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3 09:24:2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金融市场相关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多标度分形理论；金融风险管理；风险测度
虽然金融市场多标度分形的理论研究，能分析出金融资产价格在不同时间纬度上的波动信息，为探究复杂的金融市场提供一个新的方式。但是当前很多研究仅限于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多标度分形特征的检验，还没能从多标度分形理论的分析中找出实际可操作的金融管理决策信息。本文提出了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利用多标度分形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全新的风险管理研究模式。
一、金融风险管理现状
现代的投资理论最关注的是收益的提高和风险的控制，非常重视对风险进行控制，而投资组合理论恰恰是控制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核心思想就是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今年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金融市场并不是随机游走的，市场价格也并非随机、独立、不可预测的，颠覆了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人们开始研究新的理论来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无法解释的现象，分形市场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二、多标度分形理论
（一）分形的由来
分形理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分形之父”法国著名数学家MandeIbrot提出的，他在《Science》上发表《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这一论文的出现标志着分形理论的开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MandeIbrot发表新著将分形理论应用于金融市场，合理的解释了一些VaR无法解释的现象，给予了分形新的活力和应用方向，先进分形几何以及广泛应用于金融、工程等领域。
（二）分形市场理论
分形市场理论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由于在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着许多VaR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P/E效应，BTM效应等，分形市场理论是VaR与实际金融市场不相符而产生的新理论。分形市场假说认为：金融市场是由众多大小不一的投资者共同组成的，不同投资者因为接触到的信息不同，对于信息的理解不一样，从而对于信息的处理上也大不相同，投资者存在着一些非理性行为，因此分形理论更加贴合市场实际。
（三）多标度分形理论的发展
多标度分形理论是随着单分形理论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理论，借助统计学思维，研究概率的分布规律，可以说多重分形是由分形结构上定义的多个单标度组成的无限集合，表现出不同区域质量分布的标度性质。传统的单分型理论仅仅只能表明资产价格变化的宏观规律，无法对局部进行细致的描绘。多标度分形理论用一个普函数表现各个时间标度的特征，从局部细节出发最终研究整体变化，不仅能分析出市场稳定模式下的投资风险，还能对市场出现剧烈变化时候的风险进行评估，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目前多标度分形理论在市场中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检验市场是否存在多标度分形特征，并将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分析出来，第二是利用多标度分形理论建立金融投资数据模型，用来对金融风险进行预测、管理。2014年，相关研究者利用MF-DXA和主成分析法，对中国与美国股市收盘价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和美国股市的相关性存在着明显的多标度分形特征，该研究表明金融市场的多重分形特征是普遍存在的。多标度分形特征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首先，由各个时间序列的不同分布形态产生的，这种情况下即使随机打乱序列也不能消除多重分形性；其次，是由于不同波动之间的相关性产生的，这时的随机打乱序列能消除多重分形性。目前在理论与实践各个方面，成功将多标度分形理论应用于金融市场分析的成果还不是很多，多标度分形理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基于多标度分形理论的风险测度指标
风险是指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波动性。金融风险指投资者收益的不稳定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由多个市场因素的变化而引起资产价值的变化所产生的风险；信用风险，指由于违约而导致的风险；流动性风险，由于资金流动性降低而带来的风险；操作风险，由于交易系统不健全、管理水平不够或其他人为原因而导致资金损失的风险。
（一）风险相对测度法
风险相对测度法是对市场因素变化与资产收益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测量，通过测量得到的结论可以判断资产收益的波动情况。这种测量方法可以有效地检测出资产价值作用于市场因子的敏感性，具有简单、直观的特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种方法应用于实际测量市场风险时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方面，只能检测出相应的损失比例，不能测量出损失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这种方法非常依赖测度对象，比如Beta只能应用在股票类资产的测定上，久期、凸性适合债券类资产，这种方法很难测量出一些资产组合的风险；最后，对于假设条件的要求比较高，比如在计算资产组合Gamma值时，需要假定波动率和无风险率为常数，但是实际这两个值并不是常数，测量的结果并不准确。
（二）风险绝对测度法
风险绝对测度有方差及其变形、VaR模型两种。HarryMarkvitz1952年在《金融学杂志》发表《证券组合选择》，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现代金融经济学的诞生。Markvitz在论文中写到利用“均值-方差”模型来对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进行计算，至今仍广为流传。Markvitz把投资风险比作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可以利用方差和标准差来进行计算，能进行良好的统计，自此以后利用方差、标准差作为金融投资风险测度指标被广泛应用。风险价值（VaR）利用统计思想对风险进行评估，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VaR可以简单、直接地表明金融市场投资风险的大小，又是依靠严谨的统计思想作为依据，因此被得到广泛应用。虽然VaR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VaR的估算方法是建立在金融资产收益符合正太分布情况下的，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实际的资产收益率并不完全符合正态分布，呈现尖峰胖尾形态。因此，仅仅利用正太分布来计算VaR值，得到的数据往往低于风险实际值，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金融投资，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VaR方法并没有注意到各个时间标度上的资产波动联系，从而忽略了许多有关价格波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金融投资风险管理、期权定价等金融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运用多标度分形进行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在收益率符合正态分布模型方面，风险管理分析理论方法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比如VaR，但目前市场的实际收益率呈非正态分布，利用多标度分形理论方法对市场进行分析，得到的不同程度市场价格波动信息，但是传统的多标度分形分析方法所得到的信息并不能直接应用到金融风险管理中，在考察价格的大幅波动情况时，虽然多标度分形分析方法能将这些大幅波动信息“筛选”出来，但这些信息都是被放大了许多倍的数据，已经远远偏离了原始的价格波动信息。可以利用多标度分形分析方法，针对两个大盘指数价格在时间序列上进行实证分析，有效的检验中国股市存在多标度分形现象。是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多标度分形分析结论，为了验证其价格序列波动有无具有多标度分形关系，利用α随着q的变化而变化的函数图形，来进行有效的判断。如下图，计算了q=-10，-9，…，-2,-1，…8,9，10共21个值时的α值，能够分析出α和q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准确的验证了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原始价格序列波动具有多标度分形特征。五、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应用多标度分形理论存在的问题目前多标度分形理论之所以在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不是十分广泛，主要是因为利用目前的多标度分形理论得出的关于价格波动之间的统计信息非常粗糙，这些信息还不足以精确地表现出金融市场的具体信息，无法满足更高程度风险管理工作的需求，需要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于多标度分形理论的研究，从统计结果中提炼出更具有价值、精确程度更高的风险管理信息。同时因为多标度分形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在经济学领域，所以多标度分形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还无法合理地进行解释，需要对多标度分形理论进行合理的改善，让其更适用于金融风险管理。多标度分形理论是基于金融市场非线性特征基础上提出的，多标度分形特征表明现今的金融市场具有比以前单标度分形特征更加复杂的特性，通过对金融市场多标度分形理论的研究，可以为探索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方式。目前多标度分形理论和模型在金融市场的成功应用，为该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能有效解决多标度分形理论的一些不足，使得金融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1]王鹏.基于多标度分形理论的金融资产收益非对称性测度方法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03:114-127.
[2]陈王.分形市场下金融传染的定量测度及应用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5.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
1 引言
自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国内的房地产消费需要量因此而获得巨大的释放，由此房地产市场也由于住房的市场化而日益繁荣，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不断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增长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每年以超过7%的速度增长，而与此同时，房地产的销售额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1]。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仅仅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房地产业的繁荣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金融市场的活跃。由于住房制度的变革，金融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房地产市场中，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开发，到消费者的抵押贷款进行商品房消费。银行参与的程度在不断的提高，金融市场在各个环节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运行与发展。同时，房地产市场的不良发展所引起的金融危机的实例也提醒我们要深刻的认清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程度。以避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良影响。
一般来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及二者相互作用对国民经济其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如下问题：金融支持过度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化；房地产金融融资渠道单一诱发潜在金融危机；房地产价格不稳定加大国内商业银行体系风险等。因而我们不得不深入的思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否存在着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如何看待房地产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如何正确处理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协调关系？要处理这些问题，就要科学、合理的认识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
因此，本文将从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角度出发。通过以沈阳为例，对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进行实证分析，用回归分析法来分析定量的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程度，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认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关系和发展规律，解决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些实证支持。
2 研究的设计
2.1 样本区域选择的依据
本文选择的模型区域为辽宁省沈阳市。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辽宁省是东北三省中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目前，东北地区是国家重点的经济改革发展地区。而沈阳市作为辽宁省重要的城市，其城市发展在辽宁省甚至在东北省具有典型性，对沈阳市的研究对辽宁省以及东北地区其他城市的相关研究起到代表性作用。
第二、沈阳市近几年在经济发展迅猛，其经济发展在辽宁省具有经济领军地位。近年来，其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迅猛，具备了对二者市场进行研究的现实基础，同时对二者未来的协调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第三、沈阳市是老重工业基地，而近年来沈阳市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异军突起，使得二者的经济地位也日益凸显。在面临经济转轨期的时代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整个城市未来的经济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如何认清与协调房地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研究对规避金融危机以及对沈阳市未来的经济格局规划具有现实意义。
2.2 指标选取依据
如何来选取指标来代表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发展对研究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对指标选取的依据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定义性原则。根据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功能定义来选定经济指标。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商品交换、交易以及一切流通关系的总和。根据房地产市场的定义，可选用交易额、销售额等经济指标。金融市场,是实现货币资金借贷、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买卖,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融通资金的场所或过程。根据金融市场的定义，可选用贷款额、证券交易额等经济指标。
第二、典型性原则。参考其他众多相似研究文献中所运用的指标，对其进行归纳选取。如《中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关系的实证分析》选取我国商品房的交易额来表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选取金融资产总量、货币资产数量（即包括现金和存款）、非货币资产数量（即包括股票有价证券）来表征金融市场的发展。李阳（2006）和皮舜（2004）均选取我国商品房的交易额和金融
机构贷款额作为各自市场的表征指标[2]-[3]。
第三、可行性原则。通过查询《辽宁省统计年鉴》和《沈阳市统计年鉴》，笔者发现沈阳市证券交易额记录年份仅由2003年开始，2003年之前的数据无法快速、准确的收集，因此将代表金融市场发展的证券交易额这个经济指标排除。无沈阳市商品房交易额经济指标，但有沈阳市商品房销售额经济指标可代替[4]-[5]。
根据上述原则，本文选择沈阳市商品房实际销售额作为表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经济指标，记为销售总额。选择沈阳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合计作为表征金融市场发展的经济指标,记为贷款合计。
2.3 数据来源说明
在基于以沈阳市为例的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关系的研究中，有关评价指标的数据来源主要由以下查询获得：通过查阅《辽宁省统计年鉴》和《沈阳市统计年鉴》总共获得了沈阳市2003-2009年相关经济指标数据14个，经过对数据的仔细检查与核对，确保了指标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具体数值见表2-1。
2.4 模型选取依据
根据上述表2-1所收集的数据，以贷款合计为横轴，以销售总额为纵轴，借助专业统计软件spss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把2003-2009年的数据表示出来，得到散点图2-1。
图2-1 2003-2009年沈阳市商品房实际销售额和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合计散点图
从图2-1中可以看出，表示每年商品房实际销售额和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合计的点基本上呈递增趋势，说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通过观察散点图的分布形态，可以明显看出其分布偏离线性模型，因此排除选用线性模型对变量指标进行拟合。其次，可以观察得到其变量的走向接近于曲线型的非线性模型。因此将选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拟合。但这种描述只是直观上的判断，只是从变量散点的形态上做出的大致性描述，并不能科学的反应变量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因此在下面的论证中，本文借助专业统计软件spss软件来对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具体的计算。
3 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3.1 相关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spss计算出销售总额和贷款合计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到输出结果如表2-2。
根据上表的数据可以得出：pearson相关系数为0.821，p=0.024<5%，应该拒绝原假设，即总体中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零的假设。所以可以认为，销售总额与贷款合计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在回过头来对二者变量的散点图进行观察（图2-1），就较容易理解这一结果，散点图上的变量基本上在呈现递增的趋势。因而这两个变量基本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表4中两个变量之间的双卫检验概率值为0.024，小于5%，即表示出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也是较为显著的。
3.2 回归分析
通过上述的相关分析，我们计算出销售总额与金融贷款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21，同时观察散点图，发现变量基本上呈现曲线型递增的趋势。因此笔者就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非线性关系，是否可以用一条曲线来拟合，所以在下面的分析中仍借助spss统计软件，以贷款合计为自变量，以销售总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输出结果如表2-3，表2-4和表2-5。
模型摘要（model summary）：表示相关系数(r)=0.891，判定系数(r square，r2)=0.793，调整后判定系数(adjusted r square)=0.752。由此可得出该模型的拟合度高达75.2%，即运用该曲线模型，自变量x(贷款合计)可以解释因变量y(销售总额)变化的75.2%。因此通过拟和度数值证明该模型是可行的。
方差分析(anova)：表示回归的均方差(regression mean square)=3.591，剩余的均方差(residual mean square)=0.187，f=19.213，p=0.007。其中重要的数据分析为f值所对应的p值的大小。由于p=0.007<1%,近似于p=0,所以可认拒绝原假设，即变量x和y之间曲线相关关系显著。
回归分析系数分析(coefficients)：表示常数项 (constant)= 3.132e-5、回归系数(b)=1，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std. error)=0，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0.410， t检验的t值=2.426e7，p=0.000。其中重要的数据分析为自变量x(贷款合计)的t值所对应的p值的大小。由于p=0,所以可认为回归系数有显著意义，即x的变化可引起y的变化，且变化显著。
图2-2贷款合计与销售总额拟合曲线图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可运用spss进行曲线回归分析得到曲线拟合图2-2
。
3.3 研究结果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沈阳市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关系具有显著影响性。从具体系数上看，销售总额与贷款合计与类指数曲线拟合度达75.2%，销售总额变动的75.2%可运用曲线的自变量的变动解释；f检验与t检验的数据同样表明无论是从整个模型方程的角度，还是从自变量的角度，都是高度显著的。从模型拟合图斜率角度来看，由于其图形斜率大于零且呈递增性，即曲线的凹凸性为凹，因此因变量会随着自变量等单位的增加而呈现出加速上升，即随着自变量的增加，因变量的上升速度要快于自变量的上升速度。通过基于沈阳市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2003-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我们看到代表房地产市场的销售总额与代表金融市场的贷款合计随着时间的发展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该趋势符合类似指数曲线的波动走向。这表明即使金融机构贷款变动幅度较小，其变动也对房地产销售造成巨大的波动。从指标的代表的市场角度出发，不仅直接表明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关系且呈现强显著相关，而且从侧面反映出房地产市场对金融市场的强烈依赖性。证实了第一部分的理论研究结论。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关系的实证分析。揭示出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这是因为，房地产市成是资金密集型市场，交易额巨大，因而不论是房地产的直接使用者还是经营者都是难以承担的，因此都需要银行等金融主体参与的金融市场给予资金融通，才能顺利完成交易。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具有保值性、增值性等特点，使得金融市场特别青睐房地产市场，特别愿意以房地产金融资产作为资产组合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可见，中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体”的。为了降低房地产金融风险以及促进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在未来的协调发展，针对本文所得到的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积极鼓励监管金融机构贷款。由于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类指数曲线关系，使得金融机构贷款变动对房地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面临房地产市场日益膨胀的背景下，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究其根源性主要因素，加大对金融机构贷款批准的审核力度，加强房地产业的信贷管理，严肃查处房地产信贷中的违规问题，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完善个人征信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的预警体系、房地产统计指标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等[6]。通过调控金融机构相关贷款来有效的指导房地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第二、发展房地产融资渠道多元化。由于目前的房地产金融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体系，而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这样无形中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风险转化为银行体系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应该加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展资金、证券等要素市场。
第三、建立住房抵押贷款次级市场促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将住房抵押贷款直接转化为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证券形态，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其主要功能在于通过证券形式将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积聚社会闲散资金，促进个人储蓄向房地产投资转化，并有助于提高银行长期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建立起不动产抵押贷款的次级市场。对于放贷金融机构而言，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能有效降低放贷风险和拓宽房地产资金来源，有效地把贷款风险向证券市场转移，把风险分散给广大投资者。对于投资者来说，房贷证券化为其提供新的投资工具，因房贷信用程度较高，投资者风险系数较小，可谓是一种风险小、收益高的新型投资方式。
参考文献
[1]皮舜,武康平.中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6（2）:1-5.
[2]皮舜.中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12):29-33.
[3]李阳.中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关系的实证分析[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6.
[4]沈阳市统计局.沈阳市统计年鉴[m].沈阳市统计局出版,2001-2007.
关键词：金融市场；经济风险；防范措施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with the working practice for many years; with the financial market risk mainly carries on the simple analysis, and proposed the related preventive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risk; preventive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5-0020-02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经济的腾飞一方面促进了国际间商品经济的融合和提高，另一方面更繁荣了国际间的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作为一项对国家实体经济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其在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方向、货币兑换等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特别是在现阶段金融资本的集中度日趋加大的今天，使金融逐步打破了实体经济的束缚而成为一项独立的经济产品，广泛的涵盖于各个经济发展环节中，为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注意到金融行业其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性也随之而逐步的加重，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风险，势必将会迅速的扩散到各国经济环节的方方面面，为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严重干扰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一、现阶段金融经济风险之金融会计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1．会计核算风险。会计核算环节是整体金融经济环节中的一项关键点，一旦在会计核算中楚翔一定的失误，就会影响到整体财务经济的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风险的发生。例如，会计在进行现金业务处理的时候没有严格的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来进行，从而导致短款，以及会计信息失真，银行利润不实等。
2．会计监督风险。当前我国对于金融会计没有完善的监督和管理机制，相关规范的缺乏使得金融会计的监督力度远远不够。很多金融机构的会计只是负责记账，对于会计的监督也仅仅停留在事后监督的基础之上，导致违规甚至是违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3．会计人员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会计人员自身没有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从而导致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失误。或者是由于会计自身专业素质低下而在工作中出现各种错误导致的相应的风险。
二、着力构建全面有效的金融会计风险监督保障系统
由于金融会计对于金融风险具有直接的关系，这就需要做好其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打破传统的金融会计监督和管理工作中的事后监督，更多的注重事前和事中的监督。事前监督就市制定相应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确定相应的指标，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尽可能的减少会计风险的发生。事中监督则是对银行经营的情况进行监督。银行应该将相应的金融风险控制指标具体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强化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及时的对相应的风险进行处理。对于各个环节的原始的单据进行严格的控制，从而有效的防治金融风险的发生。
三、金融创新的经营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的繁荣，人们对于金融产品的需求日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大量的金融产品被推向市场，满足人们对相应产品的需求。这样在繁荣了金融市场的通视也使得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1．信用风险。由于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金融机构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吸引客户，获得利益，而不断地推出新的业务，这些业务对于客户的信用度的要求在不断地降低，这就使得银行面临着极大的信用风险。
2．利率风险。金融机构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在吸引大量的客户的同时也使得自身的负债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造成利率对于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在不断地增大，这就使得金融机构随着利率的波动而受到较大的风险。
3．汇率风险。由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各国汇率波动的风险也日益增大。金融机构业务领域的拓展将使其更直接、更深入地融人国际金融市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在国际业务的操作中只注重市场的拓展，被纯数量上的业绩所吸引，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有可能导致资本损失。
4．资产风险。商业银行经营应遵循谨慎性原则，尤其在快速发展时期。在竞争的压力下，金融创新有可能成为放松资产投放条件的借口，在目前传统贷款授权管理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承兑、贴现、保证、信用证、委托、贷款出售、银证银保银企合作等表外业务和中间业务迅速发展，成为各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首选，导致银行业务交叉加剧、业务功能综合化、同质化。
四、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改革中化解风险
一是进一步简化贷款利率的管理档次和种类，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权；二是研究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有效形式，存款利率市场化是整个利率市场化的攻坚问题，是金融机构运用价格手段主动开展资产负债管理的前提条件，要加快研究协议存款的标准化和流动性问题，放宽起存金额限制，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三是调整利率结构和水平，理顺利率关系，改革计结息方式，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四是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建立完善的、高效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基础。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各子市场发育不平衡且相互割裂，导致利率功能扭曲，生成的市场利率缺乏代表性，急需做一些链接，把各个市场分割的利率连通成一个整体，这样利率信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五是大力研究推出利率衍生产品，在利率互换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利率互换市场，放宽市场准入，让承担利率风险的市场主体都有适合的手段和方式来管理风险，增强市场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
五、营造诚信环境，提高会计人员综合素质
提高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通过道德约束、制度约束及法律约束的有机结合，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使金融企业的负责人树立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观念，充分发挥诚信示范作用。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一是提高政治素质。金融会计人员应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新锐的思想观念、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二是提高文化素质。利用薪酬激励、素质考核等手段，鼓励会计人员努力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重视知识复合。三是提高业务素质。要求会计人员应具有一定的会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会计管理水平和会计组织能力。
六、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风险提供财力保障
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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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景兵;汪平臻;;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A];第六届（2011）中国管理学年会论文摘要集[C];2011年
[3]范献亮;;银行保险发展模式在我国的应用及改革建议[A];山东省保险学会2009年“防控风险・化危为机・实现保险强省新跨越”主题征文颁奖仪式暨学术报告会论文集[C];2009年
一、文献综述
Gini开创了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度量方法, Kuznets提出了着名的倒U型假说,嗣后的许多研究 多围绕于Kuznets倒U型曲线的实证检验 [1] 。 早期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更多地隐 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King和 Levine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 局面,多元回归和面板数据方法成为分析金融发展 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手段,许多文献将金融 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暗含于经济增长与 收入分配差距的关联性之中 [2] 。在理论研究方面,支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负相关的代表性研究 包括Alesina和Rodkik等人的研究 [3] ,而认为经济 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正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包括Ga- lor and Tsidon [4] 、Deininger and Squire [5] 、Alesina and Perotti [6] 等人的研究。但在实证研究中,绝大 部分的实证研究支持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 负相关性。 Greenwood and Jovanovic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 与收入差距的关联性 [7] ,在他们的论文中,实际上暗 含了一个重要假设———即初始的收入分配外生于经 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且对金融市场设施的使用 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每期对金融服务的购买 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运营费用。由于固定成本的存 在,在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早期,金融市场不大,此时 只有那些高收入、财富水平较高的人群才可以享受 到金融服务,而穷人在金融服务的购买上存在着 “门槛”效应;由于“门槛”的存在,穷、富两个群体的 金融投资收益率存在差异,因此,金融发展会使得收 入差距扩大;在金融发展的成熟时期,囿于金融服务 的激烈竞争,早期的“门槛”消失,穷人群体也可以 享受金融部门的服务,此时,穷、富群体的金融投资 收益率逐步趋同,这时的收入差距开始不断缩小。 Agihon和Bolton认为穷人之所以不能获得金融融资 源于较高的利率,而随着金融市场资金供给的增加, 利率的降低可以使得穷人获得迈过这一门槛的机 会 [8] 。Matsuyama认为金融市场的这种“财富门槛” 是内生的 [9] ,Beck et al.发展了金融发展影响贫困 家庭的两种渠道,但在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上, 研究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10] 。Salvador Perez-Moreno 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中金融发展与贫困间的因果 性 [11] ;Bittencourt以巴西为例,研究了其国内金融发 展与收入不平等相关性 [12] ;实证研究中,Ben- abou [13] 、Li and Zou [14] 、Beck et al. [10] 认为金融发展 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性并未有明确的结论。但 Greenwood and Jovanovic [7] 、Jalilian and Kirkpatrick 支持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负相关性 [15] ;而 Townsend and Ueda [16] 、Iyigun and Owen认为金融发 展与收入分配差距间也存在着Kuznets的倒U型关 系 [17] ,但Clark,Xu and Zou却又否认了这种存 在 [18] 。 国内对我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间的相关性亦存在较大争议。马冰分析了金 融资产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正负效应 [19] ,马草原基于 风险预期理论,对金融歧视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 了解释,并提出了金融市场的“双重门槛”影响 [20] ; 基于VAR模型,张立军、湛泳检验了金融发展的门 槛效应、降低贫困效应、非均衡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 [21] 。杨俊、张宗益利用两时期省级截面数 据,在二元经济结构假设之下,对三部门劳动力转移 的收入分配变动进行解释,认为我国改革十几年来 制度转型带来的新兴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的影响。数据分析支持了Kuznets的倒U型 假说,并认为这种趋势是由于制度转型所决定的,或 者是由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双重影响的结果 [22] 。 王小鲁、樊纲从20余个因素考察了其对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贡献,包括人均GDP、外贸依存度、失业、 养老保险等等,但论文的研究发现保险等对高收入 阶层的好处要大于其对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好处,即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 [23] 。王 书华、孔祥毅从信贷资源、股票融资、保险市场三个 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金融资源分布与经济增长和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由于经济 中存在显着的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发展较为充分、金 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而较 小 [24] 。王书华、杨有振以供给领先的金融发展模式 为视角,证实了供给领先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收 入分配的影响机制 [25] 。 既有的文献分析证实了金融发展中的门槛效应 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存在性,这种影响随着经济 发展,促使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间存在着一种“倒 U”型关系。然而,既有的文献分析大多是针对国家 宏观经济层面而做的理论分析,且大多是针对城镇 居民而做出的分析。相较于国家宏观层面或城镇居 民,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结构及其 微观个体特征均有着较大变化,农村居民的收入消 费习惯也大大相异于城镇居民,那么,在农村居民中 是否也存在着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这些金融 资产配置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如何?基 于此,本文将通过对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的 金融资产配置以及收入差距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和 检验。
二、理论假设与数理模型 Greenwood和Jovanovic(以下简称为GJ)模型以典型厂商和消费者为代表,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居民 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不同于完美金融市场机制的前 提假设,基于我国的现实,典型的农户并不满足GJ 模型的假设,对我国农户的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 距的分析需要修正GJ模型的理论假设。
1.农户部门 在一个包含农户和金融中介的两部门经济中, 放弃GJ模型对典型消费者预期效用的假定①,假定 一个同时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农户的典型行为如下: ∫ ∞ 0 ln(c t ,k t ) 1+ρ dt,其中0<ρ<1 同样,假定农户的初始财富分配是外生的②,农 户可以选择是否从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如果能够从 金融部门获得融资,则农户可以从投资过程中获得 一个较高的收益率wt;反之,如果农户没有从金融部 门获得融资,则假定其收益率为0; 由于生产存在一定的风险,融资后,农户的预期 收益如下: R(k t )=(1-p t )×0+p t ktwt, pt为融资后农户投资未发生亏损(从而可以按 期归还金融机构的贷款)的概率,此时,农户投资资 本kt的收益为ktwt;w t 为投资的收益率;如若发生亏 损,则农户的收益为0;
2.金融部门 对金融部门而言,向农户提供融资服务,金融部 门将收取一个比例φ作为服务费用。假定贷款的利 率为rt;农户的投资获得成功时(概率为p t ),金融部 门可以避免信用违约的损失,此时金融部门的收益 为φrtkt;而如果农户投资发生了亏损,此时农户的 收益为0,无法支付贷款,金融部门不得不遭受信用 违约损失,此时其收益为(-k t )。 因此,金融部门的预期收益为: ptφrtkt+(1-p t )(-k t )=[(1+φr t )p t -1]k t
3.门槛效应 显然,在存在风险违约的情况下,对金融部门而 言,其愿意提供的最大融资规模为: [(1+φr t )p t -1]k t rt 由此,站在金融部门的角度,只有农户的财富 规模超过 [(1+φr t )p t -1]k t rt 这一门槛,金融部门 才会考虑向农户提供融资;否则,金融部门就可能承 担信用损失。这一比例就成为农户部门融资的一个 门槛,财富规模没有达到这一比例的农户将无法获 得金融部门的融资。由于获得融资后投资的收益率 wt大于无融资的收益率0,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由 于金融资产配置而带来的财富差距将越来越大,农 户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因此,在金融部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早期时间, 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将可能导致农户收入差距 扩大。 4.动态效应 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阶段,囿于资产配置的门槛, 财富规模较低的农户群体难以获得金融部门的融 资,而富裕的农户则可以利用获得的资金从事收益 率更高的投资,由此,在金融部门发展的早期阶段, 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会使得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扩大。 恰如Matsuyama [9] 所论述,金融资产配置的这 种“财富门槛”是内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的 追逐必然会导致门槛效应的存在。Agihon和Bolton 认为,利润的追逐会使得金融部门的供给不断加大, 金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8] 。在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 机制下,即使金融市场并非Greenwood和Jovanov- ic [7] 、Matsuyama [9] 所假定的完美金融市场,但随着 金融部门逐步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加剧,制度逐步 规范,融资成本必然会降低,信贷配给的金融歧视将 获得修正,即使财富规模较低的农户也能够获得金 融部门的融资。 在金融部门发展的成熟阶段,一旦所有的农户 都能够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此时富裕农户融资后 高投资收益率的优势将被打破,富裕农户与贫困农 户同时融资后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将会缩小,随着时 间发展,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将缩小(见图1)。显然,从时间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发展与农户的 收入差距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在金融发展的 早期,囿于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农户的收入差 距扩大;但随着金融供给的增加,金融资产供给竞争 加剧,门槛效应逐步消失,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 小。在整个时间轨迹中,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存在 一种倒U型关系。
论文关键词 金融监管 金融安全 功能性监管
一、序言
“金融监管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 “金融监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金融监管的对象和内容十分宽泛和复杂,涉及金融交易的内容、途径、市场、行为以及各种相关服务,而狭义上的金融监管,侧重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包括金融机构及其所从事的各项业务活动在内整个金融业所实施的监督管理。” 本文所讨论的金融监管限在狭义意义上来讨论。
二、我国金融监管现状与问题
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单一体制。即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以及保监会分别主要负责货币政策、证劵期货业监管、银行业监管和保险业监管。这种分业监管的体制在以往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利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化解风险,但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分业监管不适应现代金融混业经营监管的模式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混业经营成为主要经济体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和趋势。” 因此在如今金融业市场分业监管的模式不能解决金融各个行业交错复杂产生的各种状况。且混业模式下的经营,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个机构可能经营多种业务,涉及多个行业,这就可能造成重复监管,监管冲突的问题比如银行业从事保险业务,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开展基金管理业务等等,这就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或重复监管的情况。 从目前我过的监管体系来看,一行三会各成体系,各有标准和目标,各部门之间容易冲突,监管对象要承受各个监管部门的压力,交易成本增加,不利于交易有效率的进行,长期如此,对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非常不利。
(二)机构监管逐渐暴露出问题
机构监管是监管当局对金融业内不同机构实施监管的制度安排。这与我国的问责制有很大的关系,每个机构分配了具体的任务,明确职责,我国的行政机关大多都是这样的模式,而对于如今的金融市场却不太适合。单一机构的监管模式适应于金融业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品种少,业务量小,这样的监管有利于明确职责,提高效率。但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金融品种丰富,每个品种所涉及的行业不止一个,金融风险较高,机构监管将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特别是我国正处于金融行业转型发展的阶段,市场比较宽松,金融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机构监管已不能适应我国目前金融行业的发展现状。
(三)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
我国当前各个监管机构之间协调监管事务主要是通过“联系会议制度”,仅仅是为了便于沟通信息,而没有建立实质的联合监管,这也是很多学者都谈到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这与我国分业监管的体制有关,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明确,如银监会监管的事务涉及到保监会,会对保监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但并不在银监会职责范围内,即使问责也问不到银监会。似“九龙治水”,不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我国金融监管完善建议
(一)我国金融监管应坚持的理念
1.金融监管建设应服务于金融活动
我国经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以前经济问题是由政府一手主导,计划操作,如今市场经济下,在金融监管这一块应尊重市场本位的前提,再去谈监管,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合理、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持稳定的经济秩序,相对应的金融监管的法律应坚持这样的理念,为了更良好的竞争环境,为了更好的服务于金融活动,而不应以传统家长制的作风来一手操办。金融监管应以市场为基础,运用市场机制规范金融活动。
2.金融监管应兼顾公平
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vlor提出了着名的“双峰”理论(Twin-peaks):“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日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 这里的消费者即投资者,其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一直以来是金融活动坚持的原则,而在我国金融活动中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最佳践行,不利于营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环境,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且金融监管机构代表着一种公权力,相对于其他的私权力,金融监管机构更有力量和权利,更有条件去做到兼顾公平,在金融监管活动中应领头引入兼顾公平的理念,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3.以金融安全促金融效率
金融安全是金融监管的初衷和最重要目标。但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长久以来呈矛盾状态。例如金融危机的治理会陷入一种循环,即“金融危机—强化金融安全,加强监管—克服危机,经济发展—强化金融效率,放松管制一经济繁荣,盛极而衰一金融危机—新一轮强化金融安全,加强监管—克服危机一新一轮强化金融效率,放松管制……” 如邢会强教授提出的三足理论: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中加入消费者保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来相互牵制,相互制衡,这样才能找到一种平衡点。笔者认为,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当然这种金融安全目的是为了金融活动更有序的进行,维持良好的金融秩序。从而借金融安全来提高金融效率,良性竞争会更有效率。
(二)金融监管完善具体建议
1.金融监管以市场为导向
金融监管应为金融市场服务,我国的金融监管融入了过多的行政化的色彩,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转型发展的阶段,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来驾驭必然是不可行的,金融监管应该以市场导向作为出发点,为金融市场更好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并且要维持好金融安全。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监管的缺位,因此完全以市场自身来调节亦是不可行的,这就需要政府以市场为基础,把有形的手于无形的手相结合,使金融市场有序持续的发展,尊重金融行业本身市场规律,不能把金融监管当成单纯的行政事务来完全,要融入市场,服务市场,尽量不要采取强行命令性的要求,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性,应给予相对宽松的环境来发展金融,把握好底线来维持金融安全,这不仅仅只牵涉到金融行业,还会波及到国民经济以及社会的稳定,如有些学者提出过的适度监管原则,即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市场调节的基本自然生态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2.分业监管模式向功能性监管模式转变
“功能性监管是指从对特定金融机构的监管转向特定金融业务的监管,是监管部门职能性、功能性监管方式的改变。” 这种监管方式以美国为代表,比较适合于混业经营的金融模式,是金融水平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比较常适用的一种方式,它的好处在于“能够有效解决混业经营、金集团化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能针对金融业务的互相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实施跨业务、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 我国金融行业正呈现混业经营的趋势,分业监管的方式逐渐不能适应混业经营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对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的的效率问题是个比较大的障碍。由此,可逐步推进分业监管向功能监管模式转变。
3.建立监管机构之间良好的协调机制
由于机构监管的方式,各个机构各自为营,未形成系统的协调沟通机制,这对于现在界限越来越模糊的金融行业现状,办一项金融业务常会关联到几个机构,需每个机构的批准,步骤复杂,过程较长,不适应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的步伐,这就需要建立系统的协调机制。首先,要实现信息的共享,一行三会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监管信息平台,这样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降低成本。其次,可建立联合的监管机构,类似于现在一些行政部门联合办理业务的平台,只需要在一个窗口或者一个地点就可以找到各个相关的办事部门,这种方式目前在国内一些地方试点并在推行,尤其是对于金融行业,笔者认为这更是有必要的,金融行业信息变化迅速,一个重要的信息可能决定是否盈利亏损,因此其非常追求效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利益,像这样的联合监管机构,可以在金融行业中试行。“例如意大利政府在中央银行、股票和资本市场监管委员会、国家垄断局等相互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常设协调委员会”以最大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克服监管分散的缺陷。”
一、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已初见端倪
1989年5月，招商银行在深圳率先获准开办离岸银行业务，开启我国离岸金融服务先河，其后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牌照，离岸金融市场在深圳开始发育。1998年年底，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离岸资产质量恶化，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资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复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离岸业务，并同时允许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上海开始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业银行对离岸业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央行至今只对上述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许可证，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
上述四家银行能全面经营离岸银行业务，为我国“全面持牌中资银行”，负债规模在15亿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农行深圳分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许可从事离岸负债活动，即有限持有离岸业务牌照或持有“半块牌”，负债规模加总大约在15亿美元左右。除中资银行外，在大陆可为非居民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和部分合资银行(如华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外资银行国内分行大多数以所谓“全球服务”的名义即“国内接单，境外处理”的方式，通过内部电子系统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年底，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余额近90亿美元，假设非居民存款相当于在岸外币存款的1/3，则离岸存款约有30亿美元，再加上中资银行的33亿美元，我国大陆的离岸存款规模在60亿美元左右，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两地的新兴金融市场，不能不引起监督管理部门的重视。
二、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的客观性
离岸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有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企业(主要表现为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Company,简称IBC)、境外金融机构和一些政府组织。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是非居民个人和IBC，这些个人和企业通过离岸金融市场运作其投资和贸易活动。离岸金融服务于离岸商业运作，离岸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离岸金融的发展。
无论IBC注册地和司法管辖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发起、设立和撤销手续简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均可发起成立IBC，且注册资本不须实付，没有行业准入限制，门槛极低。其二，运作和保有费用低廉。多数离岸注册地实行简单税制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IBC每年只需缴纳200～500美元的年费；其三，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隐形保护极好。多数离岸注册地法律属于英美法系，严格保密股东、董事等商业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并形成了一种“磁铁石”效应，吸引全球离岸公司从事与我国有关的贸易活动。据商务部近两年的统计，在大陆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香港（HK）、英属处女岛（BVI）、开曼群岛（CAYMAN）等地区，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大多数以离岸的方式操作。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也在迅速增长，极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对外投资国。目前，上海和深圳两地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比较活跃，占国内对外经济比重较大。对外投资需要相应的运作工具，IBC模式就是最好的选择。可以预见，以大陆为中心的非居民和以中国居民为实际获利人的国际离岸公司将继续蓬勃发展。离岸商业运作这种客观趋势需要一个离岸金融市场为之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以上海、深圳为中心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也同样具有客观性。
三、培育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国际离岸商业运作的客观性决定了离岸金融服务的客观性。以我国为中心的国际离岸商业活动在选择金融服务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简称OFC)，包括国际金融中心(IFC)、地区金融中心(RFC)和簿记中心(PapercompanyorShellbranch);二是我国离岸金融机构。显然，如果监管部门不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以大陆为中心的大量的离岸金融资源就会流向OFC，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这些离岸商业和金融活动的正常运作并从我国取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国际竞争重要的是争夺国际战略资源。除了石油资源、高新技术资源外，金融资源也是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之一。美国长期以来虽然在经常项目上显示为巨额赤字，但经济却能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保持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大量廉价的国际金融资源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平衡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资源不仅包括国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资源，也包括游离在境外的离岸金融资源。以中国大陆为实际投资目的地的离岸金融资源属于能而且应被我国利用的重要国际战略资源。开放境内金融机构离岸业务，在形式上是居民开办非居民业务，实质上是一国如何利用非居民资源的问题。在适当承担风险的前提下，用境外的钱去赚国内外的钱，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被吸引到中国投资的境外资金和为国内所有但通过各种方式游离于国外的资金，没有理由不纳入我国金融机构服务范围，否则是对稀缺资源的浪费。我们应该允许境内金融机构特别是中资机构开办离岸业务，鼓励离岸金融创新，利用这些国际金融资源为我国经济增长服务。因此，监管部门应将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作为一种战略来研究和选择，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在政策上忽视该项战略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当务之急是加紧研究鼓励和允许中资金融机构开办离岸业务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态势，我们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条件发展成区域金融中心甚至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和深圳有望同时朝着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
四、按国际惯例发展和监管我国离岸金融业务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是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离岸金融市场自成体系，按长期形成的惯例运作，熟悉、掌握和顺应这些国际惯例是开办离岸业务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从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变迁过程看，其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在监管上逃避管制。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结果。逃避管制是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离岸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最大动因。没有管制就没有放松，就没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离岸市场。只要在岸业务存在着准入管制、信贷管制、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应的离岸市场以逃避这些管制。管制与放松是离岸市场存在的一对主要矛盾，二者的关系形成了这样一个理论：任何管制都会引发一种逃避管制(放松)的力量，逃避在岸管制就会产生一个自由的离岸市场。任何试图将离岸市场纳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违背离岸市场逃避监管的客观本质，将被实践证明不切实际或得不到预期的收益。在不完善的法律和市场制度下，可以理解对离岸业务的税收、外汇、法律等方面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但试图沿用在岸思维，将离岸国际商业公司和离岸金融业务纳入在岸统一管制的做法将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是在业务上实行自由化经营。世界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没有一个有法律意义的统一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其运作基本规则是自由竞争，没有市场限制与市场准入，没有信贷利率管制，没有外汇管制，基本没有税收管制。在提品和服务方面，市场相关方拥有自由的创新能力，只要市场存在金融需要，便可创新出并销售相应的金融供给。比如离岸银团贷款(Syndicated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额是可以自由确定的，利率是自由协商的，甚至其贷款方式、风险保障、资金运用、还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议的，且包括安排、分销和转让等在内的整个过程均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执行。可见，离岸金融市场是金融自由化的典型表现，如严格审批和审查离岸金融产品和业务，将导致新一轮产品创新规避监管，循环往复的猫鼠游戏将使离岸金融运行成本增加。
五、我国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比较适宜的选择是从内外严格分离型或隔离型适时向适度渗透型变迁
监管模式的不同会导致运作模式的不同。我们按下表对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离岸金融市场及其相应监管模式进行了分类：
“内外一体型”的监管模式对监管能力和市场成熟度要求最高。在这种模式下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没有明显区分，资金可以自由往来，事实上是要求本国货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但目前的中国仍然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下的开放还没有时间表，这种模式显然不能立即在中国实施。
“内外分离型”模式严格区分在岸账户与离岸账户，离岸与在岸资金严禁自由往来，是将离岸市场分离出来单独监管的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区分，银行的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不得相互抵补”，是一种“隔离型”监管，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分析这种“分切”式、“隔离型”监管的有效性和成本收益。从理论角度看，只要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之间存在着综合成本和综合收益的差异，这种隔离仅能是非常态的、相对的和有限的，而内外资金“虹吸管”式的平衡流动和相互渗透则是常态的、绝对的；从实践角度看，根据商务部有关课题分析，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亿～5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打击逃套汇一直是外管部门经常性任务。在我国，相当部分的资本外逃在实质上是在岸资金通过非法渠道向离岸市场转移(不一定通过监管范围内的离岸账户，大量的境外银行、境外账户可让这些资金在境外合法隐身)。因此，我国现行的内外严格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仍值得探讨。
资本逐利本性决定其规避任何管制投向存在机会收益大于成本的市场。如果资本的跨境流动和投资目的地的资金收益能够满足资本转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资本完全可以被吸引到我国市场，为我国经济服务。最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现大量资本又潜回国内的现象，充分说明管制存在有限性。百堵不如一疏，同样可以适用于离岸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如果我们采取“适度渗透”的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按照“科学调控、严格监管、分步放松”的监管理念，采用“因势利导、疏堵结合”的方法，应该可以收到大禹治水的效果。新加坡ACU账户就应用了上述原理。在吸引短期和中长期国际资本以满足国内需求时，我们可以适当放开境外居民在本国存款（OUTIN）的账户交易，将国际离岸资本在规模、时间、投资期限和投资领域等方面纳入我们的监管范围；在国内资本存在强烈的走出去的需求时，我们应该放开本国居民在境外的存款（INOUT）交易，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促进国际投资便利化。
六、WTO过渡期临近条件下我国离岸金融监管的若干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离岸金融监管问题不可回避。我们认为，离岸业务除了要纳入相关国际合作和国际监管外，注册地宗主国应重点加强相关领域的监管。我们建议，我国对离岸业务的监管应着重以下几点：
(一)银行监管部门应重点加强离岸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和离岸银行的风险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将所有实际正在开展非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并纳入监管范围，无论是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合资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如从事非居民业务，就应一并纳入监管，对未获牌照的机构应勒令停止从事离岸业务。要疏理政策，对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均实行国民待遇，“一样的牌照，一样的政策和待遇”应成为公平监管的理念之一。在政策执行方面，不能让内控不健全、规模扩张冲动明显的经营机构进入。
(二)外汇监管重点应放在对居民外汇管制政策的有效执行方面，不能将监管范围扩大到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应为当前外管重点，同时防止混杂在经常项目下的资本的非法流动。为此，一要要严格监控国际离岸短期资本的流入，主要监控好居民收汇账户及其用途的审查；二要管理好资本流出，既要打击非法逃汇、套汇，同时也要鼓励居民合理的对外投资的资本支出；三要严把业务政策关，对离岸资本跨境流动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链上的相关政策要因势、因时调控，将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拒之门外。如近期应重点关注国际离岸资金流入国内货币市场冲击人民币汇率，流入房地产市场冲击房地产价格等问题。
(三)税收监管重点为居民对外交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离岸公司享受注册地的相关税收优惠，这不是我国税法所能管理和调控的范围，所以税收监管的重点应该放在在岸公司与离岸公司交易特别是关联交易上。除了审查离岸、在岸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之外，应重点监管交易价格，防止用“高进、低出”转移定价的方式进行逃税。同时应在向国际税收惯例靠拢的基础上改革税制，建立我国的“价格事先预约机制”(APA)，并建立税收征管的国际磋商机制。
(四)加强对国际惯例的研究和学习，适当将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立法。监管人员和离岸从业人员都应掌握境外相关法律知识，适当引入境外专业律师等中介机构，将法律审查手续外包。将WTO规则和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制度是长期的过程，也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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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梅新育：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商务部研究院课题，2004
6.KooandPartner:LegalRiskonOffshoreBusiness,2002
7.Mossack&Fonseca:OffshoreCommercialOperation,2002
【关键词】中国流通股 逆政策效应 AR模型 杠杆效应 EGARCH模型
自1993年G 30集团《衍生产品的实践和规则》研究报告，并竭力推荐各国银行使用VaR（Value at Risk，即风险价值）风险管理技术后，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也在其《关于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关于使用“返回检验”法检验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的监管构架》文件中向其成员国银行大力倡导这一方法（彭坤、王飚，2002）。如今，VaR技术已延伸至保险、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领域，以VaR作为市场主体风险的统一标准与管理机构资本充足水平的准绳和依据。中国沪深两市的流通股是投资者的首选，以VaR测算沪深两市流通股资产的市场风险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时防范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Value at Risk是由J.P.摩根银行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研究部总经理蒂尔・古尔迪曼所创立。在1995年4月的巴尔塞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规定银行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风险衡量模型去确定其资本要求，从此风险价值开始被广泛应用到内部风险衡量模型之中。在VaR模型回测方面，Kupiec（1995）提出了基于失败频率的VaR模型正确性检验的方法。christoffersen（1998）提出了考虑在时间变化时，对VaR模型正确性检验的方法。Philippe Jorion（2000）的《风险价值（VaR）》被奉为风险管理的圣经，该书极为系统地讲述了VaR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VaR的计量方法，还对VaR在衡量和管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中的应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樊葵葵，2010）。我国学者王春峰（2001）在《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中较系统地论述了VaR，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测量和管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黄海（2003）重点介绍了摩根银行在金融风险度量系统Risk Metrics中的EWMA模型（指数加权移动平均预测模型），并且基于金融数据分布的有偏性提出了有偏的EWMA模型。朱世武（2004）对中国市场上各类VaR方法计算进行了实证，并对各类VaR方法在中国市场上的有效性进行了事后检验（韩琦，2008；袁婷，2010）。
由于金融市场数据呈现出“尖峰厚尾”分布特征，难以用传统的VaR方法进行计算，不少学者就使用VaR方法时如何估计数据的分布、如何处理“尖峰厚尾”分布作出了探讨。其中郑文通（1997）在《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中使用J.P.摩根1994年的年报数据对该公司一天95%置信度下的VaR平均值进行了计算，利用实证方法对VaR方法的正态假设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情况，引入了t分布来代替原来的正态分布假设，并提出了金融资产t分布自由度n的参数估计值（袁婷，2010）。陈守东（2002）运用GARCH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了VaR值的度量，并用Kupiec提出的似然比检验法验证不同模型的有效性，认为服从t分布的GARCH（l， 1）模型对上证综指收益率VaR值的估计最为有效。肖庆宪（2003）为了刻画“厚尾”资产收益率，将非正态收益率数据进行正态化变换，使变换后的厚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从而使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计量问题均为有效。杜本峰（2003）根据连接函数的思想导出资产组合的联合分布，以此对资产组合的风险进行度量，提出了一种基于连续函数的风险度量方法。孔繁利（2006）系统地介绍了利用极值理论（EVT）和连接函数度量金融市场风险的问题，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与模型检验，进一步评估了风险度量模型的有效性（韩琦，2008；袁婷，2010）。
目前，VaR方法在我国金融机构应用的研究己经深入到不同方法细节和具体领域的讨论。刘晓焕、袁广信（2009）利用CVaR方法对一种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市场风险进行了研究，求出了组合中某一种资产的边际CVaR、成分CVaR、增量CVaR，并以此给出了投资建议。最后建立均值――CVaR优化模型，得到在投资者不同的期望收益率下最优的投资组合权重，为基金管理人提供很好的参考（韩琦，2008；袁婷，2010）。邵梦倩、杜子平（2011）利用copula-CVaR模型对寿险投资组合的风险进行度量，得到最优投资比例，进一步对寿险资金的投资风险进行管理。实证结果显示：寿险投资应主要集中在风险较小的银行存款和国债上，也可适当放宽到收益较高的股票和基金。
二、线性AR-EGARCH模型的沪深股市流通股的VaR测算
中证流通指数包含了沪深股市所有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正常上市交易的流通股，这也是证券市场投资者的首选，因此选用中证流通指数来分析中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市场风险较为合意。
（一）中证流通指数的数字特征
选取2006年2月27日至2012年12月20日的中证流通指数收盘价，求出对数收益率r=log（lt）-log（lt（-1）），得到时间序列{rt}，样本容量为1 662。由样本期内沪深流通股的收益率时间序列（编者：图略）可看到第500个交易日至第750个交易日之间，即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这段时间内收益波动幅度较大，这与2008年投机炒作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堆积与非理性繁荣不无关系。
求解时间序列{rt}的数字特征（编者：图略），发现其偏度小于0，峰度大于3，且JB统计量=446.025，对应的p值接近于0，即该时间序列属于“尖峰厚尾”的非正态分布，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rt}因并未紧贴正态分布分位数，{rt}并不属于正态分布。
因此使用基于高斯假设的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该序列极为不妥，需另寻他法。采用ADF检验分析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rt}的平稳性，其ADF统计量为-39.394 13，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属于弱平稳时间序列。
（二）自相关性检验及AR模型的定阶
1.ARCH效应的检验。
2005年的汇改并没有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渐放宽，使得“货币政策失灵论”甚嚣尘上。经统计，2006年以来，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调整了18次和35次，而中证流通指数逆政策变动分别出现了9次和24次，且这种“逆政策效应”在紧缩货币政策中更加明显。政策的影响是估计VaR时应当考虑到的变量。首先建立线性模型rt=β0+β1RBt+β2RDt+ut，其中{rt}为收益率时间序列，RB、RD分别为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ut为随机扰动项。对于高频数据序列，假定线性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ut同方差不太可能成立，其方差可能是时变的，并常表现出“波动聚集性”特征，即随机误差项是异方差，因此需要对随机扰动项进行ARCH检验。假定随机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与其误差项滞后的平方有关，设ARCH（q）模型的一般形式为σt2=α0+α1ut-12+α2ut-22+……+αqut-q2。
从线性模型的残差线图（编者：图略）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残差表现出“波动聚集性”，即大波动后面常伴随着较大的波动，较小的波动后面的波动也较小。定性分析的结果显示线性模型存在条件异方差性，即可能存在ARCH效应。再用残差平方的自相关图来定量判断线性模型的残差是否存在ARCH效应：发现滞后36阶的Q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接近于0，即残差平方序列存在自相关，中国流通股确实存在ARCH效应。采用线性模型不合理，应当引入时间序列模型。
2.时间序列{rt}的自相关检验及AR模型的定阶。
对弱平稳时间序列{rt}进行自相关检验，Q统计量对应的p值在5阶后全部小于0.05，即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利用有限样本下的混成检验，设样本容量为n，令参数m=ln（n）=ln（1 662）≈7，可得混成Q统计量为16.28，在5%的置信度下，大于临界值χ2（7）=14.07，即拒绝H0：ρi=0，i=1，2……7，时间序实存在自相关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应当使用AR模型研究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序列{rt}。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对AR模型定阶。根据下式求出滞后L阶的AIC，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AIC（L）=-2ln（似然函数的最大值）/n+2（L+1）/n，L≥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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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67-02
金融制度是金融交易赖以存在的社会形式,农村金融制度是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方面的具体化。作为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等,金融制度对社会金融行为进行规范,对金融体系地位、职能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活动原则和行为方式进行规定,从而决定着金融体制的性质和效率状况。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我国金融体制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创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国外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开端,需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创立货币经济理论说起,他指出货币金融对实际经济活动具有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在他之后,凯恩斯等人提出了旨在说明货币金融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的理论。熊彼特则指出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从长期上讲具有重大影响,即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期,银行信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
二战后,美国经济学家格利和肖先后与1955―1967年发表三篇代表性文献(《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1955,《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60,《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7),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制度变迁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利(J.Gurley)和肖(E.Shaw)认为,如果一种金融制度过死地把支出分配与收入分配捆在一起,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创造条件使一些部门的盈余预算与其他部门的赤字预算有选择地相匹配,这种金融制度就会限制增长。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则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而金融结构的变化是金融制度变迁的集中体现。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出版《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同爱德华・肖同年出版《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标志着金融发展论的形成。根据麦金农的分析,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压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不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压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所谓金融深化,肖认为是指如果政府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可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简言之,金融深化就是整个经济中金融部门的发展和社会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因此,所谓金融压制和金融深化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20世纪90 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肖学派的观点。在实践上,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对理论模型的结果加以检验。(1)经济增长及政府行为对金融制度变迁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列文(Levine,1993)扩展了上述观点,在其模型中,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随着金融服务复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这种框架下,简单金融体系会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演变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另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市场的失败,政府行为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效率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善、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和规模经济的存在,竞争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将增加不稳定程度。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监管标准。完善的游戏规则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Stiglitz,1994)。(2)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于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对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作出全面而规范的解释。由于相关的文献很多,我们借用马乐科・帕加诺(1993)简易框架,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a.金融制度变迁――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更高比例的储蓄被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金融体系的第一种重要功能是把储蓄转化为投资。b.金融制度变迁――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配置效率提高―一经济增长。
二、国内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近几年来,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家尝试运用金融发展理论来对我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谈儒勇利用我国近几年的季度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深度指标M2/GDP 所反映金融中介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 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建议是大力发展存款货币银行。此后,国内学者发表了大量论文,如韩廷春(2001,2002),周立、王子明(2002),米建国,李建伟(2002)等相关著述。但他们都得出了一个与谈儒勇相似的结论,即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与经济增长指标(GDP)是负相关关系。这显然与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相悖,并与在其他国家得到的验证不符,其根源在衡量金融深化指标的选取上。首先,指标M2/GDP不能反映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或者金融深化程度,相反,它与金融深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它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抑制的反映。其次,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该指标在衡量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上已经产生了系统性误差。在指标选择上,史永东(2004),宾国强(1999)等直接利用国外成熟金融市场上的一些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周立(2002)、韩廷春(2001)等虽然考虑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但考虑的角度不同,指标设计带有主观性和不完备性,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还有些值得我们重视的研究成果。李广众运用计量分析表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扩大存款货币银行的规模,而必须提高提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曹啸等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我国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杜询诚(2002)比较了中国近代经历过的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制度模式,他发现在自由市场制度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平行”的;在垄断制度下,经济仰赖金融,而政府控制金融,金融市场不再具有自发创造性。韩旺红等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也表明,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马正兵则建立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并借助于此,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外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是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曾发挥了支持作用,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从金融部门抽取租金,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减弱的趋势,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多重均衡。并指出,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强金融部门的发展,特别是要优化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金融部门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从经济增长获得动力,实现融合全身发展与经济增长效应最大化。
三、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现状
徐笑波、邓英淘、张元红、张兵、朱建华、贾红岗等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都做过探讨。提出了金融相关率指标理论,该金融相关率指标(FIR)在数值上等于“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二者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分析了农村信贷资金与农村国民收人增长的相关关系。张元红(1999)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方法与前者类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通过对各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业务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农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标值显然大于农村实际金融资产数值。张兵等对上述指标所作的修正是用“农户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三者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同时以“农业GDP”指标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