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1 17:13:0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医治病的基本原理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明代医家吴有性(字又可)所著《温疫论》，是祖国医学文献中一部专论急性传染病的不朽名著，其对温疫的病因、病位、病邪传变和治疗法则及具体方法等，均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特色鲜明，富有创新，对今天防治疫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仅就吴又可治疫的特色作一研讨。
吴氏治疫，着力于祛邪，强调“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廖”，这是贯穿于《温疫论》全书的基本观点。这里很值得深思的，吴氏在祛邪治则的运用上，十分重视放邪出路的方法。如他在本书《标本》篇中说：“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麻征君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这里他不仅深刻揭示了放邪出路治法的基本原理，还强调其在消除致病因子(病原)上的重要地位。如对温疫初起邪伏膜原之证，吴氏创制达原饮，旨在宣透盘踞于膜原之邪，使之尽快得以溃散，“不溃则不能传，不传邪不得出，邪不出则疾不瘳。”(《辨明伤寒时疫》)由是观之，达原饮的作用，主要是为放邪出路创造条件。更值得一提的是，吴氏治疫很推重攻下之法，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并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告诫医者“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因证数攻》)，切勿中道生疑，不敢再用，以致留邪生变。如治“朱海畴者，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证，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两三日所服何药，云进承气汤三剂，每剂投大黄两许不效，更无他策，惟待日而己，但不忍坐视，更祈一诊。余诊得脉尚有神，下证悉具，药浅病深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目有时而小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汤，五日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荣汤，热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气汤，肢体自能少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糜粥，调理两月平复。”(《因证数攻》)按：清代医家徐灵胎尝云：“凡述医案，必择大症及疑难症，人所不能治者数则，以立法度，以启心思，为后学之津梁。”观此案，乃疫病之重症患者，吴氏细心诊察，于至危至险症情中作出“下证悉具”的明确诊断，果断地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攻下之法，终使病情获得转机，患者转危为安，真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拯危症于顷刻。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学术观点，若非久经临床、熟谙治疫的大家，断难有此卓识，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其为后学之津梁，自不待言。在上述学术思想主导下，吴氏在祛邪法的应用上，不赞成用黄连一类苦寒药物，认为其药性“守而不走”，尝谓：“若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寒凉，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妄其本，徒治其标，何异于小儿捕影。”与此相反，他对大黄之类攻下药物则推崇备至，认为其药性“走而不守”，如说：“得大承气一行，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向之所郁于肠胃之邪，由此而下，肠胃既舒，在膜原设有所传不尽之余邪，方能到胃，乘势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余舟连尾而下矣。至是邪结并去，胀满顿除，皆借大黄之力。”(《妄投破气药论》)逼真的记述，形象的比喻，如绘地说明了下法的作用，主要是在于开通人身窍道，使邪气有径可泄。下法如是，汗法、吐法，莫不皆然。吴氏此等见解，堪称匠心独运，别开生面。我们姑且不论其观点是否有失偏颇，但无疑给现代临床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处方用药，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路，启发良多，值得再三玩味，未可草率读过。
吴又可治疫重视放邪出路是有其深远学术渊源的。《内经》在讨论热病等治疗法则时就有明确的论述，如《素问・热论篇》说：“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又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尽管汗、吐、下三法有异，但祛邪外出则一，实乃放邪出路的具体体现。《伤寒论》继承和发展了《内经》旨意，在治疗外感热病中广泛应用汗、吐、下诸法以祛除邪气，如麻黄汤之开腠发汗，桂枝汤之解肌散邪，瓜蒂散之涌吐，承气汤之攻下，五苓散之渗利等，为后世应用祛邪法特别是放邪出路树立了典范。金元时期，刘完素制防风通圣散治疗温热病，即是一首放邪出路的典型方剂，方中防风、连翘、麻黄、薄荷、荆芥解表发汗，使邪从肌腠而出；大黄、芒硝通腑泻下，俾邪从谷道而泄；茯苓、滑石甘淡渗利，以冀邪从小便而解，可谓是三管齐下，大开窍道，给邪以出路；尤其是张子和，治病十分重视攻邪，尝云：“邪气加诸于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汗吐下三法该尽治法诠》)其“攻之”、“去之”之法，他概括为汗、吐、下三法，其意亦无非是开窍道，放邪出路。显然，吴又可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并作了很大的发挥和创新。对此，清代医家周学海在《读医随笔・药须使邪有出路》总结说：“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笔者认为，放邪出路的治法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它与西医针对病原的疗法，其清除致病因子的目的虽然相同，但运用方法和作用机理显有区别。诚然，现代研究已证实不少中医祛邪方药有良好的杀灭或抑制病原体的作用，这在沟通中西医理论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毕竟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局限在能否直接杀灭和抑制细菌、病毒等角度来探讨中医祛邪法的作用机理，也许很多问题找不到正确答案，难以作出令人置信的解释。因此对中医祛邪法特别是放邪出路治法的研究，必须遵循中医传统理论，设计和建立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实验体系和方法，不能牵强附会的照搬西医那一套，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和阐明其实质。譬如中医对湿病的治疗，很重视通利小便，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即是说湿邪当由小便而去除，这就给我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假说：“湿”与小便变化究竟有何关系?假设有关系，我们不妨将患者治疗前、中、后小便的变化作一番对比研究，分析其成分是否有所改变?到底有无“湿”的成分排泄出来?或许这种未知的成分还难以被目前检验的条件所发现，需要我们作新的探索。倘若在这些方面研究有所突破，必将为中医“放邪出路”理论和治法提供客观依据。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医特色的发扬，更有可能为现代治疗感染性疾患另辟富有中国特色的蹊径，研究出具有我国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新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疗效和减少毒副作用。这是一项极富意义的课题。
[摘要] 扶正祛邪治法源于《内经》，扩充于《伤寒论》。吴鞠通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著书《温病条辨》，开创三焦辨证理论。在分别使用解表、散结、攻下等祛邪法治疗温病的同时，强调中病即止、增液保阴、勿妄下热、久病扶正等观点，并运用于遣方用药的攻补相辅。通过实践的方法对祛邪扶正治法进行了验证，强调了正气和邪气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转变，揭示了处理“补虚、留邪”，“祛邪、伤正”两组矛盾的辨证思路，倡导了邪正并重、邪正合治的中医治疗思想。
[关键词] 温病条辨；扶正祛邪；中医理论
[中图分类号] R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11（c）-119-03
The application on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in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CHAI Xiaoshu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120,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originates in Internal Classic, and is developed i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Wu Jutong wrote The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based on the present theories, and developed the "San Jiao" diagnostic method. During the using of the methods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such as releasing the exterior, dispersing stagnation and purgation, in order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proper treatment of determining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reserving yin by increasing body fluid, cautious usage of purgation and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to prolonged disease. The tonification and purgation in combination of using medicine was applied in formulation.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was validated through the clinical usage in order to stress the healthy qi and pathogenic qi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and reveal the diagnostic logic of solving the dilemma of "reinforcing deficiency while releasing pathogenic qi" and "dispersing pathogenic qi while damaging healthy qi", and propos the TCM treatment logic of valuing and treating both healthy qi and pathogenic qi.
[Key words]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TCM theory
《温病条辨》[1]是由清代著名医家吴瑭著于嘉庆三年的一部温病学代表著作。该书创立三焦辨证纲领，由上及下、由浅入深地讨论了温病学理论，并对各种常见温病提出了具体的诊断和治疗方药。对于温病的治疗，吴瑭提出温病过程中一方面要祛除病邪，另一方面要注意顾护正气，强调邪正并重、邪正合治思想的重要性。在运用温病在三焦祛邪如解表、催吐、攻下等方法时，多处条文提出同时扶正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一点是该著作的精华所在，也正符合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在临床上体现在治病着眼于人，病去人留的治疗目的。现针对本书中邪正并治之处作出以下分析。
1 上焦感温，解表扶正[2]
《温病条辨》阐述了以三焦为纲的辨证论治体系，临床中根据温病的发病部位及侵入途径，提出“凡温病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对于急慢性外感热病，使用清热、祛湿、理气、化瘀、攻下等祛邪之法，可获速效，但邪热退后，难免伤正，或正虚复感，加重病情。尤其对于慢性外感热病，单纯祛邪，收效甚微。因此在《温病条辨》中，强调解表祛邪的同时，扶正不可忽视。
1.1 源于《内经》，法同《伤寒》
扶正理论源于《黄帝内经》[3]，《内经》提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正虚邪侵发病基本原理，疾病的发生可因正气不足引发邪气侵犯机体，也可因为邪气对机体正气侵害损伤后所致。在此基础上，《伤寒论》[4]则充分认识到扶正的重要性，并渗透在临床的治法上，尤其对于正气不足，复感外邪，或受外邪侵袭之后，因失治、误治而致正气受损，正气既虚，不能鼓邪外出者，强调解表攻邪的同时施以扶正。在《内经》扶正思想的指导及《伤寒论》扶正解表的启示下，吴瑭在《温病条辨》中强调温病发病的关键是正气虚损，在原病篇第二条引用《阴阳应象大论》的“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第三条引用《金匮真言论》的“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及第十七条引述《刺法论》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均提示了正气虚损是温病的主要病因，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为治疗上焦温病的原则，同时吴瑭自注，“若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理，”便点出了扶助正气的重要性。此外，原病篇第九条《评热病论》全文对邪正交争的论述及第十八条《玉版论要》的“病温虚甚死”指出，外感温病，邪正交争，若正气胜邪，病向愈，若正不胜邪，预后不良，从而阐明了治疗温病须在祛邪的同时勿忘扶正。
1.2 解表祛邪，中病即止
《温病条辨》中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其含义在于上焦温病部位最高病偏于表，治宜选用轻清升浮之品，否则药重则过病所或损伤正气。吴瑭在使用汗法治疗温病侵犯上焦时，处处顾护正气，以祛邪而不伤正，如在第二十五条指出“手太阴暑温……重伤其表，暑必伤气，最令表虚……”其中强调发汗只可“微得汗，不可再服”；第二十六条指出“手太阴暑温……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其中白虎汤之中已有甘草、粳米养胃育阴，而在汗多散大为阳气发泄太甚时，须加人参为君，以补肺中元气。吴瑭在使用吐法治疗上焦温病时，同样在使用祛邪的同时提示猛药轻取，中病即止，虚者补气，如上焦篇第十三条及十四条使用吐剂栀子豉汤及瓜蒂散治“邪在上焦膈中”及“痰涎壅塞胸中”时，提出“得吐，止后服”及“虚者加参芦”。上焦篇第五条银翘散的使用别说明“余证悉减者，减其制”，及上焦篇第四条中“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病温虚甚死”等经典节语，充分体现了吴瑭治上焦解表祛邪的同时，勿犯中焦中病即止的辨证论治思想。
2 中焦湿温，畅中扶正[5]
中焦指脾胃而言，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温病自上焦顺传至中焦，邪从湿化，郁阻脾胃，气机升降不利，故治法上吴瑭提出“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即以平衡中焦枢纽气机升降为治疗的基本原则，治法则予以辛开苦降，辛温药物可化湿解郁，苦降药物可清脾胃热，苦辛并用，与脾胃升降相合，以取化解中焦湿热，通畅脾胃中焦气机之意。然而湿温邪入中焦，易煎灼津液，化燥伤阴，加之辛、苦之剂散气伤阴，故吴瑭强调中焦温病应注重顾护阴津，益气扶正。
2.1 辛开苦降，开结畅中
阳明温病热结中焦，吴瑭书中多处使用辛开苦降法以开结消痞，通畅中焦。中焦篇第三十八条曰：“脉洪滑……渴欲凉饮，饮不解渴，得水则呕，按之胸下痛，小便短，大便闭者，阳明暑温，水结在胸也，小陷胸汤加枳实主之。”因温病已不在上焦，热邪下行与痰湿互结于中焦，故治以辛开苦降之小陷胸汤，方中苦寒之黄连清热解毒，辛寒之瓜蒌化痰行气，辛温之半夏降逆止呕，辛苦之枳实引水下行，四药合用以达苦辛通降、化痰清热之目的。半夏泻心汤作为辛开苦降方药的代表，多次出现在吴瑭治疗中焦温病篇。如中焦篇第三十九条：“阳明暑温……浊痰凝聚，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杏仁主之。”暑温邪在心下，方以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清热化痰消痞。中焦篇第六十四条曰：“阳明湿温……呕甚而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生姜主之。”湿温心下痞结，由于邪热内陷中焦，湿热交阻，胃失和降，故以半夏泻心汤加减宣发胃气，行气消痞。另有中焦篇七十七条疟病胃阳损伤而胃阴不足治以人参泻心汤、第七十四条疟邪结于心下气分致痞的泻心汤、第五十四条湿温邪陷神识如蒙人参泻心汤加白芍、第五十七条湿热气壅为哕证以新制橘皮竹茹汤、第七十九条太阴脾疟热聚心胸证以黄连白芍汤等，均以辛开苦降、调畅脾胃中焦之气机为祛邪要点。
2.2 温病燥化，增液保阴
中焦温病涉及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故中焦脾胃为气机升降及水液代谢的枢纽，温病伤及中焦多由于热邪蕴结于阳明胃经及太阴脾经而发病，易燥化伤阴，因此吴瑭在《温病条辨》中使用辛开苦降法的同时，针对温病燥化致阴虚腑实证创立增液汤，提出顾护阴液以寓泻于补，中焦篇第十一条曰：“阳明温病……不可行承气者，增液汤主之。服增液汤已，周十二时观之，若大便不下者，合调胃承气汤微和之”，此法又被称为“承气养荣汤”，以补药之体，作泻药之用，同时攻邪与防虚，因此在治疗“体虚之温病”与“前医误伤津液、不大便、半虚半实之证”均可使用此方救，疗效尤佳。吴瑭在治疗邪热炽实证及阴虚腑实之证时，考虑到温热本伤阴或下后汗出阴液受伤，故首推增液汤及益胃汤以增液保阴，可见其顾护正气的细心。此外，吴瑭在用下法以祛温热之邪的同时又提出几大禁忌，如第十六条中“阳明温病……止可与增液，不可与承气”、第十四条中“禁连下”等。而第十五条中“护胃承气汤微和之”及第十七条中的“正虚不能运药……新加黄龙汤主之”均是由增液汤加减而来，防止损伤正气，从中也可看出他对顾护中焦阴液的重视。
3 下焦温病，滋阴扶正[6]
温病日久，深入下焦，此时吴瑭提出：“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因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故温邪侵入下焦，必伤及肝肾，耗损精血，虚风内动，因此吴瑭提出“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的原则，正是指治疗下焦温病，须多用重镇药物以潜阳滋阴填精，取其沉降之性以使其直达病所。
3.1 滋阴潜阳，勿妄下热
温病为火热之邪，多伤及津液，温热病重久延不解，或失治误治，由上中焦传到下焦，可导致肝肾阴液耗损欲竭，壮火复炽，导致肝肾阴液耗伤的下焦温病，是温病发展过程中的重笃阶段。在此阶段中，吴瑭认为治法当以育阴潜阳为法，如下焦篇第九条至第十六条中分别详细论述了一甲复脉汤、二甲复脉汤、三甲复脉汤、黄连阿胶汤、青蒿鳖甲汤、大小定风珠等方剂，方中多用龟板、鳖甲、牡蛎等甘咸重镇之品，沉潜下焦，同时配合鸡子黄等血肉有情之品滋阴补精，诸药合用，共达滋阴潜阳之目的。同时，吴瑭强调温邪久羁阳明，多见虚热，指出不可轻易通下泄热，“若再下其热，是竭其津而速之死也”，其中扶正之意不言而喻。
3.2 久病伤正，扶正为本
下焦温病久羁，气血阴阳必伤，吴瑭在《温病条辨》中警示后人久病要扶正为本。中焦篇第八十二条“中焦疟……气虚留邪，补中益气汤主之”提出久病留邪如以气虚所致，须予益气扶正法。下焦篇第六十一、六十二条，分别论述了“少阴三疟”和“厥阴三疟”，提出久疟之气血两虚者用扶阳汤，阴阳俱损者用减味乌梅圆法。下焦篇第六十三条至七十二条文分别对久痢导致的各种虚损进行了辨证论治，如“老年久痢……双补汤主之”、“久痢小便不通……加减理阴煎主之”、“久痢伤肾……三神丸主之”、“久痢伤阴……人参乌梅汤主之”、“久痢阴阳两伤……参茸汤主之”等，以及下焦篇第七十六、七十七条对噤口痢的治疗采用“加味参苓白术散”和“肉苁蓉汤”以补脾益肾。吴瑭对于温病日久，侵及下焦进行了详尽的辨证论治，从其方药的使用不难看出对于下焦温病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的辨证思想。
综上所述，扶正祛邪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源自《内经》和《伤寒论》。《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经辨证论治，提出三焦分论各种祛邪之法均是为邪去正复而用，祛邪须与扶正合治方显其效，其遣方用药处处渗透着祛邪不伤正、邪正合治的思想，而吴瑭的“留人治病法”值得当前临床医务者深入学习及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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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着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着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