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3 09: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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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劳务输出；合法权益；对外劳务合同
[中图分类号] F24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8-0150-03
[作者简介] 郭善玲，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法律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江西 南昌 330013)
邹 斌，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审判员，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江西 南昌 330006)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之而来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也日益突出，剩余劳动力走向何处?这不仅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计，更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毫无疑问，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向国外输出劳务是消化国内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随着对外开放的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到国外提供劳务，换取报酬，既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又赚取了外汇，增加了个人收入。但是，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劳务输出法律制度不完善，劳务输出机构管理制度混乱，劳务输出中介机构良莠不齐，外派劳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等等，这使得劳务人员合法权益受侵害现象屡见不鲜，劳务人员、劳务输出机构之间合同纠纷频发。因此，尽快完善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制度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目前对外劳务输出的现状
对外劳务输出，是指劳动者从一国向另一国或境外的某一地区转移并就业劳动，同时获得劳动收入。目前，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有4种：(1)通过承包海外工程输出劳务；(2)通过与雇主(即我国有关的国际劳务公司及其公司)签约输出劳务；(3)通过在国外的合资经营企业向海外输出劳务；(4)劳务人员通过其他方式到国外自谋职业。在外派劳务管理制度上的基本框架为：业务由外经贸部国外经济合作司负责业务指导和管理，统一由承包商会实行行业归口协调。劳务项目报批手续由所属的省、市经贸厅、委(局)负责，有关出国证书则由相关职能部门按程序办理。从我国现行外派劳务政策、管理体制及运作情况来看，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国情和外派劳务的现状，但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先进的劳务管理体制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仍处于调整和转变之中，体制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现行外派劳务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和成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事业的发展。我国是世界劳动力人口大国，按理说，我国的劳务输出数量应占国际劳务市场份额之首，但实际情况却是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我国在全球劳务市场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截至2004年底，我国在外务工人员还不到60万人，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7%，对外劳务输出远远落后于菲律宾、印度等国家，且我国劳务输出人数的3/4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对发达国家等主要劳务市场的人员输出还不到输出总数的10%。
1.缺乏统一立法，劳务输出法律制度不完善。目前，关于劳务输出并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相关的部门规章和各地规范性文件中，数量少、位阶低、不统一、操作性不强。目前，规范劳务输出市场及业务的法律，主要是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跨省劳务输出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1992年3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劳务输出、境外就业劳动管理工作的通知》、1990年3月原外经贸部制定的《关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管理规定》等。另外，还有一些相关行业规章，各个省也都有本省的相关规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由于无统一立法，劳务人员和劳务输出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主管部门管理和调整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的法律依据不足，法官审判对外劳务纠纷时无法援引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判断。
2.劳务输出机构管理体制混乱。部分劳务中介公司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夸大宣传或者隐瞒一些真实情况，如一味宣传劳务收入如何丰厚，工作环境如何舒适，劳动强度如何轻松等，致使部分劳务人员在这些信息误导下出国，结果工作岗位、劳动条件、工资报酬与当初承诺出入较大，还有一些中外中介机构互相勾结、倒卖指标、加收费和保证金，甚至蓄意诈骗，导致大量劳务人员上当受骗或非法滞留。另外，由于我国在劳务输出的管理机构上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和部门规章来调整，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等各执一头，使得管理中缺位和越位现象经常存在，这种多方共同管理的局面造成了管理工作上秩序的混乱。
3.劳务人员自身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劳务人员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下岗职工，信息渠道窄，辨别真伪能力差，自我保护意识弱，容易受不良中介蛊惑，对劳务输出的政策、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对输入国相关法律制度一无所知。同时，也有外国雇主在合同期限内破产、倒闭或转产，形成劳务公司的事实违约，从而使劳务人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纠纷由此引发。加上一些劳务人员不懂得当地语言，权利受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向所在国执法部门或使馆求助，最终导致实际受损。
4.对外劳务合作合同的内容不规范。跨越国境的劳务输出业务涉及到劳务输出公司、劳务输出国中介公司、劳务人员、劳务输入国的雇主、劳务输入国的中介公司等多方当事人，由于各国对劳务输出或输入的管制政策不同，一项国际劳务输出业务需要签订多份国际、国内合同才能顺利完成。也就是说，国际劳务输出合同项下可能包括不同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内容彼此关联的多个协议，境外雇主输入我国劳务人员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获取更大的利润。我国劳务人员出境求职是为了取得比国内高得多的劳务报酬，两者利益协调不当，容易引起争议；另外，劳务合作合同过于原则，特别是涉及劳务人员切身利益的条款比较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理解不一，致使纠纷产生。
三、完善对外劳务输出的法律对策
1.理顺劳务输出的管理机构和体系，尽快出台统一的《对外劳务输出法》。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应该是一个高度集中、层次精简、上通下达、机制运转灵活的系统。我国的外派劳务管理体系要进一步完善，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出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有关对外劳务输出的相关法律，对个人和企业在外派劳务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中也应该针对对外输出劳务制订出相应的条款。这样，不仅使我国劳务人员和企业得到法律保护，也有利于巩固我国在国际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国际信誉，更好地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笔者认为，大致可以这样操作：首先，明确劳动保障部门为劳务输出的业务主管部门，在劳动保障部下设“对外劳务输出管理处”，对海外劳务业务进行专业管理；其次，研究制定对外劳务输出企业、、中介机构的最低资质标准和某地区的最高限额数；在资格审查上提出要求，每年对企业进行年审，通过年审易发现企业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便于及时清理整顿，对那些不符合基本条件又拒不接受整合的机构坚决吊销营业执照，从而进一步规范市场，维护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尽快出台统一的的《对外劳务输出法》，让主管部门和法院在处理问题时有法可依。
2.强化劳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更好地保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按照国家的规定，所有的外派经营公司必须对外派人员进行出国前的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雇主国家的语言、技能、风俗习惯、法律法规、外事纪律以及保护自身权益的办法等等。经过这样的培训之后，劳务人员就可以更快地适应国外的工作、生活环境，而且一旦遇到纠纷和问题，他们也知道通过什么途经来解决问题，来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加强政府信息引导，强化劳务人员的法律意识。相关部门应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介，加强法制宣传和对外劳务输出的信息引导，告知广大劳动者，国外并非黄金遍地，提醒应聘者在应聘时要把好“三道关”(确认企业资质、考察有无违法牟利行为、确认劳动合同内容)，以甄别劳务输出机构是否合法。只有通过合法途径从事海外劳务才能受到法律保护，劳务输出可能存在风险，不能为小利脱离外国雇主“打黑工”。
派出公司应加强跟踪管理。派出公司有责任和义务对劳务人员的事后管理承担责任。这是劳务人员必须了解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一个国家或地区派出劳务人员超过100人的经营公司，应在半年内向当地派出专职管理人员。
非法境外就业中介主要有5种形式：一是无照经营的职介；二是以旅游或商务签证代替务工签证的职介，出境就业者由于没有工作许可证，属于“打黑工”；三是通过吹嘘“国外工作薪水高”等手段诱骗求职者的职介；四是收取高额中介费超过法定限制的职介；五是向求职者介绍非法工作、“企业开什么单子都接”的职介。求职者在应聘境外工作时、应当把好“三道关”以甄别中介合法与否：首先，是确认资质，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应持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境外就业中介经营许可证》，其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等可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其国际交流服务中心网站上查明。此外，还应出示出境就业国劳工部门批准的招用外籍工人的证书文件。其次，考察有无违法牟利，主要标准是“中介费不高于月工资”。最后，在签约阶段厘清条款，出境就业人员从事劳动合同范围之外的任何工作都属违法。因此，应注意确认劳动合同的内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食宿条件、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条件以及劳动争议处理、违约责任等条款。
3.规范劳务输出合同，加强合同的法律适用。劳务输出业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有别于一般的商品贸易，劳务输出合同的客体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存在和支出与劳动者的人身不可分离。劳动者是有思想、有人格的生命体，国际劳务输出中的劳务人员还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涉外劳务合同发生纠纷不仅会损害当事方的经济利益，还可能伤及人格和情感，不可等闲视之。跨越国境的劳务输出业务涉及到劳务输出公司、劳务输出国中介公司、劳务人员、劳务输入国的雇主、劳务输入国的中介公司等多方当事人，由于各国对劳务输出或输入的管制政策不同，一项国际劳务输出业务需要签订多份国际、国内合同才能顺利完成。所以，通过外派劳务输出公司向境外输出劳务的情况较为复杂，至少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实践中有时可能关系到四方甚至五方当事人。案件涉及的当事人越多，彼此关系越复杂，极易造成职责不明，产生纠纷的隐患非常大。因此，订立此类国际劳务输出合同有必不可少的两个合同，即：劳务输出公司与外国雇主签订的劳务合作合同和劳务输出公司与外派劳务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输出公司与外国雇主之间签订劳务合作合同是劳务人员出境从事劳务活动的前提，根据劳务合作合同，劳务输出公司招募出境劳务人员，并与之签订合同。但该合同的类型和性质在实践中并不统一，有些地方称之为＂劳务中介合同＂或＂劳务居间合同＂，有些地方称之为＂劳动合同＂。理论界对此也存在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劳务输出公司与外派劳务人员订立的合同应为劳动合同。首先，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权利义务符合劳动合同的要求。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我国《劳动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具备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在劳务输出公司与劳务人员订立的合同中，劳务输出公司承担培训劳务人员、提供境外就业岗位、保障劳动报酬和处理劳动争议的责任。劳务人员有服从劳务输出公司统一管理，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劳务人员作为劳务公司的派出人员为境外雇主提供约定的劳务，在劳动过程中违反合作合同，给境外雇主造成的损失的，由劳务输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不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居间合同中的居间人只是作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介绍人，为委托人提供就业信息和机会，自己不直接参与订立该合同。而劳务输出公司不仅是劳务合作合同的当事人，在与劳务人员订立的合同中也是主体一方，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所以，劳务输出公司与劳务人员之间订立的合同不是居间合同，而是劳动合同。而劳务中介机构只是接受境外雇主的委托，在中国境内为其推荐符合要求的劳务人员，经境外雇主审核应聘人资料后，由应聘的劳务人员与境外雇主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中介公司不参与国外雇主与劳务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因而不是国际劳务输出合同的当事人。劳务中介公司与境外雇主就委托事项所作的约定，属于居间合同，中介公司又称为居间人。居间人因为劳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提供了订约机会和订约服务，有权取得双方或一方支付的报酬即佣金。在涉外劳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中介公司只是协助解决，并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而劳务输出公司从事外派劳务业务时，既是劳务合作合同的当事人又是劳动合同的主体，两合同在内涵和外延上需要彼此衔接、协调统一。享有境外就业经营许可的中介机构在从事中介业务时，依法应当履行其相应的义务。一旦产生国际劳务纠纷后，各国通常依据国际私法处理涉外劳务争议，尤其是在劳务输出合同的法律适用上，在理论和实践中通常是首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其次是适用有关国际条约。因此，在订立合同时谨慎选择适用的法律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 信贷消费；消费安全； 个人破产； 信用监控； 机会均等
何谓信贷?学认为，信贷是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借贷行为，广义的信贷即银行信用，是债权人贷出货币，债务人按期偿还并支付一定利息的信用活动，它包括商业银行存、放款、结算等各项资产负债业务。狭义的信贷仅指银行贷款［1］。这一定义显然过于狭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认为，信贷是一方(债权人或放贷人)向另一方提供商品、货币、服务和有价证券，另一方(债务人或借款人)依约定偿还的交易行为。这一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信贷消费”之“信贷”。因此，信贷消费是经营者一方向消费者提供为生活目的之需的货币、商品、服务或有价证券，消费者依约定时间、方式迟延偿还货币的消费交易行为。因此其既包括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放发的消费信贷，也包括其他经营者的赊销。从时间上来看，包括不定期付款和分期付款。就信贷消费的法律关系而言，主体一方是经营者，包括商业银行、零售商、服务提供者、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等，另一方是消费者；其客体是货币。信贷消费具有信贷性、债性、信用性、国家干预性、宏观调控性等特性。信贷消费作为启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至今并未产生预想的效果，究其原因是我国信贷消费存在诸多问题，消费者不敢、不能或没有机会信贷消费，因此，加强信贷消费立法，从法律上消除信贷消费的障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问题
信贷消费在我国刚刚产生，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对信贷消费都知之甚少，几乎毫无经验，因而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
1、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缺乏安全感
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或服务时，面临着多种风险，如生理风险、金融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消费者想让风险最小化。但是，因为信贷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交易行为，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毫无经验可言，因而，进行这种购买带有更大的风[2］。其次，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比较复杂，除对诸如国有商业银行外，消费者对其他经营者(如零售商等)的资信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而，对经营者存在不信任感；再次，随着经济转型，改革的深入，人们原有的一些福利在调整，而且医疗改革、改革等多种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改革未来发展形势不明朗，预期消费中不可知因素太多。加之职业的不稳定性加剧，一量收入减少，发生支付不能，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如生存权能否得到保护?多大程度的保护?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明确。最后，信贷消费合同一般是由在经济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其可能将预定的合同条款强加于消费者，从而排除双方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可能性。经营者完全可能利用格式合同处心积虑地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诸多因素使消费者对信贷消费产生不安全感，感到风险太高，毕竟消费安全是消费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感到风险很高，消费者自然不会购买。”［3］。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一)行政调解缺乏程序保障
英国着名行政法学家韦德指出:“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能变得让人忍受。”(1)因此,一切权力的行使必须具备法定程序,行政调解作为行政机关或法律授权组织的职权表现之一,其行使调解职权时必须有一定的程序保障,只有存在程序公正的前提,实体正义才能得以充分、有效实现。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中有关行政调解的规范基本上未涉及调解程序,比如,当事人如何申请调解、行政机关怎样受理调解申请、调解时限是多少等等,均未作相应规定。如此,对行政主体来说,调解缺乏程序规制,容易滋生行政权力的滥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难以塑造。对于当事人而言,调解程序缺失意味着其对纠纷处理过程缺乏可期待性,极易导致当事人对行政调解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从影响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既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又浪费稀缺的行政资源。
(二)行政调解生效时间不明
行政调解生效与否关系着行政主体的调解职能是否履行完毕,关乎着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能否得以解决。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该规范性文件虽然规定行政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此处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是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盖章,还是在行政主体制作调解书送达后签名或盖章并不明确,而实际操作中,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行政主体有不同的做法,即有的要求行政调解达成协议后必须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后才能生效,有的只要求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或盖章,并经调解人员签字审核后即生效,而有的则根据不同的情况分上述两种处理。行政调解生效时间的不明,既不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亦增加了法院对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的工作量。
(三)行政调解救济机制缺失
法彦有云:“有权利必有救济”,否则纸面上的权利将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无从兑现。目前对于当事人以行政调解协议违法自愿、平等、合法、公平等以何种形式请求司法救济,《若干意见》第二十条规定了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请求变更、撤销行政调解协议等形式。对行政调解的司法确认《若干意见》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五条有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当事人请求变更、撤销行政调解协议作何处理?包括《若干意见》在内的其他司法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行政法规、法律均没有作相应的规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处理类似问题遇到法律障碍,不利于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针对行政调解法律适用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1、强化行政调解的程序保障
“调解虽然灵活,但也要有一定程序,如果没有程序的适当规制,缺乏最低限度要求的正当程序的保障,当事人也难于达到完全自由的合意的理想状态,就不可能有公正与合法的调解结果。”(2)相对于实体活动而言,程序是辅的,但决不能低估行政调解程序的意义,因为“如果其(行政实体活动——笔者注)没有有效程序的保障,最好的实体权利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如何强化行政调解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可以借鉴2008年7月11日由公安部通过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章的规定,即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行政调解的期间、调解的基本原则、调解时限、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与义务、调解协议涵括的内容及调解不成时的处理方式等等。
2、明确行政调解的生效时间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及《人民调解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均规定调解协议生效时间以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为原则,以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盖章为例外,对此笔者认为,对于行政调解的生效时间可以参照前述规定,明确各行政主体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哪些纠纷的调解不需要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而只需双方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盖章即生效,即对于能够及时履行、当事人要求无需制作调解书及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情形,只需双方当事人、主持调解人员、记录人员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除此之外的均应当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才具有法律效力。
3、指明行政调解的救济机制
前述提及,对行政调解的司法确认已经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对如何处理当事人请求变更或撤销行政调解仍存在法律障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运用法学理论或借鉴其他法院的经验进行解决。根据法学的基本原理,当法官审理案件,查明事实后,找不到任何法律规则,现行法律对案件没有规定时,就需要进行法律漏洞的补充。法律漏洞补充的方法中有一种“参照适用法”,所谓的“参照适用”又称“类似案件相同处理”,是指法官受理的案件在法律上未有规定,在不得拒绝裁判的情况下,采用类似案件的法律规则裁判案件。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据此可以参照人民调解的有关规定对行政调解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此外,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地方法院就是参照《若干规定》来处理行政调解协议的变更或撤销的,如,2011年2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非诉讼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撤销非诉讼调解协议,按照《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职院校；法律；教学质量
一、前言
法律基础知识能够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对高职院校学生养成懂法、知法、守法的习惯很有帮助。但是目前高职院校在法律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学校本身对法律课程不重视，教学方式过于单调，课时太少，实践活动无法开展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法律课程时态度不够认真，只是为了应付而已。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学校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二、高职院校法律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高职院校中，对于大多专业的学生而言，法律课和学生本身的专业性很小，所以对法律课很不重视，他们上法律课的只是应付或者为了获得学分等。学生对老师讲授的课程忽视、不在意，对老师讲课的热情和积极性打击十分严重，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也很大。并且，很多高职院校将法律课作为公共基础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课，这种类型的教师人比较多，都是几个班级划分到一起，一般都是几百人在一个很大的教师共同上课。只有一个教师要面对几百个学生，在教学管理和秩序维持上要花费的心思就要很多，保证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难度就会很大。对于这种几百人的教堂里，对于学生迟到、逃课、早退等不良现象，教师管理起来会很难，只是点名就要花费很长时间，并且学生人数太多，迟到早退现象也无法控制。再加上高职院校相关单位对法律课的定位让学生更加忽视这门课程。还有很多高职院校，法律课不仅是公共基础课，还被作为选修课，考试形式为开卷。这些都会导致学生甚至教师都忽视这门课程，最终结果就是传授知识十分困难，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也无法提高。
2.教学模式单一
高职院校讲授法律课的老师都有很多相关课件，将这些课件应用在授课过程中其实十分简单，但是，很多教师没有完整的教案，知识在课堂上随便讲解。也因为法律课知识内容枯燥乏味，并且专业术语比较抽象难懂，因此使用原来的传统教学方法无法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只是按照书本上的进行解释无法保证学生更好的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因此这种授课形式急需改变。
3.实践性比较薄弱
法律学科本身实用性很像，其应用功能也很强，但是要想学好却不是那么简单的。法律课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因此要结合实践进行教学。但是实践环节在法律课的讲授中往往被忽视。类似模拟法庭活动、法律实践中心活动、法律庭审旁观等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也只有少数人才能参与到，而大部分人还是无法解除。于是讲课方式就变成了课堂上的讲解，而这一方式也成为了唯一形式，但是法律课程的实践性和实用性都很强，课堂讲解的形式无法让学生体验到法律的实践性和实用性，这对法律教学效果影响很大。而且虽然很多高职院校设立了法律实践中心或者法律援助中心，但是这些中心工作学生并不了解，虽然有极少数的学生对此十分感兴趣，但是看见办公室门窗紧闭也就打击了学生的热情，妨碍学生增长实践知识的道路。
4.教材编写不足
很多高职院校法律课教材的编写重视度不高，还有一些学校甚至随便选择一本其他学校编写的教材直接来用，还有的是为了照顾本校某些老师的利益，直接选择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拿来作为教科书，也不看教材内容是否合适。并不是说这些教师编写的教材不好，而是存在视野狭小的情况，对学生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没有帮助。并且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和质量，编写教材要考虑很多方面，把握好编写教材的尺度，不能编写过于浅显，更不能过于深奥，不能涉及范围太小，但是也不能太广泛，因此教材编写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教材编写不是一件很容易应付的事情。
5.课时少影响教学效果
因为高职院校对法律课程定位不当，学校的相关教学单位对法律课程也不够重视，所以安排的法律课课时很少。因此，教师只能快速的将重点知识过一遍，很多知识讲不到，很多教学计划也没办法实施，只能为了赶进度而匆忙的讲课。这就导致教师安排进度要求很高，但是很多教师还是无法胜任，在课程开始时时间就显得捉襟见肘。
三、高职院校法律课教学问题的解决措施
对上述问题进行总结，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改善和解决问题。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最基本的就是从高职院校领导、学生和教师出发，让他们重视法律课程。
1.提高对法律课的重视度
高职院校应该将法律课程定位为公共课，绝对不可以定位成选修课，并且这种定位绝对不能改变。对法律课班级设置进行改善，尽量避免课堂人数太多，缩小班级规模，只有缩小班级的人数才能保证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师也能够更好的对学生进行管理。这样能够减少学生旷课、迟到、早退等情况发生。同时对于法律课程的考核形式要进行改变，尽量避免开卷考试模式，采取闭卷方式进行考核。通过对法律课的重新定位以及考核模式的改变，让学生对课程重视起来，也就能改变学生学习法律课程的态度，不像原来那样应付了事，而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这对学生的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也会有所帮助，最终实现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提高，也便于教师进行管理。
2.丰富教学形式
由于法律课程的专业术语很多，而且概念较多，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如果只是按照教材进行讲授，就不能保证教学效果。因此丰富教学形式就成了必然选择，可以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对学生鼓励，让学生围绕多个主题分组进行讨论，教师也可以找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影片播放，这些教学形式都能够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还可以考虑模拟法庭的引入，对审案过程完全模拟，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学习法律知识有很大帮助。
3.重视实践教学
传统的教学方式很单一，对法律课的教学效果有抑制作用。所以学校组织学生去法院、检察院等进行参观对教学很有利，能够让学生了解司法机关办案过程和日常工作流程。还可以邀请法官或检察官参与到课堂中去，给学生讲授法律知识。还要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法律援助中心去工作，让学生积极主动的深入基层和社区进行法律知识的调研和宣传。将法律知识融入生活和社会，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让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技能。
4.提高法律教材编写质量
提高法律课教材的编写质量能够一定程度帮助教师和学生。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很多方面都要注意。要突破地域的限制和观念，摒弃那些以保护本校编写教材为主的守旧观念，对多种教材进行考察、比较，选择最适合的教材。只有保证教材编写和选择的适用性，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5.增加高职院校法律课课时
对高职院校法律课的课时增加，保证一定的授课时间，让教师更好的开展教学，不会因为赶进度而只将一些重点知识，保证学生有更多机会学习法律知识，能够一定程度保证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并且只有保证了课时充足，教师才能开展一些其他有实践性的活动。
四、结语
我国已经实施依法治国方针，在当今法治社会下，每一位公民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高职院校作为国家公民的主要群体，就要对法律知识掌握，因此高职院校就要重视法律教学，并且将法律课程安排到重要课时中去，定期对学校授课情况等方面进行监督，保证法律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参考文献：
[1]赵荣辉.学校法律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2012.
[论文摘要]：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问题是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司法界处理有关纠纷的难题，直接关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此方面却存在着一些问题，待加以解决
一、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建设滞后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领域将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现象，然而柑应的法规却迟迟不能出台。1993年修订的《会计法》和制定的《注册会计师法》也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至于具体的条例建设滞后现象比比皆足。比如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问题，按现行有效法规．即1998年的《现金管理暂行条倒》、1996年的《贷款通则》等规定，企业之间不得互相拆借资金，如因互相拆借引起的诉讼．法院势必判其为无效合同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企业之间的借贷已十分普遍，难以禁止。
(二)法律条文不明晰、弹性大
1法律用语模糊：有关法律法规中均提及“情节严重”，但什么足“情节严重”，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那么，执法者如何来把握“情节严重”这个度呢?
2．法律责任主体不明确。如何明确改制前后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一个难题。而我国现存的法律法规仅规定由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未涉及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3．处罚尺度不一，缺乏可操作的刚性标准。各个法律条文的规定不统一，相关法规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存在矛盾。例如《注册会计师法》第39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规定，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而在《公司法》中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所得收入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管理条例》中的处罚为3万元以上3O万元以下。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执法依据是本着“从严”的原则，还是一法为主兼顾其他呢?这使得执法工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由于缺少相当的尺度，势必造成不同执法者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不同。
(三)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不够清晰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是以其有违法行为为前提条件的。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须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第一，违法行为的主体为注册会计师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第二，注册会计师在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的心态；第三，注册会计师在客观上违反《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法规，结果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第四，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审计报告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为的一种结果，评价其真实性、探究其偏颇的原因，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绝不能简单地以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这样的标准来判别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因此，目前一些执法部门仅凭审计报告真伪对注册会计师进行判决，是不公正的。只有同时具备以上四个条件时，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才成为现实。
(四)法律界和会计界的诸多认识不一致
1．何谓虚假报告。无论是验资报告还是审计报告，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其虚假与否，法律界和社会公众认为只要报告的结论与实际不符，就应定性为虚假报告。在司法实践中常以此来判断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而会计职业界则认为，只要报告的出具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就不应将其定性为虚假报告。只有在注册会计师行为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目前社会公众很难理解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特殊性，无法区别会计责任与法律责任，混淆了经营失败与审计失败。
2．法律界所要求的“真实性”与会计界所主张的“真实性”有偏差。法律界所要求的“真实性”是指“内容的真实”与“结果的真实”，而会计界所强调的“真实性”是指“程序的真实”与“过程的真实”。
3．独立审计准则的作用。法律界认为，独立审计准则是一种行业规范，不能将其作为注册会计师规避法律责任的依据，判断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仅仅依据审计准则。而会计界普遍认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界定的依据应当是《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依据审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做出的报告，尽管其可能同实际情况有不相符合之处，但它也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在法律诉讼中，法律界认为应以当事人在执业中是否有过错来判断其应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而会计界往往认为应以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是否遵循独立审计准则作为解脱其法律责任的依据，这使得双方在诉讼过程当中容易各执一词，产生矛盾。
二、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存在问题之解决对策
(一)完善有关注册会计师方面的法律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有关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目前，许多涉及注册会计师的案件绝大多数也是按此判决的。笔者认为这不是很合理，因为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业务时绝大多数采用审计抽样的审计手段，这种审计方法决定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结论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即注册会计师在报告中反映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或审验资料“在重大方面”是否“公允地反映了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资金变动情况”。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业务时，对委托人的委托目的，也就是报告的使用目的有所侧重，查错纠弊并非注册会计师的主要责任(专项审计例外)。根据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法律中有关注册会计师法律赔偿责任的条款应当明确规定，而不应笼统规定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建立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鉴定机构
注册会计师从事的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其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鉴定必须由熟悉该行业的人士进行。而在我国，处理该类法律纠纷的法官大部分不是很了解会计知识，因而，尽快成立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专家鉴定委员会，建立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鉴定机构已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注册会计师行政处罚的裁定和实施权归属于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民事裁定和刑事裁定及其实施权归属于人民法院。但随着市场经济向法制化方向发展，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将成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重要方式，而法院无疑将成为最终的裁判机构。不过，当涉及的诉讼案件专业性很强、技术复杂程度很高的时候，法院将难以独立对案件作出合理判定。例如，已认定一项会计信息是虚假的，但如何来界定这项会计信息的产生是故意的还是过失造成的，在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人员量刑时，是非常重要的。前者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成立专家鉴定委员会，作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界定的权威机构。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同法医出具的鉴定报告一样成为庭审的有力证据。在西方国家，司法机关在判决注册会计师诉讼案件时，也常常主动参考行业自律机构的意见，作为法律责任认定的重要依据。
(三)明确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程序
对于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建议采取以下程序来处理对注册会计师的指控或诉讼：
1．委托人或第三者直接向司法部门起诉，司法部门在遇到复杂案件时，应征询专家鉴定委员会的意见，确定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相关的行政责任由财政部门来确定。
2．其他部门，如审计署、稽查特派员总署、证监会等，检查发现注册会计师违反法规的行为后，根据其行为的性质，移交财政部门或司法机关作出相应处理。
(四)确立独立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
审计准则是规范民间审计服务手段和技术方法的质量标准，在西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成为法庭判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然而，我国的司法人员在审理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案件时，主要还是依据一般的法律，对审计准则考虑较少。
实际上，我国独立审计准则是国家财政部的，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官方效力。如果注册会计师没有按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去做，出具了虚假的审计报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如果注册会计师严格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仅仅因为审计结论在客观上与实际不符，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话，显然是不合理的。假如说独立审计准则在规范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为时具有强制性，是必须严格遵守的法规，那么即使遵守了，该行为依然存在被判定为渎职行为的可能性，注册会计师势必会陷入有法律约束却无法律保障的困境。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并不是一种担保，现有的专业标准只不过是在考虑成本效益的基础上制定出的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程序，并非绝对保证。对于那些内外勾结、精心伪造的舞弊行为，注册会计师是无能为力的。因此，独立审计准则应该成为我国司法界判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
何谓信贷?学认为，信贷是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借贷行为，广义的信贷即银行信用，是债权人贷出货币，债务人按期偿还并支付一定利息的信用活动，它包括商业银行存、放款、结算等各项资产负债业务。狭义的信贷仅指银行贷款［1］。这一定义显然过于狭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认为，信贷是一方(债权人或放贷人)向另一方提供商品、货币、服务和有价证券，另一方(债务人或借款人)依约定偿还的交易行为。这一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信贷消费”之“信贷”。因此，信贷消费是经营者一方向消费者提供为生活目的之需的货币、商品、服务或有价证券，消费者依约定时间、方式迟延偿还货币的消费交易行为。因此其既包括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放发的消费信贷，也包括其他经营者的赊销。从时间上来看，包括不定期付款和分期付款。就信贷消费的法律关系而言，主体一方是经营者，包括商业银行、零售商、服务提供者、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等，另一方是消费者；其客体是货币。信贷消费具有信贷性、债性、信用性、国家干预性、宏观调控性等特性。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不断攀升、居民日常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对外经贸依存度的上升，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进器。在近年来国内买方市场形成和国际经济频繁波动的情况下，启动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12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这种优势是无可比拟的，城市里的住房、、等消费已经提到大众消费日程上来，还有一部分人产生对汽车的消费渴望。在，普适性家电、教育、农用工具等消费也逐渐升温，截至2002年九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8.4万亿元，增长10462亿元 [2]。信贷消费作为启动消费，而至今并未产生预想的效果，究其原因是我国信贷消费存在诸多问题，消费者不敢、不能或没有机会信贷消费，因此，加强信贷消费立法，从法律上消除信贷消费的障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问题
信贷消费在我国刚刚产生，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对信贷消费都知之甚少，几乎毫无经验，因而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
1、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缺乏安全感
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或服务时，面临着多种风险，如生理风险、金融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消费者想让风险最小化。但是，因为信贷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交易行为，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毫无经验可言，因而，进行这种购买带有更大的风险[3］。其次，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比较复杂，除对诸如国有商业银行外，消费者对其他经营者(如零售商等)的资信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而，对经营者存在不信任感；再次，随着经济转型，改革的深入，人们原有的一些福利在调整，而且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多种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改革未来发展形势不明朗，预期消费中不可知因素太多。加之职业的不稳定性加剧，量收入减少，发生支付不能，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如生存权能否得到保护?多大程度的保护?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明确。最后，信贷消费合同一般是由在经济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其可能将预定的合同条款强加于消费者，从而排除双方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可能性。经营者完全可能利用格式合同处心积虑地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诸多因素使消费者对信贷消费产生不安全感，感到风险太高，毕竟消费安全是消费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感到风险很高，消费者自然不会购买。”［4］。
2、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国目前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一是信贷消费付款期限较短，小汽车一般为一年，住房按揭一般是10～20年，最长的也仅30年。这要求消费者必须有高收入，以北京市为例，目前能够享受信贷消费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公司或行业内的高薪者，其家庭月收入多在5000元以上，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每月近2000元的还贷费让他们有心无力［5］。以南阳市为例，目前一般家庭的月收入800～1500元，要支付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的信贷款是不可能的。仅此条件就将绝大多数消费者排除在信贷消费之外，无怪乎信贷消费难形成规模，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另外还有诸如职业、年龄，甚至户籍等条件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 我国至今并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信用存在担心；(2) 经营者惧怕提供周期更长的信贷，总希望能尽快地收回债权。以住房按揭为例，我国目前最长的也仅30年，而发达国家在十五年前就推出了长达140年之久的住房按揭。有人认为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收入太低，实质上，收入高低只是相对于信贷付款而言，如果周期更长，相应的定期支付的还贷款也就越少。
3、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等
信贷消费机会均等是指消费者在同一信贷消费条件下，享有同等的获得信贷消费的机会。这是法律平等、公平价值在信贷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其中的信贷消费条件根据信贷消费的特征，只能以消费者信用、偿债能力为依据。而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机会不均等，主要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信用监控制度未建立起来，对不同户籍、职业、年龄等的消费者的信用难以长期持续监控，经营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常常还将职业、年龄、户籍等作为信贷消费条件，从而造成不同职业、年龄、户籍的消费者享有的信贷消费机会不同，如南阳市一些银行规定外地人的住房按揭不予办理。此外，信用评价不，信贷消费条件不公开等因素，也使消费者可能受到歧视，且无申辩机会。
二、我国信贷消费的法律对策
加强信贷消费立法是消除我国目前信贷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的基本对策，这是由法的功能所决定的。通过立法，应当建立健全下列一些主要的法律制度。
1、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
债权让与，即债权人让与，是指不改变债的，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6］。近代各国民法均承认，债权原则上得为让与。我国《民法通则》191条也规定债权人可转让债权，但该条要求经债务人同意。《合同法》第79条则规定，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我们认为，信贷消费之债权转让，应当与一般之债权转让有所不同，其一是受让人资格应作限制。因为信贷消费之债的关系乃建立在双方当事人的信用的基础上，因而应当保护债务人不因债权人将债权转让于他人蒙受交易便利或交易安全之损害，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必然会降低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安全感。因此，受让人应当是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金融公司等)，因为金融机构布局、交易规则、资信等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保证交易安全，可以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但是如果债权人、受让人的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其就不愿转让债权，因此还必须对转让方式予以限制，一种是金融机构间债权的转让与继受，双方根据持有债权的时间合理公平分享利益和风险；第二种是贴现，即提供信贷消费的零售商等非金融机构，将信贷消费票据(这里指广义的票据)或合同予以转让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低于票据或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将货币兑付给转让方。这个比例即为贴现率。这两种转让方式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从而使债权人乐意转让债权，而不致于对消费者强行索债；同时由于债权人可随时将债权转让而收回资金，因此，也愿意提供更长期的信贷，有利于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成本。
2、个人破产制度
个人破产指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他和他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制度。破产制度的意义在于维护民事流转与商事交易的安全；对债务人而言，可以保护债务人，保障债务人及其所供养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可以使诚实而遭遇不幸的债务人从债务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因而日本法把破产法称之为“更生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正因为如此，个人破产制度可以鼓励消费者信贷消费。但是，如果经营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那么经营者将不愿提供信贷消费或提高信贷消费条件以阻碍信贷消费，因此，个人破产制度还必须保护债权利益。实际上从债权人角度来说，个人破产制度“可以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人不得不倾其家产、尽其所能，切实承担起偿债责任，克服那种拍拍胸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不要拉倒，一笔勾销’的社会现象，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可能地得以实现。”［7］但从我国来看，由于个人信用监控制度不完善，市场不成熟，个人对自己信用的轻视，对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立法和执法的不完善，为了使经营者提供信贷消费的积极性不受到遏制，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应当强化立法和执法，加强对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的查处，并且将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追诉时效延长至5～8年。
3、格式合同的监管制度
为防止经营者利用格式合同损害消费者利益，各国法律建立了对格式合同的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体制，一是对格式合同条款的审查制度，此方式旨在事前预防；二是对格式合同的监督制度，这种方式强化对整个交易过程的监督；三是由专门机关统一制定一些普遍适用的格式合同条款，这种方式也旨在事先预防。这些监管方式“有利于克服狭隘的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局限，保证一般契约条款的公正性。”［8］我国合同法对格式合同作出一般规定，但未规定监管制度；而一些特别法，如《保险法》则规定采第三种监管体制。实际上，单纯的事前预防是不够的，应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结合起来。因此，将第三种体制与第二种体制结合起来，作到对重要的格式合同条款由专门机关统一制定，对所有格式合同由相应的机构进行日常监督。同时，在相应的机构中，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代表，才能保证所有格式合同的公正性，及时纠正对消费者不公正、不合理的条款，确保信贷消费安全。
4、建立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信用监控制度
消费者的信用评价可采用等级制或得分法。但无论采用哪种，要公平地评价和长期持续监控消费者的信用，首先应当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系统。评价系统应包括下列因素：消费者的职业状况、收入状况、银行帐户的大致数额和地点、赊帐或其他债务、付帐习惯、婚姻状况、诉讼、交易记录及品质、习惯、道德等因素。还应当确定这些因素彼此间关系，在评价系统中的权重等。其次，建立专门机构评价监控和经营者自己评价监控体制。专门机构是独立于特定经营者的信贷消费服务机构，它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经营者与客户或用户)的关系，它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信用报告而获得酬金。经营者自己评价与监控则由经营者根据自己的评价系统和方式来评价和监控。再次，建立合理的信息收集程序制度，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专门机构信息收集一是自行调查，如采访邻居、朋友、同事以及调查过去交易记录等；二是与客户形成互动关系，客户将消费者的有关交易信息提供给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将对消费者的评估结论和监控情况提供给客户，客户再把有关信息提供给专门机构，如此循环。经营者的自行评价与监控一般都根据过去经验的统计，或作主观评估。在合理程序中必须建立对消费者的不利信息通知制度，也就是在消费者的信用报告中，如果某些信息(包括过时信息)对消费者不利，可能会对信用评价结论产生不利，则应将这些信息通知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对其作出解释或予以纠正。专门机构的评价与监控是通过大量客户与机构长期持续互动，从而占有大量的动态信息，对任何消费者的评价系统标准相同，因而评价结论更公正，保证不出现歧视。经营者的自行评价与监控的信息来自自己与消费者的交易记录，信息占有量较少，且可能不持续，因而评价的科学性很值得怀疑。因此，应当建立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专门机构作为消费者信用评价与监控的重要制度。通过科学的评价与监控制度，可以对消费者的信用作出公正评价，从而消除经营者对消费者信贷经营的担心和确保消费者信贷消费机会均等。
5、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制度
为保证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应当建立公平的信贷消费条件，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关心的是消费者信贷能否顺利得到偿还，而保障消费者清偿债务的是信用和清偿能力。因此，信贷消费条件主要以消费者的信用和清偿能力为条件，而不得以性别、学历、种族、宗教、民族、肤色、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等作出歧视性规定。美国的《信贷机会均等法》、《B条例》对此作的明文规定，可资我国借鉴。其次，信贷消费条件应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公开信贷消费条件，可以监督信贷消费条件是否有歧视性条款，同时建立消费者的申诉制度，如果消费者认为自己受到歧视，有权向有关组织或机构提出申诉，直至诉讼。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建立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个人破产制度、格式合同监管制度，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建立对破产欺诈和恶意信贷消费民事诉讼时效延长制度，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科学的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使经营者愿意提供更长期限的消费信贷，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交易成本。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制度和监控制度，信贷机会均等制度，消除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的障碍。从而使大多数的普通的消费者敢于并且有机会、有可能获得信贷消费，信贷消费才可以逐渐成为规模，真正拉动经济增长。
注释：
［1］娄祖勤．《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P1～2；
[2]人民银行“2002年三季度货币执行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文告》， 2002年第23号第3页
［3］[4](美)J．布莱思．《消费者行为学》，北京：中信出版社，1999年出版，P39
［5］张玉玲，李晓露．“知识分子眼中的‘信贷消费’”，载《光明日报》，1999年8月23日第6版．
［6］王家福．《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P69．
［7］曹思源．“论现行破产法的修改”，载《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4)；
［8］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P272．
：
1、 赵旭东 《合同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2、 黄勤南 《知识产权法》 法律出版社 2000年出版
3、 徐晓松 《公司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问题，对策
1、大学生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大学生整体法律知识水平较低。对河北地区五所高校851名大三学生调查表明，对问卷所列的14个法律法规的认识情况，58%的学生选择“知道一些，但对内容不甚了解”。57%的学生对法律基本理论不感兴趣，只对民法、刑法等实体法感兴趣。调查结果说明，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存在明显欠缺。由于法律知识水平的欠缺，导致大学生的法律观念模糊。相当多的大学生不能区分违法与犯罪的区别，认为违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违法。
另一方面，大学生法治观念淡薄。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人生观迅速泛滥，使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是非观念的模糊，法治观念淡薄。大学里经常发生盗窃自行车的违法行为，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所为，还有的大学生自己自行车被盗之后为了报复就去盗窃他人自行车；偷看他人聊天记录、手机短信已是习以为常的生活小事。很多大学生在生活中遇到不法行为时，不知道如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利。
2、大学生法律意识存在问题的原因
（1）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大学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各种思潮鱼龙混杂，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也趁虚而入，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追求物质的人生观对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法律知识的普及在大学才开始，法律意识的培养已经滞后，而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的现象和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贪赃枉法、、损害法律尊严、破坏法律公正，在广大群众和大学生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包庇纵容罪犯、、收受贿赂等司法腐败行为导致大学生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客观上制约了大学生对法律的认同，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2）学校因素。学校是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学校的法制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由于法律课程知识多，课时少，许多老师为赶进度，不回去分析典型案例，不能去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往往蜻蜓点水，点到为止，缺乏深入分析；教育法法单一，教学内容枯燥，课外实践活动的缺乏使大学生很难产生对法律课程的兴趣；采用大班授课的形式，一间教育容纳一百多人，这使得课堂秩序无法保障，不少学生在课堂上闲聊、睡觉、听音乐、读课外书，好像一个“自由市场”，学生难以与老师充分地交流，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3）家庭因素。多数父母认为孩子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之栋梁”了，父母心理上有了成就感，放松了对子女的教育、监督，比如有的父母忙于工作，很少有精力去过问孩子的学习、生活；有的父母虽仍然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对其思想道德确不太关注；有的父母在物质上对子女是有求必应，在对子女的过分溺爱中忽视了与子女的沟通；有的父母送子女上大学生，对子女不闻不问，孩子缺乏家庭温暖等等。上述原因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傲慢清高、孤芳自赏、任性自私、孤独自卑困惑迷茫等心理特征，这些不健康的心理进一步深化了他们的法律意识，很容易为其犯罪行为埋下祸患的种子。
（4）大学生自身因素。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心理发展呈现出自我意识增强与认识能力不全面、情感丰富与不稳定、求知欲强与鉴别能力弱等矛盾，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往往情感因素大于理智因素，遇事盲从，易于冲动，甚至采取消极的行为，而不考虑法律后果，特别是当今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个性比较强，自我为中心意识强，但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处事易走极端，如不加以正确引导，提高法律素质，很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对策和建议
（1）强化大学生的权利义务意识和契约意识。法律对人们的行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因而法律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问题是法律的基本问题。公民法律意识的核心是权利义务意识。因此，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首先要强化其权利义务意识。要让学生知道自己依法享有哪些权利和自由，应当履行哪些法定义务，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大学生要有契约（合同）意识，一旦订立了合同就要按契约的规则办，要全面履行契约，不能随意反悔，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如果违约要承担违约责任。
（2）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实行“依法治校”，为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氛围。改进课堂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同时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学生将所学的法律知识进一步内化为自身的法律素养。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
（3）重视和完善家庭教育。家长应通过书信、电话等方式传递亲情，保持与子女的联系，积极与子女进行思想交流并及时掌握子女的心理需求与思想动态，给予子女相应的指导和关爱。使子女在父母的关爱、呵护下，树立起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形成健康的人格，增强抵御是不良诱惑的能力。
4、结论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它是一项迫切艰巨的任务，需要集社会、学校和家庭之合力，才能最终完成这一系统工程，“依法治国”才有望实现。：
参考文献：
[1]谢山河.关于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08.
[2]黄伟东.大学生法纪观念调查与对策分析[J].科技信息，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