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3 09:24:3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五色观 五行说 中国传统色彩文化 现代平面设计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色彩观
1.1 五色观与五行观
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多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方面，《尚书・洪范》中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物质概念。五色指青、黄、赤、白、黑五色，青赤白黑代表东南西北或春夏秋冬。后来将五色与五行相配，赋予了色彩深刻的文化内涵。
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其建筑色彩的运用体现了古人的“五行”思想。屋顶采用黄色，《易经》有天地玄黄之说，它是五色之一，居于诸色之上，属土，被认为最美的颜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平民不可以使用。宫墙、殿柱使用红色，红色也是主色之一，红属火，寓意光明正大，给人光明和希望。人类很早就认识红色，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人类开始知道熟食；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山洞里发现了红色染的贝壳和兽牙等，红色联系着人们生活。石基底座采用白色，寓意统治稳固长久。皇宫东部屋顶用绿色，绿属木，代表成长和生命，用于皇子住。皇城北部墙用黑色，黑色属水，因北方属水。
到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把五色定为正色，其他颜色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的等级象征意义。这既肯定色彩的美学价值，又赋予了色彩阶级伦理道德意义。道家否定艺术美的同时，发现肯定自然之美，追求返朴归真。道家的色彩观对中国绘画色彩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道家思想基于玄学的研究与主张，认为黑色居于色彩之首，推崇黑色，奠定了中国绘画墨色的艺术地位。由此可见，中国绘画艺术从色彩到水墨的转变，道家哲学思想和推崇黑色的色彩审美观起到关键的作用。
1.2 中国传统五色的象征意义
青：象征着春天，在古人的观念中，是生命之色，又有生命之意。儒生穿青衣，器物方面，青花瓷是中国瓷器覆盖广的品种，体现人们对青色的钟情。
赤：太阳的颜色，热情、温暖、活力，中国有崇拜和喜爱红色的传统，据考古发现，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穴，死者遗骨周围有赤铁矿粉撒成的圆圈。“据了解，一些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部落中，有的认为红色代表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古代传说中赤兔、赤马是祥瑞之物，有吉祥消灾的寓意。从红色窗花，红灯笼，到过年的春联，红包，红色是幸福吉祥的象征，是我国吉庆色。
黄：象征大地的颜色。黄生阴阳的说法，彩色之主，诸色之上。中华明珠发祥地黄土高原，炎黄子孙。
白色：白色双重性质，寓意白玉无瑕，白色代表更多禁忌，代表枯竭，无血色，死亡。白有凶丧之意思，如葬礼白色丧服，白色灵堂等。
黑色：哀悼的颜色，通常用于丧葬，来表示哀悼和悲伤，黑色在绘画、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常用来渲染死亡、恐怖的气氛。中国京剧脸谱黑色代表坚毅、公正、无私。
2 传统色彩理论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从设计来看，视觉设计、服装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中各种方面都离不开色彩的存在。优秀的设计作品来自造型和色彩的相互融合，脱离色彩的造型只会暗淡无光。
2.1 标志设计
2008年北京奥运徽标――“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印章元素（肖形印）作为徽标的主体图案，以中国红作为标志的主体颜色，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下传达了特定的文化含义，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印章的艺术特质和奥运会的人文情怀。可口可乐的标志以强烈震撼的红色作为标准色，象征热情、活力。“可口可乐”的红色作为“色彩战略”成功的典范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可口可乐产品内涵，风靡全球。
2.2 包装设计
陈幼坚茶叶包装“黑黄红”为主调，成功将传统文化运用于现代的设计中，既有传统的神韵，也不缺乏现代的审美设计，成功实现了产品的商业价值。陈幼坚采用了老子的道德经做为创意的主轴，发挥了文化品味，老子虽可说是道教的始祖，其道德经的核心内涵也与道教修道的精神相互联系，没有浮华绚烂的图案与外观，仅以具有直击式的文字做品牌的主要图形，更着重于材质与工艺的结合。但其实道德经却为“道”指引了明确的方向，这个“道”它与宗教无关，而是取其“道”的底蕴和茶道做出联系，是一种精神和深层次的茶道，与其品、其觉甚至和茶可延伸的所有寓意呼应……
中国白酒包装，采用中国红色以及传统文化中高贵的金黄色，体现了酒的尊贵和高贵的品质，又符合了国人追求宴席喜庆气氛的传统文化。这样的设计就从五色中汲取新的生命，并赋予美好的文化内涵，应用在现代的包装设计中，从而也带来美好的视觉感观。又如凉茶王老吉的系列包装，其色彩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包装色彩采用了较高纯度的红色和黄色。使包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以及品牌的良好的识别性。而红色和黄色的运用为五色观的色彩体现。符合了人们“尚红贵黄”的审美心理，不但体现了企业悠久的文化历史，且为企业赢得了经济价值。
2.3 海报设计
靳埭强的“自在”系列海报，是将中国的水墨画运用于设计中，是中国审美的哲学思想和审美特质深刻诠释，墨与色、黑与白的和谐交融，使平面设计既具有现代性还具有民族特色；林家阳的“中国窗”传统与文化招贴系列设计，阐述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设计以典型的东方园林的“窗”为基础加工再创造，将圆、方、三角三元素及红、黄、蓝三原色融入其中，从“三”说起，阐述东方文化哲学。
3 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色彩设计手法
传统色彩加工处理，改变面积比例、原有色彩搭配的位置，改变常规色彩组合方式，创造全新的色彩效果。色彩的表现风格向传统学习、向民间学习，以中为本，推陈出新，使中国传统文化重生，或者重组发展，形成新的文化品质。不能一味仿古设计，从而缺乏生命力和时代感。例如提取了民间泥玩具和戏曲脸谱中美的趣味元素和色彩特点按照自己构想重新排列组合达到装饰色彩新颖响亮，同时又是民族的，打破常规，使得色彩获得生命力，富有层次和变化，达到审美境界。
现代的科技发展使色彩的艺术表现手法越来越多元化和时髦化，时尚、个性、视觉冲击以及电脑制作成为主流。各种视觉元素以一种耐人寻味的内涵和更高的文化层面的审美趣味组合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对文化的深层体验。我们要全方位了解学习发展传统文化，注重传统艺术继承。另一方面掌握时尚审美取向，现代艺术的实验性探索。观念更新，思想探索注重设计色彩的审美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展现。
结语
传统色彩文化需要继承和发展，从中吸取可操作性的传统理念用于设计中，现代艺术设计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影响着现代设计思维的技艺。提供视觉语言，不能脱离传统色彩的运用，现代元素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统一。现代设计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一种美学行为。在设计的交流传递过程中，也形成了作品的文化性主张。追本溯源，探寻色彩的历史，清晰明白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才能直观了解这一理论体系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纵观历史，人类对色彩的探究从未停止，了解探寻传统色彩观，对现代色彩设计起促进和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
[1]徐丽.现代包装设计视觉艺术[M].化学出版社，2012.
[2]朱和平.包装设计[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
[3]路明.浅谈传统“五色观”色彩体系与现代包装设计的关系山.科技向导，2011.1.
关键词：高校；国学教育；传统文化；路径
在近代，国学主要指“国故之学”[1]。针对当时西学的强势话语，很多学者提出了整理国故，保全民粹的观点。我们今天来讲国学，主要就是指传统文化而言，已经超越了近代国粹的涵义。《国学今论》解释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旧版《辞源》称：“国学，一国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应该是固有的中国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术的总称，是一个与西学相互平行的范畴。它不单是前人所说的经、史、子、集，而且还包括国内各地域文化、56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是季羡林所说的“大国学”概念。它“既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的体現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体現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上，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代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2]。同时，国学也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仅仅限于以前的文化，近現代儒、释、道等学派所进行的返本开新，力图从国学本位来建构精神家园的努力也应该包括进来。所谓“国学教育”，就是指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去教育、影响受教育者，使之更好地了解我国国学，感受国学的魅力，增强民族意识，培养民族凝聚力、自豪感和自信心。
一、增强国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先民留给我们的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曾经滋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深深积淀在我们民族的心理层面。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开拓创新，进而又形成新的传统。近現代探讨国家兴衰之源最后上升到文化层面并全盘反传统，国学教育离我们渐行渐远，就是在大学教育中，也当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一点在理工科学校尤为突出。实际上国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現在人格塑造和人文修养方面。尽管国学中也有中医等科学层面的东西，但是就当前而言主要就是在构建精神家园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它既不能取代的指导地位，也不能代替西方的現代化理念，我们只有对它准确定位以后，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要在高校开展国学教育，首先就应该认识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做人做事、安身立命的基石。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引导的力度，使大学生真正明白国学的涵义和作用，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自愿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要利用国学热，通过正确宣传和引导，把历史名人的精神底蕴和人格魅力展示出来，使得大学生有敬仰和崇拜的对象。通过对大家的宣扬，使学生认识到国学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被动接受到自觉吸取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深化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们在实践中感受、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提升热爱中华民族的情感。
二、完善国学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传统文化教学主要集中在《大学语文》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课程上，教材水平参差不齐，而且绝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列为必修课程，有些大学《大学语文》连选修课都算不上。即使有这样的选修课程，也因其涉及面广，蜻蜓点水，缺乏系统性，内容较枯燥，课时设置少，往往讲出来的东西变成“大而空”，很难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因此要在大学校园推行好国学教育，必须有一个系统的国学教育计划，从基础的国学常识，逐渐深入到思想层面，讲授《论语》、《道德经》以及《周易》等经典。还可分专题进行教学，如古代的做人理念、学习理念、境界理念等，这实际上可以作为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一项内容纳入到整个教育计划中，逐年完成。其次在国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材选择上也得深下工夫。经师易遇，人师难求，承担国学教育的老师不仅必须对国学有深厚的功底，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在教材的选用上也必须符合时代，能够解答現实问题，而不能迂谈阔论。各个高校还应该组织人员来编写一些学生喜爱、有思想深度和現实意义的教材。
三、营造国学教育实践的良好环境
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对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和其个人的顺利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社会文化是对人格影响最大的社会环境因素，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活，社会文化促使其实現社会化并形成特定的人格。为了使大学生能够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传统文化，吸取传统文化精髓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的共识。首先，政府部门做好牵头，提供制度保障。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进行广泛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指导性的政策，出台相关条例，使高校有据可依，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程度的开展国学教育。其次，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支持。科学而充分地发挥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社会传媒的巨大作用，全方位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我爱学国学”栏目，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再次，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是所有社会组织中反映社会生活变化最敏感、最迅速的单元，其结构以及相应的家庭文化诸如伦理关系、道德规范等就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极大地影响其成员的成长、发展以及思想状况。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和家长携手，充分发挥家庭对大学生的教育、影响和引导作用，注重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努力营造一个和谐安宁的、有文化氛围的、有思想气息的家庭生活环境，使大学生生长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很多人对国学的理解往往有一种误区，即仅仅把国学当成是博大精深的知识系统，而忽略了对能力的培养，忽略了在实践环节中提高大学生的国学修养。現在说学国学，往往是列了一大堆的书目让学生去学习，而其实这样的引导只是把青年引入了国学的知识层次，而忽略了国学教育中的能力培养和实践环节的设计。現在对大学生的国学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培养，更要重视能力培养，在实践中、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大学生的国学水平和能力。
国学是知识的、学术的、精神的，也是技艺的、能力的、实践的。国学的技术性，不仅仅是靠读书能够实現的，必须在实践中反复训练、不断强化。同时，国学的技术性与理论性是相互依存的，在传统武术和中医学中我们能体会中国哲学对阴阳、对称、天人合一等基本观念的理解。书法、绘画、戏剧等传统技艺，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必须依靠一定的师承才能获得，是实践性很强的技能，学习者必须接受专门的技术训练。这部分国学技能的培养，一方面可以通过课堂获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大学生社会活动中建立社团, 通过社团活动和实践训练，使大学生学到技艺提高能力。或者，可以以参观学习和社会实践为载体，游学式体验实践国学。大学生利用周末或假期走出校门，寻访中华文明古迹，参观博物馆、拜访文化名人、进行校际文化交流，来学习和体验国学。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其对国学的理解与领悟，展現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同时可以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国学。再者，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国学的思想修养。传统思想道德的修养，不仅是接受课堂上教师的长篇大论，更体現为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
四、推进国学教育理论的创新
国学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理论创新。要想使国学教育在現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就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开拓出新的局面。国学教育单凭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和教师教育方法的转变不能实現大学国学教育水平持续提高。当前高校对大学国学教育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学国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目前，国学教育的現状、国学热的背景、国学教育的背景和意义、国学教育的价值、国学教育的实施策略、国学教育课程与教材体系的构建等等问题都可以作为国学教育理论研究的课题。各级社科基金应该设立相关研究基金，高校应该激励相关教师进行专门研究，尤其是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问题上开创出新的格局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陈旧、落后的国学教育理念只会使国学教育多走弯路，甚至走偏。只有大量的国学教育工作者，在进行广泛的调研实践的基础上，对当前国学教育存在的问题、現实的状况、未来的发展、教育的意义进行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分析，提出可行性方案，才能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才能进一步争取政府的政策和法规支持。另外，还要积极争取创办国学教育、研究、普及等方面的专门报纸、期刊、杂志等,这既可以进一步普及国学知识，也可以为国学教育工作者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参考文献:
2016年9月28日，恰逢“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67周年纪念日，由北京海淀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海淀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办，北京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敬德书院承办的“师道尊严与教师发展”秋季论坛在海淀敬德书院举行。北京海淀区委常委、敬德书院院长傅首清，海淀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尹丽君，海淀区教育委员会主任陆云泉，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敬德书院副院长郭振有，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颖惠，中华两岸和平促进协会会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国学讲座教授冯沪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石中英及海淀区教育部门有关领导、中小学教师等参加了此次论坛，共议“尊师重教”，分享传统文化教育的鲜活实践
经验。
一、师道尊严的渊源与价值
师道尊严出自《礼记・学记》，即“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荀子・劝学》篇中有：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轻师而贱傅。韩愈《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和道一体，教师因为能够认识道，践行道，学生才会跟随体会道，按照道的要求为人处世。
师道尊严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宝贵传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保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道德观念的形成。郭振有副会长指出，重视教育和教师，必须师严，师严才能道尊，教乃可施。在他看来，师道尊严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师位（明确地位，天地君亲师）、师职（传道授业解惑）、师威（不怒而威；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师德、师能、师表等。师道尊严，第一是道尊，教师是传道者，尊师就是尊道，要敬天命，承载天道，践行人道。第二是自尊，教师必须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知识素养赢得学生和社会的尊重。第三是他尊，国家应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制定尊师的礼仪规范，依法保障教师权益，确保全社会尊重教师。
“严”即“尊”。石中英教授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严师、尊师，从尊师从道发展成师道尊严。在他看来，当前公认的有关师道的解读有三种，一是师承师传，二是为师之道，三是教育之术，他比较认同第二种，即为师之道，重视师道传承。韩愈的《师说》可谓实现了师道道统与学统的高度统一，更为关注教师如何从事自身事业及师道和教师发展的关系。在韩愈之后，师道主要是指教师的根本任务或价值取向，尊严被理解为教师完成根本任务和实现根本价值时对自己和学生的严格要求，以便体现道统的精神。师道尊严不仅有尊师重教的内涵，还涉及对教师根本价值取向的关注。
《道德经》中云：归根复命。冯沪祥教授指出，复兴中华民族，首先要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要让年轻人通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来认同中华民族，进而复兴中华民族。教师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与捍卫者，尊师重道很重要。其中的“道”，简单来说，是讲道理，即正确的道路，进行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做到这些，就要改善教师福利，切身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重视教师社会地位的提升。他还建议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以表示对孔子的尊重，对师道尊严的尊重。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冷卫国则从孔子的庭训讲述了孔子的师道，指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涉及教什么的问题。孔子重视诗与礼，并且身体力行，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对于“不学礼，无以立”，他指出社会要有一定的规范，营造一个彬彬有礼的生活世界，礼以立身，不会再出现殴打教师、侮辱教师的情况。师道，指的是教师该如何对待学生，在孔子看来，对学生要像对待儿子一样，一视同仁，培养“君子”，君子不器，能弘道。最后，他建议教师要有一种自觉，认识到教师职业的崇高价值，师道尊严自会蕴藏其中。
二、师道尊严与教师发展
师道尊严与教师发展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话题。只有教师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和道理才会获得尊重。
1.重视教师专业成长
儒家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将教育的文化传承上升到道统的位置，陆云泉主任如是说。探究教育，是要回到原点，教育的本质和核心就是塑造或重塑学生生命核心价值，如自由、幸福、安宁。当前教师需要思考的是自身的专业发展，用理性现代教育理念实施课程，学习而不盲从，教书而不是灌输，互动而不是被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重获师道尊严。因为真正的教育是要面对特定的对象，用恰当的方法和内容，在恰当的教育时机进行恰当开发的工程，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提升自身的德行和境界，有崇高的教育情怀。
师道尊严是教师发展的文化基础。郭振有副会长认为，我国教育当前存在两大缺失，即灵魂缺失、智慧缺失，师道尊严更重要的是从教师自身做起。第一，师志，有想法，有志向，内圣外王，全身心地教书育人，争取成为教育家。第二，师情，源于母爱，教师要把母爱扩展到对学生、教育的爱，有海洋般的教育情怀，成为仁爱之师。第三，师职，教人做人，指导人心向善。第四，师慧，贵有“大知”，贯通古今，融汇中外，教人智慧。第五，师德，以身作则，先做君子，后做才子，上行下效，做好学生的榜样。第六，注入现代民主意识，强调师生平等、爱敬，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及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
2.拥有文化的自觉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这阐述出一个逻辑关系：师有尊严，道才有尊严；师道有尊严，民众才知敬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姚中秋指出，求师为学，是为明道，教师何以有尊严，需要教师藏道于身，通过传道，让所有人知“道”，指出人生发展正道。因此，重建师道尊严，提升教师社会形象，教师要学道，有一颗向道之心。在当前的社会时代，教师要有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或中国之道的自觉，补中国文化的课，言传身教，让学生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尊师重教是儒学最重要和最深厚的传统，这已达成共识。中国东方道德研究所原所长王新宏指出，受传统儒学的影响，尊师重教成为中国社会最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汉代以后，儒学越来越取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支配性地位。今天，我们探索师道尊严或尊师重教，一方面是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基于更大的视角，从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增强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应是“德”，读书、讲书、写书应该是教育行业完整过程的应有之义。吴颖惠院长指出，现在教师很少能够著书立说，甚至不愿意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如何找回教师的精神自觉与价值观，让他人尊重，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从电视剧《小别离》入手，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任锋谈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指出这反映出时代的问题，尊师重道，但“道”在哪里？《论语》中木铎对夫子的象征性角色，将官府办学的体系搬到民间，开辟民间讲学，有教无类，出现“人不知而不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的《师说》《原道》将道和师重新提出来，是在重塑一个价值信念体系，通过学习重新理解圣人之道，开辟社会价值的生长空间。
3.形成尊师重教社会风气
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传播者，兼具知识传播与道德传播的功能。傅首清常委认为，正因教师的存在，华夏文明才得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尊师重教，国之将兴，国家发展首先要以教育的兴起为起点。教育强，则国必强之。因此，教师要常怀天下之忧，勇担育人之责。当师道尊严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以尊师为荣、不尊师为耻时，民众才能在践履师道尊严的同时，激发出师生双方的主体责任感，形成教育合力。
当今重提师道尊严，石中英教授指出，需要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风气，重新阐释师道的含义，让每位教师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切实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专业自。这是因为，一个时代教师的高度决定学生的高度，教师的高度源于对师道传统的提任和弘扬。
三、传统文化教育在海淀
敬德书院自创立以来，积极邀请专家学者做讲座，开设研修班，组织教师参加各种研修活动，受惠人员众多。这不，在“传统文化教育在海淀”分论坛上，6所学校的教师分享了他们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解与实践。
翠微小学副校长周金萍从校徽“明德智翠，独翠由微”说起，指出学校在60年的发展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熏染，尤其是近5年来，他们构建了更为系统、精细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面临师资匮乏、碎片不系统、重知识淡兴趣等问题，他们进行了初步尝试，即编写教材，评价激励；固化时间，专时专用；师资培训，各有侧重；活动促进，平台展示。在研究中，他们认为应细水长流、因材施教，学以致用，将更多诗词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温泉苏家坨学区包括温泉镇和苏家坨镇，现有小学4所、中学4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工读学校1所、集团化办学1所，其管理中心教育教学部部长谢向东指出，他们打破校际、学校和地区单位之别，统整区域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将国学教育纳入学年和学期计划，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一是由专家引领，重视培训，提升新课程认识水平，如汉字字源系列讲座、国学教育整体模式培训。二是学区团队先锤炼，提升水平有素养，积极发挥新媒体微信群的作用，提供诗文吟诵资源，让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悄然植入干部教师的心中。三是组建小学语文和国学核心组，用课题引领教师成长。四是用聚会活动搭建平台，实现交流提升，促进发展，如探索国学教育与学校个性发展融合之路、开展国学礼仪与吟诵活动。五是统筹校内外资源，实现校际共享，建立国学资源库，整体育人有活力。六是实现学校特色发展，国学教育丰富多彩，开发经典诗词诵读等综合实践课程，开设腰鼓、泥塑等非遗课程，开展古诗文诵读课程等。
有“大家三小”之称的北京海淀中关村第三小学课程部主任耿春龙指出，学校以校训“家和成学，知行合一，立天地心”做因子，利用学校空间与课程让师生共同生活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学校建筑源于客家土楼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来设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学校有16个班组群，三室一厅两卫，共同生活7位教师，100多名学生，有私密空间，也有公共空间，环廊则给人以“家”的感觉。他们的课程价值追求是践行真实的学习，设计读本，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开设传统文化类选修课，做到知行合一。立天地心则是希望学生从小就有远大志向，能够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受欢迎、有能力、有担当，具有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人。
作为中国文化思想源头的易学，一开始便高扬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对桎梏人之心性的超自然力量的帝、天发出猛烈挑战，作出了对人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易传》进一步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贲.象》）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和“取”法，实际上就是通过人的感官对自然天文和社会人文的观知，以人之心性察知并推知四时万物推移化生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规律。这是中国文化首次用个人心性为利刃斩断天命神学的羁绊迈向人文发展的正轨时代，开启了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之声。
终身以“祖述尧舜，文武”为己任的孔子，其要义，儒学建构的内圣外王之道仍不脱离以“明心见性”、“存心养性”之法来达到“固内圣”之本，最终达到“强外王”之末的理路，从而修齐治平的。具体而微，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儒学将其核心范畴的仁礼贯通于天、地、人三道，并将天、地、人纳入仁礼的规范中，以为如此方使社会有秩，伦理有范，精神有乐。孔子答颜渊问时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质言之，即是克制自己内心欲望，免受外界声色犬马的诱惑，其实就是要求人们弃利去欲、存心养性，方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节。要使人的言语行为合乎社会之秩、伦理之范，是需要以体现人的道德情操的仁来支撑的，而道德情操的养成归根到底是靠人的心性自觉来实现。由是观之，互为表里的礼乐在规范社会伦理道德时，最终仍然当以个人心性的存养为归依。其次，儒学本身就是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作为目标的。以心性明天人之分，人的智慧方可践行；以心性喻义利之辩，理想人格才能最终铸成。天人之分与义利之辩皆以儒家心性统一论为基础而展开。既然心性在儒学“内圣外王”之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把心性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上阐述则势成必然。孟子绍承孔子“性相近也”的看法，认为心是智识的器官，性是天赋与后天环境融突的本性。他所建构的性善论就建立在性根于心又现于心，而本心则能体悟本性的的道德心性自觉论的基础上，将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纳入了善性之范畴。与孟子把性局限于内在的仁义道德理智范围内的做法相异的荀子，则认为性是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的显露，而本心则对性所流露的感情进行选择和判断，起着调养性情的作用。董仲舒则把孟子的性内在于伦理道德理性之中的性外化提升，并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心性向善的手段和条件。
开中国思辩哲学之先河的老子从天出发追本溯源，提出了“道”的观念，认为“道”乃“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是天地万物的大本大原，从而与传统的天命观相抗衡。当老子用“道”这柄利剑捣毁掉了天命神学对人身心的藩篱后，将主体人置于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广阔背景中来定位人的价值，凸显了个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独特作用和非凡意义。老子对人生价值的独特理解与把握导致了他对圣人的理解与儒家大相异趣，认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老子》第六十四章），“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而为弗恃也”（《老子》第二章）。这种无为心，实则是以无欲作为圣人之欲望，更是将人的心性境界超拔到了又一高度，以致绍续其道学意蕴的庄子赋予了圣人以超越真人、至人的神异性，一跃成为半人半神。虽然这种神性圣人与儒家内圣外王相融合并以修齐治平为目的的圣人人格理想迥异，但以宁静心境的追求来摆脱人生时命的拘囿和超脱世俗精神的羁绊，最终获得人心逍遥自由的境界则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永恒目标。
汉代经学的衰微为道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到嵇康、阮籍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郭象的“名教即自然”观念变化历程的魏晋玄学，在以儒解道、援道归儒中试图为儒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新鲜血液，但因他们只从哲学层面上作出了努力，而未从万物之灵的心性层面上加以体认、阐释与提升，而终未能使得儒家的纲常名教摆脱困境。这种局面直到印度佛教东渐以后，尤其是佛学心性论，不仅对道教到体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道家向道教的转变，而且也为儒学的内圣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依据，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自此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加速了儒释道合流的步伐，更快地向整体方向迈进和发展。
由于佛学的根本问题在于苦乐问题，要解决生老病死百般苦则当以破俱生执为旨归，破俱生执之根本方法则是以禅定入手，而禅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明心见性，方能成佛。由是观之，佛家认为人要从苦境中解脱出来成佛，根本途径仍在个人心性的修炼。《金刚经》也多次声明了佛祖的“迷则为众生，悟则为佛”的观点。这都表明了明心见性乃佛学之根本。佛学东渐后形成的密宗更是坦率地道明了佛教本源即是“心源”，因而主张“欲成佛者，必须洞明粗细本末，方能去末归本，返照心源”。佛教密宗认为心是性与相、不变与随缘的统一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心二门”的心性思维导向，从性相圆融、即体即用角度将本体与现象之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出来，奠定了“人人皆可成佛”的坚实理论基础。它认为性是真如本体而不变，但五脏心、缘虑心、集起心等皆是“依性起相”，有所因由，随缘表现为“相用”，亦即它们有生灭消长而只能归属于“相”。由于性相贯通于心，故在心性修炼中，人通过由相返性而达于一心圆通无碍之境则有了可能。另外，佛教的顿悟法门也是以心迷与心悟为成佛与否的依据。总之，无论是禅定还是顿悟以及密宗倡导的“一心二门”，均是在先识心见性而后成佛的进路上凸显了佛学刚传入我国时同传统儒学的异质性。
正如历史所展示的，尽管唐代大量儒学之士采取了强硬的排佛斥佛态度，乃至假以皇权名义施行灭佛政策，佛教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植根于中土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与佛学心性论的深刻性相关。也正因如此，汉唐儒学在与其的论战中也每每落于下风，亦当是传统儒学因其发展到过分注重经世致用而相对削弱了个人的存心养性的重要性及其内在机制而愈乏活力所致。相反，东渐佛学在摈弃一切外在利欲的基础上，为了求证得佛而专事于个人内在心性的修持而使心性理论得到长足发展并日益精致化、严密化，为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发展提供了活力。
正由于心性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各学派存在的内在依据，使得各学合流为一成为可能。宋明理学就是沿着这一理路前进而获得了统治地位。宋明理学继承孟、荀以来儒学传统心性论，扬弃佛、道、玄心性论而概括为形而上的以道德作本体的心性论的。开宋明理学之先河的张载以“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性内涵作出归定后，对心性关系作出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性即“天地之性”或“本性”，经过人的本体化后而为人性，再同人心相连相通。心能推知和扩充性；离心，性便失去载体而无以显现；同样，性又是主体之心的内在自律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张载提出了“心统性情”说。然细究之，此说明显受到了佛教“一心二门”说和孟、荀心性理论的深刻影响。这同佛教密宗“一心二门”论的心性圆融完全一致。朱熹则在“心统性情”说的逻辑推演中主张“心兼体用”和“心性二而一”论，亦不过是佛教密宗“即体即用”说的进一步深化罢了。虽然后来出现了“心本体”和“性体心用”说两派之争，但都强调经过心性修养达到道德形而上境界，这恰是传统儒学在心性融突中希冀达到的目标。如此看来，宋明理学诸子实际上就是借助佛学心性论并对之加以修正而融入传统儒学，使其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坚挺起来，沿着“内圣”“外王”并重的道路发展。
心性论不仅在学理上促成了程朱理学向儒释道合流发展，而且也推动了许多民间宗教向三教合一嬗衍。道教发展到金元时期，开始出现在本土上颇有影响力的领教集团――全真教。它在早期发展中，就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恶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旨，并以性命双修为根本。它不仅吸收儒、佛思想，还把《道德清净经》、《孝经》列为必读经典，成为了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三合一宗教。当全真教冷落后，由山西龙虎山张宇初天师创办的正一教仍倡三教合一，并以心性作为三教共同之源。教主天师提出的“性本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谓道，道之体曰极”（《岘泉集》卷一）的观点则明显表示出了向宋元理学靠拢的趋势。于明万历年间形成的三一教教主林兆恩在创教初始为广大民众疗疾去病，名声鹊起。不过，考其实质，就是让病患者之心念专致于背部。其法“初学之士，先须念三教先生四字。孔老释迦，三教先生也。”无数遍地念诵“三教先生”四字，渐于口念而至于背，“则心常在背矣”。如此反复，久而久之，便可使人“耳之所听，听于无声，殆有如孔老释迦之真心而无异于吾心也。夫如是，则诸凡不正之耳，不正之目，不正之心，有不即时而消铄乎？以此摄心，而耳之听，目之视，自能中乎礼而不违矣。”这种为林自称的并非疗病而使人心静念定的小技虽仅引人入门，亦可窥见该教是在强调存心养性，以最终将人“目之所视，耳之所听，心之所存”完全纳入孔老释迦的范畴而中规合矩。于清代创立太谷学派的周太谷，青年时代游学四方，遍叩儒、佛、道三学，曾自云：“言放心则曰：言近乎听，言讯则不闻，视近乎动，动无妄则不睹，厥后已放之心，可复其初也。”且据马西沙等研究，周太谷在学养上与王阳明颇相似，重视吸收佛道两家心性说。其所传得意弟子张积中在纵论古今之道时也说：“三代而下，圣人之心法荡然，而治世之迹犹存也。五霸假圣人之迹，佛、老明圣人之心。去其迹而人类亡，去其心而天理灭，天故两存之。世运衰微，天心仁爱，从可见矣。诸儒泥其象而攻之，亦门户之见也。奚有当乎？佛氏明心见性之说，即《大学》致知之说也。”可见其说已有用心性论圆融儒、佛、老为一体的心思了。他所创立的黄崖教，与三一教、刘门教几无差别，尤其是该教以“存之”“养之”的“心息相依，转识成智”的修持法，可谓是以《周易》之易理为依据，证诸三教群经，并在综合了医家、内丹等理论和实践后创造出来的“克复其初”、“返璞归真”的独特法门。其中虽夹杂莫测难解的成分但大致不离贯通于儒佛道的心性修养之旨。与三一教、黄崖教同出于一源的刘门教教主刘沅盛倡虚无清净，存心养性，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道家的内丹术融为一炉，追求《大学》所谓“止至善”境界。他在恒解《十三经》时，特别注重吸取佛道思想，尤其是丹道思想的养分，遂自成心学一系。刘沅在存心养性方面兼重性命双修，认为人的性命合于“乾性坤命，分之为两极，合之为太极”，“天窍圆而藏性，地窍方而藏命”。两仪一分，则性命亦分，血气已浸，私欲由是产生，善恶吉凶因此呈现。欲使人性复归至善之所，便要存心养性，尽性致命，即存心以养浩然之气。其性命双修的实质乃是以儒家道德修养以养性，以道家内丹修炼精、气、神以养命。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及民间宗教，不仅要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指明成圣、成佛、成仙的最终旨归，赋予急切渴望从生死苦海中解脱出来的世俗之人以精神慰安而得以安身，还势必要从形而下的文化层面上探究出达到这些理想之境界的切实可行之道，为芸芸众生化解生命历程中丛生的苦难与在人生目的及价值的追寻中的困惑而得以立命。安身易置，立命难建。虽然各学的立命之途有殊，究其要旨则大体归同。这或许是传统文化历久而弥盛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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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曾深情地说：“中国的文明史，几乎是蘸着酒写成的。”对此，相信所有到过河南的人都会有同感。中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就连白酒的历史，也充满了智慧和传奇的色彩。即使我们无意间叩开这扇大门，偶尔窥其一斑，也能感受到这部历史的厚重和伟大。也许就在这推杯换盏之间，我们的文明就能得到彰显与弘扬；我们的生活由单调而变得多彩；我们的沟通由障碍而变得畅通――甚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个性，都能在这美酒之中得到最完美的注解。
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国酒的发源地。中原酒伴随着中原文化共生共长，中原酒也无时不在传播、发展着中原文化。酒以载礼，礼以载道。文化豫酒应当是豫礼、省礼的最佳载体。宋河酒业作为豫酒龙头企业，正以其扛鼎之作――国字宋河，礼遇天下，力图振臂一呼，开创豫酒“礼”程碑。
圣人的礼遇
酒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琼浆玉液。自古中原多礼仪，白酒在这个“礼”中，从古至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在远古时期，由于酒的稀缺珍贵，人们往往把酒献给最尊贵的人，赋予它更多的文化内涵。
公元前502年和518年，孔子曾两次亲赴鹿邑问礼于老子，老子均以手酿宋河美酒礼遇。孔圣人于宋河美酒的醇香中听老子传经释道，竟然如痴如醉，一觉睡去，三日方醒，遂留下“唯酒无量，不及乱”的箴言。
2011年3月19日，适逢道圣老子诞辰2582周年，宋河股份董事长朱文臣先生于鹿邑县太清宫三清观前，以国字九号宋河粮液敬拜老子，礼遇天下来客。
抽象的逻辑并不是灰色的，一杯美酒，可以穿越历史，也可以照进现实。相隔2500多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同样的一条河，一脉相承的两杯酒，还有那永不褪色的圣人精神。
圣人是什么？今日我们看来，圣人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追求，是传统中国大气而入世的人生哲学、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处世理念，是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活态度。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正是圣人的处世之道，无论是朋友或是对手，用客观始通过不断的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与道德，此时的朋友变得相濡以沫，此时的对手变得惺惺相惜。由真而善，由善而美。今天，当人们品味国字宋河，享受圣人礼遇之时，那甘烈醇厚的馥郁芳香，触动的不仅是我们敏感的味蕾，更拨动了世人心灵的琴弦。在体味这种情愫的时候，我们也在追求这样一杯酒，一种真实恳切的酒，一种豁达开阔的酒，一种表达真心的酒――国字宋河也就由此而诞生。
宋河是河南唯一的浓香型中国名酒，她凝聚着几千年来历史的传承，与圣人老子渊源深厚。国字宋河是高端豫酒的经典代表，是传统酿酒工艺与现代酿酒技术完美结合的成果。其大象无形而气度内藏，大功不言而尊崇自现，被称为文化之酒、哲学之酒、智慧之酒。她的诞生，体现了河南白酒行业的一个崭新起点。
酒由文化而名，香因厚重而醇。国字宋河，在圣人老子那如水般无形而又高远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在这中华先贤的诞生地上浸润成长，在沉浮历练中至臻至善，每一滴真酿都深得大成工艺繁复历练，都是沉淀千年厚重文化之完美展现。
国字宋河，以圣人之礼遇，礼遇具有品位之人。
皇家的礼遇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在传统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坐卧有礼，出行有礼，宴饮有礼，寿诞有礼……随着现代社会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传统的中国礼仪也在频繁的交流中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润，形成更加圆融、丰富的礼俗。在远古时期，我国的酒主要是用来祭祀的，所以酒在中国礼仪中的地位更是不可忽视的。皇帝，作为我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着正统的、主流的、高层次的中国文化。得到皇家的认可，正是一种酒高贵血统的体现。
观鹿邑乡土志，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曾有汉桓帝、魏文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梁太祖、宋真宗、宋徽宗八位皇帝驾幸鹿邑，拜谒老子。其中，多位帝王用鹿邑地产美酒祭祀老子，在鹿邑留下了绵绵不绝的酒史传承。此外，大文学家坡、欧阳修等也曾来此祭祀朝祖。
能让皇帝称赞的美酒，除了其文化内蕴，更重要的当然是她的口感了。唐天宝年间，地方州府的官吏为了奉迎唐玄宗李隆基重祭礼、好名酒的喜好，重金聘请最负盛名的宫廷御用酿酒师尹氏，前往鹿邑著名酒坊“枣集糟坊”酿酒。尹氏抵达酒坊后，选取鹿邑本地最优质的原料，要求“清水必来自山泉，粮材十之祛九”，从色泽、饱满度、颗粒大小等方面层层筛选，最终通过的粮材才能成为酿制宫廷御酒的原料。在酿酒过程中，尹氏遵照宫廷技法，对配料、制曲、酿造、窖藏等环节严格控制，力求酿出与宫廷御酒口感、色泽、香气完全一致的美酒。令人兴奋的是，尹氏酿出的美酒，不但保持了宫廷的品质水准，而且口感更胜一筹。
历史进入宋代，宋太祖用国号“宋”为送河更名，宋河酒从此名扬天下，引得历代雅士追捧，盛极一时。宋真宗赵恒饮用宋河酒后，下诏地方每年进贡2万斤作为宫廷之用，今天的宋河酒作为古代“十大宫廷贡酒”，仍在广为流传。时过境迁，唐皇盛世和大宋王朝虽然都已随风而逝，尹氏独有的宫廷御用酿酒法却一直被宋河人传承下来。
如今的宋河酒业，传承了独有的皇家工艺妙方，严格遵从尹氏的净水、选粮、制曲、酿造、窖藏等标准，并与现代先进的测控仪器与催化技艺相融合，五大行业专家历经6年倾心研制，历练出“国字系列 宋河粮液”极品美酒。它不但遵循着皇家的酿酒工艺，更代表着皇家的品质，为新时代的高端品鉴而生。
卓绝的美酒当然要有绝妙的包装来衬托，国字宋河，既有象征帝王雄浑与英武的国字九号，又有代表宫廷繁华盛世的国字六号，更有尽显雅士飘逸气韵的国字三号，其包装运用合金、乌木、陶瓷等尊贵材质，浑然天成，给人一种君临天下、高贵典雅的不凡感受。国字宋河整体采用方形的包装设计，寓意着天地四方，四平八稳，同时又与中国古代推崇的“大功、大名、大德、大权”暗自吻合，庄重吉祥，威严沉稳。底座的四方与酒瓶的圆底，切合了中国天圆地方的传统文化意念，彰显其“博于外而精于内”的不凡气质。
如此的国字宋河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皇家品质与独特个性使其尽享尊荣，泰然巅峰。国字宋河有着纯正的皇家血统、高贵的品质和贵族化的品位，但她却以平和的品质出没在平常人家中。换句话说，与同类名酒相比，她有着相同甚至更高、更好的质量，却有着适当的价格，因此使得国字宋河――这曾经是特殊人群才能消费和享受的特供品，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通消费者请客送礼的首选。
国字宋河，以皇家之品质，礼遇具有内涵之人。
盛世的礼遇
白酒根植于中华大地，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无酒不成席，这是中国人对于上佳白酒的推崇；无宋河不中原，则是河南人对宋河美酒的信任。国字宋河根植于中原丰厚的传统酿制文化沃土，上承鹿邑3600多年酿酒技艺精髓，下引千年古宋河水之清澈甘甜，将精湛绝伦的传统酿造工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自诞生之日起，便因醇厚的香型、优良的品质和健康的理念引领中原消费潮流，成为彰显贵族品位的佼佼者。
何以能如此？这主要得力于国字宋河近乎“繁复”和“奢侈”的酿造工艺，在生产酿制都已现代化、机械化的今天，她仍旧顽固地恪守着“手酿”这道基本路线。手工酿造是中国最古老、最经典的酿酒工艺，相对于现代高科技的机械化制酒而言，手工酿造能综合考虑所有影响酿酒的因素，如土壤、水质、气候、微生物等，并能根据酒在酿造中发生的变化，对流程和工艺随时随地进行微调，从而使酿造的酒品质更高，口味更醇。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酒风各不同。酒桌之上，河南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爽，绝对不同于广东人喝啥都成的随意，更不同于成都把黑夜过成白天的悠然。如果说老子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名片，宋河粮液则是中原酒文化在国内的名片。数千年来，从圣人礼遇到皇家佳酿，从皇家礼遇到坊间美酒，从坊间流传到中国名酒，宋河粮液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起，从中国历史的最深处发端，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追捧。
豫人重信守诺，热情好客，酒在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更是举重若轻。浪漫时刻您选什么酒？也许会是那如绵绵小夜曲的红酒吧；休闲时分您选择什么酒？也许会是那欢快如爵士乐的啤酒吧；温馨时刻您选择什么酒？也许会是那委婉如江南民乐的黄酒吧。那么，贵宾云集的盛宴时分您选择什么酒呢？自然应该是如交响乐般气势恢弘的极品白酒了。曲高和寡，交响乐只为少数人而作，或许，尊贵修养的您就是国字宋河寻找的知音。
国字宋河是中原白酒中的极品，她选用了有百年历史的宋河地下酒窖收藏的顶级原酒为基，由专家潜心6年精心研制而成。他们是舌尖上的舞者，是捕捉味道的艺术家，他们不断积累沉淀，不断传承与创新，他们用精湛的技艺成就了国字宋河的浓香正宗，也成就了其极致醇厚、不可复制的浓香口味。其雄浑、其香醇、其绵雅，源于一系列有生命、有深度、有广度、有功能、有情感的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国字宋河代表了宋河酿酒工艺的顶级水平，堪称豫酒的形象产品，是赏酒人士首选的馈赠、收藏之珍品。
几千年来，白酒和贵宾总是形影相随，“与友共饮一杯酒，香醇之间销万愁”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真切写照。以酒相敬，有酒同赏，是中国式礼敬的演绎。国字宋河的诞生，以醇正的酒香礼遇真正的贵宾，以浓烈的口味与男人的情怀产生共鸣，博大中蕴藏着平静，而平静中又暗含着激情，这种意境中的交流，又岂是名利场的应酬所能体会？
宋河源于中原，缘化儒道，以鹿邑3600年酿酒文化为根基，延传“孔子问礼于老子”“八皇朝圣封御酒”之荣光，在这个历经黄河上万年冲刷而形成的广袤平原上，承载了数千年世相的喧嚣与浮华，―步一个脚印地迈出了宋河粮液作为中国名酒的绝代风华。
2010年，作为上海世博会河南馆唯一指定用酒，宋河粮液强势登陆上海世博园河南馆，以河南食品名片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了中原白酒的独特魅力，厚重的文化内涵及产品形象赢得了无数称赞，再次夯筑了宋河中原地区第一名酒的地位。
宋·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又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太极理论从自身的体系上，具有统一的基础科学理论，掌握其“太极理论”很容易弄通各个分支的学问。弄通一个分支的学问，懂得太极又很容易弄通其它分支的学问。例如：擅长太极内功者，很容易弄通中医学、气象学及其它分支，这是传统科学的一大长处。现在人常常误解“太极理论”，认为是古人臆造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或者误解太极理论是一种迷信说教，歪理邪说。现在人也分不清道教与道学、佛教与佛学、儒教与儒学之间的区别，把宗教与学术混为一谈。这样就把一个严肃的，曾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体系当做糟粕丢进了历史垃圾堆。用太极拳与内功共修则能体悟到太极易变的规律，或在大脑元神中解悟出太极景象，从而证明这一理论并非人为的创造；但是对于没有太极拳与内功实践经验和传统知识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不足以为信。这里我们要推荐朱灿生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所作出的贡献：他从上世纪月亮运行的百年资料中发现其中存在着未被注意的数据规律，把这些数据规律描绘在坐标图中，得到两条互抱的旋臂曲线与“太极图”相似，有如太极拳术中的“云手”，于是他发表了《太极图来源于月亮运动统计规律的探讨》一文。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朱教授发现，在内部坐标系下处理月亮运动数据，总是落在六十四个特征点上。其数据规律是完成一个周期的时候才精确重合。或者说，月亮运动中存在着自动调节的自然机制。他运用在研究太阳时所建立起来的统一函数来分析，月亮运动相当于一个四级的自平衡完整系统。古代所谓的六十四卦在这里被破译为一种自组织、自调节的基础编码单元。“太极理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具有二进制的周期嵌套结构。“太极”规律适用于一切自然存在的运动，像生命运动、月亮运动等。现代科学发现生命遗传密码，也是由四个碱基的排列来形成六十四个密码子。我国对于太极拳和气功状态下的脑电实验研究中，在处理特征波谱的横截面分布图中，也显示出“太极”的图形。
爱因斯坦曾说：“所有物质都是等待释放能量，所有能量都是已经释放了的物质。”祖国传统文化认为“气”是万物之源，是一切物质最原始的基础形态。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形而上），在“太极”的作用下（两仪阴阳之气）却可以发生转化（形而下），所谓：无中生有，符合老子的“道生一”，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强字曰道”，“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性命圭旨》中说“大道（注：这里指“无极”）乃虚空（注即“太极”的高级境界）之父母，虚空乃天地之父母，天地乃人物之父母”。在传统的观点上即“气”的物质领域内，其时空结构与有形物质的时空结构是不相同的。“无极”转化为“太极”是动态过程，“无极”仍然存在于宇宙之中。它不是业已完成的不可逆的过程，而是连绵不断的往返运动过程。“无极”之中是有规律的，是不断发展的。“空（注：指太极）中不空，故能深入万物之性以主”（《性命圭旨》），成为“形而下”万物的内部控制根据，但是“无极”是更深层的内部控制根据。如果掌握了“无极”就能从更高层次上解开了“太极”的内部奥妙，通过“气”物质的变化而使人类得到巨大的利益。为了认识“气”物质的性质和规律，包括对“无极”物质状态的认识，古人发现了“修真养性”、“明心见性”、“穷理尽性”的养生功夫实践，即开发人脑中潜在功能，洞悉“气”内部的密码。
以上所述太极，八卦五行（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皆符合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理论，阴阳理论的数理表达就是六十四卦编码，“五行”理论来自于阴阳。潘雨庭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用现在多维数学工具，证明六十四卦系统相当于六维数学，并在六维数学中找到了“五行”的矩陈单元，所以证明了五行来自于太极阴阳理论。这一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太极阴阳八卦五行”的科学性，也使科学界注意到了用高维数学分析世界和自然界的必要性。
陈荣捷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他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一书中提示中国哲学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人文主义。”“但此种人文主义并不否认或忽略超越力量，而是主张天人可以合一。”(《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陈先生以为中国的人文主义具有两大特色：1.人本主义；2.追求天人合一。
一、人本主义
此“本”为何?在陈荣捷看来，这个“本”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他遵循孟子的思路，认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人具有道德性。此“道德性”即为人之本。这是陈荣捷论述人文主义的理论前提。以“道德性”为人之根本，这正是中国人文主义异于西方人文主义之处。
布洛克指出：“在西方思想分为三种模式看待人和宇宙，一、超自然的模式即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神的创造的一部分。二、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三、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而西方的此种人文主义模式始终不居于主流的地位。新儒家之一的唐君毅先生也持此种看法。他认为，西方的人文主义，差不多都是为了要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不但在思想上不居主流，而且在内涵上电不同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引用唐君毅的话可说明此点。他说：“将中国的人文主义译为Human-ism时，在内涵上受了委屈。”(《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592页)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通过人格的修养而得到道德主体，才是真正的人之“本”所开启。正因为人文世界是由道德主体开启的，所以人文主义是一种精神境界，而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这是西方人文主义所不能尽其意的。
徐复观认为，西方文化是在对自然的思考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知性”文化，表现为一种向外开拓、向外进取的精神。他把人文精神分为两层意思，最基本的一层是讲在“人”自身上立足，而不是在“神”上立足。在这一层上，中西人文主义是相同的，深的层次，西方人文主义强调“智”，崇拜有能力的人。知识在道德之上，西方哲学是顺着知识去找道德的根源，只把握事务的真假，不论善恶的态度。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更强调道德，是一种“道德主体性”为基础的人文主义。
陈荣捷对中国此种“人本主义”的分析，是从中国哲学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人手的。首先他阐述了中国人民的真理观。他说在中国：“真理并不被了解为由上帝所启示，抑或被了解为一抽象原则，不论其多合逻辑。相反地，真理只是人间事物上一项可发现与可指示之原则。换言之，真理之真正考验乃在人间历史上。”(《中国哲学论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4年版第262页)真理的产生与验证均在人间历史上由此产生一结果，真理记载于历史典籍当中。此种历史典籍最后成为中国的经典。显著者为四书与五经。“经”字，在古代中国，意味恒长，有不变不易之义。而中国经典，在中国乃充当为自然法，因为它们高高凌驾在政府、社会、宗教与其他各方面中国文化之上。儒家经典被人们视为人间活动的最高准则，此中隐含之义为，这些经典所包含的真理主要为道德真理。自然法涵盖万事万物，所以万事万物，不论为人事或自然，都具有道德特性。陈先生总结说：“吾人恒具有主要为道德真理之基本信念。意即一切真理，不论其显现在自然或人间历史上，其目的均在陶冶道德。”(《中国哲学论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4年版第263页)这是中国人民真理观的理论层面，要使此真理观赋有生命还得实践。
由此陈先生进而论述了中国人民真理观的实践层面。这一层面由“体验”这一观念来表达。“体验”，其大意为个人本身实验或体认，即个人本身的认知。“体”指躯体，强调积极的个人经验。此一经验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我们对认识对象的认同，其次是道德准则与社会行为，最后是理性与直觉的方法。“总言之，此一经验结合形上学、认识论与伦理学而为一大和谐。”(同上，第316页)
理论与实际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知行”关系当中。大多古代大哲们，对知行关系都有论述。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强调“知行统一”的同时，把重点却放在了“行”上。对“行”的重视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是在古代中国里，哲学从未独立成学。哲学只被认为是对人事种种复杂关系的研究，换言之，哲学只是致力于日常生活与平常行动当中。一是除少数哲学家以外，大都是热衷于社会与政治的人物。他们致力于社会与政治活动之中，因而很少撰写长篇论文或任何远离人事的论文。他们常以对话、书札或官方文件的形式阐扬自己的学说。
陈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实质表现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日常言语当中；大部分中国哲学家均为积极人世的人物；其哲学著作也主要为与实际人生有关的著作。凡此总总，显示出中国人文主义的以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本的特性，而此正是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特色之一。
二、天人合一
陈荣捷说：“天人合一之观念，实际上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同上，第311页)“天”在中国哲学中有三种含义：一指义理之天；二指自然之天：三指宗教之天。此三种“天”刚好一一对应于儒、道、释三家。由此陈荣捷说道：“就哲学层次而言，儒家企求与天合一。道家则志在与自然合一而无别。佛家则希冀进入一切个性与差异均皆消失之涅境界。”(同上，第283页)
对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陈荣捷是从孟子所开启的心性论角度来论述的。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第1章)“性”字意为人与物之本性。在儒家看来人与物的本性即是“道德本性”。因为在中国“人民对于自然事物与人事并无绝对区分，两者均以‘事’字代表。两者均遵守同一套法律，其中尤以道德法为其终极。”由此，人与物均具有道德性，并且人与物之性均源于天。即是说人与物在“性”的基础上便能与天合一。陈氏说要让人与物之性得以显现，就得通过“诚”来加以实现。“诚”字兼有诚与实两意，且含有完成之意。它的重要作用为使万物真实元妄。因为：“诚者非自成己也，所以成物也。”(《中庸》第25章)通过“诚”使得人与物之性得以彰显。由此就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进而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至于道家，陈荣捷说他们期望的是与自然合一，即与道合一。在道家看来，人与宇宙乃处于小宇宙与大宇宙，亦即天人关系当中。人要实现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合一，就得通过“虚”，以消除人身上的不自然的成分，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从而实现与道合一的境界。因为在道家的理论中，万物与人均遵循道，而“道”即自然。那么人只要恢复其本真状态，自然就能与天合一。“虚”为何意，陈先生解释道，“虚”一词不能就字面意义解释空虚。其实际意义指绝对的平静、心灵纯洁、毫无私欲、不受进入的印象所干扰，也不让已在心中之物干扰进入心中之物。由此老子教导我们，“虚其心”、“致虚极”、“守静笃”，以此就能烛照万物而与道相契合。
陈先生以禅宗为例，对佛教的“天人合一”说进行了分析。他说：在禅宗看来，人的自性原本纯净。若能通过一定途径，使此一纯净本性得以彰显，人就能达到佛境。此一途径即为“定静”，其意为我们在思虑时不为外物所动，处于法相当中而又能逍遥其外。“定静”即是没有邪思升起。而没有邪思升起，人们便能见出自己的本性，由此便得开悟而顿时企及佛境，顿人涅。
三、人文主义的表现
陈先生以为，此种以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本，且追求“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界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它不仅体现在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当中，还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民生活的各层面，并且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的人文主义产生于商周之际。公元前1111年，周人征服殷商，部族社会由此逐渐转型为封建社会。周朝统治者为了论证其合法性，提出“天命”的概念。“天命”即独立自存的道德律令，依此概念，人在世或死后的命运，既不依赖灵魂，也不依赖神灵的力量，而纯是依靠自己的善言善行。由此他们宣称，商人虽曾禀受天命，统治天下，但因怠忽职守，已自绝天命。周王朝统治者说因他们具有美德，天命乃转移到自己身上。“天命”概念的提出，使得天与神灵的人格力量被人的德性与努力所代替。由此人的角色变得日益重要，一是因为新王朝的建设需要人才，更重要的一点是，人可因其自身的德行主宰自己的命运。此时的个人范畴和社会范畴，皆是道德性的范畴。
虽然人文主义已萌芽于殷商时期，但是把中国的人文主义带到最高峰的人，是孔子。他很少谈及神或人死后的问题，他的思想集中在人的问题上。他认为美满的社会应由好政府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所构成。好政府应当以德治国，统治者且要以身作则。善恶的标准是义不义而不是利不利。家庭应以孝道为重。至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主张以“礼”相待。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可趋于完美，由此他一改传统对“君子”此一概念的定义。他认为“君子”应成为描述道德高尚的人。此种改变，无疑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一场社会变革。孔子所开启的人文主义高峰，体现在他那句宣言当中，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随后陈先生补充道，孔子并非不相信超越的力量，他只是要人们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别依赖鬼神或祖先的力量，而要靠自己。
道家中的人文主义。陈先生说，老子《道德经》一书表面上似乎在教导人从人事退隐，但实际上，该书至少有三分之一涉及管理之术，此外另有数章还论及军事行动。《庄子》之内篇，七篇为真，而其中有三篇谈及理想的导师与理想的君主。在老、庄看来，理想的人物为圣人，而非从人事退隐的人。在宗教层面看。道教的目的乃在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为此几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都在尝试包括运动、饮食、医药与炼丹在内的各种方法。不难看出道家虽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但同时也具有人文主义的特色。
佛家中的人文主义。佛教一直追求涅境界，即脱离人世，但是在这一活动当中，人始终处于一核心地位。陈先生说，佛教从一开始传人中国，就受到了中国浓厚的人文主义的影响。他举观音为例，“观音”在中国是最普遍的神柢，然而她已被人性化了。在3―12世纪的印度和今天的日本，观音仍然保持着超越与天国的特色，但在中国，她已然变成人身。从唐代开始，观音手持花瓶，向众生倾注万般祝福，此祝福非涅架，而是诸如健康、财富、长寿，及子女等人间祝福。她并不高坐天堂，而是坐在竹簧边，手抱婴儿或手提鱼篮。不难看出观音在中国已非常接近人类，确已被人性化。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具有人文主义色彩。它的主要教义为，信仰佛性内在于吾人内心。拯救的教义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且拯救乃在当下达成，“即身成佛”。陈以为“即身成佛”的理念与儒家视身体为受之父母而不敢有丝毫毁伤，及道家的追求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孙思邈，五常，精诚辩证，现实启示
孙思邈之所以医德高尚，这与他独特的人文素养有很深厚的联系，而他深厚的人文素养又与其对于儒释道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有紧密联系，今天当我们着重研究孙思邈的医德伦理的内涵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儒家特殊的人文关怀与处世原则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以至于孙思邈在习医过程中极力倡导医技与医德的重要性。在其二部《千金方》中，他用精湛的文学功底阐释了医技与医德二者的辩证关系，这也为后来中国几千年的中医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思想明珠。对这一思想深入探究与分析，以期其思想光芒照耀我们的时代。
1、儒学五常的医道践行
1.1、情感之核--仁
在传统医学界，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医药学术思想，究其思想情感本质，可将其概括为"仁"。在《药方序》中表述其创作目的时用了方部浩繁，良莠不齐，求检至难等语。孙思邈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写书，这个层次就是仁。"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将天下作为己任。孔子在论述仁时谈到忠恕近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公认的道德金律，在孙思邈的医学伦理思想中被表述为"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在《药方·大医精诚》中他说"处以珍贵之药，另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医生开药过程中任意开贵重的药材以及炫耀自己的技能，这是偏离忠恕之道的。仁就是要想病人之所想，痛病人之所痛，真正做到与病人心连心。
1.2、价值准则--义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义解释为适宜，符合天理。亦即是说要与宇宙万物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则相一致。孙思邈的"义"体现在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的医道践行中。在社会中，个体行为的出发点均是自身现实的特殊利益，利是人们行为的普遍动因。而孙思邈则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对于大医进行了约束：一个致力于普济众生的大医应当有担当意识，他们做事行为的出发点应当符合理的要求，做苍生大医，必以"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为医道宗旨。孙思邈在义利关系上明确表明治病救人不为谋利的看法，他对 "南阳诸师"将张仲景的医方保密不传表示了遗憾和愤慨，他在《千金翼方》卷五中将其行为定为"令圣道不行，拥蔽圣人用意"，并在自己行医的80余年将自己的医方传给世人而从未留有秘方。一个医者不应只惦记个人小利而善恶不分，真正的大医应当好善而恶恶，辨别是非。
1.3、行为模式--礼
礼是仁义的具体行为和规范，在《礼记·檀弓下》中"节文"就是制定礼仪，使行之有度的含义。孙思邈在医书中多次强调礼作为规范的重要性，《药方·大医精诚》中他就对一个医者的行为进行了描述，一个德艺兼优的医生，应该能使思想纯净，注重内省，谦逊戒盈，目不旁视，看上去庄重得体、气度宽宏、不卑不亢。在诊察疾病的过程中要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差错。孙思邈在具体行医过程中十分注重行为以及言谈的规范性，他说："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不得多语调笑，谈靴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具有调节、制约人们行为的功效，它能够教授人们如何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孙思邈始终强调学习礼的重要性，他在著述中告诫同行必须要阅读像五经这些指导人行为的文献。因此，礼应当视为内外双向规范而被匡正。
1.4、知性原则--智
智在儒家看来就是要对善恶、是非有清晰敏锐的洞察力，树立明确的道德原则。孙思邈是典型的学者，从启蒙开始就投入儒家的怀抱，他是孔孟之言的阐明者、发挥者和执行者。《中庸·盘铭章》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孙思邈从年少起就坚持对于知识的学习，他讲到"白首之年，未尚释卷"、"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要方·序》中，孙思邈直言不讳的指出古今但凡成大医者，必须对《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周易》、五经以及《道德经》和《庄子》有所涉及甚至要精通。后来许多医史学研究者发现孙思邈不仅医术和药学方面十分杰出而且在诗学、文学方面都有所涉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正是人文素养的积淀使得孙思邈在医学方面不是仅仅停留在诊治疾病、扶贫济困，而是迈向了更高的医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发明之路。
1.5、人际纽带--信
儒家认为人道作为天道在人类社会的具体表现，同样应该和天道一样真实无妄。故《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当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身份，自觉的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孙思邈在《药方·大医精诚》中就曾明确医生的准则，他认为医生应当谨慎言辞，不能随意跟别人开玩笑，不能大声喧哗，不能谈说别人的短处，炫耀自己的名声，诽谤攻击其他的医生，借以夸耀自己的功德。我们的一言一行要出于自己的本性，保证它们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信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反映了人们之间真诚交往、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愿望。儒家强调人际交往中要守信用，以诚待人和表里如一。《药方·序》中"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就是孙思邈对于信的认识，他认为医生治病应当不论亲疏远近都应一视同仁，做到人己不欺。
2、精与诚的辩证关系
孙思邈在《药方·大医精诚》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于"精和诚"这一对范畴进行了系统的学理阐释，因此后来很多学者认为精和诚是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两大纲领。孙思邈所论述的"精"与《论语·乡党》中"食不厌精"同意，指的是医术的精通细致，精益求精。"诚"与《礼记·大学》中"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同意，指的是医德的真实无妄。具体来看，今天的习医者通常将精和诚称作业务和思想，而将二者的统一称作业务知识结构。
孙思邈的"精"可以概括为"以医为体，以道为用"。无形之物的"道"推动了有形之物的"体"，使其生存与活动。孙思邈的医学诊治思想中道家的思想起着指导和支配的作用。孙思邈在《药方·大医习业》中阐述"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将《易经》从五经中剥离出来，又把其排除在儒家文献之外而与六壬并列，这充分体现了孙思邈十分看重道教思想在其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两部《千金方》中道教气息特别浓郁的或全部为道教的就占了9卷，所以医者在评价孙思邈的医学论述时用了"《内经》《本草》传统理论与道教紧密结合"的话语。孙思邈的"诚"可以概括为"内外兼修，悟理明道"孙思邈是"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的一代"儒医"，他在《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中就的特别提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只有明白了世间万物总的"理"才能在医术上有所完满，而只有达到了这两者的融会贯通最终才能用药救济苍生。在中国古代强调以诚待人的医者并不多见，甚至很多医者并未将医德作为个人诊治病人的先决条件，而孙思邈却在其著作的序中浓墨重彩的添上了"诚"，我们不能不由此看到孙思邈认识的高明之处，而正是这比人高的一点使得他在具体的习医过程中注重对于言行举止的控制，使其最终成为古今医者的表率。
尽管我们在《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中看到孙思邈十分强调医德思想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医学界作为医术的业务是第一位的，医生的先决条件就是精通医术，这既是习医者的入门之道，同时也是其成长进步的阶梯。但孙思邈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医术的学习中要通过人文社科知识储备的提升塑造出一种德行，德性的提升反过来进一步鞭策医术的进步，两者不可偏废。思想和业务天然有着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作用。有时因为业务的需要而左右了思想，有时又因思想而改变了业务。正是孙思邈完满的医德与扎实的知识储备使其在针灸学科、妇产学科、儿科、骨伤学科以及耳鼻喉科做出了新的贡献，为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3、现实启示意义
3.1、促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就是全面贯彻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医术与医德兼备。孙思邈《大医精诚》精辟论述了医术医德的辩证关系，他告诫习医者不仅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而且还要有一颗"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孙思邈的一生经历对医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孙思邈幼时就时常去医门，成年后身体也常染病，晚年亦是勤服汤药。正是在这样的先天与后天不利的身体条件下孙思邈以抱病之身来习医，对于病者的苦痛则有更加深入的体会而其钻研也会比一般人更加深入。因此，医学院校可广泛吸收身体残疾有志从医的学生，让他们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这样他们必定立志钻研医学，对社会和自身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医学院校中相应的课程比例也应进行改革，据统计甘肃某医学院校中医学专业的课程比例中专业课程占到90%，而仅有的人文课程中学生的缺席率也十分高。与此相比孙思邈充足的人文知识储备则是我们所应敬仰与学习的，因此当前有效的课程实践改革十分必要。
3.2、 完善医院文化建设
目前，我国医院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化的运作给医疗机构的冲击十分巨大。医院渐渐失去其公益性，出现了自外向内扩张整体性的逐利现象。因此，加强医院的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医院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使医生这个职业群体意识到自身是"自为的存在"，因为只有扬弃了"自在的存在"，医者的职业主体性（此处区别于人的主体性范畴）才能够自发唤起，才能真正的树立"以人为本，诚心救人"的价值观。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为医院文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与核心价值导向。文化品质的提升贵在学，医院的文化建设应当体现医患双方共同的学习实践中。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文化建设的案例就是这样的典范。医院让病人在就诊治病的同时，接受儒家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健康教育的熏陶。这样在医患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了医院的文化品质。
3.3、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医疗服务市场，而且逐渐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医患关系紧张一定程度上说明医患之间基本的信任。造成这种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交流的畅通性不到位。宋o淳熙年间的《淳熙秘阁续帖》中有孙思邈将一石小米赠与贫穷病人的描述，而在今天医患的交流场所更多的集中在医院，医生和病人的交流更多的处在医院这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场所，很多的信息无法通过观察交流得到，因此医患之间身份和地位变得更加直接和不对等。郭应禄院士在其撰写的《敬业精神与医学人文教育》一文突出强调了医者对患者主动关怀不够。由此可见，在日常工作中，作为救死扶伤的医者，要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大医精诚》的思想多与病人沟通，多为病人着想。而医院则可以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是治疗医患关系紧张的一剂良药，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想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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