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1 17:13: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哲学方法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政治文化传统；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约政治；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生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随着经验主义认识论取代神学认识论，西方的神权政治也走到了尽头，逐渐被权利政治论所取代。当神已经不能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时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成为政治的组成单元，公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人们从自身经验认识到：个人无法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从而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国家，所以国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家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方为合法的统治。这种古希腊的政治传统被伊壁鸠鲁总首先提出，后来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展，最终由卢梭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推向顶峰。
一、时期中国的哲学与方法论
20世纪初，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的标志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开始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式来进行研究。在这本书中，借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从孔孟哲学开始讲起。的眼中，他认为哲学可以分成宇宙论、知识论和政治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等，而哲学史是为了明确变化、找到原因和进行评判，体裁可以分为通史和专史等，史料有副料和原料之分，中国的哲学则可以分为从老子到韩非的古代哲学、从汉朝到北宋的中世哲学以及明朝以后的近世哲学。但是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当时所有人的一致赞同。冯友兰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他不认为直觉方法就是哲学方法，注重哲学中的论证价值，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汉朝以前的自学时代和汉朝以后的经学时代，把哲学分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宇宙论可以分为狭义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知识论分为狭义的知识论和狭义的伦理学，人生论分为狭义的伦理学和心理学。对于西方的哲学，冯友兰认为可以用来补充中国的哲学史。再往后，张岱年提出了哲学的六大特点，着重突出了中国哲学独特的特色。无论是、冯友兰、张岱年还是后继的研究者，在时期，中国的哲学史一直都只是借鉴西方哲学，没有很好的阐述出中国哲学悠久的历史和中国哲学独特的特点。
二、探索时期中国的哲学与方法论
1950年以后，《中国思想通史》的出版是中国第一次用来总结中国传统思想，并且将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逻辑思想这三者结合起来，坚持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用唯物主义观和观点来分析论述了中国的古代思想，这一举动大大推进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程。唐君毅先生在探索时期对于哲学的研究与很多人都是存在差别的，他所研究的哲学主要阐述的是古代人的哲学思想，但是在此同时又穿了著者的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君毅先生所研究的哲学是具有全面性的。他的哲学是真正符合中国近代哲学方法论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这一原则的。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书中说过：“为了能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我们必须要学习哲学史，树立正确的唯物辩证主义世界观”。在中国探索时期，中国的哲学史是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方式来阐述中国哲学，这种方式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对理论的理解还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以及政治化，造成中国哲学失去了原本的模样，并且当时的中国学界也没有真正的理解透中国哲学史，只是一味的批判原有的哲学遗产，导致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甚至后面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哲学与方法论
改革开放实行后的第一年，中国在山西太原召开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谈论会，这次讨论的重点是在哲学史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通过这次讨论会的召开，中国重新回归到了列宁的认识观，即哲学史是整个认识的历史，是中国先前的哲学者对于整个宇宙和社会的认识。到了1980年以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才开始步入正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逐渐贴近中国哲学本身，研究论著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还加大了对断代史的研究，比如对先秦哲学史的研究、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新儒家哲学史的研究等，影响较大的论著主要有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同一时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原了中国哲学的原始面貌，真切的展现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将逻辑和历史两者统一起来，对中国历史上的哲学、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以及哲学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在对这三者的再认识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哲学史的考察走向。由此看来，对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哲学，应该在相互的比较中找到差距，争取做到互相弥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创新。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
二、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三、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
四、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一、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功利主义主张功利是衡量立法、政府政策和道德原则的尺度或标准，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就是好的。根据这样的观念，功利主义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条，并以此信条作为伦理规范判定人们行为的善恶。功利主义的观念和信条使得它最终深信科学，相信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善人的生活处境，而且也可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认为，趋利避害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行动的心理依据。换言之，人们总是希望外物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幸福和利益，不希望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发生。这种功利原则使人们变得更为理性，更善于算计。依据功利原则，从政府立场出发，政府应该以“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目的，这样政府就以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决策立法的原则。边沁把功利原则引入政治哲学，构筑了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但是他对个人的原子式的解释，对苦和乐的算计，成为其理论的致命弱点。当他倡导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时，就违背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因而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其中包括罗尔斯。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少数有财产人的利益，增进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惟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2］4“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修正。”［2］3这就意味着，在正义的社会里，基于公民权利的确定性，政府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更多数人更多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剥夺少数人利益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
罗尔斯认为有必要寻找这样一个社会正义原则。
“第一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2］60-61第一原则一般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原则的第一部分被称为差别原则，第二部分被称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安排次序上，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在第二正义原则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可以说，第一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的自由和权利的，正因如此，第一正义原则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第二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分配的，其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适合于机会和权力的分配，差别原则适合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二、罗尔斯反思平衡的方法论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是需要论证的，这种论证是根据条件预设进行逻辑推理而产生的，“它的证明是一种许多想法的相互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的体系”。其实，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其正义两原则就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罗尔斯力图说明在坚持自由原则的前提下，人们如何能够保证实现平等，这对于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提出一种原初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具有必要的理解和实行任何原则的能力。人们凭借这种能力选择原则，选择原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正义，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方面的利害情形，基于自己利益，最终只能遵从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平等的，也是有利的。因此，罗尔斯说：“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虑的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这种情况我把它叫做反思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2］20罗尔斯想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从方法论上避免绝对主义，他主张关于正义和道德问题需要论证，使观点能够为人们一致接受。他说：“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vielofignorance）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2］12
人们通过反思平衡方法，就可以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从而设计出一种公平的协议，这对每个参与选择的人来说都是公平和公正的。罗尔斯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为他后来提出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思想奠定了基础。在罗尔斯看来，一个人就有关正义和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时，可能会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和曲解，反思平衡使得人们对道德和正义的判断更为合理，人们在阐明判断的原则之后，可以对判断本身作出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这些推测性的原则对照于一组确定的事实（即我们在反思的平衡中所考虑的判断）来进行监测”［2］50，从而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处理两个正义原则和优先排列方式。罗尔斯认为，作为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应该考虑到这些原则的优先性。与此同时，正义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表明了人们不希望相互把对方作为手段，而只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来对待的意图，正义的两个原则恰恰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罗尔斯这种反思平衡的证明方法中，如果某组道德原则阐释了某组道德判断，后者也就为前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也有学者对罗尔斯的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比如，这种方法究竟能否克服相对主义的困境。同时，虽然它的阐发点是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但在证明过程之中，只是“暂时性的定点”，而不是不可改变的。当在契约中导出一组原则与这组判断不相符合时，我们就可以选择，要么放弃该组原则，要么放弃该组判断，这就形成整体主义理论与实证主义理论的差异［3］。
三、罗尔斯政治哲学方法论批判
现代哲学家以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为视角，认为人们基于生活之中的社会或文化的道德原则所达成的一致性，即现实主体的一致性是构成道德原则和判断的必要条件。因此，罗尔斯从主体一致的道德客观性模式出发，运用平衡方法与原初状态的策略，力求解决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罗尔斯为了确保“客观性”，把原初状态的当事人假设为自由的、理性的、相互冷漠的、不相互嫉妒、不知道自己在现实中处境的个体。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各方是利己主义者，即那种只关心自己的某种利益，比方说财富、威望、权力的个人，而是被理解为对他人利益的冷淡的个人。”［2］13罗尔斯以原初状态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然后，通过原初状态来规定其他概念，从而表明其自身的客观性。在这里，罗尔斯是把原初状态的人假设为理性人，这样，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将会根据自律行事，并确定同意行事的基本原则，而同意行事所确立的原则又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表明，不仅确立的原则是客观的，而且构成原则的条件是客观的，正因如此，人们一旦获得恰当的观点，就必须遵循这些原则。从罗尔斯的论述之中，我们会发现，罗尔斯所指称的同意原则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是基于建构主义意义上的由普遍性转化而来的道德原则，即“道德原则是理性选择的目标”［4］。
罗尔斯以主体间一致同意的客观性为基点，回应社群主义者对他的批判。他认为，通过重叠一致同意的观念，可以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一个共享的公共基础，从而进一步确保从一代到另一代交替中的稳定性，进而巩固和发展共同体。在罗尔斯的世界里，共同体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语境之中，成员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共同的价值和道德，因此，根据社会正义原则，共同体的人们通过交流与沟通达成重叠共识，以此解决政治的纷争和社会争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并非能够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恰恰是因为人们意见不一致，才产生冲突、歧义、误会，导致战争频繁发生。因此，罗尔斯的重叠一致或重叠共识理论的困境在于：“具有民主情感却碰巧生活在不民主的、不自由的社会中的人可以说被置于某种理论困境之中。既然他们不能通过揭示隐含的重叠一致同意的正确类型来证明社会正义原则的正当性，他们如何来为这种社会辩护呢？……这没有给人们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主张：在这种社会中的不民主的或不自由的实践或制度是不正义的并应当改变。”［5］322另一方面，罗尔斯的理论是缺乏远见的，“很明显它只在特定社会的人们之间要求一致同意，而这种一致同意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社会中的人的利益或权利，这些人的生活前景受到所讨论的社会内所做决策的重大影响。当我们考虑到在当代世界中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5］325。
关键词：理工科大学 哲学素质 哲学教育
哲学素质就是在学习哲学理论和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内化在思想和行为中的、具有普遍基础地位和指引价值的生活理想和认知方法，它是对哲学的爱好和善于进行哲学思考的习惯。一般来讲，它包括思辨体悟素质、批判反省素质和系统思维素质等内容。对于理工科大学而言，培养学生哲学素质具有如下意义：
1.发展较高的哲学素质是理工科大学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形势下，高等学校，特别是理工科高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因为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曾深刻地指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应有宝贵的科学基础与珍璞；而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应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内涵。”
2.培养较高的哲学素质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在我国，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分离，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还普遍存在，理工科高校尤为突出。受学科性质的影响，我国大多数理工科高校在办学思想上强调培养专门人才，过分强调对学生进行专门知识的传授，往往侧重于工程技术层面的知识传授和技能的提高。将培养目标定位于某一领域的专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职业至上”的思想和“重理轻文”的倾向，从而使得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显得相对不足。人文素质的匮乏和人文底蕴的不足，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
3.培养较高的哲学素质有助于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逻辑严密、全面系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锻炼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哲学方法论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理论与方法,具有良好哲学素质的大学生往往善于把哲学方法论和具体学科的学习联系在一起，能把一般方法论应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够熟练地从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中观察、发现事物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能够以事物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认识为指导， 进一步认识那些尚未认识的事物。具有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洞察力， 是哲学素质的一种表现。具有良好哲学素质的大学生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学习中能够发现问题， 发现热点、难点、重点，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4.培养较高的哲学素质，使学生养成批判反思的习惯，有利于理工科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哲学作为追求真、善、美的学问，引导人们在求真、向善和爱美中达到人格的统一。“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由于理工科大学大多没有专门的哲学专业和哲学系，学生没有进行系统哲学训练的机会。理工科大学的哲学课主要是作为思想政治课的基本原理课。因此，理工科大学哲学教育往往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认为学习哲学无用。很多学生甚至有不少老师认为哲学是抽象的，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囿于自身的专业特性，把实用性当作学习的第一要务，先入为主地排斥哲学学习和哲学思维的训练。由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学生明显地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在学习上急功近利，重操作性技能，不注意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选修课程看实用价值，阅读书籍也往往与找工作时是否有用挂钩。许多在校大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证上，诸如考大学外语等级证书、计算机应用等级证书，甚至对考驾照、考各种职业证书也非常热衷。目前，“效益至上”的观念已经延伸到了大学校园。在我们接触的学生中，不少人表示不愿意进行抽象的理论思维，认为学理论在社会上很难生存。在高考填报自愿时，受老师和父母的影响，学生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以毕业赚钱多、工作好找为主要考量标准。进入大学后，学生忽视长远发展，盲目追风学热门课程。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大学生对哲学不感兴趣。另外，应试教育进一步限制了大学生哲学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应试教育使学生把哲学学习单纯当作拿学分或者得成绩的途径。学生在谈及学习哲学课的目的时，回答“为了通过考试获得学分”或者“为将来考研做准备”者不在少数，因为哲学在各种考试的政治理论（特别是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样，学生接受哲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分数、为了考试。为了取得好的分数，学生上课只是在被动地听讲，考前复习时通过大量背题来应付。哲学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使命在应试教育面前就被淡忘，哲学素质的提高也只能是一种奢谈。
（2）把哲学教育等同于哲学原理的教育。把哲学当作哲学的全部内容，忽视了外国哲学、中国哲学等丰富的哲学内容。由于很多理工科大学都没有独立的哲学系甚至是哲学教研室，没有相对完整的哲学教学团队，因而没有办法开设系统的哲学课程。目前，大部分理工类高校开设的哲学课主要是“哲学原理”课。哲学原理是哲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惟一的内容。新课程改革后，哲学的教学内容相对减少，要达到对哲学原理真正地把握， 还需要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经典的哲学文献。只有通过辨别、体会各哲学流派思想发展的经验得失，才能使学生明了哲学理论变化和发展的逻辑脉络，进而完整准确地理解哲学。
（3）把哲学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或者政治课划等号，认为哲学就是政治说教，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是空洞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小学到大学，在不同层次上开设包括哲学理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政治学等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被统称思想政治教育课。大学阶段的公共哲学课，是“两课”教育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教育往往以知识传输取代思考辨析，以简单的是非标准割裂理论的有机联系，以概念化的公式和“原理”斩断哲学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结果是：一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教育者反过来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作“假、大、空”的说教和教条主义的公式；另一方面，哲学被受教育者戴上了“抽象理论”、“空洞教条”的标签， 忘掉了哲学“爱智慧”的本质。
（4）由于部分哲学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片面强调哲学观点、哲学派别、哲学体系的讲解，把哲学教育作为知识传授的学科，从而没有在哲学教学实践中体现哲学的本性。
针对以上一些问题，我们对理工科大学哲学素质教育进行了一些探索，认为下列一些做法是重要的：
1.转变哲学教育观念，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哲学教育的重要性。改变那种把哲学教育等同于原理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片面看法。立足基本原理教育，拓宽哲学教育内容，把发展的最新成果贯穿到高校哲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中。哲学教师在教学过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哲学思维能力，特别是培养较强的问题意识，使学生养成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在教学过程中不局限于已有的教科书，不断扩大教授的内容，特别是跟踪当代哲学的前沿问题，使学生开阔眼界，接触广阔的哲学领域。结合学生的生活和实践，解决学生生活和学习过程中碰到的实际困惑，使哲学教育教学充满生活气息。
2.深化教学改革，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课程、师资和教材建设，灵活运用多种方法，提高哲学教学质量。理工科大学要根据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科学合理地调整课程设置，有计划地增加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优化课程结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哲学课程体系建设，带动哲学教育的整体发展。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组织教师编写适应大学生特点和素质教育要求的高质量教材，给学生介绍哲学经典读本，吸收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重视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要实现教学主体由教师向学生的转变。改变“一言堂”、“满堂灌”的授课方式， 探索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师生互动互教、平等切磋的教学方法。要由重知识传授向以方法培养为主、兼顾知识传授转变。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可以开设课程网站，利用互动平台，在课余讨论哲学话题交流学习心得，也可以共享哲学资源，使哲学教学活动延伸到学生的生活中。
（2）拓宽哲学教学内容。不仅教授学习哲学原理，还讲授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将哲学理论和学生本专业实践相结合，思考在实践中碰到的哲学问题。增设与不同专业相关的哲学选修课程，特别是设置与理工科大学各专业相关的哲学课程，如科学哲学、心智哲学等。
（3）指导学生阅读哲学经典。在读书方法指导的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比如，在阅读哲学经典著作时，先介绍哲学问题的发展脉络，追问某一哲学文本或某一哲学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一中心问题大致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域，其中的各个问题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各个问题在整个问题域中所处的地位。在阅读过程中提醒学生注意文本中的前提，这些前提往往是在文本中没有明确说出的，要求他们反省这一前提的合理性。经过这样不断的训练，学生的思维水平式将得到逐步提高，学生也在此过程中享受到思考的乐趣。在此要强调的一点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考总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对于初学者而言，如果仅仅是内心的思考，而不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展示出来的话，那么，这种内心的思考往往容易陷入混乱和含混，而表达，恰恰就是一种帮助初学者梳理、清理自己的思考的一种好方法，通过表达可以帮助初学者澄清自己思考上的一些混乱和迷雾，因此也是一种完善学生哲学思维素质的有效途径。此处所谓的“表达”，可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二是书面的语言表达能力。为此，我们通过读书讨论会（seminar）等形式针对某个问题或某些原著讨论辩论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在思想的交锋中磨练自己的思维品质。书面表达能力可以通过写读书笔记或撰写小论文的形式进行。
（4）改革哲学的考试模式。改革单一书面考试的方法，采取论辩讨论、哲学演讲，社会实践等多种方法进行考核。为了将考试与教学目标相配套， 在设计考试大纲时， 将考核的重点放在检验学生是否具备基本的哲学素质，能否进行哲学式思考，能否应用哲学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方面。考核大学生学习哲学的效果，除了考察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外，还要看他们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考试方法可以灵活多样。
3.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大力加强哲学学科和专业建设。发挥理工科大学自身优势，坚持以理工科为主，注重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多学科综合化地发展新兴学科和专业，实现科学教育与哲学教育的融合。比如，与服装设计、建筑工程等专业合作开展艺术哲学、美学教育教学，与机械工程、生命科学等专业合作开展工程伦理、生命伦理的教育教学，与心理学专业合作开展心智哲学、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的教育教学工作。为此，理工科高校应以需求为导向，改革学科和专业设置，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培育和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和专业。同时，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体系建设，改变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把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不断引向深入，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实现理工科高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根本性措施。
4.加强校园哲学文化建设，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哲学文化活动。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哲学教育的重要方面。通过读书会、演讲赛、哲学沙龙等活动，给学生创造一个思想交锋的平台，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表达水平，在全校范围内形成浓厚的学习哲学、讨论辩论哲学问题的风气，使学生逐渐养成哲学思维的习惯。此外，还可以设立学生哲学社团，不定时邀请校内外专家哲学讲座，回答学生的疑难困惑。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重要方面。理工科高校的校园文化具有鲜明的理工科特色，其人文精神氛围不够浓厚，校园文化建设的人文基础相对薄弱。因此，理工科高校要切实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大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努力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优良的学风和校风，发挥其对大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塑造功能，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品格。同时，要积极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理工科高校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广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积极组织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融入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不断提高理工科高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人文精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杨叔子.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01.
关键词：双向书写；民族志；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38—04
在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一直因其难以通过科学的手段保证真实性和客观性而饱受诟病。针对这个问题，格尔茨在其著作《地方性知识》提出了一套“深描”理论：人类学并非一门发现真理规律的科学，而只是对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度阐释，以便让人能够接近事实本身。但是，这样的辩护仍旧无法帮助人类学退守住自己的领地，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合法性面临挑战。本文尝试在对民族志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方法论视角。
一、民族志的书写困境
（一）“真实性”面临的挑战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民族志研究就一直把记录和反映“真实性”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在一个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然而，面对现代社会“移动性”和真实“多样性”，传统民族志研究范式一方面受到“效力和信度”的考验；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必然也将引来另一个革命。
人类学的“民族志”，最初是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记述方法。科学主义兴起后，民族志演变成为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之后，科学主义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民族志又转向了一种去科学式的转向。高丙中在《写文化》代译序中将民族志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代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这一时期没有方法论上的指导和要求。
在第二个时代，也是民族志确立其科学地位的阶段。20世纪初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经典民族志作者提出以“科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志，并自信获得了一种纯然的“客观性”，他们所撰写的民族志是一种以客观体为中心的民族志形式。这实际上是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社会科学。其表述方法是“第三人称、外部描写的、纯客观方法的、语音学的、行为性的、遥距感知经验的”。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田野工作图景（孤独的白人男性田野工作者与土著村民生活一年和一年以上）已经成为标准科学人类学实践的原型（archetype），至此，田野工作成为了人类学家的“通过礼仪”（rite of passage）。
在第三个时代，是科学民族志受到攻击濒临崩溃的阶段。当以实证主义为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民族志产生危机之后，科学权威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受到广泛批评，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替代方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超然的人类学客观性仅是一个神话。无论经典民族志的作者如何虔诚，他们并不能排除自身知识结构、理论视角、情感趋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所有研究中，主观因素都注定要渗透解释和观察之中。人类学要求民族志作者用“本地人眼光”进行叙述，用“第一人称的”，“内部描写的”，“认知性的”方式进行书写。经典民族志对客体关注的所谓“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在后现代民族志中转变为“把关于对象的知识建构过程作为他们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思他们自己的知识活动的实践的和客观的条件”。后现代民族志认为最简单的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识的创作，民族志文本的撰写总是卷入了“自我塑造”的过程。甚至有人认为人类学在本质上是文学的，最好的民族志文本是对真实的虚构。㈣这意味着对民族志科学立场彻底的背弃。
（二）书写者的身份争议
后现代主义对民族志真实性的冲击让人类学方法论面临极大挑战。格尔茨指出，在为田野工作的诸多问题困扰良久之后，对人类学来说，现在是认真对待作家身份的时候了。实际上，真实性问题的背后是关于书写者身份的问题。换言之，书写者的身份才是解决民族志真实性争议的关键所在。后现代主义指出，学术文本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放在极不对称的关系上。在研究者书写的文本上，“被研究者在明处，他们的声音被驯化；研究者藏在暗处，处于控制地位，是中立的超然的。因而研究过程就以不诚实的、道德上可疑的方式呈现出来：掩藏了研究者的角色，掩饰了他或她的主观性及往往是独断的举动。”有人已经发现书写者的霸权带来的消极后果。理查森发现，由于霸道的写作风格的缘故，涉及她很感兴趣的主题的那些书，描写的一切都是被动的，沉闷的，乏味的很。
在研究中如何处理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不仅是民族志方法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难以回避的问题。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关系，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通过主客关系的界定来保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致性。而与此相反，后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都一定程度地以交互的方式进行研究，换言之，主张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比如诠释学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建构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主张以互为主体的交互方式，用诠释的或辩证的方法，创造出主观的知识。而批判理论也认为人类社会中所谓的“实在”，其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以及性别价值所形塑而成的一种“虚拟的实在”，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凝固而成的。因此他们也主张以互为主体的交互方式，用“对话/辩证”的方法，获致一种承载有价值的主观知识。
那么，在书写民族志的时候到底坚持主客关系的科学态度，还是主体间关系的伦理态度？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必须找到一条中间可行的道路来解决这一矛盾。
一、教育研究方法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早在1979年，我国著名的教学论研究专家李秉德先生就在《教育研究》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教育研究必须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后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致力于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这一时期，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研究中。从现代技术手段的发展和丰富性来看，主要是广泛采用以计算机技术为主的手段和方法来推进教育研究，不仅用来为教育研究储存研究信息，开展情报资料检索，迅速处理冗繁的研究资料，而且还可进行模拟实验。目前的教育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看、听，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仪器的运用，使教育研究更加实践化。
2．教育实验研究在20余年中的蓬勃发展。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实验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教育实验热潮，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教育实验，教育科学的发展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提出了“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口号。总的看来，这个时期的教育实验具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层次高低不一、范围大小不同、分布面广、参与人员多、影响大等特点，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在全国性的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教育专业学术刊物发表的有关教育实验研究类文章近1200篇。研究者分析了教育实验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间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总结和介绍阶段（1978~1987）、理论研究阶段（1987~1990）以及反思改进阶段（1990年至今）。
在这二十多年中，研究者对教育实验的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教育实验也取得了大量的成绩，可以说，教育实验研究已成为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中发展速度最快、影响面最大的一种教育研究方式，并已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熟知、掌握和运用。教育实验已逐渐发展成为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的主要工具，它的发展方向仍是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二、教育研究方法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原因在于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使教育学科与其他许多学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因此必然会不断地增加新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研究方法融合其他学科的方法。随着各学科间的融合进一步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把从各个学科领域中得到的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有助于教育研究的各种方法综合起来，力求创造出适合教育研究特质、符合教育研究自身逻辑的方法体系。在此期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理论和方法被相继引进到教育研究领域，并指导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实践，成为人们认识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有力工具。也正是这些横断学科在教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使教育研究方法在不同的领域内和不同的层次上出现了追求整体性、综合性、有序性和最优化的倾向。
不仅如此，教育研究还从教育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新学科中广泛吸收新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教育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交叉学科，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政治学、教育人类学等。这些学科在我国的出现，不但充实和发展了教育科学的内容、理论与概念，增强了教育科学的应用性，而且丰富了教育研究的方法。如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与教育中相应的研究方法的融合，形成了一些更为完善、适应性更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上的融合，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促进了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具有在总体上推进教育研究方法化的作用。
2．不同研究方法间出现对话和结合。虽然教育研究方法的长足发展导致新的方法层出不穷，但综观教育研究的整个历程，我们仍可以发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仍是贯穿教育研究的两条主线，二者在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两种研究范式在哲学思想的取向、研究对象的选择、具体研究方法的选用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形式上，都自成一体，各有长短，但是二者的长短是互补的，并不互相排斥。现在人们在认真总结、分析了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发展历史及利弊后，逐渐认识到只有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可使之相得益彰，才能获得比较科学的结论。在定性分析中，需要定量分析使之更加精确，以便从量的关系中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作出更为科学的说明；在定量分析中，定性分析可以帮助确定方向，因而，教育研究必定要追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结合。
各种不同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克服了教育研究结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高了教育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有效程度，增强了教育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促进了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三、教育研究方法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系统化的主要表现为对方法论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索以及研究方法的层次化。
1．从用系统科学方法论来研究实践问题走向建立自身学科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研究工作者的科学方法论意识在反思中慢慢地苏醒，教育研究方法论从此也开始了由哲学方法论向科学方法论的嬗变，表现为，教育理论界在1979年后广泛开展的“教育本质”“教育的起源”“教育的逻辑起点”等教育理论问题大讨论，以及恢复和重建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对教育科研的方法论开始的新的探索和研究。在1983年的教育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与会者都认为，既要注意运用调查法、统计法、实验法等，也要注意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以及数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手段（电子计算机）等对教育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辩证分析研究，把数量化的理论、模糊数学的理论应用到教育研究上。
在1985年举行的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讨论会上，教育理论界也就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进入1991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学界对非哲学思想和人文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也随之好转，逐渐认识到单用一种科学方法论指导研究复杂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是不够的，是很难揭示教育现象的独特性和本质的，很难把教育的历史性、社会性和价值性勾画出来。教育研究应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论，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不能简单地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取代或否定教育研究中的人文方法论。进入21世纪，这个倡导多元、尊重个性的时代也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向独立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社会背景，为教育理论界对教育研究独立方法论的关注也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在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我国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研究更是锦上添花，掀起了探讨教育研究方法论的。
2．教育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层次性的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段时期内，人们不仅大量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因果法、调查法、观察法、测量法、个案法、矩阵法、优选法以及数学法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力图通过对教育现象中诸多不确定的性质状态作出教育描述，而且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明显地呈现出层次化的发展趋势。
一般来看，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层次是一般科学方法；第三层次是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其中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论原理的总和，是许多学科或所有学科都普遍适用的方法，包括科学理论的发现方法、检验方法和发展方法。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科学方法，如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统计法等。一般而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高层次指导低层次，低层次的又将高层次的具体化，不同层次的研究需要不同层次的方法。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功能、开放式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层次系统。
以前，人们谈及教育研究方法大多指具体方法这一层次，这是很不够的。在教育科学的发展急需研究方法有较大突破的今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建立多层次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必要性，认为要取得教育研究的突破，建立多层次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以加深和拓宽教育研究的方法是必须的。
通过对这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历史考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的几个特点：第一，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主要体现是定性研究在整个教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类研究包括解释或综述性的研究方法。第二，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通过吸收、整合、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当代教育研究中，吸收其他科学成就，整合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成为寻求教育理论新突破的人们所关注的又一个热点。教育研究正在逐步打破研究方法单一化的趋势，正呈现出百花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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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辨证性
思政课教师是高校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是师资队伍出质量、出水平、出团队、出成果的重要因素。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不仅是提高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促进理论专业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保证，而且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与道德法纪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举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必须彻底改变人事管理传统对教师的机械命令、强硬指挥、无情控制、冷酷监管、条例约束等陈腐观念，用理性、人本，客观、辨证、积极、主动的方式为教师创造各种发展机会与舒心条件，热情服务、积极支持、真诚关心、极大帮助，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提高他们的工作效能，使他们专心致志地学习、工作、教学、搞科研。
一、政治业务与师德人格关系辨证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特别强调“人”的政治立场、业务能力、道德品质、人格魅力。思政课教师应具备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精湛的业务、高尚的师德与和谐的人格。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质、人格修养应保持积极、进取、正确、沉稳、昂扬的状态。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道德品质，出类拔萃的业务技能，和谐的人格，可以使人力资源价值实现达到最大化。现代大学，需要从战略高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政治、业务、品德、人格”纳入人力资源价值实现的全过程，客观辨证地发展好。
二、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关系辨证
人力资源最基本的运用是人的体力、智力、知识、技能。思政课教师应努力做到“六要”。一要具有扎实过硬的基本理论知识，深刻地领会的本质、精华及其时代价值。二要具有广博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联系紧密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应有较好的把握，捕获学科前沿知识为教育教学科研所用。三要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理论，即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四要具有政治敏锐性和时代眼光，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与政策，了解教育对象的思想和实际的新变化，准确把握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出现的新特点、新情况和新问题，跟紧先进理论，思想观念与意识行为不落伍。五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躲闪不回避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青年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正确引导，增强现实性、针对性、实效性，富有启发性和感染力。六要有创新意识，不墨守成规、不僵化教条，与时俱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拓展素质、完善知识。七要有健康的体魄和和谐的心态。
三、教学任务与课程改革关系辨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改革，是国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各个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新变化、新要求、新内容，在国家教育方针和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指导下，对高校思政课的培养模式、目标要求、课程内容、教学课时、教材建设、教育手段、教学具体形式等的变革。教师在崇德敬业履行教育教学职责，高质量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同时，要勤奋学习、努力实践，攻克难关，稳步推进高教改革。课改对教师素质提出新要求，对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对教育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的探索和更新等所涉及到国际国内社会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问题的总体认识要正确，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阶段目标的总体认识要准确，对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的偏向认识要及时矫正。
四、校本培训与校外进修关系辨证
立足校情，重点实施校本培训，“校本培训是注重在教师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与发展教育教学的素质与能力，开发与提升人力资源价值”［1］。根据校史校情实际，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根据办学层次类型的变化、根据专业水准的差异，优化整合校内人力与物力资源，促进教师在教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自主学习、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同时有计划、有重点地选派思政课教师到国家级、省内外培训基地学习、进修与访学，到国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扩大教师的学术视野，汲取兄弟院校、国际社会高等教育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和教育管理，校外与校本培训互补，以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实力与水平。
五、学术梯队与结构优化关系辨证
协调各方关系，注重形成年龄、学历、知识结构相对合理的思政课教师学术梯队，从主观与客观方面优化配置人力资源。老中青结合的年龄结构；博士为首硕士为主的学历结构；着力培养学术造诣高，有责任感、人格人品好、胸怀宽广、气度豁达、协作奉献精神较强的学科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引领思政课教师瞄准学科发展前沿，传承思政教研队伍天然的多学科优势，营造和谐、包容、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氛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形成学科交叉、数量递增、质量提高、知识互补、有发展后劲的特色学术梯队。
六、物质鼓励与精神激励关系辨证
理想信念、无私奉献和精神鼓励的教育方法是必要和必须的，但受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国情决定，关注和追求物质利益已经成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杠杆，物质和精神必须协调使得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不得不正视人的物质利益分配，对利益实现进行合理评判。高校要重视运用工资、奖金、福利、工作条件、校内分配等来改善物质激励手段，善于运用精神激励手段满足教师的精神需要，形成强大持久的“双效”激励力量。教育部、要求，要研究和解决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措施或建议，以稳定教师队伍。否则，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不住人，较难遏制教师逆向流失。
七、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机制健康运行关系辨证
应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的思政课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稳定的校党政领导与系、部协同管理的格局。构建思政课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相关的制度和健康运行机制，为不断提升整体素质提供必要领导核心和制度保障。设专门管理机构，建专兼职教师队伍，创坚实物质基础条件、岗位人员科学调配合理流动、经费保障贯彻落实，完善评优奖励制度、职称评聘制度、科研管理制度、教学评价制度，革除“狭隘专业观”和“偏激学科观”，增强学科归属感，学术荣誉感，权利地位意识与责任奉献精神，做到“有为有位”。建设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竞争合作、务实奉献的校园文化，计划、组织、实施、监督、协调、服务、管理、指导、创新，实现高校人力资源的高效率与高效益运作。
八、人事部门“人”、“事”职能实现关系辨证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最重要的原则是“以人为本”，最核心的理念是全力发挥人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人”是根本，“人”是核心，“人”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无论是从心理学、管理学、领导行为学、人际关系学、社会学角度；也无论是哪一级或哪一个管理者、组织者、领导者，都必须把尊重、理解、关心、依靠、激励、扶持、帮助，满足合理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目标。确立和尊重主体地位，捍卫合法权益，在需要与可能的范围内尽力解决师生职工的正常需要和合理诉求，排忧解难，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全面发展。
九、结论
人力资源管理的辨证性是高校思想政治课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方法和原则，没有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竞争性观念，难于完成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科学化建设，难于挖掘竞争与发展的优势，学校领导层、人事部门、各级各类相关部门和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必须认真分析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人力资源的独特性，高度重视学校未来发展的师资需求，面对内部和外部竞争环境，研究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整体配置、开发、调控、激励与使用，使学校核心竞争力有较大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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