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1 17:13: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间借贷引发的纠纷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中图分类号：F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195-02
民间借贷指个人向集体及其互相间提供的信用，一般采取利息面议、直接成交的方式，民间信贷主要发生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个人、企业及民间借贷组织之间的以货币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和本息偿付活动。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金融活动，具有自发、高效、手续便捷等特点，在金融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集中地和农村地区较为活跃，对资金供给和需求有一定的存在意义。
一、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概况
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越显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借贷用途日趋多样。据宁德惠鑫金融公司调查显示，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无论从规模和利率方面都呈现阶段性上涨，此外，一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县、市也已出现民间借贷市场泡沫化的局面，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员和借贷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笔者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发放130份调查问卷，收取117份有效问卷。统计后显示，对于资金需求。约22%的民众选择银行贷款，78%的人乐于向亲朋好友、金融公司和“草根放贷人”借入资金。为进一步了解需求构成，对这78%的人群进一步了解，结果90%为短期资金需求，并根据市、县、乡等不同区域，对资金的用途、借出资金占收入的比例和利息率做了调查，如表1所示。
据表1中所示，资金用途总体表现为商用和房屋建造（购买），对于医疗等不确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民间资金的需求，反映出民众对民间资金的需求倾向于急需、数额较大等项目，而这类需求是正规金融难以提供便利服务的。另一方面，民众对自有资金的贷出（投入民间借贷市场）约占收入的3成，利息率多为10%以上，民众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热情度较高，且急需此类收益较高的金融理财方式。
二、闽东地区民间借贷规范化的紧迫性
（一）案件频发，隐藏高风险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至2012年共受理涉及民间借贷、公司、企业的各类纠纷案件10 887件，上升60.6%，涉案金额19.9亿元人民币，上升207% 。案件的频发暴露出民间借贷市场巨大的风险，主要体现为：一是泡沫破裂后资金链的断裂。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率、高收益和不断扩大的借贷泡沫，当借贷资金几经转手后利率倍增，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一旦无法支付高额利息，将使借贷资金链断裂，引发一连串的借贷纠纷。二是存在违法融资行为，加剧民间借贷市场动荡。在纠纷案件中有近3成具有诈骗集资和骗资性质，发起人以畸高的利息为诱饵，组建民间借贷组织，骗取民众参与，集资后往往不能偿还本息。另外，由于民间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组织借出资金后难以有效监督资金用途，因此资金易被违法使用难以收回本息。
（二）利率畸高，危及经济稳定
宁德市顺鑫担保公司统计显示，2012年各月份宁德民间借贷的综合年利率约20%。而目前的实体经济正处于下行价段，多数中小企业年利润不到10%，长期运用民间借贷等同于“慢性自杀”。根据市场规律，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最终只能选择从实体经济中抽逃，转而加入民间放贷的行列。由于金融是不直接创造价值的，一旦形成这样的惯性，将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并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这样的风气正在逐渐形成。
（三）新旧债交替，引发恶性循环
民间借贷方便、快捷，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有效手段，但如果使用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问题，难以按时偿还民间借贷债务，再次从民间借贷市场借入资金，新债还旧债，通过利息的滚动，资金成本将会大大增加，给资金需求者背上沉重的包袱，且容易引发债务纠纷。同时如果民间借贷市场与银行信贷嫁接，易造成银行难以掌握民营企业资金状况的局面，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闽东民间借贷规范化路径选择
（一）规范借贷程序，减少借贷纠纷
根据问卷调查，60%的借贷参与者认为应当订立一份标准化的借贷合同，以便于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监管；47%的借贷参与者认为应当尽快让仲裁机关介入民间借贷行为，并对民间借贷办理公证；43%的借贷参与者认为民间借贷的整体流程应由指定机构进行登记和备案。因此，政府应为民间借贷流程提供契约自由与契约权益的保障，增强民间借贷市场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具体措施为：（1）订立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合同和凭证。内容涵盖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付款期限和付息等要素，减少民间借贷纠纷发生的可能性。（2）建立民间借贷行为信息登记库。凡是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均须在相关的监管机构登记和备案，并且对登记和备案的民间借贷行为应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同时间接的引导民间借贷从以往的地下金融模式转为阳光化金融模式，并接受监督管理，提高对此类“草根金融”的可控性，为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奠定基础。（3）引入民间借贷仲裁制度，为民间借贷纠纷提供仲裁和公证。由于仲裁程序较司法程序更为便利，对当前频发的民间借贷行为较为适用，应鼓励借贷双方通过仲裁进行公正，防范风险扩大化，避免纠纷的蔓延，减少民间借贷纠纷成本。
（二）政府主动介入，加强监测与管理
在民间借贷逐渐阳光化的今天，政府已不能仅作为旁观者，而应当依照相关法律，适时介入民间借贷市场，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工作，切实提出有力措施对标会加强引导和管理。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对民间借贷组织进行依法登记，按区域将标会组织者进行集中管理，约束会首，同时加大经侦部门的监察力度；另一方面，政府应适时介入民间借贷市场。长期以来，政府的融资难度相对较低，国有大型银行机构的资金占有占多数，今后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短期融资，政府可尝试向民间借贷市场“拆借”，类似做法20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闽南地区已有出现。“拆借”是银行同业之间为解决资金的短期不足，而采取的期限短、高利率、高灵活性的借贷行为，政府可仿照此做法，尝试事先与规模较大，信用度好的民间借贷组织订立合同，一旦企业遇到短期流动性不足，由政府引导，参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借入民间资金，解决资金的短期流动性问题。由于政府引导的利率具有一定权威性，并通过“拆借”行为与民间借贷组织进行嫁接，对市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一做法对于缺乏信息来源的民众，能依据这一“官方”利率，有效判断当前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和收益。
（三）引导借贷组织，使之成为金融业的有益补充
从闽东区地民间借贷开展的形式来看，民间借贷组织数量的不断增长，借贷组织之间资金的相互交叉流通，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鼓励发展合作金融，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范本，尝试在民间设立在金融监管前提下的会员合作制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引导民间借贷走向规范化、阳光化的一条道路。在闽东地区，民间借贷组织（标会）占比例最高，应规范引导民间借贷组织（标会）的运作，使其运营模式走向合理化。具体做法为：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金融知识。参与民间标会的民众对于市场利率及金融运转规律缺乏必要的了解，其参会目的均为高收益的诱惑，与收益相对应的金融风险缺乏有效的认识，有一定的盲目性。应通过报刊、杂志以及社区集中学习等方式，让民众有效的理解金融投资与风险知识，更合理的分析标会的运作，进行理性投资。二是坚决打击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行为。民间标会长期以来作为“地下融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存在一些非法融资行为，利用高额的利息欺诈性融资，形成宝塔式甚至带有非法传销性质的集资行为。经侦部门应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维护民间借贷组织的健康运作。三是尝试实行资产抵押制度，增强交易可靠性。民间借贷案件的纠纷由来已久，常有资金借入者由于经营亏损且未实施抵押担保，导致资金借出者即使胜诉也难以追回款项的事情。事实上资产抵押在多数正规金融产品的交易已十分普遍，但对于民间借贷组织，闽东标会的入会提供抵押物的现象还不甚普遍，多数是以个人诚信为基础，部分有请信用较好知名度高的人作担保，卷款逃跑的会员大多无抵押担保物，标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尝试引入贷款担保和抵押品，并通过法律，保护合法的抵押贷款行为。
（四）加快村镇银行建设，疏通民间资金流
村镇银行作为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试点机构，拥有机制灵活、依托现有银行金融机构等优势，能够有效填补民间金融的空缺，对民间借贷市场具有引导效应，其发展能有效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交易行为。自2007年以来，村镇银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民间借贷市场资金的流动提供了渠道，同时也是解决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缺位等“金融抑制”问题的创新之举。这对于促进闽东地区投资多元、种类多样、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新型区域金融体系有积极意义，进而也能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2007年，宁德市第一家村镇银行福鼎恒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12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鼓励民间资金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这给闽东地区村镇银行的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村镇银行的“鲶鱼效应”能够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打破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并且稀释民间借贷市场不断膨胀的资金量。
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是对金融市场多元化的补充。当前，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有参与者多，资金数额大且自发性、创造性和便利性的共性，但其非理性、盲目性、泡沫性、高风险性和易于扰乱正常金融竞争秩序的弱点也逐渐显现。为此，要坚持在相关法律的框架内，加强对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引导和疏通，逐步推进闽东地区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运作。
参考文献：
[1] 王惠嵩.我国民间借贷透析与制度构想[J].软科学，2010，（8）.
[2] 宁德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http：///宁德网.2013-01
[3] 陈元章.闽东机电行业[N].闽东日报，2013-05-10.
[4] 宁德市工商多举措扶持小微企业发展[EB/OL].宁德工商网.http：///web/assembly/action/browsePage.do？channelID=1194316285009&contentID=1333673770546.2012-05-03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纠纷
一、引言
随着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民间借贷正逐步走向合法化、阳光化和规范化。而市场经济较发达、民营化程度较高的瑞安市成为“金改”的首要试点，率先开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设立瑞安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金融改革提供配套服务。但快速发展的瑞安民间借贷市场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无论是法律规范方面，还是风险监管方面，都存在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尤其是2011年集中爆发了老板跑路、企业倒闭事件后，民间借贷纠纷也随之大幅增加。
国内许多学者对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在现状研究方面，吴国联（2011）调查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指出民间借贷规模庞大，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陈康康（2011）提出随着借贷规模的扩大，借贷人出现盲目追逐投资热点的特点。刘磊（2012）认为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温州民间信用担保体系崩溃，民间借贷基本“休眠”。在问题研究方面，王新安（2013）指出民间借贷会增加企业的债务风险，极易引发纠纷。董玉华（2013）提出高利贷行业隐秘性强、难监管，资金流向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
综合现有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对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较多，但对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较少。本文结合文献和实地考察，从多个角度对瑞安民间借贷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成因。
二、瑞安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
温州瑞安市作为民营经济较发达、民营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之一，其民间借贷在总体上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近年来，市场对民间资本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供给基本不变甚至有减少的趋势，使得民间资本供不应求，这导致借贷利率有上升的趋势。借贷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过去的几万元扩大到现在的上百万元，约为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1/3。为反映目前瑞安市民间借贷市场的现状，笔者结合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情况对瑞安市民间借贷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瑞安民间借贷的主体与形式
瑞安民众的市场参与程度较高，借贷主体进一步丰富，借贷形式多样。80%的家庭和60%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从过去局限于亲友邻里之间的资金互助借贷扩大到私营业主、城乡居民与典当担保公司之间的借贷。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除了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的互助直接借贷外，还有集资、呈会、典当、担保等高息借贷。借贷行为广泛遍及各行各业，逐渐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
（二）瑞安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与用途
瑞安民间借贷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小民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大部分居民将闲置存款投入民间借贷市场以赚取高于银行的利息;也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通过个人贷款的渠道间接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民间借贷资金的用途较多，既有生活消费、生产经营、项目投资等长期用途的，也有短期垫资、拆借周转等短期用途的，其中以生产、投资为主，用于生产经营及临时周转的占比达到50%以上。在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下，社会资金总体趋紧，短期垫资需求增加，社会资金拆借链条延长，转手环节变多，“空转”而没有进入实质领域的民间借贷资金有所增加。[1]但从2013年开始，瑞安民间资金被用于房地产、股市等投机活动有所减少，民间资金逐步回归理性，主要投向生产经营领域，用于扩大再生产。
（三）民间借贷的利率
民间借贷市场不是价格统一的市场，各子市场的利率价格差距较大。据瑞安市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点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瑞安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为12751‰，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约为156‰，分别比去年下降0231和09个千分点。经实地调查发现，瑞安民间借贷市场的实际利率是根据借贷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不同的借贷途径和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借贷利率是不同的，一般向亲朋好友借款的利率较低，约为8厘至1分5不等;而向小额贷款公司等社会融资中介借款的利率则较高，约是前者的15倍。有无抵押物的借贷利率也是不同的，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借贷利率为月息1分至1分5厘，而在无抵押物的情况下，贷款利率则高达月息3分至5分。
（四）民间借贷的纠纷
随着民间借贷活动的日益活跃，民间借贷纠纷也大幅增加。自2010年以来，瑞安人民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数量和标的额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和案件标的额增长态势迅猛，2011年下半年收案1408件，同比上升4208%;收案标的额为937亿元，同比上升9757%。2012年1月至6月，民间借贷纠纷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受理案件2034件，同比上升51%;收案标的额为1698亿元，为上年同期的309倍。[2]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类型逐渐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主要有借贷无借据、借据不规范、借贷无担保和高利贷、集资诈骗等非法借贷。但多种纠纷类型的背后不再是单一的借贷行为，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实则从事“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犯罪案件，甚至出现非法拘禁、斗殴和恐吓等暴力讨债行为。此外，一些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行为，如收款人与欠条出具人不一致等使得借款、还款事实模糊，一旦出现信用缺失、违约现象就会引起借贷纠纷，这致使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逐年大幅增加。
由此可见，瑞安市的民间借贷活动较活跃，民间资本支撑着瑞安民营企业的与发展，也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瑞安市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瑞安民间借贷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三、瑞安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法律制度问题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民间借贷市场进行全国立法，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较零散，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对合法利率的界定也不明确。这导致民间借贷行为存在较大的法律漏洞，缺乏法律制度的约束和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指出，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3] 而新出台的《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由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协商确定，国家对利率限制有规定，从其规定。[4]我国的法律对民间借贷合法利率的界定并不明确，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这一部分未必就是高利贷。因此，在不合法放贷和高利贷之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界定，这个模糊点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将借贷利率提高到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左右或超过一部分，进行非法放贷活动，赚取巨额利息差却又不造成犯罪，而如此高的利率会增加收益率较低、偿债能力有限的中小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易造成金融风险，扰乱民间借贷市场的秩序。
（二）监管体系问题
民间借贷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民间借贷市场是自发形成的，未制定完整的监管框架，缺乏相应的履职手段和监管权限，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管理机制。中国银监会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处于初步阶段，在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规范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监管主体不统一，多头监管造成监管标准混乱。民间借贷机构有些是由政府或银监局审批成立的，也有自发成立的，造成监管标准混乱、监管精力分散。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的监管责任在地方政府，但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各地有所不同。而瑞安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是由瑞安市人民政府向温州市人民政府申请成立的，由瑞安金融办监管，引入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发挥备案监管作用。但其收取的咨询费、中介费使得借贷服务中心的成功率较低，这导致监管主体覆盖面较小，仍有部分民间借贷没被纳入监管范围。
监管对象分布广泛而分散，流动性强，难以集中管理。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是普通民众，直接借贷隐蔽性较强，借贷资本的规模不同，借贷利率变动不稳定，难以统一监管。民间借贷的利率受市场需求、经济形势和银行政策松紧的影响较大，在经济不景气、银根收紧的背景下，银行信贷规模缩减，很多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贷款，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维持生存与发展，这导致了民间资本市场的旺需求，抬升了民间借贷的利率。利率在企业急需周转资金时上升，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过高的利率使企业难以度过困难期，赚得钱只够偿还每年的利息，这导致了瑞安的小企业发展缓慢，难以做大做强。
（三）信用风险
民间借贷存在借款者违约的风险。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熟人圈内，出于对借款方的信任，借贷程序简略。一旦借款者违约，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行为就会产生较大的信用风险。民间借贷的信用风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1民间借贷主体间的关系亲疏引起信用风险
借贷主体的关系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借贷双方具较亲密的关系，一般是出于互助心理的亲属、同事和朋友等，此类借贷利率较低，信用风险较低，发生纠纷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另一种是借贷双方互不相识，通过中介发生借贷行为，出借人出于牟利心理，多数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比如以本息合计方式还款或预先在本金在扣除部分利息，甚至高利贷、非法集资，此类借贷的利率较高，信用风险较高，极易引起借贷纠纷。
2民间借贷形式的不规范性引起信用风险
民间借贷行为中极少签订规范的合同，通常只有简单的欠条或借据，仅注明借款人、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而没有借款期限、借款用途、借款利率、还款方式等相关要素，甚至有些在发生资金转移行为时仅以口头协议的方式订立。这些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行为增加了信用风险，一旦出现信用缺失、违约现象就会引起借贷纠纷，但会因手续不完备、借贷不规范而无法得到法律救济。
3民间借贷担保方式的约定不明确引起信用风险
民间借贷的担保分为保证和抵押，借贷双方一般将其作为借据中的一项条款来处理，但在有保证人的情况下往往只让保证人签个字，也没注明是保证人还是见证人，有的虽写明了“担保人某某某”，但未注明具体的权利义务。而在约定抵押物时，占多数的是房屋和机动车，但这两种抵押物很少有人进行抵押登记。约定不明确的担保方式增加了发现信用风险的可能性。
（四）高利贷风险
瑞安民间借贷中高利率问题较突出，部分过高的利率易转化为高利贷，利率越高，高利贷风险越大。高利贷行为日益隐蔽化、专业化，信息不透明程度高，难以监测，加大了政府监管的难度，对民间借贷市场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
银行存款利率较低，甚至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利率。而相对于利润较低的制造实业，放高利率的贷款能够快捷地实现“钱生钱”的资本增值。由于资金掌控者的趋利性，高利率的民间借贷成为瑞安人投资的首选，导致民间借贷市场投资的旺需求，给高利贷提供了一个不断滋生的机会。
经过分析发现，并非所有的高利率贷款就是高利贷，在许多民间借贷行为中，人们会把利率控制在4倍以内或者4倍左右，采用利息一次从本金中扣除的方法，如贷1000万，实际提走900万，但贷款人需要归还1300万，所以很难从合同中发现高利贷。[5]而我国对于高利贷的上限界定并不明确，这个法律漏洞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他们为了赚取高额的利息差，以担保公司或小额贷款的名义，从事高利贷活动，这种没有法律规范的高利贷就是以借贷者“跑路”或“自杀”的悲惨方式来谢幕。
参考文献：
[1] 吴国联对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J]浙江金融2011，（8）：
[2] 陈晓洁当前瑞安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与思考[J]《经济师》2013，（1）：31-32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1
关键词：民间借贷 社会危害 债权人权益 对策与建议
一、广东省湛江市嘉粤集团破产重整案涉及民间借贷问题的分析
广东省湛江市嘉粤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嘉粤集团”）注册资本5000万元，下设16家子公司，为湛江地产龙头企业。根据破产程序，嘉粤集团资不抵债提出重整申请。经审计，嘉粤集团负债约70.35亿元，涉债权人333户，是全国涉案债权最大的重整案件之一。
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枫对21世纪网表示，“嘉粤（濒临）破产的根源是开发商过于深入商业地产与销售资金回收缓慢导致的结果，而导火线就是民间贷款，高利息与商业地产项目投资超过开发商的承担能力，招来破产恶果。”
嘉粤集团破产重整案件涉及债权人333户，人数众多，债权金额70多亿，金额特别巨大，对湛江当地的金融、房地产、酒店等行业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对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大局有直接关系，也是全国标的额最大的重整案件之一。因而得到湛江市委、市政府、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湛江中级法院高度重视。如今，嘉粤集团在管理人的监管下，重新步入正轨，重整后或将得以”化险为夷”，或将得到 “重生”，债权人的权益或将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然而通过对该案件的探究，民间借贷所显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债权人权益维护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2009年至2011年，湛江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4225件，二审民间借贷案件231件。三年来，在审结的一审案件中，三年审结数2010年较2009年上升23%，2011年较2010年上升41%；三年审结二审案件2010年比2009年增长15%，2011年较上年增长17%。民间借贷正是因为具备了手续简便、随需随借、甚至无需抵押、无需担保、资金快速到位等绝对优势，使得民间融资市场越发有生机。但是，首先由于法律界限的不明确、体制方面的不完善，以及各层面的认识的不一致，以致很多地方的民间借贷处于非法或放任失控的状态；其次，民间借贷虽具灵活方便特点，但带有盲目性，容易在多个借贷关系之间产生交叉连锁反应，影响社会稳定；民间借贷手续过于简便，甚至不考虑资信，无需财产担保，所以当发生纠纷时，往往无法解决；另外，一些人借机进行高息放贷活动，干扰了金融市场。
经过笔者资料的搜集及整理，我国《宪法》第13条，《民法通则》第85条和第90条，《民法通则》第135条，《合同法》第196条和第211条等比较零散的一些条文规定，力度不够；相对而言，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就已经是其在审理借贷案件过程中一个最直接的指导性文件了。
由此可见：首先，民间借贷相关立法散乱，无专门强制性法律规范，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并且在适用问题上，既可适用民法通也可采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其次，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据认定是难题。如借贷合同的订立是借贷双方的合意行为，我国并未强制要求使用书面合同，甚至可使口头约定形式，借贷双方一般都比较随意，以“借条”、“收据”等形式进行；再次，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定模糊，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条文相对不清晰；另外，“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或已不适用。
二、对民间借贷债权人权益维护机制的探索
民间借贷虽然是必须的普通的经济行为，但也可能诱发不良的社会问题，甚至异化成经济犯罪。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尽快出台专门针对民间信贷的法律，使其有法可依
出台专门法律，是使民间信贷实行有法可依的最有效途径，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在民间获取信贷资金，打破目前银行垄断信贷资金的局面，并保障出借人的放贷权利，将使民间信贷的合法性得到肯定和保护。
（二）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犯罪的界限
首先要界定两者的目的，民间借贷是为了弥补生产经营或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资金缺口，而非法集资一般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其次界定两者的资金来源，民间借贷放贷资金源自债权人的自有资金，而非法集资来源于非法吸收的公共存款、国外热钱等。
（三）加强法律监管，完善机构机制建设
政府应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指导，将民间闲散资金引向国家鼓励的行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鼓励民间借贷行为尽量采用完整的书面借贷合同，维护债权人权益提供合法有力的依据；构建企业诚信系统和信用体系，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建立民间借贷监测体系，设立民间金融监管机构，将民间借贷纳入我国金融监管范围。及时掌握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和利率水平，指导民间借贷合理合法进行，使得民间借贷风险可控。
（四）推进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建设
放开资金价格，把民间借贷引导到市场正常运行的轨道，让民间借贷利率真实反映金融市场不同主体对资金的需求，一方面充分保障债权人的权益，一方面使债务人及时获得借贷资金。在完善、有效的民间金融风险监控体系中，参考具体时间段的货币政策，货币存量等重要经济指数，由国家金融主管机构专门制定《民间利率分类动态指引》，实行分类管理和定期利率浮动的指引，引导民间资金流向，让民间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
参考文献：
[1]彭凯翔，陈志武.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J].经济研究，2008
论文摘要：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补充，既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不足给农民需求带来的矛盾，也缓解了农村借贷资源的匮乏问题，对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民间借贷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缺乏担保和监管，操作不规范，一直存在较高风险，很容易发生经济纠纷。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深入查摆农村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背后的原因，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并正确加以引导，对于搞活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借贷主体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作为活跃在农村借贷市场的民间借贷，长期以来，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大有市场。农村民间信贷有着不能忽视而又不可取代的地位，它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阐述了农村民间信贷发展的现状，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民间借贷规范运行的对策建议。
一、农村民间借贷的现状
目前，农村借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以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借贷机构发生的借贷，另一个是相对于官方借贷而言的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指那些没有被官方监管、控制的民间金融活动。大量的调查表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资功能的补充，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存在由来已久，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间有息借贷基本消失，但亲友之间互济帮困的资金融通一直没有间断。改革开放后，尽管由于认识上、政策上的原因导致了农村社区民间借贷发展的波折，但随着农村多种经济成分的崛起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民间借贷逐渐活跃，形式也多样化，融资范围和内容也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当前农村民间借贷的现状是：
（一）民间借贷活动规模大、数额多。1996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逐渐退出农村，行社脱钩后的农村信用社整体还没有走出亏损，发挥的作用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因而近几年农村中民间金融活动日趋活跃。
（二）民间借贷方式多样化。一是口头约定型。这种情况大都是在亲戚朋友、同乡、同事、邻居等熟人中进行，他们完全靠个人间的感情及信用行事，无任何手续。二是简单履约型。这种借贷形式较为常见，双方只是简单履行一下手续，大都是仅凭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证明人即可成交。借款期限或长或短，借款利率或高或低，凭双方关系的深浅而定。三是高利贷型。在利率下调和开征利息税的情况下，个别富裕农民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他们以比银行贷款利率高出许多的利率将款项借给急需资金的人或企业，从而获取高额回报。
（三）民间借贷服务对象复杂，以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为主。由于商业银行对个体工商业贷款审批非常严格，而农村信用社又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主，导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基本上成为信贷支持的盲区，因此，只有从民间寻求支持，这也是民间借贷主要倾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民间借贷资金投向领域宽，用途广泛。其主要用于生产投入，建房投资，婚丧嫁娶、治病、教育等方面支出，其中主要是以生产经营性借贷为主。
（五）民间借贷手续简便，以信用方式为主。大多数借款人向债主写下借据、签字或盖章后．再由担保人签字，即可获得所需资金；较之金融机构目前信贷管理体制下的贷款操作程序，其时效性比较强，手续也比较简单。
（六）民间借贷期限较短，利率较高。借款期限一般在2～8个月内，最长不超过一年。利率一般都是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基础上按一定上浮幅度确定的。
二、农村民间借贷的效益及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民间借贷的效益
民间借贷作为金融机构借贷的补充，既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不足给农民需求带来的矛盾，也缓解了农村借贷资源的极重匮乏，其积极的一面是不容置疑的。
1．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在我国农村，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每年靠种地维持生活的农民比较普遍，他们没有多余的钱从事农业生产，相当一部分农民春天种地全靠借贷，而正规的银行和信用社借贷资源又有限，民间借贷则很好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2．有利于搞活农村经济。据调查，在农村的民营经济中，其初始资金30％以上靠民间借贷，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50％以上靠的也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
3．简便、灵活，方便农民借贷。由于民间借贷不受时间、地域和多少限制，一次借贷十几分钟就能搞定，有的当时就能拿到钱，而且贷款无须抵押物品作担保，所以很受农民的欢迎。
4．运行成本低，效率高。民间借贷在工商税务机关登记，不缴纳各种税费，运作没有什么成本，加之打个借条就拿钱的方式，比起三番五次、层层把关的正规银行和借贷机构来说，不仅成本低，而且效率要高得多。
5．利息灵活。虽然国家对存贷款利息都有明确规定，不允许违反，但由于是个人私下借贷，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上下浮动，也可以根据供求状况和借款人的资信水平、偿还能力约定对称的利率。
（二）农村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尽管民间借贷对搞活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1．民间借贷对农村金融秩序具有一定的冲击性。民间借贷是一种民间自发的金融行为，不受任何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约束，其经营活动相当随意，加上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不受约束，大部分都高于同期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有的甚至高出银行利率的一倍至几倍。高额的回报率，使得许多资金富裕户不愿将资金存入银行，而甘愿冒险借贷出去，这对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业的发展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其活动的蔓延不可避免地侵蚀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贷及资金市场，导致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更加增大。
2．民间借贷风险大，极易引起债务纠纷。民间借贷的债权人或者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获取必要的证明手续，或者是以获得高额利息为目的，缺乏对借款对象的审查和对借款用途的有效监督。而借款人由于急需用钱，不论利率高低，自己承受能力如何，只管把钱借到手。结果往往是债权人不能按期收回资金或根本无法收回，债务人不能按时归还借款，从而引发债权、债务纠纷。
3．民间借贷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由于目前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督机制还不完善，一方面导致部分民间借贷演变为高利贷，给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民间借贷活动在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干扰了金融机构业务的正常运转，给国家的货币政策造成冲击。
4．民间借贷纠纷多，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盲目、分散的信用活动，没有组织领导，缺乏制约保障机制，容易出现纠纷。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一面，多属私人交易行为，更无跟踪监控机制。由于利益所致，民间借贷很容易导致亲疏怨恨，甚至酿成祸患，引发纠纷事件，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5．借贷双方心理压力都较大，都有一定戒备和担心。民间借贷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不光彩”地带，拿不到“桌面”上来操作，以至在借贷期，给双方精神上带来了巨大压力，借的怕还不上，贷的怕人跑了。
三、解决农村民间借贷问题的几点对策
民间借贷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不能忽视。因此，建议：
（一）要科学认识民间借贷，高度重视民间借贷。长期以来，民间借贷虽然不被政府承认，但又取缔不了，屡禁不止，而且发展迅猛，固然有其合理性。同时，足以说明现有的借贷形式在其设计上有缺陷。因此，必须对民间借贷的存在重新认识。近年来，国家在正视民间借贷存在的前提下，已对民间借贷放宽了口子，出台了一些鼓励民间金融机构融资的措施，并在南方一些地区进行了改革试点，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对发展民间借贷的态度，这也为我们科学认识民间借贷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二）要对民间借贷积极引导。民间借贷由于长期处在地下状态，制约了民间借贷的发展，所以，对民间借贷一味地采取取缔态度，不利于经济发展，取缔的机会成本也很高。因此要采取疏堵并举的策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他们按国家政策法规办事，诚信借贷，防范风险。而对于具有一定规模、信誉好的民间借贷，要纳入法律规章框架内，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而使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三）要对民间借贷加强监管。通过民间借贷利弊的分析，不难看出，虽然民间借贷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民间借贷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而民间借贷的无序发展，决定了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态度必须由默许转变为管理。这就要求政府平时要加强调查研究，对具有一定规模的放贷组织和个人，要给予跟踪，一旦发现问题，就严厉打击，坚决取缔。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1、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在我国最早期的表现形式主要为私人之间的借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开始形成了有固定组织形式的机构，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的形式主要包括：个人借贷、小额信贷公司、合会、标会、私募基金、地下钱庄、典当等。从法律意义上讲，民间借贷是指区别于正规的金融贷款，存在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的统称。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借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贷款方，双方约定贷款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或者免除利息。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方为有效的民间借贷，对于高出约定的利息，法律不予以保护。
2、民间借贷的特征：
（1）参与主体与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较为广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势头十分迅速，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受我国现行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银行基于其逐利性，一般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担保制度未完全建立，财产的流动性较为灵活，故银行要承担较大的贷款风险，所以一般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这也给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较大滋生的土壤与空间。民间借贷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服务对象不同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其民间主体也十分广泛，其主体主要有个人、企业、私营业主、个体户等，与此同时，其资金来源也十分广泛，主要有城乡居民积蓄，生产经营资金，甚至包括向银行借入的资金以及向亲戚朋友等的借入资金。
（2）隐蔽性和融资范围的地域性。出于对金融监管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我国目前对民间借贷的限制十分严格，除了合法的典当等形式的集资行为，国家原则上不允许其他民间借贷的存在，所以民间借贷一直游走于灰暗的边缘，极其具有隐蔽性。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的内生性，它的产生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致，具有不可避免性民间借贷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熟人关系而建立，其流动与发展都集中于本地，具有地域性。比如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广东等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十分迅猛，而在内地及西部偏远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则较少。
（3）交易手续便利、条件灵活。民间借贷交易手续不像银行贷款需要提供营业执照、代码证书、会计报表、购销合同、验资报告等一大堆材料，一般只需考察房产证明及还贷能力等并签订合同即可，双方基于自愿及其熟人关系，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获得贷款，条件也较为灵活。按银行的正常贷款程序，企业从向银行申请贷款到获得贷款，期间大约需要一个月，即使是长期合作客户，最快也需要10天左右；而民间借贷一般仅需要3～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即可获得所需资金。与此同时民间借贷资金使用效率较高，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而民间借贷可以随借随还，适合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期限短的特点。民间借贷正是具备了这些比较优势，才日趋活跃起来。
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1、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甚至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1996年为借贷活动制定的规则是贷款通则，把贷款人限定为必须持有“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中资金融机构，所以只适用于商业银行，不适用于民间借贷。但就就目前我国情况来看，贷款通则早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使民间借贷不再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2、健全民间借贷配套制度。在给予民间借贷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要规范民间借贷融资秩序，加强对民间借贷融资市场的监管，制止和打击违法违规、恶意提高民间借贷融资标准等扰乱民间借贷秩序的行为，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民间贷款、担保和信用评级机制，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拥有资金、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允许其开办贷款业务，并予以一定的利率浮动空间，以保护和引导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为民间金融搭建向规范化、合法化转变的制度平台，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合理健康新渠道。
3、构建民间借贷监管体系。首先，应在创新中优化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着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完善，包括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风险预警应对机制，加强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播。其次，既要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又要加强监管协调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要合理划分金融监管的边界，既不能出现金融监管盲区，监管的缺位，也要尽可能避免重复监管。应统一规范和明确地方金融办的职能，强化金融办的管理职能，将其金融管理工作的重点从争取资金投入转向协调和服务上，提升金融风险的规避与处置能力，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稳定发展。最后，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民间借贷在实践中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等特点，容易引发高利贷、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得人民法院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增加。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允许民间借贷的合法存在，进行阳光化经营，充分发挥其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其投机性和诈骗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民间借贷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制度和信贷体系的组成部分。（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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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纪胜：《对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黄先生与妻子章某于201 3年3月17日登记离婚，十天后的3月27日，章某向黄先生出具了一张10万元的借条，借条中未约定借款期限，也未约定借款利息。
【审理】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黄先生对被告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焦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借款是否实际发生，被告是否应当归还原告借款10万元，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章某已经出具借条给原告黄先生，原、被告之间就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应按照借条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万元，应予以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对于大额借款在原告仅提供借条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诉求应予以驳回。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逐年增加且案情也越来越复杂，存在高利贷、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尚欠的利息作为借款出具借条等各种各样的情形，出现了职业放贷人这一行业，虚假诉讼也逐年增加。因此，应加大对借贷关系合法真实性审查力度．从而有效甄别、严厉打击虚假诉讼和“问题借贷”，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
一、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民间借贷具有实践性特征，借贷合同的成立，既要有当事人的合意，又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我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从这一条款可以看出，认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只有借款实际交付了，借款合同才生效。本案中借款金额较大，原告只提供了借条这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并没有提交借款的来源、借款的交付方式和交付地点等这样一些证据，来证明款项的实际交付，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故借款合同并未生效。
二、款项是否交付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借款合同的订立和款项交付是两项不同的事实，债权人对自己主张的两项事实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于有些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又作出了合理解释，双方当事人都主张是现金交付，这时除了借条又没有其它凭证的，一般可视为完成了举证责任，认定交付借贷事实存在。而对于一些大额借款，出借人只有借条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对自己的经济实力、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当地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进行举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金额大小的界定，法官会鉴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并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裁量。本案原告主张现金交付，有借据但没有提供履行合同交付义务的时间、地点、方式或者经过的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金融监管；法律规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075-06 中图分类号：F832.38 文献标志码：A
前不久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第三章从民间借贷合同登记报备、公证等角度用了7个条文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然而，7个条文未能也无法对民间借贷主体部分之一“民间借贷”进行重点规范。针对民间借贷活动，我国法律层面的规范仍为空白。民间借贷是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中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亟待法律规制的一类，下文对民间信贷规制的重点、难点和法律路径予以论述。
一、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和难点
民间借贷从法律效力上可区分为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民间合法借贷中，主要根据放贷人主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采取经营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为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民间民事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在民间合法借贷的两大组成部分中，民间商事信贷对民间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因而当然地成为民间信贷规范的重点。同时，法律认可的民间商事借贷是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而我国社会中还存在大量隐性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其性质是非法的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是尚未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和经营性高利贷，成为我国民间借贷规制的难点。我国地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规模膨胀速度惊人，2007年其规模介于7405亿-8164亿元之间，而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3年4月底，其规模高达2万亿至4万亿元，占全国总贷款额的7%。实践中，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掩盖其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非法经营性高利贷的本质，例如以不同的公民个人名义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包括欠条等），将其放贷行为“简化”为最简单的民事借贷，一是得以逃避经营成本、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二是得以蒙蔽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而逃避法律责任。下文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的法律规制予以重点论述。
在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出现的早期，自然放贷人以其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性放贷活动，通常构成非法经营性高利贷活动，经过几年的放贷活动在同一法院累积了多起案件，行为人所在地区的受案法院统计后发现，以该放贷自然人为原告的借贷纠纷案件多达十几起，甚至几十起，与该放贷自然人相关的刑事案件也有多起，通常是人身伤害案件。主审法官根据多起案件案情的高相似度、案件证据的高相似度、案件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关联关系等，可以推断此人是以经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自然人，其行为可能涉嫌高利贷，并且债务人在抗辩理由中也提出放贷人（通常为原告）行为系高利贷，但债务人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放贷人追讨本利时容易与债务人发生纠纷和冲突，因而与不同债务人发生了多起借贷纠纷和人身伤害案件。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业务”老练的放贷人懂得如何从行为外观和证据上将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行为伪装成合法的民事借贷。据笔者调研得知，在法院已经审理的多起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案件中，放贷人提供的自然人借贷合同等证据材料从形式外观上完全合法，反映的借贷事实清楚，约定的利率也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原告（放贷人）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有的放贷人还在借贷合同上约定了违约金，审判机关早期的态度是：只要约定利息加上违约金的总额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数额的均予以支持；如果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只是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例如，2009年《江苏高院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案件意见》第6条规定：借贷合同当事人既约定借款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进行调整后的违约金与利息之和不得超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经法院调查后的真实案情是：被告（债务人）在向原告（放贷人）借款时，从原告那里仅拿到少于自然人借贷合同上的借款金额的现金，少拿的部分作为事先支付的利息（俗称“双头息”），然后还应在债务到期日归还本金和不超过四倍的利息，逾期不还的还应支付较高的违约金（俗称“砍三刀”）。从事实上说，这种情况显然构成了高利借贷，但是被告无法举证，有口难辩，法院也无可奈何，只得依法办案，支持原告的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甚至部分违约金的诉求。
近年来，实践中还存在“旧据换新据”的案例，即放贷人在实施了上述“双头息”“砍三刀”高利借贷行为之后，在债务到期日向借款人追讨本利，若借款人暂时无力清偿债务，请求宽限期的，放贷人便让借款人重新出具一份新的更高欠款额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以换回先前旧的借贷合同，约定新的还款日期，给出一定的还款宽限期。事实上，放贷人没有提供新的借款给借款人，而是在原先的本利上来了个“利滚利”。“旧据换新据”也是一种新的高利贷形式。1991年最高院《审理借贷案件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人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6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在法院审查时，根本无法看出其非法性，借款人若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只能判定借款人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调研中还发现，有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法，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被告（债务人）及其家人在案件开庭审理后，强调对方行为系高利贷，不肯支付高利息和违约金，通过采取在政府门前静坐、到法院闹事、绝食等各种手段要求法院对高利息和违约金不予支持。主审法官出于判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考虑，又基于公平角度考虑，若能确定该案确系多起以同一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借贷纠纷诉讼案件之一，且能推断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或涉嫌高利贷行为，而原告又无法举证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利益实际受损的，则认定：“双方额外约定的违约金属于变相提高利率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贷利率的规定，该约定显失公平，对原告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对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也不予支持。”
如今，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更加有经验：为了规避法院推断出其行为的非法经营性和高利贷特征，不再以同一公民身份对外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而使用不同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出借人，形成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组织，并通过注明不同的合同签订地、异地放贷、约定异地法院有管辖权等手段达到异地管辖的目的，从而使得在同一法院以同一自然人为原告（放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大为减少；订立“阴阳合同”，例如在其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之外，另行达成口头协议，对实际执行的利率重新约定，通常该利率高于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放贷人预先从交付的本金中扣除该利率计算得出的高利息，使纸面利率沦为掩饰其高利贷性质和蒙蔽法院的形式；在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上花心思、大做文章，例如放贷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人，并在借贷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在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上写明“乙方（借款人）承诺以自己所有的某处房产作为抵押，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虽根据《物权法》第187条尚未取得房屋抵押权，但通常可以震慑并不精通法律的借款人；订立两份自然人借贷合同，一份是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写明借款人从放贷人处借到多少金额的现金，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诉讼请求的证据提供，而借款人因此根本无法提供反证，但实际上到手金额少于借条金额，一份是双方订立的借贷合同，是用来约定形式上借款人应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的，变相提高借贷利率，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请求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证据；为了避免借款人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放贷人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借款人违约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情况，提前在借款协议上写明“乙方（借款人）确认约定的违约金低于甲方（放贷人）的损失”，以有利于原告（放贷人）在诉讼中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违约金，并且被告无法向法院申请降低违约金等。这些情况给法院审判带来很大的难度，通常难以识别简单民事借贷下掩盖着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即使可以察觉，也由于证据原因而在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上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叹息被告（债务人）实在不懂得保护自身的利益，然后基本支持原告（放贷人）的诉讼请求。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无法规制和避免上述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只能要求借款人在订立借贷合同时学会自我利益保护，不去借高利贷，而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期待，在借款人有急迫的资金需求而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或其他更好的渠道获得融资时，不得不求助于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放贷人往往就是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根本无法遏制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也无法有效地保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官透露，近年来该法院在审判活动中遇到大量借贷纠纷相关案件，约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根据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来看，社会中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
二、民间信贷规制的法律路径
（一）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十分活跃，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和登记，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经营性的借贷活动，行为主体主要包括：（1）个体形态的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体工商户；（2）组织形态的放贷合伙、合会等；（3）机构形态的非法经营借贷业务的企业法人等。由于我国对设立金融机构实施审批制，对从事金融业务实施特许制，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不得擅自设立相关金融机构或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否则根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予以取缔。然而，实践中少见采取毫无遮掩的方式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案例，大多是在地下从事着变相的、隐性存在着的非法金融活动，以降低成本、逃避金融监管和法律制裁？因此，实际上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识别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金融活动的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有法可依也十分必要。对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而言，确立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和识别方法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信贷和高利贷的基础。
关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实践中，民间隐性借贷以非法行为居多，包括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类借贷，否则行为人无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掩盖其行为性质，更无须通过隐蔽的方式在地下开展借贷活动，并且民间隐性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联系紧密，是一种长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金融活动，故其实际上为民间隐性的非法借贷活动。通过调研和案例总结可以得出结论：隐性、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违法性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
关于如何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与民间合法商事借贷的区别在于其违法性和隐性，行为人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掩盖其行为性质上的违法性，变相地、隐性地于地下开展活动，使其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合法的外观或不易被发现。理论上，就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违法性识别问题而言，不管其表现为个体形态、组织形态还是机构形态，其必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譬如未经登记注册擅自经营借贷业务、未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而无借贷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合法以及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的其他情形，只要能够证明其行为具有上述任一情形，即可认定其非法性。然而根据笔者调研获知，司法实践中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此类非法信贷是“隐性的”开展，司法认定上往往遇到证据不足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一方面，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发生在某个人名下的同一类借贷纠纷案件过多，才能推断出该人是从事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并结合借款人的口供和放贷人变相提高借贷利息的具体情况，才能识别出该人从事的是高利贷活动，这确实是司法实践总结得出的一种识别方法，但不是所有法院都有足够的勇气根据该方法裁判相关案件，因为我国尚无具体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院在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上显得保守。另一方面，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的行为人在掩盖其行为非法性方面的“反侦察能力”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通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纠纷或者债权债务纠纷，从证据角度往往难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或高利贷特征。
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的放贷人之所以能够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重要原因之一是借款人明知而没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事实上放弃了诉诸法律保护的可能。放贷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经济紧急状况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双方真正执行的是放贷人提出的口头“霸王借贷合同”，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包括预先扣息、“换据”“利滚利”“双头息”“砍三刀”、借款反存、设立各种手续费等，为了蒙蔽司法机关和逃避法律责任，多以公民个人名义另立一个利率合法的民事借贷合同作为“外衣”，借款人因急需用钱却融资无道，被迫接受苛刻条件，所以借款人是明知利益受损却难以做到自我保护。纠纷发生后，由于整个借贷关系中非法的部分都以口头方式进行，因而借款人在诉讼中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又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以公民身份确立借贷关系，借贷合同内容简单、模糊，从外观上看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关系，法院也难以认定放贷人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故法院不得不支持放贷人的诉讼请求，而真正作为受害人的借款人的利益却得不到也无法得到保护。分析至此可以得出，实践中由于受多种条件的限制，难以找到理想的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方法，这也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猖獗和打击不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有效地遏制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规范和促进合法的民间借贷发展，一是要提高公民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不与非法借贷活动发生交易往来，在投融资活动中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材料；二是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让资金需求者能够从合法的途径更容易地获得融资，为民间游资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三是在对商事信贷设定最高贷款年利率的前提下，推进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让资金借贷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降低借贷的利润空间和回报，使得资金借贷本身不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式；四是为民间资本进入融资业提供通道，鼓励民间资本开展合法的经营性借贷业务，打击非法的借贷活动，明确非法借贷活动的法律责任，并应将其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以适用于非法经营性借贷，未经登记许可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应予取缔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2.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市场对投融资的需求，为中小企业经济和部分人的生活改善提供了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不受监管和无序的金融活动更多的是带来了各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是其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民间信用，可能引发“民间金融危机”，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和金融安全，从温州蔓延开来的民间借贷危机即是典型的一例；二是其往往导致金融违法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绑架、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三是整个债权债务关系从缔结到消灭都潜伏着各种风险，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引发诸多法律纠纷，破坏了社会和谐，提高了司法成本和难度；四是作为借款人的中小企业和自然人若不能及时偿债，便面临着高息压力和人身威胁，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和债务人自杀或逃亡的情况，反而破坏了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等。综上，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对其法律规制也应采取辩证的手段，即以打击取缔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促进民间合法商事信贷发展为出发点，坚持“引导改造为主，打击取缔为辅”的原则，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改造能够和愿意被改造的部分，打击取缔不能或不愿被改造的部分。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和合法化。
我国仅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许可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的信贷业务资格，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只能从事非经营性质的民间民事借贷活动，未取得信贷业务资格的企业法人也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实践中，囿于法律规定和资金条件等方面限制，社会闲散资金持有者为了赚取高额利息回报，或出于降低成本、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等目的或因不符合信贷业务准入标准而无法通过设立信贷机构开展信贷业务，采取各种掩盖手段通过个体、组织、机构等形式隐性地开展信贷业务活动，根据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实践中未经批准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均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职业放贷自然人、经营借贷业务活动的组织、变相从事借贷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等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包括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少、漏洞多，认识上有偏差，没有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法律规制与市场投融资需求、信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要想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首先是要实现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改造，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扩大商事信贷经营主体范围，放宽信贷业务准入门槛。我国应扩大民间商事借贷经营主体范围以增强民间金融的主体力量，通过立法和修法许可个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合伙企业、其他组织等成为民间借贷经营主体，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民间借贷经营主体结构，形成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三类借贷业务经营主体并存、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发展局面，并针对不同类型放贷主体设定不同的准入门槛，在现有准入标准上适当宽松，使更多的隐性商事信贷得以合法化并开展阳光化运作，活跃资金供求市场。
第二，确立民间商事信贷的正当、合法地位，将商事借贷与非法借贷区别开来加以保护和促进。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融资市场，保护由商事借贷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因商事借贷而取得的债权、担保物权、股权等予以保护，通过出台政策引导和促进商事信贷的发展，而对非法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否定非法借贷行为确立的所谓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不当得利制度保障资金融出主体融出的资金得以返还。
第三，扩大民间融资渠道，为市场资金需求主体提供更多、更便利、更经济的融资方式，从而活跃民间金融市场，使得有偿还能力的资金需求主体无须求助于非法借贷即可快速地筹集低息贷款。非法借贷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民间商事信贷利率，非法经营者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非法性质，通常采取预先扣息和订立“阴阳合同”等手段使得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其收债方式不规范，往往掺和着暴力和威胁。扩大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使得非法借贷显得毫无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逐渐自生自灭或转化为合法借贷。
（2）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
要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建立商事借贷业务登记制度。对职业放贷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实施登记管理，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格式借贷合同实行审查和备案登记制，确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登记机关。
第二，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将放贷人经营借贷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备付金与放贷人的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成比例，并不得抽回或挪用，随着放贷人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梯度提高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有必要对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他（它）们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也应作出相应的限制。
第三，建立商事借贷市场资信系统，建立诚信管理档案。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资信状况、偿付能力、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披露，对商事经营主体和借款人的在借贷活动中的诚信情况作出记录并建立诚信档案。
第四，建立商事借贷主体的退市制度，妥善处理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最大程度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维护信贷市场的信用和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和金融系统稳定。在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市场退出制度应作出特别规定。
第五，将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涉及的各项举措成文化、制度化。出台“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信贷机构设立或职业放贷个人登记、变更和市场退出规则，确立信贷业务经营规范、信贷利率限制、风险备付金制度、放贷人资信评价制度、放贷人和借款人诚信档案制度、监管机构及其职责、法律责任与罚则等。
（二）建构民间商事借贷监管机制
我国民间借贷已经初具资金规模，不可小觑而放任不管。截至2013年7月，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问题是，占8.6万亿元大部分的是隐性开展的未与民间民事借贷区别规制的民间商事借贷，而如此之大的民间商事借贷金融规模却未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范围，民间金融风险容易失控，不利于防控借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将民间民事借贷与民间商事借贷区别规制，并确立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规则及其法律责任，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建议我国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将民间商事借贷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制定“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商事借贷的认定和监管规则，加强对变相、隐性的商事信贷监管，打击、取缔未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的非法借贷活动，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为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行政部门（金融办）一起协助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开展监管活动；其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的权责，由监管机构对放贷人的资信、偿付能力及其存入托管机构的风险备付金实施实时监控，对其经营行为实施适当监管，在其风险发生后及时介入并采取接管、托管、重整、并购、清算、司法破产等监管措施；其三，在商事借贷经营主体市场退出方面，商事借贷监管机构应在放贷人发生严重信贷经营风险、尚未支付不能之前介入并对其采取市场退出监管措施，保障债权人利益和金融安全与秩序；其四，在常规的监管措施上，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应对发生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不足、不诚信记录等问题的商事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直至停业整顿、吊销其业务经营许可证、责令关闭等，对借款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通告各信贷经营主体，建议借贷经营主体对于发生二次不诚信记录的借款人不再发放贷款等，涉嫌刑事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只有建构我国商事借贷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商事信贷对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改善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少非法借贷活动，形成良好的民间金融秩序，防范民间金融危机。
（三）发挥政策在商事借贷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一、近年来__县法院审理各类涉农案件的基本情况
20__年至20__年，__县法院共受理各类涉农案件1629件，占全部案件（3984件）的40.9%，审结1607件，结案率98.6%。审结案件中，刑事案件113件，涉及抢劫、、盗窃、滥伐林木、故意伤害、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交通肇事等14种犯罪；民事案件1478件，主要涉及离婚、抚养、赡养、继承、相邻关系、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农村承包合同、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劳动合同等29种纠纷；行政案件16件，涉及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房产管理行政登记、林木砍伐许可管理、工商管理处罚等4个行政机关的6种行政行为。通过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涉农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且占民事案件比重较大。20__年至20__年，__县法院共审理各类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913件，占民事案件结案数的61.8%。分别是20__年281件，20__年307件，20__年325件，20__年比20__年增加了15.6%。
（二）涉农合同纠纷数量和种类增多，其中，民间借贷合同仍为主要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呈上升趋势。20__年至20__年，__县法院共审理各类涉农合同纠纷案件351件，占民事案件结案数的23.7%，其中，民间借贷纠纷206件，占58.7%。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这两种类型案件20__年__县法院共审理19件，20__年审理21件，20__年审理26件，20__年比20__年上升了36.8%。
（三）采取公告送达的案件较多。近年来，由于农民外出打工人数逐年增多，而这些人又是涉农诉讼纠纷的多发人群，他们长期在外打工，与家中失去联系，造成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延长了诉讼周期，也增加了诉讼成本。20__年至20__年，__县法院审结的各类涉农民事案件中，采取公告送达的有228件，占15.4%。
（四）“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农村故意伤害案件频发。近年来，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我县农村地区因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生活琐事等引发的恶性伤害案件时有发生，__县法院审理的各种“民转刑”案件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20__年至20__年，__县法院共审理农村故意伤害案件33件，其中“民转刑”案件20件，占60.6%。
（五）因农村土地权属争议引发的行政案件增多，并呈迅速上升趋势。20__年至20__年，__县法院共审理农村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案和农村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案6件，占行政案件收案总数的37.5%；分别是20__年1件，20__年2件，20__年4件，20__年比20__年增加了300%。
二、基层法院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审判资源的缺乏制约服务三农工作。随着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这也使得涉农矛盾纠纷大量增加，而有限的审判资源无法服务到农村每个角落，一些矛盾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化解，导致了一些“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__县法院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难以为基层法庭配备优良的物质装备，也无法经常性地深入农村开展各种法制宣传，特别是人民法庭撤并后，财政未给付专项的巡回办案经费，巡回办案往往难以保证，导致农村地区诉讼难、寻求法律帮助难。
（二）农村法制不健全制约服务三农工作。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及各级政府对农村扶持政策的落实，大量的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纠
纷涌现，如土地承包、林权、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纠纷。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仍然存在有些问题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明确规定，如农村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等。目前，这些案件只有参照适用针对国有土地拆迁、安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安置的规范性文件尚无规定。 （三）农村村民法制意识不强制约服务三农工作。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村民，由于法制意识不强等原因，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要么怨天尤人，自认倒霉；要么搞家族主义，人多势众；要么一味蛮干，不惜铤而走险，或者是采取“私了”的办法，一般不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如农村经常遇到的农民工追讨工资、种子问题、债务纠纷、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不去寻找法律途径，反而去上访即属此类情况。
三、基层法院提高服务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涉农案件的审理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司法保障。一是加强农村土地承包、转包、征用、租赁农副产品购销等案件的审理，稳定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保护各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保障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二是积极慎重地化解农村各类民间纠纷，尤其是房屋、宅基地使用，以及婚姻家庭、继承、赡养纠纷等案件，维护农民之间和谐、和睦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三是妥善处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纠纷，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依法快审、快结、快执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劳务纠纷和工伤赔偿纠纷等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二）进一步创新审判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一是突出重点，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加大力度审理和执行好农村借贷纠纷，农田通路、排水等相邻纠纷案件，尽快排除农村生产耕种中的障碍。二是加强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坚持对失足青少年进行回访和帮教，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权益的抚养费、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进一步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依法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充分保障未成年人享受教育的权利。三是树立“法律优先、参考政策”意识，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时，以党的农业农村工作政策精神为指导，结合民法基本原则公正、高效地裁决、解决各类涉农矛盾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