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4 16:32: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城乡关系、二元结构、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回波效应、扩散效应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虽然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城乡二元体制并未取得根本性转变。经济上，社会依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剪刀差，使农民处于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制度安排上，社会依然延续多年的户籍制度、财税制度、教育制度等；社会保障上，农民基本上不享有社会保障，农村居民所得的公共服务及享用的公共物品，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探讨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方面的研究综述
国内在探讨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的突破口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韩俊（2003） 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关键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
二是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统筹城乡发展。钟甫宁（2003）认为从长远来看，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是增加农民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维持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肖万春（2003）指出，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实质是解决就业问题。景天魁、唐钧（2003）认为城乡统筹就业是打破二元结构的突破口。
三是壮大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刘志澄（2003）认为应该以壮大县域经济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发展司（2004）认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壮大县域经济，县域作为城乡经济社会联系的过度地带，具有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殊优势。刘奇，王飞（2003）认为城市化进程滞后，决定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在于县域突破。
四是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体制统筹城乡发展。顾益康（2003）认为，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必须在城乡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与人口布局结构调整、城乡配套体制与政策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重点突破。石忆邵（2004）认为统筹城乡发展要构建城乡平等和协调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应逐步消除城乡发展中轻视农业、歧视农村、剥夺农民的不平等制度和政策，构建融合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韩俊（2003）认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
五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统筹城乡发展。陈进（2003）认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提出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积极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组织。颜华（2004）认为合作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载体，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利益的最佳保护者，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可进行合作，如医疗合作、社会保障合作等等，通过这些合作，能够切实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六推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周昭玖、周波（2004）认为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就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王建兵（2003）认为，城镇化建设是统筹城乡关系的有效途径，加快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城市化建设网络，有利于吸纳富余农村劳动力，有利于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有利于开拓农村市场，有利于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产业化经营。韩俊（2003）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
此外，姜奇平、陈家宝对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进行了探索，姜奇平主张实行新型工业化道路，陈家宝主张通过资源的整合与对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其他的研究还包括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民非农民化等等。
目前我国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不断深入，但从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所做的研究不够详尽，内容不够丰富。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目前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到，如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目标，因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必须制定阶段性目标；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也很少涉及。所以，关于城乡问题的探讨需要不断深入。二是国外城乡一体化经验的研究很少，而国外的经验往往具有借鉴意义。三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评价指标很少涉及，而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为制定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所以需要深入研究统筹城乡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三、从国内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造成城乡差距的原因很多，就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来说，"回波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回波效应使得城市吸走了农村地区的资源和人才，越来越发达，而它的"扩散效应"却迟迟不能到来。在完全的市场中，"马太效应"往往大于均衡效应，使得城市与农村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单靠市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不太容易的，因此需要政府努力构建一种良性的平衡增长机制。
政府应该按照以人为本、给农民国民待遇和统筹城乡制度创新的原则，强化农民的权益保护、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运行环境，加快推进与城镇化、与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关的制度创新；按照"多予、少取、放活、协调"的原则，加大投入、整合资源、突出重点，促进农业和农村支持体系化建设；积极促进乡镇企业体制创新、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的良性互动，加快乡镇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融入现代工业体系的步伐；加快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探索农村社会事业以改革促发展的有效方式；以提高农民生产能力为主线，加强农民培训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增强城镇化对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和农业农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出发，将推进城镇化与强化城镇群的功能作用结合起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体系。
参考文献
[1]郭翔宇，颜华.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机制、对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2]李萍，陈志舟，李秋红.《统筹城乡发展与效率公平的权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傅崇兰.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蒋华东.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方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5]景天魁，王颉.统筹城乡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一、坚定信心，应对挑战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国内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对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积极主动应对，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自主创新，提高发展水平，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解放思想，抢抓机遇
解放思想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一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二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市场运作；三要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努力解决企业发展资金不足问题；四要营造敢干事、干好事的良好氛围。
三、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优化发展环境
软环境方面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硬环境方面要加大投入，加强交通:请记住我站域名、电力、通信等基础服务建设，通过环境的改善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点面结合，突出重点
要加快发展，一定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真抓实干，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1、把发展工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业强县的工作思路。把发展工业作为当前的最重要工作来抓，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抓。当前经济形势虽然严峻，但我们要迎难而上，抢抓机遇，主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工业扩张，迅速扩大工业经济的规模。
2、加强工业园区建设，为加快工业发展提供载体。要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县域经济跨越发展，必须加强工业园区建设，使园区经济成为我县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强对工业园区的规划和管理，按照“一区多园”的建设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使工业园区成为聚集产业、企业、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高地。
3、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发展的主要抓手，兴起全民招商热潮。一方面要奖罚分明，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对招商引资项目实行全程服务，做到支持多、干预少，保证外来资金“低门槛进入、低成本发展、高效益回报”。
4、认真落实政策，引导个私经济蓬勃发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好财政、税收、用地、信贷、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除国家明确限制的投资领域外，都要对个私资本开放，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竞相发展、平等竞争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5、加强小城镇建设，构筑二、三产业集聚平台。把小城镇建设与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与工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加强县城旧城改造力度，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加快中心城镇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增强中心城镇的辐射能力。
6、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建设一支作风优良、效率高上的干部队伍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管理工作，奖罚分明，真正让干部流血流汗不流泪。
一、区域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
德裔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实质是一个不平衡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应该在资源和资本有限的实际情况下，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通过“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不平衡发展理论蕴涵了通过有计划发展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促进经济整体增长的思想，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应用于区域发展规划，并产生了两种重要观点――增长极理论与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他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佩鲁的抽象理论进行了具体化。布代维尔(J.B.boudeville)把抽象的经济空间转换为地理空间，认为增长极是若干推进型企业在地域上的聚集，主张在经济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企业，并以此为增长极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结合城市中心论，提出经济的空间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阶段，只存在一些孤立的区域性中心；第二阶段，以中心点为基础形成了一些区域中心城市；第三阶段，以中心城市为极核向周围地区扩散，形成第二级城市；第四阶段，中心城市和第二级城市相辅相成，形成现代化的城市体系和完整的空间点轴网络系统。增长极理论在政策操作上带有强烈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其政策主张使城市成为所在地区的增长极，围绕城市建立区域发展规划。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以社会过程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原理。该理论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看成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并把经济社会环境内的各种因素看成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经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均衡或趋于均衡，而是以具有积累效果的循环方式运动，是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他把一个国家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结构。发达地区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是指正在扩张的产业中心地区对周围地区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储蓄的吸引所形成的地区发展向心力引起这些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并导致周围地区的衰退；扩散效应起相反方向的作用，指的是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各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向外扩散又流向周围落后地区，从而促进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者从不同的方面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关于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的过程和条件的合理阐释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并被广泛用于各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
二、不同层级区域发展规划模式及评述
伴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我国也在学术上和实务上探索编制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20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后，各省、市、区先后开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并根据本地条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区（县）四级规划体系，各级规划形成了自身的模式和特点。
全国性的发展规划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一五”之前称“五年计划”），除规划总体发展指标外，主要以部门和地区发展时序、生产力布局等为主要内容，形成了梯度推进的规划模式。如我国“七五计划”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发展区域，指出要先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再逐次发展中部和西部地区，具体应用实施了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发展的梯度推进模式。
省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多以点轴规划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一些城市或区域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各省将这些城市或区域看作增长极，通过规划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使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
市及市级以下区域发展规划主要是中心城镇规划模式，即以区域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为规划的主要对象，通过中心城镇对周围地区辐射作用，带动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市县一级由于区域层级较低，不可能像省级发展规划的点轴模式一样多“点”开花，一般确定一个主体城镇作为中心，资源、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
总体来说，现有国家、省、市、区（县）四级规划体系和规划模式与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是基本适应的，但并非十全十美，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发展目标体系和目标值的设计存在局限。由于政府体系的层级性，本级发展目标体系的主体框架多由上一级发展目标体系引申而来，体系中主要指标的目标值也多由上一级指标的目标值分解而来，但由于各区域特点的不同，这种依葫芦画瓢规划方式并非完全科学。第二，省、市、区（县）规划模式中增长极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论是省一级的点轴规划模式还是市县一级的中心城镇规划模式，其规划的核心是对增长极的选择，并且大多以城市或区域现有发展水平作为选择增长极的基础，即将当前经济总量大、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或区域作为增长极。但选择增长极最主要的标准应该是其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来源于经济地理位置、要素禀赋以及政策资源等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现有的发展水平并不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三，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存在局限性。市县一级中心城镇规划往往将城镇化与工业化结合，重视经济发展目标，忽视社会和环保目标的规划，重视工业发展和规划，忽视农业农村的发展和规划，等等。
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模式设计
为弥补现有区域发展规划模式的不足，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规划模式，以适用于各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一）规划模式设计的基本思路
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资源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些资源和条件确定了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之所在。因此对一个区域进行发展规划的前提是对一个地区自然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社会资源做出准确的分析评价。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说明了区域发展的优势和潜力，而现状是这些优势和潜力发挥的结果。这些优势和潜力发挥的效果如何，区域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水平，需要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正确评价。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它们通过资源、劳动输入以及自身的功能运动，生产出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需要。评价一个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时，应从系统论的角度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对这个地区的各个子系统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估，并综合各个系统的指数，形成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对未来进行设计，在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准确评估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技术经济、数理统计的方法，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指标的目标值，并建立发展目标体系。对照发展目标，就基础设施与生产力要素等直接影响发展目标实现的方方面面，展开定性定量分析，找准区域发展“瓶颈”制约，确定相应对策。
（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模式构建
根据综合评价的思路，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对策建议四个层次构建综合评价模式。框架图如图2所示：
1.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评价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某一区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金、劳动力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全面了解一个区域的发展基础，确定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之所在。主要包括区位条件评价、自然条件评价、经济社会条件评价等方面。
区位条件评价包括对区域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的评价。通过自然地理位置的评价明确区域所在区位的优劣势；通过对经济地理位置的评价明确该区域的经济资源和一段时期内某些资源的突出价值。
自然条件评价包括自然地理评价和自然资源评价。其中自然地理评价主要通过对区域气象气候、水文、地质地貌、土壤、植被等情况的描述、评价，摸清区域生活生产的基本条件。这些因子虽然不能进行开发，并投入生产过程，但对经济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地质地貌主要影响资源和市场的可达性，气候、水文、土壤主要影响农业的生产。自然资源评价主要通过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的分析、评价，明确区域自然禀赋方面的优劣势，这些资源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差异的关键因子，其优劣和丰歉程度表现了一个区域的基础素质。对自然资源的评价一看丰度，二看可开发性，三看多项资源的配合情况。
经济社会条件评价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分析，主要包括对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设施、能源、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分析、评价，明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优势与“瓶颈”，这些环境因子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发展极为重要。
2.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发展现状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体系主要由综合指标体系、参照系以及相关技术方法有机组合而成。一套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可以科学衡量现阶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发展的协调程度，集评价、分析、监测和预测多功能于一体。
参照国内外评估标准和要求，结合中国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遵循系统全面性、稳定可比性、简明科学性、灵活可操作性等原则，尝试从经济、社会、生态、制度四个方面，设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人口素质与科教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进步五个大类指标，构建区域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类指标。主要评价经济水平、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包括人均GDP、经济增长率、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出口额占GDP比重、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等。
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类指标。包括城镇实际失业率、每万人医生数、平均预期寿命、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话、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城乡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每万人治安案件发生率、基尼系数。
人口素质和科教发展类指标。包括R&D占GDP比重、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生态环境保护类指标。包括耕地保有量、工业“三废”处理率、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城镇绿地覆盖率及森林覆盖率、水环境质量指数、大气环境质量指数、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制度环境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制度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生产力，但是它影响了市场运行效率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影响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诺斯认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根据中国发展的政府主导的特征，在制度评价中将重点放在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的评价。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以建立行政体系为中心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以反映政府行政管理和行政效率等方面的情况。在具体指标的选择时尽量选择能反映制度因素的指标来评价，这样可以避免与经济社会评价指标的重复。
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的合理性与完备性最终都会以各种方式对处于制度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及政府自身产生影响，得到直观的体现。因此，对制度建设的评价可以通过以定量的方式构建与行政体制相关制度实施后的绩效评价体系并结合行政体制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和完备性的定性分析来进行。
定量评价内容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机构的评价。经济制度方面，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运行环境（财税制度、信贷制度）、非国有经济发展、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等。社会制度包括：社会安全（城镇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教育与培训。环境制度包括：环保投入、三废处理率等。机构及能力包括：政府运行效率、中介机构发展状况。
定性评价从制度建设自身的合理性、完备性和现实性出发，对定量评价进行解释（原因）和补充（定量评价未包含的内容），关注三方面：①政策法规的完备性（制度有无）。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方面、招商引资政策、城乡统筹、民办教育制度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市场体系及管理制度、非政府组织发展等。②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如是否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与非正式制度相协调。③制度落实执行情况和制度创新情况。明确制度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度建设的方向和措施。
3.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预测
在确定具体发展目标之前，需要总体把握区域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确定区域发展战略。根据发展条件和发展现状的分析评价，通过SWOT等技术手段进行要素的匹配综合，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内部条件和面临的外部环境。
发展目标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保持对应，这样即便于运用历史数据对发展目标进行预测，也便于将规划目标与现实状况比较，体现规划的效果。
综合评价体系说明了“现在是什么样”，发展目标设计了“未来会成什么样”。如何实现现实到未来的飞跃，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和各种生产要素支撑。根据所确定的发展目标指标值，可以分析、测算实现发展目标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对比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现状，计算出相应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能源等要素需求缺口和交通、城市建设、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
弥补要素缺口和打通“瓶颈”制约的载体是项目，也就是解决“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如交通运输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就应该设计交通建设项目。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中长期重大项目规划，通过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缺口分析，可以评价政府中长期重大项目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对不足之处提出项目设计建议。通过项目设计，找到了区域规划走向实用性的途径，从而实现 “区域分析―区域规划―项目设计”的高度统一。
4.参照系的选取与运用
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评价还是发展目标的预测，仅仅局限于本区域进行历史分析，并不能判断区域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必须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作出更加准确的评价和预测。参照系可以选取国家或省（市）的平均水平，省内其他区域或周边区域，及国内条件相似的其他同级区域等也是选择的对象。
参照系选择和运用应该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可比性，参照系应该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近，或区位条件、资源条件和政策条件等相似的地区中选择；二是差距性，参照系中除了有代表平均水平的区域外，也要有与本区域拉开差距的区域，为目标设计提供空间；三是连贯性，选取的参照系既可以运用于现状的比较分析，评价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也可以与预测目标实现后的综合效应比较，评价规划完成后的发展水平。通过与参照系的比较，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上发掘本区域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从而以此为基础，确定区域发展的定位。
5.区域发展规划的方法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要研究的对象是区域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所以规划应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除了定性研究外，常常应用一些模型来做定量研究，从而更简洁地揭示复杂经济过程中的本质特征，更准确地描述、评价区域发展的现状和基本趋势。
对于发展目标的预测设计主要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在收集统计资料的基础上，选取模型参数，并通过样本数据来做拟合对其结果进行检验，主要包括ARIMA模型预测、二次指数平滑法预测、线性回归预测、Logistic回归预测和组合预测。计量经济模型以模拟历史从已经发生的活动中找出变化规律为主要技术手段，但是并没有系统地反映经济发展各部门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反映各经济生产部门投入与产出之间密切的生产技术联系和经济联系，还可以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由于投入产出模型结构复杂，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量十分巨大，在区域规划中运用的还不多。
对于发展规划，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正特征矢量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决策者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子，在各因子之间进行简单的相对重要性比较，从而得到各相关因子相对重要性的矩阵形式，然后通过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出各因子的权重值。正特征矢量法是根据区域经济规划的实际背景，把正特征矢量法与网络技术结合起来，给出一类区域经济网络模型，并提出一种寻求有效解的Pareto最优算法。系统动力学方法是一种以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以仿真技术为手段的研究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定量方法。系统动力学模型本质上是具时滞的一阶微分方程组，其特点是强调结构的描述，处理具有非线性和时变现象的系统问题，能对经济社会系统进行长期、动态、战略性的定量仿真分析与研究。
四、完善政府区域发展规划的建议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规划的作用，着手编制从经济社会发展到专项领域各个层级的规划，但由于政府规划模式自身的特点，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规划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1.发展目标的设计要以区域发展条件为基础
在政府主导的规划中，发展目标多数来源于上级规划目标的分解和政府的需要，带有很多主观性和指令性的成分。虽然政府能够对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是多方面的条件和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条件、区位条件以及能源、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经济社会资源存在着客观的可开发利用能力和承载能力，这种承载力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发展目标的设计一定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作出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尊重客观条件，尊重客观规律。
2.发展规划要注重要素瓶颈的分析
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为基础规划设计的发展目标，是经济社会各要素综合效用的结果，但要素的配置在各个区域并不是均衡的，必然存在部分要素的现有供给与实现发展目标的需求之间的缺口。这些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很可能因为“短板效应”，成为制约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因此在政府区域发展规划中要注重对要素“瓶颈”的分析，对短缺要素的种类、数量做出科学的预测，从而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和项目策划，增加这些要素的供给，打通“瓶颈”要素的制约。
3.发展规划要注重制度建设的规划
制度对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剂和助推力。政府是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者和投资者，是区域发展的领导者，是政策制度的制定者与创新主体，担负着区域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的重任。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的合理性与完备性最终都会以各种方式对处于制度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及政府自身产生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要注重对制度建设的规划，尤其要注意政府对中央和上级政策的落实，对本地相关制度的创设、实施与调整，对自身良好、高效机制的构建。要将制度建设规划纳入规划的范围，作为整体规划的一部分。
4.发展规划要注重区域协作与配套
2009年12月底，笔者任北京市石景山区副区长，分管统计工作，从那时起与统计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任后调研的第一家单位就是石景山区统计局、石景山区经济社会调查队，随后主持召开统计工作专项会议。2010年，笔者更是与统计工作进行了一次最亲密的接触――担任石景山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致力于石景山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领导工作。这一年来，通过对石景山区统计局、调查队的工作调研以及全面参与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笔者对统计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石景山区是北京市新城区之一，是北京市第五个没有农业户口的城区，总占地面积84.38平方公里，2009年底常住人口60.5万人。在区十次党代会上，石景山区确立了“打造北京CRD，构建和谐石景山，建设现代化首都新城区”的中长期发展定位。结合石景山区的空间形态和“山水轴园”优势，着眼于京西区域联动发展，规划了“一轴、一核、一园、一带、多支点”的特色空间发展格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从2006年至2009年，石景山区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1%增长至近55%。而在区域经济不断发展的背后，是石景山统计人一直用数字客观地反映区情、区力，悉心记录经济社会的每一次变迁，描绘出一个京西新城区崛起日渐清晰的画卷，为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普查调查不可替代的政府统计职能
和大多数人一样，笔者对统计的了解是从一次次的统计调查开始的。
经济普查，基本查实了全区二、三产业的规模、布局和结构，查清了二、三产业的效益情况、技术现状、生产要素以及常规统计无法全面反映的服务业发展状况等情况。
人口普查，一个异常庞大而严谨的系统工程，一项艰巨而光荣的重要任务，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社会行动。做好人普工作对于摸清区域人口数量、结构、分布，为石景山区战略转型、CRD建设和“十二五”规划制定提供准确人口数据，更好地贯彻“大调整、大建设、大发展”的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统计部门的各种非经常性调查，比如“发展西五环体育产业带及奥运场馆赛后利用调查”、“石景山区人才资源状况调查”、“首钢职工（家庭）对首钢搬迁后社会建设需求调查”等专项调查，建立并畅通了反映企业诉求、民情民意的渠道，为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突况优质的统计服务至关重要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加。做好统计工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准确的数据、科学的判断和政策依据，具有特殊意义。
石景山区统计部门在做好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启动应急统计机制，建立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指标信息旬报制度和数据旬报制度；增编《统计专报》，及时将经济发展新动向、新情况和分析建议报送区主要领导；加强部门合作，形成发展合力，结合工作职责，不断提高统计快速反应能力；创新统计服务模式，利用移动短信发送平台，将统计数据及时、准确地发送给两会代表和政协委员；印制发放两会专刊，为两会代表参政议政提供了参考依据。
战略转型为谋划区域蓝图献计献策
当前，石景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进入了“大调整、大建设、大发展”的关键时期。
随着首钢涉钢产业迁出以及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的全面展开，今后五至十年，石景山区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
长期以来，首钢对石景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涉钢产业的搬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石景山区产业的空心化，也为石景山区战略转型提供了良好契机。市领导在多次调研后，提出要把石景山区建设成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示范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更明确要求首钢区域的打造要“跳出房地产、超越CBD”，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有机板块。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的阶段，区统计部门加强统计预测和统计分析，及时采集相关信息，完善重点企业跟踪方法和途径，为区域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统计服务。对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统计监测和分析，并结合发展现状和产业特点，提出发展建议。
招商引资用独特的笔触展现发展成果
近年来，石景山区不断寻找着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最佳契合点。并确定了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努力提升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加快新兴产业培育和结构调整的产业发展思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强调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充分反映出，我们党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有着准确的把握，并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提出了新的重大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意义，切实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加快，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空间和海洋技术等不断取得新进展，尤其是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不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就把握不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对此，我们必须具备清醒的认识。从国内的情况看，我国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加快，对外开放范围要扩大、领域要拓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因此，我们只有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才能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只有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开辟新的科技产业，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供重要支撑；只有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开发能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争取更为有利的贸易地位和竞争优势，才能为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提供重要支撑。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制、培育创新人才，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要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正确把握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坚定不移地把立足点从过多依赖国外技术逐步转移到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上来。要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大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力度，对我国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大市场潜力的产业领域，应坚持以我为主，有效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重点推进集成创新；对难以引进技术的产业领域，应大力推进原始创新，力争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并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们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调动国内优势科技资源，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技术创新不仅在于产生成果，更重要的是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开拓。要把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大中型企业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和加大研发投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承担国家研究开发任务，更多地吸纳企业参与实施国家科技计划，努力形成一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并能提供系统集成服务的大型企业。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必须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要强化激励机制，支持和鼓励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着力完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增强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实行有利于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政、税收、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措施，加大对知识产权特别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要改善市场条件，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大力发展为企业服务的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及技术转移。要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努力形成一支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人才队伍，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施展才干，充分发挥人才在自主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中国经济 消费 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一直在谈经济转型问题，现今，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完成从政府命令性经济（计划经济）到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转型，但是从转型的目标和结果来看，转型远没有结束。从目前来看，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和方向。当然，在实现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同时，实现从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型到集约式经济增长道路也会成为转型后期令人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
利用市场来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实现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是通过增加国民需求量，刺激消费从而提高生产，拉到经济增长。下面我将围绕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市场经济下，消费需求是市场的主导力量，对经济的约束作用和拉动作用都非常明显，并且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其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和消费增长速度的变动，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具体来讲，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体现在实际购买力的变动和消费者预期的变动上。由于实际购买力的变动引起消费需求的变动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的总量变化和消费需求的结构变化上。消费总量的变化可以引起企业的投资变动，从而引起国民收入即经济增长的变动，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可以促使产业结构变动，引起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动，最后促使经济增长。对于消费者预期的变动，主要是引起现期消费需求的变动，进而引发市场供需矛盾的变动，间接影响厂商产出的变动，最后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消费需求的确是决定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看看中国经济情况，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三大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对投资和出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而消费需求却严重不足，这进一步缩小了国内的发展空间。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外部需求，受国际市场需求的制衡，而国内消费需求以及发展潜力得不到有效开发，经济发展动力长期不足。20世纪的中国，国内居民消费率偏低，由于社会保障等的不完善使居民过分倾向于储蓄，这既不利于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高，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这与经济发展的初衷是相背离的。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消费内需不足就成为我国启动内需的一大障碍。
现今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型下，国内的消费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消费需求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首先，新增人口及人口结构变化将产生刚性的消费需求，将继续推动消费增长。人口数量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发生巨大变动，人口增长模式明显转变。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卫生事业的进步，使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龄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人口的文化素质得到较大提高，等等。人口结构的这些变化，有力地推动着内需的增长。
其次，城镇化进程加快直接提升我国的消费水平提高。有研究标明，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近几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已步入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再次，社会集团消费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快速增长，对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影响显著。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各种公务性、商务性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增加，由这些活动引发的各类消费也日渐增多。
关键词：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7-0010-02
面对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总体先回升。肯定的同时，也需自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回升动力依然不足，结构性矛盾尚严峻。2010年2月3日，同志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讲话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我们应将这作为重要目标与战略举措，完成中国经济安全优质之转型。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合理缘由
（一）中国经济转型之必要性
经济转型符合中国国情与现实，是科学发展的必由道路。当前，中国已然进入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唯有转型经济，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
第一，为贯彻国家科学发展，经济转型是高战略、大举措。唯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解决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之问题的可能，发展才有条件走上科学之轨道。第二，为深化国家发展实践，经济转型是中肯经验之总结。早在“九五”时期，国家即提出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党的十七大又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任务，基本指向产业、要素、需求三结构。第三，为解决国家现实问题，经济转型是适应发展新阶段之迫切要求。全球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倒逼机制”以及现实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各式矛盾化解的需要，无时不在压迫与内在推动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为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为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为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适应小康社会新要求、美好生活新期待，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二）中国经济转型之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其中，我们打下了必需的物质基础、制定了必要的体制保障。正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即成可能。
“十一五”时期，是中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挑战，党团结领导各族人民，牢抓发展兴国之要务，积极应用政治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五年艰苦奋斗，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快速，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影响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与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五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来的经验弥足珍贵，投射的精神财富意义不凡。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环境
从上看，外国敌对势力明暗两化的战略图谋依旧。或分化或西化，从未改变；保护主义抬头，花样杂多而伪善；国际与区域热点问题愈加突显，极端天候、短缺能源、公共卫生报警等此起彼伏，正是各种全球问题交互激荡，致国际经济增长速度趋减。诚然，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不小地冲击了世界整体经济。然而总体上，国际环境仍不累中国和平发展。坚持科学的立场，中国在国际树立了良好的威信，明显提高了事务地位，各国主动对华开展进一步经济与技术之合作。不仅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世界大国之间关系也发展得平稳持续。在全球化与多极化的演化中，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往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主题。
从内部来看，有利条件的积极创造、广阔空间的适时提供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作了铺设。由上往下讲，尽管中国一些社会性矛盾特别是各种“两难”问题存在，可政治大局依然稳定；尽管中国民生改善及保障工作的压力繁重，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潜力依然巨大，劳动力就业渠道依然丰富，国民储蓄率呈较高水平；也尽管中国不可持续、不协调、不平衡之发展问题突显，但随着各方面体机制不断完善，落后的经济结构势必得到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势必应时转变，这些都是好的方面。
综合考察内外情势，可以非常坚定地说，纵然发生新变动，重要发展战略期的基本条件依旧存在，国家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亦未产生根本性改变。十六大作出关于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之重大判断是客观的、正确的。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践履
（一）中国经济转型之理念先导
践履之前，理念先行。马克思说过，“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
根本上讲，我们应坚持基本原则的指导，以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率先描摹出中国经济转型建设的理论图纸。具体开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与全过程，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全面性、协调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中国经济转型之行动付诸
1.主攻方向：辩证式调整经济结构。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我们理应针对突出矛盾，实施强力措举，辩证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完成经济结构初步升级。
经济结构性的调整过程涉及两个基本方面：组成内容本身的加固与整体结构形式的协调。就需求结构来说，着力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是本身。针对近年来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带动的问题，应朝靠出口、消费、投资协调拉动转向。就产业结构来说，基本工作是稳定第一产业，做强第二产业，发展新兴产业。针对产业间的孤立封闭，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作转变。就城乡区域结构来说，顺应规律稳妥推进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当务。针对城乡区域间的状况落差，协调发展坚持城恤农、工哺农与少取多予放活方针，促进区域良性互动。
2.唯物支撑：发展与创新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观照时代精神的科学命题。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科学技术已经、正在或将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要转型经济，科技进步创新是实实在在的支撑。
发展与创新科学技术，首先是科技健康氛围的营造。全社会坚守唯物科学观，鼓励自由创新观，发扬人道技术观。其次，应加大投入与创新自主。企业要加大资金投入，集聚创新要素，实现科技理论向生产力现实的转化。政府要加大政策投入，客观调查分析，制定益于自主创新的金融财政政策；其三是科技创新进步的平台构建。加快建设有益于科技创新进步之市场环境、政策体系与激励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3.主旨：保障与改善民生之本。所谓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与改善民生是出发点，更是落脚点。
从根本上讲，坚实的经济是民生之源流所在。民生改善与保障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发展。首先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实力及增加财富，是题中之义；然而，经济活动本身并不是目的，其追求的终极意义在于国计民生。故而，我们应该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合理统筹社会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促就业重保障为民生之本贯穿于经济建设的始终。
4.着力之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现代工业经济的泛滥，让我们陷入了空前的生态危机之中。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日益成为现时经济发展的瓶颈，危及到中华民族的切身生存。建设生态文明被提上日程，已然成为经济转型的着力质点。
从技术层面讲，我们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新型能源；我们要深入贯彻保护环境基本国策，推广低碳技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从社会层面讲，我们要形成良好氛围，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培养生态意识；完善政策法律，使其纳入法治范畴；加快体制与机制构造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5.强劲动力：改革攻坚与扩大开放。社会基本矛盾客观存在，改革以一种量变的姿态解放发展着生产力，各领域之全面改革务必推进。世界日益一体化，“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国家开放成了客观必然。
改革应严谨且全面，坚定推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改革要高屋建瓴，实现总体设计和顶层规划。改革应明晰主次，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要深化要素市场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开放应拓展格局，东西协同；开放要由低端向高端，转变外贸颓势，开放应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创造新情势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三）中国经济转型之法律保证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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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之沧.“信息”的后现代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3]李刚.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2007，（12）.
[4]陈向阳，张艳玲.动态系统理论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科学，2007，（5）.
[5]海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与原则探讨[J].现代商业，2008，（2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
[7]汪才明.和谐发展：发展伦理学的价值核心[J].安徽大学学报，2008，（1）.
[8]李宏斌.“必要伤害”作为生态伦理规范的合理性[J].伦理学研究，2007，（6）.
