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3 09:24:2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生银行前景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8月18 日，董文标辞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作为民生银行的长期领军者，十几年间，在董文标的带领下，民生银行从一家小银行发展成为全球排名第47 位的大型银行，创造了中国银行业高速健康发展的奇迹。
董文标也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的领军者之一，他的“中国本土经验与国际最佳实践相结合”的改革创新理念、“提前十年想、提前五年做”的战略转型远见和“特色银行、效益银行”的转型发展目标在中国银行业界获得了广泛认可。民生银行的改革创新实践引领了中国银行业商业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超常规发展的带头者
1991 年，在河南省银行管理学院任副院长的董文标调入交通银行郑州分行任行长，短短两年时间让郑州交行总资产从2 亿元增长到40 多亿元，跃居郑州银行业老大，创造了“郑州交行奇迹”；其后，董文标调入交通银行总行任执行董事，接下来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并出任第一任董事长兼总裁；1995 年，董文标受到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先生的邀请，参与创办中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任筹备组副组长。
1996 年1 月12 日，民生银行在北京成立，经叔平担任董事长，董文标被任命为副行长。从成立到2000 年，民生银行的发展并不很顺利，资产规模增长缓慢，不良贷款增加很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这个紧要关头，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赢得了从股东到管理层广泛认可的董文标，在2000 年4 月成为民生银行第三任行长。
董文标担任民生银行行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发展战略调整。民生银行把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包括电力、电信、路桥、航空等行业和这些行业的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因为这些行业都是大企业，信用非常好，贷款风险很低。在当时的状况下，可以说这是民生银行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必须进行的战略选择：走低风险快增长高效益的超常规发展之路。
在这个战略定位下，民生银行几乎所有资源都向规模扩张倾斜。几年间，民生银行在激励机制、风险管理、产品服务等方面做了很多创新，以适应这个战略定位。在这个背景下，从2000 年开始，民生银行的公司业务创新异军突起，快速跃居股份制银行前列，成为民生银行首次腾飞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董文标推动民生银行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起一线员工的创利积极性，实现多劳多得，同时还建立充分的保障机制，增进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员工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
就任行长之后，面对高不良贷款这一中国银行业的世纪难题，董文标开始在中国银行业率先推行独立授信评审体制改革，迈出了授信评审独立化、专业化的关键步伐，从而消除了巨额不良贷款产生的土壤。使得民生银行的资产质量在中国银行业率先达到了国际先进银行水平，打破了中国银行业高不良资产的魔咒。战略调整到位、机制优势发挥、独立授信评审，再加上2000 年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了40 亿元的资本金，这些都使得民生银行抓住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高速健康发展。到2006 年，民生银行总资产从2000 年的600 多亿元增长到7000 多亿元，创造了中国银行业的奇迹。
战略转型的先行者
虽然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董文标并没有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民生银行的高速健康发展，依然是采用粗放式、外延型的传统银行业增长方式，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面对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增长将难以为继，必须向集约式、内涵型的现代银行业增长方式转变。因此，2006 年7 月就任民生银行董事长之后，董文标开始考虑民生银行的转型问题。从2007 年开始，董文标又推动了民生银行全面的调整转型，向着现代商业银行的目标迈进。
董文标认识到，针对传统客户，首先必须摆脱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模式，通过提升客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和水平来留住客户、赢得客户的认同，这就需要实行专业化经营。因此，2007 年下半年开始，民生银行在中国银行业首家启动了公司业务事业部制改革，把高风险的公司业务从传统的总行─分行─支行“两级管理、一级经营”变为事业部“一级管理、一级经营”。虽然一开始受到了各界的广泛质疑，但是董文标用数据和业绩证明了事业部改革的成功。几年来，民生银行各事业部在专业化经营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让广大客户充分享受到专业化、特色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同时，依托专业化经营的优势，各事业部在风险控制、贷款定价、中间业务收入创造等方面成效显著，成为民生银行业绩持续提升的重要基础。
事业部改革之后，民生银行的支行不再从事公司业务，这也为董文标接下来推进民生银行的分支行转型奠定了基础。2008 年，董文标意识到中国近5000 万户小微企业蕴含着银行服务的巨大前景，决定全面进军小微金融服务这一蓝海，不再从事公司业务的支行成为民生银行全面开展小微金融服务的平台。面对传统小微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的世界性难题，董文标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小微金融服务理念，开创了一套全新的小微金融商业模式并进行持续升级，成功的破解了“成本高、风险大”的难题。从2009 年2 月全面进军小微金融服务到2013 年9 月末，民生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4000 亿元，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2 万亿元，小微企业客户数将近170 万户，贷款不良率只有0.52%。民生银行在小微金融服务上的成功不但引起了同业的效仿，也使得小微金融服务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和支持，董文标为中国银行业开创了一条小微金融发展之路。
到了2013 年，民生银行调整转型的成效已经充分显现，特色银行和效益银行已经初步形成，民生银行净利润已经跃居中国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第二，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等关键业绩指标名列中国银行业前茅。但是董文标并不满足，2013 年起，民生银行一方面推进2.0 版事业部改革，另一方面加速分行转型，大力发展小微金融和小区金融，实现业务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推动1.0 版民生银行全面进入2.0 版民生银行时代。
宁波银行、平安银行等最先开始转型的银行，能在市场整体低迷中业绩逆势增长，荣获 “最具投资价值银行”奖项
传统银行也在积极拥抱互联网，渤海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别是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行中的杰出代表，获得 “最佳互联网金融银行”奖项
随着移动金融需求的大爆发和大释放，手机银行前景广阔。民生银行和建设银行在这方面建树颇丰，双双荣获“最佳手机银行”奖项
为应对行业巨变的冲击，各家银行都在积极推出创新举措，中信银行、浦发银行走在行业前列，双双荣获 “最具创新力银行”奖项
粗放式以量取胜的发放信用卡模式已经过时，在产品创新、活动创新和服务创新方面，光大银行和广发银行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成功之路，因而双双荣获“最具创新信用卡银行”奖项
对于银行业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当下银行业面临的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宏观经济依然低迷，传统行业的不良贷款继续增加，银行面临利润下滑的窘况将成为常态;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行的传统利润来源――利差不断缩小，利润增幅减缓;随着政府对民营银行全面开闸，新兴民间力量注定会成为旧有格局的“搅局者”。
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第三方支付公司、小贷、社区银行、P2P等新兴金融服务主体，正在不断地向传统银行的核心业务领域渗透和包抄，逐步消解银行的客户基础，银行旧有的经营模式遭遇挑战。
但时常来说，危就是机。为帮助银行业更好地应对时代的巨变，国家已在政策上给予了银行业一定的松绑，银行业的束缚逐渐被打破。
6月24日，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银行资金成本由此下降，从而刺激信贷有效增长。
再往前追溯，6月16日，交通银行收到央行《交通银行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关于做好交通银行深化改革工作的通知》，其深化改革方案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同意。交行率先试点破冰，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这将为银行业注入一股活水。
银行本身也积极求变。在多种因素的倒逼与冲击之下，传统银行实际上已经行走在变革的大道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表示，现在我国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银行业必须改变经营模式，才能成功应对挑战。
各家银行都在竭尽所能，寻找新的业绩突破口，成效也是冷暖自知。《投资者报》一直关注银行业发展的每一步变化，积极在市场中寻找勇于革新并卓有成效的银行，希望它们的经验能给重重压力下的银行业带来启迪。
为此，“《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聚焦巨变时代下银行如何革新这一重大视角，对国内银行经营能力、服务质量、业务发展、创新举措等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客观公正地评选出20家最佳银行。
最具投资价值银行
宁波银行、平安银行
在经济增速放缓、不良贷款反弹、利率市场化的多重夹击下，投资者对上市银行业绩下滑早有预期，但是宁波银行、平安银行等最先开始转型的银行逆势增长，成为市场整体低迷中的一抹亮色。
今年一季度，宁波银行以16.6%的利润增速领跑同行。而在不良率方面，宁波银行已经连续五个季度没有上升。
在券商分析师看来，宁波银行盈利增速超预期，影响利润的关键指标也在纷纷好转，公司投资价值开始凸显。基于此，宁波银行荣获《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具投资价值银行”的奖项。
去年平安银行净利润实现30%的增长，成为股份制银行中增长最快的银行。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增长11.38%，高于市场对于银行业的预期，成为《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具投资价值银行”的获得者。其中，平安银行在不良风险方面整体可控，存贷款都在稳步增长。
此外，平安银行业务转型加速。例如持续利用综合金融的优势，重点部署同业、投行、小微等业务领域，同时持续稳步推进大零售发展战略。中小企业线上平台“橙e网”注册客户29.59万户，较年初增长35.40%;个人客户手机银行“口袋银行”目前拥有639万客户，较年初增长18%。
最佳互联网金融银行
渤海银行、工商银行
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如火如荼，传统银行也在积极拥抱互联网。
作为全国股份制银行中在互联网方面表现突出者之一，渤海银行一直不遗余力地搭建“互联网+”战略网络，并借此不断赶超同行，获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佳互联网金融银行”奖项。
今年4月份，渤海银行推出了“好e通”直销银行。直销银行是渤海银行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短信银行与智能银行之后在“互联网+”战略上布下的又一个关键棋子，直销银行的推出带来了更智能化的操作和更优秀的用户体验，将助推渤海银行“互联网+”战略模式的转型升级和整体服务品质的全面提升。
在国有大行中，工商银行在今年3月份正式了互联网金融品牌“e-ICBC”，成为国内第一家互联网金融品牌的商业银行。
工行的“e战略”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融e购”电商平台，对外营业14个月时间，注册用户已达1600万人，累计交易金额突破1000亿元，交易量进入国内十大电商之列。工商银行也由此获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佳互联网金融银行”的奖项。
最具改革力银行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交通银行可以说是上半年内最受关注的银行之一，期待已久的银行业混改大幕即由其揭开。交通银行由此获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具改革力银行”奖项。
交行董事长牛锡明将12条混改举措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型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国有股仍然要占控股地位，现有股权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以及民营资本、员工持股等内容;第二是深化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包括三项内容，即用人薪酬考核机制的改革、建立发展责任制和建立风险管理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是经营模式的转型和创新。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传统的经营模式都要转型和创新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作为股份制银行的龙头招商银行如今正在进行第二次转型。2013年初，田惠宇担任招行行长之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新一轮改革，对内部部门架构进行调整，并确立了“轻型银行”、“一体两翼”等战略。4月份，招商银行也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迈出了“混改”第一步，由此招商银行也获得了《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具改革力银行”。
最具创新力银行
中信银行、浦发银行
为应对宏观经济低迷、利率市场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各家银行都在积极推出创新举措，中信银行、浦发银行走在行业前列，双双荣获《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具创新力银行”称号。
在零售等传统业务的转型与创新方面，中信银行一向积极主动。2014年行长李庆萍到任以后，对大零售战略、二次转型下了很大功夫，值得注意的是，中信银行也加强了零售产品创新和推广力度，“薪金煲”、“房抵贷”、网络贷款、信用卡贷款等零售产品相继推出。
浦发银行也不断在业务创新上下功夫。早在2012年，该行就将移动金融等电子银行服务列为全行重点突破领域之一，在业内率先从战略上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性和发展方向。
例如，信用卡业务被称为该行“最具互联网基因”品牌，2014年高达35.71%的发卡量让同业望尘莫及。
今年7月7日，浦发银行还正式对外推出“spdb+”浦银在线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该平台将串联和整合浦发银行集团内银行、基金、信托等资源，立足整个集团，打造与线下无差异服务的全新“线上浦发银行”。
最佳小微金融银行
北京银行、华夏银行
小微企业成为眼下金融机构竞相争夺的市场，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一直走在行业的前列，因此双双获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佳小微金融银行”奖项。
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北京银行探索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合作模式，并从全行战略层面，创新推出小微企业“四单管理”，即单设机构、单列计划、单独管理和单独考评，确保小微贷款顺利实现。
目前，北京银行为1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累计为近3万户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过1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2200亿元，占北京市场份额的1/3，位居同业领先水平。
华夏银行也是一直立足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的战略定位，为小微企业提供个性化、规模化和专业化金融服务。例如，2010年7月份推出的“商圈贷”，创新多种担保方式，以信贷业务为切入口，为商圈内的小企业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华夏银行推出了“年审贷”。顺应互联网时代，华夏银行还推出了“平台金融”，为大、中、小型企业提供全面的、个性化的电子金融服务。
最具创新信用卡银行
光大银行、广发银行
粗放式以量取胜的发卡模式已经过时，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走出一条差异化道路？各家银行都在努力寻找答案。
光大银行信用卡应时创新，通过产品创新、活动创新和服务创新，赢得了互联网时代下的用户。
2014年年报数据显示，光大银行信用卡全年新增交易金额7940亿元，比上年增长36%;时点透支余额为1396亿元，同比增长33%;实现营业收入144亿元，同比增长36%。由此摘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具创新信用卡银行”奖项。
广发银行信用卡也一直以创新和市场细分领跑于中国信用卡市场，因此获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具创新信用卡银行”奖项。
截至2015年，广发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近3500万张，新增发卡量同比增长近四成，增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广发信用卡注重创新，推出车位、购车大额分期业务;充分利用电商、微信平台加强与客户互动，更关注客户体验，与业务转型前相比，营销合作商家的数量、营销活动都增加了50%以上，“广发日”、“逢双有折”等系列活动为持卡人带来了多元化的增值服务。
最佳手机银行
民生银行、建设银行
随着移动金融需求的大爆发和大释放，移动金融快速发展，作为其核心代表的手机银行前景广阔，各银行纷纷布局移动金融领域。
去年，一共有10家上市银行公布了手机银行用户量。股份制商业银行手机银行用户增长率明显高于四大行，民生等股份制银行的手机银行用户量均实现翻番。
自2012年民生银行试水移动金融，该行手机银行业务就进入高速增长通道，到今年7月客户数已突破1600万，在股份制银行中遥遥领先。特别是踏入2015年，民生银行还持续发力小微移动金融，积极探索“互联网+”新模式，保持了在银行业中强劲的竞争力，由此摘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佳手机银行”奖项。
在2014年上市银行年报中，有7家银行公布了手机银行交易额。其中，建设银行基于庞大的用户量，其手机银行交易笔数和交易额均是最高的，分别达到了30.42亿笔、7.38万亿元，交易笔数和金额同比增长155.1%、101.35%，因此同为《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佳手机银行”获得者。
最佳普惠金融银行
农业银行、邮储银行
对银行业来说，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个发展新机遇。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双双获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佳普惠金融银行”奖项。
作为我国农村金融的骨干和支柱，农业银行历来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不断探索新的服务渠道和服务方式，在扩大“三农”服务覆盖面、有效提升服务水平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大力实施金穗惠农通工程，不断改善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二是持续提升对农民的金融供给，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三是认真做好商业化金融扶贫工作，保证最弱势群体享有金融服务权利。
邮储银行在普惠金融方面发展也不错。邮储银行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的战略定位，坚持创新发展，强化风险管理，注重信息技术，践行促进金融平衡发展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社会责任，实现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
截至2015年5月底，全行累计发放小额贷款超过万亿元，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超过2.3万亿元，为800多万农户和1200万户小微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担当起“三农”金融服务生力军与县域小微金融服务的主力军。
最佳电子商务银行
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电商的蛋糕已越做越大，银行业在各种压力、动力的作用下亦开始试水电商领域，工行的融易购，建行的善融商城等银行电商平台陆续上线，两者双获《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佳电子商务银行”奖项。
2012年6月18日，建行电子商务平台“善融商务”上线。对国有商业银行转型互联网金融却有“开局”的意义。与天猫、京东等电商的B2C模式不同，建行分为两条路径：企业商城的B2B模式和个人商城的B2C模式。上线三年，建行善融商务平台累计入驻商户超过5万户;2014年，善融商务全年累计成交额近500亿，交易笔数超过200万笔。而如此漂亮的数据来源于建行积累了大量商户基础，同时融资产品丰富，可给入驻商户提供便捷的供应链融资。
此外，2014年工行推出的“融e购”当年全年交易量突破300亿，短短一年时间就进入了十大电商之列。数据显示，被工行称为互联网转型三大平台之一的“融e购”电商平台的交易额数字已经累计突破1000亿元。根据工行方面所给出的信息，理财产品、汽车、信息消费、3C数码是“融e购”平台中消费量最大的几个领域。
最具竞争力区域性城商行
南京银行、重庆银行
城商行由于船小好掉头，在银行业整体低迷的情况下逆势增长，南京银行、重庆银行双双获得《投资者报》第二届最佳银行评选之“最具成长性城商行”奖项。
南京银行去年盈利56亿元，同比增长25%。今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73亿元，同比增长24.86%，盈利增幅领衔16家上市公司。
截至2014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到5732亿元，增幅为32%。在存款流失的大趋势下，南京银行存款总额却大增41.58%。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金融理财；中小企业客户理财；理财产品
一、中国银行业理财冲击波
金融理财是通过储蓄、贷款、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渠道，对个人（家庭）的资金和负债资产的科学管理和运作，以提高财产的效能，实现个人（家庭）的人生目标的经济活动。银行理财则是指银行利用自己掌握的客户信息与金融产品通过分析客户自身财务状况，以了解和发掘客户需求，制订客户财务管理目标和计划，并帮助选择金融产品的实现客户理财目标的一系列服务过程。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个人理财业务增加迅速。客户对银行理财业务的需求随之增加。国家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约有70%的居民希望得到理财顾问的指导和咨询。国际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几乎百分之百的人们在没有得到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咨询时，一生中损失的个人财产从20%到100%之间。目前200多家外资银行已经介入中国金融市场，各家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新兴股份制银行都正在不断开发和推出自己独具特色的银行理财产品。在过去6年的时间里，中国理财业务每年的市场增长率达到了18%.未来10年，我国个人理财市场将以年30%的速度增长，大约40%的“私人客户”持有4种或更多的金融理财产品。据我国有关部门预测，2005年全国理财的市场规模就达到了2000亿元左右，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和创造利润的空间。理财业务将像银行存取款、汇款一样成为银行的一项标准服务项目。像招商银行的“金葵花”理财、光大银行的“阳光理财”、广发银行的“真情理财”、民生银行的“非凡理财”等，正以各自的特色和超时空服务吸引着各个高端客户的眼球，丰富着银行理财市场。他们正在尽可能全面的、科学的、多元互补和动态跟进的理财服务，使客户实现终身快乐的理财目标；获取家庭和个人财务的最大自由。总之，这些银行正通过自己的理财智慧为客户进行着美好的人生财富规划。
二、城市商业银行的理财现状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自1995年开始组建以来，目前已经达到了118家，虽然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仍存在着规模较小、人才不足、科技手段滞后、资本充足率低下、不良贷款多、风险管理手段落后、金融产品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对金融理财业务还处于朦胧状态，银行理财产品几乎空白。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银监的要求下，为扩大中间业务收入仅仅做一些保险、基金、信托业务等初级理财产品。城市商行的理财观念有待灌输，理财市场有待定位，理财产品有待研发，理财渠道有待拓展，理财原则有待确立，理财人才有待培养。总之，城市商业银行要想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做出自己准确的理财市场定位。
三、城市商业银行的理财定位
城市商业银行是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后，绝大多数的城市商业银行将属于地地道道的小银行。“立足地方，服务市民，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定位的思维模式在未来的十年内不会有大的突破。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
城市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必须服务并服从于自己的市场定位。即在巩固现有客户关系的同时，发现和挖掘潜在客户。通过市场细分，找准目标市场，进行目标营销，实现差异化和个性化服务，“一个人一个尺寸”。懂得谁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服务主顾，然后由专业理财人员对其进行信息搜集、整理与评估，分析客户的生活、财务现状，依据客户理财目标，帮助其制定出可行的理财方案。总之，为中小客户和城市居民理财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基本理财定位。
四、当前城市商业银行的理财策略
（一）理财对象：为中小客户理财
首先，这是由城市商业银行的综合实力决定的。目前，全国现有城市商业银行118家，其中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多在500亿元以下，它们还都属小银行之列。从当前情况看，其经济实力，人才资源，科技支持，研发能力，理财工具等都不具备同工、建、中、交、农、招等大中型银行竞争的能力，更不具备同花旗、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竞争的实力。不能为高端客户进行理财，是城市商业银行的硬伤。
其次，这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决定的。中小客户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基本客户群，中小客户需要理财。据有关资料显示，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了26年。这种势头还在继续，GDP、人均收入、存款余额等这些对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个人家庭财富积累产生重大影响的指标都大幅度地增长。前25年，国民收入就提高了22倍以上（名义增长）。同时，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体制等改革也使人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通过综合安排，确保自己日后生活在理财方面达到独立、安全和自主，更好地享受生活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富裕起来的中产阶层及广大的城市居民为城市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理财市场。以年均30%高速增长的理财需求，也要求城商行必须把握机遇，细分目标市场，为中小客户理财。
（二）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应以理财业务和联合运用开发为主
从目前全球银行理财产品的现状看，品种极为丰富。各种理财产品相互组合，分散风险，依照客户理财目标，“可控风险，追求最大利润”是银行理财专家理财的基本原则。
从城市商业银行的现状看，理财队伍的理财艺术刚刚处于“萌芽阶段”或“幼稚园阶段”（夏保罗语）的起步时期，“稳健经营”是首要原则。理财产品的选择可分步进行。
首先，低风险，低收益产品。如目前部分城商行正在营销的产品：保险，债券、基金均属初级理财产品。
其次，逐步介入自己相对熟悉收益较大的产品。如股票、信托和房产投资业务。随着理财人员经验的丰富，不断介入高风险，高收益理财产品。银行理财业务本身就是智慧（知识）、判断，经验和胆识（眼光）结合的结晶。准确的产品选择是理财客户取得稳定收益的保障，而收益的增长又是取得客户信任，增强客户忠诚度的基础。理财产品应及时推出。
再次，联合开发和创新新的理财产品。目前，从综合竞争力来看，城市商业银行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有精力和实力创造出高端的理财产品组合。据有关资料表明，发行100万张银行理财卡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点。而从中小城市商业银行所处的地域环境看，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在100万人左右。每个城市人均持有一张同一银行的银行卡是不现实的。因此，自行发卡不是明智选择。而同大中型银行联合推出理财产品，既能节约成本，又能提高效率，满足客户需求。联合开发有三个渠道：一是与新兴的股份制银行联合。他们的理财卡已形成品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区域内城市商业银行联合。如唐山、秦皇岛、张家口、廊坊等商行同石家庄商行共同运用石家庄商行的“如意卡”的小范围的联合，初步形成了合力，利于市场发行和竞争。三是在银监会或中国银行业协会的协调下，共同研发“中国城市商行业理财卡”，实现互惠共赢。
（三）营销渠道：发散式营销为主要模式
发散式营销是指在银行现有客户的基础上，通过客户经理或理财专家的指导和努力，使现有客户带动潜在客户，从而达到客户倍数增长的营销模式。城市商业银行经过近10年的发展，都培育了众多的基本客户群。许多客户正是在城商行的业务支持下由小到大迅速发展，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收益。他们也以城市商业银行偏平化的管理模式，方便快捷的决策等灵活的机制，成了“赶不走的客户”，培育了相互的信任感和忠诚度，客户关系十分融洽。因此，在划分目标市场时必须首先熟悉市场所在的物理环境、情感环境、文化环境与智力环境。在此基础上，市场细分，选准目标客户。这样，理财的基础市场才会尽在掌握之中。如果营销方式得当，他们的上下游客户，乃至上下游客户的客户，就会从潜在的客户迅速转变为现时客户。
（四）理财目标：客户满意，保本微利为原则
2007年1月份，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开放，竞争将更加激烈。中资银行、外资银行间的相互参股和并购日益显现，实力强大银行的金融服务品种会越来越丰富，城市商业银行的边缘化地位更加严重。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就必须有明确的市场定位，有自己的目标客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有自己的强势产品，而理财成为了各家银行竞争的主要手段。但是，城市商业银行在理财方面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虽然城市商业银行理财的终极目标是增加业务收入，提高盈利水平，但是近期目标应以“客户满意、保本微利”为理财的基本原则。一是稳定现有客户，使其财富在城商行的管理下照样能不断增值，以加强客户关系，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二是通过理财，增加客户资产的额外价值，提高城商行超值服务水平，激发客户对金融理财产品的需求，培养成长型客户；三是树立理财服务典型，扩大潜在客户，从而提高城商行在中小客户中的市场占有份额；四是在优质的客户稳步增加或减少流失的基础上，加快特色金融理财产品的创新，使城商行逐步走向精品小银行之路。
（五）理财关键：打造精英的理财团队
银行理财对城商行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可怕的概念，可怕之处在于缺少理财的主体———人才。打造精英的理财团队已是当务之急。
首先，培训人才。中国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正呼唤着我国金融理财师的出现和发展。为了迅速培养合格的理财专家，2003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第五批53项职业标准中，理财师正式被纳入了国家职业大典中。2004年12月11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通过了《金融理财师考试认证暂行办法》。2006年，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又正式成立。这为我国理财师快速培训成长奠定了基础。城商行必须赶上这班车，加快理财人才的培养。
其次，长留人才。人才是现代社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承认人的需求，满足之；尊重人的个性，容纳之；重视人的价值，实现之；开发人的潜能，利用之；鼓励人的创造，奖励之。”这是招商银行的人本理念，也是他们的致胜之本。花旗银行前总裁史蒂尔曼。洛克菲勒在1965年就指出：“如果我们把最近这几年里所做的事情全部放倒，然后再把它们重新拼在一起，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所倾注最多的精力，花了最多的时间，并且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的事情是———人的问题，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在花旗银行人员的招聘、录用、培训、岗位安排和发展，总是排在第一位的。”比人才更重要的是能人，而在人才的使用上，花旗银行前亚洲区资产融资部总裁，现任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会长夏保罗说：建立激励制度最重要，花旗银行为此实行了“九方格图”绩效考核制度。“重用人才、重奖人才、尊重人才、长留人才”是花旗银行的选择人才观，与招商银行同工异曲。这也是现代银行的成功之道。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要使自己的团队成为精英团队，在金融市场中有优势兵力，强打猛攻，最大限度地提高理财市场占有率，培养人才，长留人才是致胜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田文锦。金融理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可转换债券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衍生 金融 产品，它赋予债券持有人在一定时间内按照一定比率(转股比率)将债券转换成公司普通股股票的权利。除了一般的转股权之外，可转债还包含着许多路径依赖期权。这些期权主要有：持有人在一定条件下将债券按照一定价格回售给发行公司的期权(回售权)，发行人在一定条件下调整转股价格的期权(转股价调整权)，以及发行人在一定条件下赎回可转债的期权(赎回权)。
可转债发行条款的设计，是发行公司利用可转债融资的意思表示，它界定清楚了发行人与投资人的权利和义务，更确切的说是界定清楚了流通股股东、非流通股股东与投资人三者之间的损益关系。基于控制权利益，本文根据2000年至 2004年我国35家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条款的设计，对可转债5个主要条款做如下 分析 ：
(一)债券条款的设计
对投资人来说。可转债的收益特点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下有底，上有顶”。“底”是极为明确，就是可债券的纯债券价值。债券条款是对可转债包含的纯债券价值部分的要素限定，主要包括发行额、发行期限和票面利率三项，其中票面利率的确定及其支付方式是 影响 债券条款的关键因素。从可转债发行额的总量来看，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很快。其中，2000年为28.5亿元，2002年为41.5亿元，2003年为185.5亿元，2004年为209.03亿元。从可转债发行额的一般特征来看，发行额最大的是招行转债65亿元，最小的是山鹰转债仅为2.5亿元，两者相差26倍；35家可转债的平均发行额为13.27亿元。关于发行期限的设定，有31家选择了5年，仅有4家选择了3年。在2000至2004年期间，可转债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的改变最引人关注。2000年和2002年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年利率较低，在0.51%—1.8%之间且每年支付一次利息。但2003年和2004年可转债票面利率的确定及其支付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2003年发行的16家转债中有12家选择了逐年递增的浮动利率方式，仅有4家选择了固定利率方式；此外，还有8家附加了利率到期补偿条款。而2004年发行的12家转债中全部选择了逐年递增的浮动利率方式且有7家转债附加了利率到期补偿条款。
在发行额和发行期限不变的情况下，可转债从每年支付一次的固定利率方式改变为逐年递增的浮动利率且到期补偿的方式，明显地增加了可转债发行人的融资成本。导致可转债利率及其支付方式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由于我国股市受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预期的影响，投资人对股市前景不看好，股价持续走低，导致具有股票期权特性的可转债一级市场发行受阻，投资人认购的积极性不高。中签率直线上升，其中燕京转债导致承销券商包销余额过半。面对我国可转债市场的严峻形势，为了实现控股的非流通股股东融资最大化目标，发行人无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大幅度修改发行方案。为了吸引投资人，在债券条款的设计中，采用了票面利率逐年递增和到期补偿的方式。考虑wto与利率波动因素，在可转债条款设计中加入利率浮动条款，以保护发行人与投资人的利益是必要的。但由于可转债具有期权性，转债利率通常低于纯债券利率。国外可转债的发行一般只有垃圾债券才采用高利率，而我国可转债的信用相对较高，且可转债到期期限最长的只有5年，受利率变动风险的影响相对有限。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采用低成本融资才是理性的选择。但在非流通股股东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发行人通过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的变化提高融资成本，虽会影响控股的非流通股股东的现金流价值但其控制权利益不受影响，控股的非流通股股东现金流价值的损失能够得到控制权利益的补偿，最终对控股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来说没有实质性影响；而流通股股东只有现金流价值没有控制权利益，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二)转股条款的设计
转股条款涉及转股期、转股价和初始溢价率三项 内容 。我国《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结束6个月后，持有人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随时转换股份”。在2000—2004年发行可转债的35家上市公司中有30家把转股期设定在发行结束6个月后，仅有5家把转股期设定在发行结束12个月后。我国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与国际上通行的一致，即以发行前一个月或一周的股票收盘价的平均值为基础，再上浮一定比例作为转股价格。为了吸引投资人，确保可转债成功发行，发行人把可转债的初始溢价率定的很低，2000年平均初始溢价率为4.44%；2002年为4.8%；2003年迅速下降到1.0257%；2004年为1.3%。从35家可转债初始溢价率的一般特征看，初始溢价率最高的是燕京转债10%，而初始溢价率在0.1%-0.5%之间有19家之多。过低的初始溢价率使得可转债逐渐蜕变成一种变相的增发。侵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在核定的融资额度内，初始溢价率低，可转股的数量就多，流通股的扩容压力就大。
截至2004年底，我国可转债市场上交易的可转债有31只，根据31只可转债的发行规模与初始转股价格模拟 计算 ，如果转债到期全部转换成股票，流通股股本的增幅远高于总股本的增幅(如图1所示)；此外，考虑到转股价可能不止一次的向下修正，流通股股本的扩容比率就会相应增大很多。以民生银行的可转债为例，总规模为40亿元，按初始转股价格10.11元计算，如全部转换，则流通a股将增加39564.79万股，占民生银行52325万股流通股本的75.61%，而民生银行总股本的增幅仅为15.30%。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进行再融资，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回报不能弥补因股本扩张对业绩的稀释时，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伴随转债转股，将再次受到侵害；由于控股的非流通股股东股权不流通，控股的非流通股股东的控制权利益*以及现金流价值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三)回售条款和转股价特别向下修正条款的联动设计
回售条款为投资人提供了一项安全保障，当股价过低、转股可能性极为渺茫时，投资人可以将手中的转债按约定的价格卖给发行人；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是投资人向发行公司转移风险的一种方式。而转股价特别向下修正条款虽是发行人拥有的一项权利，但其主要目的是保障投资人在持有期内，由于标的股票价格持续走低而无法行使转换权利时，仍能在约定的时点进行转股价格的重新设定，促使调整后的转股价接近于当时的股票价格，鼓励转债投资人选择转股来获利。通常回售不是可转债投资人愿意接受的价值实现方式，但重要的是，当发行人把可转债融资作为一种“后门权益”时，回售的发生更是发行人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转股价特别向下修正条款虽是发行人拥有的一项权利，但并不是说达到设定的条件，发行人就必须执行。在没有回售压力的条件下。发行人不会主动向下调整转股价格。只有当发行人面临回售压力时，才会修正转股价，使转债的价值超过回售价格，从而诱使投资人放弃回售权。
35家可转债发行条款中绝大部分(仅有机场转债和钢钒转债是无条件回售)都做出了如下规定，在回售期内，当公司股票价格连续1个交易日低于转股价格的一定比例(如70%或80%)时，投资人有权按照规定的回售价格将转债回售给发行公司。同时，为了避免投资人将转债回售给发行公司，实现转股的目标，35家可转债发行条款全都规定了，当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n2(n2<n1)个交易日低于转股价的一定比例(如80%或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一定的幅度内下调转股价。董事会一般1年内只能调整1次，但股东大会通常有权超过上述幅度和次数进行调整。转股价特别向下修正条款的触发条件，不论是交易日时限上的要求，还是股价走低幅度上的要求，均要松于回售条款。当股价持续走低时，转股价特别向下修正条款首先得到满足，其后才是回售条款。这时发行人根据实际情况，在回售条件满足之前对转股价格进行修正，使回售条件处于“失效”状态，避免了投资人回售给公司带来的财务压力。这样，投资人无法行使回售权，回售条款对投资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由此看出，回售条款和转股价特别向下修正条款虽是保护投资人利益的两个重要条款，但现实中我国可转债发行人对上述两个条款的联动设计，使其成为实现控股的非流通股股东融资最大化目标的服务手段，对投资人利益的保护并没有落到实处。此外，发行人调低转股价催促投资人转股的同时起到了下拉股价的作用，这就使附有可转债的a股股价上涨困难，因此也就损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没有实质性的 影响 。
(四)赎回条款的设计
赎回条款是给可转债发行人设定的一项权利，在赎回期内，当公司股价持续超过转股价的一定比例时，发行人有权按照小于转换价值的回购价格赎回发行的可转债，促使转债投资人主动转股，把投资人的收益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没有赎回条款，理性的投资人不会主动转股，投资人的收益完全取决于股价的涨幅，并不存在收益上限的“顶”(如图2所示的赎回价格线)。
目前 35家可转债中有34家对赎回条款做出了相似的规定，在赎回期内，当公司股票价格连续n3个交易日超过转股价的130%时，公司有权按照一定的价格(如转债面值加上当年利息)在一定的时期内(赎回通知期一般为30天)赎回该转债，截止2004年仅有3家可转债行使了赎回权。发行人通过实施赎回条款，迫使转债投资人提前转股，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转债的回报率，使投资人在遇到股价大幅上扬时只能获取有限的增长利润。这符合所有股东的利益，并节约了可转债的利息成本。由于流通股股东的现金流价值与股价的涨幅直接相关，股价上扬时赎回条款的实施效果和股价持续走低时转股价向下修正条款的实施效果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影响截然相反。相对较高的转股价格和相对较低的流通股股本扩容压力对流通股股东较为有利。但目前我国股市受国有股减持及全流通 问题 的影响，希望通过股价上涨满足并实施赎回条款，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可能性非常小。
二、结论
一、目前人民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问题
(一)控制环境方面，内控文化、激励约束机制、会计组织结构、会计人员素质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1内控文化存在欠缺。人民银行以行政管理为主，内部控制设计、运行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员工把内部控制与规章制度等同，认为内部控制就是建章建制而忽视了内部控制的本质内涵。有的缺乏内部控制具体的执行落实，内部控制执行不到位。
2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目前人民银行由于体制问题，存在一定的“大锅饭”现象。考核奖惩制度及力度远不如商业银行健全；会计人员在培训、晋升等职业发展上的机遇相对较小，导致部分人员情绪懈怠，少部分人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另外，由于县支行的前景长期不清，人员日趋老化，造成员工思想茫然，缺乏归属感。
3会计组织过于分散。目前人民银行的会计核算与管理分散于会计财务、货币金银、国库、营业等多个部门，要求各不相同，标准难以统一。在编制全行会计报表时，由于需要汇总多个部门的数据，报表容易出现偏差。
4会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近年来人民银行会计核算和支付清算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电子化、网络化、集中化的发展趋势，会计分工日趋细化，许多会计人员仅对自己从事的某一小类业务熟悉，缺乏对于整体业务的认知。
(二)风险评估方面，重制度，轻风险评估的倾向存在
在内部控制“五要素”中，风险评估是控制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保证内部控制动态有效性的关键要素。在人民银行，制度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行为”的长效管理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与不断完善。制度的风险控制效果与风险评估具有紧密的联系：当某项业务运行前，需要进行详细的风险评估来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当该项业务运行后，仍然需要定期与不定期的风险评估来不断修改完善制度。
但现实中，人民银行在制度制定后往往忽视风险评估，仅仅强调制度的执行与落实。制度制定时，也许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针对各种风险的考虑设计比较全面，但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风险的产生范围和表现形式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不进行及时的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制度进行及时完善，制度的风险控制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三)控制活动方面，制度执行不到位问题仍然存在，岗位制约有待加强
与商业银行相比，人民银行部门间相互约束控制的有效性差，控制活动方面，制度执行不到位问题仍然存在，岗位制约有待加强。
(四)信息与沟通方面，多个会计核算系统相互独立，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1多个会计核算系统并存，风险点成倍扩散。由于会计业务分散在多个部门，在推广会计核算电子化的过程中，各部门纷纷开发各自业务的会计核算系统，造成系统众多，每个系统都有相似的风险点，风险点成倍扩散，风险控制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成倍增加。并且，这些系统的业务需求由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独立闭环设计，许多系统之间缺少数据转换接口，互不支持，会计信息相互割裂。
2多个会计核算部门并存，横向信息沟通不畅。由于存在多个会计核算部门，这些部门都以条线管理为主，同级行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信息相对封闭，会计信息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虽然许多分支机构都制定会计联席会议制度，但是该机制主要是就重大会计工作进行协调，日常会计信息缺乏制度性、常规性的沟通渠道。
3会计内部控制信息缺乏报告制度，纵向信息不对称。在打击会计舞弊、保障财务报告质量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内部控制信息报告与披露的重要性。通过内部控制信息报告与披露，可以降低报告主体与报告接受方的信息不对称，促进报告主体定期对会计业务进行风险评估，从而相应采取更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但是，迄今为止，人民银行还没有会计内部控制信息报告制度，上下级单位之间在会计内部控制信息上存在信息不对称。
二、加强人民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思考
会计内部控制建设不能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的指导下，按照有效性、全面性、及时性、合理性的原则进行系统性建设。同时，会计内部控制作为会计管理的一部分，应当纳入“大会计”管理框架，由会计部门牵头，国库、支付、营业、发行、事后监督等部门参加，各部门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共同建设。同时，内审部门作为全行内部控制建设的牵头部门，应当负责对会计内部控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监督与评价。因此，针对人民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结合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笔者提出以下思考。
(一)加强会计人员教育，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会计人员的责任心、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
会计内部控制关键靠“人”，要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构建学习型队伍，加强员工的思想、作风和能力建设，加强金融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的教育和培训，培养员工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正确的价值观念、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增强员工的风险防范能力，促使员工能够自觉堵塞业务流程漏洞，实现员工的自觉行为与制度约束的有机结合。
加强会计人员的岗位培训与考核。定期进行岗位知识测试，培养员工学习新业务、新知识的自觉性；对于会计主管及其B角，应当定期进行全面业务考核，在一个部门内至少培养两位全面型会计业务能手。
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和明确的奖惩措施，制定问题整改和责任追究制度；尽快对县支行定位进行明确，提高县支行员工的归属感与荣誉感；在奖优评先、职称评定等方面向会计类岗位适当倾斜，激发广大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改革会计组织机构，会计核算“横向集中”，实现由“部门会计”到“流程会计”的转变
为改变会计核算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造成的会计管理困难、风险可控性差的弊端，以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先驱，国内商业银行近年来纷纷开展业务流程改造，将会计业务集中处理，分离前后台核算业务，实现由“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转变，这一经验做法值得人民银行借鉴。
人民银行近年来进行了上下级行会计核算业务的“纵向集中”，但是并未进行同级行会计核算业务的“横向集中”，这直接导致了上文中罗列的一系列问题。从长远改革目标来看，“横向集中”必须实现，为此应当进行相应的会计组织机构改革，将目前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的会计核算业务统一剥离出来，设立集中处理所有会计业务的综合运营中心和集中监督所有会计业务的会计监督中心，实现“一部基本制度，一套核算系统，一本账簿报表，一个监督平台，一个窗
口服务”，加强会计统一管理，增强风险可控性。
综合运营中心将集中目前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会计核算业务，可以按照业务性质和种类设置相应的柜组，集中处理同类会计业务：前台柜员统一负责受理客户提交的业务并进行柜面审核，将记账信息输入业务核算系统，及时向客户反馈账务处理结果；后台系统负责处理前台输入信息和由支付系统、同城票据交换系统、财税库行联网系统等接口转入的账务信息，完成综合核算。原来同时负责会计核算的职能部门将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前台柜员受理的业务进行政策性、合规性的审核把关，对超出柜员操作权限的业务进行授权处理。
(三)重视风险评估．加强信息沟通渠道建设，建立会计内部控制信息报告制度
风险评估之所以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原因在于员工的风险意识不强，缺乏激励引导机制和有效的反映渠道。无论是操作者还是检查者，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就可以几乎完全免责，员工缺乏动力去进行风险评估，即使发现了一些问题也缺乏能够引起重视的反映渠道。
因此，要加强风险评估，首要工作就必须增强员工的风险意识，采取恰当的激励措施鼓励员工进行风险评估，如在考核指标中专设“风险评估”一项内容，对于提出有效建议的单位与个人进行奖励。
同时，要拓宽信息沟通渠道，促使会计内部控制信息沟通的制度化。比如，分行在对外《金融运行报告》、《金融稳定报告》、《金融服务报告》三大报告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对内《风险评估报告》，由各相关部门轮流主编，按季度，通过该载体，促进在全行形成重视风险评估的良好氖围，增加风险评估的有效沟通渠道。
在同级行各部门之间，以会计工作联席会议为纽带，由会计部门牵头组织各参与部门之间的沟通，在定期召开的会计工作联席会议上增加“风险评估”的固定议题，由各部门报告交流各自在上一时期的风险评估状况；在上下级行之间，建立会计内部控制信息报告制度，下级行定期向上级行报告会计内部控制建设情况，以定期报告这种制度要求促进各级行加强风险评估工作。此外，还须加强突发风险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快速通道，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四)紧抓制度落实，加强相互制约，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监控体系
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仍然是会计内部控制的第一要求。要根据内部牵制的原则，合理定岗定责，在岗位设置上切合业务范围和业务处理需要，体现“责、权、利”相结合，坚持不相容岗位相分离，杜绝违规兼岗、替岗现象，加强岗位交流轮换，对于人员紧缺的县支行可以试行异地轮岗制度。要规范业务操作，实行流程控制，通过制定严谨的业务处理流程来控制业务处理环节中的风险重点，不允许会计人员逆程序或省程序操作，业务处理在相关岗位和相关部门之间传递时，实行权责对等，确保流程控制的有效性。
要合理设置各个部门、各级岗位的职责权限，严格实行一般事项分级审批、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在目前集中采购、公务活动管理信息通报制度的基础上，合理加大公务信息公开的范围与力度，将相关决策过程和结果阳光化，以阳光化来抑止违规行为。
要构建以核算部门内部监督、会计部门检查监督、内审部门审计监督、纪检部门党内监督、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等为内容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监控体系。整合监督资源，完善监督机制，合理确定各部门监督职责与范围，统一编制监督计划，统一调配监督人员，根据监督内容联合部署，实施多部门联合检查，减少重复检查次数，提高监督效率与效果。
(五)加快电子化建设，开发综合会计业务系统，提升会计管理信息化水平
要注重计算机在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中的运用，逐步整合现有的多个会计核算业务系统，开发综合会计业务系统和会计监督系统，提升会计管理信息化水平。
“隔夜拆借利率超过30%！”一位政策性银行资金运营部总经理感叹，这是可以载入中国金融市场史册的严重异常！是的，这就是被视为中国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基准利率之一——上海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在6月20日创下的纪录，一时全球轰动，各方风声鹤唳。
6月20日，上海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涨578.4个基点，收于13.444%；七天期回购利率上涨292.9个基点，收于11%；一个月期限回购利率上涨178.4个基点，收于9.4%附近。当天临近收盘，隔夜拆借利率创下高达30%的罕见交易纪录，七天回购利率也一度飙升到28%。而在中国，符合法律保护的高利贷也仅为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即年化回报率为24%。
中国人民银行自6月以来就一贯持续收紧公开市场流动性，自身流动性风险管理较差的机构风险暴露，众多银行间机构，尤其是中小商业银行需要借入资金以满足头寸需要，但作为主导借出方的国有大银行却选择了谨慎借款。一时间，供需双方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严重不平衡，银行间拆借利率因此猛涨。
6月21日起，虽然上述利率迅速回落，但短时间的流动性紧张引起其他金融市场恐慌。一项事后证明为乌龙的某国有大银行违约传闻，一度蔓延到整个市场。
6月23日上午，另一家国有大银行的交易系统出现“系统升级”故障，众多储户当天上午的柜台取现和电子银行业务被迫中止约45分钟，这更让商业银行普遍缺钱的谣言四处扩散。所幸的是，有关商业银行迅速澄清传闻，从而避免了挤兑事件。
上述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事件，在经过一个周末发酵之后，传导至中国股票市场，随即带来巨大动荡。6月24日，A股上证指数大跌5.3%，一度跌破1949点，深成指数更大跌6.73%。次日，悲观情绪加速蔓延，两市恐慌性坠落，上证指数一度下跌近6%，创2008年以来最大跌幅。
6月25日晚间，一直“静观其变”的中国货币当局表态称，“已向一些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据《财经》记者了解，A股市场的大跌显然给决策层带来了更大压力，因为市场稳定向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至此，这场持续多时、暴发近一周的“钱荒”风波，以中央银行的应急出手而暂时平息，A股亦在6月25日下午提前完成V型逆转。6月26日，上海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相应回落，市场情绪趋稳，一场麻烦暂时过去了。
这场自我诱导式的短暂危机，一方面体现了管理层对银行资产错配和大量表外资产的不满，但略为收紧的货币政策遭遇强劲博弈对手，市场如此激烈反应，也在倒逼货币政策适度放松。
更重要的是，这场短暂的危机说明：中国央行不会永远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而不断注入流动性，这需要各金融机构主动管控流动性缺口；中国并非不能发生金融危机。
比较积极的看法则是，这次类似危机的严重警示，对抑制中国商业银行不顾后果地扩张表外资产、进行大量资产错配的操作有校正作用。更有人认为，这是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另类压力测试，清晰勾勒出了中国金融系统风险传导的路径，应引起决策层重视。
一些业界人士相信，这次触发的货币市场异常事件，将促使监管机构对银行业资产结构问题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更加重视，从而早下决心着手解决积累经年的关键性问题。
但此次短暂危机也有代价：造成市场短暂的波动和恐慌；也损伤了培育数年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稳定性，为其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基准利率增加了难度。
对于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士而言，此次异常事件最为麻烦的可能是，一直被讨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或因此暂时受到挫折。因为这次危机比较直接地暴露了部分金融机构管理流动性的能力欠缺，监管当局不得不担忧其承受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真实能力。
不过，决策层最近清晰表达了对金融去杠杆化的意愿，希望引导资金更优化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仅靠行政手段逼迫资金流向无法逐利的行业或前景不清晰的领域，这实质是实体经济在各领域的投资预期出现了问题，根源在实体经济不景气和投资空间有限。
为此不少专家建议，中国应首先意识到，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有很大风险的，为此必须改变根本成因，及时给市场以清晰的信号，让大家看清未来改革将给资金提供哪些可投资的空间，以引导和激发民间投资热情。
这次货币市场异常事件，也考验了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决心，管理层是否有勇气选择承受一定的痛苦而提早纠偏。 博弈流动性紧缺 央行此前拒绝注入流动性，是在其认为不存在流动性总量问题的前提下，希望通过流动性收紧，逼迫空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激活存量货币
6月25日当天午后股市实现V型大逆转，上证指数报收1959.51点，微跌0.19%。据了解，当天上午，国务院召集“一行三会”研判局面，很可能影响了午后市场。此后，央行也召集国有大银行高层、首席经济学家等人士沟通市场情况，商讨相关对策。
当晚，央行发表《合理调节流动性 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声明，称近日央行已向一些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一些自身流动性充足的银行也开始发挥稳定器作用向市场融出资金，货币市场利率已经回稳。
这表明，一直态度强硬的央行最后向市场妥协。随即，市场信心恢复，银行间市场利率应声回落，各金融市场趋于平稳。
在外界看来，央行表态传递的市场信心至关重要。不过，央行并未公布这次定向注入流动性的具体细节。
据《财经》记者了解，央行有可能启用了短期流动性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rons，简称SLO），向部分银行定向注入流动性。通常，SLO操作相关信息会在央行完成该操作一个月后公布。
有市场人士透露，6月20日，央行批评部分国有大银行有意收紧流动性、停止对拆融出资金，加剧了市场紧张情绪。
对此，多位金融市场交易员表示，当市场陷入资金恐慌时，若市场资金边界是1万亿元资金，即使只少了2000亿元资金，由于货币市场具有很强的预期性，最后呈现的流动性紧张程度也会被放大。
此后，在得到央行的口头要求后，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先后向外拆出资金，有效平抑了银行间市场利率进一步快速飙升。但是，货币市场的异常情绪随后传导到资本市场。国家开发银行一位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证实，在接到央行口头指导后，该行的确发挥了稳定银行市场流动性的作用，对外融出了资金，但他未透露国开行此次的具体对外融资金额。
多位市场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央行不出面维稳，市场将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但主张彻底市场化的一些人士则感叹，央行功败垂成，没能在市场短期波动前选择坚持，或许再次错失了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契机。
在更多人眼里，货币当局适时的市场干预是必要且有效的。中国央行网站6月24日曾公开了一份签署时间为6月17日的《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事宜的函》，从这份文件看，早在6月17日，中国央行已经对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管理提示。
据《财经》记者了解，央行内部比较明确的认识是，这次流动性危机的演化一直在其掌控之下。6月27日晚，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纪志宏在陆家嘴论坛上回应道，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爱是强硬的爱，而不是溺爱，要管教你的孩子，又要关爱他。
在市场出现过激反应后，维护股市的稳定成为决策层拿捏政策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一度传出消息称，中央汇金公司将继续增持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票。从其后几天来看，这一消息更像是一种特殊的预期管理手法，或反映了公众对国有机构干预市场的期待。
从更长远来看，今年以来中国央行持续收紧流动性的操作，体现了新一届政府有意去掉金融杠杆化的决心，这更能正面解释，为何央行在此前数月的主动作为有限。
6月19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是一个多月以来，国务院总理第三次提及存量资金问题。这一表态最早出现在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其后在6月8日，再度提及 “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事实上，自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的高速增长，显示出信贷政策比较宽松，然而经济走势却呈现出与资金环境的背离。即货币资金加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呈现出回落迹象。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这反映了最近新增信贷一部分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支持银行表外业务及其他一些监管套利行为。这些趋势显然得到了中国央行和国务院高层的重视。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持续拒绝注入流动性，是在其认为不存在流动性总量问题的前提下，希望通过流动性收紧，逼迫空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激活存量货币。
中国央行在6月25日的表态认为，前五个月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较快。5月末，金融机构备付率为1.7%，截至6月21日，全部金融机构备付金约为1.5万亿元。通常情况下，全部金融机构备付金保持在六七千亿元左右即可满足正常的支付清算需求，若保持在1万亿元左右则比较充足，所以总体看，当前流动性总量并不短缺。
也有金融业人士认为，市场流动性总量没问题，当前国有四大行是资金主要出借方，它们的行为如果一致地谨慎，市场资金面立刻会紧张，打破这种局面也实属必要，否则更会增加它们和监管当局博弈的信心。 “钱慌”致“恐慌” 6月20日，央行照例发行20亿元央票，回收流动性，这彻底打破了市场憧憬，直接导致市场利率恐慌性上涨。大银行对流动性的惜售心理，造成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几近失控式飙升
6月26日，一位全国股份银行市场交易员看着银行间市场交易动态报价，长出一口气，感叹道：“终于可以放松了。”
在过去一个月，中国银行间市场利率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这是1994年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立以来极为罕见的情形，交易系统因银行不能按时平头寸被迫延时，同业间隔夜拆借利率最高达到30%，这么高的利率显示可能有银行资金违约。
这引起海外投资者关注，一位大型券商在6月20日晚上收到来自海外同行的邮件询问称，“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危机爆发了？”那几天，全球各财经媒体对此亦议论纷纷。
美国独立风险分析师克里斯·维伦认为，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货币市场的异常事件，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整体判断，如果说此前投资者对中国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还是正向看好，那么在异常事件之后，越来越多海外投资者转向负面不看好了。
所谓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及经法人授权的非法人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行为，目的在于调剂头寸和临时性资金余缺。近几年，随着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中国同业市场表现越来越活跃。
一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梳理了银行同业业务发展情况发现，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同业资产比一级核心资本的比例较高，业务模式相对激进，通常这一比例最高值出现在每年的6月末，最高甚至达到9倍-10倍。而国有大银行的这一比例基本维持在1倍左右。
5月底以来，市场面资金紧张已经出现端倪，央行却未见放水迹象，反而刻意在强化从紧的政策姿态。6月20日，央行照例发行20亿元央票，回收流动性，这彻底打破了市场憧憬，直接导致市场利率恐慌性上涨。同时，大银行对流动性的惜售心理，造成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几近失控式飙升。
一般来讲，同业拆借市场按有无中介机构参与可分为两种情况，即直接交易（网下交易）和间接交易（网上交易）。所谓直接交易是指拆借利率由交易双方通过直接协商确定。而间接交易是指拆借利率根据借贷资金的供求关系通过中介机构公开竞价或从中撮合而确定，也就是要借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交易系统。直接交易利率并不体现在同业市场的公开报价中。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资金最紧的当天，市场上一度出现利率为35%的一笔资金拆借交易，不过这笔交易的资金融入、融出银行均是中小银行，最终未被外界过多关注。
也正因如此，这笔交易成为从业人员闲暇的玩笑调侃：“民间借贷利率最高24%（基本利率的4倍），隔夜拆借利率35%，到底是不是违法违规？”
通常来看，外汇占款、财政存款、公开市场操作是影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三大核心因素。此外，端午小长假以及企业税款的延迟支付，大量银行理财产品6月集中到期，以及表外业务回表等，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加剧资金的紧张。不过，这些可能引发流动性紧张的因素通常在银行预期之内。
今年自6月以来，外界预期新一届政府相关经济改革政策将陆续出台，货币政策有可能适当放松，银行对信贷提前卡位的意图明显，6月前十天，中国各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就超过1万亿元，这种提前布局，某种程度上是误解了央行的政策意图。
央行亦坦陈，受贷款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集中清缴、端午节假期现金需求、外汇市场变化、补缴法定准备金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近期货币市场利率仍出现上升和波动。
在中国银行一位副行长看来，此次流动性收紧最重要的因素是外汇占款在发生变化，今年前几个月，外汇占款非常充裕，央行的政策是抑制热钱，现在进入到鼓励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这个阶段，而商业银行前期对于外汇占款的变化关注度不够。
5月，国家外管局收紧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中国各银行的外汇占款从4月接近3000亿元跌至670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与海外资本流入相对应的流动性大大降低，货币市场发生异常情况的概率在增加。 货币空转根源 银行发行了大量的理财产品，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了仍能提供高回报率的房地产、政府投融资平台等，业内人士预计，银行业这部分资产的期限错配平均应该在半年以上。一旦银行理财融资出现问题，银行业风险就会暴露
申银万国银行业分析师倪军表示，这次事件对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影响不大，预计部分银行利润可能损失在3%-5%。监管层一直担忧的表外资产大约占整个行业资产的20%左右。
监管层意在清理的“影子银行”，是希望银行压缩扩张较快的银行理财产品和贴现票据等业务。近几年来，各商业银行发行了大量的理财产品，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了仍能提供高回报率的房地产、政府投融资平台融资等，这些项目往往是长期资金，理财产品则多为一个月、三个月或半年，业内人士预计，银行业这部分资产的期限错配平均应该在半年以上。一旦银行理财融资出现问题，银行业风险就会暴露。
政府则希望，这些资金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的同时流向实体经济。显然，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资金流向。
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估算，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本付息规模将达4.16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偿还压力，无论是通过本级财政收入还是土地转让收益（按一定比例提取），都难以完全兑付。
针对地方融资平台清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永定认为，所谓搞活增量、盘活存量的说法，有关增量和存量的定义就不清晰。
有银行业分析人士表示，目前银行的信贷资产，投入到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较难抽身，过分强迫调整银行资产结构，有可能引爆新的问题。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为了降低危机发生后的杀伤力，去杠杆是最有效的途径，但去杠杆的有效手段应该是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比如，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规模总量虽然巨大，但并不构成威胁经济的主要因素；真正威胁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却是仍不断制造债务的地方行政体制。这就需要进行行政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通过减少地方政府的事权来缩减其财权，让其从大政府、经营型政府，转变为小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样，其债务水平或许就可以有效控制。
许多人士主张，中国金融去杠杆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国退民进，即打破某些行业的行政性垄断，让市场充分竞争。但这取决于实体经济的活跃度。
今年前五个月，非金融企业定期存款增速达22.5%，活期存款增速仅6.6%；从增量看，前五个月企业新增定期存款2.8万亿元，活期存款下降5800亿元，表明企业的新增流动性主要用于储蓄，而非用于经营活动，这是实体经济并不活跃的另一写照。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认为，现行体制下中国很难主动进入实质性的金融去杠杆，长期金融流向不能创造实际利润的方向，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和低效率部门，以至于许多企业已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
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至4月，全社会净融资7.9万亿元，同比多增3万亿元，广义货币增速显著反弹至16%。然而同期中国宏观经济明显疲软，结论只能是：有很多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而滞留在偿债环节。
根本原因在于，出口环境不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及劳动力成本升高等因素，导致资金投入实体经济的欲望在显著降低，而很多可以投资的领域却处于政府管制之中。
过去几年出现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挤压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空间，应该有序地让部分国有资本逐步出让和退出竞争性领域。
一位证券分析人士表示，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必须通过改革改变这种现状。从光伏产业的扭曲繁荣和低迷现状，可以看出政府引导产业模式在市场波动面前的无力。 宏观审慎管理考验 建立明晰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最为重要，这需要在决策者、货币监管当局、市场之间有通畅的传递途径，保证政策准确、及时地传递给市场，防止市场发生误解而产生预期之外的波动
风波暂时过去，反思却未停止。
一位国有大银行副行长表示，即使这次异常事件完全平息了，各方面也有必要总结得失，特别是外汇占款出现趋势性下滑，怎么应对，一些商业银行之前比较乐观，流动性管理相对比较宽松，但市场异常情况超出想象，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也需要总结，央行还要考虑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应对，宏观政策要加强预见性和前瞻性，以减少市场波动。
多位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认为，很显然，清晰、明确的政策预期，是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最为需要的，显然这次市场和央行之间缺乏相互了解，预期管理出现了偏差。
而要达到上述目标，建立明晰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最为重要，这需要在决策者、货币监管当局和市场之间有准确而明晰的传递途径，保证政策准确和及时地传递给市场，防止市场发生误解而产生预期之外的波动。这就需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优化，预期管理应加强。
各金融机构的行为更值得反思。各家银行不负责任地盲目扩大扛杆、追逐利润、忽视自身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导致风险积累加聚。这次异常事件也暴露了不少金融机构主动管理流动性的能力不足，对市场风险的预警和应对也不及时，这为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留下了阴影。但这次事件也足以让金融机构的行为有所收敛，进一步去杠杆化的动力会有所增强。
更大的共识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更需要加强。余永定认为，央行应该从供应量调控转到价格调控，因为中国的货币乘数并不稳定。
亦有银行业人士认为，在控制货币投放和约束商业银行行为方面，央行和银监会也应该统一协调，否则有时不同部委的政策会让银行业人员感觉到模糊甚至矛盾。
一位熟悉海外监管体系的金融业人士表示，海外监管机构能够及时、动态地掌握各家银行的资产结构，尤其是短期资产的匹配情况，中国监管机构也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这样的数据也应该充分地与央行共享。
多位权威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这次货币市场异常事件也给中国提出了警告，金融危机并非不可能在中国发生。随着大量地方政府负债的积累和银行资金期限错配日益严重，金融风险也有积聚的趋势，监管层应抓住这次契机，及早整顿银行业积累的风险。
自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在金融领域实行分业监管理念，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构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组成的“一行三会”架构。分业监管为中国长期金融稳定提供了保证，但随着金融体系日益复杂化和业务交叉化，需要“一行三会”加强协调以应对可能的系统风险。
目前成制度的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机制，就是“一行三会”的部级联席会，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仅靠这一机制，并不能对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及时预警，也不足以解决危机发生时执行层面的紧密沟通和配合。因此，风险监控体系和执行层面的监管协调机制，均应在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加以完善，从而减少类似异常事件，避免金融大起大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