上讲,任何审美趣味与评价标准都具有历史性,就其产生并获得主导地位而言,必然与某个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但由于它们同时关涉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意义空间,故而其影响力往往并不随着其赖以产生的社会阶层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知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阶级在文化史上都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大拓展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曾经为他们所垄断并成为其身份的确证方式,后来贵族阶级消失了,但他们创造的许多精神文化成果却长期为人类所共享。文学经典也同样如此,它们无疑与身份、权力相关,但并不与之共进退。
四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文学经典产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逻辑,也看到了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造成的冲击,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善待经典。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以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解剖经典产生的社会原因,揭示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从而揭去蒙在经典之上的神秘面纱,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经典之于今日的价值。经典生成的深层逻辑及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与它们拥有的精神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李后主那些脍炙人口的词作,无疑是出于身世的巨变而发出的哀怨与叹息,完全是个人的情感表现,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牵动后世无数多情之人的心弦。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它们生成的原因的。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经典,我们都应该抱有充分的敬意,因为它们的确都从各自的角度开拓了人类精神空间,提供了无法取代的意义之维。
（一）“十七年”时期
在这十七年间，大陆文艺工作者们根据现代文学经典改编了不少电影，其中著名的有《祝福》、《林家铺子》、《家》等作品，虽然总数量上只有10部，但质量却比较高，此外港台电影人士也拍摄了许多经由现代文学经典改编而成的影片，如《家》、《春》、《秋》、《雷雨》、《日出》、《憩园》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经典“触电”主要是通过电影这一方式，而由于年代久远和当时媒体环境所限，我们对它的受众接受效果不得而知。
（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自改革开放后，文艺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借着1981年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一契机，影视界开始了“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热潮”，鲁迅的三部作品《阿Q正传》、《伤逝》和《药》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再到1986年这短短6年间，就有14部现代文学经典被改编成电影，并且所改编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名著和著名作家的代表之作。从1987到2000年间，虽然现代文学作品改编风潮不如之前强盛，但也有近10部作品以电影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除此之外，电视界也后来居上，1985年，北京电视台拍摄的《四世同堂》的播出在当时轰动了全中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肯定。此后从1987到2001年间，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共有38部，其中根据现代文学经典名著改编而成的长篇电视剧不断涌现，在观众中造成了较大的反响。其中，最具有典型性是1990年上海电视台播出的《围城》，其播出引发了万人空巷的场面，将钱钟书这一处于边缘的文学作品带到了焦点中心，确立了其经典地位。从这一阶段现代文学经典“触电”的过程可以看出，电影依旧是经典传播的主要选择，但多少有一种曲高和寡之感，反而是电视剧这一大众传播形式，带着众多的现代文学经典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三）新世纪以来
相较于前两个阶段电影的繁荣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传统的现代文学经典改编而成的影片几乎寥寥无几，即使是在电影技术飞速发展、单部影片不断创造“票房神话”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由现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片也只有几部，且多为从通俗作家如张恨水、张爱玲的作品改编而来，主流的现代文学经典已很难觅得其影像化的踪迹。而电视剧方面也不尽如人意，除了2001年的《我这一辈子》、2008年的《子夜》和2009年的《四世同堂》，观众们也很难看到传统现代经典作家的作品走上荧幕，只剩下“二张”的作品能在电视剧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如果从纵向比较上来看，可以说到了新世纪，现代文学经典改编潮流正在逐渐变冷，已不复出现之前的繁荣局面。
二、现代文学经典传播“遇冷”原因
传统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互动正在逐渐变冷这已成为事实，这让人不得不反思，如今电子媒介的发展如此之快，受众范围如此之广，但为何不能在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作品本身：经典特质不容挑战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于一个思想多元、文化繁荣的时期，许多作品本身带有较为浓厚的思想启蒙性质，尤其是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作品，更是具有强烈的经典特质。
1.是否忠实于原著
在传统文学史对现代作家所排定的顺序中，“鲁、郭、茅、巴、老、曹”占据了前六位，其中除了郭沫若的作品因体裁等方面的原因不适宜改编为影视作品外，其它几位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被转换为了影视作品，而人们在评价被改编的作品是否成功时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影视作品是否忠实于文学原著。以鲁迅的作品为例，鲁迅自己曾说过“《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几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荧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也无聊，不如不做也。”在他看来，《阿Q正传》并不适宜改编，甚至担心阿Q走上荧幕之后只剩下滑稽可笑。但到了1981年，这一部作品还是由陈白尘编剧，将其搬上了电影荧幕，所幸的是，改编而来的电影作品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又有所创新，并保持了严肃而深沉的风格，因而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肯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部作品《药》，由于原著只有五千多字，因而改编的影片对故事的情节进行了适当的添加和发展，但观众对这种丰富和发展并不认可，相反认为这些情节的添加反而失去了原作的风格。现代文学作家的经典作品一般影响都很大，正如“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观众们心中也有着自己对于人物形象的预设，如果影片中的形象不符合这一预设，那影片很有可能失败。当然，在当下的影视环境里，是否忠于原著已不再是惟一标准，甚至有时改编反其道而行之，进行彻底颠覆，因而能否忠实于原著、是否有必要忠实于原著都是当下现代文学经典改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这对于很多有志于经典改编的导演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经典影片难以超越
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历过了“名著改编热”，许多作品已有了电影或电视的视觉呈现，大部分改编相对来说都较为成功，如影片《阿Q正传》、《伤逝》、《祝福》、《早春二月》、《家》、《雷雨》、《林家铺子》，电视剧《四世同堂》、《围城》、《南行记》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在艺术质量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较为接近小说原作，也普遍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在中国的电影史上或电视剧上也都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因而，如果现在要对某一现代文学经典进行视觉转换，挑战的不仅仅是文学原著本身，也需要挑战之前的影视作品，这对如今的影视创作者来说，不仅仅是对其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勇气的考验。
（二）媒介环境：引发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
1.消费文化来袭
随着电子媒介的盛行和媒介全球化的来临，新世纪以来的媒介环境发生了迅猛的变化。网络使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得以真正实现，它在拉近人们之间距离的同时，也在消弭着文化之间的差距，它将文字、声音、视频结合在一起的传播方式，让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为丰富多彩。而智能手机的出现则是将人们与信息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让人感觉“世界尽在掌握”。媒介变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媒介文本表现形式的变化，也在于其所引发的媒介环境的变化。西方的消费主义意识也随着媒介全球化的步伐逐渐深入人心，当消费主义由物质消费渗透到文化领域时，人们的消费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消费文化时代，大众媒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迈克•费瑟斯通指出：“媒体通过制造无穷无尽的、稍纵即逝的影响与时尚，来赋予影像以全新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品位，全面激发大众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并鼓励大众用充满文化意义的影响与时尚来显示自己的个性。”作为大众媒体的代表，电视和电影作品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也走上了一条与之前相悖的道路，并波及到文学作品的影像化呈现。
在新世纪消费文化泛滥的时代，影视作品大多以娱乐为导向，为博得收视率而用尽噱头，可以说这种娱乐风潮的风行正消解着民族文化精神内在的坚韧与厚重，也消解了人们对于纯文学的渴求和期待，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表示出他的担忧，“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恐怕艺术也不例外，这种担忧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当下大众审美趣味已经发生了转向，那些表现世俗情感纠葛的通俗小说比起主流文学更能满足人们的期待，因而，到了新世纪，我们能看到的由主流现代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影视作品少之又少，反倒是根据现代通俗文学改编而来的作品火爆异常。
2.受众诉求变化
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的收视倾向成为了影视制作者们创作的导向，在这个靠“收视率”说话的时代，受众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媒介环境下，受众的收视趣味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1）对视觉奇观的追求
电子媒介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视觉化，这不同于印刷时代单一的视觉阅读模式，电子媒介将视觉、听觉、触觉等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感知奇观。视觉文化的传播让栩栩如生的影像直接面对人的眼睛，让人的身体和感觉通过“看”卷入其中，这不同于文学文本偏重于阅读和内心联想的机制，而是让受众的身体时时与荧幕上的影像同在。在许多注重于视觉刺激的好莱坞大片的培育下，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再关注一部影视作品讲了什么，而是看中其形式，关注其是否有熟悉的明星，画面够不够宏大或精致，特效够不够震撼，有没有猎奇的体验或场景等。在这样一种生产机制的作用下，现代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越来越显得步履维艰。
（2）消解崇高的需要
随着全球化的步伐深入到各个领域，就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环境而言，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或者商品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颠覆和反叛成为了主题。这种颠覆和反叛并不仅仅体现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之中，也体现在现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从“消费经典”的浪潮，到“大话文艺”，再到风靡一时的“Q版”语文和如今的“恶搞”文化，许多的传统文学经典遭到了颠覆和戏弄，现代文学经典也不例外，这种颠覆不仅出现在文学领域，在影视剧领域也频频现身。但大众对这些具有强烈拼贴和反叛性质的作品呈现的是一种欢迎的态度，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好奇和新鲜，而是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转型的时代，受众们需要一个释放压力、反叛现实、消解崇高的渠道，而影视剧则是这一渠道的最好选择。
（3）人文情怀的缺失
费瑟斯通认为：“在消费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独特的、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荧幕上，许多的文学经典被推到了消费主义的漩涡中，原本严肃的主题遭遇删减或扭曲，最终使其成为一道文化快餐。在这个追求快速消费的时代，要慢下来去静心感悟一部文学作品的启蒙精神和人生意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制作者们完全摒除商业因素的干扰，精心雕琢出一部能保持深刻思想底蕴的影视作品，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人心愈加浮躁，商业模式大行其道，而人内心的坚守变得越来越虚弱，对于人文精神的追求也逐渐开始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